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在日常生活中一样，自我主义的内在属性在法律领域也有突出的表现。

歌德曾经对自我主义的后果投入了极大的研究热情。他写到（与艾克曼的对话，第一卷），“让我告诉你一些事情”，“所有倒退或者转型的时期都是主观性的。相反，所有进步的时期都是着眼于外部的。整个当代文明因其具有主观性，所以都是保守的。所谓的重要性，无非是人们试图显示自己的权势。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我们都看不到人们放下身段寻求社会和睦的些许努力。”

这些谆谆教诲所反映的情况，在现代社会仍然普遍存在，甚至可能比歌德所处的时代更为突出。每个人都过于强调自身利益，这是我们时代的特征。相应地，人们往往仅仅关注自身或者周遭的环境，仅仅理解自己知晓和感受的事物，仅仅为了实现个人利益而努力工作。可以说，只有充分考虑这种极端的自我主义，并将之作为重要考量因素，才能确保工作不出偏差。即便是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也能反映出自我主义的影响。当一个人拿到电话号码本时，尽管他已经知道其中有自己的姓名，仍然会翻到印有自己姓名的那一页，并从中获得满足感；当他翻阅大家的集体照时，也会认为自己在其中是永恒的重要存在。当人们谈论他的个人品质时，他会感到很开心，并且通常会说：“我天性就是这样。”如果人们讨论国外的城市，他就会谈到自己的家乡，或者曾经参观过的城市，并且讲述自己在当地亲身经历的一些独特的故事。每个人都努力展现那些表明自己身份地位的事情，包括生活的状态或者独特的事物。如果有人提到自己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么毫无疑问，他一定会将自己摆在最为重要的位置。

拉扎勒斯[17] 专门提到了这种人类天性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伯利克里认为，他的政治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能记住所有雅典市民的姓名。汉尼拔、沃伦斯坦、拿破仑一世，他们之所以能够让自己的军队充满士气，甚至超越了手足之情、对国家和自由的热爱，就是由于他们知道并且能够说出每一个士兵的名字。”

我们在日常实践中经常会遇到自我主义的情形，即便证人因长途跋涉出庭作证而心存怨怒，以至于不愿配合、消极排斥，只要你显示出对他个人的尊重，对他个人状况的理解，或者对他个人观点和做事方式的认同，就能够促使证人提供有价值的证言。同时，人们往往是结合对自身职业的理解来对他人作出评价。如果农民嘲笑医生：“如果他连播种燕麦都不会，还能指望他知道什么呢？”这可不只是个玩笑，而是人们思维习惯的正常表现。这种思维习惯十分常见，那些长期从事某项职业的人们，例如士兵、骑手、水手、猎人等，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果无法理解这种自我心理，又要与这些职业人士打交道，那么，比较明智的做法是至少对此表示理解，对他们的职业表现出一定的兴趣，并且让他们相信，你的确认为人们都有必要知道如何正确地安装马鞍，或者在千步开外准确区分德国猎鸟犬和英国猎犬。这样做不是为了显示对法官个人的尊重，而是为了帮助法官履行职责，换句话说，就是让证人觉得自己在为法官个人提供帮助。如果证人形成这种尊重的心态，他就会觉得，通过自己努力回忆来帮助法庭解决案件难题，这项工作尽管费心费力，却很有价值。如果将反感抵触的证人和热心积极的证人进行比较，你会发现两者的作证效果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在证言的数量上有所体现，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证言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方面。

此外，传统的自爱观念在询问被告人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我们不能据此诱骗被告人作出供述。不过，既然要查明事实真相，就应当采用更为明智的方式对待不认罪的被告人，否则，即便是费尽心思，也很难让被告人吐露实情。

我们经常发现，正是由于那些拒不认罪的被告人提到涉及自身的一些事情，或者提到有据可查的明确线索，给我们提供了循迹调查的契机，才最终得以查明案件事实。在询问那些已知身份的被告人时，也经常面临这种情形——尽管案件事实已经显而易见，但是需要基于证据证明案件事实。

类似的动机还包括自我主义的其他表现形式，例如固执己见。具体言之，人们面对矛盾质疑时通常会感到恼怒，以至于陷入绝望；相反，当人们面对妥帖的待遇时就会感到自身很有价值。这是我从老管家那里获得的经验。他曾是一名非常正直的士兵，类似喜剧片中的人物，却有着极其顽固的性格，我一度拿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每当我提出某些工作方案或者建议时，等待我的总是这样一番回答：“这样不行，先生。”最终，我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西蒙，你之前曾经说过应当做这件事，现在就可以做了。”这时，他看看我，努力思考他何时说过这件事，然后离开并且把这件事做好了。这里面的窍门在于，你的建议能够基本符合被告人的需求。一旦采用这种变通方法，就需要注意避免自相矛盾，否则就会增加解决问题的难度。你不需要说谎或者耍花招，只需要避免直接的矛盾，让交谈对象陷入问题之中，当你发现顽固的对象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可以迂回地向他提出问题。然后，你就可以成功为他提供一个台阶，或者至少为他提供一条后路，让他不知不觉地按照你的方案行事。这种情况下，无论多么顽固的人都不会重蹈覆辙，他只有当别无选择时才会固执己见，即便如此，也可以反复强调问题所在。不过，如果问题已经得以明确，就应当不假思索地直奔主题，从而从根本上确定既定的问题，这就像是摇醒沉睡者，再给他吃一剂安眠药。

通俗地讲，这里想要强调的规则是：自利、懒惰和欺骗是人类根深蒂固的行为动机。喜爱、忠诚、诚实、宗教和爱国，即便坚如磐石，也可能会崩塌瓦解。

我们可以坚信某人具备这些品质，连试十次也不为过，但是到了第十一次，这个人的品质就可能像纸牌屋一样崩塌了。如果我们认为某人具有自利和懒惰的品性，那么，成百上千次的实验也不会改变这种现状。进一步讲，懒惰和欺骗仅仅是自利主义的变体而已。在与人打交道时，始终要牢记自我主义是人类行为的动机。有些案件，即便其他事实均已查清，但如果有线索表明犯罪嫌疑人可能是无辜者，那么，此时诉诸荣誉、良心、人性和宗教都是多余的，只需强调自爱的动机即可，事实真相也将不言自明。自我主义是检验事实真相的最佳标准。假定已经对特定行为构建了融贯的解释链条，那么，法庭就需要通过审查被告人的动机来评估这种解释的真实性。如果整个链条的各个环节都能够与行为动机相契合，至少表明该链条本身可能并不存在错误。相应地，从行为动机角度看，情况又将怎样呢？如果行为动机是高尚的，包括友谊、爱情、人性、忠诚、怜悯等，那么，整个链条本身就可能是正确的，实际情况也通常是这样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结果必然如此。当然，如果行为的结构立足于各种形式的自我主义，并且在逻辑上是融洽的，那么，整个案件就得到了全面和可靠的解释。这种解释链条毫无疑问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