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时分，陈独秀与潘兰珍下得楼来，到院坝边的平房里吃饭。

邓仲纯邓季宣两家人，加上陈独秀一家，还有医院雇请的护士员工，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坐了满满三大张桌子。

邓仲纯对一对青年男女道：“仲先，稼先，快来见过你们的陈伯。”

邓仲先和邓稼先姐弟俩惊讶地对视了一眼，赶紧起身走到陈独秀跟前鞠了一躬，恭敬地：“陈伯好。”

陈独秀诧异地问：“你是……”

邓稼先叫道：“陈伯，我是稼先呐！你不认识我了么？”

邓稼先的父亲就是邓仲纯的哥哥，陈独秀的好友，北大著名教授邓以蛰。

陈独秀惊喜地叫起来：“稼先，哈哈，变了，变成大人了，连你陈伯也认不出来了！呃呃，你父亲怎样了，他现在过得可好？”

邓稼先摇了摇头：“爸爸……过得不好。”

仲纯也上前说道：“稼先这次可遭罪了，他仲先大姐这次把他从日本人占领下的北平带出来，绕道上海、香港、越南，从云南来到江津的。”

陈独秀感慨地：“以蛰的儿女都这么大了。当年，你们的爸爸从早稻田大学毕业，他和我还有苏曼殊三人从日本同船回国时，他也比你们大不了多少呢。”接着问道，“你刚才说你爸爸过得不好，怎么回事，他没从北平逃出来么？”

邓仲纯对两个孩子道：“坐下说吧， 陈伯虽是个大人物，可和你们爸爸是老朋友，你们俩在他面前不要这么拘束。”

陈独秀也说：“对，对，随便点，随便点好。以蛰从日本回来不久，又去了美国普度大学专攻哲学，我都许多年没见着他了。”

邓仲先说：“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南迁，组成了西南联大。日本人进城后，周作人当上了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兼北大校长，邀请爸爸出来执教，被爸爸称病拒绝了。”

陈独秀一惊：“以蛰还留在北平啊。”

邓仲先说：“爸爸因患肺病，未能随校南迁，日军进城那天早上，爸爸对我们说：‘孩子们，从今天早上起，你们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

邓以蛰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儿子，稼先在崇德学校上高二，民族自尊心非常强烈，他每天上学都要路过府右街日本宪兵队门前，中国人路过那里都要给日本哨兵鞠躬，稼先上学放学宁愿绕很远的路，也决不给日本人行礼。

一次，日本人召开祝捷大会，给每个学生发一面小太阳旗，稼先悄悄把太阳旗撕了，还在上面跺了两脚，不料被一个日伪警察看见，还告到了学校。校长是邓以蛰的好朋友，赶紧到邓家对邓以蛰说，稼先的学业很有前途，但思想激进，留在北平迟早会出事，必须尽快把他送走。这样，邓以蛰就痛下决心，让长女仲先带着稼先到江津来投奔二叔邓仲纯与四叔邓季宣，在大后方继续学业。

邓稼先说武汉陷落那天，日本人逼着北平的大学生中学生为皇军的胜利召开大会庆祝，会后还要上街游行，他一怒之下，就把太阳旗给撕了。

临离开北平前，爸爸叮嘱他说：“国家几十年来受尽日本人的欺侮，虽然原因多多，但最重要的就是因为科学太弱，今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象我这样，不要学文，只有科学发达了，国家才能强大起来。”

陈独秀说：“稼先小小年纪，国难当头仍不坠青云之志。好，好！中国的年轻人都要像稼先这样，国家就决不会亡。”

邓仲纯说：“稼先马上去国立九中接着念高三，毕业后再争取考上西南联大。现在大后方最好的大学，就是西南联大了。”

邓稼先一到江津即被邓季宣安排到高中三年级插班。他在这里认识了同班同学、许德珩的女儿许鹿希，此后与鹿希喜结良缘。

邓稼先语气坚定地说：“我一定努力，不辜负二叔四叔对我的期望！”

当年仅仅16岁的青年才俊邓稼先，一年后果真如愿考上了西南联大，由江津前往昆明继续求学。新中国成立后，参与组织和领导我国核武器的研究、设计工作，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开拓者，为发展中国的核科学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被誉为“两弹元勋”“中国原子弹之父”。

逢此战乱之际，陈家却人丁兴旺起来，松年的大女儿长玮刚满两岁，又添一女长屿。九中在与县城一江之隔的德感坝，松年周末才能回家，照顾产妇和婴儿的事，就落到了潘兰珍的身上。陈独秀有时见她忙不过来，也帮忙递递汤水，抱抱孩子。欧阳大师、高语罕、许德珩、潘赞化、何之瑜等一帮故旧学生经常到延年医院与陈独秀喝茶摆龙门阵，见到陈独秀抱着小孙女，脸上流露出的那一份他们过去难得一见的慈爱亲情，想不到昔日向孔孟宣战，锐气凌厉的斗士雄杰，竟也有如此的温柔细腻，儿女情长，不禁感慨万端。

当然，生活也并非无风无浪。潘兰珍对陈独秀百依百顺，关怀备至，可谓贤妻。而在松年眼中，却并非良母。从年龄上讲，他这儿子比后母还大出两岁，从感情上讲，到江津之前他们也不过见过两三次面而已。而且，潘兰珍时常因不堪家务之累而与松年发生不快。松年性子平和绵软，可他的妻子窦珩光却不让人，婆媳俩口角之争是经常的事。有一次潘兰珍甚至当着从重庆给陈独秀送来平价米的许德珩的面与儿媳争吵，弄得一辈子极要面子的陈独秀十分尴尬。

此时的陈独秀，由于笔者在前面已分析到的原因，经济上也日见窘迫。虽然他的进项不少，可即便如此，面对一日三涨的物价，陈独秀也时感阮襄羞涩，英雄气短了。

而他一大家子老老少少七口人与仲纯、季宣两家人在一口锅里吃饭，经济上主要又由邓仲纯、邓季宣两兄弟承担，寄人篱下的日子一久，邓太太脸上便时时露出颜色来了。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话偶尔背着丈夫也吐出几句，让陈独秀、潘兰珍深感苦恼，气愤，碍着邓仲纯的面子，又不便发作。

忍气吞声地捱到这年夏天，终于在一场公开的冲突之后，陈独秀与潘兰珍被逐出了“延年医院”。

这场风波的起因，却是邓季宣六岁的小儿子引起的。而邓季宣本人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波更是记忆犹新。江津县志办保存的一份邓季宣留下的《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未刊稿）中写道：

陈独秀到江津后，就把小儿子松年送到江津县城对岸的德感坝国立九中总务处潘赞化那里，由潘给他在总务处安排一名最低级的职员。

我那时也在九中任教。我和二哥考虑到陈家和我们邓家是世交，此时又都流亡在江津，目睹已算是到了穷途末路山穷水尽的陈独秀，觉得应该帮助他一下，所以我们就主动邀请陈家搬到延年医院同住，也依靠我们兄弟二人生活，同在一口锅里吃饭。

那时，陈独秀已经满60岁了，可他的新夫人潘兰珍才二十几岁，我们都比她大很多，不好称她陈太太，就叫她小潘。

我和松年平常都在德感坝，只有星期六才过江回到江津城里。我的一家子对陈家还算过得去，只是我那位二嫂对这一对老夫少妻万般厌恶，经常恶言恶语地给他们夫妇难堪。偏偏我二哥惧内又是出了名的，不敢出面制止。

民国二十八年夏天，气候炎热，陈独秀也学着当地人的样，上身啥也不穿，下身只穿条裤衩。几家人挤住在一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像当初在汉口难民所里一样，确实不大方便。

有一天，我那平常就很顽皮的六岁小儿子，看到陈独秀秃着脑袋，打着赤膊，觉得好玩，就跑到陈独秀背后去拉下裤衩摸他的屁股。

这样一来，陈独秀大冒其火，责怪我们邓家的小孩没有教养。

我不在家，二哥又在前面给人看病，我二嫂原本心里就有气，此时一听‘没教养’几个字，马上火冒万丈指着陈独秀的鼻子喝骂道：‘你说别人没有教养，你还是先看看你自己吧！60岁的老头子骗娶人家年轻轻的大姑娘做老婆，你这算什么教养？大热的天几家人挤住在一起，男男女女一大屋人，你一个老东西赤身露体地在中间走来走去，你这又是什么教养？’”

陈独秀让邓太太这一顿急风暴雨般的斥骂镇得来目瞪口呆！他这一生中虽然历经大起大落出生入死，可哪曾受过这般侮辱？而施他以侮辱的，恰恰又是忠厚懦弱的仲纯老弟的妻子！

陈独秀心里非常清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扫地出门的事，迟早会发生的，而今天只不过是让她逮着个借口罢了。

“噫，邓太太，这种无情无义的话你也有脸说出来呀，你别忘记了，当初你男人是怎样到郭家公馆来求我们，我们才搬过来的。要不是给你男人面子，我们才不愿上你家来看你这张包公脸，吃这碗受气饭呢！”

陈独秀怒极无辞，潘兰珍则已挺身而出，高声武气地和邓太太干了起来。

邓仲纯闻声急忙扔下病人，飞步跑进后院，厉声招呼老婆住口。

可邓太太哪肯罢休，捶胸顿足地哭嚎起来：“气死我啦！气死我啦！他们白吃我的饭，白住我的屋，反倒骑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啊啊啊啊，他们今天不滚出去，我就不活了！我马上去投河、上吊！”

陈独秀铁青着老脸，瞪着歇斯底里的邓太太，眼中倏然滚出两滴老泪，怆然道：“不要与她一般见识，兰珍，我们走！”说罢，气急败坏地推搡着潘兰珍往楼上而去。

邓仲纯扔下老婆不管，也跟着上楼。

“先生，怪我，是我不好，管不住自己的老婆，你骂我怨我都行，求求你不要走！”

陈独秀双手抓住仲纯的肩膀使劲摇了摇，悲声道：“仲纯……仲纯，好兄弟，我……我心里清楚，我不怪你。”

这一次，陈独秀去意已定，无论仲纯怎样赔礼道歉，磕头作揖，他也心硬如铁，决不动摇了。一怒之下，陈独秀带着一家老小，当夜便住进了北固门街口邹智和开的“智合茶楼”里。

于此期间，从陈独秀给应聘到綦江教书的沈尹默的一首诗中，可以看出他政治上的失意与生活上的困窘。

诗云：

湖上诗人旧酒徒，十年匹马走燕民；

于今老病干戈日，恨不逢君尽一壶。

村居为爱溪山尽，卧枕残书闻杜鹃；

绝学未随明社屋，不辞选儒事丹铅。

哀乐渐平诗兴减，西来病骨日支离；

小诗聊写胸中意，垂老文章气益卑。

论诗气韵推天宝，无那心情属晚唐；

百艺穷通谐世变，非因才力薄苏黄。

陈独秀急欲租屋另居，彻底结束这种令他不堪羞辱的寄人篱下的生活。可此时的江津，要租上几间屋子，又谈何容易？因国军连遭败绩，各地的逃难者，此时正像狂潮一样涌入四川，涌到重庆。重庆近郊的巴县、江北、江津、綦江等地也都人满为患。加之日机对重庆市区频繁大轰炸，城里人拼命往城外跑，不少机关、法团、工厂、学校也争先恐后地往郊区、乡下转移。郊区、乡下哪有这么多现成房屋供他们居住。下来的人，就以较少的钱，在地方政府划出来的城郊空地上，搭盖起临时性的“国难房子”来居住。

这种“国难房子”，是用竹片夹着，黄泥涂抹权当墙壁的屋子，楠竹做梁柱，用篾条扎紧，再用谷草和芭茅铺盖屋顶，七歪八倒，在山坡河滩撑立起来，就是避难的居所了。连当时携家带口来到江津的著名教授卢前、曹靖华以及迟一点到来的朱光潜，也都住在这样的屋子里。

潘兰珍整天外出奔波租屋，却总是无功而返。她终于沉不住气了，与陈独秀商量，是否给白沙的邓蟾秋去封信，请他帮忙解决。

陈独秀当即拒绝：“这副样子去找他，我这张老脸往哪里放？不行，伯夷叔齐宁愿饿死首阳山，尚不食嗟来之食。我堂堂一个陈独秀，难道还不如两位古人！”

话说起来容易，可正如川人讲的，“火舌子落到脚背上，烫起来还是痛得恼火”。

这智合茶楼，也的确不是居家过日子的地方。既是茶楼，又做栈房，楼下门口处还垒着一眼老虎灶，专门卖开水，那呛人的煤烟片刻不断地飘上来，充斥在一间间鸽子笼般逼仄的房间中，经久不散，弄得陈独秀整日咳喘个不停。白天没有片刻的安静，到了晚间，则更是度日如年，楼下大茶堂晚间是生意的高峰期，茶客涌动，人语声喧，小贩穿梭其间，高声叫卖，而且还有打扬琴、唱渔鼓和说评书的艺人坐堂卖艺，直到午夜后才能清静下来。

待到星期六傍晚时分，仲纯、季宣兄弟和松年到茶楼里来了。仲纯兄弟，自然是前来赔罪，言辞恳切，确是真心实意。倔强的陈独秀，虽为他兄弟俩的真诚所感动，但一想到邓夫人的刻薄寡情，仍心有余愤，无论邓氏兄弟如何动之以情，他已下定决心，再不回去受三遍罪，遭三道辱了。

松年见妻子儿女跟着父亲在这破破烂烂人声嘈杂的下等栈房里吃苦受罪，心中早已不忍，也劝道：“爹，事情都过去两天了，还是消消气，回去住吧！二叔三叔都说过二婶了。二婶那个人，刀子嘴豆腐心，你和她相处了那么些年，是知道的。不管怎么说，即便二婶做得不对，二叔三叔还是对得起你老人家的嘛。”

邓季宣也道：“嫂子不仁，我弟兄还是有义的，仲甫，就看在我和二哥的份上，再原谅我二嫂一回吧。”

陈独秀思前想后，终于作出让步，缓缓地，然而又是不容商量地说道：“你弟兄二人的古道热肠，我是深铭心底的。倘若我再回去，日后实有诸多不便，也恐再弄得仲纯夫妻失和。我看，松年一家就暂且搬回去住，我与兰珍，还是租屋另住的好。”

众人再三苦劝，终是无效，无奈，只好带上松年妻小怏怏离去。

那一夜暴雨骤至，银蛇乱舞，霹雳惊天，小小客栈，犹如汪洋之中一只摇摇****已快沉没的破船。因避免遭雷击，西门外的大明电厂提前拉了闸，满城一片黑暗。陈独秀靠在床头，无法入睡，楼下传来的渔鼓词苍凉瘦硬，声声入耳，字字挠心。

陈独秀蓦地起床点亮蜡烛，从藤箱里抓出一本线装书，翻开书页，大声吟诵起来：“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凄风苦雨带怨长。雄城壮，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此段唱词系袁世凯二公子袁克文所撰——作者注）念着念着，禁不住悲从中来，两行热泪，顺着脸颊，凄然流淌而下。

突然，身后传来了嘤嘤的抽泣声。陈独秀蓦然回首，看见潘兰珍独坐床头，正拥被而泣。

“兰珍！”

“先生，你为何就为了争一口气，数次三番和自己过不去呀？”年轻的妻子扬起一双泪水迷蒙的眼睛，悲伤地问道。

陈独秀赶紧上前，双手将她的头抚在胸前，激动得难以自持，却找不到话来安慰，仅一个劲地呢喃道：“兰珍，你跟着我受苦了……受苦了……”

“先生，我是个平凡人，我能吃苦……可是，我不忍心看见你这样的大人物,也吃这样的苦，受这样的羞辱啊！”

还有句话，在潘兰珍的心中翻腾得厉害，却终未出口。“先生，你高官不做，如今受困江津倍遭凌辱，难道你就不为你当初的选择后悔吗？”

雨住了，屋檐滴水，“哒哒”的响……

数日过去，租房之事依然没有着落，连邓仲纯也在托人帮忙了。

自母丧后，陈独秀便辍笔未写一字，此时，想写几篇文章也静不下心来。百无聊赖加上栈房里日夜吵闹，不得安宁，陈独秀每日上午在“家”里整理一下研究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资料。下午，则与潘兰珍到支那内学院，与欧阳竞无、高语罕、七十多岁的老进士苏鸿怡聊聊天。潘兰珍则与三人的太太凑在一起，搓搓麻将，也算是多少寻得了一些乐趣。

不料，却接到郑学稼的来信，催他速将《实庵自传》续写完，由他拿去设法出版。关于自传，他在给郑学稼的信中曾提到过，没想会引起如此重视。

看来，这篇文章倒是不能不写了。

他最初动笔写《实庵自传》还是在金陵狱中，刚写了两章，在《宇宙风》发出后，反响极大，却因日机轰炸，无法再写下去。而现在客居江津，阮襄羞涩之际，恰逢郑学稼又函约他将《实庵自传》续写下去，这对陈独秀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了。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陈独秀几番提笔而终未成文，不禁有文思枯竭之感，甚至连文采也自觉黯然失色了。作为避难之地，江津虽比重庆平静，少惊扰，但远离中枢之地，信息也深感闭塞，与经常前来探望他的许德珩、台静农、卢前等人交谈，也使他频生孤陋寡闻之感，觉得自己真是大大地落后于时代了。

此时，日机对重庆的轰炸日甚一日，即使走不了的城里人，也纷纷把家眷撤往了乡间。台静农、许德珩在邓氏叔侄的帮助下，都在白沙找到了房子，把家眷安顿在那里。往来重庆、白沙期间，有时船泊江津，也就趁便上岸来看看老师。

卢前乃金陵大学名教授，是吴梅的大弟子，散曲、套曲写得极好，而且善歌能饮，此时也把家眷送到了江津。他和台静农，作为沦陷区逃出来的名教授，均被安置在中央编译馆领一份微薄的干薪，也各自再去重庆的大学里兼点儿课。

陈独秀曾《实庵自传》前两章的原稿上写有一段跋：“此稿写于1937年7月16日至25日中，时居南京第一监狱。敌机日夜轰炸，写此遣闷。”

自传前两章由《宇宙风》首发，陈独秀出狱后，即将两章交由汪孟邹，在亚东图书馆里出了本小册子。在那本小书里，他仅仅写了他17岁前的一段歪歪扭扭的人生足迹。而在此后的四十多年里，他经历了多少大风大浪，霜刀雪剑？誉他者把他捧上了天，毁他者毫不留情地将他踏入了地；既有壮丽无比的辉煌，也饱尝了不堪言及的耻辱。如今，他已是个行将就木的垂垂老翁。可毕竟，老翁也是从一个天真稚嫩的孩童一步步走过来的呀！

他激动了，他感到全身似乎重新澎湃着青春的热血，枯老的胸腔里，跳动着的是一颗纯洁无邪的孩童之心……

陈独秀还记得1920年年底，他应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之邀，前往广州出任省政府教育委员长。陈炯明是清末秀才，留日时与自己过从甚密。接到邀请后他给陈炯明回了一信，提出他出任广东教育委员长的三个条件：“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以广东全省年收入十分之一拨作教育经费；以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作统一趋势。”陈炯明当即回信表示：“保证以全省年收入十分之一以上为教育经费，无论如何，决不短缺。”

12月16日晚，他动身去广州，启程之前，他请李汉俊代理上海共产党小组书记一职，把《新青年》则委托给陈望道主持。

他到广州后，陈炯明、汪精卫为他设宴接风，视其为贵宾。可万万没有料到不足三月，他便成为广州保守势力千夫所措、合力驱逐的“邪恶象征”。

事情的起因，是他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广东女界联合会的演讲。他说，中国的家庭，家姑压迫媳妇，小姑压迫嫂嫂等事情非常之多。女子在未婚时服从父母，既婚之后，服从丈夫，丈夫死后，还要服从所生的孩子，都是不正当的人生。他的演说如天花乱坠，片片喷香。满堂听众忘了对他迟到的怨气，此时都睁大眼睛，一个个听得入了神。

猛烈的攻击也随之而来。3月8日政学会机关报上海《中华新报》载文：陈独秀“开章明义即言废德仇孝，每天各校演说，必极力发挥万恶孝为首、百善**为先之旨趣，青年弟子多具有好奇摹效之性，一闻此说，莫不倾耳谛听，模仿实行……凡社会上嚣张浮浪之徒无不乐闻其说，谓父子为路人，谓奸合为天性！闻现时广州各校学生多因仿效此等风气家长父兄甚为惶恐，饬令子弟退学者络绎不绝。”

广东高等师范守旧派欢呼雀跃：“我们要把陈独秀赶出广东！”他们给省长陈炯明呈文道：“陈独秀为人，其道德学问已为职教员工等所熟知，若任令操纵广东教育之权，广东教育前途，必不堪问。如不收回成命，必全体辞职！”

一日，陈炯明在宴会上问他：“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其事吗？”陈炯明问话的声音很低，不像是在说笑话。

陈独秀一听，也收敛起笑容大声说：“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是一个从小就没有父亲的孩子。”

他还记得1897年7月，自己与庆元前往南京参加盛大的江南乡试的情景。

当时，有一件事留给陈独秀的印象最深，考头场时，天气炽烈似火，生员待在狭小逼仄的考棚里挥汗如雨。一位徐州来的大胖子，将大辫儿盘在头顶上，全身脱得一丝不挂，脚趿一双布鞋，双手捧着试卷，在热气蒸腾的长巷中走来走去，上下两个脑袋摇晃着，长声吆吆地念他的得意文章，念到自觉精彩之处，神采飞扬，用力一拍大腿，震得“小脑袋”一阵乱颤，跷起大拇指连声狂叫：“好，好，今科必中，今科必中！”

陈独秀在自传的结尾中写道：“这位‘今科必中’的先生，使我看呆了一两个钟头。在这一两个钟头当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又因此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的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啊！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我此次乡试，本来很勉强，不料其结果却我于意外有意！”

前次在南京监狱中，他写到此处便止住了，然而这才仅仅是他拟写的《实庵自传》的一个小小的开头。接下来的40多年的风风雨雨，奔来眼底，更值得他写一本厚厚的大书了。而此时他思前想后，却处于了踌躇两难之中，欲罢不忍。写，则必然会给他招致更大的麻烦，抑或是一场灾难。当然，他并不惧怕任何后果，曾经沧海难为水，还有什么样的打击，他不能忍受？他唯一担心的是兰珍，他现在还得对可怜的兰珍负责。他已经带给她太多的苦难，倘若再因他这篇文章又起战火，将她最后的一点安全感也残忍地夺去，他也实在是于心不忍了。

更何况，他倘若如实写来，重庆能出么？延安能出么？国共两党，皆视他为不合时宜的异物呀！要是能回避开政治，那倒是一大幸事，可他陈独秀全身每一个毛孔都是政治，又怎能回避得了？

过了些天，陈独秀复函郑学稼：“弟之《自传》，真不能写，也决不能写，但写也不能出版，如之奈何？”

陈独秀在邹之银栈房里一困半月，最后，仍是邓仲纯出面，在与“延年医院”相距不足一百米的大西门租到了两间临街的民房。而且，仲纯还替他们预交了三月的房租。

虽说是战乱时期，旧历年的气氛毕竟不同于平日。最明显的，便是江津城中大十字、小十字一段最热闹地段两侧几乎所有的店铺门前，都贴上了红纸春联。

欧阳大师忙了起来，街上到处都是他的手迹。陈独秀写的春联也不少，但他无非是以此来报答一下那些对他时有馈赠的新朋旧友罢了。而这些新朋旧友大都知道他那“无功不受禄”的脾气，平时接济他时，都故意请他写字破石，到了这年节上，便更有充分的理由登门“求”他了。

对这一切，陈独秀自然胸中有数。不过，他那苍老沉雄独成一家的书法，也大受江津人的赞赏喜爱。居然还有识货的“斯文贼”偷揭呢。陈独秀贴在自家破门枋上的一幅“乾坤万里眼，天地一家春”，未过一夜，居然就不翼而飞了。

节前的一个早上，陈独秀起得迟了一些，潘兰珍把热水给他端来，让他洗了脸，再把煨在锅里的烫饭给他端上桌，然后提着几只风鸡跨出门槛，将风鸡悬挂在屋檐下晒衣裳的竹竿上。竹杆上本已挂了不少熏肉、腊肉。潘兰珍又学着江津人将红萝卜、白萝卜切成连格花挂起来风干，屋檐下琳琅满目，更增加了过年的浓厚气氛。

陈独秀刚吃过早饭，松年牵着长玮、妻子抱着长屿来看望爷爷奶奶了。这已成惯例了，自离开延年医院后，松年每个星期天皆会如此。这让陈独秀颇感欣慰。但也时感惊讶，他眼下怎么也会产生如此强烈的隔代之恋了？做父亲时，他因全身心地投入革命工作，没有工夫也没有心情去关心爱护自己的儿女们，如今做了爷爷，他却对含饴弄孙之乐有了强烈的渴望。松年能善解人意地满足了他的这种渴望，他从心底里感激松年，并因此而对松年产生了一种内疚的感情。

长玮已经懂事了，进门便向爷爷鞠躬，问爷爷好。刚转脸叫一声“二奶奶”，潘兰珍却视而不见，起身进屋去了。

陈独秀煞是不快，却也无奈。兰珍前几日和松年媳妇窦珩光为件小事口角了几句，她心里也的气至今也还没散呢。

窦珩光也是个传统型的贤妻良母，相夫教子，整日操劳，为了多增加点收入，她还去小学里做过代课教师。但对与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婆婆潘兰珍，她和邓二婶一样，也有不佳的看法，所以婆媳俩处得不是很融洽。

松年当然也注意到了，但是，他是个性格谦和明白事理的人，从不会把他的不满溢于言表。

陈松年第一次看见潘兰珍是在南京模范监狱，当他前去探监时才知道父亲身边又有了这么个年龄比自己还小的女子。当时，他从感情上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他把愤懑之情，转移到了父亲的身上。而第二次见面，则是出于无奈，眼看安庆即将落入日军之手，他只有带着他的祖母、妻子与长玮辗转奔波到武汉投奔父亲。

自出狱以后，陈独秀与潘兰珍起居公开，朋友们都把潘兰珍当作了陈独秀的爱人。因高晓岚、高君曼均已去世，陈松年一家人也都只好默认了这个事实婚姻。

松年一家赶到武昌双柏庙街时，父亲不在家，潘兰珍亲切地接待了他们。

松年鼓足勇气，不自然地叫了她一声“二妈”。

陈独秀回到家里，见到嗣母儿子孙女，也高兴万分。一家人相逢于乱世，除了欢乐，也有悲切。

松年称潘兰珍为“二妈”，此后又叫女儿尊她为“二奶奶”，委实是因为他仍然从感情上把高君曼当作他的二姨妈，而非继母之故。

随着延年、乔年的相继牺牲，筱秀病故，松年是陈独秀第一次婚姻留下的最后一枚果实了。

1920年1月下旬，陈独秀受湖北学生联合会的邀请，去汉口讲学。出门那天，他戴上毡帽，用围巾遮住嘴巴，手提小旅行箱，见门口无人，匆匆叫了一辆人力车，向火车站奔去。此行他决定经上海转道武汉。

就在列车向着上海奔驰的时候，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与邓季宣等人一起登上了一艘海轮，从吴淞口开出，经香港、海防、西贡、新加坡、科伦坡、吉布提、苏伊士运河、塞德港向马赛驰去，开始了漫长的赴法勤工俭学生活。

几年后，陈独秀在北京出狱来到上海，暂住于汪孟邹家中。潘赞化听说陈独秀到了上海，赶忙来见。几句问候话说过，潘赞化就提到了此时已经从法国归来的延年、乔年兄弟。

陈独秀问：“延年、乔年知道我在北京被抓的事了吗？”

潘赞化犹豫了一下，鼓足勇气说：“仲甫，我实在不明白，你们父子之间的感情是怎么调理的？”

陈独秀蓦地盯着潘赞化，隐隐发怒地问：“怎么？莫非这两个杂种希望我死在军阀手里？”

潘赞化坦言道：“意思差不多，只不过话并没有这样明白地说出口罢了。延年认为，你要真是和北洋军阀作斗争牺牲了，倒是件很光荣的事情。”

潘赞化直率的话语深深地刺到了陈独秀的痛处，他神情木然，默默地坐了一会，才叹息了一声说：“我的确算不上一个好父亲，我的事太多了，顾不上管他们。”

潘赞化继续说道：“一天晚上，我上法租界去上课，在街上遇到了延年、乔年，他们穿的衣服很少，也很破料，像叫花子一样。兄弟俩的脾气和你一样，犟得很，我给他们钱他们不要，我叫他俩上我家拿件衣服，他们也坚决不去。延年、乔年去法国勤工俭学，自闯前途，你该满意了吧？”

陈独秀听得出，潘赞化的话里分明带有一点埋怨的意思。

“我在他们那么大时，不也闯关东了么？”陈独秀看了一眼潘赞化说。

潘赞化道：“延年、乔年出国，吴稚晖从中帮了大忙的。”说到这里，潘赞化也生气了，提高声音说，“你说你当年也曾小小年纪闯关东，你能和他们比么？你可是随做官的老爹一道去关东享福的。”

的确，作为父亲，陈独秀对儿女们尽到了什么责任呢？没有。已经离开人世的延年、乔年、筱秀从未得到过他半点关爱，以至于儿女们至死也对他不能原谅。这同时也成为他难以言说的终身遗恨。而他留给唯一活着的儿子松年的，同样是除了灾难与惊骇，便是无尽的孤独与悲怜……

松年比两个哥哥小十来岁，当他诞生时，父亲已经与姨妈生活在一起。陈独秀即便回到安庆担任省政府秘书长期间，也很少再回陈家大洋房子，也从不给家里写信、寄钱。在松年幼时的记忆里，只知道父亲“陈仲甫”在家里是个受到众口谴责的人物，他丢下自己的妻子儿女，居然和妻子的妹妹私奔。再后来，他听家里人说父亲去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当教授。

松年的母亲长父亲三岁，因自幼受继母虐待，虽是出身将门之女却目不识丁。她身材修长，面目清秀，一双小脚，总是穿着老蓝布做成的长长的大褂子，宽大的裤脚管，用细绳子扎得紧紧的，很少穿颜色鲜艳的衣服。她自从嫁到陈家，就再也没有回过娘家。她除了1927年去汉口探望患重病的儿子乔年，从没有出过陈家的大门。母亲是一位普通的旧式妇女，没有文化，但很有教养，善良温和，孝敬公婆。母亲逝世时，父亲没有回家，倒是姨妈高君曼不顾族人的风言风语，从南京赶回来给姐姐送葬。

安葬母亲后，奶奶气不过，叫松年前往上海去找汪孟邹伯伯，一定要见到父亲。

那一次去，他总算在一条狭窄弄堂里的一幢石库门房里和父亲见了自己出世以来的第一面。后来他才知道，那时的父亲已经被共产党打入了冷宫，形单影孤，心灰意冷。那样的见面，自然不能化解和消除他对父亲的怨恨之气。

后来，也就是陈松年22岁那年，从报上知道父亲被关进了南京模范监狱，奶奶让他带着媳妇珩光赶去探监，才又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

松年经历了一个封建官僚须大家庭从鼎盛到衰微，从衰微到贫穷的全过程。这其中几多苦难，几多惊骇，几多愤懑和心酸，他感觉得最深切。直到抗战爆发，眼看安庆已经不保，不得已才将家具运往乡门亲戚家中，撇下空空如也的祖宅大洋房子，随后赴武汉，上重庆，转江津。

随着松年思想的成熟，以及对父亲愈加深入的了解，他的感情发生了奇怪的变化，过去，父亲在中国社会中驰骋风云，如日中天时，他对他并无敬重感、亲近感，而当父亲已经陷入了政治上失意，生活上穷困潦倒的地步后，相反，他却对父亲产生了出自内心的敬重。

因为，此时的陈松年已经知道父亲在中国历史上曾产生过的重大的作用。何况他太清楚不过，对父亲来说，只要点点他那颗高傲的头，高官厚禄、洋房小车便唾手可得。可父亲却偏偏为了气节，选择了贫穷。

当然，从感情上讲，松年与他的两位哥哥延年、乔年一样，并不热爱父亲。但是，他们却无法排遣对父亲的敬重之情。

能够证明陈独秀与儿女们感情极其淡薄的还有他和高君曼所生的女儿陈子美。陈独秀到江津后，陈子美就在半日之程的重庆城一边当护士一边深造妇科，但是，她却从来没有到江津来看过一眼他的亲生父亲。

陈子美原本是想到江津看父亲的，但因她当初带着在南京银行供职的新婚丈夫张国祥到老虎桥监狱看望父亲，没想父亲对初次见面的张国祥很反感，反对她和张国祥的婚事，当着张国祥的面就厉声大骂子美，气得张国祥扭头就走，陈子美则与父亲大吵了一架。

后来的事实证明陈独秀也的确没有看走眼，陈子美比张国祥大十来岁，结婚几年后，她才知道张国祥在老家有老婆儿女，两人大干了一场。最终，陈子美考虑到已经有儿有女了，也就承认了自己姨太太的身份，但却给他俩的感情埋下了隐患。

抗战爆发后，陈子美和张国祥先到贵阳，后到重庆。陈子美得知父亲此时在江津避难，准备前去江津看看父亲，可张国祥坚决反对。

抗战胜利后，感情生活上饱受折磨的陈子美最终和张国祥分道扬镳。张国祥拒绝承担五个儿女的生活费，陈子美一个弱女子哪里养得起这么多嘴巴，无奈把最小的女儿张树范送给了在贵阳医学院读书时的同班同学杨慧伦。

解放后，陈子美辗转南京、上海，最后她又在上海和李照焕组织了新的家庭。1956年随丈夫迁到了广州。全国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陈独秀都是一个令人恐怖万分的名字，谁沾上谁就大祸临头，子美从来不敢告诉孩子们他们的外公是陈独秀。但是，“文革”期间仍然整得她夫离子散，九死一生。

一天深夜，陈子美从变相拘禁她的学习班逃出来，用最后的积蓄183元钱买通了一个渔民，在珠江口用一只汽车轮胎，抱着死中求生的念头，漂洋过海偷渡到了香港。

陈子美始而在香港医院里当护士，继而辗转加拿大，最后定居美国纽约。

2004年4～5月间，海内外许多华文报纸登出这样一条消息。

陈独秀之女陈子美在纽约凄凉离开人世

陈独秀之女陈子美今年4月14日在纽约去世，终年93岁。由于一直没有家人前往料理后事，所以延至5月26日才在纽约下葬。

陈子美凄凉的晚景近日被多家当地中英文媒体报道。报道说，晚年的陈子美一个人住在纽约皇后区艾姆赫斯特一幢合作公寓里，曾因无力缴付公寓维护费而一度面临被逐出公寓的窘境。已成为基督教徒的陈子美近年来一周七天由社区护士照料起居生活。今年四月初，身体欠佳的陈子美转入老人护理中心，由中心全天候护理，不久又转入皇后区圣约翰医院。直到最后在该医院去世时，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

邻居说陈子美从来不曾谈及她的父亲、丈夫，只是听说她的父亲是位老教授……

这样的消息肯定不会激起中国人心灵上的任何一丝涟漪，可在重庆市綦江县的文龙乡却有一名农村老太婆号啕大哭，她率领满门子孙，秉烛焚香，向着西方跪拜不止。

这位老太婆，就是陈子美的小女儿张树范，当初母亲把她送给杨慧伦时她才刚满三岁，现在，她已经是一个年过古稀、老态龙钟的老太婆了。

抗战进入第三个年头，前线的形势是愈发地不妙了。重庆来的朋友，给陈独秀带来的大抵都是令人揪心的消息。

而且，日机对重庆的轰炸也加剧了。过去是十天半月来上一次，而眼下几乎是天天数次袭扰。如今连远在市郊的江津县城，也安起了警报器，城中最高的古建筑魁星楼顶上还挂上了气球，警报“呜呜”一响，气球一上天，老百姓就得成群结队地往城外跑。

一段时间后，日本人的飞机没见着一架，几次演习后，倒把全城老百姓搞得人心惶惶。时间一久，大家也就烦了，听到警报响，看着气球上了天，大家也只当又是演习，仍待在家里不动。

你动，它不来，你不动，鬼子的飞机偏偏就真的来了。而且一来就是好几架，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天上蹿来蹿去……

这一天，恰好何之瑜过江来看望陈独秀，刚要跨进门槛,警报声突然尖厉地吼叫起来，高高的魁星楼上，也飘起了一串红色的气球。

满街行人顿时大乱……

何之瑜大骇，赶紧仰头观天，只见白云悠悠，天蓝如洗，并无敌机的踪影，只有一串红气球在空中飘**。

何之瑜冲向门里大喊:“老师，飞机来啦！飞机来丢炸弹啦！”

警报声惊天动地，犹似鬼哭狼嚎般响彻天地。

江津人这一次可认了真，吓得一窝蜂往城外的武城山上跑，却终不见一颗炸弹落下来。

潘兰珍奔到门外往天上看了看，回头大叫：“老先生，魁星楼上的红气球都上天啦！快上山躲一躲。”

陈独秀喊道：“你们俩别害怕，日机加剧了对重庆市区的轰炸，三天两头飞到重庆上空丢炸弹。你看看，他们对重庆炸了这么久，哪一次来江津丢过炸弹？”

挨日本人的飞机炸，对陈独秀来说，这倒不是第一次。早在南京坐牢时，他就已经多次领教过。不过，日本飞机的炸弹对他来说，倒并不完全是坏事。要不是抗战爆发，他现在肯定还得在南京监狱里服刑呢！

何之瑜急得嚷：“满街的人都一窝蜂往南安门外武城山上跑，没准这次真的就来了。”

陈独秀说：“每次老百姓一听警报响，一见红气球上天，就成群结队往武城山上的槐树林子里跑，到头来哪一次不都是自己吓自己。我看这次和过去一样，又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罢了。要跑你们跑，我可不愿去流一身臭汗。”

何之瑜重新坐了下来：“我把你扔下自个儿跑了，老师真要有个三长两短，那还得了！老师不跑，学生也只能留下来陪着你。”

潘兰珍站在大街上仰头看天，天上突然传来犹似打雷般的暴响声，好些架飞机相互开炮。炸开的弹头，在空中绽出朵朵烟团。

何之瑜和陈独秀听见空中暴响，也赶紧跑出门来仰头观天。

何之瑜兴奋地大吼：“是我们的飞机，是我们的飞机在和日本飞机打仗！有十多架呢。”

潘兰珍尖声喊道：“你们怎么还在街沿上看天上打仗啊？满城人都跑光了，我们也快往山上林子里跑啊！”

何之瑜说：“老师，得躲一躲，等到炸弹落到头上，我们可全都没命了！”

陈独秀也害怕了：“是得躲躲，是得躲躲。”

何之瑜架住陈独秀的一只手臂：“快，快，跟着大伙儿往武城山上跑。”

三人裹进人潮，向着南安门奔而去。

陈独秀由何之瑜搀扶着，随潮水般的人群涌出南安门城门洞子，向武城山上落荒而去。

到得半坡，陈独秀累得气喘吁吁双腿发软，直喘大气：“我不行了……我跑不动了！”

何之瑜：“就在这儿歇歇吧。”

陈独秀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不少人到了野外山坡上也都不跑了，仰起脑袋看天上的飞机打仗。

陈独秀也瞪大眼睛往天上瞧，但目力不济，老花眼镜上又蒙上了一层汗气，啥也看不真切。他赶紧取下眼镜，撩起长衫下摆擦了擦镜面，再戴上看时，只见天上腾起一股浓烟，一架飞机拖着长长的烟带，向长江下游方向栽下去了。

“嗨，打落了！打落了！”有人高兴得狂吼。

有人却恶声恶气地骂：“你吼个卵！没看见上面的青天白日徽么？那是我们的飞机被日本飞机打下去了！”

不一会儿，更多粗细不一的嗓门一齐吼了起来：“打中啦！打中啦！这回是日本飞机，有‘红疤疤’的飞机栽下去了！”

江津老百姓目睹日机轰炸自己的家园

紧跟着不远的地方传来一声巨响，连武城山也仿佛颤抖了一下。

老百姓一片声吼：“跑了，日本飞机被打跑了！”

紧跟着，又有两架飞机拖着黑烟载了下去。

随着滚雷般的轰鸣声消逝在天边，天地间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空战也就是一时片刻的事儿，随着那滚雷般的轰鸣声消逝在天边，天地间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从紧张、恐惧中突然解脱出来的陈独秀，方感觉到疲乏难支，颓然仰躺在半山坡的草地上。

山脚下，一道黑黝黝的古老城墙环绕着一大坝麟麟黑瓦。无数道粗粗细细的人流，正向城中涌去。

在此之前，陈独秀已从重庆来的朋友口中知道苏联空军志愿队已经飞到了重庆，白市驿、珊瑚坝、九龙坡机场都有他们的飞机。陈独秀对苏联印象恶劣，认为斯大林态度变幻莫测，令人迷惘；欧洲各国均暮楚朝秦，翻云覆雨，而尤以苏联为甚。1939年8月即“二战”前夕，苏联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1941年4月，苏联又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而此时英、法等国已对德宣战，此种只顾本国利益而不管他国安危的恶劣行径，自然受到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同声谴责；对正与日本人浴血奋战的中华民族来说，更是一种公开的背叛，国内反苏之声，顿时高涨。连久不动笔地陈独秀也忍不住撰文予以声讨。

但无论陈独秀对苏联为争取稍长一点的战争准备时间不惜自毁形象的举动怎样的不理解，也不论陈独秀对斯大林何其厌，对于苏取人民暗中帮助中国抗战这一点，倒是十分感激的。特别是他亲自“耳闻”了发生在江津上空的这一场短暂而激烈的空战以后。

何之瑜松了口气，对陈独秀潘兰珍说：“还好，没往江津城里丢几颗炸弹。”

陈独秀说：“这不是轰炸机，是日本的零式战斗机，可能是为前去炸重庆的轰炸机护航的，被我们的飞机撵到这里来了。”

陈独秀与何之瑜、潘兰珍回到了家中。

潘兰珍掏出钥匙开门。

突然，街口传来了一阵“堂堂”的锣声，紧跟着响起一串兴奋的喊叫：“县政府通知，日本飞机被我们的空军打下来了，被打死的日本鬼子和日本飞机已经抬到了东门外大操场上暴尸示众，大家快去看啊！”

刚刚回到家里的大人娃儿遍街奔走相告：“快去看快去看，日本飞机和摔死的日本鬼子兵弄进城了！”

滚滚人潮，又向着东门外涌去。

陈独秀说：“兰珍，听见了么？日本人的尸体和飞机都摆在东门大操场上暴尸示众了！”

潘兰珍嚷道：“那还磨蹭什么呀，我们快去看看呐！”

东门外大操场成了狂欢的世界。到处一片锣鼓声，鞭炮炸得来硝烟弥漫。

江津中学与江津女中的学生也排着队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子来了。

两架被摔成碎块的飞机摆成了两大堆。四周用绳子围着。

县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大声吆喝着维持秩序：“挨着走，不要挤，不要挤。”

另一名工作人员喊道：“日本飞机被我们打下来两架，一架连摔死的鬼子已经运到了这里，还有一架载进大沙坝河里去了，县政府正在组织力量打捞。”

陈独秀与何之瑜、潘兰珍随着人流，兴致勃勃地参观飞机残骸和日本人的尸体。

一架是中国空军的飞机。机身上涂有青天白日徽。

另一架是日本零式战斗机，机身上涂有血红色的太阳旗。旁边，还摆着两具已经面目全非的日军飞行员的尸体。

陈独秀感叹道：“抗战数年，大后方的人绝少有人看见过日本兵，如今大家不仅能看到日本鬼子的尸体，还能见到被打落的日本飞机，真是大快人心的事啊！”

不少老百姓捡起石块泥团，向着日本飞机碎片和日本人的尸体砸去。

一位戴眼镜的老师挥臂领呼口号：

“中国必胜，日本必败！”

“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陈独秀三人来到大操场边，看见欧阳大师、高语罕、方孝远和黄鹏基、邓仲纯、曹茂池、龚农瞻等正聚在一起说话。

黄鹏基迎上前去招呼：“陈先生、何先生也来了？”

陈独秀道：“我们的空军击落了两架日本人的飞机，这是了不起的胜利呀！全城的老百姓也都乐得像过年似的。”

黄鹏基说：“我已经下令把两个日本鬼子暴尸三天，通知江津各个单位，学校，都要组织人来参观。”

陈独秀拍拍额头：“呃，黄县长，这日本人的飞机连同鬼子飞行员的尸体都摆在操场上示众了，我们的飞机不也被打下来一架么，怎么没见着我们自己的飞行员？”

黄鹏基压低了声音：“这事，上面打招呼叫注意保密的。对你们嘛，就用不着遮掩了。驾着我们的飞机上天和日本鬼子打仗的其实是苏联人。苏联人的两具尸体本来已经抬进了城里，重庆来电话叫马上送上去。我派人雇了条小船，把苏联飞行员的尸体用白布裹上，已经送走了。”

事后，江津人为了纪念这次空战中牺牲的苏联飞行员，在东门外公园内的长江边上修建了一座中苏血谊亭。亭顶，就是用苏联飞机上的铝皮盖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