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错觉或记忆扭曲，其实是一种幻觉，即认为自己经历过、看到过或听到过什么东西，尽管实际并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见闻。它在刑法中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并不是直接通过一个明显的错误，而是悄无声息地进入视野范围的。因此更难被发现，并且具有比较麻烦的影响，这使得人们很难察觉由此产生的错误。

莱布尼茨认为记忆扭曲也许就是他所谓的“无感知现象”。后来，利希滕贝格肯定是想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坚称自己以前一定在这个世界上走过一遭，因为很多事情在他看来如此熟悉，尽管当时他还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后来，杰森对这个问题也表现出了高度的关注，并且桑德[43] 断言他是第一个思考此现象的人。

根据杰森的说法，每个人对突然发生的现象都有熟悉感，曾经经历的事情有可能会预测未来。兰维瑟声称人们总是拥有很久以前就发生过这种事情的感觉，卡尔·诺伊霍夫博士发现他的感觉伴随着动**不安和紧张。许多其他作者也讨论过同样的问题。[44]

人们给出了各种解释。威根德和莫兹利认为他们在记忆扭曲现象中看到两种关系同时发挥作用。安吉认为，虚幻的记忆取决于在感知和意识之间不时出现的差异。根据屈尔佩的说法，这些正是柏拉图在其学说中用来诠释灵魂和“永恒理念”之先存性的东西。

苏利[45] 在其关于错觉的书中，对问题进行了最彻底的研究，并得出了简单的结论。他发现，活泼的孩子常常认为自己经历过别人告诉他们的事情。然而，这种感觉仍然保留在成年人的记忆中，他们仍然认为自己实际上经历过这种情况。当孩子们非常渴望得到某样东西时，情况也是如此。因此，卢梭、歌德和德昆西留给我们的儿童故事，一定是来自梦境中虚无缥缈的地方，或者来自醒着时的遐想，狄更斯在《大卫科波菲尔》中提及这种梦幻的生活。苏利补充说，当我们给经验安排错误的日期时，也会产生记忆幻觉，并相信自己在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感受到了一些后来才经历的事情。

所以，他又一次把本该是听到的东西变为了已经读过的东西。小说可能会让人产生一种所阅读或描述的内容似乎确实经历过的印象。其实是因为我们已经读过类似的东西，所以有时对一个名称或地区就会很熟悉。

也许不应该把所有的记忆异常现象都归到同样的条件下。它们中似乎只有有限的几个看起来是可以简化的。人们倾向于将经常发生的情况归于记忆的错觉，只是后来发现它们是真实的无意识记忆罢了；这些事情实际上都是真实经历过的，只是被遗忘了。例如我第一次去某个地方，然后觉得以前见过这个地方，但事实并非如此，我相信这就是自己经历的记忆错觉。后来，我意识到也许在童年早期，我真的到过一个和这个国家相似的国家。因此，我的记忆是正确的，只是我忘记了而已。

除了这些不真实的记忆幻觉之外，正如苏利指出的那样，许多（如果不是其他所有的）都是可以解释，类似于自己已经经历过的事情，事实上都已经被阅读或听到了，只是这些曾阅读或听到的事实大半都被遗忘或陷入了潜意识。只剩下那种感觉仍然存在，而不是那些事实上读到的东西。这种现象的另一部分可以通过生动的梦来解释，生动的梦也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不会让他们意识到那只是一个梦境而已。凡是有过逼真梦境的人都知道，如何能一连几天都有一种清晰或浑浊的感觉，觉得发现了一件好事或令人不安的事，但后来才发现根本没有真正的经历，只是梦一场而已。这种感觉，特别是对梦中所见所闻事物的记忆，可能仍然存在于意识中。如果以后真的遇到了类似的事情，这种感觉就可能会像过去的事件一样出现。[46] 这就更容易了，因为梦永远不会完全僵化，而是很容易塑造和适应的，所以只要有一点相似之处，梦的记忆就会轻易地附着于真实的体验上。

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无论好人坏人，紧张的人或麻木的人。事实上，凯普林声称，记忆错乱现象只在正常情况下发生。人们也可以普遍认为，如果心灵或身体的某种疲劳状态不能完全确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容易发生记忆错乱。就自我观察对这个问题有所帮助而言，这一说法似乎是正确的。在1878 年波斯尼亚战争期间，当我们从埃塞克到萨拉热窝进行可怕的高强度行军时，我曾有过许多这样的幻想。这种幻觉经常在晚餐后出现，那时我们很累。然后我对一个以前从未见过、从未生活过的地区感到似乎既亲切又熟悉。有一次，一开始我接到命令，要攻打一个被土耳其人占领的村庄，我以为这不会有什么麻烦，因为经常这样做，从来没有发生什么事。那时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了，所以当我们进入空无一人的村庄时，这种特殊的情况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我认为村庄这样空无一人是很正常的，尽管我以前从未“在自然状态下”

或照片上见过这样一家土耳其街头旅馆。

这里可以提及另一种解释模式，即通过遗传进行解释。赫林[45] 和苏利已经研究过这个问题了。特别是根据后者的观点，我们可能认为我们经历了一些真正属于某些祖先的经历。苏利认为，这一论点不能在基因上进行反驳，因为有很多活动（筑巢、寻求食物、躲避敌人、迁移等）确实是从动物身上遗传继承下来的，但另一方面，记忆错觉是一种遗传性记忆这一观点，只能通过一个关于孩子的例子来证明，这个孩子在远离大海的地方长大，但他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是沿海居民。如果那个孩子一眼就能感觉到他熟悉大海，就能证明记忆的遗传。但只要我们没有更多这样的实例，即便遗传影响的假设非常有启发性，也只能是一种猜测而已。

关于记忆幻觉对刑事案件的影响，我仅举一个可能的例子。一个刚从睡梦中醒来的人发现他的仆人正在拿放在床头柜上的钱包，并且由于记忆错觉，他相信自己已经多次观察到这种情况了。仆人的行为可能是无意的，绝不是盗窃。现在，如果主人的证据能证明这种情况一再发生，那么毫无疑问，仆人确实经常偷窃，而且这次也有偷窃的意图存在。

概括这种情况表明，如果记忆幻觉只发生一次，并且由于记忆错乱，目击证人认为该事件已经被反复观察，那就意味着这种记忆幻觉总是可能产生令人怀疑的结果。我们不难想象这样的例子有多少，但如果不知道记忆幻觉的存在，就很难说它们是如何被发现的。

当考虑记忆的所有性质和特质时，我们必须要知道，在特殊情况下对记忆的评估常常是不同的，尽管它来自第二个人，或者来自可疑记忆的真正拥有者。苏利准确地发现，与根深蒂固的信念作斗争的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技巧就是攻击别人记忆的可靠性。记忆是个人的私有领域，它所有的价值都来源于他自己意识中那个没有其他人可以进入的秘密会议室。

然而，当一个人谈到他个人的记忆时，情况就会发生改变。记忆必须承担属于大脑其他部分的所有缺陷。尤其是我们律师，经常听到证人说：“我的记忆力太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自从受了伤，我的记忆力就不好了”“我太老了，记不住事儿了”等。然而，在这些情况下，都不是记忆出了问题。事实上，证人应该说“我太笨了，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自从那次受伤以后，我的智力就衰退了”“我已经老了，变得越来越傻了”等。但是，但凡有一点判断力的人都会将这些缺陷解释为记忆以求心理舒适。这不仅出现在语言中，也出现在结构中。如果一个人错误地再现了任何事情，不论是错误的观察、还是有缺陷的组合，或者是对事实缺乏熟练的解释，他都不会责怪这些事情，而是将错误归咎于记忆。如果人们相信他，则会得出绝对错误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