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夏季之酷热，丝毫不逊于重庆。白天烈日如火，即便到了夜里，屋里的桌椅板凳，**的竹度依然发烫。人待在屋子里，犹似蹲在蒸笼中一样，大汗淋漓，闷热难挡。

邓蟾秋、邓燮康叔侄因事来江津，看见陈独秀夫妇住在这样的环境里，很是不忍，便出面帮忙，让陈独秀迁到了江津中学校长施民瞻在乡间的祖宅施家大院里居住。虽然较之城里，乡间凉快了许多，但因此处太偏僻，蚊虫太厉害，且院大人杂，孩子吵闹，陈独秀难以静下心来读书著文。邓氏叔侄听常去施家大院为陈独秀看病的邓仲纯说后，十分过意不去，二十多天后，又请陈独秀迁回城里，住进了邓氏叔侄在大西门外刚建成的别墅康庄里。

谓之别墅，也不过就是一排数间白墙黑瓦的房舍而已。这是继重庆5月3日、4日连遭日机大轰炸后，邓氏叔侄在城郊匆匆修建的一外避难所。但此处的景致却是极佳，倚岩临江，坐落在四川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的果园里。从对岸的德感坝看过来，康庄犹似漂浮在绿海上的一只小船。且离县城也不远，一条大道直抵西门，步行也不过半个钟头的工夫。

邓氏叔侄陪陈独秀一家搬来那天，陈站在康庄门前，眺望脚下滚滚长河东流，尽收四周果林美景，禁不住浮想联翩，借李白《山中答俗人》称赞道：“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语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邓氏叔侄何等聪明，对陈独秀的弦外之音自是心领神会。陈独秀逝世后，他们即将陈葬于康庄大门之侧。

与陈独秀前些时间的住处比起来，康庄也确实算得上“别有天地非人间”了。

五月里，陈独秀复函杨鹏升，告遭母丧后：“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乎半聋，已五十余日，未见减轻。倘长久如此，则百事俱废矣”。又谓：“先母抚我之恩等于生母，心丧何止三年。为尊丧制，酒食酬应以及为人作文作书，必待百日以后矣”。

实际上，陈独秀也并非一字未写。三月里，当蔡元培病逝香港的消息传来后，他悲痛异常，拖着病体写了一篇《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发表在3月24日的《中央日报》上，高度赞扬了蔡元培的功绩与美德。文称：“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之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在给杨鹏升的信中谈到蔡元培逝世时也写道：“弟前在金陵监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也！”

对蔡元培，陈独秀怀有一种极为深沉的感情。他忘不了蔡先生对他的知遇之恩，礼贤下士恭请他到北大任教之事。

1916年11月26日，正在上海编《新青年》的陈独秀与汪孟邹（汪负责《新青年》的发行工作—作者注）。同车离沪北上，为《新青年》筹措资金。28日到达北京，下榻前门中西旅馆64号。

一天，陈独秀在琉璃厂附近不期遇到沈尹默。两人均喜出望外。

陈独秀握住沈尹默的手亲热地说：“沈二，你还是原来的样子，一点都没变。”

沈尹默说：“你什么时候来的？住在哪里？”

陈独秀说：“我在上海办《新青年》，和上海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到北京来办点事，住在前门中西旅馆里。”

当时沈尹默在北大教书，他问陈独秀：“蔡元培到北大任校长，你听说了吗？”

陈独秀点点头：“蔡元培从法国到上海，不少人劝他不来就职，都说北大校风太坏。”

“北大校风太坏是事实，蔡校长来，或许能够整顿校风。这几天他正在到处物色有学术影响的人任教授，仲甫兄如果愿意来，我倒想和蔡先生说说。”

陈独秀面露喜色说：“能到北大任教固然是好事，只是上海《新青年》怕是离不开我。”

两人说着话，来到了中西旅馆。陈独秀介绍了沈尹默与汪孟邹认识。沈尹默坐了一会儿，临走时带去了几本刚出的《新青年》。

离开中西旅馆，沈尹默遇到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沈尹默知道汤尔和与蔡元培是好朋友，便将《新青年》给了一本给汤尔和，说，如果见到蔡校长，可以引荐陈君。

一日，蔡元培去医专学校见汤尔和。汤拿出《新青年》对蔡元培说：“文科学长如果还没有定下来，我这里倒有一个恰当人选。正在办这份青年杂志的陈仲甫，我看足可胜任。”

蔡元培说：“陈仲甫，我怎能不知道此人？日俄战争时期，我在上海编《警钟日报》，刘申叔告诉我，陈仲甫一个人坚持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此后，我和陈独秀都曾在上海加入爱国协社，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此后虽多年不相闻问，但我很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对他有一种不忘的印象。但据闻此人在生活作风上却**不羁，口碑尚差。”

汤尔和说：“只要有真才实学，喜欢女人又有何大碍？陈仲甫现在一个人在上海编《新青年》，其影响较之以前更大，确可作青年的指导。”

蔡元培翻了翻《新青年》，当下便决定聘请陈独秀。

汤尔和说：“听沈尹默说，陈仲甫来北京办事，眼下正住在前门外中西旅馆。”

第二天一大早，求贤若渴的蔡元培便去前门外中西旅馆拜访陈独秀。

那些天里，陈独秀每日白天与汪孟邹外出办事，晚上则去看了一场京戏，睡得很迟。

蔡元培去得早了些，茶房伙计告诉他说：“陈先生昨晚看戏回来迟了，恐怕现在还在睡觉。”

蔡元培摆摆手说：“那就不要喊醒他，我等一下就是。”

蔡元培穿着蓝色的对襟褂子，头发后梳，面容清癯，鼻梁上架着副眼镜，目光温和，留着长长的胡须。

旅馆小伙计端来一个凳子给蔡元培，蔡便放在陈独秀房间门前坐了下来。

过了大约一个时辰，陈独秀醒来出屋小解，见蔡元培在门外等候，吃惊不小，慌忙请蔡先生入室。

论年龄，蔡元培生于1868年，长陈独秀11岁；论学业资历，蔡先生是前清二甲进士的翰林，又曾出任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而陈独秀仅是一个秀才，一介布衣。

陈独秀感激涕零：“蔡先生德高望重，怎敢劳你大驾光临？”

蔡元培笑道：“不妨，不妨，听汤尔和、沈尹默说你到了北京，特地赶来拜访。”客气一番后，蔡元培手捋胡须说，“我初到北大，急需一班积学而热心教育的学者名流到北大，以改造北大校风，推进学术研究，不知仲甫兄可有此意？”

陈独秀望着蔡元培说：“蔡校长登门谒贤，令人感动。前日沈尹默也提及此事。从前我虽在芜湖安徽公学、安徽师范学校搞过教育，却从没有到名牌大学当过教授，恐怕难以胜任。”

蔡元培从桌上拿起一本《新青年》扬了扬，望着陈独秀说：“仲甫兄过谦了，我看有你这些可贵的思想，你便足可胜任。”

陈独秀见蔡元培一片至诚之心，早已心动，可又丢不下已经崭露头角的《新青年》，便斗胆说：“如到北大，我有一个请求。”

“哦，请讲。”

“我要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编。”

蔡元培忙说：“那就搬到北京来吧。北大已经聘了一大批名流学者，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都可以撰稿，一同帮你编《新青年》。”

这么一说，陈独秀赶紧答应下来。

蔡元培告诉陈独秀，此次是聘请他出任文科学长，各科学长月薪300元。

陈独秀猛然想起汪孟邹早就对他谈过胡适想回国找工作的事，便对蔡元培说：“我有一位朋友留学美国，此翁年龄比我小，中西学识却远在我之上，能有他来出任文科学长，比我更恰当。”

蔡元培沉吟了一下，说：“仲甫推荐的人，想必不差，不妨请仲甫代劳，替我写一封求贤信，言辞写恳切些，若不当学长，文学教授、哲学教授，由他任选如何？”

陈独秀连连点头说：“我一回上海，就马上给适之去信。”

蔡元培关照陈独秀速去速回：“我这头近日就给教育部呈文，相信不几天就能批下呈文，莫让我在北京久盼。”

陈独秀笑着说：“蔡校长处事如此痛快，我怎敢有半分怠慢。”

蔡元培点了点头，又说：“家眷是否同来，如同来，住房之事，你不必考虑，由我负责安排。”

陈独秀心中一热，说：“我对学长之任，决而未下，能否胜任，实在是个问号，能否试行三个月，到时再作决定？”

蔡元培笑起来：“仲甫过虑了……好，好，那就依你的，这下该行了吧？”

蔡元培走后，汪孟邹问：“你真打算到北大当教授？”

陈独秀喜上眉梢说：“当然来，和这位翰林共事，好不令人痛快！书局事不受影响，我在北京，只会有利于书局向北方发展。”

这次北上，汪孟邹也不虚此行，书局招股十余万元。但陈独秀受聘北大，实属汪孟邹始料未及。陈独秀的个性他也知道，向来说一不二，定下来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来。汪孟邹轻轻叹了口气说：“我真拿你没办法。”

陈独秀轻松地说：“你叹什么气？你没有听说蔡校长说，他不仅要聘我，连适之也一起聘了。这事，你还得谢我呢。”

从北京回到上海，陈独秀兴冲冲给胡适去了一信，将自己推荐胡适，蔡元培同意聘请的事说了。

高君曼听说陈独秀要到北大任文科学长，十分高兴。北京是她母校所在地，这回去北京，不仅是故地重游，丈夫的地位，也给她在老同学面前增添了光彩。

唯独把延年、乔年丢在上海，高君曼有些不自在。近一年时间，延年兄弟俩在外自谋生活，边打工边学习，晚上则住在《新青年》编辑部，经常蓬头垢面，主餐是大烧饼，渴了只能喝自来水。但兄弟俩有骨气，从来不伸手找父亲要钱。

高君曼不忍心，几次在陈独秀面前嘀咕：“还是让孩子回来住吧，怪可怜的。再说，他俩不单是你的亲儿子，也是我的亲侄子，人家会怎么说我呀？”

“让他们吃点苦，没有错。你这样做是妇人之仁，姑息养奸嘛。”一提到这两个儿子，陈独秀便有些不耐烦。

一日，陈独秀的好友、邻居潘赞化过来坐坐，说起陈独秀不让延年、乔年弟兄回家住的事，高君曼的眼泪就下来了：“仲甫的脾气倔，不听我的话，已经有好几次和我吵翻了脸。”

潘赞化寻了个机会，和陈独秀谈延年、乔年的事。

陈独秀说：“高君曼是妇人之见，你不要和她一般见识。现在看起来是关心他们，其实是害了他们。社会这样险恶，从小不吃点苦，长大了能干什么事？”

潘赞化见话不投机，再往下说，恐怕连他也会一起挨训，便转了个话题，说到别的上去了。

上北京之前，陈独秀关照汪孟邹，每月从《新青年》的发行费中拿出10元，作为延年、乔年兄弟俩的生活费。

汪孟邹答应下来说：“应该，应该，小弟兄俩怪可怜的。高君曼有怜悯之心，堪称女中之杰。”

景山东街马神庙北京大学的大门，前后有12根木柱，两边的厢房各有一扇窗户，“井”字形的窗棂上贴着薄薄的窗纸。过厅正中两根木柱之间，挂着一块横匾，上面是隶书“国立北京大学”六个大字。

陈独秀居住在东池子箭杆胡同九号，这是一座普通的小四合院，陈独秀租住了三间北房，中间用雕花木隔扇分开，两边作卧室，中间会客。

陈独秀任文科学长的消息传出后，全校震动。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奔走相告；而教师中的遗老遗少则窃窃私语，啧有烦言，说陈先生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水平，更不要说出任文科学长了。

蔡先生对于这些攻击，态度是鲜明的，驳斥是有力的。他说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学，学有专长，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熟习陈先生的人也出来讲话，说他在文字学考据方面颇有素养，有研究有著作。高一涵先生甚至说仲甫先生讲文字学，不在太炎先生之下。这样众口一词，才堵住了攻击者的嘴巴。

在北大，与陈独秀他过从甚密的是邓仲纯。仲纯那时在北大内务部当佥事（内务部相当于后来的总务处，佥事地位高于科长—作者注），与陈独秀的住所相隔很近，是邻居。他的大哥邓以蛰也是北大教授。

常来陈家走动的有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胡适，高一涵、周作人、邓氏兄弟和沈尹默、沈兼士兄弟等人，因为他们都在和陈独秀一起编《新青年》。鲁迅后来也加入了，《狂人日记》便是由陈独秀作责任编辑在《新青年》上连载的。

有一天，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带来了一位来自岳麓山下的年轻人，他便是由杨昌济推荐到北大图书馆任助理馆员的毛泽东。

陈独秀虽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但他编发过署名为“二十八画生”的稿子。当他得知“二十八画生”就是这位毛泽东时，高兴地说：“对了，对了，毛泽东，正好是二十八画呀。”

毛泽东向坐在木沙发上的陈独秀介绍了他在长沙成立新民学会的情况，陈独秀十分高兴：“好，好！湖南人我们接触很少，你那篇体育研究写得很好，以后你给我们多讲讲湖南的情况。”

毛泽东专管登记前来借书读报人的姓名，月薪八元。他住在杨昌济教授的门房里，陈独秀、胡适、沈兼士、钱玄同、刘半农、邓仲纯等人去杨宅聚会时，来给他们开门的，就是这位谦恭的毛泽东。教授们谈天说地时，也是毛泽东给他们泡茶续水，敬烟点火，后来，毛泽东娶了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成了杨昌济的乘龙快婿。这足以证明杨昌济父女，双双都长着一对慧眼。

陈独秀自搬到康庄以后，与老友们的交往明显少了。卢前、胡小石、曹靖华应聘到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授课去了。欧阳竞无、高语罕、苏鸿怡虽然仍住在支那内学院，但一在东门外，一在西门外数里，走一趟需至少需一个小时以上，彼此也就难得见面。常到康庄来的，只有邓仲纯、陈松年、何之瑜、潘赞化几人。

邓季宣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未刊稿）中回忆：

此时潘赞化除任国立九中校本部总务主任外，还在江津县城的初一分校的师范班兼授国文课。他有时带着几个学生，步行前往康庄去看望陈独秀。行前，潘赞化总是嘱咐学生们说：“你们可向陈先生要字，他的书法极好。你们只要买上两斤白糖、两斤猪油，再带上些鸡蛋送他就行了。”学生们就照潘赞化先生的嘱咐，凑钱备上份薄礼送去。

陈独秀见了学生们一片诚意送来的礼物，也不推辞，并要学生们留下名字，容日后作书落款用。有时兴致好，也当场即兴写就。

江津的刘光清、曾随潘赞化先生拜谒过陈独秀，陈写了首《咏鹤》送他：“本有冲天志，飘摇湖海间；偶然憩城郭，犹自绝追攀。”笔力遒劲，潇洒大度，堪称佳品。

陈独秀与潘赞化每次见面后，总是开怀畅谈，也不避讳学生。有时到了中午，潘赞化和学生们也被陈独秀挽留用餐，吃的不过是米饭、白菜、萝卜之类。一次，陈独秀吃饭时还对学生们说：“国难时期，我们都流亡在外，能吃上这样的饭菜，也不容易了。”

康庄环境优美，几无打扰，几大间房子里就住陈独秀、潘兰珍夫妇与焦姓家仆。虽然生活是愈发地艰难清苦了，但陈独秀却抓紧时间，继续他的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和著述。他接连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广韵东冬钟江之古韵考》《中国古代史考》《禹治九河考》。整理出《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和《连珠类编》，由魏建功作序，在江津油印了若干册馈赠友人。因为北大同学会多年来坚持不断地关心帮助他，每月定期寄他一笔生活费，又先后委托罗汉和何之瑜照顾他。对此，他感激不尽，故而将此稿赠给北大，以资报答。在文字学研究上，陈独秀基础扎实，功力深厚，堪称深得个中三昧的专家，早已颇有建树。

1940年9月上旬，罗宗文从永川调任江津县县长。依照那时的惯例，到任之初，须对当地有代表性人物作一次礼节性拜访。

罗宗文先拜望了住在城里的凌铁庵、欧阳大师和高语罕，然后抽了半天时间，叫上个跟随，提了些礼物，坐上黄包车去西门外桔林中的康庄拜望陈独秀。

两辆黄包车拉着身罗宗文和随员来到康庄院门前停下，两人步上石阶，随员将院门前齐胸高用来拦鸡鸭的竹篾折移开，二人进得院内，坝子上顿时响起一团鸡鸣鸭叫声。

潘兰珍闻声出屋：“你们……找谁？”

罗宗文客气地问：“你是陈太太吧，我是刚上任的江津县长罗宗文，特地前来拜望陈独秀老先生。”

“哦……屋里请，屋里请。”潘兰珍热情招呼，将罗宗文与随员带至陈独秀书房。

潘兰珍说：“老先生，刚上任的罗县长来拜望你了。”

陈独秀从藤椅上移过身子：“新县长啊，请坐，请坐。”

随员将两条香烟和一大袋水果放在桌上。

罗宗文说：“听高语罕、欧阳先生说你抽烟，我特地给你带了两条美国进口的骆驼牌香烟来。”

陈独秀说：“客气了，客气了。”

潘兰珍给客人奉上茶水。

罗宗文道：“陈先生是前辈了，前些年间便当过安徽省都督府的秘书长，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宗文新来乍到，对县情全然不了解，我今天特地前来，就治理县政诸事，向先生请益，还请先生畅所欲言，不吝指教。”

陈独秀想了想，慢吞吞道：“指教不敢，不过，我毕竟已在江津住了三年多，那日小十字乱民由抢米发展到哄抢大小商店时，恰巧我也在场亲眼目睹。你的前任黄鹏基因警方弹压，造成乱民三死数伤，被上层撤职查办。近日合川又发生抢米风潮，据说死伤者远比江津更甚。你现在出掌江津县政，依老夫看来，让百姓有饭吃，自应成为当务之急，而眼下这又是极难办到的事，尚不知罗县长有何良策啊？”

罗宗文谨慎回道：“陈先所言极是，粮食问题，目前已是关系到前方决胜、后方安定的头等大事。民国二十八年之前，大后方由于前两年粮食丰收，粮价相对比较稳定。但从二十八年年底开始，由于战区扩大、军队集中，沦陷区和战区难民迁入后方者甚多，后方人口急剧增加，粮食需求激增，粮价迅速上涨。民国二十六年上半年重庆米价每市斗为1元3毛2分，到民国三十年六月就涨至每市斗41元8毛7分，增长31倍之剧。而国统区军队已扩大到400万左右，加上内迁人口5000余万，粮食供应成为政府第一要务，仅前方年需军粮就达7500万石。而政府手上掌握的粮食尚不足半数。于是引起粮价暴涨，不少城市相继发生抢米风潮。而省府却迭发严令，要各县把粮食压在一个限价上，不准自由涨价。”

陈独秀抽着烟说：“硬压也不是办法，因米贵大半系人之所为。”

罗宗文说：“当然，除了把粮价压下来，对囤积谋利者，也要严厉惩处。自古道，无粮则乱嘛。看来，这次上面也是狠下决心了……哦，陈先生，你一定看了几天前报上登的杨全宇被杀之事，堂堂成都市市长，就为了私买300石小麦，把脑壳都搬家了。大家都懂得乱世用重典这个道理嘛，这也算他撞到枪口上了。”

陈独秀微微一笑：“杨全宇被杀，恐怕不仅仅是为了那300石小麦的缘故吧？按政府颁布的皇皇明令，‘囤积主粮1000石以上者枪决’，他离这规定的数目相差还很远，何况小麦在你们四川，又算不得主粮。”

罗宗文分明从这话里听出点意思来，不禁大感兴趣问道：“以先生的意思，杨全宇被杀，是另有隐情罗？”

“非但有隐情，这段隐情，还颇为曲折呢。”

“先生虽久居江津一隅，高层朋友学生众多，自是耳聪目明，能否给我讲讲其中隐情？”

陈独秀经不住恭维，兴致勃勃说下去：“杨全宇虽是成都市市长，可在他头上压着的，还有一个贺国光。四川省政府主席名义上由蒋介石自兼，实际上一应府务，均由政府秘书长贺国光代行。贺为了大发国难财，在成都设立了一个平价米销售处，派他的亲侄子贺本轩任处长。该处打的是成都市的招牌，却直属省政府，由贺国光直接管辖，任何人也不得染指，实际上成了贺氏叔侄公开的贪污机构。”

“党国大员如此大发国难财，实在是可恨可叹呐！”

“贺本轩仗着后台硬，行事更是无法无天，往平价米中掺入泥沙杂物不算，且克扣销售额，售出时又短少秤斤，更以贱价大肆强收民间食米。于是民怨沸腾，到处呈控。但因该处招牌上冠有成都市字样，群众误以为是市政府搞的，因而散发多种传单，并满街张贴大标语，集中攻击杨全宇。杨在铺天盖地的一片怒骂声中沉不住气，也派人上街散发传单，把该处不属成都市，他根本无权过问的内幕公开了出来，将群众一团怒火，引到了贺国光身上。贺大怒，把杨全宇叫去大骂一通，谓杨此举是公开唆使四川人反对省政府，是代表地方势力反对中央；反省政府就是直接反对蒋委员长；并恶言威胁杨：‘我看你是当市长当腻了！’到底是贺国光神通广大，今年初春，杨全宇就被免去了成都市市长的职务。”

罗宗文道：“官高一级压死人，更何况天下人都知道贺又是蒋委员长的心腹爱将。杨全宇一肚子委屈，想必终不敢当面为自己声辩一句。”

陈独秀说：“但贺国光仍不解恨，得知属下有一个叫陈子淦的人，与杨全宇是西充同乡，与杨又一起赴德留过学。便将其招来，以利诱之，以势迫之，要他常去杨家以安慰为名，探查杨全宇的行动，以图抓住杨违法乱纪以权谋私的证据。陈子淦卖友求荣，果真不辱使命，就在杨全宇被卸市长约两月，陈在杨家偷到了一封合川大川银行经理给杨的信件。信中说已代杨购买了300石小麦。陈子淦将信交给贺国光邀功，贺大喜过望，立即派人将杨全宇逮捕，并火速押往重庆交侍从室处理。老蒋看完报告，立即批示执法总监部予以枪决。”

“唉，”罗宗文叹道：“都说窦娥冤，世人却不知堂堂成都市的杨市长，冤情也不输窦娥啊！”

陈独秀说：“总监部部长何成睿阅案后却拒绝办理。何认为政府刚刚颁布了严禁囤积居奇的明令，规定‘囤积主粮1000石以上者枪决’，而杨全宇购买的小麦在四川不算主粮，数量又与1000石相差甚远，按法不够枪决条件。侍从室赓即又派人来传达老蒋意见，强调杨是高级官吏，应予加重处理。何仍认为不妥，谓杨购买小麦时被解职已近五十日，并非现任官员。于是，侍从室官员严厉质问：‘你一再推诿不办，是不是反对委员长枪毙杨全宇？’何成睿答：‘枪毙不枪毙，我无意见，但不能由我执法总监部宣布罪状。因为既然名为执法，面子上就不应当与自己所订的法不相应。委员长一定要枪毙杨全宇，就不要难为我了，由侍从室出布告吧。’所以这次杀杨全宇的布告，是由侍从室出的。”

罗宗文连连摇头：“杨全宇被杀，全川百姓拍手称快，也提振了委员长的威望，可谁晓得这背后，竟然藏着这样多的离奇故事。”

陈独秀说：“杨之被杀，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正好撞到了枪口上。老蒋提倡新生活运动，整肃贪污腐败之风开始后，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现象仍越演越烈，利用职权大发国难财的官员大有人在，正想杀只鸡给猴子看呢，于是乎，就撸上了他杨全宇。”

罗宗文听完这段秘闻，谦恭说道：“陈先生，我刚刚接任，对江津的情况不太了解，还没有制定出平抑粮价的具体措施。”

陈独秀说：“省府迭发严令，你作为下属自不敢违。不过，我劝你还是要尽力灵活变通，因地制宜才行。与其让一些人顿顿吃干的，一些人活活饿死，不如大家都喝稀的。倘不如此，我看要不了多久，你恐怕也会步黄鹏基的后尘而去。”

因系礼节性拜访，罗宗文不便多耽误陈独秀的时间，便起身给陈独秀深深鞠了一躬：“先生教诲，宗文一定牢记在心。”

陈独秀说：“罗县长言重了，言重了。我是坐而论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你呢，则是在其位谋其政，用四川人的话说，这坨火舌子可是落到你脚背上的，有多烫？只有你这县太爷本人才知道。”

未几，因敌机威胁日烈，县政府也疏散到大西门外的鲤鱼石民房里办公。此处在长江边上，离康庄很近，陈独秀听说县政府迁到了这里，便步行前去回访了罗宗文。

陈独秀到罗宗文办公室里一坐下，点上罗宗文敬上的一支烟卷刚抽了两口就大声说：“罗县长，你看过今天的《大公报》了吗？孙哲生又在乱放大炮了，他主张粮食公卖是行不通的。”

报纸罗宗文刚刚看过。立法院院长孙科在总理纪念周上做了一个《抗战时期的经济政策》报告，其中专门谈到了粮食公卖的问题。

陈独秀接着说：“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一不比苏联，有集体农庄；二不比美国，有大农场，而且都是机器耕作，生产规模大，办起来方便。我们中国的农民很分散，生产规模又极小，每年收获以后，家家户户自己把粮食保存起来，连坛坛罐罐都是储粮的工具，遇到需要钱的时候，就拿出一部分，或者舂，或者碾，自己想办法加工成米。然后肩挑背负，运到附近的城镇乡场去卖，买回他们所需要的油盐和其他日用必需品。也就是说，中国农民的家，既是仓库，又是加工厂；他们既是仓库保管员、又是加工工人、又是运输工人、又是销售商人，是十分方便的。如果政府实行公买公卖，全部都由国家来包办，既要修仓库、又要建加工、，还要组织运输、设立销售网，要花多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哪里是容易办到的事啊！”

陈独秀口若悬河，而罗宗文只有洗耳恭听的份。而且，他也觉得陈独秀的这番议论是有道理的。

已届百岁的罗宗文老先生向专程从江津赶到成都采访他的江津区志办主任钟永毅谈到往事时，还是颇为感慨的：“我当时见到的陈独秀，已经衰老了，身体很差，简直看不出他曾经是那样一个有影响的大人物。有时碰到他一个人从城里回来，双手反背，几包勾在手指上的中药在他屁股上晃晃悠悠。鲤鱼石附近有个省办的果树研究所，果树很多，还有几口池塘，塘边垂柳依依，绿树葱茏，环境很美。我晚饭后去果林中散步时，经常碰到也从康庄里出来散步的陈独秀，还有比他年轻得多的太太小潘陪着他。每次路遇，都是我先向他问好。他告诉我他患有高血压，又是胃溃疡，心脏也有毛病。我就向他介绍了一个民间单方，用苞谷缨缨泡水当茶喝，能治心脏病。”

罗宗文到江津后，偶尔在一些大户人家中见到陈独秀赠送的墨宝，写的多半是旧体诗词。有次他去求字，陈独秀用半幅四尺宣纸给他写了一张条幅，是杜工部的《曲江对酌》中的四句。

穿花蝴蝶深深见，

点水蜻蜓款款飞；

传语风光共流转，

暂时相赏莫相违。

1942年4月下旬，罗宗文调任铜梁县县长。离开江津之前，他特意坐了30多里路的滑竿，带着宣纸到鹤山坪上的石墙院去求陈独秀写副对联。陈写的是：“还师自西旅，祖道出东门。”并在边上题云：“宗文先生长斯邑年余，今调赴铜梁，出纸索书，因集散氏铭以赠，即乞政之。独秀。”下面盖了两方印章，一是他的名字，一是“仲甫”二字。

殊知罗宗文刚到铜梁，就在报上看到了陈独秀逝世的消息，他那副对联，可能就是陈独秀最后的手迹了。罗宗文把它裱好珍藏在家中几十年，“**”开始后，他这种在国民党时代当过县长的人吓坏了，赶紧将所存的字画、书籍全部上交了。可惜，至今也没有退他。

罗宗文说：“最可惜的是陈独秀在我离开江津时为我用钟鼎文写的一副对联，我是1942年4月离开江津的，他5月就逝世了，这可能是他的最后墨宝，十分珍贵。”

“文革”使陈独秀的多少墨宝横遭劫难，是谁也说不清的。中共建党前后，陈独秀写给包惠僧不少书信，包氏均精裱珍藏，这是研究中共创建史的珍稀史料。“文革”中包惠僧害怕了，竟一火焚之。这固然是因为“文革”浩劫，但人们也不能不惋惜包惠僧太无主见。

康庄的日子也的确是太落寞了。落寞得犹如死水般的凝固。陈独秀每日读读书、写写东西，疲乏了，落日西沉，晚霞在明净、凉爽的天空里闪烁时，他会叫上潘兰珍出去散散步。沿江都是密密簇簇的桔林，林中有茅舍、有池塘，塘边也有依依垂柳，从桔林的缝隙间，也可看见湍急的江水无尽地流泻，和江上缓缓行驶的木船。天上烟云浮动，满山郁绿苍蓝，陈独秀虽不多说什么，但常作苦闷的叹息，寂寞无聊的情绪溢于言表。这时，他才真正体会到“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当时醉酒狂歌，驱车走入绝途哭泣而返的那种苦闷的感情了。

1940年中秋刚过，客居江津以陈独秀为首的一大帮名流学者以及地方商绅乡贤相约前往白沙，为值70华诞的邓蟾秋祝寿。

抗战时期的白沙镇，与重庆近郊的沙坪坝、北碚被并称为“川东三大文化区”，除中央图书馆、中央编译馆、教育部出版社迁来此地外，国立、省立和地方办的大中学校就有十几所。一时学府林立，名流荟萃，学子满城，使古老的小镇显得空前的活跃。

与陈独秀一起应邀到白沙的有高语罕夫妇、邓仲纯夫妇、欧阳竞无夫妇等，以及施民瞻、龚农瞻、曹茂池、朱近之等一帮江津名流宿绅，和德感坝国立九中邓季宣、潘赞化、何之瑜等人。

下午时分，船到白沙朝天嘴码头，陈独秀看见邓蟾秋邓缡仙兄弟、燮康、台静农、许德珩、曹靖华、曹刍、胡小石、卢前、朱光潜、谢循初、魏建功、顾颉刚等人齐集码头迎接，心中不免惊诧，悄悄对高语罕道：“聚得如此整齐，邓氏弟兄恐非请我们上来闲耍，我猜想，可能蟾秋大寿，他们事前不露口风，或许是怕我们这帮穷儒破费吧。”

高语罕道：“果真如此，我们也还得凑上个份子，庆贺庆贺才是。”

上得岸来，朋友相见，自是一路欢声笑语。

在前往邓蟾秋的居所石珠巢的路上，陈独秀悄悄问了台静农，证实自己刚才的猜测很对，10月2日，果真是邓蟾秋的70华诞。

下松林，并非他们想象中的那样气派，仅一豁敞庭院，二十余间古色古香的宽房大屋而已。然主人高雅脱俗的志趣，却令初来乍到的陈独秀肃然起敬。

大门有联云：

陋室之中，尽堪寡过；

衡门之下，亦可谈心。

横额：何陋之有

进得庭院，客厅也有一联：

能为醉客，方为吟客；

兼爱今人，且爱古人。

横额：君子居之

两幅志趣高雅的楹联，顿时令这帮国中宿儒对邓蟾秋肃然起敬。

陈独秀感叹道：“蟾秋翁富甲川东，却甘居陋室，清心而少过，乐开衡门，结志以延宾，此人确有古之孟尝君之遗风啊！”

卢前也高场赞道：“妙！妙！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本是夫子原话，竟被移作两联之额，匠心独运，真是妙不可言！”

这一番恭维，实在是发乎内心，对邓蟾秋的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的诸多义举，他们早已是众口皆碑，甚而感激不尽，连邓蟾秋那带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也经常成为他们聚会时的谈资。

说蟾秋，得从其父邓石泉谈起（名洪顺）。石泉幼入私塾，后因家贫辍学，当了个卖针头线脑的街头小贩。后白沙江边东海沱发现沙金，石泉参与淘金，渐有积蓄。适太平天国军兴，淮盐西运受阻，汀鄂皆淡食，清廷急调川盐济困。石泉瞅准时机，于重庆开设“洪顺祥”盐号由自贡运盐东下，获利甚巨，遂成大富。蟾秋乃石泉第五子，幼读私塾，及长，遵父命辍学经商，前往重庆经管“洪顺祥”盐号。继而创办“大有恒”钱庄、重庆火柴厂和玻璃厂，并在自贡创办“福川”盐号。

蟾秋经商多年，精明过人，尤对经营之道深为谙练，与友言：“商贾之道，勿躁动，勿失机，乃无往而不利也。”而蟾秋比其他人棋高一着，也恰在于他能瞅准时机，铤而涉险。

民国十二年（1933年），川战爆发，巴蜀大地，让刘湘、刘文辉两叔侄搅得炮火连天，尸骨遍野。川盐无法东运入楚，盐商竞相抛售，一时间盐价暴跌，过去买一担盐的钱，竟能买到二三十担！众盐商血本亏尽，苦不堪言。唯蟾秋独具胆识，料定战乱难以持久，遂急筹巨金相机购入百余船，囤积于菜园坝江边，盐船麇集，黑压压绵延数里。蟾秋此举惊动山城，都以为他神经出了问题，等着看他跳楼。塾料不久战事果然停息，交通复畅，蟾秋一声令下，百舸齐发，浩浩****直出夔门，将川盐火速运往湘楚销售。仅此一项，便使蟾秋成为重庆巨富。

然蟾秋深居闹市，腰缠万贯，仍是不喝酒、不吸烟、不嫖不赌、为人正派，在商界信誉日著，被选为重庆盐帮代表、重庆盐业公会常务理事。

民国十五年（1936年），刘文辉驻军重庆，军部秘书长唐隶之乃一贪婪之徒，常派人登门请重庆富商陪他搓麻将，借机“敲竹杠”，富商们也都知趣。明明唐隶之放炮，也不敢胡他的牌，明输暗送讨他的喜欢。一次，蟾秋也接到邀请，他不愿被唐隶之“烫瘟猪”（四川方言：敲竹杠），便托故未去。此后，唐隶之便寻机报复。一次摊派军饷，蟾秋本已在盐业公会出了一份，唐隶之却将他列入劣绅，另派他一笔巨款。遭拒绝后，唐隶之竟派军部手枪连将蟾秋抓去投入大牢，强逼他出款。蟾秋遭此打击，意冷心灰，遂带两名跟随赴北平闲住，并看破红尘皈依佛教，拜长安寺长老能海大法师为师，焚香祷祝，禅房打坐，以寻求精神解脱。孰料“九?一八”一声炮响，又将他惊回三界之中。蟾秋带着一份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侵略满蒙的计划回到四川，自费印刷5000份，广为散发，以唤醒民众爱国之心。

蟾秋一生巨富，但钱财多用于社会公益事业。他曾言道：“集财非难，散财实难，集而不散，用而不当，非道也；遗之子孙，资之作恶，尤非道也。”民国十五年（1936年），他向重庆基督教青年会捐银洋两万元，修建图书馆，题名为“蟾秋图书馆”。尔后又与邓燮康创办江津救济院，设“石泉义仓”，赈济穷困灾民。白沙镇黑石山聚奎学校（今江津三中）与山下的新本女中，均系其父邓石泉与几名县绅创办。为该校修建大礼堂、教室，增植花木，安装抽水机、发电机，成立军乐队，扩充图书馆等项，蟾秋捐银洋十五万以上。另捐新本女子中学五万，并且长期资助子侄及乡中贫寒有为之士留学国外。而他留给子孙的，不过20石租子的田业。

邓燮康大女邓敬兰、六女邓敬苏与笔者谈道：“我家对于抗战期间来四川避难的知名人士很敬重，如湖南的周光午，带着家人与弟弟周光召到了白沙，被聘请到聚奎学校任校长，周光召也就读于聚奎学校。周光召担任中科院院长以后，也对聚奎母校恋情依依，几年前，还专为聚奎学校题了词，勉励学生刻苦学习。何之瑜是陈独秀的学生，道德文章都非常有名，父亲极为敬重他，嘱我们称他何伯伯。他先在国立九中教书，后来也被聘到聚奎学校任教。陈独秀死时，由我五叔公和父亲代理丧事，何之瑜主持丧仪。台湾名教授台静农和我国著名的外国文学翻译家曹靖华，抗战时都住在我家，父亲待他们如贵宾，把遛马岗新起的洋房子（今江津市商职校）让给他们住。北京大学的名教授魏建功，也住在白沙砖房我姑父家中。父亲和五叔公同样给予关照。他们颠沛流离，到了白沙才算定居。父亲和五叔公为他们的生活、写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父亲常对我们兄妹和侄辈们说，这些人都是中国了不起的人物，要不是打仗，请都请不上门，现在他们有难，理当帮助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