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按性情把人进行分类是毫无用处的。其中有四种性情，称之为“幽默”，每一种都具有一系列特征，但任何一种都不会同时具备所有特征。因此，根据这四个范畴所确定的性情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范畴的区分也没有实际价值。然而，如果我们利用的是性情最普遍的含义，那么与这种区分有关的情况就变得多余了。如果把积极定义为易怒，好斗称作乐观，深思熟虑称作冷漠，悲伤称作忧郁，那么你只是简单地在描述这些事情成千上万个形容词中的几个形容词上加了一个专业表达而已。这四种形式并不是唯一的。除了无数的中间形式和过渡形式外，还有很多形式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类。此外，性情会随着年龄、健康、经验和其他意外而改变，因此这种区别甚至不能用恒久不变的现象来证明。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它显得至关重要，因为它的任何形式都表明了某种权威，同时这四类中的每一类都将一系列现象联系了起来，并且假定这种联系是不容置疑的，尽管这并不是绝对必要的。马基雅维利说世界是属于冷漠式幽默的，彼时他一定没有想到那些被习惯性地理解为冷漠式幽默特征的复杂现象。他只想表达，在日常生活中，极端的行为导致的结果和在政治活动中一样少；每件事都必须经过反思和反复试验才能实现；即使缓慢，但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进展。如果他说，世界属于谨慎或善于思考的人，我们就会发现他所表达是相同意思。

当试图清楚地了解一个人的本性和文化时，对其性情的研究就没有什么用了。那么，让我们来考虑另一种以个人判断为基础的特征。谚语说“笑会背叛一个人”。在剧院里，如果你知道笑的主题、笑的方式以及具体笑点，你就知道坐在哪里的人受教育程度最高，哪里的人受教育程度最低。叔本华说聪明的人觉得一切都很有趣，逻辑严谨的人对此则毫无知觉；埃德曼则表示，一个物体痛苦或可笑的特征，并不能反映它的本质，但可以反映出观察者的本质。刑事专家似乎可以通过观察被审查者的笑来节省很多工作。观察能力差的证人会发出尴尬、愚蠢的窃笑；无辜的囚犯或被判有罪的人会露出痛苦的微笑；证人很高兴看到因他所造成的伤害从而露出残忍的笑；被判同谋的共犯会露出邪恶的笑。无辜的人在找到证据证明自己清白的时候会露出高兴、如释重负的笑；还有无数其他形式的笑，所有这些都随着发笑者的性格特点而千差万别，并且意义重大，什么都不能与其价值相提并论。此外，当你知道人们很难在笑的时候隐藏真实情绪（至少在笑停止的那一刻），你就会明白在做决定的时候笑是多么重要。

与笑同等重要的是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会发生某些变化。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一个人在没有任何明显原因的情况下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至于我们几乎认不出他来了，那么这种变化在内疚或者监禁的影响下就会变得十倍强烈。有人说，隔离会暴露最伟大的人、最伟大的傻瓜和最伟大的罪犯。那么，监禁这种强制隔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幸运的是，我们没有生活在因一件小事就被监禁数月或数年的时代，但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几天的监禁生活也可能完全改变一个人。在被拘留期间，愤懑和野性在别人眼里可能会变成悲伤和温柔。因此，不经常见到和处理此类案件的刑事专家就很难履行其职责。当然，我并不是说，他应该怀着从这种病态状态中得到忏悔的心情去看待这类人。我的意思是，这只是得到一个公正、正确概念的方法。凡是有经验的犯罪学家都会承认，他所看到的事情的本质，特别是罪犯的犯罪动机，是在第一次审讯后而不是后来的审讯获得的，而他后来的观点比较正确。如果我们撇开不谈那些不幸的案件——在这些案件中，接受审讯的人受其狱友指使，变得很坏，那么可以这样说，监禁往往能更准确地显示出这个人的本来面目；并且这种陌生的环境，之前立场的转变，以及利用这次机会认真思考其目前处境，可能在没有相反影响的情况下，会为刑事专家提供很大帮助，相对之前的审讯结果，这一事实在后来的审讯结果中更好地得到了证实。

另外，囚犯的身体情况和健康状况也会发生改变。不幸的是，我们必须承认全新的生活方式、食物结构和生活环境的改变、运动的缺乏以及道德效应会直接影响人类的身体健康。然而，在一些案例中，监狱生活会使一些人的健康得到改善，尤其是那些**不羁、生活毫无规律、每天烂醉如泥的人，或者是那些每天对自己的健康忧心忡忡的人，但这些都是例外。一般来说，囚犯的身体机能会受到损害，但幸运的是这只是暂时的。同样，众所周知，这些因素对思想的变化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身体上的创伤会使人的道德本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健康是黑暗中一往无前的精神支柱。如贝恩所说，这一事实可以解释人们前去忏悔的缘由，而这些忏悔在关键时刻可以拯救一个无辜的人。

我们也不要忘记时间——对囚犯来说，监禁的那段时间具有与生俱来的“魔力”——可以修复一切创伤。我们都知道十恶不赦与完美无缺一样世间罕见。我们无缘得见前者，也很少遇到后者。跟“坏人”打交道的时间越长，我们越倾向于将十恶不赦看作是需要和孤独、脆弱、愚蠢、疯狂和简单、真实、精神匮乏的结果。现在，我们的发现在这些年被重新区分，堆积在一起，短时间内分崩离析。今天，囚犯在我们眼里是一个可怕的罪犯；然而几天后，当冷静下来，学会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同时这个罪犯更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他真实的一面时，我们对他的认知也会悄然发生改变。

我经常会想起一个关于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突然驾临德累斯顿的故事。市政府高级官员立即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第二天的应对措施——正如这位瑞典国王预想的一样——这其实是他们前一天就应该做的事。每一个接受审讯的囚犯都是如此。当离开法庭时，他已经在想应该换一种说法，并且不停反复练习直至第二次庭审。因此，他们通常会做出各种各样令人费解的陈述，而这些陈述需要我们甄别。

最后，米特迈尔指出了刑事专家本身文化和性格的重要性。“如果一个女孩为情人出庭作证，指认她的兄弟，在判断时就会产生问题，哪一个声音更有力量？法官无法轻易将这一判断标准和自己的人生观区别开来。”这种现象经常发生。如果你全面考虑一个令人头疼的心理学案例，没有丝毫头绪，不知道怎么办，原因是什么，但突然间，你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事情一定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由于这个原因，他做了这样或那样的事。”仔细研究这样一个明确的推论会使你相信这是由于感情的误置，即你这样推断，是因为在类似的情况下你会这样做、这样想、这样要求。感情误置对法官来说是最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