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理解“原因”的含义，并知晓任何变化都有因可循，就会认识到，任何事件都与一系列的条件紧密相关。具体言之，一旦缺乏相应的条件，特定的事件就不会发生；反之，一旦具备相应的条件，就会出现特定的事件。鉴此，刑事学家的职责就是研究事件的原因。他不仅需要研究犯罪与罪犯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也要研究犯罪的条件之间及其与罪犯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联；此外，还要研究罪犯的哪些个性特征导致其实施犯罪行为。关于因果关系的研究，促使我们关注其他具有相同研究旨趣的科学领域，这是刑事学家需要关注其他科学领域的重要原因。当然，刑事学家因时间精力所限，不会专注其他领域的研究，但是，他必须要研究其他科学领域使用的方法。我们要学习其他科学领域的方法，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全部。我们也注意到，有关方法的所有问题都要立足于因果关系。

无论从经验还是先验的角度看，我们所关注的只是因果关系。

在某些方面，我们的工作与历史学家类似，就是将特定的人物和事件纳入特定的因果链条之中。毫无疑问，因果定律是历史编撰领域最合适并富有启发性的一种方法，类似地，也是法庭举证领域非常有效的一种方法。例如：“这就是整个因果链条，最后一个链条就是A 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现在，我来呈现犯罪事实，并且仅仅纳入那些能够证明A 的犯罪行为的事件，此时，犯罪事实是显而易见的。接下来，我依然呈现犯罪事实，这次去掉所有只有当A 不是罪犯时才予以关注的事件，此时，犯罪事实也就不复存在了。”[5]相应地，谈及因果关系的调查，因案件复杂程度不同，通常会涉及不同数量的具体事项，每个事项的完成又涉及其所涉及的特定事件，因为每个怀疑、每个陈述都需要审查核实。这项工作非常庞杂，但却是成功查明因果关系的唯一途径，其前提是准确梳理所有相关的事件。诚如谢尔所言：“在所有自然现象的表象背后，唯有因果定律才具有数学法则的全部力量。万事万物只要有开端，就有因果关系，这是一条与人类实践一样古老的法则。”如果将这一命题运用于司法领域，就意味着只要我们确信任何现象都有其原因，就无须再做不必要的无用功。相反，我们要致力于揭示事物的成因，并据此解决证人证言提出的有关问题。在许多案件中，这项工作通常包含两个层面（尽管不是严格的划分），其成效取决于办案之初是否已经确定罪犯的身份。如果办案之初仅仅知晓犯罪行为，并且法官希望通过自身的调查得出客观的结论，这种二元模式就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最为持久的。

如果对犯罪的客观情况作出了愚蠢和仓促的推断，就很可能在审判环节犯下严重的错误；反之，如果对有关情况作出准确和审慎的推断，就会取得显著的成功。不过，这种准确的推断并不神秘，只不过是系统地应用因果定律而已。假定某地发生一起严重的犯罪，基于犯罪性质，无法推断罪犯的个体特征。此类案件中，常见的错误就是对罪犯的个体特征仓促作出判断，实际上，规范的做法应当是认真研究犯罪的因果关系。从因果定律的视角看，并不是每件事情（无论是整体还是组成部分）都有特定的原因。因果定律实际上所要求的，是一种有效和令人满意的原因。这不仅是从整体上对特定行为的要求，也是对每个细节的要求。

当所有这些事项的原因都已查清，就应当将它们汇总起来，并与指控的犯罪进行关联分析，随后与所有相关的事件进行整合分析。

当某人的行为被视为犯罪的原因时，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审查该人的犯罪嫌疑。在特定情况下，有必要分析犯罪对罪犯的影响，包括经济状况、身体损伤与精神状态等。不过，只有当犯罪被准确而明确地界定为被告人行为的必然结果，并且仅仅是被告人行为的结果时，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被告人所涉行为通常包含许多细节，对这些细节所作的系统观察和分析，既富有启发性，也是成功的基础。立足实践，正是被告人的行为促使我们关注人的感知及其结论。“所有关于事实的推论，看起来都取决于事物的因果关系；正是基于这种因果关系，我们可以依赖于记忆和感官的证据。”[6] 对此，休谟举出了一个形象的例证：如果在荒岛上发现一个钟表或者其他机器，就可以据此推断，现在或者曾经有人在这个岛上出没。这种推理过程非常简单。我们通过感官可以发现钟表的存在，也可以观察到被害人身上的三角形伤口，据此可以推断，有人在当地出没，被害人的伤口是特定的凶器所形成，这就是一种因果关系推论。尽管休谟的推论模式非常简单，但在法律领域却至关重要，因为司法实践始终要面对以下问题：案件的结果是什么？导致结果的原因是什么？它们具有因果关系吗？需要铭记的是，这些问题就是我们的职责，审慎地对待这些问题，有助于避免我们犯下严重的错误。

休谟还非常关注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他的学生迈农对此作出了解释。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不借助此前的经验，就无法通过观察发现因果关联，也无法识别具体个案中因果关联的存在。换言之，此种情况下只能对因果关联作出推测。实际上，原因是一个复杂的网络，其中每个要素都具有独特的价值。这一现象比它看起来还要复杂，因为只有通过反思才能区分，究竟仅有一次观察还是进行了多次观察。关于究竟进行了多少次观察，以及是否需要开展进一步的观察等问题，通过严格自律、准确描述和监督，就能够达至正确的结论。

这项工作涉及诸多重要的条件。首先必须要考虑人们思考不同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的具体方式。诚如施瓦茨[7] 所言，普通人并不熟悉因果关系的理念。他主要遵循的方法是比较自然因果定律与人类的作为（积极性）和不作为（消极性），例如，火与水相比更为活跃（积极），但最终要归于熄灭（消极）。这种观察方法无疑是正确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我认为，施瓦茨不应将研究对象限定于普通人，因为该结论也适用于非常复杂的自然界。一般认为，我们应当结合本我对外界现象作出类比判断，因为本我通常展现为积极的面相，而自然现象也往往展现为积极的面相。

此外，我们经常要接触外部世界的一些事物，并发现这些事物具有重要价值，实际上，这些事物往往展现出积极的面相，例如太阳、光亮、温暖、寒冷、天气等，可见，我们仅仅是根据这些事物的外在价值，赋予它们积极或者消极的属性。基于这种思维方式，我们很容易忽视积极性与消极性之间的转换，或者说没有对这种转换进行专门研究。不过，准确界定积极性与消极性，对我们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此，人们经常提出一个明知故问的问题，即两个事物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联？之所以说这是个明知故问的问题，因为答案总是肯定的。但从科学和实践的角度看，问题在于两个事物之间是否存在真正的因果关联。谈及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涉及类似的关系。例如，没有人会说，某个事件与太阳存在相互影响，不过，除了这些个别情形之外，我们通常不会认为，A 是B（结果）的原因，同时，B 也反过来对A 产生影响。准确认识这种关系，可以避免我们犯许多错误。

谈及与因果关系相关的错误，一个重要根源就是通行的观念，即原因一定与结果具有类似之处。密尔指出，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奥维德让美狄亚烹制了一锅长寿动物的肉汤，各种流行的迷信充满了这种教条。人们通常用狐狸的肺来治疗哮喘，用蓍草来治疗黄疸，用姬松茸来治疗水疱，用马兜铃（果实的形状类似子宫）来治疗生育疼痛，用荨麻茶来治疗荨麻疹。如果加上基督教的守护神们，这个清单可能会不断加长。这些圣灵都与特定事物存在某种关联，因而被视为扶危济困的守护神。例如，圣奥蒂莉亚被视为眼睛的守护神，这不是由于她知晓如何治疗眼疾，而是由于她被针挑去了双眼。窃贼迪斯马被视为死亡的守护神，我们对他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与圣芭芭拉一同死去；有关圣芭芭拉的图片显示，她被关押在一个塔中，这个塔据称是一个火药库，圣芭芭拉由此被视为火器的守护神。类似地，西姆洛克指出，圣尼古拉斯是水手的守护神，因为他的姓名与尼克斯、尼克、尼科尔类似，后者是德国著名海神的名字。

抛开这些毫无根据的关联，即便是那些所谓专业和熟练的因果认定，也并不一定具有可靠性。基于这种类似性观念的潜在影响，人们在认定因果关系时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当然，这个问题的危险系数较低，因为人们很容易纠正此类错误，并注意到此类因果关系的缺陷；不过，人们很少关注此类关联的成因。这可能是由于人们不愿正视该问题，因为他们直觉上认为，这种因果认定并不具有客观基础。人们也可能无法对此作出解释，因为这种因果关联只是潜意识的判断，他们并不知晓具体的原因，只是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例如，一个人告诉我，他怀疑某人实施了谋杀行为，因为该人的母亲死于谋杀。这名证人这样说道：“如果一个人曾经与杀人行为有关，就一定与此次杀人行为有关。”类似地，整个村子的村民都怀疑某人实施了纵火行为，因为在他出生当晚，邻村发生了火灾。不过，没有人认为他的母亲也受到火的影响，因为她是在生下孩子之后才被告知邻村发生了火灾。在这个案件中，“他曾经与火灾有关”，俨然成了判决的基础。

实践中还有许多类似的案例，涉及大量习惯性的主观臆断，最终导致虚假的因果认定。珍珠代表着眼泪，因为它们具有类似的外形；由于布谷鸟在某个时刻啼叫两声，却在另一时刻啼叫很多声，这应该不是没有缘由，因此，啼叫次数一定意味着死亡的年限，或者结婚的年限，或者金钱的数量，或者其他可以计量的事物。这些观念在农民群体乃至所有人心中已经根深蒂固，以至于有意无意地影响着我们的判断，其实际影响程度远远大于我们的预想。一旦有人断言，他对某事有绝对的确信，但却不能达至证明，这种确信的根基就可能莫衷一是，并且很有可能只是虚假的因果关联。叔本华曾经指出：“动机就是因果关系的内在体现。”我们也可以说，因果关系就是动机的外在体现。人所断言的事情一定出自特定的动机，这种断言往往是通过因果关系进行的；如果没有发现真正的动因，就会认同那些虚假的、表面的和不可靠的原因，因为我们始终致力于确定事物的因果关系，否则，整个世界就将处于一种杂乱无章的状态。斯特里克指出：“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人不能正确总结自己的人生经验，就很难适应所在的环境；这种艺术家的作品不会受到欢迎，这种工人的工作不会成功；商人将会赔掉本钱，将军将会输掉战争。”我们还要强调，“刑事学家将会搞砸案件”。只要认真思考案件失误的原因，就会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忽视真正的事实，以及错误地认定因果关系。关于因果关系的认定，最大的难题不是基于自身对事件链条的认识来审视因果关系，而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当事人的观察视角和思维习惯。否则，我们就无法像他人那样了解事物的因果关系，或者说，我们很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诸如此类的错误频繁出现，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拉罗希福可就此指出，那些被政治家们标榜为深谋远虑之下的光辉业绩，实际上不过是个人意愿和一时冲动的结果而已。这一论断也适用于法律人的工作，因为法律人总是试图发现犯罪的所谓周密计划，同时，为了证实自己的推断，他们往往倾向于构建一个复杂的理论模型，而不愿假定犯罪行为压根没有任何计划，只不过是偶然事件、个人倾向和一时冲动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那些极富逻辑、思维缜密的法律人往往会误入歧途。他们通常认为，“我不可能会这样做”，但却忘记了罪犯并不是那种富有逻辑、思维缜密的人，并且根本不会按照计划行事，只不过是率性而为罢了。

此外，人们可能对因果关系作出准确的认定，但却忽视了许多重要因素，或者在探究过程中戛然而止，或者对因果链条作出过度解释。密尔对此作出了精辟的解释，并且指出，那种直接与结果相连的先前条件从来都不是原因。当我们将一块石头抛入水中，我们会将重力视为石头下沉的原因，而不会将石头被抛入水中视为原因。类似地，当某人从楼梯上摔落，扭伤了双脚，我们在探讨摔跤这件事时并不会谈到重力法则，因为这已经是基本常识。不过，如果某些事情并不像这些例证那样明晰，就通常会导致对原因的重大误解。首先，如果直接与结果相连的先前条件未被提及，就应当归咎于事件表述的不准确性，因为我们都知道，至少从科学的外在形式上看，有效的原因通常都是直接与结果相连的先前条件。

所以，医生们常说：“死亡原因是血液溢出导致颅内高压所形成的大脑充血。”他随后才从侧面提到，头部血液溢出是被害人头部遭到重击所致。类似地，物理学家会说，这块木板之所以弹开，是因为表面纤维受力不均所致；他随后才提到，受力不均是受热所致，而受热则是阳光直射木板所致。在上述两个例证中，如果非专业人士忽视了近因，就会在第一个例证中指出：“被害人之所以死亡，是因为他头部遭到重击。”并会在第二个例证中指出：“木板之所以弹开，是因为它受到阳光直射。”鉴此，我们禁不住会慨叹，与专业人士相比，非专业人士忽略了重要的中间因素，而这仅仅是由于他们不了解介入条件，或者有意忽视了这些条件。如此一来，非专业人士就更容易因忽视有关因素而犯下错误。

上述讨论仅仅涉及有关近因的准确知识，法律人要想避免此类错误，就必须进行精心的自我训练，并对自己的思维保持足够的审慎。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该问题在司法领域的重要性，因为当我们听取证人证言时，证人通常仅仅向法庭表达最初和最终的推理而已。如果我们不注意审查证人证言所涉的中间链条及其推理过程，就可能听到一些不实之词，更有甚者，我们还可能将之作为进一步推理的基础。一旦错已铸成，就很难发现错误的根源。

如果省略推理过程，认为推理结论不言自明（例如，前述楼梯摔落事件所涉的重力法则），由此导致的错误根源之所以难以识别，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方面，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如同想象的那样不言自明；另一方面，不同的人很难对同一事情形成不言自明的判断，换言之，对某个人不言自明的事情，对其他人而言可能远非不言自明。当法律人询问专业人士时，因为他们能够设想许多对普通人而言并非不言自明的事情，所以，关于何为不言自明，这种认识差异就显得非常明显。我也有过这种亲身经历，有一次，著名物理学家玻尔兹曼听到有人建议，他的课堂展示对非专业人士而言不够具体详尽，以至于听众无法听懂他的讲解。鉴此，他在黑板上详细罗列了各种算式或者插补文字，但同时在自己的头脑中将它们整合起来，世界上可能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就是少数天才不假思索的做法，然而大多数人都只能望尘莫及。

该问题在刑事案件中也有相应的体现，只不过需要将专业人士替换为证人。

假定一个猎人出庭作证，他省略了整个事件所涉及的一系列因果关联，仅仅对其所关注的事情提供相应的结论。此时，我们就将陷入一个怪圈，即证人假定我们能够跟上他的思路和推理，并且能够促使他关注任何明显的错误，但实际上，我们需要依赖他的专业知识，适应那种思维跳跃的推理，并且不加批判地接受最终的结论。

这里所谓的“专家”或者“专业人士”，并不仅指具有特定领域专业知识的人士，也包括那些碰巧了解某些专门知识的人，包括知道犯罪行为发生地点的证人。那些了解此类知识的人，往往将这些知识视为不言自明，但是，对于那些并不了解此类知识的人，情况却并非如此。因此，当路人向当地农民问路时，农民们非常熟悉家乡的道路，通常会回答说，“就在前面呢，不会迷路的”，即便实际上这条道路需要转上十道弯。

人类的估算只有经过审查和检验，才能认定估算结论具有可靠性；复杂的推理也是如此，只有当所有的推理链条都已经过检验，才能认定推理结论具有可靠性。因此，法律人必须严格审查推理的每个步骤，基于这种审查要求，可以减少发生错误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有条件通过实验的方式检验推理链条，就能够显著降低工作的难度。诚如伯纳德[8] 所言：“关于自然现象的存在条件，存在一种绝对的决定论，无论生命体还是非生命体都是如此。如果认识并满足任何现象的存在条件，这一现象就会出现，并不以实验者的意志为转移。”不过，只有在极少数案件中，法律人才能达到这种绝对确定的效果，目前，只有少数刑事学家能够通过审查证人、被告人或者专家来检验已有的假说。在许多案件中，我们都不得不依赖于自身的经验，如果我们不能深刻反思自身的经验，就很容易陷入困境。就像休谟所说的那样，即便是普遍的因果定律，俗称有果必有因，也只不过是一种思维习惯。我们不能在外部世界观察因果关系，休谟的这一重大发现仅仅指出了因果关系解释面临的困难。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休谟断言，我们可以通过习惯获得有关因果关系的知识，因为我们能够观察到类似事物的关联，基于经由习惯获得的理解，我们能够通过观察某个事物推知其他类似的事物。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休谟的这些断言当然是正确的，不过，他并不知道如何论证这些断言的基础。休谟提出了以下原则：

我们不是通过理解，而是通过经验来认识因果关系，如果我们想到此类事情时，感觉像是回忆不熟悉的事物，就很容易认同这一论断。假定某人并不了解物理学知识，即便我们交给他两块光滑的大理石板，他也不会发现，两块大理石板摞在一起后就很难分开。由此可见，只有通过经验才能发现事物的这些属性。没有人会自欺欺人地认为，我们能够通过推理来发现火药的威力或者磁场效应。但是，对于我们平时观察到的事物，这一论断可能并不完全适用。对于这些日常事物，无须借助于经验，仅仅通过理解就能发现其内在的因果关联。通俗地讲，即便某人突然来到这个世界，也能立即发现，台球被击打后会带动其他台球。

但是，关于我们无法得出先验判断这一论断，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例如弹性并非一种可以观察的属性，因此，我们可以主张，除非曾有至少一次经历，否则就无法发现因果关联。我们无法先验地认为，与水接触就会导致身上弄湿，或者手中持有的物体会受到重力影响，或者手指放入火中会感受到疼痛。这些事实总要先有直接经验或者间接经验。休谟指出，每个原因都与其结果不同，因此无法从结果之中推导出来，每当发现或者陈述某个原因，都与先验判断没有必然联系。理解的全部功能，在于简化自然现象的内在原因，并从多个原因中推断具体的结果，这些活动都只能在类比、经验和观察的辅助之下得以完成。

然而，相信他人的推理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人的陈述中有哪些内容无须进行推理？所谓相信他人的推理，是指确信他人作出了正确的类比，正确地运用了经验，毫无偏见地观察到了特定的事件。这就涉及大量的假定，如果你投入精力认真地审查证人的陈述，哪怕是一个简短的陈述，分析其中涉及的类比、经验和观察结论，你就会吃惊地发现，我们曾经是多么盲目地相信证人的推理。如果你相信先验知识，工作就变得非常简单：“这个人亲身感知了事件经过，并且复述了事件情况；他的理解力十分健全，对此没有任何异议；因此，我们可以依据他的证言认定有关事实。”不过，如果你保持更加挑剔也更为审慎的怀疑态度，至少要具备足够的理由才能说服自己相信证人的智商。同时，你也不能逃避对证人的类比、经验和观察结论进行审查的职责。

究竟是坚持先验论还是怀疑论，这决定了对证人所持的完全不同的态度。无论持有上述哪种观念，都应当审查证人说谎的动机，不过，只有基于怀疑论，才需要审查证人陈述真相的能力，以及证人是否具备准确复述事实的理解能力，同时还要严格审查证人基于类比、经验和观察所作出的大量推理结论。只有当怀疑论者得到认可时，人们才会知道，哪些人已经注意到不同的人为何会对类比产生分歧，个体的经验为何（在观察和解释层面）存在显著差异。毫无疑问，准确辨析这些差异，是调查工作的主要任务。

这里需要注意两种情形。一是因果关联与偶然关联之间的差异。如果认识到这种差异，就会发现经验经常具有误导性，因为两个现象可能同时发生，但却没有因果关系。例如，有个人已经年近90 岁，根据他每周进行的观察，当地每周二都会降雨，这个观察结论的数据很多，并且经常得到验证。不过，没有人会认为周二与下雨之间存在因果关联，因为大家都知道这种认识是愚蠢的。不过，如果事物之间的巧合关系很难识别，就很容易被认定为因果关联，例如在万圣节或者新月期下雨等。如果上述关联的偶然性很不明显，这时的观察结论就成为更加可信和科学的气象规则。这种现象在各个领域都普遍存在，不论是证人还是我们自己，通常都会感觉很难区分因果关系和偶然关联。唯一可行的做法就是假定这是一种偶然关联，只要其并非不容置疑，然后仔细审查其中是否可能包含因果关联。“对于任何观察所包含的事项，都应当根据因果法则加以整合，然而，总有很多事项并不存在任何因果关联。”

关于另外一个重要的情形，叔本华[9] 强调指出：“对于任何影响因素，只要我们认定其具有因果效力，并据此认定其有效性，那么，这种效力在面临反对意见时，就会随着反对意见的强化而得以强化，由此产生适当的因果效力。如果一个人拒绝10 美元的贿赂，但表现出动摇的态度，就可能会接受25 美元或者50美元的贿赂。”

基于这个简单的例证，可以归纳出法律界的黄金法则；法律人应当审查有关因素对被告人早期生活的影响，或者在其他案件中的影响，换言之，被告人的早期生活从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在特定的案件中，当被告人的早期生活成为影响罪责的决定因素时，对该问题的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审查被告人是否具有犯罪动机，或者说被告人是否能从犯罪中受益。这种审查需要关注的不是影响的强度问题，只是需要确定影响是否存在。这种影响通常不会无缘无故地消失，因为个人的倾向、品性和情感极少消失；如果缺乏机会和刺激，这些个体因素并不会显而易见，它们可能得到适当抑制，但只要像叔本华所讲的那样，一旦出现25 美元或者50 美元的**，它们就会显现出来。一旦需要对特定的品性进行转换分析，上述问题就将变得非常复杂。例如，所涉问题是怀疑某人有谋杀的倾向，但审查其过去的生活经历，唯一值得关注的不良品性就是虐待动物。又如，在努力寻找残忍的表征时，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非常好色。还如，当存在残忍的倾向时，所涉的问题是贪得无厌的品性。这些品性的转换问题并不十分复杂，但是，当我们需要解释此类品性，例如极端自我、公然嫉妒、极度追求冗余、过度自负和极其懒惰等，可能会导致哪些后果，就需要对此类问题保持足够的审慎，并开展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