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在听觉错觉和误解之间划出一条绝对明确的界限[82]。

口头上我们可以说，前者发生时，至少就其主要特点而言，错觉是由于听觉机制而产生。后者是指在理解一个词或句子时出现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耳朵的活动效率很高，但头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所听到的东西，因此，它通过与之有关的别的东西进行补充。因此，误解在外来词方面频频发生。比较一下移民学生的歌声吧（歌词的发音很接近）——“My can’t three teas of tea”和“My country’tis of thee”，或者“Pas de lieu Rhone que nous”和“Paddle your own canoe”[83]。（“你就是我的祖国”被错误地唱做“我不能分别三种茶叶”，或者“我们的罗恩好地方”被错误地唱做“划自己的小船”。）1　☆本节是“误解”主题下的起始章节，后面第107 节也属于该主题。——编者注在法律上，误解及其发展还有解决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仅证人，书记员和秘书都会受到误解的影响。如果误解没有被发现，就会导致危险的错误，而即使发现了，在找正确解决方法的时候也面临着很大的困难[84]。确定语境不仅需要付出努力，还需要心理知识和与罪犯换位思考的能力。由于距离，想进行质疑往往是办不到的，也可能是无用的——因为证人不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或想说些什么。当考虑到古典文献学者们做出的大量工作，必须要确定一些误拼单词的正确写法，我们可以猜测一件绝对正确的协议文本该是多么的有必要。某人清白与否可能取决于一个拼错的音节。现在，要确定文本的合适和正确通常很困难，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无论证人或书记员是否误解了工作的性质，这都没有区别。它的重要性依然没有受到影响，但在后一种情况下，只要检察官正确地记得他所听到的东西，可能会避免差错。假如所有的协议立即被阅读，不是由书记员，而是由检察官自己来读，那么书记员的错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被降到最低限度。如果作者亲自来读这些，他还会犯同样的错误，只有非常聪明的证人才会察觉到这些错误，并提出来。除非发生这种情况，否则错误依然存在。

我列举了观察到的几种误解。来自嫌疑人的记录：“我在12 月12 日离开玛丽·托米齐尔”（而不是“我的住所”，音近Marie Tomizil）。也不是“无关紧要”，而是“她的大象（音近her elephant）”，很多时候都是书面形式，法官只是顺便说一声——例如“进来”“继续”“快点”“小心”，等等。如果这样的词进入文本，我们就很难弄清楚它们是如何进入的。人们是多么容易和频繁地产生误解，这从他们的誓言中就可以看出。基本上每天都会有至少一名证人在重复情况时，讲出一些没什么意义的废话。

对于这种误解的发现和改正，使我们捡起了一条老规矩——仅仅研究自己的案例不能教会我们任何东西，因为视野太窄、材料太一致、刺激太轻微。我们必须研究别的学科，并从日常生活中寻找案例。在这儿，歌德特别地在他的短篇论文《听、写、印刷错误》中教育我们。他第一次告诉大家，当他重读口述的信件时，发现了最稀奇的错误，如果不立即处理，这些错误会造成很大的困难。他说，解决这些错误的唯一方法是：“大声朗读这些错误之处，要彻底理解它的含义，并重复这个莫名其妙的词汇，直到语言的流动中出现正确的词为止。没有人能听到他了解的一切，也没有人会意识到他感受到的一切是能够想象出来的，或者是能够思考的。从未上过学的人往往将之看作德语、拉丁语和希腊语。同样的事情同样会发生在来自外语的单词，而这些单词的发音对作者来说是未知的。进行听写的时候，听者会把他内心的倾向性、**和需要放在所听到的词的位置上，代之以某人所爱之人的名字，或一些人们非常渴望的美好事物的名字。”我们找不到比歌德的建议更好的错误检测策略，但必须阅读协议或其他任何东西，否则得不到任何帮助。正如明斯特伯格所指出的，事实是许多错误都是由于这个词只是一瞬间才被看到，而且如果之前听到或看到过类似的词，那么很容易误读这个词。经常会发生无意识的文本错误，而它们被忽视的方式看上去非同寻常。

安德烈森指出，所有比较流行的解释的原因都在于语言意识，这种意识反对让任何名字成为空洞的声音，更重要的是，它尽可能地赋予每个词一种单独的含义和一种明确的理解。在这里，人类的头脑会本能地、简单地活动，没有任何反射，这是由感觉或偶然性来决定的。然后，头脑对外来词汇进行各种形式的转换。

这与一种类似的观点吻合，即一群天主教庇护圣徒的性格取决于他们名字的特征。圣克拉拉描绘出清晰的愿景；圣露西听起来像是“清醒”的意思，是盲人们的圣徒；圣玛默图斯类似于母亲、女性**，是护士和哺乳期妇女的守护神。

有启发性的替代词是，杰克·斯皮尔代表莎士比亚，阿波尔达代表阿波罗；勒芒的伟大胜利代表着莱曼的伟大胜利；“石膏仓库”代表的则是休息的地方。

安德烈森警告我们不要在分析方面走得太远。由于（书写）风格的模糊性，很容易出现夸大其词的情况，特别是在我们想找出误解根源的时候。我们的任务首先是要弄清所说或写的内容的正确性，否则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只有在做不到这些的时候，我们才能假定存在误解，并寻找它们。因此，这种过程必立足于语言学和心理学，需要这两个领域的专家进行协作。在未受过完全教育的人放弃自己的方言，或者受过完全教育的人改变他们的表达方式，试图转化为高级德语的情况下，就会产生一些最明显的有启发性的误解。

要理解外来词意义的转换，这时常显得很重要。例如，洗脸台、菲德尔和壮丽的。在德语中，洗脸台绅士指的是一个柔顺的人；而一个“菲德尔”小伙子指的并非一颗忠诚的心灵，而是一个快乐的、寻欢作乐的人；“壮丽的”这个词最初指的是“著名的”，意味着昂贵或愉快。也许理解名字是如何被更改的并非不重要。我认识一个人，他奇怪地被称为凯莫迪纳尔，他父亲是一个叫卡马迪纳的意大利移民。我还认识两位老人，是兄弟俩，他们住在该国的不同地区，其中一个叫约瑟夫·瓦尔德豪瑟，另一个叫利奥波德·巴尔塔萨。在这一代人的人生中这个名字已经完全变了，而且很难说哪个正确。还有一个有着法国血统姓西奥博尔德的家庭，曾经被称为杜瓦尔。两百年前，施泰尔马克的居民与土耳其人混居，有着许多土耳其血统的姓氏。因此，哈塞内尔可能来源哈桑·奥里、萨拉塔来自萨拉丁、穆伦包克来自穆林贝格、苏曼来自索里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