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所展现出的记忆差异在所有品质中并不是最小的。众所周知，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记忆的活力、可靠性和及时性上，还表现在记忆领域中，快速记忆伴随的快速遗忘，慢速记忆伴随的慢速遗忘，或者有限范围的强烈记忆与广泛范围的模糊记忆之间的对比。

在考虑记忆领域的时候要对某些特殊问题多加注意。通常，我们可以假定在一个方面显得特别有活力的记忆通常是以牺牲另一方面的记忆为代价来完成的。

因此，对于数字的记忆和姓名的记忆就会相互影响。我父亲在记名字这方面就表现得非常糟糕，以至于经常无法快速回忆起他亲儿子的基督徒教名。他经常不得不重复他的四个兄弟的名字，直到偶然想起我的名字，而且还并不一定能成功地想起来。[35] 当他进行介绍时，他总是：“我尊敬的嗯……嗯……嗯……”“我年轻时的好朋友嗯……嗯……嗯……”另一方面，他对数字的记忆力却令人震惊。他注意并记住的不仅是那些由于某种原因使他感兴趣的数字，而且还记得那些与他没有丝毫关系的数字，以及只是偶然读到的数字。他可以瞬间回想起国家和城市的人口数量，记得有一次，在一次偶然的谈话过程中，他提到了过去十年某个国家的甜菜根的产量，或者那块十五年前就给了我并且之后一直都没再拿在他手里的手表的工厂编号。他经常说脑子里的数字让自己很困扰。就这方面来说，上述提到的困扰表明他不是一个好的数学家，但却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纸牌玩家，出色到没有人想和他一起玩。他可以在发牌结束后，便立即计算出每位玩家分别有什么牌，并且能够在比赛刚开始的时候就说出每个人有多少分。

记忆有着丰富的多样性，并且对我们很重要，比如我们经常不愿意相信在某个领域作证的证人，因为他在另一个领域的记忆被证明是不可靠的。舒伯特和德罗比什举出了这类事情的例子，但是根据像沙尔科和比奈这样的现代人关于某些心算（伊那伍迪，迪亚曼迪 等）现象的观察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对数字的记忆是以牺牲对其他的事物的记忆为代价的。林奈说拉普人能够单独识别他们无数驯鹿中的每一只，但是对其他却什么也记不住。同样的，荷兰一位懂花卉的朋友沃尔海姆只对郁金香有超凡的记忆，让他仅仅从干枯的球茎上就能认出一千二百种郁金香，这简直让人叹为观止。

这些领域似乎非常狭窄。比如专家（钱币学家、动物学家、植物学家、纹章学家等）除了对特定的事物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之外，对其他事物却显得似乎没有记忆能力，还有一些人只能记住韵律、旋律、形状、形式、标题、模式、服务、关系等。V. 沃尔克玛花了一些篇幅来说明这一点，他还提醒人们注意这样的事实：半智障的人对某些事情有着惊人的记忆能力。这已得到其他学者的证实。其中一个叫迪波泰的人，[36] 可能是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地区大众心目中的专家，他的观点尤其明确。他认为正如所有山区一样，都存在着许多不幸的智力障碍者，当他们长大成人后，会被称为白痴病患者，他们中症状比较轻的看起来像是拥有正常人一半的智力，但却没办法去谋生。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某些事情拥有惊人的记忆力。其中一个人完全熟悉过去和现在日历中的天气预测，并且可以每天引用它；另一个人则知道天主教每个圣徒的生日和历史；再另一个知道每个庄园的边界，以及其所有者的姓名等；还有一个了解牛群中的每一只牛，知道它属于谁；等等。当然，这些不幸的人中没有一个具有阅读能力。德罗比什提到一个完全不能说话的白痴男孩，通过一位女士的不懈努力，最终成功地学会了阅读的例子。

这个男孩学会阅读后，即便是略读任何一本印刷作品，之后都可以逐字逐句地再现阅读内容，即使这本书是一本外国作品或者是用陌生的语言写成的也可以。另一位作者提到的一个白痴病患者，他可以准确地说出十年来所居住的城镇上所有居民的生日和忌日。

经验告诉我们，半智障的人具有极好的记忆力，可以准确地再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或令人震惊的、对其产生影响的事件。许多普通人几乎没有注意到的东西，或者他们有记忆但已经遗忘的东西，被半智障的人记忆并再现。相反，后者不记得普通人做的事情，而这常常会对后者可能正在考虑的重要问题产生令人不安的影响。所以，半智障的人也许能够比正常人更好地描述重要事物。但是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会把我们需要记忆的东西进行过度的分解，以至于可提供的信息太少，无法做出任何有效的解释。例如，如果这样的人是枪击事件的目击者，那么他可能只会注意到枪击本身，并不会对枪击事件前后或者是其他相关的东西有太多的关注。那么可能直到对他进行讯问的时候，他都对此表现得一无所知，甚至怀疑这件事情的发生。这就是他证词中的危险因素。一般来说，心甘情愿地相信他是正确的选择。“孩子和傻瓜说的是实话。”他们所说的经得起考验，所以当他们否认一件事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忽略一个事实，就是他们已经忘记了很多事情，因此才会相信事件确实没有发生过。

在儿童记忆方面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儿童和动物只活在当下，因为他们没有所谓的历史概念。他们直接对刺激做出反应，而不受过去观念的影响。但这仅适用于非常小的孩子。较大年龄的孩子会成为优秀的目击证人，而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男孩则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目击证人。我们只需要记住，后来发生的事件往往会在孩子的脑海中覆盖掉先前的同类事件。[37] 过去人们常说，儿童和国家只考虑最近的事情，这是千真万确的。就像孩子们为了一个新的玩具而放弃他们最珍贵的玩具一样，他们只讲述自己最近经历的事情。特别是在有很多事实的情况下，例如反复的虐待或盗窃等。孩子们只会讲最后一件事，前一件事可能已经完全从记忆中消失了。

对儿童记忆进行系统研究的博尔顿[38] 得出了一个熟悉的结论，即记忆的范围是通过儿童集中注意力的能力来衡量的。记忆力和敏锐的智力并不总是同源的（后一个命题不仅仅适用于儿童，亚里士多德也明确过这一点）。女孩通常比男孩拥有更好的记忆力（也可以说，只要不需要持续的脑力劳动，特别是不需要对自己的想法进行创造，她们的智力通常更高）。在只读一次的数字中，儿童最多能记住六个。（成人通常不会记得更多。）艾宾浩斯对遗忘的时间进行了很好的图式化总结。他研究了一系列十三个无意义音节的遗忘，这些音节都是我们以前学过的。通过这种方式，他能够测量出遗忘与习得时间的关系。习得一个小时后，会遗忘56%；八个小时后，会遗忘64%。然后遗忘的过程会变得缓慢，二十四小时后，会遗忘66%；六天过后，75%；而一个月后，才会增长到79%。

我在各种各样的人身上粗略地测试过，结果都是吻合的。当然，时间的度量会随着记忆本身的变化而变化，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保持不变的，因此只要测试一个比率，就可以大致说出在一段时间过后，人们对任何一件事情还记得多少。

特别推荐犯罪学家对艾宾浩斯的这项研究进行了解。

特定情况下的适用性条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也比较特殊，很难有任何一般的识别或区分。有一些近似的命题，例如押韵的诗比散文更容易被记住，规整的排列和形式比杂乱一片的内容更容易被记住。但是，一方面，这里涉及的只是记忆的难易程度，而不是记忆的内容；另一方面，存在太多的例外。例如，很多人对散文的记忆比诗歌要好。因此对这种规则的进一步建立被认为是不值得的。

四五十年前，研究者很看好这方面的研究，并把研究记录发表在当时的期刊上。

众所周知，老年人对于过去的事情有着良好的记忆，而对最近发生的事情却不怎么记得住。这可以通过以下事实来解释：年龄的增长似乎伴随着大脑能量的减少，因此它不再吸收新的东西，想象力也变得黯淡无光，对事实的判断也变得不正确。因此，错误一般指的是那些对新事物的统觉，已经被感知的东西不受这种能量损失的影响。

同样，我们也不应该对功能如此显著、组织如此精细的记忆，竟然会受到各种异常影响的这种情况感到惊讶。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不可能出现这种不寻常的现象，这需要向专家进行咨询。[39] 医生会解释病理和早期疾病状态，但有一系列非常罕见的、看起来不太可能的记忆形式似乎并不是由疾病引起的。这类型的记忆形式需要经验丰富的专家及心理学家的审查，即使无法解释具体案例，他们仍然可以从该主题的文献中找到一些线索。这些文献中应该有很多相同的例子，研究者在早期的心理调查中对这些例子进行了快速的收集和科学的研究。不幸的是，现代心理学并没有对这些问题继续进行研究，并且这些问题的研究任务在任何时候都显得非常重，以至于日常生活中的实际记忆问题必须留待以后解决。我们只能引用文献中处理过的几个案例：最著名的是一个爱尔兰女仆的故事，她在发烧期间背诵了小时候从传教士那里听到的希伯来语的句子。另一个是关于一个大傻瓜的案例，他在发烧期间反复地与他的主人长时间交谈，因此后者决定让他做自己的秘书。但是，当仆人康复后却变得像以前一样愚蠢。有机会检查受了重伤、发烧的人的犯罪学家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尽管不是那么引人注目。这些人在特殊情况下给别人的印象是非常聪明的人，能够准确、正确地讲述自己的故事。但是在治愈后，人们会对他们的智力有了不同的看法。人们更经常地观察到，这些发烧、受伤的受害者对犯罪的了解程度比他们康复后所能了解的更高。此外，他们所说的话是非常可靠的，当然前提是他们没有神志不清或疯了。

关于人们短时间失忆或者永久失忆的例子数不胜数。我之前在其他地方也提到过发生在我一个朋友身上的事，他在山里突然头部受到了重击，完全忘记了重击前几分钟发生的事情。讲述这个故事之后，我收到了一些同事的来信，他们都处理过类似的案件。因此，我推断，人们因为头部遭受打击而失去事件发生前记忆的情况有很多。[40]

从法律上来说，此类案件很重要，因为我们不会相信被告在这方面的陈述，因为似乎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让伤害产生前的事件消失，就好像炭画一样，每个印象都需要“固定剂”。但是，由于这种现象是由最可靠的人描述的，他们在这件事上并无任何企图，所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即使被告声称如此，我们也必须相信。这种情况并不是孤立的，事实证明被闪电击晕的人后来忘记了闪电击晕自己前不久发生的一切。这种情况也会出现在类似于二氧化碳中毒、蘑菇中毒和被勒住产生窒息的状态中。后一种情况尤为重要，因为伤者（通常是唯一的证人）因此对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可以陈述的。

在此我不能不再一次说到在其他地方已经提过的布伦纳的案例。1893 年，在巴伐利亚州的迪特基兴镇，布伦纳老师的两个孩子被谋杀，他妻子和女仆受了重伤。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妻子恢复了知觉，似乎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却无法告诉负责调查案件的司法人员任何与事件或罪犯等有关的事情。当司法人员完成了她充满否定回答的笔录并拿给她签字的时候，她签的是玛莎·古登伯格，而不是玛莎·布伦纳。幸运的是，这位司法人员注意到了这一点，并设法弄清楚她和古登伯格这个名字有什么关系。有人告诉他，那女仆从前有一个情人，是个满嘴脏话的人，他就叫这个名字。这名男子被追查到慕尼黑，并在那里被捕。他立即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当布伦纳夫人完全恢复健康，可以准确地回忆之前发生的事情时，她已经可以准确地认出古登伯格就是凶手。[41]很明显，在心理过程中，“古登伯格是罪犯”这一观点已经深入到意识的次级领域，即潜意识，也就是说，只有真正的意识才清楚古登伯格这个名字与犯罪有关。处于精神虚弱状态的女人认为自己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个事实，所以她忽略了这个名字，并无意识地写下了它。只有当她的大脑压力减轻时，古登伯格是凶手的想法才会从潜意识传递到意识中。精神病学家对这个案例的解释如下：这个案例中涉及的是逆行性遗忘症。目前的观点认为这种现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依据创伤性癔症定义中的规则发生的，即基于臆想产生。所讨论的概念复合体被强迫进入潜意识，有时借助联想过程、催眠集中和其他类似的因素，它们可以被提升到意识中。在这种情况下，被压制的概念复合体在签名时表现了出来。

基本上所有的法医都在讨论头部创伤会造成个体对单个单词产生遗忘的事实。

泰恩、盖琳、阿伯克龙比等人举了很多例子，温斯洛讲述了一个女人在大出血后，忘记了她所学的法语的故事。据说亨利·霍兰德自己也曾经因为太累以至于忘了他所学的德语，而当他恢复体力并变得更强壮时，他又恢复了所遗忘的一切。

那么我们会相信一个告诉我们这些事情的囚犯吗？

在那些早已忘记甚至从未回想过这些记忆的垂死之人身上出现的记忆现象是非常重要的。英国心理学家引用了拉什博士的例子，他路德教会的会众中有德国人和瑞典人，这些人在去世前不久会突然开始用自己的母语进行祈祷，尽管他们已经有五六十年没有使用过自己的母语了，这令我不禁想到许多临终忏悔都与这种现象有关。[42]

一些重要的事件会在极度兴奋的状态下出现无法形成意识的情况，这就塑造了错误的感知和遗忘之间的界限。我相信责任在这里应该是由记忆而不是感官来承担的。我们似乎找不到理由去阻止自己在极度兴奋的状态下去感知周遭的事物，但有一种观点是比较清晰的，那就是极大的兴奋会导致刚刚被感知到的东西几乎立即被遗忘。在我的“手册”中记载了一系列此类案例，并展示了记忆如何发挥作用。例如，没有一个证人看到玛丽·斯图尔特在被处决时受到两次打击。

在许多年前执行死刑的时候，虽然每个人都注意到了刽子手的手套，但在场的人没有一个能告诉我这副手套的颜色。在一次火车事故中，尽管实际只有一人受伤，但是一名士兵依旧声称自己看到了几十具被撞碎的尸体。一名典狱长被一个逃跑的杀人犯袭击，他说自己看见凶手手里拿着一把长刀，其实那是一只鲱鱼。

当卡诺被谋杀的时候，与他一起乘坐马车的三人以及两名步兵都没有看到凶手的刀或打击等行为。

我们常常会犯错误，是因为在兴奋状态下，目击者忘记了最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