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里的一天上午，陈独秀上街去看中医。仲纯虽常到康庄给他看病，但也仅仅是看看而已，如今西药奇缺，仲纯再是妙手也无法回春了。连这位叫作邹邦柱的老中医，还是仲纯给他介绍的呢。过罢年后，陈独秀感觉身体状况十分不妙，血压一直降不下来，头晕耳鸣，折磨得他无法读书写作，甚至连觉也睡不好，胃病也翻了两次，痛得他在**滚。前次仲纯来给他检查身体，还说他心脏也有问题，看仲纯那神情，似乎问题还不轻。邹太医的药吃了几副，倒是有效，胃不痛了，脑袋里也没有前些日子那样折腾得厉害。

看完病从神仙口邹太医的医馆出来，陈独秀背着双手，指弯勾着三副麻绳系成一串的中药包，在街上缓缓而行。

转眼，便到了杨嗣桥。

杨嗣桥一长段街面是江津县城的菜市场，挤满了进城卖菜的农民和城里前来买菜的居民。菜市上人流如潮，空气里弥漫着猪羊的粪便味、酒糟味和两旁小饭馆里飘出来的辣椒味、韭蒜味和煮肉味。场上的担子、背篼、小摊上，放满了绿油油的各种蔬菜和山货。木架子上挂着猪脑壳和大块小块鲜红的猪肉。头缠白布盘头帕，身穿蓝布大褂，脚蹬草鞋的农民，背着筐，牵着羊，赶着猪熙来攘往地挤满了这条用青石板铺成的街面。一个卖打药的壮汉在天花乱坠地吹牛招徕顾客，许多人围着看热市。

陈独秀无心在菜市上耽搁，匆匆买了一方豆腐，一把菠菜，便欲出城归去。

今日，他心情尤为不好，那是因为出门前他和潘兰珍口角了几句。住进康庄之初，潘兰珍也异常满意，可时间一长，她就烦了，嫌这儿太清静，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嫌这儿不方便，称盐、打油都要跑大老远。陈独秀知道她是恋着她那帮牌友，住在城里时，她每天吃过午饭，便兴冲冲跑到支那内学院去打麻将，欧阳大师、高语罕、苏鸿怡三人的老婆加上她，刚好凑一桌。基本上是风雨无阻。松年夫妇好几次带着一对儿女来看望父亲，见总是父亲孤零零一人伏案工作，心中不忍，便请父亲开导一下潘兰珍，别这样天天出去打牌。

陈独秀曾撰文反对国人打麻将，偏偏在对待潘兰珍的问题上却表现得很大度，说：“你二妈跟我多年，除了提惊受怕便是受苦受累，从没过上舒适的日子。她如今也就是这么点可怜的乐趣了，我怎么忍心也给她剥夺了？麻将这东西，小打怡情，她爱打就由她打吧，反正，家里的事也不多。”

但是，自搬进康庄，潘兰珍便失去了这份乐趣。她当然也清楚，如此宽敞的康庄，是一分钱也不用花的。以丈夫目前的经济收入，要到城里另租这样好的房子，她也不敢存此奢望。故而，也仅是偶尔在丈夫面前发发牢骚罢了。不料这次到白沙住了两月，她竟乐不思归了，硬要丈夫去对邓蟾秋表示，希望能搬到白沙长住。陈独秀一听火冒三丈，说她得寸进尺不懂情理，还说：“这种话，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启口的！”

潘兰珍无奈，只好怏怏不乐地地随丈夫回到康庄。两相比较，更觉得日子愈发难熬，语言中也就时有怨气。陈独秀却听不得她抱怨，闻之则吵，两人便因此而常常生出不快。陈是火暴脾气，气头一过，又觉得自己实在对不起妻子。他能拿起书提起笔来一坐半天，兰珍呢？除了简单的一日三餐，她便再也无事可做，正如她在与陈独秀口角时所言：“整天看见的，就是这树、这河、这山，再待些日子，我都变成个山妖野鬼了。”

陈独秀心中虽觉愧然，却也无法可施。连张友鸾、周钦岳、柏文蔚见了他住的康庄，也赞不绝口，誉为“洞天福地”呢，他还能不知足么？

走到西门街口，他跨进了街边一家古旧书店。过去住在城里时，他曾常来这里翻看，无甚收获。不料，这日他却在书摊上发现了一本研究小学的手稿，署名是江津杨鲁丞。顺手翻了翻，他认为还有几分可取之处，便掏钱买下了。

数日后，邓燮康有事来江津，约了龚农瞻来看望陈独秀。交谈中，陈独秀便提到了这部手稿。

邓燮康拿过手稿翻了翻说：“这杨鲁丞，过世前我见过，他与我五叔、六叔交往甚密。此人是前清特科拔贡，二甲进士，四川省咨议员，在地方上很有名望，鹤山坪上的祖宅石墙院也不同凡响，被人称为‘进士府’。不过，自他辞世以后，家道已逐渐中落了。”

陈独秀说：“我花了两天工夫，把这本书反复看了。这杨鲁丞，对小学倒颇有研究呢。”

龚农瞻说：“杨先生除了研究小学，在经史上也很有建树。当年号称经史大家的章太炎到重庆时，杨先生曾带着一份得意的手稿去重庆请教，章太炎一则忙于应酬，二则也没把这个乡野村夫放在眼里，随便翻了翻，说了句‘杂乱无章’，就还给了他，气得杨先生回江津后没多久，就一命呜呼了。”

陈独秀道：“如此说来，太炎倒成了个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了。杂乱无章有什么关系，我看只需稍加整理，就会顺理成章了。”接着，他便对章太炎出言不逊了。“太炎老兄的朴学，我是佩服的，他也堪算一个国宝。但此兄的为人，我却是半点也不敢恭维。我第一次去日本，和他、刘师培、苏曼殊、张继、陶冶公，还有日本人幸得秋水一起，筹组亚洲和亲会，打算把亚洲各国的社会党联为一体。那段时间，我常去东京《民报馆》，与太炎常有接触。他为人之小气，说出来你恐怕也不敢相信，朋友向他借钱，他不仅要握住收据，还要收取利息，令朋友尽皆侧目。后来他给官僚军阀们写寿序、墓志一类的东西，一篇索价五千至一万，也就不足为怪了。”

陈独秀感慨地说：“其实，历朝历代的饱学之士，也并非尽被搜罗到文渊阁、翰林院中，江湖上高人不少，你们说到的这位杨鲁丞到还在其次。我在南京坐监时，有位姓程的老先生就和我成了文字知音。为争一个字，我们俩还都吹胡子瞪眼，拍了桌子呢。”

陈独秀肯定没有想到，他对邓燮康、龚农瞻的这样一番谈话，没过多久便传到了杨鲁丞的孙子杨庆馀耳中。祖父的遗稿竟能得到名声显赫的陈独秀的好评，令他惊喜若狂！这位正在江津中学任教的杨门贤孙迫不急待地赶到康庄，恭请陈获独秀住到他家去，为他祖父整理遗稿。

陈独秀听杨庆馀说明来意，并未立即点头，而仅同意带上潘兰珍，随杨庆馀到鹤山坪上的石墙院去小住几天，先看看再定。

此时的杨家已经没有了杨鲁丞在世时那般显赫威风，但石墙院，毕竟给陈独秀夫妇留下了极佳的印象：院落匍匐在半山坡上，四周围墙，均用大块条石砌成，犹如堡寨，围出一方清幽宜人之天地。院里有绿树花台、水池假山，更有修竹万竿，让人目清神爽。几十间宽房大屋，门窗镂花，板墙上漆，依然可见往日富家气派。而今，这所大宅院里仅住着杨鲁丞的几位已经分家独立的孙子，以及一些下人。

潘兰珍一眼便看中了石墙院，环境好不说，与康庄相比，这儿毕竟多了些人间烟火气，再者，大船烂了还有三千钉，杨庆馀如今仍靠收租吃饭，多养他们两张嘴还不容易？

陈独秀虽也看中这地方，但他与潘兰珍的想法却不一样，虽然邓氏叔侄从未流露过半分嫌弃他的意思，但久住康庄，无以回报，始终有一种负疚之感压迫着他。而到石墙院，心情便霍然舒朗得多，住人之屋，食人之食，同时也为人做事，自觉心安理得许多。

故而，两日后，陈独秀便答应了杨庆馀的要求。

待住进石墙院一段时间，陈独秀才感觉到并非初来时想象的那般理想。最初几天的盛情款待，不过是大户人家讲究排场的习俗而已。杨氏家庭，早已露出破败之相，聊以收租糊口，几兄弟虽同住一院，却是自立门户，分灶开伙，为供养陈独秀夫妇，杨庆馀还和兄弟们闹得很不愉快。几位妯娌，也是口袋里装茄子，整日里叽叽咕咕，虽说是冲着杨庆馀，但偶尔潘兰珍也能听到几句，这就愈发地令陈独秀不快。于是，来到石墙院一月后，他便向杨庆馀提出，彼此饮食习惯不同，他和兰珍还是独自开伙的好。杨庆馀劝阻不住，只好另备下锅盆碗盏，由他们去了。

来到石墙院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为“不辱使命”，陈独秀熬更守夜地辛劳一番，很快便整理、校正出两册书籍，由杨庆馀拿到江津合作社去各印了一千册，分赠亲朋好友。

陈独秀在批阅了杨鲁丞留下的几箱遗稿后，也曾直言不讳地告之杨庆馀：“你祖父另外的手稿我全都认真看过，多系转述古人学说而已，无甚创见，价值不大。所以，我不似再行整理、校正，而要做我自己的事情了。”

陈独秀说得如此尖锐、犹如给满怀希望的杨庆馀兜头泼了一桶冷水，简直荒唐，不给我做事，我凭什么还要供养你？杨庆馀心中愤愤，却碍于陈独秀的声望，不便与之争吵。但就此以后，杨庆馀几乎不再跨他夫妇的门槛了。以往还隔三岔五地叫下人送些柴米蔬菜，这以后便日见稀疏，终于啥也不送了。

弄到这步尴尬境地，陈独秀好生后悔，但也无法可施，再掉头去向邓氏叔侄表示再回康庄，他怎么开得了这个口？回想前尘，感慨万端，《全唐诗》里有过两句诗：“岁将暮兮欢不再，时已晚兮忧来多。”岁暮天寒，陈独秀摆脱不了迟暮的心情。只好将一切恼人之事抛开，埋头到他的文学学研究里。

兰珍无奈也无聊，备了把锄头，去后院的石墙边开了块荒地，种上些时鲜蔬菜、?子蒜苗。陈独秀偶尔写烦了，也出去帮帮忙，倒也增添了些“躬耕垄亩”的情趣。不过，这情趣中也带着几分沉甸甸的苦涩，此时的陈独秀，早也没有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逸趣了。

这以后的日子，就如那拂过田野的山风，既空虚，又苍白。

毕竟，这石墙院也太偏僻了，进出极不方便，往返县城一趟单程至少也需两个钟头。若要雇请滑竿，来回力资也不是个小数目。因此，过去许多路过江津县城顺道来访或专程来拜望陈独秀的朋友和学生们，大都望而却步了。

陈松年和何之瑜有时也上山来看看他，但来得最勤的依然是邓仲纯。他每次上石墙院，便带给陈独秀这段时间里的书信报纸，包括近段日子城里发生的新闻，如中央银行的经理罗元斌赌钱输多了，挪用公款给查了出来，前两日丢了饭碗；如渝江师管区秦司令看中了江声舞台的坤角凤蕊，礼拜天秦太太带了些兵到后台亲自动手将凤蕊打得满脸是血；如上礼拜三东门河坝枪毙了一个杀人犯，这人和另一个同伙拦路杀了一个老头，谁知老头身上只有一把挂面，杀人后怕事发被捕，这人又杀了同伙灭口，一把挂面，出脱了三条人命。

邓仲纯既像通讯员，更像是保健医生，来了，总要用血压计、听诊器为陈独秀检查一下身体。陈独秀的身体状况，委实令仲纯担心，却又无法可施。仲纯已经几次劝陈独秀到重庆宽仁医院去做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陈却含含糊糊不置可否。其实，他近段时间脑袋晕眩得厉害，久病成良医，连自己都能觉察出来，血压又大幅度上升了。去重庆作一次全面检查，非不愿，而是经济不允许，求助于朋友，又实在过意不去。

陈独秀到石墙院后不久便舍玉米缨而每日改为用胡豆花泡水喝了。胡豆花泡水喝可治高血压，是附近双石场上一个土郎中告诉他的单方。陈独秀喝过一段时间的玉米缨水，效果不大，如今是病急乱投医，反正胡豆花也不需要钱。

拖到五月下旬的一天上午，陈独秀终于在写作时突然昏倒在地。潘兰珍吓得大叫，乱了方寸。

杨庆馀赶忙喊来滑竿，将陈独秀抬进了县城。邓仲纯也紧张了，当天的下水轮船已过，他立即跑到江边，雇了一条“双飞燕”，将陈独秀抬上船去，由他和潘兰珍陪护，连夜漂到了重庆，送进了宽仁医院。

经周纶、曾定天两位名医全力治疗，数日后，陈独秀的病情方得缓解。

重庆时为陪都，报纸众多，记者遍地，陈独秀到渝治病，马上被数家报纸透露出去。这一下，宽仁医院便闹热了。国共两方张继、朱家骅、郑学稼、张国焘、董必武、朱蕴山等纷纷前来探望，柳亚子、张澜、黄炎培、鲜英也来了。陈独秀与他们交谈时，依然不失大家风度，对流亡之中遭受的屈辱以及生活上窘迫，不仅只字不提，反而有意加以美化渲染，以此维护自己的形象。

知识分子的禀性如此，奈何？

抗战已进入了最艰苦的岁月，作为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的重庆，更是遭到了日寇长达数年的轮番轰炸。重庆城区，早已被炸得来面目全非，到处是废墟。

地处上清寺的宽仁医院是一所设备条件尚可，主要是供政府机关人员诊治的医院，与其他的机关一样，医院里也有自己修建的防空洞。陈独秀在这次住院期间，就跑过几次警报，尝到了躲在阴暗潮湿的防空洞里听飞机尖啸，炸弹爆炸的恐怖滋味。而刚进六月这一次躲警报，医院没出事，重庆市中区却发生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悲剧！

陈独秀、潘兰珍是六月二日晚间听见警报响起后才随着医院的人员躲进防空洞的，直到六月六日清晨警报解除后才出来。不一会儿，就传来了较场口大防空洞闷死上万市民的噩耗。

周纶医师也奉紧急命令率领一个医疗救护队赶往现场去了。两日后回来，陈独秀总算从他口中了解到一些真实的情况。

周纶一进病房，便将门关上，向着陈独秀连声道：“惨！惨我周纶行医几十年，对死人可说是见惯不惊，可这次也不忍多看。”

周纶说，较场口防空洞是市政府工务局和防空管理委员会集资修建的，历时近两年才完工，今年初刚交付使用。因主要是提供给市中区各条街道居民躲避空袭之用，所以施工技术粗糙，装备极为间陋，不仅没有气孔与通风设备，甚至连水管，两旁的坐凳也没有，人称“进洞受罪，出洞没命”。二日晚间警报一响，就从十八梯、演武厅、石灰市三个洞口拥进去一万多人。惨案发生的时候，实际上已是敌机空袭，尚未解除警报的第三天晚上了。敌机连续轮番轰炸，迫使防空当局摸不清虚实，不敢发解除警报的信号。时值初夏，久晴不雨，天气极其闷热，上万男女挤在洞子里长达三天两夜，水米不进，许多人难忍其苦，争相涌到洞门口，渴望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有的人甚以不顾死活，大声呼喊管理防空洞的守备队打开大门，让里面的人出去透透气。三处洞门，统一是用极粗大的木料做成的木栅栏，只能向内开启。平时洞口人少，尚有开启余地，而此时洞口已是人山人海，根本无法打开。于是人重人，人压人，堆积如山，叫喊哭嚎之声不绝。不久，被压在下面的人多已毙命，堆积在上面的人相互纠缠，声嘶力竭，亦也奄奄一息。至此，洞门既被人山堵塞，洞内通风受阻，空气更加稀薄，缺氧更加严重，老弱妇孺无力向洞口处挤近，纷纷窒息而亡，反而有极少数匍匐于洞内深处者，靠洞壁上的滴水浸润而幸存了下来。

陈独秀问：“外间传闻死者上万，你亲到了现场，可知究竟有多少？”

周纶道：“实在数字，我也说不上来，我奉命带人到十八梯洞口处参加救护，实际上能救而护之的已属极少数。当局为封锁现场，出动大批警察、国民兵团团员和汽车搬运尸体。他们手持斧头、钉耙、锄头，砍烂木栅栏，进洞搬运尸体。起初是一个一个地挖运，一个一个往外抬，继而见窒息死亡者周身绵软，如一大盆死鱼鳅，万头如瓜铺地，一挖即烂，一拖即断。加之洞中屎尿内脏遍地，恶臭难闻，遂改用长麻绳穿入群尸，一捆一捆地将死者往外拖出洞外，扔上车厢运走。车辆络绎不绝，往复不停，足足运了一天，经民权路、民族路、小十字、朝天门，再过河运往江北黑石子沙滩上掩埋。据我观察了解，仅十八梯洞口一处，死者就不下三千人”

接下来的日子里，“六·五惨案”遂成为轰动陪都的头号新闻。

但陈独秀注意到了一个现象，此新闻仅是老百姓众口相传，政府报纸，均讳莫如深。《中央日报》羞答答承认死了一千多人，而周钦岳主办的民间报纸《新蜀报》登了一首辛亥元老，前蜀军政府首脑杨沧白写的诗，《六月五日敌机夜袭时，重庆城内大隧道窒息死万余人，闻知悲愤作此歌以纪之》，不仅标题表明“恨余人”，正文亦有“愁月云阴黯淡明，天公忍泪不能倾，孰意修罗在尘界，万人一夕如秦坑”句，透露出死者逾万。但诗歌毕竟属于文艺作品，有渲染、夸张的可能。

数日后《新蜀报》周钦岳与《新民报》张恨水来院探望，陈独秀方从他们口中，进一步清楚了事情的原委。

周钦岳说：“那一天的死者，都是平民百姓，附近的机关法团，多自行投资雇工修建了专用的防空洞，除供本单位职工使用外，多余的位置，就高价出售入洞许可证，平民百姓买不起，敌机来了都往大洞子里跑。惨案发生后，新闻管理处处长彭革陈就电话通知我，要《新蜀报》控制舆论，缩小事态，万不可做火上浇油之事。杨沧白的诗稿来后，我大着胆子签发了。第二天一见报，彭革陈就怒气冲冲地跑到报社来训斥我。我请他坐，给他泡茶，然后拿出一大沓稿子，说：‘你看看，这么多言辞激烈的稿子我都压下了，就发了沧白老一首小诗而已。连沧白老的诗也压下不发，恐怕就太难为我了吧，彭处座，你说呢？’弄得他无言以对，只好悻悻离去。

张恨水说：“《新蜀报》好歹还发了一首诗，我辛辛苦苦到处奔波，文章写出来最终还是没能发。惨案一发生，社长张友鸾就把报馆所有走得动的人员都派出去了。我正在南泉家中写连载小说，友鸾兄也派报丁来通知我，要我利用军政界朋友联系，搞清楚到底死了多少人。我马上赶进城里，到了十八梯、演武厅、石灰市三个洞口，通过警界朋友，大致弄清了死亡人数：十八梯三千多人，别两处各有二千多人。我立即又跑到江北黑石子沙滩，证实这数字与掩埋的尸体大体相符。所以，死亡人数应在七八千人。《中央日报》公布死了一千多人，那是蒋介石允许公布的数字。这内幕还是警察局长唐毅告诉我的。我去找唐毅，想从他嘴里掏点儿情况，唐毅平时待我十分客气，因他老母亲，他太太都是我的小说迷，这次却显得极谨慎，一见我就说：‘你待在家里写你的小说罢了，莫跑出来给我添乱。’他经不住我软磨硬缠，还是给我透了点风，说蒋介石把卫戍总司令刘峙、市长吴国桢狠狠训斥了一顿，并说：‘就在报上公布死了一千多人算了，口径一定要统一。’蒋介石前天还带着宋美龄亲往十八梯现场视察，痛心疾首，还流了眼泪，让记者们拍了照，都已在报上登了。”

“六·五惨案”，对陈独秀刺激极大，病情稍微好转后，他坚决地谢绝了诸多朋友的挽留，应邓氏叔侄的邀请，前往白沙小住。邓氏叔侄考虑得很周到，还特地邀请了高语罕夫妇也一同前往白沙，陪陪陈独秀。

两月后，一艘小客轮，清晨时分离开了重庆望龙门码头，逆流而上，中午时分，已将江津县城抛到了身后。

这是军统局首脑戴笠与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乘坐的专轮。此行，他俩是专程前往白沙拜望陈独秀的。

虽说已进入流火铄金的炎夏季节，船行江上，河风阵阵，倒也凉爽宜人。前甲板上，戴笠与胡宗南仰躺在两张竹椅上，一边观赏沿途江景，一边叙谈。警卫们特意在他们头顶上张开一张篷布，遮挡住灼人的阳光。

作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胡宗南与这位连黄埔六期都未毕业的小老弟，算得上莫逆之交。

“校长怎么突然想起打陈独秀这张牌？”胡宗南问。

此次他上黄山官邸见蒋介石，是戴笠将他叫去的，有些谜底，他还猜不透，需戴笠为他解惑。

“这是张国焘向校长建的议。”戴笠眯缝着眼睛，慢吞吞说，“他认为由我党重要官员公开访问陈独秀，将陈有关抗战与不满中共的言论编辑成册，扩大对延安的宣传，是很有力的武器，比叶青那帮人写的反共文章分量会重很多。我们今日前去，是先试探试探陈独秀的态度，究竟派谁去公开访问，还得等我们回去向校长汇报后再定。”

“张国焘刚跑过来时，校长如获至宝，以为靠张在共产党里的地位和影响，能够把延安狠狠地搞一下。嘿嘿，看来校长当初也是高兴过头了。”对张国焘过来后令人失望的表现，胡宗南还是有耳闻的。

戴笠不屑道；“对张国焘这样的角色，校长从来就没有信任过。前不久，我保举我手下的谢立公，也就是当初在上海告发陈独秀的那个谢德盘担任一个比较重要的公开职务，谁知校长在报告上批了四个字：不可重用。稍后又亲口指示我：‘凡是背叛共产党的人，也会随时背叛我们，对此类人，只可利用而绝不可以重用。你要记住，这是使用叛变人员的一条重要原则。’”

胡宗南道：“张国焘想在洛川搞一个针对延安的特别策反站，曾经专门跑来找我帮忙，还带着个断了条胳膊的人，名字我忘了。”

“那断了条胳膊的人叫何畏，是张国焘的老部下，过去在他手下当过军长，后来在延安当抗大政委时，共产党搞批张运动，一帮张国焘的老部下不服，准备拖枪逃出延安，蹿回大巴山另树大旗，事发后被抓。风波过后，这个姓何的就带着警卫员跑过来了，他比张国焘过来得还早。”说到此，戴笠摇了摇头，鼻孔哼哼道，“劳而无功，久之则令人生厌了。张国焘现在已经感觉到了我对他的冷淡，和那个姓何的跑到歌乐山上租了所农家小院，养了几百只鸭子，赚几个小钱。”

说话间，船已到了白沙朝天嘴码头。戴笠与胡宗南便衣素衫下了船，由人带着，径往下松林而去。秘书警卫，也都身着便装，前后保持一定距离。有的还提着送给陈独秀的礼物，那是几瓶茅台酒，几条华福香烟，还有水果。

到得下松林，二人按照船上商定的主意，先派随员前去请出陪伴陈独秀的高语罕。高语罕曾是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与戴、胡有师生之谊。二人也清楚陈独秀对蒋介石有杀子之仇，这老头脾气又大，倘若对他们来个闭门不纳，岂不让人难堪？而且，也没法回重庆交差。

高语罕是个深度近视眼，一出大门，便见两位身穿布衣素衫的人口尊老师，向他鞠了一躬。待看清是戴笠与胡宗南两位要员时，不禁很是惊讶。

高语罕答应通融，两人遂放了心。果然，不一会儿，高语罕便出来叫他们进去。

进得客厅，见陈独秀端坐在上首位，二人赶紧趋前问好。旁边一位古稀老翁，银发白髯，有道者遗风。高语罕介绍后，两人方知此翁是房东邓蟾秋。

两位手握重权的要员冒着酷暑居然到白沙来探望，而且又表现得如此谦恭，这倒着实让陈独秀感到意外。待二人坐定后，他便直截了当地问道：“两位将军来白沙，想必是蒋先生的意思了？”

“是的。”胡宗南并不隐瞒，答道，“蒋先生得知先生贵体欠安，特意叫我和雨农前来看看您。”

戴、胡二人早已商量好了的，鉴于戴笠的身份容易让对方产生反感，见了陈独秀以后，一切由胡宗南出面，他只带耳朵听，连边鼓都少敲为好。

陈独秀道：“无事不登三宝殿，二位大热天来此，不会没有公干吧？”

胡宗南道：“前次陈先生无端被延安诬为拿日本人津贴的汉奸，举国上下，皆为先生鸣不平。傅汝霖、王星拱、段锡朋诸名流联名为你辩污的文章，实乃民心之所向，国人之公论……”说着，胡宗南掏出傅汝霖等人的辩护文章，递给陈独秀。这是张国焘献的一计，只要以此激起陈独秀对延安的怒气，后面的话，就好说了。

岂料，这一招全然不灵。陈独秀接过剪报，看也不看，顺手放在桌上，说道：“此类造谣污蔑的文字，我早已见惯不惊了。好在，是非自有公论。”

“那是，那是，”胡宗南奉承道，“先生出狱之后疾呼抗战，爱国之心感人。对此，全国老百姓知道，蒋先生也是知道的。”

陈独秀面无表情地说：“胡将军不必绕圈子了，蒋先生派你们找我究竟何事？不妨直说。”

如此一来，胡宗南只好直奔主题了。

“陈先生，蒋先生派我和雨农特来请教，想聆听一下您老对国是的看法。“二战”爆发后，德军席卷欧洲大陆，波罗的海四国以及苏俄前卫边缘，被德军闪电一击，不一周而尽失，苏俄已处于极不利之局面。国内两党，也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大战当前，倘国策不能有力贯彻，前途实堪忧虑。为今之计，敢问先生意下如何？”

陈独秀熟思良久，慢吞吞说道：“我以为蒋先生当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国人愿望的。弱国强敌，速胜困难，唯有团结一切可团结力量，才能渡过难关。延安坐井观天，谬论横生，我本人多遭诬蔑，幸公道在人心，先生所示剪报一事，足可证明。列名为我辩污者，均系国内知名人士，有国民党的，有非国民党的，也有以教育家而闻名的。我原打算向法院提起诉讼，因见代鸣不平的公启，乃作罢。蒋先生对我关注，请转致谢意。然鄙人孤陋寡闻，雅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论。务请两君对今日之晤谈，切勿见诸报端，此乃唯一之要求。言及世界大势，大不利于苏俄，殊出意料。苏败，延安则绝无前途。此乃大势所趋，非人力可以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吧。”

戴笠、胡宗南回到重庆，即将陈独秀所言，详细面呈蒋介石。蒋听后感慨道：“陈独秀见解深湛，眼光远大。”

一月后，陈独秀仍偕潘兰珍回到了鹤山坪上的石墙院。

陈独秀是带病离开白沙的。似乎，他对自己来日不多已经有了预感，仅这次在白沙期间，他又病了一场，弄得邓家上下一团惊慌，等稍好一点，他便坚持要回到石墙院去。他实在是不忍心给邓氏叔侄增添更多的麻烦。

“断肠人在天涯。山远水远人远，音信难托。这滋味黄昏又恶。”被孤独与寂寞笼罩的陈独秀，偶一想起这首小曲，心中便如蚂蚁咬噬般难受。

狂飙不再，西风残照，枉然如梦，陈独秀不得不回归书生本色。

这个时候，怀宁亲戚胡子穆来访，颠沛流离中，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梦里不知身是客”，他内心涌满悲凉与惆怅。

这种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的落寞与苍凉，或许只有诗歌才能作出最好的表达。于是，他提笔写下《赠胡子穆先生》：

嫩秧被地如茵绿，

落日衔山似火红。

闲倚柴门贪晚眺，

不知辛苦乱离中。

为排解这难熬的寂寞之苦，素无烟霞之癖好的陈独秀，也开始努力去接近风光旖旎的大自然了。黄昏，在灿艳的夕晖中，村民们常可看见陈独秀夫妇形影相伴，漫步在田埂小径上。有时，他们驻足山顶，凝睇远眺。而碧穹、苍山、秋树、暮云，却无不勾起他们对远方各散东西的亲朋故旧的深切怀念。

1941年的冬天，山中奇寒难耐，潘兰珍也学着当地农民的样，给陈独秀备下一个外罩竹笼，内装瓦钵的烘笼，每日生上火，让他写作时捂在**取暖。

前来探望陈独秀的朋友，眼下是愈发地稀疏了，只有邓仲纯依然忠实地履行着他的“义务”，不顾地冻天寒，每周至少半月坚持来石墙院一次，带来书信，为陈独秀检查身体，并尽可能地送些药品来。

近些日子，陈独秀自己也感觉到身体越来越糟糕了。耳鸣加剧，时感头晕，这是高血压发作时的病状。而长时间折磨他的，却并非高血压一种疾病。半月前，他的肠炎又发作了，接连拉了几天肚子，连起床如厕，也觉得眼前金星乱冒，地动天旋，得由兰珍搀扶才行。

昨日上午，仲纯又上山来了。

“怎么样啊仲纯？”每次邓仲纯量完血压，检查完身体，潘兰珍都要问一问。

邓仲纯含含糊糊地答道：“血压高点，问题还不太大。”

“仲纯，你可要对我说实话哟。死，我是不怕的，我早过了甲子，即便驾鹤西去，也算是寿终正寝了。”陈独秀也想问个详细。

细心的潘兰珍却从仲纯的神色里看出了一丝蹊跷。午饭后送仲纯出了院门，她要仲纯对她说实话。

仲纯踌躇片刻，只好说道：“先生的病，太杂，既有高血压，又有肠炎，而且，我尤其担心的是他的心脏。他那心脏，不能再扩大半指，否则……”

“否则怎样？”

“活不上三年。”仲纯为安慰她，只好尽量往宽里说。

一听丈夫还有三年，潘兰珍忍不住伤心地抽泣起来……然而，当她一回到丈夫身边，脸上却已挂上了温存的笑容。

抗战已进入第五个年头，在陈独秀看来，局势已经糟糕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了。豫南战役、赣鄂会战、中条山大战，报纸天天都在报道记者发自前线的胜利消息，激起后方百姓一阵又一阵的狂欢。可是陈独秀却从字里行间觉察出形势大为不妙，既然捷报频传，为何中国军队总是往后方不断作“战略性转进”呢？偌大中国，如今仅剩下川、康、滇、黔和西北边疆了。

尤其是苏德战场上传来的消息更令人绝望，德国军队简直无法阻挡，开战仅数月，他们居然已将莫斯科围得像铁桶一般。苏联一旦战败，对中国的抗战必然造成灾难性的影响。而这样的结局，照陈独秀看来已是无法避免的了。

在石墙院这方封闭的狭小天地里，生命的烛火已快熄灭的这位中国老人，仍然执着地在思索着许多与他所处的环境极不相称的重大问题——在他那狭窄的视野里，已经看不到一丝胜利的曙光了。

3月21日，陈独秀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文一发表，陈独秀立即遭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猛烈抨击。

但是，在狂风暴雨般的谴责汹汹袭来的时候，这位老人却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了他的固执。这种激烈的论战气氛刺激得他重新亢奋起来，同月底，他抱病又写了一篇《再论世界大势》。索性将他长期思考的思想结晶和盘托出，他的结论是：二次世界大战最终将以德、意、日的胜利而结束，全世界将会进入一个黑暗的法西斯专制时期。此文已经送厂付排，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最终以“顾虑对苏外交”为由，紧急撤了下来。

这就是一个身高只有1.63米，头上仅剩下几根稀疏的白发，一日三餐吃着粗茶淡饭，偶尔背着手驼着背在院外的田坎上孤独行走，在寂若古庙般的石墙院的陋室中苦苦思考着的问题。

毛泽东1941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一段赞誉鲁迅的话：“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追授鲁迅的每一顶桂冠，倘若戴在独秀先生这颗印堂宽阔、额头跑马的思想者的头颅上，同样是极为精当的。

而就在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逝世前的第57天，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于3月30日在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时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与5月8日《解放日报》还在大骂陈独秀“投降主义”相比，毛泽东的评价殊难可贵。可惜先生当时在江津的石墙院没有也无法听到曾视他为老师和引路人的毛泽东对他客观、公正的评价了。

就在陈独秀凄然绝世后的第三年，即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党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上发表了《“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再次郑重提到了陈独秀，说：“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的《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的人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当铺天盖地的谴责汹汹而来，陈独秀再次强烈地感受到了风雨如磐，刀枪相逼，众叛亲离的滋味。

早在上一年底，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学生陈钟凡，便已经与他分道扬镳了。

陈独秀当初从南京监狱被放出后，始在傅斯年家中暂住，后因傅家在日机轰炸中被炸坏。时在国民党内政部任参事的包惠僧和陈仲凡都争着要陈独秀住到他们家里去，弄得陈独秀反倒有些为难。

隔了两天，陈仲凡请陈独秀到家中吃饭，复提此事。

陈独秀见仲凡家房子宽敞，便答应了，第二天便搬来，仲凡一家住楼下，陈独秀和潘兰珍坐楼上，一直住到他离开南京赴武汉。

他和仲凡，常作深谈，陈仲凡谈到目前的战争，有些悲观，说：“我对于人类前途很悲观，十月革命本是人类命运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命运！”

陈独秀说：“不然，从历史上看来，人类究竟是有理性的高等动物，到了绝望时，每每自己会找到自救的道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时各种黑暗的现象，只是人类进化大流中一个短时间的逆流，光明就在我们前面，丝毫用不着悲观。”

然而仅仅三、四年后，两人对待这场战争的观点，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

陈独秀从友人信中得知，时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的许志澄函邀住在成都的陈仲凡去该校任教。仲凡正在犹豫，陈独秀便给钟凡去了一信，并附《春日忆广州》绝句一首，劝他前往广州。

江南目尽飞鸿远，

隐约罗浮海外山；

曾记盈盈春水阔，

好华开满荔枝湾。

后来陈独秀得知陈仲凡终未南行，又去函劝他到上海沪江大学任教，这样可以就近照料尚留在仲凡故乡盐城的眷属。而广州、上海均在日本侵略者的控制之下，所以陈仲凡也顾不得师道尊严，复函陈独秀，批评他出此下策，终因“对战局终抱悲观”，拒之，并表示：“宁愿与国土共存亡，不甘心至敌人铁蹄下去讨生活。”

陈独秀在给杨鹏升的信中也写道：“弟对大局素不敢乐观，近益情势日绌，倘一旦不支，成渝水陆大道，必为敌人及汉奸所据，乡间又属土匪世界，无军队或秘密会党势力，也不能生存。弟为川人尚无大碍，弟为老病之异乡人，举目无亲，惟坐以待毙耳！”

此时的陈独秀，已经消沉到了如此地步！

然而，对陈独秀的抨击并未就此终止。

5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署名为“李心清”的文章《斥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理论》，批判陈独秀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指出“正值反法西斯战局的紧要关头，而一部分民族立场不坚定的人为法西斯的宣传所吓倒，因而悲观动摇的情绪和倒行逆施的行为逐渐增强起来。正是这些人需要陈独秀的理论。”文章责问道：“这种违背抗战到底国策，违背三民主义的文章，为什么堂堂的《大公报》能为之刊登呢？为什么堂堂的检查官能为之通过呢？”

重庆的《新华日报》立即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

而早在陈独秀看到“李心清”的文章之前，他已经接到了白沙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聪的来信，告诉他，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给中央图书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来了一封公函，称陈独秀所撰《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内容乖谬，违反抗战国策”，已电饬各新闻检查处室“注意检扣”。图书杂志委员会已复函战时新闻检查局答应照办，并“通令各省市图书杂志审查处一体注意检扣”。

不仅社会舆论挟风裹雷向着陈独秀滚滚袭来，他在文章里和平日的言谈中所流露出的对当前局势的灰心丧气消极颓废的观点，也使得一些和他保持了多年友谊的至交好友，毅然与他“反目为仇”了。

更气得他吐血的是，陈独秀听说在江津县城里的高语罕、欧阳竞无在与人谈话中对他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这让他颇为愤慨。

尔后不久，县长罗宗文派人送来请柬，邀请他进城出席县里在东门广场举行的一次各界代表集会。陈独秀嫌路途太远加上身体有病未去。而就在这次会上，辛亥老人凌铁庵登台发表演说，声色俱厉地痛骂陈独秀是“大汉奸”“民族败类”。陈独秀得知此事，气得要命。偏狭的老人以为此事是高语罕、欧阳竞无所鼓动，对二人恨得要死，托人带信进城，宣布与他们割袍断交。

孤立！陈独秀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完完全全地陷入了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之中。过去，不论是在军阀的大牢里，抑或是在国民党的监狱中，甚而是在武汉匆匆召开的“八七”会议上他被免去共产党的总书记时，他也从未感到自己是孤立的。因为，他毕竟还有着为数不少的支持者、追求者。而这一次，他却成了个全民共讨之，各党诛之的角色。

难道，自己真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