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日晚间众宾朋汇聚石珠巢，酒席自然不菲。江津传统的“九大碗”，吃得众人酒酣耳热，乐乐融融。这帮饱学之士，靠着一点微薄的薪水买回政府的配给米，平日哪有这等享受？

与陈独秀同坐一桌的有邓蟾秋、邓缡仙、邓燮康，以及周光午、高语罕等人。席间谈到了西安事变，邓燮康恭敬地请教陈独秀，张学良、杨虎城为何不杀蒋介石？

陈独秀自到江津以后，知道蒋介石一直注意着他的言行举止，所以平日在公开场合总是沉默寡言，更不谈政治，以避祸从口出。而这一次，或许是因环境不同，气氛不同，谈话的对象不同吧，他竟一反常态，侃侃谈起来。

“西安事变后，如何处置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尊重共产党的意见。但最终不杀蒋介石，却是中共与斯大林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延安当时赞成杀蒋的呼声很高，斯大林一个电报，便救了蒋介石的命。斯大林从骨子里从来就没有认为中共能成气候，而是把抵抗日本人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身上。当然，这也是他从苏联自身的安危出发考虑的。因为当时的情况的确如此，如果杀掉蒋介石，那么，何应钦有可能会向日本投降，李宗仁会割据一方，这样一来，中国就会一片混乱，日本就会坐收渔利，加速中国的灭亡。而日本一旦在中国取得军事上的全面胜利，那就会直接威胁到苏联的安全。为了稳定中国的局势，迫使蒋介石和全国军民一致抗日，是当时唯一可行之路。后来的事实证明，斯大林在西安事变是否杀蒋介石这一问题上，倒不能否认他是一个极有远见的政治家。”

接下来，众人谈到了当前的抗战局势，不少人都显露出悲观的情绪，他们都想听听陈独秀的意见。

陈独秀侃侃言道：“日本虽是弹丸小国，但自明治维新，国力日渐强盛，科学也相当发达。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能战胜日本，要战胜日本，必须有持久作战的思想准备。我们要达到最后胜利的目的，必须能够支持长时期的抗战，至少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都有可能。日本对中国作战，利在用飞机大炮，速战速决，尽可能地不使战争范围扩大；中国对日战争，利在发动全国民众蜂起参加，持久抗战，尽可能地使战争范围扩大，以消耗敌人的军力和财力。全中国人民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在坚决抗战到底的政府领导之下，对敌人作战，这才是我们胜利之最大的保障。即令我们的正式军队节节失败，即令敌人能够占领中国的几个大城市，只要全国广大民众无束缚的自由组织起来、活跃起来、武装起来，敌人便无法摧毁这到处蜂起的几千万武装民众；这几千万武装民众之游击战的洪流，不但能够使政府的正式军队有反攻之可能，并且使敌人已经占领的地方，一夕数惊，不能统治。”

已经辞世的龚灿滨老先生在生前所撰的《陈独秀在津印象》中涉及与陈独秀谈论抗战问题时，则如此写道：“我谈到抗日战争，认为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只剩下川、康、滇、黔和西北边区，我们都很可能做亡国奴。他微微地笑了，精神似乎有点振奋，说：‘不会！我们还有两支逐渐壮大起来的军队，迟早要把敌人赶出去，中华民族是有复兴希望的。’当时我领会，他所指的是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这一段话，龚灿滨生前对许多前来江津采访他的党史工作者也都说过，甚至是强调过，自然也就出现在了不少党史文章里。

但是，笔者后来却对龚灿滨的这段记述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因为有充分的事实证明，生命已临近终点的陈独秀，对这场旷日持久的全民族抗战，已经完全丧失了必胜的信心。他在1942年3月21日发表在重庆《大公报》上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便充满了悲观的色彩，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也以“内容乖谬，违反抗战国策”为名，电饬各地新闻检查机构“注意检扣”。延安的《解放日报》也为此发表了《斥陈独秀的投降理论》的批判文章。

这种思想情绪还留有旁证，比如陈独秀在给一直从经济上帮助他的川军将领杨鹏升的信中也说过：“弟对大局素不敢乐观，近益情势日绌，倘一旦不支，成渝水陆大道，必为敌人及汉奸所据。弟为老病之异乡人，举目无亲，惟坐以待毙耳！”

凡此种种，足以证明陈独秀不会对眼下正在发生的战争充满必胜的信念，即便作为过气的政治家，在大庭广众之下必须表现出对抗战的信心，他也绝无可能把领导全民族反侵略战争的希望，寄托在他此时已经并无好感的延安身上。

这些疑点困惑着我，就在龚灿滨逝世前两月的一天，我到斑竹巷看望已重病卧床的龚灿滨老先生。我先把他写的文章中的某些重要片段念给他听，然后，我向他说明了我的疑惑。

自知生命已经临近终点的龚灿滨此时也无所惧，向我敞开心扉倒出了他的苦衷。他说：“第一次采访是1976年间的事，居委会主任带着两个北京来的解放军军官突然到了我家里。那时候，我还是个头上戴着‘历史反革命’黑帽的管制分子，看见解放军进门，心头就慌得不行，居委会主任又声色俱厉地命令我老老实实交代。那种情况下，我吓得来说话都不成句数了，哪里还顾得真假，只能编一些政治上保险的说，反正陈独秀死了那么多年，也没人能证明我说假话。这段话，就是我当时对那两个解放军军官说的，他们后来也都写进了自己的文章里。我看谬种已经传开，也就将错就错，把它写进了我那篇文史资料里。莫看白纸黑字，你指出的那几处地方确实是假的。”

我说：“龚伯，我能在我的文章里，把处在当时那种特殊形式下的你说的假话错话，纠正过来吗？”

龚老幽幽地盯着我，说：“你写吧。哎，写史，本身就应该有春秋笔啊！”

写到这里，我突然感到历史的巧合真是令人惊奇。龚灿滨到石墙院看望陈独秀，两月后，陈独秀在石墙院一命归阴；我到斑竹巷看望龚灿滨，两月后，龚先生居然也在斑竹巷驾鹤西去。而如今，我这个提笔写陈独秀与龚灿滨的人，也在斑竹巷已经住了许多年，看样子还将继续住下去了。

来到白沙数日后的一个上午，陈独秀与高语罕趁大家打牌之际，出了石珠巢，到遛马岗去看望台静农。

到达耸立在长江边上的遛马岗，只见一幢式样别致，四周皆有回廊的两层洋楼，掩映在绿树杂花之中，真乃洞天福地。

进得小楼，台静农慌忙接着，并将他父亲、家人与陈、高二人介绍。

台静农说，这幢楼房是邓燮康所修的别墅，眼下他一家、曹靖华一家都住在这里。陈独秀说，何不请曹靖华也过来聊聊，静农说他此刻不在，一早便到国立女师上课去了。

台静农到北大时，陈独秀已离去，但他仍处处以师礼事陈独秀。

陈独秀品了品刚刚泡开的重庆沱茶，笑道：“我从下松林到这遛马岗，见着两处房屋，倒有一番感慨。”

台静农道：“先生因何感慨？”

“你看那下松林，老房旧屋，朴拙无华，再看这遛马岗，红花绿树，别致精雅……”

高语罕猛地在膝盖上一拍：“妙！蟾秋翁长衫马褂，古气横生；燮康君西服革履风度翩翩，真可谓房如其人，楼如其人也！”

陈独秀道：“虽说是房如其人，楼如其人，可他叔侄俩都有古之豪侠遗风，当今世上，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高语罕道：“昨晚饭后，翼野（卢前字）兄与我谈到邓氏叔侄，也是感激不尽呢，他如今在白沙镇里天上街住的几间房子，也是靠着邓氏帮忙才租到的。虽说他还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以前在江津住那两间国难房，不也是风雨飘摇么？他还写了阕《饮虹乐府》的小曲，有‘白沙居，饭香衣暖豆花鱼，移家天上能团聚，且自欢误’句。于他而言，江津白沙，真乃是地下天上之别了。”

台静农道：“正因蟾秋翁如此厚待于人，我眼下才委实不安呢。10月2日乃蟾秋翁七十华诞，可忠、冀野、靖华、建功都已各自有所表示，我们自也不能厚着脸皮去白吃啊……”

“心意，固然是要表示的。”陈独秀说，“我等穷儒，囊中羞涩，何况，蟾秋翁看重的也绝非钱物。我看，待明日欧阳、仲纯他们到后，我们索性联名撰一篇寿序，以赞蟾秋翁毕生之义举。”

“好！先生的主意太好不过！”高、台二人连声赞道。

商妥送礼之事，台静农拿出纸笔，请陈独秀留诗。

陈独秀并不推辞，提起笔来，写了一首与苏曼殊的绝句。诗云：

身随番舶朝朝远，

魂附东舟夕夕还；

收拾闲情沉逝水，

恼人新月故湾湾。

陈独秀停下笔来，谈到了这首诗的故事。“我二次去日本留学时，因和邹容、张继等人闯入学监姚文夫家中，强行将他的辫子剪掉，酿成交涉，日本警方遂将我等几人驱逐出境。回国时，我和苏曼殊、邓以蜇同舱。船上闲闷无事，曼殊便将他与日本女人之间的浪漫情事摆出来开心。我和以蜇故意装出副不相信的样子，还有意用语言刺激他，挑逗他，和他开玩笑。曼殊也急了，打开皮箱，双手捧出些日本女人的发饰和各种不宜示人的物件给我们看，以证明他确实和不少日本女人有过风流艳事。我们心里相信嘴上却仍说他吹牛。不料，曼殊陡地冲出舱门，将那些玩意儿一下抛向大海，然后转身跑回来，倒在**便放声痛哭。这下倒把我和以蜇弄得紧张起来，赶紧上前相劝。曼殊忽地昂起头，愤愤然道；“陈独秀，邓以蜇，你们还算是中国人吗？你们也太长日本人的威风，灭中国人的志气了！我们国力比不过日本，连**功夫，也要输给日本人吗？”

虽是一则真实笑话，却无人能笑得出来。陈独秀脸上，也很是黯然。

不一会儿，台静农的父亲也进客厅来，请陈独秀赐字。

陈独秀赶紧起身，提笔在手，略略思忖，然后一挥而就。他集的是一副对联。

坐起忽惊诗在眼，

醉归每见月沉楼。

众人叹为观止。

陈独秀道：“这首句是明人的，次句是我的。还是早年集的呢，还没忘记。”

他在题款上称静农父亲为“丈”，称静农为“兄”，其实他比静农父亲还大三岁。这种传统的老辈风范，让台氏父子大感惶怵，都说他太客气了。

陈独秀说的对联中的“次句”，取自于他在杭州陆军小学堂教书所写的一首七绝。原诗是：

武林市上酒家炉，自别江城又一秋；

若问狂郎生活意，醉归每见月沉楼。

10月2日这天，不仅是蟾秋翁70华诞，同时也是蟾秋之父邓石泉与人创办聚奎学校60周年校庆。聚奎学校的喜事，也就是邓氏家族的喜事，双喜临门，小城白沙更是热闹非凡。教育部长陈立夫写来贺信，省教育厅长郭有守题书“蜀庠楷模”，制匾相赠。学校庆，白沙也庆，下松林车水马龙，宾客如过江之鲫。各界名流、文化教育机关、商会、行帮，纷纷前往祝寿。

陈独秀、欧阳竞无、高语罕、台静农、方孝远、邓仲纯六人具名，由欧阳大师执笔，写了一篇《邓蟾秋先生七十寿序》，裱褙后送上。这份独特的贺礼，让邓蟾秋感动不已，连声道：“这是最好的礼物！这是最好的礼物！”

寿宴在石珠巢邓家庭院中举行，宾客济济，不下三百余人。开宴之前，陈独秀作为公推出的贵宾代表，登上台阶即席致祝词。

他朗声说道：“一个人聚财不难，疏财实难，像蟾秋翁百万家财，就以十五万赠聚奎，五万办图书馆，设义仓、济困厄、修桥铺路，无不慷慨解囊，其余分赠子侄亲友及乡中贫寒有为之士作留学费用，自己仅留五万度晚年，古往今来，实属罕见，真不易矣！”言毕，陈独秀意犹未尽，又挥毫写下两幅大篆赠予蟾秋，一是“大德必寿”，二是“寿考作仁”。

蟾秋在寿宴上当众宣布，将所收礼金全部捐给聚奎学校与新本女中。

事后，邓蟾秋请来石匠，将陈独秀赠他的“大德必寿”“寿考作人”镌刻在黑石山顶鹰咀石与团石包上，于“文革”中被砸毁。

华诞刚过，蟾秋之六弟、聚奎学校董事长邓缡仙与校长周光午，特意邀请陈独秀夫妇到黑石山小住，陈欣然答应。

对聚奎学校所在地黑石山，陈独秀早有所闻，梁漱溟到江津时就与他谈到，他去黑石山考察断续三月，对聚奎学校师生的精勤淬沥，颇为赞赏，认为可与西方的农士学校媲美；到白沙后，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聪也对他说：“我常去黑石山，见聚奎校风质朴，学生于课业之余，学习耕种，刻苦求知而不堕耕读之风，足为我辈钦佩。”

黑石山，真乃一座奇山！

陈独秀一行坐滑竿出白沙镇，南行八华里，便见田坝中兀然崛起一座孤峰，从山脚到山巅，林木葱茏，蔚然深秀，楼堂亭舍，掩映其间，黑石隐约，星罗棋布，遍于全山。

待至山前，只见校门两侧巨大石柱上，刻着一副对联：

知国家大事尚可为也，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陈独秀颔首赞道：“气魄宏大，巴山蜀水，真乃藏龙卧虎之地啊！”

周光午笑指缡仙：“陈先生，此联正是缡仙先生所书呢。”

“了不起，了不起，邓氏满门，皆如此倾心教育，中国人要都有这份热心，国家也不会羸弱如此了。”邓氏家族与县中宿绅花巨资创办聚奎，早令陈独秀佩服，此时又见缡仙书写的这副对联，更令他感慨。

陈独秀坚持下了滑竿，步行上山，一入校门，顿觉清风扑面，秀色可餐，绿树枝头，雀鸟腾跃，啼声婉转，尊尊黑石，怪异奇特，散卧林间。而稍为平整的土地上，都被开垦出来，种上了一畦畦的蔬菜。听到教室里不断传出的琅琅读书声，陈独秀也似乎年轻了不少。

一行人走走停停，观赏沿途景致。

陪同前来的邓燮康曾经当过聚奎校长，此时也热情地向陈独秀介绍。

看见沿途路边黑石，形态各异，千姿百态，其大者高十余米，顶部可坐百余人，有的房舍就建在整块黑石之上，陈独秀禁不住连声称奇。

上得山顶，但见林木如海，涛声不绝，且多为挺拔而繁荫的佳木，有松，有柏，有杉，有楠，而尤以香樟居多，大者四五人方能合抱，枝叶婆娑，亭亭如盖。

少顷，陈独秀见一巨石上有亭翼然，悬匾“鉴止亭”，乃问道：“鉴止亭，可是取‘鉴于止水’之意吧？”

缡仙回道：“正是，正是引源于庄子‘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之句。”

亭畔有一池，四周有九座巨石环绕，池形九曲，池水清澈透明，游鱼历历可数。

“前面是吴芳吉先生之墓，先生可要看看？”周光午指着九曲池畔苍松翠柏掩映下的一座坟茔问道。

“吴芳吉？”陈独秀微微一诧，“可是写《婉容词》《两父女》《护国岩》《巴人歌》的白屋吴生？”

邓缡仙道：“正是此君。白屋诗人幼时在聚奎学校就读，少有大志，13岁时写了一篇《读外交史失败书》，3000余言，历数国耻，语多精辟，学校倍加赞赏，将此文印发，流传全川，芳吉时被誉为巴蜀神童。”

缡仙如此一说，倒激起了陈独秀英雄相惜之感，想当初自己不也因一篇《扬子江形势论略》，而被誉为皖城名士么！何况，他还读过他许多别具一格的新诗，尤其欣赏诗人“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的佳句呢！

“走，我们快去看看。”陈独秀激动了，不待主人相邀，便率先往墓前走去。

他站在用中、英两种文字刻成的墓碑前，长时间肃立、沉默，凭吊这位著名的诗人。随后，他低声呤出：“天愁地暗，美洲在哪边，剩一身颠连，不如你守门的玉兔儿犬。残阳又晚，夫心不回转……”

众人大惊，陈独秀这样的大人物，居然也背得出《婉容词》！

陈独秀回过头过，他从三人的神情上看出了他们的惊诧，遂微微一笑，不疾不缓地说道：“诸君当年看过拙文《文学革命论》吗？”

“当然拜读过。”周光午回道，“先生宏文，不啻是打向中国旧文坛的一发重炮。我至今不仅记得而且还向学生宣传先生提出的三大主义，一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二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三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大众文学。先生还在文末坚定表示：为了文学革命，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四十二生之大炮”：指威力震动当时的德国制42厘米口径的克虏伯火炮——作者注）

陈独秀谦虚道：“我这只不过是站在高处空口喊喊而已，若实践起来，就感到手长衣袖短了。提出理论后，我也曾试着做了首新诗《丁巳除夕歌》，也发表在《新青年》上，‘除夕歌，歌除夕，几人嬉笑几人泣。富人乐洋洋，吃肉穿绸不费力。穷人昼夜忙，屋漏被破无衣食，长夜孤灯愁断肠。’我这所谓的新诗充其量是顺口溜而已，是远不能与吴君的新诗相比的。吴君的新诗感情真挚，音调婉转，故而能不胫而走，广为传诵，如《婉容词》如今还被选入了国文教材。陈独秀的新诗，就只能如灰似尘，被一阵风吹散了。哈哈！”

众人赶紧道：“先生过谦了。”

“呃，”陈独秀正色道，“我这可不是谦虚哟。当时诗坛上，有两位诗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个是吴芳吉，我是从上海的《新群》上读到他的新诗的。感到此人才华横溢，**似火，令国中诗界震动。我当时尚在北平，无缘认识此君，只知是个从四川跑出来的年轻人。另一位是《学灯》的编辑宗白华向我介绍的。他对这位尚在日本留学的诗人大加褒赞，认为他是东方未来的大诗人。我读了他的《凤凰涅磐》《天狗》，的确感到大气磅礴，不同凡响。当时令我大感兴趣的是，为何从古至今的大诗人，都与四川有缘？李白、杜甫、薛涛在前，而今日以新诗脱颖而出的两位后生，也都是四川人？当然，白华也独真慧眼，这后一位叫作郭沫若的诗人，如今已成大气候，为重庆文坛领军之帅，听说和延安有往来，令老蒋恼火得很呢。”

邓缡仙也来了兴趣，说道：陈先生不知，吴芳吉与郭沫若，还是极好的朋友呢。民国九年吴芳吉应聘赴长沙明德学校任教，郭沫若为他饯行，席间还以诗相赠。诗云：

洞庭古胜地，屈子诗中王。

遗响火已绝，滔滔天下狂。

愿君此远举，努力秩前骧。

苍生莫辜负，也莫负潇湘。

邓燮康言道：前年郭沫若回川后，六叔（即邓缡仙）在报上看到消息，即带着吴芳吉的部分遗稿赶到重庆，与我一同去天官府拜望了郭沫若。郭见到老友遗稿，感慨系之，又题诗云：

廿年前眼泪，今日尚新鲜。

明月楼何在？婉容词有笺。

灿然遗手稿，凄切佛心弦。

幸有侯邑在，立文次第传。

陈独秀看看已缀满芳草的坟茔，感叹道：“两颗文曲星，一颗愈加灿烂，一颗却早已陨落，白屋诗人辞世时才36岁，英年早逝，直是不幸呐。”

邓缡仙道：“吴芳吉在聚奎读书时，曾写有一首描绘此处景致的诗，‘九曲池中鱼跃，锦鳞日映斑驳。铿然起处波圈，面破云山寂寞。九曲池中鱼跃，鉴止亭边花落。隔花人鱼互看，鱼情与我谁若？’故而诗人去世以后，我们便将他遗体迎回，安葬于此。”

陈独秀今日话说得不少，但有一言却未吐，他对吴芳吉如此好感，至今能背诵《婉容词》，乃是因为《婉容词》倾诉的是一个被留学生抛弃的妇女的破碎心声，读之催人泪下。此诗传开后，在全国激起一片痛斥“假洋鬼子”之声。而那时的陈独秀，鉴于留学生中的许多令人痛心的现象，发表了一篇题为《亡国者留学生也》的文章，猛烈抨击道：“留美学生亲美卖国，留英学生亲英卖国，留法学生亲法卖国，欧美同学会，几乎已成一个卖国机关！”

《婉容词》无疑被陈独秀视为一发射向留学生的重型炮弹，而诗人，则也成为陈政治上的同盟。这一点却不能说出口，眼前三位主人，除邓燮康未出过国外，邓缡仙和周光午，早年均是留学生。

破晓时分，朝霞初露。

陈独秀悄悄起床，看了看仍在熟睡之中的潘兰珍，然后拿上本他昨晚特意要来的《白屋吴先生遗书》，轻轻地掩上房门，来到了鉴止亭中。

此处甚好，居高临下，能将远近四周景致尽收眼底，此时日头正欲出而未出，咧咧朝霞，正在天边如火焰缭蹿，满江河水，恰似金汁沸腾。一叶早行的江帆，正悠然从视线中渐渐隐去。而近处，陈独秀看见林下、石边、池畔到处都有刻苦的学生在温习功课了。在白沙时，陈独秀应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院长谢循初教授，和教育部大学先修班主任曹刍教授之邀，先后去两所学校作了讲演。这类战时学校，与聚奎学校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了。教室、宿舍、办公室全是土坯砌墙，稻草盖顶，简陋规整，犹似临时兵营。两相比较，更让他对邓氏叔侄增添了敬意。故而，昨天晚餐时，邓缡仙与周光午提出请他今天上午为聚奎学校师生作一次讲演时，他当仁不让，一口便答应下来，并要了一本吴芳吉的遗著。给学生讲演，自然重在勉励他们发奋学习，而勉励之要旨，则宜在举出一个令学生们中堪佩服而又可以效法的榜样，以此激励他们的学习动力。给聚奎学生讲讲他们的前辈校友，不正是最为恰当的么。

这册厚厚的线装书，是吴芳吉生前好友吴宓、刘朴、周光午等汇集而成，由柳诒徵题签，在长沙木刻发行的。

陈独秀翻开书，择其重点，认真看了起来。昨晚他回到下榻处，已连夜将此书匆匆浏览了一遍，能够结合到讲演中的地方，他已将书页折了起来。昨日游罢黑石山，晚间又与友人挑灯长谈，也真够累的，好在这地方宁静宜人，让他舒舒服服地睡了一个好觉，现在陈独秀感觉到精神已经完全恢复过来了。

渐渐，林间筛下的无数光斑、光带，撒落到了他的身上、书上。耳畔，不时响起了轻轻的说话声。他举目四望，见四下里三五学生聚在一起打量他、议论他，见他抬头，惊奇地望着他却不散去。

陈独秀一看这样的情景，便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了。而这一点，却是他所不愿意的。昨晚邓缡仙周光午提出讲演之请后，他曾叮嘱他们，莫将自己的真实姓名张扬出去，邓周二人面面相觑，为难地说，陈先生来校之事，他们已在晚饭前对不少教师说了，恐怕老师们已经告诉了学生，现在补救，怕是为时已晚。陈独秀听他们如此一说，只好退而求其次，请他们在介绍讲演人时只称陈先生，而不要说出陈独秀这个名字。

他们显然并不能完全体谅陈独秀的难言之隐，几日前，陈独秀去大学先修班为六百多名学生讲演时，一时激动，故态复萌，厉言抨击了一下某些腐败丑恶的现象，以及消极抗战的言论，虽未点名，却已蓦地发现主持人曹刍面露紧张之态……

讲演完毕，他心中隐隐不快，与他同被邀请去讲演的高语罕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回客居地石珠巢的路上，高遂说：“曹刍这人，学问虽是不小，毕竟在教育部当过多年司长，对政治问题变得来过于敏感了”

陈独秀怅然道：“他们请我登台讲演，大抵是冲着我的名气而来……唉，今后，我也该识相些才好，让老友为难，我就实在过意不去了。”

正想，潘兰珍已在远处喊：“先生，邓先生来请吃早饭了。”

吃罢早饭，周光午、邓缡仙、邓燮康便把陈独秀迎到了山顶上的“鹤年堂”。“鹤年堂”是邓蟾秋几年前捐资五万大洋修建的，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为仿罗马歌剧院式建筑，巨柱高台，规模宏大，造型独特，可容1500人，号称“川东第一大礼堂”。

陈独秀一上台阶，守候在大门外的老师们分列路两侧，鼓掌欢迎，无数双眼睛盯着他饱看。陈独秀身穿月白布长衫，脚穿圆口布鞋，从容登上主席台。只见台下黑压压的学生将偌大个礼堂挤得满满当当。而且，居然还有众多的女学生，方知学校把山脚下新本女子中学的师生，也全都通知来了。

主持人周光午未及开口介绍，台下已响起了热情而持续不断的掌声。

陈独秀频频点着、鼓掌，向台下的学生们致谢。

周光午低声道：“陈先生，看这样子，学生们都已经知道你是谁了，你看……”

“既然已经知道我是谁，那就更用不着介绍了。陈独秀这三个字，还是不提为好。”陈独秀说得极为诚恳。随后，他用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扫视了一下会场，坐下来，接过周光午递给他的一杯清茶，浅浅呷了一口。

周光午见他执意坚持，只好走到讲台前，用他带有浓重的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宣布开会。尔后，向师生们介绍了今日的主讲人——“安徽的陈先生”。

台下顿时响起了议论声。

“陈先生”站起来，走到讲台前频频哈腰，面带微笑，满脸慈祥的样子。礼毕，方开始讲话。他借用了梁漱溟与蒋复聪对聚奎学校的评价作为他的“开篇语”。起初，他的声调很轻，说话也慢，很难让已经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的学生们，把他同叱咤风云的大政治家、大思想家联系起来，没有五四时期讲演时惯用的强劲有力的手势，也没有慷慨激昂如同火石撩人般的语言。

“青少年是国家之栋梁，任重而道远，学习知识应该成为你们的第一需要。”他说的是一口带安徽腔的普通话。“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学习靠天分，更重要的则是刻苦勤奋。你们读过语本《西京杂记》吗？其中卷二说的是，古时有个青年勤奋好学，奈何家贫如洗，没有油点灯读书。他见邻居有灯，便凿墙穿孔引来邻居家烛光，夜以继日读书，终于成就一番事业。他是谁？是西汉的匡衡。这就是凿壁偷光的故事。再者，《艺文类聚》卷九《续晋阳秋》上记载：‘车胤，字武子，学而不倦，家贫，不常得油。夏日，用练囊盛数十萤火，夜以继日焉，学而有大器。’这就是‘囊萤照读’一语的来历。我举了两位古人作榜样，现我要再说一个今人。此君非在天边，而是近在诸位学子眼前，他就是长眠在黑石山上必曲池畔的白屋诗人吴芳吉。”

说到吴芳吉，陈独秀略微提高了声调：“白屋诗人，出自聚奎，是聚奎之骄傲，也是国人之荣耀。我过去曾拜读过他不少诗作，如《婉容词》《两妇女》《护国岩》，但无缘结识此君。这次到聚奎，看了他的遗著，听了有关他的介绍，方知诗人一生，充满传奇，实乃中国文坛一伟丈夫、真男子！11岁时，他父亲蒙冤入狱，芳吉赶往重庆，登堂为父讼冤；13岁时，更以一篇《读外交失败史书后》，名震巴蜀，被誉为神童。糨入清华，因同学遭美国教授侮辱，芳吉打抱不平被校方开除。同学劝他具结悔过，芳吉慨然道：‘留洋事小，人格事大；前程事小，国格事大。我争的是人格、国格。屈子说，虽九死其犹未悔，做人要紧，留洋算什么！’芳吉愤然离开清化园，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他居然心一横，买了几十几双草鞋，几十个锅盔，找了根拄路棍，起身走回四川。过黄河，到宜昌，穿三峡，沿途扛活拉纤，行四千余里路，历时五月余，总算一步步从北平走回了江津老家。此时的吴君，形容枯槁，长发遮颜，一身破衣，长满虮虱。囊中别无长物 仅是他沿途写下的上百首诗歌。如《红颜黄土行》写道：‘安得读尽古今书，行尽天下路，受尽人间苦，使我猛觉悟！……，痛莫痛于亡国，哀莫哀于丧师。呜呼我国如睡狮，何当睡醒一振之？’如《巫山巫峡行》写道：‘巫峡长，巫峡高，鹃啼发诉声切切，老母六十儿三朝，何处得钱济腹枵？山回路转不能逃，将军如虎士如獒，催促人命不相饶，控骨为脂血和膏。’有同学吴宓君致信与他说：‘险阻艰难所以磨炼英雄，亦以成就大诗人。’我说：‘如此壮行，天付诗人受用矣！’”满场寂静，落针可闻。“我敬诗人之才华，更敬诗人之人品与爱国之热情。‘九?一八’事变后，诗人不仅写出了许多气壮山河、鼓舞士气的诗作，还在江津、重庆四处讲演，宣传抗日。在重庆的一次集会上，芳吉登台朗诵他写的《巴人歌》，当诵到：‘长期抗战不因今日起休，民族醒来要从今日起。何妨再战复三战，周旋半纪还一纪。战出诸生知气节，战出百工有生理，战出军人严纪律，战出官吏首廉耻……”芳吉突然面如白纸，訇然倒地。次日遂气绝而亡。”

礼堂此时已失去了平静。突然，有人呼起了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领呼声犹如一道闪电，紧跟着，“鹤年堂”里便响起了一团团惊雷！

大约一个半小时的讲演，令所有聆听者终生难忘。江津市师范学校退休教师邱国良、江津市工商银行退休职工曾仲黎两位老人与笔者和孙诗人谈到这桩几十年前的往事时，依然心忆犹新。

邱先生说：“周光午校长在介绍时虽然只说讲演的人是安徽陈先生，实际上，全校的学生都已经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因为通知到鹤年堂开大会时，老师都对学生说了。那时候，学生大都对他好奇，因为有段时间报纸上吵得很凶，说陈独秀是个领日本人钱的大汉奸。听完他的讲演后，没一个人信了……汉奸，能把近两千名师生鼓动得像着了火，恨不得马上拿上枪上战场去跟日本人拼命？”

曾先生回忆：“陈独秀出鹤年堂时，会场一下乱了，学生们全都不听老师的招呼，争先恐后从两边的侧门跑出来看他、送他，抢到前边去站在路两边鼓掌。陈独秀也不断地拍手致意，向路两边的学生们点头微笑。讲演后，陈独秀在黑石山住了几天才走，还有个妻子跟着他。我们都跑去看，连新本女中的学生们也都一群群过来看，不单是看陈独秀，也看他妻子，因为他妻子比他年轻得多，大家都觉得稀罕。”

白沙虽好，毕竟不是久留之地。刚过罢新年，陈独秀便谢绝了邓氏叔侄的挽留，偕潘兰珍回到了江津康庄，依然潜心于文字学的研究与著述之中。偶尔也有朋友来访，但他们带来的有关前线的消息大都是令人沮丧的。国民党消极抗战的态度和国军在前线的接连惨败，也极大地动摇了陈独秀对于抗战必胜的信心。

生活过得无风无浪，异常平静，只有在老历年后柏文蔚来看他，才让他着着实实地欢喜了一场。当邓仲纯领着柏文蔚突然走进康庄，陈独秀差点没把老朋友认出来。这位寿县起义的民国元勋、护法战争中威镇江南的军长、安徽都督，今已英雄老去。他身穿长袍、头戴僧帽、伟岸长髯用红丝线扎起，一身江湖道气。

“仲同！”柏文蔚一见陈独秀，大呼着疾步向前。

“烈武！”陈独秀圆睁双眼，简直不敢相信现在他眼前的竟然是柏文蔚。

两位革命老人，紧紧地搂抱在一起。

老友于战乱之际相见于异乡，自是亲切万分。国难当头之际，谈到往昔辉煌，频生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感叹。

1904年秋冬间，在陈独秀的影响下，桐城人李光炯、无为人卢仲农将安徽公学移到芜湖，改为芜湖公学。陈独秀编《安徽俗话报》之余，兼任安徽公学国文教师。当时与他一起受聘在安徽公学教书的有柏文蔚、章世钊、陶成章、苏曼殊、张伯纯、刘师培等人。

1905年秋某一日，陈独秀和柏文蔚等人闲谈。

陈独秀说：“海外反清形势十分高涨，孙逸仙上月在日本组织了同盟会，安徽也不能落后，我提议组织一个团体，把安徽的反清活动开展起来。”

柏文蔚等人都说好，大家七嘴八舌，商议成立岳王会，因为岳飞抗击的金辽正是清人的祖先。

陈独秀说：“岳王会应当是安徽的反清组织，地点不能局限在芜湖，成员不能局限在学校，要联络安庆、蚌埠、徽州等地反清志士参加，还要吸收军人。”

九十月间的一天，一向冷清的芜湖关帝庙里，突然来了三十多位香客，他们在供桌前的木香炉里燃上一炷香，在烛台上燃起两根蜡烛，面对神龛里的关帝座像，抚掌叩头，盘腿而坐。

为首者便是26岁的陈独秀。以前成立青年励志社，安徽爱国会，都是大造声势，结果刚一成立，便遭官府通缉。这次成立岳王会，陈独秀主张以赶庙会的形式作掩护，以避官府耳目。

大家静静地坐在蒲团上，听陈独秀宣读岳王会章程，然后集体宣誓。

陈独秀说：“会员必须严守秘密，活动内容不许外传，成员一律用假名字。”

会后，当选为会长的陈独秀利用会费，租了两间房子作秘密联络点。十月，柏文蔚应赵声之请，到南京新军新九镇任武官。临走前，陈独秀对柏文蔚说；“可相机在南京成立岳王会分会，最好能多吸收军人参加。”

1905年底至1906年初，孙中山派23岁的吴春阳到南京组织长江流域同盟会，在安徽成立了仗义会、安仁会、武毅会三个同盟会分会组织。柏文蔚率岳王会南京分会加入了同盟会，1906年初，芜湖岳王会也集体参加了同盟会。

可身为会长的陈独秀却不愿意参加同盟会。他说：“你们参加吧，我不参加同盟会，照样也革命。”当时除了陈独秀，章士钊、徐锡麟、熊成基等著名的反清志士也没有参加同盟会。

1906年春，陈独秀和苏曼殊一起去日本，在海轮上，苏曼殊问陈独秀：“为什么不加入同盟会？”

陈独秀说：“同盟会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我很佩服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但其他人我就不好说什么了。”

苏曼殊偏要陈独秀讲个明白，说：“愿闻其详。”

陈独秀说：“像汪精卫，纯属全躯保妻之徒。太炎、张继、师培与孙逸仙也时有摩擦，我若介入其中，不免左右为难，不好相处。”

苏曼殊感叹道：“办《国民日日报》时，行严就说你是天生领袖之才，我看你是迟早要自立大旗的。”

陈独秀摇摇头说：“什么自立大旗，我不过是不愿意攀附别人，随波逐流罢了。”

1912年6月，率部驻扎在南京浦口的柏文蔚到安庆上任安徽省都督兼民政长，仍恭请陈独秀出山襄助。柏任命陈独秀为都督府秘书长，徐子俊为参谋长，机要秘书王曙笙，高级参谋徐惟一。一切施政方针皆由四人代为规划，将行政机构加以充实、整顿，尽量安插革命同志，以保存行政之纯洁性。柏文蔚任都督后，安徽的一些进步人士或开明士绅，有的做了省议员，有的出任校长或局长。

就在这时，汪孟邹由芜湖来到了安庆，他的朋友们跟他说，汪陈两家是世交，陈独秀是你最好的朋友，他现在大权在握，你应该去找他，叫他给你个官儿当当。有的说做知县去，一宣城，二南陵，三太平。但去宣城最好。有的说。不如拿一个厘税局。这些朋友们说话的口气，确有点弹冠相庆的味道，把汪孟邹也说得动了心。

不料，当汪孟邹从芜湖赶到安庆前去都督府向陈独秀提起这事时，陈独秀却瞪大眼睛对汪孟邹不客气吼道：“我看你简直是昏了头了！这里是长局吗？马上会变的。回去，赶快回去，你称称你那胆儿，有几斤几两重？你根本就不是血盆里抓饭吃的角色，还是回到芜湖，卖你的书和铅笔、墨水、练习簿最稳当。或者由我来和烈武说说，要他出面帮着凑些股子，你索性到上海去再开一个书店的好。”

陈独秀预见到大局即将发生变化，要汪孟邹到上海去开个书店，这是很有眼光的。1913年春，由汪孟邹任经理，亚东图书馆在上海成立。后来，亚东在上海印刷出版了许多新书，成为五四时期传播新文化的一个重要阵地。

那时，民间有“武柏文陈，治皖得人”之说。柏文蔚是体育教师出身，头大体壮，浓眉大眼，相貌堂堂，长得像个大将军，人称“柏大头”。

陈独秀辅助柏文蔚尽心尽力，柏对陈也是言听计从。当时袁世凯想拉拢柏文蔚，陈独秀主张“虚与委蛇，决不为之所动。”为柏文蔚采纳。

就在这时，陈家的灾祸来了。初夏，被疾病和痛苦折磨了半年的陈昔凡于1913年5月18日去世。陈独秀回家忙了几日，尽了孝道。

“仲同，在家住几天吧。”谢氏看了一眼陈独秀，小心地说。

中堂悬挂的“独钓寒江雪”图开始发黄，陈独秀坐在父亲生前喜欢坐的太师椅上，微微地摇了摇头，说：“都督府忙，烈武盼望着我早一天回去帮忙，我不能在家久住。”

丈夫虽然回到了家中，可夫妻早已名存实亡。瘦弱的高晓岚这几日泪水不断。延年、乔年一旁瞪大眼睛看着陈独秀，目光里透出的是冷漠与仇恨。

陈独秀心中不是滋味，捋了一下乔年蓬松的头发，说：“孩子，你们要听妈妈和奶奶的话。”

乔年猛地一扭身，甩开了父亲的手。

这年6月，袁世凯先发制人，先后免去江西都督李烈君、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等人职务。6月30日任命孙多森为安徽都督兼民政长。

柏文蔚被免职后，陈独秀问他：“今后有何打算？”

“我先到南京暂住一时。”柏文蔚说。

“孙多森充其量一旧官僚，我也不想干了，隔日我就提出辞呈。”陈独秀言语铿锵，有不可一日与之共事之意。

“我在南京住房宽绰，仲甫若到南京，不如到我处暂住。”柏文蔚说。

陈独秀点头答应了。

七月，陈独秀辞去都督府秘书长之职，携高君曼和一岁的女儿陈子美离开安庆前往南京投靠柏文蔚。辞呈中说：“旧病复发，迫不及待。”

南京盛夏的夜晚，暑气灼灼逼人。柏文蔚、陈独秀两家合住一院，常常纳凉至深夜。两人说东道西，谈笑风生，使沉闷单调的夜晚，变得生动丰富起来。

1913年7月12日，李烈君等人于江西湖口起义，宣布独立，标志着“二次革命”开始；黄兴发表讨袁通电，并请柏文蔚出山，担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

柏文蔚和陈独秀立即赶往上海。这时安徽宪兵司令祁耿寰率部驱走孙多森。7月17日，安徽宣布独立。柏文蔚军情紧急，匆匆赶到临淮作讨袁部署。

陈独秀回到安庆，再次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不久，柏文蔚宠信的部下胡万泰叛变，倒向袁世凯，率兵攻打都督府，柏文蔚被迫离皖，逃到南京。

8月7日，安徽宣布取消独立，陈独秀逃亡到了芜湖。

胡万泰倒戈后，芜湖驻军龚振鹏没有率部救援柏文蔚，陈独秀十分愤怒，到了芜湖，又听说龚部在芜湖横征暴敛，杀人无度，弄得来天怒人怨，更是义愤填膺。他和师长袁家声闯进龚振鹏的指挥部，见了面就指责龚：“你接到柏都督的电令按兵不动，是何居心？莫非，你也想步胡逆后尘？”

龚振鹏大怒，喝令部下：“给我绑了！”

此时龚振鹏十分骄横，他是柏文蔚手下一个旅长，7月在高语罕家乡正阳关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受到柏文蔚公开呵斥，所以挟恨在胸，这次接到电令后未去救援柏文蔚。对龚振鹏来说，都督都没有放在眼里，怎能容得都督身边的一个舞文弄墨之徒，在他面前大喊大叫？何况，此人眼下又是个落难之辈！

袁家声一看不妙，赶紧阻拦，龚振鹏正在气头上，叫道：“一起绑了！”

龚振鹏的部下一拥而上，将陈独秀、袁家声捆得像个粽子。

陈独秀脸色发白，但口气很硬，大吼道：“士可杀不可辱，要枪决，就请快快动手！”

龚振鹏喝道：“给他一点面子，让他死个明白。出个布告，罪名是临阵脱逃，扰乱军心，明日里拉出去毙了！”

陈独秀在皖已很有名声，范鸿偃力劝龚振鹏：“陈独秀是社会名流，万万杀不得！”

龚不听：“有什么杀不得的！”

定远人，旅长张子刚任皖军副司令，他知道后大吃一惊，连忙带领卫士赶到龚振鹏指挥部。龚振鹏一见张子刚，胆怯了几分，没有敢立即下手。

刘叔雅、范鸿偃、张子刚等人又马上派人送信给在南京的柏文蔚，请他火速来救陈独秀。

柏文蔚见信立即登船赶往芜湖救人，他是龚振鹏的老上司，深知龚为人头脑简单，性情鲁莽。尽管龚振鹏富于革命性，但柏文蔚见龚已对陈独秀、袁家声动了杀机，自己到了芜湖也不敢贸然上岸，恐救人不得，反遭其祸。

他在船上给龚振鹏写了一封信，命副官上岸交给龚振鹏。信上说：“恳求龚兄刀下留下，以反袁世凯为重任。”

龚振鹏见比自己大六七岁的上司柏文蔚如此客气，也乐得趁此下台阶，亲自带着陈独秀赶到江边拜见柏文蔚，向柏负荆请罪。

柏文蔚即叫他和陈独秀握手言和，陈独秀勉强和龚振鹏握了握手，急急地逃离是非之地，避往上海去了。

1914年7月，陈独秀离开妻儿，再次孤身一人到了日本，投靠正在东京办《甲寅》杂志的章士钊。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李根源、熊克武、章士钊等人发起欧事研究会，参加者有黄兴、陈炯明、李烈君、龚振鹏、钮永健等数十人。陈独秀到日本后，也参加了该组织的活动。

龚振鹏见到陈独秀，双手抱拳，深深向他鞠了一躬，不好意思地说：“上次小弟鲁莽，还望仲甫兄海涵则个！”

陈独秀笑着说：“没有的事，你是龚逆，我是陈贼，有什么可计较的。”

这次在日本，陈独秀在《甲寅》一卷四期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该文在留学生和华侨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也是陈独秀生平第一次以“独秀”作笔名发表文章。

“独秀是谁？”文章发表后，不少人都在打听。

1915年初夏，汪孟邹从上海来信，说高君曼染肺疾咯血，催陈独秀赶快回国。这次回国，对陈独秀来说，是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在海轮上，他酝酿办一杂志，以唤醒沉睡中的国人。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摇篮——《新青年》。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33军军长的柏文蔚看到蒋介石在安庆“三?二三”事件中表现出来的穷凶极恶，比袁世凯和北洋军阀过之而不及，遂义愤填膺地拍发巧电一通，予以公开谴责。谨慎如贺耀祖、叶开鑫等，也居然随柏签名。蒋介石拍案大怒，当即下令将柏文蔚的军长之职一笔勾销，另委派张克瑶接任，同时又笑里藏刀地任柏文蔚为北路宣慰使。

这种空中楼阁，柏文蔚自然一目了然，拒绝受命。

柏文蔚是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元老之一，对于蒋介石篡党祸国，唯我独尊的行为非常鄙视，且常常口无遮拦，直言犯上。蒋介石表面上对柏仍虚与委蛇，实际上恨之入骨，在撤销柏军长一职后，又准备采用更为毒辣的手段来除掉他。

柏文蔚那时家住昆山县城，自归隐林泉后，便开始吃斋念佛，闭门谢客，不问政治。往来之人，不是和尚，便是喇嘛。

忽然而一天深夜里，有人敲门，求见柏氏。见面后来人刚一开口，便中号啕大哭地说：“这次深夜来见，是冒生命危险来的。我已加入了蓝衣社，请老上司立即离开昆山，否则将有不测之祸。”等语。

原来，此人叫况云飞，是柏文蔚当年的一名老部属。

第二天柏文蔚就从昆山迁到了南京，并把这件奇特的事情告诉了于右任等挚友，他们认为此事不可全信，但也不可不信，都力劝柏文蔚举家移到南京，以免遭人暗算。柏在南京，头上虽仍挂着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的双重头衔，但蒋介石从不给他以一席之地，柏文蔚也只有忍气吞声。

1937年，抗日军兴，柏文蔚携家眷前往湖南花垣亲戚家避战乱。此时的柏文蔚虽已解甲归田，过着清静无为的生活，但仍有一个国民政府委员的虚衔，今此是应召从湖南花垣出发到重庆开会的。到重庆后得知陈独秀此时正住在江津，会后便特意赶来拜望。

柏文蔚在与陈独秀的交谈中提到两件事。

其一是，有一日柏文蔚独自扶杖郊游，在中山陵大门外，没想冤家路窄，竟偏偏碰上了蒋介石的车队前呼后拥而来。

蒋介石下车时，见民众皆肃立致敬，唯有柏氏昂头挺胸，举眼向天，视若无物，便冷冷一笑，主动走到柏文蔚跟前，问柏最近政见如何？当时蒋介石已是如日中天，貌似谦恭，骨子里却隐含訾诋讽诮之气。

柏文蔚愤然道：“老朽无用之物，早已跳出三界之外，何来政见可言？不过，敢问委员长可曾读过《左传》？上面有‘举趾高，气不固矣’两句话，委员长倒可引为做人的座右铭。”

弄得蒋介石好生没趣，拂袖而去。

其二是，柏文蔚虽然自己早已离开军政界，蒋介石却依然对他恨之入骨。他这次到重庆开会，只带了一个老仆，乘汽车赴渝开会，中途汽车在贵州境内抛锚，寄宿在扎左的旅店里，老仆稍不留意，皮包被窃贼盗走，所有逐日生活费，与一切重要文件均不翼而飞，人地生疏，真乃呼天莫应。

迫不得已，柏文蔚请贵州省省长吴鼎昌设法接济，以免窘境。而吴鼎昌是蒋介石的忠实鹰犬，除阳奉阴违外，同时又急电向蒋介石请示办法。

柏文蔚感到身濒绝境，特访客居在贵阳的老友萨镇冰。萨乃道义中人，一方面急找吴鼎昌，请其立予帮助；另一方面又盛设酒宴，款待故人。

而柏文蔚对当时政治腐败，十分不满，遂情不自禁地在萨镇冰约游花溪之际，赋诗示讽，字里行间，充满悲愤之气。

几天后，皮包与文件等物送回来了，生活费则去向不明。萨镇冰对柏资助若干，聊作挹注，又借得一辆汽车，助其赶路。柏文蔚走后，吴鼎昌阅报，看到柏的诗作，又接到蒋介石的回电，急电芷江宪兵司令王某告以柏的汽车，是从朋友处借来，无通行证，应加以扣留，可是在王某接到吴电时，柏已驶过了芷江。

曾经生死与共的老友数年不见，柏文蔚发现陈独秀苍老多了，额上、眼角都有了深密的皱纹。只是那双神采奕奕的眼睛没有变。

陈独用则发现柏文蔚到底是个统兵之人，精神如此压抑，胃口却依旧很好，大口吃肉，大口啖饭，席间，还“哈哈”连声地笑着说：“我知道老蒋是不放心我的，其实他是自己吓自己。他现在大权在握，手里有那么多军警宪特，我是条光杆，何必如此胆怯！”

晚上下起了小雨，雨声淅淅沥沥，勾人愁思，像叹息，又像呻吟。

潘兰珍将牛油做的红色土蜡烛与火柴放在桌上，自己回房早早睡下了。

陈独秀与柏文蔚依旧放怀畅谈，夜里九点半，大明电厂准时拉响汽笛停电，陈独秀点燃了蜡烛，烛光摇晃，屋外雨声嗒嗒，两人继续挑灯夜谈。

陈独秀说：“我听许德珩说，蒋介石写的一本《中国之命运》不久就要出版了，这书其实是陶希圣代笔的。叫陶代笔，固然因为陶是根笔杆子，更重要的是因为陶历来反共，书的内容强调反共是必然的。这本书此时出版，绝非偶然。看来，去年美国一次给了三亿美元的贷款，英美大力支持国民党政府，蒋在得到英美的贷款援助和武器装备后，又想借公开反共来加强独裁了。”

柏文蔚喝着茶说：“其实，抗战开始不久，老蒋就利用全国上下一致对外的形势，一直在进一步加强专制统治，想在抗战中消灭共产党。这主要表现在老蒋个人独裁势力的膨胀上。他在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当上了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可以不依平时的程序而以命令随时处理党政军一切事务。他修改了原来设置的三到五人的常委会，改成一切事务均由委员长决定负责。现在遍地特务，都是用来对付政治上的反对力量。这几年抗战在一种相持局面中，湖南、湖北、浙赣沿线、缅甸前线确也打了些仗，但日寇主要是在敌后扫**共产党的军队，进行‘三光政策’。你可能不清楚，单单去年和前年，共产党的军队在敌后消灭的日伪军就有三十几万，他们的情况十分艰苦。政府假承认暗制约，你过去搞的那个共产党，行得通吗？不管怎么说，别人也是在打日本鬼子。”

陈独秀摇摇头，叹了口气说：“晚唐动乱时代，诗僧贯休痛恨黑暗现实有诗云：‘谁信心火多，多能焚大国。’意愤言激地说明了一个真理，能得人心者，国家统治可以长矣，失人心者，民众的心火可以把他焚烧为灰烬。自全面抗战以来，面对日寇侵略，人心都要抗战，老蒋抗战了，全国人民就拥护他，连我也将杀子之仇抛向一边，为他唱过赞歌。本来，抗战到了今天，国际形势越来越有利于中国，老蒋理应大得人心，可事实却恰恰相反。”陈独秀打着手势，加强了语气继续说道，“现在农村经济衰败、民族工业破产、税捐名目繁多、商业投机猖獗物价猛涨货币贬值，官僚资本利用抗日大发国难财，上行下效，什么坏事都出现了。老百姓怨声载道，什么事也唤不起他们的热情。我经常为这些丑恶现象叹息，只是我早已成了末路英雄，又上了岁数，困居在江津这种小地方，又能怎么样？”说到这里，陈独秀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雨大了，雨打在满山遍野的桔树上，发出疾如鼙鼓般的响声。巴山夜雨，气势萧森。

柏文蔚在康庄住了半天一夜，分手时，坚持把自己身上穿的银鼠皮袍解下赠给了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