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是天性，吸收谈话的内容则是文化。”歌德用这句话说明了文化缺陷的出处，同时也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没有文化的人无法理解别人的话。这并不是说他们记不住别人所说的话，而是无法完全理解这些话，且无法通过自然、简单的方式进行复述。在庭审此类人时，这一点是观察所有事物的根源。不同领域的思想家也注意到了这个事实。例如，米勒发现，当一些未受教育的人试图描述一种自然现象时，很明显他们在区分感知和推论方面显得力不从心。道格拉斯·斯图尔特注意到，乡村药剂师在不直接使用术语（里面包含的每一个词都代表一个理论）的情况下，很少对一个最简单的案例进行描述。对一种现象简单而真实的描述会直截了当地表明我们的头脑是否能够自然地做出准确的解释。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我们经常会使用一种迂回的方式来描述一个本身简单的事实。这种复杂的陈述方式是因为说话者不知道如何用简单的方式描述。因此，康德表示：“普通人的证词通常比较真实，但往往不太可靠，因为证人没有长时间关注的习惯，所以把自己的想法误认为是从别人那里听到的。因此，即使在法庭发誓，他们的证词也很难让人相信。”休姆也在一篇文章中表示，大多数人会很自然地摒弃与之不同的言论，因为他们看待事物比较片面，从不考虑反对意见，并且由于他们希望用一种极其生动的方式进一步证实自己秉持的观点，从而忽视了从另一角度得出的意见。任何一个看待事物片面的人所看到的只是这个事物呈现在他面前的样子，而那些拒绝考虑反对意见的人，已经主观地为面前的事物涂上了“颜色”，而无法看到其本来的样子。

在这方面，我们发现这类人定义事物的倾向很有趣。他们感兴趣的不是直接的感知，而是抽象的形式。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著名的“营房荣誉定义”：荣誉属于拥有它的人。那些看待事物片面、只能感知事物周围最明显特征的人会犯一个相同错误。米特迈尔指出，头脑简单的偶然目击者只能看到最近处的特征。

同时他还说：“众所周知，未受过教育的人通常只会注意到被问及的最后一个问题。”[53] 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一个证人突然被问及是否杀了A，抢了B，并从C 身上偷了一颗珍珠，他可能会冷静地回答：“没有，我没有偷珍珠。”但是他会忽视另外两个问题。辩方经常会利用这一点。法律人在庭审一个重要的证人时问道：“你能说一说被告是如何进入房间、四下打量、接近衣柜并拿走那块表的？”

而这个证人则会干巴巴地回答：“不，我说不了。”尽管除了那块表他看到了整个过程，但他否认了整件事，因为他只注意到了最后一个问题。只要禁止法律人向一个证人连环发问，或使用最简单明了的方式提问就可以轻易避开这一点。令人欣慰的是，简单的问题较之那些长而复杂的问题可以得到更好的回答。

出于同样的原因，未受过教育的人永远看不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对正义的热爱取决于他们对成为不公正主体的避之唯恐不及。因此，弱者永远不会诚实，大多数未受过教育的人会通过责任了解别人的做法。责任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但要求别人尽责任更容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了解责任。这可能是由于教育培养了安静、冷静的品质，从而能够更正确、更客观地看待事物和义务。

还有一些行为也具备此类未受过教育之人的思维特点。例如，在小心使用救生用具、灭火器和其他逃生设施（如有需要，立即使用）方面，有一个反复发生的心理过程。人们会发现这些设施用具通常被小心地锁起来，或藏在柜子里。这可能是因为这些人认为自己并不会遇到需要使用这些器械的紧急情况，反而这些东西被偷的概率会比较大。

为什么未受过教育的人需要仔细感受所有展示在他们面前的，或者他们另外发现的新东西？孩子们甚至能“嗅”到这些东西，而受过教育的人则满足于观看它们。所以，公共场所提出的“请勿触摸”等警示就有了很好的解释。我认为一个人的文化程度可以轻易通过他是否触摸面前的新鲜事物来确定。产生这种渴望的原因很难确定，但毫无疑问，未受过教育的人希望从更根本的角度来研究这个物体，从而发挥比视觉更重要的其他感官的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受过教育的人由于观察力受到过专门培训而看得更多、更透彻，而未受过教育的人除了看，不得不通过触摸来刺激其他感官以获得更多感知。另一方面，可能因为未受过教育的人无法感知这个物体的本来面目，当它以物体A 或以另外的形式呈现时，他更倾向于怀疑，因此必须通过仔细感受来说服自己它就是A[54]。可能“联想训练”

这个概念能够帮助解释这件事。

对一个物体特性的理解依赖于训练，观察力是否受过训练已多次被证实，但偶尔也通过这样一个事实得到证实，即未受过教育的人发现他们在描述一件事时很难流畅自如。这不能仅仅归咎于他们的做法有问题。有这样一个古老但极富教育意义的故事，一个农妇问她的儿子在看什么书，黑的还是白的，每当给他们看图片、照片时，就会想起这个故事。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未曾注意到他们认为背景是需要重点注意的事。例如，当你给一个未受过教育的人看一张半身照时，他可能会通过肩膀和头部的周围环境联想到这张半身照下部的轮廓背景，这确实可以说明一些事实。假如这恰好是一条狗的轮廓，那么这个人会看到“一只白色的狗”。这种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频繁，因此不必太在意照片上的人未被认出来。[55]再讲一个故事——一位摄影师抓拍了一张十二名骑兵游行的照片，他拿到了这些骑兵的地址，但上面没有其父母的街道号码。因此，他把这张照片寄给了12 对父母，让他们辨认。每张照片随附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如果有任何差错，会予以改正。但没有人抱怨摄影师未把自己孩子的照片寄给他们，每个人都“收到了”一名士兵照片，而且似乎很满意对这名士兵进行确认。因此，同样未受过教育的人对照片身份的否认完全没有价值。

另一方面，图像对儿童和此类人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他们的思想根深蒂固，尤其在尺寸大小方面。每个人都能够生动形象地回忆起他读的第一本图书及其内容。我们仍然记忆犹新，即使认为这本图书的作者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在回忆一个物体的大小时，我们通常会产生错误的认知，例如，当一匹马和一头驯鹿出现在同一画面时，后者看起来比前者大，因此在想象中驯鹿个头通常比较大。无论后来是否知道驯鹿的实际大小，或者已多次亲眼见过驯鹿，我们仍然觉得这个动物“都太小了，它必须比马大”。受过教育的成年人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但是未受过教育的人则不然，许多错误的陈述来源于图片。如果来源是已知的，我们可能会发现错误的来源，但如果错误是无意识发生的，我们就必须结合情况进一步研究找出原因。

最后，未受过教育的人无法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通过两个典型可以说明这一点对其情感基调的普遍影响。布尔沃讲述了一个遭受主人殴打的仆人，随后受到唆使上诉法庭寻求保护的故事。他愤怒地拒绝了，因为他的主人太高贵，不受法律的约束。古特伯莱特讲述了一个拉文纳警察局长塞拉菲尼的故事。塞拉菲尼听说一个臭名昭著的杀人犯威胁要开枪打死自己。于是命人把这个人带来，给了他一把上了膛的手枪，请他开枪。但这时此人却脸色发白，充满恐惧，塞拉菲尼打了他一耳光，让他滚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