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发生在一个可能永远也不被人所知的时刻，这件事出于只能被猜测的原因，以几乎不可信的方式发生了。我暗指的当然是澳大利亚的移居。

一直到最近，计算澳大利亚现有人口才不是个大问题。在20世纪初，原住民被认为在大洲存在了不到四百年。到了60年代，估算这一时间值可能为八千年。接着在1969年，一名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堪培拉分校的地质学家，名叫吉姆·鲍勒，他在新南威尔士西部某炎热而孤独的角落里一处叫蒙戈的地方，在一条干涸了很久的湖**闲逛，被某样东西吸引了注意力。那是一具女人的骷髅，微微冒出沙丘。骨头被收集，送去做碳年份测定。报告显示女人死于两万三千年以前，这份报告的出现，一下子让澳大利亚的已知居住期几乎乘了三倍。自那以后，其他发现又将这一年代向前推了许多。今天，有据可依的结论表明，人类到达澳大利亚的时间至少在四万五千年以前，但也很可能是六万年前。

澳大利亚的第一批居住者不可能是走来的，因为整个人类时期，澳大利亚一直是个岛屿。他们不可能独立地出现，因为澳大利亚没有可做人类祖先的类人猿生物。最初的到达者只能通过海路，很可能是从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帝汶岛过来，这儿就出现了问题。

为了把现代人放进澳大利亚，你必须接受，在如此遥远的某一时刻，在已知的行为现代的人类出现之前，在南亚生存着一个人种，足够高等，他们乘船，很可能是木筏，在近海岸捕鱼。不要理会考古学记录，说在那之后三万年，地球上才有人会干此事。我们不得不将这些人水运。

接下来我们得解释，是什么让他们穿越至少六十英里开阔的大海，去一处他们并不知道存在的土地。这一推测的结果便是，一艘简单的捕鱼筏——可能比一只漂浮的平台多不了多少——偶然地进入了大海，可能因为世界这一部分特有的暴风。那么这艘筏无望地漂流了几天，被冲上了澳大利亚北部的海滩。到此还都合情合理。

自然会被问的问题——却很少被提到——是在这里如何繁殖大量的人类。如果是单独一个渔民被带至澳大利亚，那么显然他必须找出回家的路。报告表明，他有可能劝说足够多的人和他一起来，开创一个新的聚居地。这当然表明，当时有的航海技能，足够让他在不可见的大陆间来回穿梭——一种史前人类很少能有的非凡才能。另一方面，如果这一旅行是单程的，偶然的，那必然涉及男女兼有的一群人。他们要么一起在一艘大筏上(尽管不太可能)，或一队小筏，并成功地预测了风暴，在海上度过了几天。最后他们被冲上了最接近的澳大利亚北部海岸，在那儿重新组合，建立了一个社会。

你不需要大量的人口来繁殖澳大利亚。约瑟夫·布里德赛尔，一位美国学者，估算一群二十五人的创立开拓者，在两千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就能产生出一个三十万人的社会。但你依然要把最初的二十五个人弄到那里——比一艘筏或两条被抹去的航线，似乎能解释得要多。

当然这一切可能以其他各种方式发生，可能要几代人才能完全开动起来。谁也说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澳大利亚原住民在那儿，因为他们遥远的祖先穿越了至少六十英里相当难应付的大海，比地球上敢做出如此尝试的其他任何人要早一万年，并且数量足够开拓一整块大洲。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个巨大而重要的成就。那它得到过多少注意？呃，自问一下，上次读到与之相关的材料是何时？在与人类散布和文明兴起有关的材料中，你瞧见过哪怕只是顺便提到原住民这一角色是在何时吗？他们是星球上的隐形人。

导致这问题出现的最大原因是，大多数人几乎不可能明白此处需要考虑的时间跨度有多么巨大。假设一下争论中说的原住民在六万年前到达是真实的(这是罗杰·卢因在《进化原理》——一部标准文本中所用的数据)，按这种规模，澳大利亚的欧洲居住者占领的所有时间占了总时间的0.3%。也就是说，在其余99.7%有人居住的历史中，原住民独占澳大利亚。他们在那儿的时间长得无法想象。这儿还有他们其他未受赏识的成就。

原住民到达了澳大利亚，当然，这只是故事的开始。他们同样主宰了大洲，用惊人的速度分散开，发展了不同的开发策略和行为模式，或适应了每一种极端的地形，从最湿润的热带雨林到最干旱的沙漠。地球上没有人在更多种的环境中，取得了更大的成功，维持了更久的时间。普遍得到承认的一点是，原住民保存并继承了最古老的文化。有人认为——比如说受敬重的史前学家约翰·牟尔万尼——澳大利亚语系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系。他们的艺术、传说、信仰体系无疑都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

这些显然也是重要的卓越成就。它们提供了无可争辩的证据，说明早期原住民说话、合作，使用了先进技术和组织技巧的时间，比任何人能想象的都要早得多。这些成就得到过多少注意呢？呃，又一次，直到最近，几乎没有。我意识到此完全出于偶然，离开艾伦和卡梅尔，飞往悉尼之后，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去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在那儿查找某些其他东西时，看见了一本1972年版的《拉鲁斯考古学百科全书》。我好奇于他如何谈论三年前在蒙戈湖的发现，便拿下来看了看。实际上，整本书只提了一次澳大利亚原住民，是这样的一句话：

“原住民在旧大陆也是独立进化，但他们代表了一种非常原始的技术和经济形态。”

就这些。整个关于原住民文化的讨论，在写于20世纪后三分之一叶的又重又权威的学术作品中，只有这一句。当我说这些原住民是世上的隐形人时，相信我，这些原住民是世上的隐形人。真正的悲剧是，这才仅仅是一半。

从第一次接触开始，欧洲人便对原住民有了深深的好奇。当詹姆斯·库克和他的同伴驶进博特尼湾，他们惊讶于大多数他们所见的原住民坐在海岸上，或用脆弱的树皮土木舟在浅水中捕鱼，几乎没注意到他们。他们“几乎不从眼前的活动中抬起眼”，如约瑟夫·班克斯的记录。吱嘎作响的“奋进号”显然是出现在他们面前最大最惊人的建筑，可大多数原住民对此不过是匆匆一瞥，像看一朵飘过的云彩，继续他们的工作。

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似乎和其他人不一样。比如说，原住民的语言中，没有“昨天”或“明天”这样的字眼——这在任何文化中都是不一般的遗漏。他们没有酋长，没有理事会，不穿衣服，不造房子或其他固定的建筑，不播种粮食，不放牧动物，不制造陶器，几乎没有财产的观念。他们还为某一事业贡献了不相称的努力，至今还无人能解。在澳大利亚所有的海岸地区，早期探险家都发现了巨大的贝壳丘，三十英尺高，底部覆盖了有半英亩。通常这些在相隔很远的内陆或山坡上。原住民显然花了些力气，将贝壳从海滩运过来——有一个贝壳丘估计有三万三千立方米——他们要保持极长一段时间，每一例都至少有八百年。他们为何这么不厌其烦？没人知道。几乎从各方面看，他们都好像是在遵守某种不同的习俗。

有几个欧洲人——比较明显的是，沃特金·坦奇和詹姆斯·库克——同情地看待原住民。在《奋进号日志》中，库克写道：“对于某些人，他们看上去可能是地球上最不幸的人们，可现实中他们比我们欧洲人快乐得多。他们生活在一片安宁中，不受条件不均的打扰：土地和大海主动为它们提供了生活所有的必需品……他们似乎对我们给予的任何东西，都不设定价值，也不会离开任何他们所有的东西。”在别处，他略带辛酸地补充，“他们似乎想要的，只是让我们离开。”

不幸的是，少有其他人如此开明。对于大多数欧洲人，原住民不过是某些挡路的玩意儿——“一种自然界的危害”，像科学家、自然历史学家提姆·富兰纳瑞形容的一样。这有益于视原住民在本质上低于人类，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一直到了60年代早期，像约翰·皮革勒注意到的那样，昆士兰州学校用的教科书上将原住民比作“野蛮的丛林生物”。当他们不再低于人类时，他们基本不值得考虑。在同一时期，斯蒂芬·罗伯茨(Stephen Roberts)教授写了一本厚厚的学术大部头，题为《一部澳大利亚的土地垦殖史》(A History of Australian Land Settlement)，设法考察整个欧洲人的占领和替代期，而对原住民一次未提。对原住民如此的边缘化，一直到1967年，联邦政府甚至没把他们算进国家的人口普查——也就是说，没把他们算作人。

多半由于这些原因，没人知道澳大利亚有多少原住民，直到英国人首次定下来。最佳的估算表明，占领的初期，原住民的人口大约是三十万，尽管也可能是一百万这么多。可以肯定的是，在殖民的头一个世纪里，这些数据突降。到了19世纪末，原住民的数量可能不超过五六万。不得不说，这种减少大部分都是无心造成的。原住民对欧洲疾病几乎没有抵抗力：天花、胸膜炎、梅毒，就连水痘和温和的流行感冒，也经常严重地削减原住民人口。而在原住民逗留的地方，他们有时受到了最无情和蛮横的待遇。

在《驯养伟大的南部土地》(Taming the Great South Land)中威廉·J.莱恩斯详述了殖民者对原住民最骇人听闻的残酷例子——原住民被屠宰了喂狗；一个原住民女人不得不看着自己的丈夫被杀死，然后被迫在脖子上挂着他被砍下的脑袋；另一个被追得上了树，被下面的来复枪子弹折磨。“每一次被子弹打中，”莱恩斯报告说，“她从树上扯下一些树叶，把它们戳进伤口，直到最后她一动不动地掉在地上。”最让人震惊的是，这么多恶行，是如何漫不经心地被社会各阶层实施着。一位名叫梅尔维尔的游客，写了一段1839年塔斯马尼亚的历史，讲述了某一天他如何和一位“文雅的年轻绅士”去猎袋鼠。当他们绕上一处弯道，年轻绅士发现一棵倒了的树旁，有个蹲着的轮廓。走过去研究，“发现不过是个原住民，”惊讶的梅尔维尔写道，绅士端起枪口对准原住民的胸口，“当场把他打死了。”

这样的行为几乎从未被当作犯罪来处理——实际上有时甚至能得到官方的支持。在1805年，为新南威尔士辩护的代理法官，大陆上最资深的司法人士，宣布原住民没有法庭诉讼要求的纪律和精神能力；与其用他们的怨恨烦扰法庭，殖民者得到指示追捕冒犯的原住民，并且“给予他们应得的惩罚”——在英国法律中找不到比这更像种族灭绝的鼓励了。十五年后，我们的老朋友拉克伦·麦考里批准在霍克斯伯里(Hawkesbury)地区的士兵，射杀任何超过六人以上的原住民群，哪怕这些人没有武器，目的完全单纯，哪怕这些人中有妇女小孩。有时，在同情的托词之下，士兵给原住民提供下了毒的食物。皮革勒从一段19世纪中期昆士兰州的政府报告中，引用了一段：“黑鬼(被给予)……某些非常惊人的东西，好让他们保持安静……口粮中包括足够的士的宁[32]，一个暴民也没能逃过。”这里的“暴民”，是指大约一百个没有武器的男人、女人，还有孩子。

让人惊异的是，谋杀原住民的规模却不算最大。在英国殖民的第一个半世纪内，白人有意杀害(包括出于自卫、激战，或其他更情有可原的状况下)的原住民，被认为总共约两万人——肯定是个悲惨的总数，但比起十分之一死于疾病的原住民，要少得多。

但暴力依然草率而广泛。确实如此。在此背景之下，1838年6月，约有一打人骑马从亨利邓戈农场出发，寻找偷了或赶走他们牲口的人。在麦尔溪，他们碰巧遇上一个原住民的营地，当地白种殖民者知道他们爱好和平，没有恶意，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与盗牲口无关。虽然如此，但捕获者把他们绑成一个大球——二十八个男人、女人和孩子——犹豫不决地，连着几小时，让他们在乡村里走动，然后突然无情地用来复枪和刺刀屠杀了他们。

正常情况之下，事情基本就这样结束。但在1838年，民族情绪正在变化。澳大利亚正在转变为一个日益都市化的社会，对于屠杀无辜，城市居民开始表达一种强烈的反感。当一位叫爱德华·史密斯·赫尔的参加竞选的悉尼记者得知了这个故事，开始呼吁正义和血债血偿，乔治·吉普士总督下令追捕行凶者，并进行审判。被捕时，被告中有两人带着明显的诚意申辩，他们不知道杀原住民是违法的。

在随后的审讯中，尽管有明确可定罪的证据，可陪审团用了十五分钟就宣判被告们无罪。但赫尔、吉普士和市民大众的愤怒根本无法平息，他们重新上诉。这一次七人被判有罪，施以绞刑。这是第一次白人因谋杀原住民而被处决。

麦尔溪的绞刑并没有结束殖民者对原住民的屠杀，只是转入地下而已，在之后的一个世纪偶尔出现。一直到1928年，在今天的爱丽斯泉附近，当一名叫弗雷德·布鲁克斯的猎野狗的白人，在无法确定的状况下被谋杀后，作为报复，至少有十七个甚至可能是七十个原住民被马背上的警察部队追杀(那起诉讼案的法官宣布警察是在法律范围内行事)。可麦尔溪案件无疑是澳大利亚历史上一个界定性的时刻。尽管今天几乎所有的历史书，至少都会提一提它，我从未遇到哪个人去过那儿，或哪怕只是清楚它在哪儿，从我读到的描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作者们也只是从历史资源中获取材料的。我想去瞧一瞧。

它让我找了一会儿。第二天早上从麦克斯维尔出发，我沿着太平洋高速公路向上开了六十英里到了格拉夫顿，然后朝内陆进发，沿着一条陡峭荒凉的路，穿越大分水岭。四小时后，在又热又空旷的牧羊区，我到了德朗格拉——一座加油站，一两座房子，能远眺没有树木的平原——在那儿我拐上了一条乡村小路，沿着一条歪歪扭扭，有些地方几乎已被冲蚀了的路，向南二十五英里到了小镇宾伽罗。离宾伽罗还差一两英里，我来到了一座摇摇欲坠的小桥，下面是一条半干的溪流。一小块牌子宣布这便是麦尔溪。我将车停在了一棵河桉的树荫下，下车打量。那儿没有纪念碑，没有历史的匾牌。没有一样东西暗示这儿，或至少某个很近的地方，曾发生过澳大利亚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事件之一。桥一边是一块荒置的休息区，在四周短而密的草地中，有一两张坏了的野餐桌和许多碎了的瓶子。在阳光明媚的不远处，大约一英里远，有一座巨大的农舍，周围田野里是非常青翠的作物。另一个方向，近得多的地方，有条杂草丛生的小路通向一座白色建筑。我走过去瞧瞧是什么。有块招牌说这是麦尔溪纪念堂。对于一场可怕的屠杀来说，它不太能算作纪念物，不过至少它是点什么。之后，在建筑的墙上我注意到了一块手写的牌子，发现它与那次屠杀毫无关系——它悼念的是两个世界大战阵亡者。

我开完了最后一两公里，进入宾伽罗(人口一千三百六十三)，一座炎热的无精打采的小乡村，有条昏昏欲睡的大街。它看上去像曾经兴旺过，可大多数门面房如今不是空了就是被事业单位占领——健康诊所，就业咨询中心，观光服务处，警察局，某个叫作老年人休息中心的地方。一座大得罕见的老旧电影院，依然自称为罗克西[33]，可显然已关了好些年。在观光服务处，一位养眼的中年妇女接待了我。一看见有顾客，她便快步走来。我问她，是否有关于大屠杀的资料，她沮丧地看了我一眼。

“我恐怕知道得不多。”她说。

“真的吗？”我惊讶地回答。这地方到处都是传单和小册子。

“呃，那是很久以前了。我相信孩子们在学校里会学到，可那不是游客会经常问起的事。”

“多经常？只是好奇。”

“哦，”她说，收紧下巴，好像这的确是个难题。她转向一位刚从后面房间里出来的同事。“玛丽，上一次有人问到麦尔溪是什么时候？”

“哦，”那位同事同样为难地回答，“我说不好——不，等一下，大概两个月前有个人问过。我现在想起来了。他有一点山羊胡，看上去有点儿像罗尔夫·哈里斯[34]。我不记得那之前的了。”

“大多数游客想去寻找宝石。”

寻找宝石就是去搜索珍贵的矿物。

“他们找到了什么？”我问。

“哦，很多——金子、钻石、蓝宝石。这儿曾是个很大的矿区。”

“可你们关于大屠杀什么也没有。”

“恐怕没有。”她似乎真的很遗憾，“我告诉你谁能帮你，《提倡者》的波莱特·史密斯。”

“那是当地的报纸。”同事补充道。

“她知道大屠杀所有的事儿。她为学院做了些研究。”

我谢了她们，去找《提倡者》。宾伽罗是个有趣的古怪小镇。它小小的，半死不活，在一条哪儿也不通往的路上，可它不仅有观光服务处，还有自己的报纸。在《提倡者》办公室，我被告知波莱特·史密斯出去了，可以一个小时内再来瞧瞧。微微有点儿不知所措，我走进了一家咖啡馆，要了一个三明治和一杯咖啡，心不在焉地消磨时间，直到一位快四十岁、微微气喘的红发女人，突然滑进了我对面的椅子里。

“我听说你在找我。”她说。

我笑了笑：“消息在这儿传得挺快。”

她讽刺地翻了翻眼皮：“小地方。”

波莱特·史密斯有些紧张，但偶尔会闪现突然的、消除敌意的微笑，像个中止符，接着又立刻沉迷于她即将告诉我的、更强有力的事实中去。

“我小时候，从未学到和大屠杀有关的东西。”她说，“我们知道它发生过——你晓得，很长一段时间以前，有些原住民在溪边被杀害了，有些白人因此被绞死，就这些而已。这些在学校没被教过。我们学校没有，你晓得，组织来这儿郊游或什么的。”那微笑来了又走。

“大家会谈论它吗？”

“不。从不。”

我问她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没人知道。在麦尔溪Station的什么地方。”(“Station”在澳大利亚指农场或牧场)“现在那都是私人财产了，他们对侵入者不是很友好。那有点儿像一种爱好农场，属于一个悉尼商人。他，或许可以说，对历史的关联不太感兴趣。”

“那么从未有过任何考古上的挖掘之类的？这儿没有学者四处打听？”

“没有，没有那种兴趣。无论如何，我不觉得他们会知道从哪儿下手。那是块大地产。”

“没有任何纪念物？”

“哦，没有。”

“那不奇怪吗？”

“不特别。”

“但难道你不希望政府建立点什么东西？”

她考虑了一会儿。“呃，你必须明白麦尔溪没什么特别。原住民在哪儿都被屠杀。麦尔溪大屠杀之前三个月，两百个原住民在靠近墨利的沃特卢溪被杀。”墨利在西面大约六十英里处。“没人因此受到惩罚。他们甚至没想过要为此惩罚任何人。”

“那我都不知道。”

她点了点头。“没理由你应当知道。大多数人闻所未闻。麦尔溪的不同之处在于白人为此受到了惩罚。它没让他们停止屠杀原住民，只是更谨慎。你知道，之后他们不在酒馆里夸耀了。”她又露出一个忽隐忽现的笑容，“你想想会觉得有点讽刺。让麦尔溪著名的不是对黑人做了什么，而是白人被怎样了。无论如何，如果你造了纪念碑，那在这个国家你简直动都不能动了。”

她恍惚地呆看了一会儿我的笔记本，然后突然说：“我必须回去工作了。”她做了个抱歉的表情，“恐怕我没帮上什么忙。”

“不，你帮了不少。”我说，接着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

“现在这儿还有原住民吗？”

“哦，没有。他们从这儿离开已经很久了。”

我付了午餐钱，回到车上。在出镇的路上，我又在桥边停下，散了会儿步，走上一条杂草丛生，通向部分牧场地产的小路。可那没什么可看的，我又有点怕高草地里的蛇。因此我回到车上，再次沿着我的路线，穿越灰尘弥漫的平原，朝大分水岭遥远的蓝色山坡驶去。

去冲浪者天堂，要回到太平洋高速路，向北再开一百英里。冲浪者天堂正好在昆士兰的边界上，我等不及要踏进那个有趣而反复无常的州。在一个州少而大的国家，每到一个新州都是件大事。我没准备走这么远，至少不会越过边界。

如果你看多了有关澳大利亚的非虚构类作品，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几乎每一本书，在对这个国家近四十年，或更久一些的描述中，都有一段轶事，说明昆士兰人和其他人不一样。在《澳洲怪事》中，珍妮·麦肯齐讲述了一个故事：20世纪50年代，一位美国客人住在一所偏远的昆士兰酒店里，晚餐时间，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盘冷肉和土豆。他悄悄地失望地看了一会儿自己的食物，羞怯地问询，是否能再来一点沙拉。

“女招待惊讶地看着他，”麦肯齐小姐写道，“轻蔑地转向其他客人，说道：‘这浑蛋以为在过圣诞节呢。’”

这儿有一个我读到过两次的故事。有个旅客(一个版本说是法国人，另一个说是英国人)雨季时住在昆士兰的一座酒店里。雨季是澳大利亚北部生活的一个特色。旅客到房间之后，发现水淹了三四英尺深，他吓坏了。等和前台报告时，主人厌恶而不耐烦地看着他，说：“呃，床是干的，不是吗？”

所有这些故事都有一定的共同点。总的来说，它们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总的来说，它们涉及一位偏远酒店里的外国游客。总的来说，他们都被真实呈现，而且总让昆士兰人显得像浑蛋。大多数故事在暗示昆士兰人很疯狂，而证据大多朝那个方向指证。在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里，整个州在约翰·博克-皮特森的统治之下，他是个古怪的右翼州长，曾认真考虑过用小型原子弹炸掉大堡礁的一部分，好弄出船舶的航道。最近它又出名了，作为一名叫保琳·汉森的政客的活动场所。她最早是一个炸鱼和薯条店的老板娘，组建了一个右翼的反移民党派，叫“一国党”，在大多数狂热的追随者发现汉森小姐明显有点儿，怎么说呢，脑残之前，一国党取得了一阵突出的成功。她写了一本书，里面提议原住民同类相食，并且制作了一盘有趣偏执的录像，录像是这样开始的：“澳大利亚的同仁们，如果你现在看见我，说明我已经被谋杀了。”她的活动场所在布里斯班的奥克斯莱郊县，给了某个天才以灵感，称它为“奥克斯莱蠢蛋”。简言之，昆士兰有与众不同的名声。我等不及地要去那儿。

1933年，昆士兰州的艾尔司敦，是个不重要的海边偏远小村庄，有一片极好的海滩，几座单薄的农舍，一个流行却微微俗艳的酒店，一两家商店。小镇的父辈们有了个非常不错的主意。意识到没有人会旅行几百英里，拜访一个叫艾尔司敦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没有人旅行过几百英里，拜访一个叫艾尔司敦的地方)，他们决定给这个地方起一个更活泼的名字，根据某些新颖又欢快的东西。向四周一看，他们的目光凝聚在了一家当地的酒店那儿。它叫作冲浪者天堂(这项运动刚开始在澳大利亚流行)。这名字听上去挺好听。他们决定试一试，看会怎么样。小镇从未追忆过这段往事。

今天冲浪者天堂很有名，与之邻近的度假社区——布若得沙滩、库兰滨、土坤、季拉、比林嘠——在昆士兰之外少有人知。这并不重要，因为它们都联合为一个不雅观的蔓生体，从昆士兰与新南威尔士的边界延伸出三十英里，几乎快到了布里斯班。整个被称为黄金海岸。这里是澳大利亚的佛罗里达。

还没到那儿，你就能看见它——闪烁的玻璃水泥大楼，从大海边升起，沿着海岸蜿蜒至远处朦胧的消失点。当珍妮·麦肯齐在1959年时经过这儿，这些耀眼之处一点儿也不存在。冲浪者天堂依然是个低调、低矮、老派的地方。1962年，它有了第一座高楼。一两年之后又有了一座，接着又是一座。到60年代末，半打十到十二层的大楼尴尬地、有点儿不自然地矗立在海岸前线。然后在70年代初期，来了一股发展的狂潮。曾经只是些四分之一英亩的沙地皮，各自有一座火柴盒的海滩小屋，今天伫立着颇具王者风范的酒店，带阳台的公寓大楼、圆顶的赌场、翠绿的高尔夫球场、水上乐园、游乐场、迷你高尔夫球场、购物中心及所有其他。有秘密的声音告诉你，这之中的大多数，建造所需的费用来自于那些可疑的家族。昆士兰之外的人会告诉你金色海岸充满了讨厌的人群——澳大利亚的毒品巨头、日本混混、中国香港三合会华而不实的关键人物。你便相信，这不是个撞上奔驰后可与人争论的地方。

在澳大利亚你能遇见的每一个人，几乎都会告诉你：“哦，你必须去瞧瞧金色海岸。它糟极了。”

“真的吗？”你好奇地问，“怎么个糟法？”

“具体不知道。我自己从未去过。呃，很明显。它就像——你看过《穆利尔的婚礼》吗？”

“没有。”

“呃，它像那样，就像那样。毫无疑问。”

因此在各个层面，我都想瞧一瞧金色海岸，可几乎每一点都让人失望。首先，它一点儿也不俗气。它不过是另一座巨大的、非个人的、供给充足的国际度假胜地。我可以是在马尔贝拉[35]，或埃拉特[36]，或近二十五年间发展起来的任何地方。酒店大多数是大的国际品牌——万豪、雷迪森、美爵——以及无懈可击的惊人标准。我在一条支路上停了车，走着去海滨区。途中我经过的商店都意外地豪华——普拉达、爱马仕、拉夫·劳伦。全都好极了。只是没什么趣味。我不需要旅行八千英里去看拉夫·劳伦的浴巾。

海滩却极其壮丽——宽阔，干净，阳光充沛，带着懒样样的、大小可控的海浪，从一片蓝得让人痛苦的明媚大海翻滚而来。空气中充满了咸味，富含臭氧的快乐尖叫，孩子们的欢呼，一种大家都很愉快的气氛。我在板凳上坐下来，看大家享受着时光。我在哪儿读过，对于爱玩的人们，金色海岸的沙滩其实相当靠不住。碰巧，溺水事件在最近的新闻里常有发生。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海滩的不幸事件，如同美国的报纸报道暴风雪和飓风——像某种季节性活动，涉及许多比较统计学的内容。据报纸上说，今年已经有了三十四起溺水事件，比大多数年份都要多，而夏天一半还没过。这其中的大多数要怪游客不知如何读懂水里的裂缝，或卷入其中以后，不知如何保持镇定，但许多都是因为行为疯狂。《悉尼早报》提到了一例在北阿沃卡海滩的事儿，一名五十二岁的男子严厉地让人们小心，不要在特定的区域游泳，接着自己游了进去，淹死了。我正在汽车旅馆里收拾行李的那个早上，停下来看一位冲浪者天堂的救生员，接受一个早餐电视节目的采访。他说之前的那个星期自己救了一百个人，包括一个他救了两次的人。

“两次？”采访者问。

救生员因这中间的荒谬，笑了笑：“是啊。”

“什么，你救了他，他回到水里，然后你还得再救他一次？”

那个笑容更加厉害：“是啊。”

我在水面上扫了一遍，找被困的游泳者。我无法想象一个救生员如何在所有这些上百个快乐的、嬉戏的身体中，发现一个快要淹死的人，可他们确实能做到。澳大利亚救生员无疑是世界上最好的。在三十四个人淹死的同一时期，超过六千人被救了——至少，是个值得称赞的比例。

最后我停下来喝了杯咖啡，在商业区转了转，可冲浪者天堂主要是一系列商店，卖些大差不差的东西——涂彩的回力镖，迪吉里杜管[37]，可爱的考拉和袋鼠玩具，明信片，纪念册，一排又一排的T恤衫。在其中的一家商店里，我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有个袋鼠在冲浪；然后问了接待我的年轻女士，是否知道最初的冲浪者天堂酒店在哪儿。

“哦，我不知道。”她说，看上去很内疚，仿佛忘了一个别人托付给她的秘密。“我来这儿没多久。”她补充道。

我点头表示没关系，问她是哪儿来的。

“ACT。”看我脑筋直转却没结果，她补充道，“澳大利亚首都领地(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堪培拉。”

当然。“那么哪个好一点儿，”我问，“堪培拉还是冲浪者天堂？”

“哦，冲浪者胜出一英里。”

我抬起一只眉毛：“它有这么好？”

“哦，不。”她强调道，惊奇于我居然误解了她，“堪培拉那么糟而已。”

我笑着看她一本正经。

她深信地点了点头：“我估计如果为事情给你带来的快感排名——你懂的——堪培拉会排在胳膊折了之下。”

我笑了，她也笑了。“呃，断了一只胳膊，至少你知道它会好。”她用澳大利亚年轻人中抑扬顿挫的流行语调，将所有的陈述句变成疑问句。这让年长的澳大利亚人疯狂，不过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有时它挺可爱，比如现在，迷人的性感。

一个管理员模样的人走过来，确保我们没过于愉快。“我能帮助您吗？”她用一种古怪的口音，仿佛用很大的热情钻研过一本叫《发声法自学》的书。她的脑袋也抬成一种古怪的角度，微微后倾，仿佛害怕自己的眼球会掉出来。

“我在找最初的冲浪者天堂酒店。”

“啊，前些年被拆了。”她闪过一丝满足的微笑——恰好让我想起了威廉·F.巴克利[38]，我不敢肯定那不是威廉·F.巴克利——尽管这微笑表明它被拆了她很高兴，还是仅仅因为可以传达出让人沮丧的消息，我也说不上。她在我的旅行指南上指出了它原先的位置。

我谢了她们俩，紧握着方向图找到了那个著名的、如今已无法复原、再也找不到的冲浪者天堂酒店。今天这个地方被一个叫天堂中心的综合购物中心给占了，为了和现代度假村搭调，它非常难看，里面满是标价过高的垃圾。

我在阿德莱德参考过的冲浪者天堂的书里，一张20世纪40年代末的照片展现了一座破旧不堪的可爱酒店——看上去这地方在建造时，手边有什么就用什么——有个带酒吧的平台，上面坐了许多人，沐浴在阳光中，畅饮酒精，在那儿看上去快乐得不行。我绕着街区走了一整圈，然后站在斜对面的角落，瞪着它看了很久，无法想象它从前的模样，就像无法从麦尔溪如今平静的样子中，想象当年的屠杀。因此我回到车上，向镇外开去，穿过斑驳的阳光、大酒店及茂盛棕榈树投下的阴影。在小镇的尽头，我上了太平洋高速路，一路向南。

要开去悉尼，还有很长一段路。此刻我的旅程告一段落。可我肯定还要回来。我离玩遍这个地方还差得远呢。

[1]　澳大利亚东南部海岸，从阿德莱德经墨尔本到悉尼及昆士兰州南部地区，其形状酷似澳大利亚土著用作武器或狩猎用具的回力镖。

[2]　Terra Australis Incognita，拉丁语，意思是“未知的南方大陆”。公元2世纪，托勒密在他编制的地图上勾绘了一块很大的大陆，并以此命名；在16世纪欧洲绘制的地图上，人们也常会发现这块不存在的大陆，这也成为澳大利亚洲洲名的由来。

[3]　据记载，身处当地的沃特金·坦奇上校记下了数字，登陆的人里面，有犯人751名和水兵211名，另有25名在途中死亡。休斯在《致命的海岸》中将登陆的犯人定为696人，死亡人数为48人，他并没有指明水兵的数目。我在《国家地理》中的一篇文章中读到说犯人有755个；企鹅出版社的《简明历史》中则说犯人有529人。我还能再往下举出不少例子。——作者原注

[4]　Frappuccino，一种用醇厚的咖啡和鲜奶混合制成的低脂奶泡饮料，星巴克于1995年首先在北美贩售，又译法布奇诺。

[5]　Coney Island，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南部的一个海滨游憩地带，原为一个小岛。

[6]　这一时期，澳大利亚的骄傲在美国面前运势不佳。大桥开通并可悲可叹地为人发觉已丧失超卓地位后仅仅两周，澳大利亚历史上最伟大的赛马“法老之膝”在加利福尼亚莫名其妙地死了。现在仍有澳大利亚人说是我们(美国人)毒害了它。澳大利亚人为这匹马相当自豪，如果你指出该马乃是新西兰育种，他们可不会因此感谢你哦。——作者原注

[7]　Abbott & Costello，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活跃于电台、电视节目和电影中的美国喜剧双人组。

[8]　June Cleaver， 20世纪50年代美国情景喜剧《Leave it to Beeaver》中的人物，一个乡村主妇的形象。

[9]　Dick和Jane，美国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流行基础读物《Dick and Jane》中的主要人物。

[10]　rape，可作油菜解，但更常用的意思是“强奸”。下文的canola也是油菜的意思。1　Isadora Duncan(1878—1927)，美国女舞蹈家，建立舞蹈动作完全自由的舞蹈体系，曾侨居苏联，死于车祸。

[11]　给该湖命名的那位显然没有意识到伯利是设计师先生的中名，并不是他姓氏的一部分。——作者原注

[12]　布莱森把板球术语“a maiden over(交换投球前六次投球未得分)”听成了“a maiden ovary(处女的卵巢)”。在下文中，布莱森也有很多这样的误听。

[13]　板球，英文作cricket，此词也有“蟋蟀”的意思。

[14]　Lose a wicket，其中wicket也作三门柱解，也可以指板球比赛的一局。

[15]　美国独立日。

[16]　Cape Cod，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南部半岛。

[17]　Jeff Chandler(1918—1961)，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演员、歌手。

[18]　Jean Seberg(1938—1979)，美国电影演员。

[19]　依次为一种无袖T恤、**的俚语(我在一本杂志的封面上看见的，问的时候着实让一位收银员羞红了脸蛋，不过我怎么知道啦？)和野蛮人。——作者原注

[20]　语出著名童谣《唱一首六便士的歌》(Sing a song of six pences)中的一句：Four and twenty blackbirds, Baked in a pie.(二十四只黑鸫在派里烤)。

[21]　Walter Frederick Mondale(1928—)，第42任美国副总统，出生于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是明尼苏达州最大的城市。

[22]　著名的英国童话《杰克与豆茎》(Jack and the Beanstalk)：杰克用一头牛换了三颗魔豆，他母亲生气地将魔豆扔出窗外，第二天魔豆长得高入云霄，杰克爬上魔豆，从巨人那里偷走了金币、会下金蛋的母鸡和会催眠的竖琴。最后还砍断了豆茎，摔死了追赶他的巨人。

[23]　Grand Wood(1891—1942)，美国艾奥瓦州的画家。

[24]　Edward "Ned" Kelly(1854—1880)，澳大利亚丛林逃犯，对抗殖民统治的民间英雄。

[25]　Wyatt Berry Stapp Earp(1848—1929)，美国西部边界小镇的警官，民间历史中的标志性形象。事迹被拍成多部影视剧。

[26]　William Barclay "Bat" Masterson(1853—1921)，美国西部的传奇人物。

[27]　本名亨利·麦卡迪(Henry McCarty， 1859—1881)，又叫比利小子(Billy the Kid)， 19世纪美国边界的亡命之徒。

[28]　自鸦片中提取的碱质。

[29]　mountain ashes，花楸，蔷薇科花楸属乔木。有数种。原文字面是山灰。

[30]　叙利亚首都。

[31]　相当于六十摄氏度。

[32]　strychnine，刺激剂的一种，由植物番木鳖或云南马钱子种子中提出的一种主要生物碱。

[33]　罗克西连锁影院。

[34]　澳大利亚某个电视台主持人。

[35]　位于西班牙地中海岸，在欧洲是极高级的避暑胜地。毕加索的出生地。

[36]　以色列的城市。

[37]　澳洲原住民的乐器。

[38]　威廉·F. 巴克利(1925—2008)，美国媒体人、作家、保守主义政治评论家，政论杂志《国家评论》创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