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老将军为《陈独秀诗集》作的序，无疑是一篇足以令人振聋发聩的文章。老将军摘引了他本人1981年在中共成立60周年讨论会上的几段发言：“陈独秀问题，过去是禁区，现在是半禁区，有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触了，但不全面，也不深入，大概还有顾虑。”“不认真研究陈独秀，将来写党史会有片面性。不久前看纪录片《先驱者之歌》，就看不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和建党的最主要人物，在建党的镜头中，一出现就是李大钊。然而，‘南陈北李’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定论。李大钊作为建党主要人物之一是对的，但陈独秀应属首位。”

接着，老将军列举了研究陈独秀无法回避的一系列重要方面：“对陈独秀的研究，我认为，不能仅限于他在党内及其以前的时期，而且应包括托陈取消派时期。中国的托陈取消派和外国的托派有什么区别？他们的纲领如何？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态度如何？对共产党的态度如何？对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如何？在国民党监狱里的态度如何？出狱到去世时的政治态度如何？都应当在研究之列。”

要让现在以及今后的中国人知道托派是怎么回事，首先就必须弄明白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

用陈独秀的话来说：“他们是老子党，我们是苦力。”

这话看似偏激，而性质的确如此。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就处于一种不正常的却又是合法的规范之中。这种关系给日后的大革命失败埋下了隐患。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必须遵从和执行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在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违背共产国际的策略方针而另搞一套，这是共产国际纪律所不允许的。所以，每当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意见出现分歧时，最后都是以中国共产党服从和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统一起来的。

很明显，陈独秀虽有着中国共产党第一领袖的身份地位，但却是个能当家却做不了主的总书记。替中国共产党做主的是共产国际，是苏共中央——说到底是斯大林。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托洛茨基的命运一点也不值得称羡，他的名字成了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诅咒的对象。谁不小心与这个名字牵连上，就有可能人头落地。

然而在托洛茨基从苏联的政治舞台上突然消失以前，这个名字还曾在苏联红色歌曲中不时响起，托洛茨基的肖像也还同列宁的肖像一起，高高地悬挂在苏联各级党政机关里。

列夫·托洛茨基，苏联早期著名政治家，苏联工农红军和第四国际的主要缔造者，斯大林时期党内反对派首领。十月革命胜利后，托洛茨基先后担任外交人民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

就在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斯大林亲手炮制了一起大冤案，这个案件的审理把托派称为是德、日情报机关的“侦探”，是意图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匪帮”。于是，苏共党内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

从那以后，对共产国际指示必须不折不扣执行的中共凡提到托洛茨基，必然加上“匪徒”“反革命”“最凶恶的敌人”之类的名词。

早期革命领袖中的很多人都是个性突出，颇具诗人气质和人格魅力的理想主义者，能够在追随者中间产生巨大的号召力。他们是天生的鼓动者和演说家，文笔优美，言辞犀利，永远有过人的精力，有着一切杰出革命家具有的出众品格和坚强意志。

中国的陈独秀如此，苏联的托洛茨基同样如此。在中国，托洛茨基思想的响应者并非以陈独秀始，但是，因为他在中国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和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特殊地位，却在一个不长的阶段成为中国托派的领军人物。

今天我们已经十分清楚了，把中国托派的“领袖”陈独秀与国际托派领袖托洛茨基联系在一起，并非空穴来风。但问题是，陈独秀的“领袖”地位，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从莫斯科回来的诸多托派学生组织的承认。相反，他们认为陈独秀必须对过去长期领导中共中央所犯下的错误承担责任。

中国托派在政治上表现得尤为激进，国难当头之际，他们提出的两大并列的政治口号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打倒国民党”，当然也就坚决反对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由此可见，中国的托派一开始便把自己置于了一种极其孤立，自缚手脚的地位。虽然他们从始至终都宣称自己是比中国共产党还要忠于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最坚定的共产党人，也注定无论他们多么英勇，多么忘我的工作，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托派的言论从整体来说是“拥护抗战，又批评其领导”。“拥护抗战”是其主要方面，至于“批评”，是要求国民党开放民主、开放党禁、召开普选的国民大会等等，其实这也是中共“全面抗战”的主张，不同的只是托派的主张显得僵化而激进，如它要求以工农政府取代国民党政府来领导抗战等等，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中国的托派犹如中国革命中的堂吉诃德，总是英勇无畏地去从事一种荒唐的事业。他们始终是一个昧于国情、奉托洛茨基等人的理论为圣旨的小党派；它日益蜕变为脱离现实、远离群众的关门主义的“极左”小集团。

既然中国托派的理论悖谬、政治影响也有限，参加的人数也愈来愈少，最后萎缩到全国不足50人，更何况内部又充满矛盾内讧而不时分裂，最终连陈独秀也坚决地脱离了它。这不仅暴露了中国托派幼稚、执拗的一面，也说明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政治实力可言。说托派中有汉奸这不假，说托派是一个汉奸组织则没有任何根据。道理很简单，一如汪精卫当了汉奸并不能说国民党就是汉奸组织。张国焘投降国民党并不等于共产党向蒋介石举起了白旗。

对中国托派，邓小平的评价是中肯公允的：“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部流行着托派与帝国主义国家间谍组织有关、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1929年春，北四川路西边老把子路（今武进路）陈独秀寓所里来了一位年轻人，来人称陈独秀为舅舅。陈独秀看了半天，才认出是大姐的儿子、自己的外甥吴季严。

吴季严说：“我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来，听说了你的事情，特地来看看你。”

陈独秀一听外甥从苏联回来，忙说：“坐下，坐下，给我说说苏联现在的情况。”

吴季严说：“1926年7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结成联盟，反对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今年2月，托洛茨基已经被斯大林驱逐到土耳其去了。”

陈独秀给吴季严沏了一杯茶，叫他快接着往下说。

“不少中国留苏学生都受到了牵连，被开除党籍的有好几百人。”

“你也是受到牵连的吧？”

吴季严点点头，将他在苏联期间所见所闻，在陈独秀面前大讲了一通。临走，还丢下了两本托洛茨基写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和《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

前一年的秋天，原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从苏联回来，告诉陈独秀中共“六大”情况，劝陈独秀应当义不容辞地带头起来反对中共中央错误的政治路线，陈独秀表示“我不能做那样的事，中国共产党是我辛辛苦苦一手搞起来的，我绝对不能做反对他的事情！现在的党真要被他们搞垮了，我就重打锣鼓另开张，另外创建一个新的共产党。”

吴季严走后，陈独秀急急看起托洛茨基的文章，这时他才惊喜地发现，在中国大革命的许多问题上，托洛茨基的许多观点与自己竟然不谋而合！

陈独秀找来一支红笔，在很多地方圈上记号，托洛茨基激烈地批评了共产国际强迫中国共产党集体加入国民党的做法，说：“无论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无产阶级的党不能加入别的阶级的政党与别的阶级混合组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党从国民党中退出，并通过左派和这个组织联合，证明是无比正确的提案”；“蒋介石‘四·一二’政变是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妥协路线所造成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完全取消在组织上、政治上对国民党的依赖”。

陈独秀读了托洛茨基的文章，就像注入了一针兴奋剂，精神十分亢奋，一夜没有睡意。他没有想到，共产国际也不是铁板一块，他陈独秀的观点，在苏联高层中也有人支持。他之所以如此迅速地接受托洛茨基的思想绝不是偶然的。一方面，由于他对马克思和列宁主义的理解，以及他对于中国革命所形成的一些正确观念；另一方面，他在革命过程中亲身经历的失败经验，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盲动主义政策所造成的悲惨教训，所以当他看到托洛茨基精辟尖锐地批评斯大林和布哈林，领导中国革命惨败的机会主义路线和革命失败后所采取的盲动主义政策，他深深感到托洛茨基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有许多意见，已经被血淋淋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预言。

激动不已的陈独秀立即提笔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在党内发动全体党员讨论过去革命失败的教训和当前的政策，并要求把托洛次基所写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文件全部公布出来，作为党员讨论的参考。

就从他这个近乎天真的行动来看，已经担任过五届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离一个精明圆通的政治家的标准还相当遥远，甚至遥不可及！

他哪里知道，虽然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同属共产国际的著名领袖，但在斯大林的眼中，托洛茨基已经成为自己最危险的敌人，并正在策划用对付敌人的手段来铲除托氏。

不久，陈独秀去昆明路上彭述之家，托洛茨基成了他俩的主要话题。

陈独秀说：“我那天从我外甥吴季严那里看到了一些托洛茨基的文章，我完全同意他的基本观点。”

看到陈独秀有这样的态度，彭述之高兴地说：“老头子，北四川路横家滨附近有家新开的书店，你知道吗？”

“哦，知道知道，离郑超麟家很近，是新宇宙书店吧？我去过那里，有些好书。”

“那家书店是在苏联中山大学遭到清洗后，被遣返回国的托派学生们办的。”

“你是说‘我们的话派’？”

“是的，他们的头子叫梁干乔，很能干。他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托洛茨基接见过他，还叫他回中国后组织小组织。”

陈独秀捋着胡须想了想，说：“这个人的情况我听说过，我还知道他带头在斯大林面前高呼拥护托洛茨基，打倒斯大林的口号，‘红场事件’后被苏联遣返回来的。”

在纪念10月革命10周年红场上举行的庆祝游行中，“中大”的托派学生梁干乔、陆渊等在游行队伍经过主席台时，在斯大林等苏共领袖的面前，突然打出“打倒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等横幅标语，并高呼类似口号，一时造成混乱，“中大”拥托和拥斯的两派学生在红场上发生了斗殴。史称“红场事件”。此事件也加剧了联共党内的斗争。12月18日，联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反对派》决议，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中大”内反对托派分子的斗争在“红场事件”后也紧急开展起来，对“红场事件”进行了严格的清查。查出参与其事的托派学生十多人，立即开除学籍、党籍，将他们遣送回国。

彭述之是个急性子，说：“明天我们约汪泽楷到蔡振德处坐坐如何？”

“好，到时最好再叫上郑超麟、尹宽。”

彭述之说：“你年纪大，不如我去叫他们到我家里来。”

陈独秀点头答应了。

此后，这几个人常在彭述之家中聚会，讨论托洛茨基的观点。

陈独秀是安徽怀宁人，尹宽是安徽桐城人，桐怀相邻，算是很近的老乡。尹宽在大革命失败后，和张太雷一起被中央分配到广东工作，稍后又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到安徽检查指导工作，1928年3月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不久回到了上海。

34岁的尹宽发现，老头子总是坚持他的意见，仍然有些家长制的味道。

已被打入冷宫的陈独秀随着对托洛茨基的愈发了解，对其也就愈发产生了兴趣，甚至视其为政治上的知音，有时候也写些文章，阐述他认为正确的一些托洛茨基的观点。

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注意到了陈独秀的新动向，问“六大”后尚留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张国焘：“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经费和获得其他的帮助来办一张报纸？”

斯大林担心陈独秀会加入反对派的行列里。

瞿秋白说：“以陈独秀的个性，他可能这么做。但是，他办不起一张有力量的报纸。”

张国焘则肯定地回答：“老头子对党是有深厚感情的，他不可能反对共产党。”

斯大林听后点点头，显得很满意。

但是，上海的党中央很快便发现陈独秀已经站到了党的反对派立场上。考虑到他在党内和社会上的巨大影响力，苏联人刚刚扶上台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和组织部长周恩来很快赶到老把子路陈独秀家中，敦促他迅速把思想立场转回到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上来，立即停止对托洛茨基的正面评价与宣传，却遭到陈独秀的严词拒绝。

同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对陈独秀的托派活动进行了不点名的警告，提出对托派小组织，“党必须坚决地予以制裁”。

怎么制裁？当时没有作具体规定。有人提出将陈独秀等反对派开除出党，周恩来则坚持：“只要他们承认错误，就仍然可以留在党内。”

谁知就在这时，发生了意义深远的“中东路事件”。

苏联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下的苏联政府在第一次对华宣言中郑重许诺：“愿将中国中东路及租让之一切矿产、森林全部及其他一切产业，一概无条件归还中国，毫不索价”。

但是，列宁的接班人斯大林却没有兑现这一承诺。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时间足足过去了十年，中东路的路权仍然掌握在苏联人手中。大革命时期，斯大林甚至出尔反尔，明确表示不同意将中东路归还给中国政府。

1929年5月27日，哈尔滨市警方借口苏联在哈尔滨总领事馆召开远东大会，奉命搜查苏联领事馆，挑起了中东路事件。

7月10日，中东路督办兼中东路中方理事长吕荣寰下令以武力强行接管中东路，将苏方59名高级职员遣送出境。

7月13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措辞强硬的最后通牒；7月18日，苏联政府宣布与中国断交；7月21日，中国政府宣布收回中东路，中苏边境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国军队最终遭到惨败。

中东路事件无疑把中国共产党置于一个尴尬的位置上。

共产国际连续对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变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

根据共产国际的一系列指示，中共中央被迫公开发表宣言，提出“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革命胜利”“变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等口号。

这种倒行逆施，助纣为虐的行径，令陈独秀大为震怒。7月28日，就在中苏边境打得炮火连天时，他冒着酷暑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对中央的宣传口号和策略提出了极为尖锐的抨击。

陈独秀认为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在中苏两国交战的时刻，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公开提出“拥护苏联”的口号。这种口号非但不能动员广大群众，反而会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起作用，而不顾忌国家与民族的至高利益，将把共产党置于十分被动、孤立的地位。

他还对中央第42号通告中的一些话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如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会引起本国工人阶级革命，造成世界革命**的到来等说法。陈独秀认为，这样宣传，岂不是认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件好事了，他建议取消这种不顾事实，自欺欺人的提法。

8月5日，陈独秀意犹尽，又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话题一展开，竟写成了十二条意见和建议。陈独秀认为革命**不会很快到来，不要随便把群众引领到街上去白白送死。有不同意见公然站出来争辩，是党内民主所允许的，革命战争紧急时刻除外。他举例说，有不少同志与中央有意见，但是不敢讲，害怕被视为政治上的反对派，被开除出党，断绝生活费。

最后，他希望中央将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在全党进行讨论。

陈独秀在这长篇大论的文章之后，依然署上了“撒翁”的笔名。

撒翁本是他被逐下台后负气取的笔名，意予从此对共产党的事情撒手不管。

就在这时，陈独秀7月28日给中央的信刊登在《红旗》报第37期上。他很高兴，到底把自己的批评意见刊登出来了，这说明中共中央至少还是有一点民主精神的。可接着往下一看，他的笑容顿时消失了。在他的批评意见后面，同时刊登着《中央答复撒翁同志的信》。信上说，陈独秀是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从根本上离开了国际无产阶级的观点，包含了极为严重的立场和原则问题。

陈独秀将中央的答复接连看了几遍，又是一夜难眠，他认为自己对中央的批评完全是出自对党的关心和爱护，不忍心看到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腔赤诚，换来的却是无端粗暴的指责。他无法接受中央对他的批评。思考了几天，又和彭述之等人长谈了几次，陈独秀忍不住于8月11日再次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对上一封信做了解释，强调他上一封信是讲党的宣传策略的重要性，而中央常委对他的意见根本不曾了解，他认为再深入地谈这个问题是“我对党的责任”。他不承认自己是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而强调共产党毕竟是中国的一个政党，而不是苏联的一个党支部，既然党立足在中国的土壤上，就首先应当考虑中国人的民族感情、注重宣传方式、讲究策略、吸引群众而不是悖离群众，一味以共产国际的马首是瞻。陈独秀认为中共要使群众的觉悟达到都认为苏联是中国解放的希望之所在，是毫不现实的。他尖锐地指责道：“而这正是你们素来以主观为客观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

接下来的日子里，陈独秀在家等中央给他的答复。

9月初的一天，陈独秀到北四川路横滨桥郑超麟家，和刚从苏联回上海的刘仁静见面。陈独秀和刘仁静曾一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去苏联参加过共产国际“四大”，两人见面，免不了寒暄一番。

刘仁静说；“我这次路过土耳其，专门去伊斯坦布尔住了二十多天，和托洛茨基同志进行了几次深入的交谈。”

陈独秀一听，忙请刘仁静说下去。

刘仁静说：“托洛茨基专门口授了《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的任务》一文，由他儿子打字。”

陈独秀立即表现出极大兴趣：“稿子带来了吗？”

郑超麟接过话头说：“在我那儿，我和仁静正打算分工把它翻译出来。”

陈独秀有些迫不及待，说：“那翻译出来后，马上给我一份。”

谈了一会儿话，刘仁静问陈独秀：“你近来还好吗？”

陈独秀苦笑了一下，拿出第30期《红旗》。

郑超麟将椅子移了移，凑到刘仁静身旁一块看。

《红旗》上刊出的正是陈独秀8月11日给中央的信，以及代表中央意见的《批评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意见的机会主义》的长篇文章。文章认为，陈独秀的观点“有害于党对中东路问题的整个路线，必须给以严肃的批评”，这封信“攻击党中央”、“攻击党的政治路线”。

刘仁静抬头看看陈独秀，担心地说：“话讲得很重呀，我看差不多已经超越内部矛盾了嘛。”

郑超麟咧了咧嘴：“还没有，毕竟，他们还称老头子为同志嘛。”

陈独秀说：“他们拒绝在党报上公布我8月5日的信件。”

刘仁静问：“为什么？”

“五月底，他们派人和我谈话，怪我发表和中央意见不一致的意见。他们不刊登我的信，无非是用这种专横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的错误罢了。”

这一日，三个人谈得很投机，临别时，陈独秀对刘仁静说：“没事就到我家坐坐。”

刘仁静答应了，他也很希望和老头子多来往。

进入九月，陈独秀感到处境不妙了，他桌上的几份《红旗》《布尔什维克》，已经被他用毛笔圈点得满目疮痍了。最使他不能容忍的是《布尔什维克》第2卷第10号上“韶玉”写的《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一文，说他在中东路问题上犯了七种错误，表现出五种机会主义的特点。

韶玉是谁？怎么以前从没听说过这个喜欢扣大帽子的家伙。

他去问彭述之，彭述之当年担任过中共旅俄支部书记，对中共的留俄学生十分了解，告诉他：“这个人叫陈绍禹（王明），安徽六安人，小个子，大舌头，说话有点结巴，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现在沪东区委工作。”

陈独秀对这位从未谋面却极喜扣大帽子的小同乡有些愕然了。

彭述之见陈独秀不语，说：“这篇文章我看了，肯定来头不小，老头子，你难道没有注意到吗？文章中已经明确地提出‘陈独秀主义’了。”

陈独秀摇了摇头说：“那是抬举我了，我哪能够得上什么主义啊？以前我和适之、守常争论问题与主义，想不到我今天居然也成了‘主义’了。”

“你看了9月2日的《红旗》了吗？”彭述之突然想起一件事。

“你是说44号通告？”

“是的，看来他们想开除我们出党。”

彭述之马上找来《红旗》第43期，指着一个用红毛笔划上杠杠的段落说：“你看这一段，‘党除了对于思想给予严厉驳斥外，并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无保留地开除出去。’”

陈独秀说：“这是恐吓罢了，他们绝对不敢这么做的！反对派人多，如果开除党籍造成党的分裂，这一重大的责任我看他们谁敢承担？”

九月下旬一天，彭述之又来到了老把子路陈独秀家，一进门就气冲冲地嚷道：“老头子，我和恽代英争起来了。”

陈独秀“哦”了一声，静待下文。

彭述之说：“9月20日，恽代英参加江苏省委召开的联席会议，他现在不过是中央宣传部的秘书长罢了，居然端着中央的架子压人。”

“他说什么了？”

“他说18日中央发了第49号通告，发现了小组织活动，反党宣传，无异于反革命的行动，应当毫不犹豫地予以组织上的制裁。”

陈独秀生气地说：“什么是小组织活动？什么是反党的宣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堂堂正正地给中央写信，那也能叫反党宣传吗？”

“是啊，我也不客气，和恽代英争了起来。”

“对，该争的一定要争，不然，不了解真情的同志会以为我们真的没有道理。”

彭述之放低了声音说：“老头子，我倒有一个意见。我们不如组织一个反对派，多拉一些人，他们要开除我们，也不容易。”

陈独秀考虑了一下，说：“这样也好，可以把人联络一下，人越多越好。人多了，说起话来也更有分量。”

彭述之说：“说干就干，我马上去通知郑超麟、尹宽他们。”

隔日，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在陈独秀寓所里凑名单，一下子凑出几十个人。有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罗汉、高语罕、李季、王浊清、何之瑜、刘伯垂、李仲三、马玉夫、罗世藩、蔡振德、薛农山、任曙、孙煦、彭桂秋、蒋振东、韩俊、吴季严、杜晨之、刘静贞、张以森等。

陈独秀将名单看了两遍说：“我们不忙公开我们的旗帜，先看看中央的情况再说。”

陈独秀和彭述之等人组织“无产者派”托派小组织，中央马上就有了察觉。10月6日，中央向陈独秀发出书面警告，“你以及和你意见相同的人，在上海党的下层组织中有超越组织的活动……你必须站在党的利益上立即停止这种活动……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在一周之内做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

陈独秀接到中央书面警告后，辗转不安。对于中央安排他担任编辑工作，系他所愿，但叫他写反对反对派的文章，他又感到万万不能。

四天后，陈独秀给中央写了一信，向中央“作一次最后的警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们，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同志，在我……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的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因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他还在信中引用了列宁的一段话：“党内有了根本不同的政治意见，而又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决，小组织才是正当的”。他强调“列宁的这段话，很适合我们现在的情况”。

这封信很快送到了中央，因为事关重大，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会议，作出“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指出陈独秀8月5日的信是“很明显的公开的反共产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党的路线”。指示各级党支部如发现这样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从组织上制裁参与者；如坚持错误，则一律开除出党；陈独秀则必须“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十天后，江苏省委最先作出响应，将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开除出党，但这个决议要送中央最后批准后才能生效。

当天，彭述之急忙找到陈独秀，商量对策。

彭述之激动地说：“他们说我们是反对派，我们就以反对派名义去封信，你看怎么样？”

陈独秀看了一眼彭述之，有些惺惺惜惺惺，说：“可以，现在我们党内正需要这种反对派。”

过了片刻，陈独秀说：“这是最后的摊牌了，我看，就以我们两人的名义来写，一切责任由我们两个来承担，不要牵扯别人。”

就在这时候，中共中央接到了国际执委发来的指示信，明确指出：“党应当实行无情的斗争，来反对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主张，……党应当铲除自己队伍内的暗藏的托洛茨基派和暗藏的取消派”。

有斯大林的金口玉牙，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已成定局。

陈独秀既是一位给人以雷电般震撼刺激的思想启蒙者，又是一位被历史推向前台的政治家；既是一位冲锋陷阵的勇猛斗士，又是一位政党的领袖。复杂的中国社会赋予他以复杂的使命。作为前者，他的才华得以充分表现，成为耀人眼目的明星；作为后者，他常常力不从心，勉为其难。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社会选择了他，很快又抛弃了他。如果在正常的社会机制里，这本属正常，然而他却生活在那个不正常的时代，因而他的结局就带有更浓厚的悲剧色彩！

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开除陈独秀党籍，同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的党籍。

接到决议，陈独秀悲愤欲绝！

许多年后，周恩来对开除陈独秀党籍这一重大事件依然耿耿于怀。他谈道：“陈独秀是路线问题，单纯的路线问题，是可以不开除出党的。”

陈独秀被开除党籍以后，停发了每月30元的生活费。

就在这冷落、萧瑟的气氛下，一位神秘的远行客来到了江津。

他叫陈其昌，是托派中央临时中央委员，作为托洛茨基派往中国的代表格拉斯（中文名李福仁）的特使，由上海绕道香港，再历经越南、广西千辛万苦才来到江津的。他此行不仅带有托洛茨基给陈独秀的亲笔信，同时负有转变陈独秀的政治立场，使他重新回到托派组织中去担任主要领导的重任。

满怀希望远道而来的陈其昌，与陈独秀进行的却是一次令双方都非常不愉快的会见。陈独秀出狱后，已不屑与极左的托派为伍，并声明自己已不属于任何党派。他对那些置抗战大局于不顾，仍在高唱革命高调的极左派十分厌恶。

1938年11月，上海托派临委通过了《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这份文件指责陈独秀自抗战以来，“完全采取了‘超党’的，即‘超阶级’的立场”。他的所有关于抗战的言论，都被年轻、好斗的托派斥之为“机会主义”“放弃了自己多年所坚决拥护并为之而奋斗的革命旗帜”“背叛了组织，背叛了自己”。

但是，远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仍然指示中国托派做团结陈独秀的工作，希望他速去美国，以避免无谓的政治谋杀，甚至指示中国托派发起一个保护陈独秀的运动。

对于这位从未谋面的外国朋友，陈独秀总有一种由衷的感激之情。尽管他们之间有着严重的意见分歧，但是，托洛茨基都能尊重他的历史地位。在与中国托派的多次不愉快的争执中，陈独秀都能感受到托洛茨基的理解，宽容和关怀。如今，托洛茨基虽也在前程未卜的流亡之中，却还牵挂着他的安危，这使他很感动。他思忖许久，觉得有必要给托洛茨基去封信，说明中国托派已走到什么样的危险境地。

不过，当陈其昌给陈独秀看了托派临委作出的《我们对于陈独秀同志的意见》后，事情却立即发展到了陈其昌所希望的反面。

陈独秀看罢这份言辞咄咄逼人、近乎最后通牒式的意见书，不屑地往桌上一扔，冷峻说道：“在武汉时，我曾经给你们写过一封公开信，我现在仍然借用那封信里的语言来作为对你们的回答：我陈独秀，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世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也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示，自作主张，自负其责。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

陈其昌见老头子发了脾气，赶紧劝道：“独秀同志，你不要动怒，我们仍然对你怀有崇高的敬意，希望你能回到革命的利益上来互相讨论和批评，以便最后获得共同一致的正确结论。”

陈独秀不屑于他争论，他连夜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长信，首先对托氏的关心表示感谢，对出国之事则以自己年纪已老，身体不适加以婉谢。然后，表示他对中国托派中央的威胁，决不让步！

陈其昌一无所获，带着这样一封足以证明陈独秀已与托派中央水火难容的信件，垂头丧气地离开江津，回上海复命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