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人在本性和教养方面是不同的；另一方面，语言是一种随生长土壤的变化而变化的有机体。也就是说，与使用它的人类个体一样，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有特殊且个人化的表达形式。如果这个人作为证人或囚犯来到我们面前，我们就必须通过这些形式本身去研究它。幸运的是，这项研究必须与其所暗示的另一项研究相结合，即个人的性格和性质。如果两者之间缺少一个，后果是不可想象的。无论谁想要研究一个人的性格，都必须首先关注他的表达方式，因为这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也是最具启发性的。就好像老话“人如其言”一样。从另一方面看，研究表达方式本身是不可能的。如果要解释讲话的形式，或使分析成为可能，那就必须具备很多其他的研究条件。因此，所有这些都是互相联结的，一旦清楚地知道了一个人的言语技巧，你也就清楚地了解了他的性格，反之亦然。毫无疑问，这项研究需要相当多的技巧。但这对于任何致力于律师工作的人来说都是必需的。

泰勒的断言是正确的，一个人所说的话展示出的出身远远少于他的教养、教育程度和能力。这一事实的大部分原因在于语言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和运动变化的有机体的本质，它获得了新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表达人类生活中新的和特殊的事件。盖革[53] 引用了以下单词含义变化的例子。“Mriga”在梵语中意为“狂野的野兽”，在古波斯语中它仅仅是“鸟”的意思，而在与之相等的波斯语中“mrug”

仍然只有“鸟”的意思，因此家禽、鸟等等现在都被称为“mrug”。因此，第一个含义，“野生动物”已被转化为其相反的“驯化的动物”了。在其他情况下，我们可能错误地认为某些表达能够代表某些事物。我们说，“烤面包、烤蛋糕、烤某些肉类”，然后再说，“烤苹果、烤土豆、烤某些肉类”。如果有外国人告诉我们他“烤了”面包，我们肯定会大笑的。

到目前为止，这些表达形式与性格没有任何关系，但它们是在所有公司、团体、班级（如学生、士兵、猎人等）以及在大城市的中产阶级中建立自己颇具特色的模式的起点。这种形式可能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使用其中一种形式可能会让使用它的人陷入危险。我曾经在火车上看到两位互相不认识的老先生。他们在对话，一个人告诉另一个人，他看到一名军官从马上跳下来，被剑绊倒了。但他没有使用“剑”这个词，而是使用了老派的俚语“speer”，另一个老男孩用闪亮的眼睛看着他，喊道：“好吧，兄弟，什么颜色？”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类别中突变和添加特别明确含义的新词。这些词变得更加现代化，就像俚语一样。

特定形式的使用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用方法。一个人说“当然”，另一个说“是的，确实”；一个人更喜欢说“黑的”，另一个人更喜欢说“暗的”。这个事实具有双重意义。有时候，一个人给出一个明确含义的词可以解释他的整个本性。一位医生在讲述一个痛苦的手术时说：“病人都疼得唱歌了！”这种说法是多么无情和粗鲁啊，此外，我们有必要调查一下人们喜欢给出的某些词语的内涵，否则误解是不可避免的。通常情况下，这种调查并不容易，因为即使表达意图很简单，也很容易忽略人们对普通事物采用特殊表达这一事实。尤其是当人们被相似的替换和这种替换的重复引入歧途的时候。很少有人能够区分同一性和相似性；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两个词组是等价的。如果除了B 稍微大一点，其他方面A 和B 都是相同的，那么它们看起来是相似的，如果我也这么认为，那我用B 替换A 就不存在什么大问题了。现在我将B 与C、C 与D、D 与E 等进行比较，并且该系列的每个比较单位都比其前身逐渐变大。如果现在我继续重复第一个错误，那最终会用一个非常大的E 去替换掉A，而这个错误非常明显。我当然不会在开始时用E 代替A，但是重复替换类似物的行为，使物体间变得彻底不可比。

这些替换在意义的变化过程中经常发生，如果你想知道一个术语的某种显著意义是如何产生的，你通常会发现它是一个从模糊的相似逐渐走向完全的不相似的过程。一个词在长期使用过程中经历过的所有这些非同寻常的变化，以及每个语言教科书中包含的大量例子，都可能会在每个发言者中以相对较快的速度发展，如果不对这种发展进行追踪，可能会导致在法庭上出现非常严重的误解。

当语言材料，特别是原始语言材料仅包含简单的差异时，就会发生替换，从而发生突然的改变。所以泰勒提到了这样一个事实：西非沃洛夫语中包含“dagoú”这个词，“dágou”是骄傲地大步走，“dágana”是沮丧地乞求，“dagána”

是要求。姆蓬圭人说，“mì tonda”是我爱，“mi t?nda”是我不爱。我们自己人在语调上也会产生这种差异，而且意义的突变也非常接近。但谁会注意到呢？

尽管词汇意义的变化很重要，但这种重要性仍不及阐述方式中给出的概念意义的变化。因此，仍然存在更大的错误，因为单个错误既不容易注意到，也不容易追踪。J. S. 密尔公正地说，因为受到语言分类的影响，古代科学家错过了很多东西。他们几乎没有想到被赋予抽象名称的东西实际上是由几种现象组成的。然而，这个错误已经被继承了，现在对抽象事物命名的人会根据他们的智慧，并借助它为抽象事物构想出这样那样的含义。然后对其他人不理解他们感到惊讶。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学家被强制要求，无论何时任何抽象的东西被命名，首先要准确地确定对话者的意思。在这些情况下，我们有一个奇怪的发现，那就是这种决心对于深刻研究这个对象的人来说是最必要的，因为专业语言只出现在特别研究过任意一个学科的人身上。

一般来说，我们在时间上表现出的坚持是必要的，哪怕是很短的时间，都会对事物的概念造成根本的影响。米特迈尔，实际上还有边沁已经证明了观察和宣布之间的间隔对表达形式的影响。被立即讯问的证人或许几周后他会说同样的话—但他的陈述不同，使用的词语不同，他通过不同的词语理解不同的概念，因此他的证词变得不同。

提供证据的条件也可能产生类似的效果。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证人在预审法官安静的办公室和秘书面前所作的陈述与在公开审判中陪审团面前所作的陈述有什么惊人的不同。人们经常倾向于愤怒地攻击做出这种不同陈述的证人。然而，更准确地观察将表明证词基本上与前者相同，但提供证词的方式是不同的，因此显然是不同的故事。听众之间的差异具有强大的影响力。通常情况下，看到更多的细心听众会加剧复述的构建，但这并非无例外。在“倾听者”这个词中，有一种观念认为说话者需要讲得很有意思又很好，否则他的听众就不会注意，如果他讲得好，并且知道自己讲得好，听众的数量是可观的，因为每个听众都被认为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崇拜者，情况也总是如此。如果有人在观察下做一件工作，当他知道自己做得很好时会感到愉快，但如果他确定自己缺乏技巧，就会感到不安和困扰。因此，我们认为听众达到一定数量之后会增加复述的水平，但这种情况只出现在当发言人对主题和听众的喜好有把握的时候。对于后者，不自然的关注带来的影响并不总是很明显的。当一个学者谈到自己选择的某个主题，并且听众聚精会神地听他讲时，可以说他很幸运地选择了这个主题，并且讲得很不错；这种关注起到了刺激的作用，会使他讲得更好。但是，当一个引起普遍兴趣的大审判过程中出现了政府的证人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关注依旧会存在，但它并不是针对证人的，而是变成了对案件本身的关注。证人没有选择自己的主题，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对他来说，无论说得好还是不好，都无关紧要。兴趣只属于主题，而说话者本人也可能受到所有听众不可分割的反感、仇恨、厌恶或蔑视。然而注意力是紧张和强烈的，并且由于发言者知道这与他或他的优点无关，因此会令他感到困惑和沮丧。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如此多的刑事审判结果与预期完全相反。那些只参与庭审但未经过事先审讯的人，当他们被告知自从审讯调查以来“没有”改变时，他们对结果的理解就更少了，但实际情况是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证人会因听众过多而感到兴奋或害怕，会用一种与之前不同的方式说话和表达，直到整个案件以这种方式变得不同。

以类似的方式，某些事实可以通过特定证人使用的叙述方式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举个例子来说，可以通过一些有影响力的品质，比如幽默来表现。显然，笑话、俏皮话、喜剧被排除在法庭之外，但是如果有人在允许的限度内，通过枯燥的证词表现出了真正的、真实的幽默，他就可以讲述一个非常严肃的故事，并将危险降至最低。一些有趣的证人的证词经常在报纸上流传并取悦读者。

每个人都知道一个真正幽默的人如何讲述自己的经历、学生时代的可疑情况、不愉快的旅行经历、争吵中的困难处境等，每个听众都会发笑。实际上，所讲述的事件既麻烦又困难，甚至非常危险。讲述者不是在说谎，但他设法给故事带来转折，让所有人甚至是受害者都觉得想笑。[54] 正如凯普林所说，“幽默的任务是掠夺人类不幸遭受的创伤。它以我们的同伴为样本，向我们呈现了人类生活中无数愚蠢行为造成的喜剧，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实现这一任务。”

现在假设有个非常幽默的证人讲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并没有真正以悲剧结尾。假设主题是一场大争吵、一些非常愚蠢的欺骗、一些关于荣誉受到攻击的故事等等。人们对这一事件的态度会发生转变，尽管它看起来是在之前10 个证人的证词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但至少针对事物的新观点在判决中是有效的。因此，没有听过全部证词的人，是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案子的。

同样地，一个实际上无害的事件可能因为忧郁的证人的负面证词变成悲剧，而他在这种情况下或其他任何情况下可能都没有使用过一个不真实的词。同样地，一个证人认为他的个人经历大体上是真实的，那么他的痛苦可能就会影响和决定人们对一些不严重的事件的态度。这也不夸张。每个有经验的人只要足够诚实，就会证实这一事实，并承认他自己也是那些态度如此改变的人之一；我避免使用“受骗”这种说法。

此外，有必要在此重申，关注证人在做出陈述时手的动作和其他的姿势，将大大有助于保持正确的平衡。动作比言辞诚实得多。[55]另一种发现证人是否被态度和自己的品质所**的方法是仔细观察他的叙述给自己留下的印象。斯特里克对讲话的条件进行了控制，并观察到，只要他不断地将复合问题用一种自己满意的因果关系描述出来，就可以使他的听众变得兴奋；一旦他使用了一种不满意的因果关系去描述，听众的态度就会发生改变。我们必须颠倒这种观察；我们是证人的听众，必须观察他的因果关系是否令他自己满意。只要是这种情况，我们就相信他。如果事实不是这样，他要么在撒谎，要么知道没有表达自己，因为他应该让我们正确地理解他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