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的怀疑主义与前一章节的主题直接相关，但该理论自身仍然有待探究。

尽管法律人无须对哲学上的怀疑主义表明立场，但是通过研究休谟的学说，无疑更加有利于开展司法工作。

基于前述分析，我们知晓和推断的所有知识，只要与数学无关，就来自于经验。进一步讲，我们对这些知识的确信和推理，以及我们跨越感官边界的方式，都依赖于感觉、记忆和因果推论。我们关于因果关系的知识也来自经验，具体到刑事司法领域，这一原则可以表述为：“我们信以为真的那些事物，并不是理性推论，而是经验判断。”换言之，我们信奉的假说和推理知识都仅仅依赖于事件的循环往复，我们据此推测有关事件会在特定条件下再次出现。这促使我们思考，我们据以与当前进行比较的类似案件，究竟是否真正具有类似性，同时，此类案件是否在样本群体中具有足够的代表性，以至于能够排除其他的案件。

让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假定某人曾经遍游欧洲各地，但是从未听过或者看过黑人，如果让他来思考人类的肤色，就会面临以下局面：无论是绞尽脑汁还是借助所有可能的科学方法，他都无法得出世界上还有黑人的结论；关于这一事实，他只能通过观察才能发现，单纯通过思考是无法发现的。如果他仅仅基于经验作出判断，就一定会从数以百万的例证中得出结论，认为所有的人类都是白皮肤的。他之所以会犯错，就在于他所观察的大量对象都属于同一区域，因而未能观察到其他区域的情况。

我们办理的案件并不涉及具体例证，因为我很清楚，许多法律人都持这种观点：“涉及这种情况的案件成百上千，所以这个案件也一定是这样。”我们很少反思是否掌握足够的案例，已有案例是否可以参照，以及是否已经穷尽现有案例。

不难发现，法律人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基于以下假定，我们已经在数千年间积累了大量具有提示性的先验推论，并据此相信这些推论具有毋庸置疑的可靠性。

如果我们认识到，所有这些假定都是经验的产物，而所有的经验都可能具有欺骗性和虚假性；如果我们认识到，在旧有经验基础上，新的经验不断累积，由此推动人类知识发展演进；如果我们认识到，许多新的经验与旧有经验存在矛盾；如果我们认识到，从第1 个案例到第101 个案例，其中并无数学上的推理规律可循，我们就能避免犯更多的错误，避免造成更多的损害。从这个角度看，休谟[10] 的理论还是很有启发性的。

在马萨里克[11] 看来，休谟式怀疑主义的基本理念可作如下理解：“如果我经常重复某个相同的经验，例如，我已经看见太阳升起100 次，并期望明天看见太阳升起第101 次，但是，我却不能保证、不能确定、不能证明这种信念。经验只是回顾过去，却不能照往未来。我如何才能通过前100 次日出判断第101 次日出呢？在我看来，经验显示的是期望从类似情形推断类似结果的习惯，而理解力则并不涉及这种期望。”

任何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都不具有确定性和逻辑基础，即便它们的研究结果从整体上看具有可预期性，只有数学才能提供确定性和证明。因此，在休谟看来，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是不可靠的，因为因果关联的认定依赖于经验事实；我们只有基于与因果关联有关的证据，才能获得有关经验事实的确定知识。

雷德率先对这种观点提出反对意见，并试图显示我们对必然联系具有明确的认识。他承认，这种认识并不是直接通过外部或者内部经验获得，但同时主张，虽然情况如此，这种认识仍然具有明确性和确定性。我们的头脑有能力创造自己的概念，其中一个概念就是必然联系。康德进一步指出，休谟未能认识到自身理论的全部结果，因为因果关系的理念并不是据以说明事物关联的唯一方法。鉴此，康德围绕类似的概念，从心理学和逻辑学层面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他所著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旨在从历史学和逻辑学层面反驳休谟的怀疑主义。该书意在表明，不只是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将“先验综合判断”作为基础，数学也是如此。

尽管如此，我们的目标是将休谟的怀疑主义运用于实践，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假定有一些人活到了120~140 岁，在数以百万计的例证中，都没有人达到这样的高龄。如果认识到这一少部分人的情况，就可以论证这种推断，即地球上没有人能活到150 岁。然而，现在我们发现，有一个名叫托马斯·帕尔的英国人活到了152 岁，根据皇家协会的官方认证，他的同胞詹金斯至少活到了157岁（根据他的铜板肖像画，他活到了169 岁）。然而，鉴于这些是经过科学确证的最高年龄，所以，我可以断言没有人能活到200 岁。不过，由于可能有人活到180~190 岁，没有人会宣称绝对没有人可能活到这样的年纪。这些人的姓名和经历都已记录在案，他们的存在足以反驳那些质疑这种可能性的理由。

鉴此，我们不得不面对或大或小的各种可能性，并且认同休谟的观念，即在类似的情况下，特定事物的反复出现意味着下次仍将出现。不过，基于所谓的交替现象，我们也会发现相反的证据。众所周知，在彩票抽奖活动中，如果某个数字已经很久没有抽中，它最终将被抽中。例如，如果在90 个数字中，数字27 已经很久没有出现，那么，在接下来的抽奖活动中，27 就非常可能出现。抽奖者的所有数学组合都依赖于这种经验，概括起来就是：某个事件出现得越频繁（如同数字27 始终没有出现），其再次出现的概率越低（例如，27 很可能随后出现），这看起来与休谟的主张恰恰相反。

有人可能认为，上述案例应当换一种表述方式：如果我知道一个袋子里面装有宝石，但却不知道宝石的颜色，我就逐一从袋子中取出宝石，结果发现拿出的这些宝石都是白色的。据此，每当我从袋子里拿出一块新的白色宝石，袋子中仅有白色宝石的概率就随之增加。如果袋子中一共有100 块宝石，现在已经拿出99 块，没有人会假定最后一块宝石是红色的，因为任何事件的重复都会增加其再次出现的概率。

这个例证实际上并不能证明什么，因为一个不同的例证与它意图取代的例证并不矛盾。关于这一点，可以作出以下解释：第一个例证涉及相同概率的规则，如果我们运用休谟的理论，即同一事物反复出现意味着概率的增加，我们会发现这个理论能够对例证作出有效的解释。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在彩票抽奖活动中，其中的数字是均等抽取的，具有类似的规律性，例如，没有哪个数字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出现的频率过高。由于这一事实是稳定不变的，我们可以假定，每个数字出现的概率是比较有规律的。此时，这种解释与休谟的理论是能够契合的。

休谟的理论还可以解释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统计学之谜。例如，我们知道，某些区域每年总会有大量的自杀事件、伤害案件等，如果我们发现，前半年自杀事件的数量显著低于其他年度的同一时段，那么通常就会推断，后半年自杀事件的数量将会显著增加，从而保持全年的自杀事件数量总体持平。假定我们主张：“在1~6 月，平均每月发生X 起案件，因为我们已经连续六次观察到平均的发案数，通常会认为在其他的月份不会保持这样的发案数，而是会出现X+Y 起案件，否则就无法达到年度发案平均数。”这种看法是对休谟理论中的均等分布原理的错误解读，对于上述情形，休谟原则应当作如下理解：“在连续多年间，我们已经发现，该区域每年都会发生若干起自杀事件；鉴此，我们认为今年也应当发生类似数量的自杀事件。”

鉴此，均等分布原理作为休谟理论的附属规则，不能脱离基本理论而存在。

实际上，该原理对于简单事件也是适用的。当我决定去某个大街散步时，因为我对那里很熟悉，我会记得这是星期天还是工作日，我也知道具体的时间和天气情况，我还准确地记得街道的外观以及可能在那里遇到的人，尽管人们每天可能有一些随机的安排，也可能会选择走其他的街道。如果碰巧在街道上遇到很多人聚集，我就会立即想到，这里可能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情。

我的一个侄子有段时间没有事做，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他和朋友在一个咖啡店里计算每天路过的马匹数量。通过这种有意识的仔细观察，他们发现，每当有4 匹马经过时，其中总有一匹枣红色的马。如果某一天，最初经过的大量马匹都是棕色、黑色或者褐色，他们就不得不推断，接下来将有不同颜色的马匹出现，并有更多数量棕红色的马出现，以便实现总体上的数量均衡。这种推理与休谟的理论并不矛盾。在一系列的计算结束之后，他们将不得不认为：“在这些天里，我们发现每4 匹马中就有一匹枣红色的马；我们由此推断，在接下来的一天中仍然会保持类似的比例关系。”

类似地，尽管法律人并不和数字打交道，但是他们应当认识到自己并不知晓先验判断，因此必须完全将推论建立在经验之上。鉴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此类推理的基础并不具有确定性，经常要加以修正，并且一旦应用于新的事实，就很可能导致严重错误；尤其是当据以作出推理的经验极其有限，或者没有注意到未知但却非常重要的条件时，就更加容易犯严重的错误。

涉及专家证言，我们必须始终铭记上述事实。我们不能直接表现出对专家证言的怀疑，也不能让专家变得无所适从，但是应当认识到，知识的增长依赖于例证的积累。当我们拥有100 个例证时，可能认为某些事情理所当然；但是当我们拥有1000 个例证时，情况就可能发生了巨大变化。昨天，旧有的规则可能还没有例外情形；今天，诸多例外情形已经出现；明天，例外俨然变成了规则。

因此，那种没有例外的规则越来越罕见，而且一旦发现了例外情形，规则也就不再显得那么理所当然。在发现新荷兰之前，人们认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所有的哺乳动物都不能生蛋；现在我们都已知道，世界上存在黑天鹅，鸭嘴兽能够生蛋。在我们发现紫外线之前，谁敢断言光线能够穿透木头呢？谁又敢断言当今的伟大发明随后不会被事实所否定呢？实际上，那些伟大的、颠扑不破的原理可能随后得到确证，但是目前稳妥的做法是谨慎作出断言，即便此类原理是由经过精细验证的有效命题所构成，并被视为科学洞见的象征，也要保持应有的审慎。这方面，当代伟大的医师都是杰出的代表，他们认为：“现象A 是否由B 所致，我们尚且不能确定，但是截至目前，每当我们发现A 时，事先都会有B 出现，还没有人发现相反的例证。”刑事司法领域的专家也应当秉承类似的理念。

尽管这种做法可能很难予以接受，但是无疑更加安全稳妥；即便他们没有采取这种做法，我们也有义务假定他们应当采取这种做法。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避免盲从那些看似没有例外的普遍规则，从而稳妥地推进工作。

这一点与我们的职责紧密相关，当我们认为自己发现了普遍有效的规则时，就会舍弃专家的协助而独立得出结论。我们经常依赖自己的理解和自认为正确的先验推理，实际上那些都只不过是经验，并且是非常匮乏的经验！法律界尚未将刑事科学推进到更高的境界，还无法充分利用同行的经验以及经过同行审查和确认的书面材料。我们投入大量精力研究法律难题，界定司法概念，但是缺乏对人类及其情感的研究，也没有这方面的研究传统。因此，每个人都不得不依赖自身的经验，如果这种经验已有数十年的经历作为背书，并且得到他人经验的支持，就会被认为具有相当的可靠性。从这个角度看，并不存在所谓毋庸置疑的规则；每个人都应当扪心自问：“我可能从未经历过这个事实，但其他成千上万的人可能经历过，并且可能形成成千上万种不同的认识。鉴此，我如何能够排除各种例外情形呢？”

我们应当铭记，在规则所涉的情形中，哪怕只有一个要素尚未被发现（这在实践中十分常见），规则都存在失效的风险。假如我并不完全了解水的属性，就从安全的陆地走到了平静的水池边缘，我可能会假定：水是有形物，它有密度、稳定性和质量等属性。我们还可能假定，我们能够像在陆地上行走一样，在水面上自如地行走，这仅仅是由于我不了解水的流动性以及它的特殊风险。利布曼[12]对此作出了精辟的阐释。事物的因果关系，包括闪电和雷声之间的关联，以及火药燃烧与爆炸之间的关联，与逻辑关系完全不同，这仅仅是一种先前事物与演绎结果之间的概念关联。这是著名的休谟式怀疑主义的核心观点。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于特定的现象，我们根本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已经掌握所有的决定因素，鉴此，我们必须坚守这个唯一没有例外的规则：审慎地制定不承认任何例外的规则。这里还有必要提及另外一个问题，即休谟式怀疑主义在数学层面的例外情形。通常认为，司法科学在许多方面与数学紧密相关，包括允许使用先验命题。莱布尼茨早已指出：“数学家关注数字，法律人关注理念，实际上两者所做的是一回事。”如果两者的关系确实如此紧密，那么，关于现象科学的怀疑主义就不能被应用于法律领域。不过，我们并不只是和概念打交道，尽管面临重重障碍，莱布尼茨的时代已经过去，就司法职业的现状而言，它最重要的对象就是人类自身，这构成了司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讲，数学是否能够真正免于怀疑主义的困扰，仍然值得深入研究。高斯、洛巴谢夫斯基、波尔约、兰伯特等人的研究，对此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让我们来看看数学假设扮演的重要角色。当毕达哥拉斯发现数学假设时，他首先画了一个直角三角形，然后沿着各边分别画了一个正方形，最后算出各个图形的面积并进行比较，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一定认为这可能仅仅是个巧合。如果他使用不同的三角形进行10 次或者100 次计算，最终总是得出相同的结论，此时他才有可能断言，自己已经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定理。即便如此，他的研究方法也仅仅是经验方法，这就如同一个科学家断言，从来没有人看到一只鸟直接生育幼鸟，由此认为所有的鸟都要生蛋。

不过，毕达哥拉斯在发现上述定理时，并未始终采用这种经验方法。他构建假说并加以计算，同时基于假设开展研究：“如果这个是直角三角形，而那个是正方形，那么……”这恰恰是所有科学领域的基本研究方法。诸如此类的命题包括：“如果地月关系与此前保持不变，月亮就应当在明天的特定时间升起。”“如果这个推理步骤并不是错误的，如果推理前提是可靠的，如果它指涉X，那么……”在司法过程中，刑事学家从事的是类似的工作，他们必须对推理的假设前提保持怀疑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