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是非成败转头空。

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5月8日，邓燮康上山看望陈独秀，陈独秀写下了这首川人苏轼留下的词送他。燮康不解，陈独秀为什么要送他这样一首词？果真是他已经彻底看破红尘，视人间的一切兴衰荣辱为平常事，还是在重重压力之下表现出的一种无可奈何听天由命的颓丧情绪？

“屋漏偏遭连夜雨，船破恰逢顶头风”。就在数日之前，陈独秀又遭了一场灾难。乡间的窃贼，竟然把客居石墙院的陈独秀当作了有钱的下江人，深夜趁他夫妇二人熟睡之际，翻墙逾窗而入，将两只藤箱偷走了。陈独秀次日醒来发现藤箱不翼而飞，顿时犹如被掏了心，挖了肝！衣物被盗尚不足惜，有一只跟随他多年的藤箱里，装的全是手稿，他多年的心血啊！

在随后给杨鹏升的信中，陈独秀哀叹道：“窃去衣被十余样，惟失去兄在武昌所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及弟尚未出版书之手稿，甚为可惜也！”又谓：“此间也势不可居，即拟移往赤水或江安县城居住。”

可惜，时间已经不允许陈独秀再次迁徙了。

这日上午，正在看书的陈独秀忽听得潘兰珍惊喜地喊道：“包先生夫妇来了。”

包惠僧与妻子夏云松上山来看望陈独秀，这多少给他带来了一点慰藉。为款待这位挚友，他特意叫潘兰珍去附近的双石场上割了两斤肉。中午，饭桌上便摆得像个样子了，一碗红烧肉，一盘四季豆炒肉，还有一个鸡蛋番茄汤。这对陈独秀夫妇来说，也算是极难得的美味佳肴了。

“你尝尝这四季豆、番茄，都是我自己种的。”陈独秀用筷子点点菜碗，热情相邀。

“你种的？究竟是你种的还是我种的呀？潘兰珍在一旁揭他的老底。

“哈哈，我这是贪天之功为己有了。当然是兰珍种的，我只是偶尔帮帮忙。”

包惠僧夹起一段四季豆送进嘴里，赞道：“不错，不错，在重庆，可吃不到这么新鲜的蔬菜。”

客人满意，陈独秀也美美地饱餐一顿。

岂料乐极生悲。当天晚上，陈独秀就不舒服了，食物作梗，只觉肚胀如鼓，如有巨蟒绞缠；到半夜时分，强撑着从**探出上身，将肚中积食“哇哇”吐尽，折腾得潘兰珍和包惠僧也一宿未睡，侍候在侧。

次日上午，见陈独秀稍微松了一些，包惠僧方告辞下山。潘兰珍则去请来乡下郎中，与陈独秀治病。天亮前吐了一地。

这一天是1942年5月13日。

此后几天，陈独秀一直上吐下泻，卧床不起。潘兰珍请来乡间郎中，郎中诊为嗝食，遂以猪骨烧炭，碾成粉末让陈服下，随后药性发作，接连拉了两道，腹中似觉稍适。但此后依然精神疲乏，夜难入睡。

延绵至17日，陈独秀早起如厕，突然昏倒在地。潘兰珍闻声进去，见其四肢僵厥，冷汗如注，吓得手脚无措，搀又搀不动，“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杨家人闻声赶至才将陈独秀抬上床去。一小时后，陈独秀才慢慢苏醒过来，依然冷汗淋漓，始而周身发冷，旋又发烧，数番反复。

延至18日上午，潘兰珍见郎中已技穷，才请人进城通知邓仲纯，何之瑜，陈松年上山。同时又雇人下重庆请周纶，曾定天两位名医到石墙院诊治。周、曾二人虽因医务繁忙未能前来，仍托来人带回了他们认真拟定的治疗方案，且各赠药品若干。周纶医生甚至把为夫人治高血压的针剂，也送给了陈独秀。

日日复日日，陈独秀缠绵病榻，已不能起；昏迷时魂魄皆无，苏醒后则苦闷不堪。那么多亲朋好友此刻都汇聚到了自己身边，看到他们那一张张掩饰不住悲痛的脸，他便明白自己的大限已经到了。

21日，陈独秀再次醒来后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向何之瑜交代：“我死之后，丧事从简，也不要登报。松年早已分居独立，唯兰珍家中无亲人可依靠，放心不下，请你务必多多关照。我在南京狱中，朋友赠我的五个显德四年（五代后周柴荣年号，公元957年——作者注）。古瓷碗，留给兰珍。后事料理完毕，稿费如有多余，也留给她一部分。”

何之瑜强忍眼泪，诺诺连声。

22日，陈独秀连续昏厥三次，而每次都是邓仲纯注射强心剂后才苏醒过来。

23日，请江津医师邹邦柱上山诊视，施行灌肠之术，大便得通。但病情仍未缓解。

24日，邓蟾秋、邓燮康叔侄上山。

下午，已返重庆的包惠僧放心不下陈独秀的病情，也重回石墙院探望。当他们看到已油干灯草尽的陈独秀时，心情都异常沉重。

入夜后，陈独秀又一次醒来了，颤抖着伸出一只手，沙哑地叫了一声：“兰珍。”

伺候在侧的潘兰珍赶紧抓住他的手，哽咽道：“先生，我在。”

陈独秀眼中涌出两汪浊泪，声音微弱得像蚊虫嗡嗡。“兰珍，为夫……对你不起，你跟我这些年，除了……担惊受怕……吃苦受累……”

潘兰珍一听此言，泪飞若雨，抽泣道：“先生，别再说了，兰珍孤苦伶仃，如同路边野草，先生不嫌弃我，今生得以伺候先生，兰珍……知足了。”

陈独秀看着伤心得已不能自持的潘兰珍，百感交集地说道：“死，并不足畏，延年、知乔年，筱秀早已先我而去了……可是，临去之前，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呀！”

“先生……”

“我去后，你务求生活自立，倘有合适之人，可从速……改嫁，安度后半生。有一事……你要切记，为夫立身世间，虽非高风亮节，却也不失……做人的操守。教育部寄来之款，不可动用，另外，切不可……拿我的名声……卖钱。”

“兰珍知道，兰珍不会做……对不起先生的事情。”

倏地，陈独秀喉中“霍霍”疾吼，胸脯起伏，欲咳又咳不出来。陈松年赶紧将床头边的油灯往前挪了挪，见父亲双目大睁，一张脸憋得通红，嘴唇抖动了好半天，才发出也极微弱的声音：“松儿……松儿。”

“爹，松儿在。”

“松儿……松儿，”陈独秀气喘吁吁，“爹去后，就埋在康庄旁边，蟾秋燮康叔侄……已经应允，邓氏叔侄之热肠，令我铭感，你要……永记不忘。”

松年热泪盈眶：“爹，松儿……牢记在心。”

“爹，愧对你母亲，愧对你姨妈，也无颜见江东父老，以后，你不必扶柩回乡，就让爹……作一个孤魂野鬼吧！”

“爹呀！”

兰珍也放声大哭。正在外屋商议善后之事的何之瑜、邓仲纯、包惠僧、邓氏叔侄以及刚刚赶到的潘赞化、邓季宣闻声争忙赶进屋里……

此后，陈独秀便一直昏迷不醒，邓仲纯以强心针和平血针交互注射，均无效果。至27日夜，一颗衰老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早已闻讯赶来的门生故旧，哗地跪下一大片，哭声直冲瓦屋……

《江津日报》（民国三十一年5月29日一版）独家发出消息：

一代人杰溘然长逝

陈独秀前晚逝世

急性胃炎不治享年64岁。

（本报讯）一代人杰陈独秀先生于本月27日晚9时40分急性胃炎与脑充血齐发，医药罔效，溘然长逝于县属鹤山坪乡寓，享年64岁。

陈氏生于1879年，安徽怀宁人，字仲甫，原名仲，一名由己，号仲子，别号熙州仲子，日本及法国留学生（此处有误，陈独秀从未去过法国—作者注），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主编青年杂志，后因思想左倾，主持共党，被拘南京模范监狱。

抗战军兴，旋即入川，隐居津门，研究小学，贡献颇多，今此不幸逝世，实为学术界之一大损失。

先生公子，供职于国立九中。

先生一生坚贞，身后萧条，亲友学生，将集议救济办法，6月1日发柩于县城西郊之墓地，殆抗战胜利再移运回原籍。

由于《大公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引起的来自各方面的非议与讨伐，陈独秀重新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人物。对于他的逝世，国民党作了低调处理。新闻界大都保持沉默，仅《大公报》《新民报》《时事新报》在不引人注意的角落简短报道了一下他的死讯。

正如史述隐在给何之瑜的信中所发出的哀叹：“世界仿佛早已忘记了这个人。”

据现存江津市档案馆的《陈独秀逝世前后用费收支表》载，蒋介石赠了10000元，朱家骅5000元、段锡朋、王星拱、陈立夫各2000元，大企业家许静仁最多，15000元。此外，胡小石、欧阳竞无、高语罕等人也有表示。收支相抵，尚欠5003元，由邓蟾秋承担。棺木衣衾葬地也由邓氏叔侄相助，丧仪按川东风俗办理。

邓蟾秋为陈独秀购置的可不是一般的棺木,而是当时江津最昂贵的上等棺木“黑漆大花板”。抬棺材的是16条壮汉,杠子头李海延号子喊得既响亮又威风，过观音岩寨子门时,棺材太大寨子门洞过不去，李海延自有办法，用杠子和粗麻绳把黑漆大花板捆绑起来，下面顶，上面拉,生生越墙而过。

送殡队伍沿着一条起伏不平的石板路顺江而下，在长江边茂密的桔林中缓缓而行。

陈松年端着用炭精画就的父亲遗像，哽咽着走在队伍的最前端，那遗像出自当地一土画匠之手，将一代人杰陈独秀画得来像一位前清的老太爷。

松年身后，是由两个乡下妇女搀扶着的、一路上哭得死去活来的潘兰珍。

上午10时左右，灵柩送抵康庄。在面临长江的前坡上，墓穴已经挖好。下葬仪式虽不十分排场，但也颇为庄重肃穆。国民党候补中委兼教育部次长段锡朋来了，并带来了蒋介石、陈立夫等人人赠金。欧阳竞无、包惠僧、台静农、周光午、邓仲纯、邓蟾伙、邓缡仙、邓燮康一班人全部伫立墓前。何之瑜念完祭文，灵柩徐徐落入墓穴，顿时，墓前骤发一片悲声……

长江边上，就此增添一座新坟。世间少了陈独秀这么个人，似乎也突然清静了许多。

许德珩依然常常来往于重庆、白沙之间，每逢轮船过江津，他总要凭栏遥望河岸上孤独耸立的那一座普普通通的新坟。他非常清楚那位长眠此地的老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分量。

他怀着极复杂的心情，写下了一首怀念陈独秀的白话诗：

得知陈独秀，养病在江津。

船行到白沙，过此都停轮。

便道去探望，探望此老人。

别已十余年，重见百感中。

今非昔所比，白发老病身。

坐了五年牢，战起得为民。

今住江津市，仆仆感风尘。

无人与往来，邓初照顾频。

曾谈文字学，对此兴趣真。

狱中有著作，此情实可真。

拜访已三次，师友已亲情。

谁知三年后，客死在江津。

而最为痛苦与愤怒的是高语罕，他与陈独秀几十年友情，却在江津毁于一旦，连陈独秀逝世这样大的事情，居然也未通知他。办完陈独秀的丧事后，他责问潘兰珍：“我和仲甫30多年患难之交，敢说此地居留的一切熟人中没有第二个，为什么他病重不通知我，死也不通知我？”

潘兰珍说：“这不怪我，是他们搞的。三月间在江津开大会，有安徽党人演说，借着老头子在《大公报》上只发表了一半的那篇文章，大骂老先生是反革命。他们都说，这种辱骂的幕后策动者是你，所以老先生恨你恨得要死！连我，他都不准再理你！”

邓燮康之女敬苏对笔者说起她儿时参加陈独秀葬仪的经历：“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鹤山坪，六月一日，陈独秀灵柩葬于江津大西门外鼎山山麓康庄门外的一块园地上。康庄是我父亲修的一个简易房屋，用来躲警报的。我当时仅11岁，大姐敬兰12岁，我们均在德感坝国立九中读初中。六月一日那天，我们被何之瑜先生接到康庄，参加陈独秀的葬仪和谒碑典礼。我和大姐站在墓碑两侧，在举行仪式时，缓缓将墓碑上的红绸揭下，摄影留念。参加仪式者不下三、四十人，国民党教育部次长段锡鹏也在场。陈独秀的妻子潘兰珍扶着一棵桔树，啜泣不止，我母亲等人一直从旁劝慰她。我记得陈独秀的坟是圆形的，墓碑上刻写着‘独秀陈先生之墓（一八七九——一九四二）’。我问父亲为什么有人姓‘独’，父亲告诉我：‘他姓陈，名独秀，是尊敬他才这样写的。’解放后，我和大姐均先后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大姐入党后，将陈独秀谒碑典礼的合影交给了组织。”

时在重庆的陈铭枢以为像陈独秀这样的大名人逝世，江津地方上一定会为他举办追悼会，拟了一副挽联寄给他的问佛老师欧阳竞无先生，并请欧阳届时代他书写后挂出。

上联是：官皆断制，行绝诡随，横览九州，公真健者。

下联是：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

岂料江津并未为陈独秀举办追悼会，所以陈铭枢的挽联未能挂出去。

而唯一为陈独秀举行追悼会的，看来就只有由安徽人聚居的国立九中高中分校了。据邓季宣回忆，高中分校在礼堂为陈独秀举行了简朴而肃穆的追悼会，参加者系安徽同乡与高中学生。没有花圈，没有鲜花，没有青松翠柏，只有陈独秀的遗像放置在礼堂主席台桌子上，两边摆着两副挽联。

其一为：

纵浪人间四十年 我知我罪两茫然

是非已付千秋论 毁誉宁凭众口传

其二为：

伊人去兮 事迹犹存

一生功过 自有评述

笔者同孙敬轩先生来到离县城三十余里的石墙院。从史料中看到：石墙院匍匐于半山坡上，大块条石，围出一方清幽宜人之天地。院里有绿树花台、水池假山，更有修竹万竿，让人目清神爽。我们去时，往日风光也不复存在。只见院里乱糟糟住着几十户农家，房屋皆破烂不堪，石墙多处坍塌，墙头荒草丛生，牌坊式的石头大门也被拆毁得不成样子。进得大门，庭院上猪突狗奔，鸡飞鸭窜，花台中无花，荷池中无鱼，唯见万竿修竹，在风中低语……

笔者在吴国兴老太太家中，邀来了当年与陈独秀一起生活在这所没落贵族的大宅院里，并亲眼目睹了陈独秀之死的几位老人。

老人们介绍的情况，犹如在我们面前翻开了一本业已发黄的历史书。

杨家后裔杨明清老人告诉我们：“陈独秀两口子住进石墙院，是我父亲杨庆馀主动上门去请来的。因我曾祖父杨鲁丞生前受过章太炎的轻侮，我父亲就想，要是能把陈独秀这样的大人物请到家里来，为我曾祖父整理遗稿，出版时再由陈独秀亲笔写序，曾祖父蒙受的羞辱，就能得到洗涮，他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本来，像陈独秀这样的大人物是不好请的。但因一则江津城里经常闹空袭跑警报，城里的有钱人家纷纷往乡下搬；二则陈独秀那时生活已经非常困难，所以我父亲上门一请，他就答应先上山来看看。到了石墙院，他们觉得环境很不错才答应住下来帮忙。开始，陈独秀两口子和我们一起吃饭，父亲待他们犹如上宾，陈独秀整理遗稿也很卖力，《群经大义》和《杨氏卮林》就是经他整理后，我父亲拿到江津供销社去自费出版的，各出了1000册。可陈独秀原来答应下来的序文他并没有写，我父亲很着急，特地跑到城里请来与陈独秀有师生名分的龚灿滨做说客，陈独秀反而对龚说了我曾祖父写的东西没啥价值，食人之禄，忠从之事，他整理了也就算对得起主人了，序文他不写。我父亲知道后当然就不高兴，但又不好黑下脸来赶他走，脸上有时也就不那么好看，以为陈独秀知趣自己离开算了。陈独秀感觉到了，又实在无处可去，就提出分伙立灶。我父亲想反正家里房子住不完，就同意了，还把全副锅盆碗盏供给他两口子用，也没有收他们的房租。虽是这样，有时父亲也请他们过屋来吃顿饭，或者叫我们给他两口子端点菜过去。我记得端得最多的是豆花，陈独秀的牙不好，特别喜欢吃豆花，可潘兰珍又做不来，她点出来的豆花始终不成团。哦，还有件事，我女儿树君当时在四川大学读书，寒假回家，见到陈独秀，便请他题字留念。陈独秀赋诗一首，开头两句是‘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树君高兴得不得了。”

郭碧新老人说：“我开初不晓得陈先生就是陈独秀，后来晓得了，也不清楚陈独秀是干啥子的。我只晓得先生是杨二爷（杨庆馀）请上门的客，是个大人物。经常有人从重庆、江津来看望他，全是滑竿来滑竿去的，穿得也很体面。外边的人看到了，还以为陈先生很有钱，连偷儿也来光顾过他一回，弄走了两口箱子。到后面山沟头打开一看，全是稿子，偷儿气得要死，点把火给他烧了。其实我们都晓得，陈先生是马屎外面光，穷得造孽。潘兰珍每天下午都在厅屋里跟杨家几个婆娘打麻将，瘾大胆子小，输多一点，打出一张牌手都在抖。”

吴国兴老人虽已70高龄，但记忆力还不错，她说：“我那时给杨明清当奶妈。陈先生虽才六十出头，但看上去要老相得多，身体很瘦，病恹恹的；一年四季都穿长衫，冬天戴一顶潘兰珍给他织的黑棉线帽子；他说话不好懂，待人很和气，他屋头的全部家当就是两口藤箱子。陈先生平时都关在上房里写书，写累了，有时也出去转转，到院子外面那根黄桷树下，和大路口的幺店子里，和赶双石场回来的农民摆摆龙门阵。”接着，她谈到了陈独秀之死。

吴国兴说：“陈先生一落气，他的那些门生跪在他的床前哭哟，哭得伤心得很。陈先生死得不轻松，在**拖了十多天才落的气。潘兰珍人年轻，又跟陈先生的儿子合不来，急得六神无主，只晓得哭。杨二太太去劝潘兰珍，我也就跟到去了。隔着天井，看见杨家的长年（佃户）胡庆和跟他大娃品中正在一个大脚盆里给陈先生净身……算了，我牙齿落光了，说话不关风，还是让品中给你们说。换老衣、装棺、都是他两爷子干的。”

当年的胡大娃已是60出头的人了，但提起陈独秀之死，依然记得清清楚楚。胡品中少时念过几年私塾 ，解放后又一直在双石乡当了几十年教师，故而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有板有眼。

他说：“陈先生和潘兰珍来到石墙院，当时乡下人都不晓得陈先生是哪个，还以为他是个有钱的下江人。我还是从杨二爷嘴头晓得陈先生就是陈独秀的。这样一个大人物，落魄到了石墙院寄人篱下，吃碗受气饭，总归还是让人同情的。他当时的日子已经不好过得很，杨二爷和他闹翻了，另立炉灶各吃各，杨家也不管他，他又没啥经济来源。我有心帮帮他，又没得这个能耐，我家里也穷。后来，我看到潘兰珍在院子边上开了块地，种上些时鲜蔬菜，陈先生也常去帮忙。我看不过意，也常常主动跑去帮着淋淋粪，松松土。陈独秀很感谢我，说话中发现我还识几个字，就送了幅字给我。这字是在杨家上房里当着我的面写的。你们过来看嘛，就是里头这间屋。”胡老师走到门边，指着里面间屋说。

孙敬轩和我走到门边，看见屋子里光线很暗，上无天花板，下面的泥地潮湿不说，还满是千脚泥结成的煤球状的疙瘩。

“我当时跟进去，看见屋里家具十分简陋，一张老式带踏板的大牙床，一张书桌，几张长板凳，还都是杨二爷借他用的。我看见床头上、书桌上、藤箱上到处都堆着书和报纸。陈先生站在书桌旁，悬肘给我写了一张条幅：坐起忽惊诗在眼，醉归每见月沉楼。陈独秀还落了款，称我品中小弟。下面盖了两方印章。当时我还不到20岁，他那么大的岁数，称我小弟，实在是客气。”

“这条幅还在么？”我问他。

“唉，可惜了，‘**’破四旧时，我怕惹祸，就把陈独秀落的款和捺的两方印章全挖掉了。前两年县里搞文物普查，说这条幅上没了陈独秀的款和印，就不值钱了。”

确实可惜了，要能完好地保存到现在，他要发点小财就太容易不过，成都、重庆的不少文物书画贩子知道大名鼎鼎的陈独秀晚年客死江津，这两年经常跑来收购他留下的墨宝。前不久白沙镇有人卖了一幅陈独秀写的中堂，得了一万三，还落了个“傻”字。

胡品中回忆道：“1942年5月27号晚上，天上下着小雨，就听见潘兰珍在石墙院里大声哭。我马上想到是陈独秀先生过世了，因为他已经倒床好多天了。没一阵，杨庆馀就跑出来喊我老汉去跟陈独秀换老衣，我也跟着去打下手。我们父子俩为他净了身，穿上老衣——先用白棉线搓成的索索把他身子和脚杆手杆一圈一圈地缠起来，缠好后用白布裹身,再把一件白布衣服穿在里面，一件白绸衣服套在外面，下面穿的是青绸裤，圆口布鞋。等装进棺中，我们又用石膏粉、焦炭灰、谷壳灰配成的混合物把空隙处塞紧。邓家送的黑漆大花板又重又大,总共用了100斤石膏，100焦炭，100斤谷壳。”

在江津市当案馆可以寻找到有关陈独秀死因的记载。一是陈相信了双石一土郎中的单方，说长期用胡豆花炮水饮用，可治疗高血压，故而长饮不辍。不料，那次所服的胡豆花是在梅雨季节里采下的，尚未干透，有的已经发酵变色，泡水时呈乌黑色，味也发苦。陈不知此物发酵后含有毒性，服后觉胃中不适。二是为款待挚友包惠僧，陈叫潘兰珍去双石场上割了两斤肉，他还带包惠僧到地里，摘他亲手种的四季豆，中午便以四季豆炒肉招待，由于陈平时难得吃上肉，也就多吃了一些，晚饭时又吃，到夜间食物作梗，就不舒服了，一夜未睡，天亮前吐了一地。这一天是1942年5月13日。此后几天，陈独秀就一直上吐下泻，卧床不起。潘兰珍请来乡间郎中，烧“骨炭灰”用水服下，帮他消嗝食饱胀，也没啥效果。到17日开始发烧，昏迷，说胡话，一直拖到27日晚，才落了气。

座谈结束后，我陪着孙敬轩到石墙院四处走走看看。到了后院也就是小偷翻墙而入，盗走陈独秀箱子的进出之地，只见幽幽竹篁，掩映着陈独秀信屋的窗口。

这时，我看见诗人哭了，他手把着后门的门枋，注视着门外起伏的丘陵，泪流满面。山风疾猛地吹拂着他的满头花发，撩动起他的黑呢子大衣……

好在历史并不永远都是政治的婢女！

近年来陆续解密的前苏联档案表明：在斯大林眼里，中共不过是个胎毛未净的“中国支部”，而陈独秀以“支部书记”之低微，一次次与以斯大林为核心的共产国际进行抗争。只不过势单力薄，人微言轻，起不到任何作用。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一切责任却都推向陈独秀，一切错误也都归到陈独秀头上。 中国托派元老王凡西在其《双山回忆录》中写道：“陈独秀这个人，不管他有怎样的弱点，但他毕竟是一只雄狮，人家可以打败他，甚至可以杀死他，但你休想叫他乖乖做替罪的羔羊。斯大林将全部责任往陈独秀头上一推。陈独秀如果肯和斯大林合作来串演这出悲喜剧，自认全部错误，以此来洗清斯大林的罪过，那么，陈独秀不仅可以在共产国际当要人，而且多半还能重坐中共的首把交椅。” 偏偏陈独秀不是个软骨头的政客，偏偏他撞得头破血流还要独立思考探求真理，终于陷入被多方夹击的困境——不，是绝境！

在这个院落里，陈独秀“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奋笔写下多篇政论：《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被压迫民族之前途》《我的根本意见》……

在这个院落里，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最终形成了以民主为核心的“最后见解”！

他石破天惊，宣布“我们不能轻率宣布资本主义已到末日”，而且“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须的过程，要来的东西，让它快点来”。

他反对斯大林，但更多是剖析产生斯大林的独裁制度，他提出“社会主义也要借鉴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要民主化”“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如果工人阶级国家不比资产阶级国家更加民主，工人阶级奋死斗争，又为了什么呢？”

但是，如果仅仅是惊叹于这位思想家的前瞻，敬慕于这位革命家的执着，后人是否依然只流于把栏杆拍遍的浅吟低唱？

如果悲剧谢幕后，观众仅仅是掏取红巾掩翠袖，为主人公的坎坷命运??一把英雄泪，曲终人散，任清泪随风而逝，那最具价值的怅想，还有什么意义呢？

历史应当有回声。

纵观陈独秀一生沉浮，可用他的莫逆之交章士钊的话来形容：“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俊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

这句评语是章士钊在1926年赠予陈独秀的，意思是说陈独秀就像一匹脱缰无拘的野马，平坦大路不走，非得爬充满坎坷的陡峭的坡，且从不吃回头草，就是要一口气往前冲，走到底。如此这般不走寻常路，**不羁，我行我素，最后一口气没了，也还是会像普通的马一样倒地死去。

一个性格洒脱不羁，不能随大流，不敢承认失败，性格倔强的人，只能是一个拥有理想主义的文人，终究成不了一个合格的政治家。

回城后，为了看看陈独秀的墓址，我陪孙敬轩先生步行到了城西五华里处的康庄。

我们去时，墓地已经**然无存。

我们从保存在江津县档案馆的何之瑜写的《陈独秀病逝始末记》中知道，“先生灵柩于六月一日下午一时安葬于江津大西门处鼎山山麓之康庄。……先生之衣衾棺木与墓地安葬等身后大事，均承江津邓蟾秋及其侄公子邓燮康先生之全力赞助，始得备办齐全。邓氏叔侄之热肠，令人铭感！”

何之瑜（字资深）是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时的北大法科学生。

邓超麟在1991年曾写《记何资深》一文（1995年收入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怀旧集》中），对何之瑜的政治经历有详细介绍：“毛泽东做湖南省委书记，何资深做组织部长，何资深与毛泽东合作得很好。秋收暴动后，毛泽东离开长沙，省委书记就交给何资深做了。1928年末，何资深是以湖南省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去莫斯科参加六大的。中央派何资深做地下的上海总工会秘书长，他同我们接触几个月，正式参加反对派，因此被中央开除。在左派反对派中，陈独秀任何资深为秘书长，同陈独秀合作得很好。（何资深）1937年8月19日出狱，陈独秀安排他和我们夫妇去安徽汪孟邹家暂住。1938年元旦他动身回湖南。《新华日报》污蔑陈独秀为汉奸后，他就从长沙来到武汉，以后又去四川照顾陈独秀，一直到陈独秀死后料理后事，搜集遗稿。换一个人，陈独秀身后的事情不会做得这样好”

从何文中还可看到，当时的陈独秀墓是有一定规模的。“先生入葬后，芟芜

剔秽，竖碑砌道，莳花草、艺果树、敷布景物、差强人意，鼎山虎踞，几江龙蟠，岚光映耀，帆影出没，先生之灵，可以安矣。”

抗战胜利后已回到安庆的陈松年于1947年2月重返江津，将陈独秀和继祖母谢氏的灵柩起出，雇木船顺江而下，运回了安庆。

《人民政协报》曾发表过一篇由陈松年口述，吴晓整理的短文，谈到了松年当年重赴江津将父亲棺木迁回家乡安葬的经历。现转录于下：

先父陈独秀于1942年5月27日逝世于四川江津，6月1日临时葬于江津西门外一个姓邓的地主家园地，当时北大校友会也有人参加了安葬仪式。抗战胜利后，我即由江津返回安庆。1947年2月，我与堂兄陈遐年商定去四川江津运灵柩。当时，抗战虽已胜利，但内战又起，运灵柩已不容易。那时留居江津的安徽人还很多，提起先父，大都知道。我就向他们打听是否有运灵柩的木船。有人告诉我，重庆江北有。我到重庆一打听，说是只有浙江会馆有木船运灵柩。我当即赶到浙江会馆联系，他们应允后，我又返回江津，雇了一条小木船，将继祖母和先父的灵柩一起运到重庆浙江会馆。办完手续后，又在灵柩上刻上字，写上地址和接收人姓名。但先父灵柩不敢刻“陈独秀”三个字，怕在途中惹出麻烦，只好刻上先父科考名“陈乾生”，这是为多数人所不知道的。先父灵柩运抵安庆后，先置于西门太平寺内。根据生母高氏1930年临终前的嘱咐，将先父和生母合葬于北郊祖坟之地叶家冲，也未举行什么仪式，只是以先父科考名“陈乾生”立碑，隐其原名。先父与生母在故土合冢后，每年清明节，我都带儿女踏青扫墓，祭祀祖先。但是，十年“文革”期间，未敢再去扫墓，怕墓暴露被造反派挖掉。“文革”后，我再去扫墓时，墓地却是满目荒草杂树，一时寻找不到先父生母合冢墓。经再三查询，在当地农民的帮助下，才在丛林中寻出一方荒草平地，墓碑也不见了，我实不敢认定，幸亏一位当年曾抬先父灵柩安葬的农民确认，这就是先父和生母的合冢之墓。当时我的心情十分凄凉，不禁一阵心酸，流出了眼泪。

为便于今后寻找墓地，我在一棵树上划去一块树皮作为标记，那知第二次去墓地时，树却被砍掉了，我这才意识到重修墓地和立碑的必要了。

但由于私人经济拮据，不得不给省和中央负责同志写信，要求资助经费重修先父之墓。1979年先父诞辰一百周年时，安徽省人民政府拨款，安庆市人民政府于1980年重修土墓，并以我的名义重立了青石碑，1982年再次扩修，并被列为安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沿袭甚至愈发扩大了陈独秀在历史上的错误，在解放初的肃反运动中，托派也被列为反革命定罪量刑。不过，毛泽东对陈独秀还是有一点感情的。

1953年2月20日，毛泽东乘坐“洛阳”号军舰，结束南京的视察后溯江而上前往武汉视察，夜泊安庆，招来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问到了陈独秀后人的情况。并对傅大章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我在北大的时候，受他的影响比任何人都大，我算是他的学生。后期他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他1937年出狱后，中央派人做他的工作，争取他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希望他发表个声明承认错误，回到党内来，但他拒绝了。因此，对他这个人物要历史地具体分析，对于他的家庭，地方上还是应当予照顾的，有困难可以帮助解决嘛。”

从那时起，中共安庆市委统战部每月补助在瓷厂上班的陈松年家30元钱。但并未把毛泽东夜过安庆，向地委书记面作指示的事告诉他。

陈独秀死后，潘兰珍的归宿有两种说法，一说由何之瑜出面，托薛农山安排到薜创办的重庆大渡口荣军农场，薜农山还特地吩咐替他管理农场的人员关照潘兰珍，让她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潘后来嫁与一国军负伤的连长。解放初期，在农场地址上建设重钢，潘兰珍遂成为重钢家属，于1958年死于肺结核。另一种说法则是，潘兰珍嫁与国军连长不久，便与丈夫回到了上海，并在一所小学当了名校工，1949年死于子宫癌。

我们访问了住在康庄里的一户家民。这位社员指着门前一大块长满绿油油牛皮菜的菜地告诉我们：“陈独秀的坟圈就在这里，我把它挖出来种菜了。”随后又很惊奇地说，“这两年不晓得咋个搞起的？来看陈独秀坟的人还硬是不少。都晓得陈独秀是个坏人呀，既是坏人，为啥又有这么多人来看他？我就没懂这个道理。”

孙敬轩先生说：“陈独秀不是坏人。”

农民说：“不是坏人，莫非他还是个好人么？”

孙敬轩先生沉吟片刻，说：“他是一个犯过大错误的大好人。”

农民的眼睛就鼓得很大。他被孙敬轩先生的回答弄得愈加糊涂了

当我们听说他的猪圈里有一块陈独秀的墓碑时，我们马上随他进了猪圈。

果真是陈独秀的墓碑！

“独秀陈先生之墓”几个大字据云出自台静农的手笔，墓碑上端已缺了左角，“独”字没有了“犭”，变成了一个“虫（蜀）”字。

我和孙敬轩先生默默地注视着墓碑，心情难以言表……因为，那块一代人杰的墓碑已被当作一块圈板石，与其余的石板一起铺在猪圈里，上面，屎尿狼藉，不堪入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