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梅尔·伊根在大分水岭南侧维多利亚州东部的一座农场里长大。农场座落在一个可爱的乡村，绿色田野背靠着蓝色山脉。豪是个一辈子待在城市里的男孩，对荒野的概念不过是一片充满致命生物的乏味浩渺。当初他拜访卡梅尔家的农场，完全只是为了尽到丈夫的责任，却立刻迷上了那儿——他和卡梅尔买了一块邻近山坡上的高地，用卡车拉来一座可爱的木屋，置于高处，在那儿可以看到几英里的山峦、树木和农场。几年来，豪总是欢天喜地地急着要我去瞧瞧。第二天，我们带足供给，坐他们的车启程，开了三个小时，去到了那片传说中的田园。

在澳大利亚，“荒野”是如此模糊的字眼，我不知该盼些什么。一旦我们甩开让维多利亚州东部闻名的墨尔本远郊，一切变得一目了然——在澳大利亚我未曾见过有地方这么绿，背后的山脉高得让人肃然起敬。路娇媚地、不疾不缓地在牧草地中蜿蜒，穿过一系列可爱的小镇。带着奇怪又不可动摇的骄傲，豪头戴一顶最近刚买的丛林帽，大得晃眼，又不合时宜，因此在停车加油或喝咖啡时，卡梅尔和我不得不向目瞪口呆的陌生人解释，他之前在外旅游，一周快结束了我们带他回家。不过除此之外，这一路，再无其他的插曲或尴尬。

艾伦和卡梅尔的房子壮观地独自矗立于一面陡坡的坡顶。我们越过一片被人遗忘的烟草地山谷和零星的葡萄园，视野开阔而迷人，让人想到儿童画册。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这就是在豆茎[22]顶端的视野。

“不错吧，嗯？”豪问。

“对任何戴那种帽子的人来说，实在太好了。这地方叫什么？”

“国王谷。卡梅尔的老祖先以前在那儿耕作。”他指着一片延绵起伏的土地，依偎着邻近的小山。让人不得不想到格兰特·伍德[23]的风景画——水果糖一样的小山，翻滚的田野，圆润的树——描绘了一幅现实中从未存在过，理想化了的艾奥瓦。它在这儿。

豪让我们进了屋，他和卡梅尔立刻以惊人的熟练忙碌起来，开窗，打开热水器，将杂货收纳好。我帮着把东西从车上搬来，每一步都提防着蛇。搬完之后，我踏上宽阔的平台观景。过了一会儿豪带着两瓶冰啤酒出来，递了一瓶给我。我从未见他如此放松。好在他把帽子摘了。

他嘬了一口啤酒，用一种八卦的语调说：“我刚遇见卡梅尔时，她曾说有一天要在这儿买一块地，放一座房子在上面。我当时想：‘好，亲爱的。’我的意思是，你干吗想要一栋荒野中的房子，冒着森林大火等一切其他危险？然后有一天我们来拜访她的家人，我看了一眼，问：‘行，我在哪儿签字？’不久之后，她家把房子卖了，搬去了巴拉瑞特。所以我们买了房产的这一角，搭了这房子。他们挺乐意卖给我们，因为这儿太陡峭，不好耕作。”他冲正在厨房里哼歌的卡梅尔点了点头。“她爱这儿。我也成了这样。从未想过我会说我爱这个国家，可老天啊，你知道，要是想躲起来，这地方不错。”

“森林大火是大麻烦吗？”

“呃，如果发生的话是。有时是超大型的。桉树就喜欢燃烧，你知道。这是它们的策略之一。如何胜过其他植物？它们全是油，一旦着了火很难扑灭。真正的森林大火会以每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穿越地表，火苗在空中跃至一百五十英尺高。那是可怕的景象，相信我。”

“那发生的频率是多少？”

“哦，我想大约每十年来一次很大的。1994年有一次烧掉了六十万公顷，威胁到悉尼的部分地区。那次我在，某个方向上黑色烟幕充满了整个天空。烧了几天。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在1939年。人们到现在还说起它。那时候正值酷暑，热到百货商店橱窗模特的脑袋都开始融化。你能想象？那一次维多利亚州大部分被烧了个干净。”

“那你在这儿有多危险？”

他冷静地耸耸肩：“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可能下个礼拜，可能十年以后，可能永远也不会。”他冲我奇怪地笑了笑，“在这个国家你完全凭自然摆布，朋友，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不过我告诉你一点。”

“什么？”

“当知道一切都可能消失在一缕烟里，你绝对会感激这一切。”

豪是那种有日光可利用，便受不了谁还在睡觉的人，第二天清晨他早早地叫醒我，说为我们安排了忙碌的一天。有一阵子我怕他说的，是要去干搭房顶挖石头之类的苦活，后来他解释，我们是要过一天奈德·凯利[24]日。凯利来自维多利亚的这一地区，豪无比自豪，想带我去看几处地方，均与其短暂又残酷的一生有关。这听起来似乎更有意思。

有趣的是，大家不怎么谈到澳大利亚的人物。这个国家从未产生过一个执法英雄，像美国的怀亚特·厄普[25]，百特·马斯特逊[26]之流。澳大利亚的民间英雄都是比利小[27]这一类坏人，只不过在这儿，他们被叫作丛林逃犯，里面最著名的便是奈德·凯利。

凯利的故事很容易讲。他是个凶残的暴徒，最后理应被绞死。他生于一个残暴的爱尔兰牧场主家庭，靠偷盗活牲口、抢劫无辜的路人生活。像大多数丛林逃犯一样，他尽力表现成一个受压迫群体的捍卫者，可实际品质或行为中，没一点儿高尚情怀。他杀过几个人，手段大多是极其残忍的，有时他杀人也不为什么理由。

1880年，逃亡多年以后，传闻凯利和他的几个同伙(一个兄弟和两个朋友)躲藏在葛林罗旺——维多利亚州东北部瓦比山山麓的一个小镇里。得知此事，警察集中了大批武装，专程去逮捕他。突然袭击的效果，却和想象中的不一样。等警察到时(他们坐下午的火车抵达)，发现他们要来的消息已领先一步到达，上千人在街上排成队，热切地坐在每一片屋顶上，等待着枪战的壮观场面。警察部署好之后，立刻朝凯利的藏身之处猛击子弹。凯利一伙也做出了反击，这样过了一整夜。第二天黎明，在一片寂静之中，凯利走出了寓所，出乎意料地穿了一套自己设计的盔甲——一顶沉重的圆柱头盔，看上去极像一只倒立的水桶；一片罩住身躯和裤裆的腹甲。他的下半身没盔甲，因此有个警察射中了他的腿。受伤的凯利蹒跚地逃进附近某个小树林，摔倒在地，最终被抓获。他被带去墨尔本，审判，迅速处决。他的临终遗言是“这就是生活”。

有人会觉得，这远不够传奇，可在家乡，人们对凯利有着深深的敬意。悉尼·诺兰，澳大利亚最受人尊敬的艺术家之一，创作过一个著名的油画系列，致力表现凯利的一生。同一主题的著作数不胜数。就连严肃的历史学家也经常给予他一种在外人看来极不相称的重要性。比方说，曼宁·克拉克，在他一卷本的澳大利亚历史中，只用一节写了堪培拉的设计与建立，摒弃联盟用了两页，但奈德·凯利的一生与成就用了整整九页。相信我，他用了大量最华丽、最语无伦次的辞藻。曼宁·克拉克在鼎盛时期是个非凡的文体家——一个永远不会称月亮为“月亮”的人，他可能会称之为“月的球体”——可奈德激起了他玄虚的隐喻，和对于一种罕见深奥的重大沉思。这里是一小部分原文，描述一整夜枪战之后，凯利从围墙后致命地出现：

在红色圆盘(太阳)重新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以前，半明半暗中……一个高大的身影，被盔甲包围着，出现在寒冷空气的缥缈薄雾中……有人以为那是个疯子或是鬼魂；有人以为那是魔鬼，整个气氛在敌友间同时激起一种“迷信的敬畏”……

个人而言——只是瞎猜——我觉得曼宁·克拉克吃了太多的可待因[28]。这儿是他另一个浓油赤酱的产物，不过是一长段讨论凯利传奇中的一小个碎片：

他继续生活，像一个面对资产阶级镇压，带着伟大酒神狂乱的所有喧嚣的人，一个将有势力者从高位拉下、将富人统统赶走的人。他继续生活，像一个用老式囚徒的传统凶狠攻击警察的人……谴责了那些披着法律外衣对普通百姓施暴者的无情野蛮。

这儿大约有2800毫克在作祟，我估计。

今天的葛林罗旺是一个只有一条街的小镇，一两家酒吧，零星的住家，和指望从凯利传奇中挣些小钱的几处景点。在这个炎热的夏日，小镇上大约有一打游客，包括艾伦、卡梅尔和我。这里最大的商业机构，是一处叫作“奈德·凯利的垂死挣扎”的地方，布满了画得有些蹩脚的招牌。“这不是懦夫(等)待的地方。”一个人信心满满地说。另一个补充：“如果你照十到二十分钟的相，在大街上来回走走，买些纪念品，然后莽撞地告诉你的朋友们——‘别去葛林罗旺，因为没啥可瞧，’那就太荒唐了。老实说，如果被乡下人的屎盆子扣了脑袋，大多数来葛林罗旺的游客也不会知道……”

再仔细研究一下，你会发现它有某种电子动物的表演。艾伦、卡梅尔和我交换了快乐的眼神，知道这是我们会喜欢的地方。里面，有个和善的男子管着一台现金出纳机。看见门票要每人15澳元，我们微微有些惊讶。

“好不好看？”豪问。

“先生。”那男子带着最大的诚恳说，“那里面就像迪士尼乐园。”

我们买了票，推开一扇门，进了一间阴暗的房间，表演正要开始。那场地设计得像一间老式酒吧，中间是观众坐的板凳。面前深深的阴影中，我们只能看出家具和坐着的假人形状。几分钟后，灯一齐变暗，突然有了一阵非常响的枪战声，表演开始了。

好吧，叫我懦夫，扔一个砖做的屎盆子在我身上，但我要老实地说，我从未见过有什么东西，像“奈德·凯利的垂死挣扎”这么惊人地、使人快乐地差到了家。它差到每一分钱都是值得的。实际上，它差到值得付更多的钱。在接下来的三十五钟内，在一系列不同的房间里，我们看着自家制的假人，每一个带着冻结的笑容，一把乱发让人想到被风吹过的耻骨，用一种随机的、支离破碎的方式再现了著名凯利枪战中的不同场景。偶尔他们中的一个会转动僵硬的脑袋，或竖起小臂开上一枪，尽管不一定和叙述同步。这其间，每个屋子里都有许多其他的机械事件发生——空椅子摇晃，壁橱门神奇地打开关上，自动钢琴自动弹奏了，一个空中秋千上(为什么不呢)的男孩模型前后摆动着瞄准房椽。你知道那些露天游乐场的棚子吗？用来复枪对着各种靶子开火，让某扇屋外厕所的门打开，或某只填充玩具鸡从上面掉下来。呃，这让我联想起那些，且还要糟得多。吵闹中能听到的叙述部分，完全讲不通。

最终被解放回太阳底下时，我们高兴地想再进去一遍——可毕竟四十五澳元是不少钱，怕接触几次之后，它就讲通了。我们去看了一座站在某个纪念品商店外，巨大的玻璃纤维的奈德·凯利。它没有大龙虾那么大，那么吓人，也没有睾丸在微风中摇摆，可它是这一游艺类型里的最新尝试。之后我们又看了看几家店，买了一些明信片，回到车上继续那天的下一个冒险。

这是要去一处叫澳洲桉树溪的偏远之地，看著名的凯利树。要开很长一段路，先经过陌生吓人的废弃山谷和半废弃的农场——两者几乎都半掩埋在黑莓的荆棘下——再驶入浓密青翠的雨林，最后进入拥挤高大的澳洲桉树丛。澳大利亚有七百多种不同的桉树，它们有最奇妙的让人难忘的名字——卡卡杜羊毛皮、混账西门木、大花序桉、蜡烛树皮、鬼桉——但澳洲桉树是我最先认出来的。长条的树皮脱落下来，带着纤维穗挂在树枝上，或卷曲地躺在地上聚成堆，显然只是为了燃烧。它是一种美观大方的树：高，直，长得密。开进树林几英里后，我们来到一处停车地，旁边的招牌写着凯利树。我们是仅有的游客，感觉上可能是几年来仅有的游客。树林凉爽而寂静，所有的树皮条挂着，让人有一种奇怪的、不受欢迎的异世感觉。凯利树沿着一条穿越树林的小路排开，和其他的明显不同，树干粗壮，挂着凯利著名头盔状的金属匾牌。

“到底什么是凯利树？”我问。

“嗯，”艾伦颇有学问地说道，“当凯利一伙变得越来越臭名昭著时，警察更下定决心追捕，他们不得不藏在更偏远隔绝的地方。”

“比如这儿？”

他赞同地点点头：“这儿不能再偏僻了。”

我们花了些时间考虑周围的环境。因为澳洲桉树彼此间长得十分密，几乎没有伸展和移动的空间，空气中有一种阴冷统一的闭塞。这是我去过的最不具田园风味的树林，就连光线也感觉陈旧。

“有三年，凯利和他的同伙低调行事，但在1878年，四个警察跟踪他们到了这儿。不知怎么凯利和他的人马捉住了警察，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之后杀了其中的三个，用一种缓慢又很恐怖的方式。”

“怎么恐怖？”我问，总是注意病态的细节。

“射中他们的睾丸，让他们流血致死。把痛苦和侮辱最大化。”

“第四个警察呢？”

“逃走了。他在一只袋熊的地洞里躲了一晚。第二天设法回到文明社会，发布了警报。他们正是在这儿谋杀了三个警察，最终导致葛林罗旺的枪战，就像‘奈德·凯利的垂死挣扎’中，机器人为我们描述的一样难忘。”

“那么关于这一切，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他略有些失望地看着我：“因为我对许多事都极有研究，布莱森。”

“你对帽子肯定不是。”卡梅尔高兴地说。

他看了看她，决定对这一评价不予理睬，接着转向我。“现在去鲍尔斯瞭望台。”他带着某种决心宣布，威严地向汽车走去。

“我们还有多少凯利的景点要拜访？”跟随他穿越树林时，我警觉地问，试着不太背叛主人。我不是要对澳大利亚最宝贵的暴徒失敬，或是对凯利树表示一点失望——恰恰相反——不过我们好像确实离任何地方都有几小时远的距离，而一天中开始想吃想喝的欢乐时刻也即将到临。

“只有一个了，在回家的路上，你不会后悔的，然后我们去喝个一品脱。”

他说得很对。鲍尔斯瞭望台好极了。一块高挂在天空中的岩台，以哈里·鲍尔斯命名，他是另一个历史上有名的丛林逃犯，有时和凯利一伙人齐名。某些勤劳的工作人员造了一条坚固的木走道，盘绕上陡峭的岩石，这样从悬崖的主体到达瞭望台——露出地面的摇晃岩层，成了有些费力却足够简单的事儿。那景色让人感慨万千：脚下大概一千英尺伸展着国王谷，满是温暖舒适整洁的小农场和白色的农舍。那一边，穿越无瑕清澈的空气，升起一片矮山的波浪，以大约五十公里外水牛山独特的隆起为终结。

“你知道，如果把这放在维吉尼亚或佛蒙特，”我若有所思地说，“就算这个时候，也会有大把的人。这儿会有纪念品售卖亭，甚至有IMAX巨幕电影和探险公园。”

豪点了点头：“在蓝山也是如此，就像我一直告诉你的一样。维多利亚的这一角是个大秘密。别把它写进你书里。”

“肯定不。”我真诚地答道。

“等着瞧明天我们为你准备了什么。要更好。”

“不可能。”我说。

“不，可能。要更好。”

第二天他为我们准备的，是个叫高山国家公园的地方，它确实更好。覆盖了维多利亚州东部的两千五百平方英里，它高耸、宏伟、绝妙，又绿意盎然。如果澳大利亚有一部分，能远离那些陈腐的印象——红土壤，烈日当头——这儿便是。冬天甚至能在这儿滑雪。高山或许是个有点模糊的措辞。你在这儿找不到崎岖的陡角山峰。澳大利亚的阿尔卑斯山有一种更温和的轮廓，更像美国的阿巴拉契亚山脉，或者苏格兰的开贡山脉。可它们确实有彻底让人敬畏的高度——最高的科修斯科山，有超过七千英尺的高度。

豪通过某个熟人，联系到一位友善热心的管理员，叫罗恩·赖利，同意带我们在他优美的领地上四处转转。罗恩是个和蔼的人，留着整洁漂亮的灰胡子，像热爱户外的人一样，有精干的风度，喜欢远眺。我们在小镇美女山相见，坐上一辆公园的四轮小车，沿着长而曲折的路开上博贡山，它是维多利亚州的最高峰，高六千五百英尺(和新罕布什尔州的华盛顿山一样高)。我问他博贡山是否因著名的博贡蛾命名，每年春天它们大量涌出，有一两天似乎无处不在。和丰满的木蠹蛾幼虫及长而黏滑的红树虫一样，它们是原住民的美味佳肴，这经常被史学家提到——因为对于西方的味觉，它们显然太令人反感了。我读到过，在热灰中烤熟的博贡蛾，要整只吞下。

罗恩承认这就是它们命名的来源。

“原住民真的吃它们？”

“哦，是——呃，传统上是。一只博贡蛾有85%的脂肪，而他们饮食中没多少脂肪，所以是不错的美味。他们以前从几英里外赶来。”

“你吃过吗？”

“一次。”他说。

“然后？”

“一次就够了。”他微笑着说。

“尝起来什么味道？”

他想了一会儿：“像一只蛾子。”

我咧嘴笑了笑：“书上说有一股黄油味。”

他考虑了一下：“不。有一股蛾子味。”

我们爬上了一条陡峭曲折的山路，穿过无比高大美丽的紧密树丛。罗恩说那是山灰[29]。

我做了个与之相符的感激表情：“我不知道你们这儿有灰。”

“我们没有，是桉树。”

我又看了看，很惊讶。它其他所有的一切——又长又直的躯干，高度，青葱——都与瘦削的桉树和低地完全不和。桉树果然填满了澳大利亚的每个生态位，再没有比它更富于变化的树了。

“世界上高度仅次于加州红木的树。”罗恩冲着山灰点了点，补充道，让我做出另一个感激的表情。

“它们能长到多高？”

“三百英尺。它们的平均高度大约两百英尺。三百英尺相当于二十五层楼的高度。大树。”

“你们常会有森林大火吗？”

罗恩遗憾地点了点头：“有时。1985年在大分水岭的这部分，我们失去了五十万公顷。”

“天哪。”我说，尽管这数字对我没什么意义。之后我查了查，发现五十万公顷等同于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大梯顿山、锡安、红木国家公园所覆盖的面积。换句话说，是场规模在其他国家不可想象的自然灾害。(我同样在《纽约时报索引》中查了新闻报道，一篇也没有。)但我知道肯定是不少，于是礼貌地补充：“那肯定很糟糕。”

罗恩又点了点头。“是，是有点。”他说。

我们穿过了一块疏花桉区——又一个被善变的桉树霸占的生态位——出现在一片阳光明媚的世界里，和缓起伏的平原，覆盖着浅草和海绵状的高山植物，能遥看远处的山峰。附近有不少游客，大多脚步轻快，身着专业驴友的装束。每经过一队人，罗恩都会减速，摇下窗，问候“日安”，询问他们掌握的信息是否齐全。他们都好得很，但这无疑是一种非常友好的姿态。

接着我们度过了最非凡的一天。有时停下来走走，剩余时间开车。天气怡人——这一海拔很凉爽，但又阳光明媚——罗恩有趣又好脾气。他知道每一片树叶，每一朵花蕾，每一只昆虫，炫耀公园的所有秘密角落，似乎真的十分享受。我们沿着杂草丛生的小路颠簸而行，穿越牧草地的山谷，滑上几乎垂直的石子路，去隐藏着的防火塔。每转一个弯都有好玩的东西或难忘的风景。高山国家公园非常大——大约有美国大雾山国家公园三个大——因为它东面毗邻的新南威尔士边界的雪山中，是更大的科修斯科国家公园。罗恩指出科修斯科——科兹，他这么叫它——几乎正好一百公里远，可我用望远镜也看不见。

我们在一处难忘的高地结束了当天的旅程。那地方叫麦凯山，在那还能看到更多世界顶级的景观：山脉连着山脉，最终消散在远处的地平线里。他看风景时，那种评估的凝视，像在看一柱报警的烟。

“那这中间有多少归你管？”我问。

“十万公顷。”他回答。

“不少地。”我说，想到那些责任。

“是的，”他回答，略有所思地眯眼看面前的景观，“我非常幸运。”

要想和葛林罗旺、鲍尔斯瞭望台还有高山国家公园较量，一定得是极其独特的东西，老实说，我肯定许多其他国家根本提供不了，可豪向我保证，他要让我们看最后一样特别的东西——某样除了在维多利亚的这一小角之外，不存在于世界别处的东西。不达目的他誓不罢休。第二天，为了延缓快感的到来，我们去了一座沉闷过时，叫“湖泊入口”的海岸度假村。我们在那儿过夜，吃了一顿不错的海鲜晚宴，在周围走了走，再在接下来的一天出发，在去墨尔本的途中，寻找我们神秘的**物。

有挺长一段时间，我们开过波澜不惊的乡村农场，平坦又阳光明媚。我坐在后面，处于无意识的安静中，在一块我没来得及看清楚的大招牌旁，艾伦突然拐下高速路，停在一块巨大，几乎是空的停车场上。我在后座上展开身子，一眨眼就从车上下来。在我们身边的是一长条管状的建筑——有点像个巨大的玻璃罩，但是水泥造的，刷成了白色。

我怀疑地看着豪。

“大蚯蚓。”他宣布。

我惊奇又钦佩地瞪着他。

“和吉普斯兰郡东南部著名的大蚯蚓不一样？”

“一样。你对它们挺熟悉了，那……？”

我小心翼翼地笑了笑。几个月来读到不少东西，和这些地下的庞然大物有关，尽管大多是在脚注和附带的引文中。可我从未指望能来到它们的圣地。

就算是在这片充满奇妙生物的土地上，吉普斯兰郡大蚯蚓依然与众不同。它们被称为澳大利亚钜蚯(Megascolides Australis)，是世界上最大的蚯蚓，能长成十二英尺长，直径超过六英寸。大到你居然能听见它们在地底下移动，咕噜咕噜的声音，像水管道不好使。在维多利亚的这一小角，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极特大的虫子生长，依然是科学无法回答的问题——不过，不得不承认世界上最好的脑袋中，没几个对蚯蚓的生理学和分布问题感兴趣。但是，豪许诺，世上有的这些知识都在我们面前的管状建筑里。

我们买了三张票，急切地走进了展览区。一进去迎面的墙上是一张放大的照片，摄于20世纪初，上面是四个看上去高兴到滑稽的男人，举着一条无精打采的、十二英尺长的大蚯蚓，比正常蚯蚓稍厚一些，不过在长度上明显胜出。我饶有兴致地看着，直到卡梅尔让我的注意力转移到活的大蚯蚓展览中。一只挂在墙上的巨大玻璃板，半英尺厚，里面装了土，有点像一个巨大的蚂蚁养殖地。按标签上的说法，这盒子里装着一对大蚯蚓。在一两处没有被土遮住的玻璃上，我们能看见一两毫米的活着的大蚯蚓，可它们一动不动无所事事(巨蚯似乎极其注重休息)，我承认，这经历稍有些虎头蛇尾。我指望会有个可以抚摸的角落，或有个持鞭的驯养员，放把椅子让它们穿越铁环。艾伦和我试着轻敲玻璃，使蚯蚓活跃起来，可它拒绝做出反应。

玻璃板旁是两个长的玻璃管，装满甲醛和一对大蚯蚓标本，每一只周长和正常蚯蚓相仿，但有四五英尺长——说不上巨大，也长得让人难忘。虫子不好防腐，甲醛里漂着恐怖的小块蚯蚓皮，仿佛有人摇过玻璃管，或更可能是敲过(像艾伦和我干的那样)。很难看着它们而不觉得有点反胃。

在下一间屋子里，有一部短片，介绍大蚯蚓的所有知识，其实几乎什么也没有。它们是隐居、脆弱、没多少、极度不合作的生物，因此研究起来非常不易，哪怕有这样的心思。就像能从童年经验中回忆起的一样，蚯蚓不太喜欢从它们的洞里出来，如果硬拉，它们会断。嗯，想想如何把一条十二英尺长的蚯蚓，从地洞里使劲拉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儿。

大蚯蚓博物馆百分之百能确定的是：从大蚯蚓那儿，你只能得到这么点好处。意识到这一点，馆主提供了许多其他展览。隔壁，有些玻璃盒子里装着活蛇，包括大名鼎鼎又吓人，澳大利亚最致命的大毒蛇。艾伦和我继续敲玻璃的试验，当大毒蛇咆哮着(也可能只是打哈欠)，嘴张得能吞下一只人脑袋时，我俩出于纯友谊相互抱着一起向后退了四码远。我们决定从此以后把手放在口袋里，跟着卡梅尔走到门外，院子里还有更多的动物——袋鼠、鸸鹋，一种看上去像被遗弃的野狗，一些关在笼子里的美冠鹦鹉，半打蜷缩着打瞌睡的袋熊，一两只也在打瞌睡的考拉。那是个无风的下午，非常热，显然是午休时分，因此圈用地里懒洋洋的——就连美冠鹦鹉也睡着了——可我在它们中间非常陶醉地溜达着，很高兴看见这么多当地珍品聚在了同一个地方。我带着特别的兴趣打量袋熊——“一种矮胖、厚实、短腿、相当懒散的四足动物，看上去像个矮胖的大力士”。如1778年第一个看见它的英国人记录中所描述的，这话说得再好不过(同一个人对袋鼠的说法就没这么可靠，他描述为“一种有美丽羽毛的小鸟”)。艾伦和卡梅尔带着宽容的娱乐精神，像美国人在看浣熊或金花鼠的展览一样，因为在他们的自然状态中经常能看见这些动物，可对于我每一个都新奇，连澳洲野狗也是，尽管它不过是一条狗。我在小动物园里转了两整圈，之后心满意足地点了点头，我们再一次出发去墨尔本。

我们去了一家越南餐馆吃晚饭，在墨尔本城郊里奇满的中心，一条街上连着几英里排满了异国风味的餐馆，艾伦证实了自己的说法，我不能与他争辩：外出用餐的话，墨尔本比悉尼好太多。谈话中，艾伦问我是否要去大堡礁，那是他特别喜欢的地方。我说这次不去，但几周后回来要去。

“小心一点儿，别让他们把你丢在那儿。”他难过地笑了笑。

“什么意思？”

“最近听说一个故事。有家潜水公司在礁石上落下了一对美国夫妇。”

“落下？”我问，困惑但又好奇。

艾伦点了点头，叉起些意大利面。“是，不知怎么数错了人，回港时少了两名乘客。被落下的人就惨了，你不觉得吗？我是说，这一分钟你在游来游去地看珊瑚和鱼，过着这辈子最难忘的时刻，然后你浮出水面，发现船不见了，在一片巨大空旷的大海里只有你自己。”

“他们不能游到岸上吗？”

对于我的无知他宽容地笑了笑：“大堡礁深入大海，布莱森——超过三十英里，要游很长一段。”

“那儿没有岛屿什么的吗？”

“他们在的地方没有。他们完全在海里，显然可以游到几处地方——一座潜水公司用来停泊的浮桥和某种环状珊瑚岛，都隔了一两英里远。因此想必是，咕哝着骂娘，感觉有点受欺，他们开始向这些地方游。可他们不知道的是——也无法知道——要游过一条深海峡。猜猜深海峡里藏着什么？”

“鲨鱼。”我说。

他对我的敏锐点了点头。“想象一下。你在大海深处，困住了，因为你托付性命的公司把你给忘了。你很累。你朝一座珊瑚岩层游去，可非常困难，因为潮涨了。日光在消逝。你看看周围，眼见鱼鳍包围过来，说不定有半打。”他停了停，让我在脑海中构想出情境，然后面无表情地盯着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不过我想我会把钱要回来。”他笑道。

“那没人回去救他们？”

“两天后才有人意识到他们的失踪。”卡梅尔说。

我惊奇地看着她：“两天？”

“到那时，当然，他们已不见很久了。”

“被鲨鱼吃了？”

她耸了耸肩：“没法知道，但想必是。反正，他们再也没被发现。”

“哇噢。”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略有所思地进食，然后我提到：每次澳大利亚有奇怪的故事，似乎都发生在昆士兰。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和一个在凯恩斯附近被扣留的德国人有关，他1982年持旅游签证来此，过去的十七年在北部沙漠里步行流浪，主要靠公路上被撞死的动物维生。我亦十分钟爱那群非法移民的故事，被一艘旧渔船从中国运来，扔在凯恩斯某海滩一百码远的浅水中。他们被抓，是因为其中有个人带着一只行李箱，湿透了的裤子明显往下滴着水，每走一步都吧唧响。他走到一个报刊亭，礼貌地问经营者，能否叫一辆出租车，带他和某些同伴一起到凯恩斯火车站。几乎每一天，报纸上昆士兰的新闻电头下，都有个好玩稀奇的故事。

艾伦点头表示同意：“那是有原因的，当然。”

“是什么？”

“在昆士兰人们很疯狂，比切开的蛇还疯。你会喜欢那儿的。”

早上艾伦去上班的途中把我送去机场。当他跑去开头版例会，还是什么编辑该干的事儿时，就把我丢在他的桌子前，玩他的旋转椅。回来时他抱着一个文件夹，递给我。“我找到点儿东西，关于那对失踪的美国夫妇。我猜可能对你有用。”

“谢谢。”我说，挺感动。

“应该能给你提供点意见，如何不被落在礁石上。我晓得你这家伙多笨，布莱森。”

在机场他跳下车，帮我把行李从后备厢拖出来，说了道别的话语。他握了握我的手。“记得我说的话，在北边自己保重。”他说。

“比切开的蛇还疯。”我重复道，表示我有在听。

“比一麻袋切开的蛇还疯。”

他笑了笑，跳回车里，挥挥手走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