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在四川省银行总行省库部收支课工作的许伯建回忆说：“一天，我收到中央银行国库局一件支付书，命在江津县代办国库业务的四川省银行办事处付给陈仲甫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这笔钱是由蒋介石汇给陈仲甫的。我想，陈仲甫是陈独秀的名号，一般人都不甚知道，所以我特别注意这笔库款的下落。江津靠近重庆，虽战时，水陆交通仍方便。可是过了六七天，仍不见江津省银行办事处寄回陈仲甫的收据。国库局派了一位襄理大员来查问，并催促尽快将这笔钱送交陈收。又过了两天，江津省银行办事处回电说：‘办事处主任张锦柏亲自去见陈仲甫，他还是不收，只好将原支付书退回。我们当即通知国库局：已将这笔钱原封退回。”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中现存有11件国民党当局资助陈独秀款项的相关信函和文件，其中有四封信是朱家骅写给陈独秀的（其中1942年1月23日的书信手稿应为27日信的草稿），告诉陈资助情况，并派张国焘送去。还有两封是朱与蒋介石大秘陈布雷的通信。陈布雷在1942年1月17日致函朱：“日前所谈仲甫近况艰困，经呈奉谕示一次补助8000元，以吾兄名义转致。”朱则在1月20日回复说：“关于一次补助仲甫兄8000元由弟名义转致一节，俟收到后，当即派张国焘同志送去也。”

从六封信中可以看出，朱家骅都是以“个人名义”先后于1940年7月17日、1941年3月6日、1942年1月27日三次向陈独秀分别资助1000元、5000元和8000元。

毫无疑问，从朱家骅书信手稿笔迹上来看，并非是一人所书；而从署名“朱家骅（亲签）”或“朱家骅（亲）”以及每封书信开头都写明“致陈独秀”、“复陈主任”、“函陈仲甫先生”或“致陈仲甫”等信件标题上来看，这些信件均不是正式信件原稿，而是未誊清手稿或秘书代笔草稿。

陈独秀在江津完成的《小学识字教本》，原定教育出版社出版，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前后两次批示，预支两万元稿费给他。可后来，为书名二陈却发生争执，相持不下。陈立夫以为如今新学已起，“小学”二字不妥，要陈独秀更改书名后才付印。

为此事，陈立夫还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信如下：

仲甫先生大鉴：

大著《小学识字教本》，斟酌古今各家学说，煞费苦心，间下已意亦多精辟，自宜付梓以期普及，惟书名称为《小学识字教本》，究属程度太高，似可改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未审尊意何如？即希示复为荷。

顺候

撰祺！

陈立夫拜10、11（1941）

陈独秀则坚持己见，不同意改名，复信称：“10月11日惠书诵悉。许叔重造说文意在说经，章太炎造文始意在寻求字原，拙著识字教本在便利训蒙，主旨不同，署名遂异。以其内容高深，不便训蒙者，朋辈中往往有之，此皆不知拙著第一种乃为教师参考而作，儿童课本别有一种，但编排单字三千余，不加诠释，绝无高深可言，俱见全书，疑虑自解也。”

陈独秀拒绝了陈立夫的建议，并与仲纯等朋友强调说：“自汉代起即称语言文之学为小学，章太炎也以为小学之名不符，主张改称语言文字学，脱了裤子放屁，何其烦琐也！”

笔者爬梳考证，研究陈独秀晚年生活多年，注意到所有研究家都一致认为陈独秀晚年经济十分窘迫。笔者经过详细采访当事人与查阅历史资料，得出的结论也无出其右。

但初时让笔者大惑不解的是，陈独秀在江津三年多时间里，既有章世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薜农山、包惠僧、段锡鹏、杨鹏升、邓氏叔侄等众多新老朋友或多或少不定期的资助。胡适与赵元任也各赠陈独秀1000元。杨鹏升一人有据可查的便赠陈4500元。其中一位“晋先生”，先后资助陈2200元，“晋先生”究系何人？非但笔者未能查实，连陈独秀在辞世前一月余，即1942年4月5日写给杨鹏升的最后一封信表明他也同样不认识这位“晋先生”：“与晋公素无一面之缘，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更觉惭惑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

而类似于“晋先生”之类古道热肠之辈，也还另有其人。

1941年10月4日，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中便有这样的句子：“函转某先生赐款600元，已由省行寄到，既经兄代为接收，何敢言辞？即希代某先生致谢。某先生为谁？尚希示之！”

用了别人的钱，连馈赠者的名字也不知道，这让陈独秀十分的过意不去。

重庆薜农山，让他兼着一个《时事新报》主笔的虚衔，每月按时给他寄来160元；北大同学会，每月还有300元同样稳定的汇款。一次迟迟没有收到北大同学会的汇款，陈独秀十分焦急，还给昔日的同事蒋孟麟写信催问。

蒋孟麟于陈独秀逝世后，在《新潮》撰文说：“陈独秀抗战期间住在重庆江津，生活一直由北京大学维持，政府也要我们维持他……”这段话提到了国民党政府“维持”(资助)陈独秀的观点，也是符合实际情形的。一方面，陈独秀的风骨决定了他拒绝接受蒋介石的资助；另一方面，蒋介石想利用他的影响来反对共产党，所以一直没有放弃拉拢他的念头。蒋介石派戴笠胡宗南前往白沙镇拜望陈独秀，亦可证明此论不谬。

除了以上收入，陈独秀还有虽零真零碎碎却颇可观的诸多进项。他所撰文章，也多多少少能为他换回些稿费。年节为人写对联，不少大户人家新房落成，恭请他写匾额，别人也绝对不会让他白写。他在江津城中的日常生活所需主要也是由邓仲纯和邓季宣兄弟承担，逢年过节，生昭满日，做稻米生意的大姐和大姐夫也会给他一些帮助。后来他去了石墙院，房东杨庆馀也未收他一文房钱，他在城关镇、白沙镇发表讲演有报酬。以他的名气，以人们对他的敬重程度，想必给少了也不好意思拿出手。他为地方名流们破石题字也有不菲的润笔之资。

龚灿滨先生就谈到：“陈独秀辞世后，我在城关镇和龙门滩、油溪镇、白沙镇见到陈独秀为我的朋友新建房屋写的小篆横匾，字体遒劲有力。听朋友说，他们原本仰慕陈独秀的大名，请他题匾，既能为家中增光添彩，也籍此给陈独秀送去一些润笔。”

“一些”是多少？

龚灿滨继续道：“做粮油生意的刘建初盖新房时，陈独秀应请为其写了一个“仁寿修居”的楷书横匾。刘建初奉上的润笔费是每字200元。”

更重要的是，国立编译馆为出版他的《小学识字教本》，已先后预付他两万元稿酬，这不啻是一笔巨款……凡此种种，他怎么可能就穷到把柏文蔚赠他的银鼠皮袍也送进当铺去换几个铜钱的地步？

即便陈独秀后来到了石墙院，自立锅伙，陈独秀也还雇了一个焦姓男子当家厨兼仆人。主仆三张嘴，他一月开销又有多少呢？陈独秀在信中写得十分清楚。1940年12月23日他致函杨鹏升：“数月以来，物价飞涨，逾于常轨。弟居乡时（即住在石墙院时），每月用200元左右，主仆三人每月食米1.5斗，即价需100元，今移居城中月用300元，尚不及一年半前每月用30元之宽裕，其时一斗米价只3元，现在要70元。”

1941年8月6日又至杨鹏升：“兹又接7月24日来示，内附有省行1000元兑票一张，妥收勿念。屡承吾兄垂念鄙况，既感且惭，无以答雅意，如何可安！弟生活一向简单，月有北大寄来300元，差可支持，乞吾兄万勿挂怀！”

笔者想，任何一位研究家也不可能比陈独秀本人更加了解他在江津期间的经济状况了。按照月出300元的标准，仅仅是靠北大同学会与《时事新报》两处月入的每月460元，他的生活不仅不能算“清贫”“拮据”“穷困潦倒”“晚景凄凉”，而应当是绰绰有余。

可以用来佐证陈独秀生活状况不差的证据还有他给台静农的信。“……之瑜若能在聚奎任课，薪金自当由校中决定，他但重礼貌，薪金不甚计较，前在博学，据弟记忆，月不过百元。”

这是他为何之瑜写的一封举荐信，虽出于文化人的面子“薪金不甚计较”，但也明确提出何之瑜在原来任教的学校报酬是“月不过百元”。而这“月不过百元”，也就是当时一位公教人员一月的收入了。

凡此种种，均能证明陈独秀与穷字无缘。

而笔者采访到的同样能够有力证明陈独秀“穷困潦倒”的证据也比比皆是。与陈独秀潘兰珍同住石墙院的郭碧新说：“其实我们都晓得，陈先生是马屎外面光，穷得遭孽，潘兰珍每天下午都在厅屋里跟杨家几个婆娘打麻将，瘾大胆子小，输多一点，打出一张牌手都在抖。”

而陈独秀死后亲手为他穿老衣、装棺的胡品中则说：“他又没啥经济来源。有次潘兰珍还托吴国兴进城，把陈先生的一件皮袍子（即柏文蔚送陈独秀的银鼠皮袍）拿到当铺里当了几个钱回来买米、抓药。我有心帮帮他，又没得这个能耐，我家里也穷。”

既有这么多钱，却又把日子过得来如此之苦，这似乎成了一个难解之谜？

那么陈独秀毛算起来显然已经不少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呢？

后来笔者深究他为《小学识字教本》一书与陈立夫发生的争执，似乎才找到致他于穷困的真正原因。

陈立夫原本对处于穷困潦倒之中的陈独秀也还是给予一定照顾的。如1940年5月13日，国立编译馆馆长陈可忠请示国民党教育部，就陈独秀所编《小学识字教本》再预支给陈独秀稿费5000元一事。陈立夫大笔一挥：“前稿已否交来？照发。此款在本年度高等教育救济费中动支。”

不仅如此，陈独秀还有信表明：“最近寄来之3000元，弟尚未付收据”、“编译馆200元已寄来，收据附上，请交该馆会计”。此“3000元”“200元”，仍是国立编译馆付他的稿费。

接到陈独秀的回信，陈立夫也来气了，你陈独秀不同意更改书名，我就不给你出，我不信你这胳膊还能拗过我这大腿！

陈独秀当时也急欲想把国立编译馆当作一个较为稳定的经济来源，每月固定预支他一笔稿费，他今后再用文稿相抵。虽然他与陈可忠也是朋友，但涉及钱的事，他不便开口，便托与陈可忠同在白沙的台静农向陈可忠转陈自己的要求。

如1940年4月9日，他致函台静农：“馆中有款，望直寄弟寓……为编译馆编书事或可行，唯馆中可以分月寄稿费，弟不能按月缴稿，馆中倘能信任，弟亦受馆中之钱，必有与钱相当之稿与之，不至骗钱也。”

但他与国立编译馆与陈可忠的交情，毕竟不能和亚东图书馆汪孟邹和汪原放叔侄同日而语，此事终未达成。

耗费他多年心血的《小学识字教本》被打入冷宫，让陈独秀大动肝火。他是个遇事喜欢走极端的人，索性给为这本书作序的魏建功（魏与家人也住在白沙镇）写信，怒气冲冲地说道：“此书迟迟不能付印，其症结究何在耶？若教育部有意不令吾书出版，只有设法退还稿费，另谋印行耳！（请问问陈馆长，如有此事，嘱他直言勿隐，以便弟早日筹备退还稿费！）如何，希有以示知！”

这不啻是给国立编译馆下的一份最后通牒！

笔者至今并未查到陈独秀是否还国立编译馆两万元预付稿酬的依据，也从未看到过研究家们提到还这两万元钱的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国立编译馆最终未出版他的《小学识字教本》；而另一点则只能揣测，以陈独秀一诺千金言之必果的个性，他绝对不可能给陈立夫、陈可忠等人留下一个耍赖的印象。“不至骗钱也”，这句话，他早通过台静农带到了陈可忠的耳中。你陈立夫、陈可忠不出我的书，我也决不用你一分钱！这样的事，陈独秀是完全做得出来的。只有为退这两万元他早已花光的预付稿费，他才可能把杨鹏升等诸多朋友，以及北大同学会的赠金不断地往这无底洞里填……直至弄得他最终当掉皮袍，穷死石墙院。

当然，这仅仅属笔者依据史料做出的个人推论而已，尚需诸位史家考证。

陈独秀生前拒绝蒋介石的帮助。死后，蒋介石却领衔赠送一万元赙金，陈立夫、朱家骅也积极跟进，各有所赠。这笔钱是由北大同学会与何之瑜经手操办的，也就由不得已躺在黑漆大花板棺中的陈独秀接受不接受了。

大姐向荣与大姐夫吴欣然突然从油溪场来到了江津县城，对陈独秀说，他们准备开酱园铺。

陈独秀有些诧异，说：“这两年你们的米行生意不是一直做得挺顺的吗？怎么现在又要重操旧业开酱园铺了？”

向荣说：“以前是不错，可省政府接连几道命令，就把做粮食生意的人的生路给断了。不仅战时粮价一律由政府规定，不准上下浮动，还规定囤积主粮一千石以上者枪决。”

陈独秀说：“战争期间，粮食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政府颁布如此严厉的战时粮食政策，也是为了保证大后方社会的稳定。”

吴欣然说：“社会稳定了，可我们做粮食生意的,就成了在刀尖上讨日子了，稍微打点不周，哪个当官的要装点怪使点法，随便找个借口，我们的脑袋就要搬家。”

向荣说：“我和你大姐夫商量了好些日子，无论如何，这米行的生意不能再做下去了，只有倒过头来重开酱园铺。做这行道我们毕竟是轻车熟路。”

陈独秀说：“可曹茂池、龚农瞻他们早就说过，江津本地的福荫昌是百年老店，当地人祖祖辈辈吃它的酱油麸醋，这种习惯形成的传统，是很难改变的。你怎么可能竞争得过它？”

吴欣然说：“这我们当然也考虑到了，我们的产品过去不仅垄断了安徽市场，在江浙、上海、两湖的销路一直也是不错的。我们的着眼点并不在江津，主要是盯着入川避难的下江人。”

陈独秀想了想说：“这倒是个不错的点子，黄鹏基前些时候告诉我，如今单单是这小小的江津县，就涌进来两万多个下江人，眼下在重庆，在川东，下江人如过江之鲫，你们吴家的产品一出来，我估计销路是不愁的。”

向荣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当初把本钱都投到米行上去了，眼下，米行那一套设备，一时又出不了手。”

陈独秀说：“明白了，你们现在缺开酱园铺的资金。”

吴欣然说：“就是，就是。我和你大姐知道你人缘广，认识的富贵人家多。”

陈独秀说：“我的朋友多，这不假，可他们大都是文化人，也没有多少积蓄。虽有几个家境富裕的朋友，可以我陈独秀的身份，向他们借钱做生意，无论如何是开不了这个口的。你们说吧，开这个酱园铺，得要多少钱？”

向荣说：“也不算太多，节省一点，四五万块就足够了。”

陈独秀转脸问潘兰珍：“兰珍，你手上现在有多少钱？”

潘兰珍说：“银行里存了三万，家里只有一千多块钱。”

陈独秀道：“你马上去银行把那三万全取出来，给大姐拿去开店。”

吴欣然说：“这怎么行，仲甫的身体不好，要有个病痛，也是要花钱的，先借我们两万吧。”

陈独秀豪爽地说：“都拿去，都拿去。我这人一辈子从不爱钱，也一辈子从没缺过钱。”

吴欣然说：“我们把钱拿走了，你和兰珍怎么办？一千多块钱能管多久？”

陈独秀说：“我和兰珍的生活，有北大同学会和《时事新报》那两笔固定的资助就足够了。再说，我还有稿费嘛，你们放心，陈独秀这辈子是不会饿肚子的。”

向荣满腹疑窦地问：“仲同，你写稿那点收入，哪儿存得下这么大一笔钱啊？”

陈独秀满脸得意地说：“这三万块里有两万是国立编译馆预付我那本《小学识字教本》的稿费。”

向荣既高兴又感动：“仲甫，来之前，我和你大姐夫已经商量过了，俗话说亲兄弟也得明算账嘛，反正开酱园铺这钱差不多都是你掏的，干脆，我们就算合资办厂好了。我和你大姐夫以技术和管理入股，你以现金入股。二一添作五，赚了钱一家一半。如果你不愿投资，就算先借给我们，我也得给你立下一张字据，以后慢慢还你，还钱时按照时下银行的利息结算。”

陈独秀连连摆手：“我不介入，我不介入！要让世人知道我陈独秀如今做起了酱油麸醋生意，还不成了天下最大的新闻和笑话。我也不要你立什么字据？我这做兄弟的，难道还信不过自己的亲大姐？你放放心心把钱拿去开店，亏了算我的，几时要赚了钱几时再还我，我决不会催你的。”

午饭后，陈独秀把大姐与姐夫送到通泰门码头上了揽载，恰巧遇上曹茂池也到码头送客，两人便一路说着话溜达回来。

二人刚到城中心最热闹的小十字街口，一眼便看见街口的“宝仓粮店”大门前人头涌动，大呼小叫，民众争购米粮的场面恰似怒潮。

陈独秀放眼望去，离此不远的“吴记粮店”却是大门紧闭。

陈独秀急走几步，上得街沿，“咚咚”敲响吴记粮店大门。

伙计开门一看：“啊，陈先生来啦。”

陈独秀说：“太阳都一竿子高了，你们怎么还没开门做生意啊？”

伙计回道：“粮店都关门好几天了，吴老板和老板娘把店里的余粮正连夜雇船往油溪场运。他们现在正忙着开酱园铺那一摊子事呢，做酱油麸醋不也需要粮食么。”

曹茂池说：“如今难民大量涌入，前方催粮又紧，粮价持续飞涨，政府又严令不准粮商囤积居奇，不准涨价。粮商高价收来，低价卖出，四川省凡做粮食生意的，眼下一个个全都在火上烤着呢。”

陈独秀说：“这场战争已经打了三年多，中国军队眼下全靠西南和西北数省支撑，粮食紧缺到这种地步，大局难免会受到影响了。”

曹茂池说：“这是上面那帮大脑壳们考虑的事情，我等小民百姓，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陈独秀无奈摇摇头，下了街沿，继续向前走去。

曹茂池说：“我今天给你介绍的这个黄猫猫，在本地也算得一个大人物。他自小从未上过啥专科学校，却是个少有的全挂子，如今西医所分的内科外科儿科妇科皮肤科五官科，他通通一把抓，从头痛脑热到疑难杂症，以及刀伤枪伤皆药到病除，所用之药，全是自己一手炮制。”

陈独秀有些担心：“这样的人也能成名医？江湖郎中不都是玩的这套把戏？”

曹茂池说：“黄猫猫可不是不入流的江湖郎中，早年间他就是杨森家中的私人医官，肩膀上挂过两杠三花的上校牌牌，杏林中、江湖上、军政界皆称他为黄猫猫，在重庆城名声响得很远。黄猫猫后来年纪大了，向杨森要求告老还乡。杨森念他劳苦功高，便送他一块匾，其上亲书‘黄猫猫医馆’五个大字。黄猫猫回到江津后，就靠着那镏金大匾和一身旁门左道功夫，在小十字开了家医馆，养尊处优，安度晚年。”

说着话，两人来到了黄猫猫医馆门前。

曹茂池说：“陈先生，你看看这匾，黑漆打底，黄猫猫医馆和杨森的题额每年都用金粉填过，亮铮铮让人不敢不敬。”

陈独秀踏进宽大的堂口门槛一看，馆中一排排高至房顶的药柜全都是黑漆勾金，透出一股煌煌气派。墙上还密密麻麻地挂满了诸如“妙手回春”“华佗转世”的匾额和锦幛。

曹茂池高声大嗓地叫道：“黄猫猫，太阳晒屁股了，你这老东西还在挺尸啊！”

掌柜赶紧上前：“曹大爷来了，请坐请坐。”凑在耳边低语，“我们老板正在过早瘾，马上就出来了。”随即吩咐伙计，“还不快些把茶给客人泡上来。”

曹茂池冲陈独秀一摊手：“请稍坐片刻，这老东西一早起来不抽几口鸦片，啥子事也做逑不成的。”

陈独秀刚一落座，目光却被墙根下一排玻璃柜子吸引，赶紧起身到柜前细看陈列在柜子中的各种珍贵中药材。

曹茂池道：“这些都是黄猫猫的宝贝，冬虫夏草，长白山人参，西藏红花，野灵芝，天然麝香，犀角，虎骨，牛黄。这些比黄金还贵的宝贝往堂口上一摆，足可提高黄猫猫的身价。”

曹茂池正说着话，只见门帘起处，一个须眉皆白、身着长袍马褂的老翁从里屋出来。

曹茂池说：“黄猫猫，你睁大眼珠子好生看看，我今天把哪个贵人给你请上门了？”

黄猫猫把目光落到陈独秀脸上：“这位是……”

曹茂池说：“嘿，还这位是——我跟你说，我给你请上门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独秀陈先生！”

黄猫猫大吃一惊，双手抱拳，冲陈独秀深深深打了一拱：“陈先生，久仰大名，久仰大名，陈先生能下驾黄某医馆，真是蓬荜生辉，在下三生有幸啊！”

陈独秀也抱拳还礼：“客气了，黄先生客气了。独秀避难江津，还望诸位旧友新朋，多加关照。”

曹茂池说：“我给陈独秀先生说了，人老了，要多交几个杏林朋友，虽然陈先生一直有延年医院的邓医生仔细照看着，可要有个伤风感冒、小病小痛的，也随时可以上你黄猫猫这里来抓副药。”

黄猫猫说：“陈先生光临小店，黄某求之不得。先生真有小恙，不需上门，派个人通知一声，黄某亲自登门伺候。”伸手撩开门帘，”陈先生，曹会长，后院请，后院请。”

众人正欲进屋，街面上突然暴响起一团吼叫声。

陈独秀一惊：“出什么事了？”

曹茂池早已闻声出屋，陡地大叫：“糟啦！炸市啦！炸市啦！”

黄猫猫一听“炸市”，连声大喊：“关门！快关门！”

几名伙计倾巢而出，争相抢着上铺板。

陈独秀放心不下，疾步出门，只见宝仓粮店门前已是一片混乱，手拿口袋的民众已经涌入粮店，争枪大米。

转眼再看，刚才还紧闭大门的吴记粮店门前同样是人头攒动，铺板“唏呢哗啦”被拆掉，民众乱纷纷涌入店里抢夺粮食，他们用各种器物盛上粮食就往街面上跑。

陈独秀急得直跺脚：“糟啦！糟啦！出大事啦！”

片刻之间，民众自发而起的抢米行动便衍化为一场大规模的抢劫，小十字至大十字一带所有的店铺都成了劫掠对象，暴民闯进各家店铺，见啥抢啥。

黄猫猫医馆也未能幸免，一群暴民气势汹汹涌入，玻璃柜子被砸得粉碎，摆放在里面的珍贵药材被抢掠一空。

头发胡子全白完了的黄猫猫一屁股坐在地下，捶着胸口像个受到欺侮的孩童般大哭起来。

陈独秀啥也顾不得了，扯起脚杆便要往吴记粮店跑。

曹茂池紧紧搂住他：“陈先生，你去能有啥用？千万莫要惹火烧身！好在你大姐粮店里粮食也运得差不多了，就算他们进去也又能抢多少值钱的东西？”

陈独秀这才作罢，让曹茂池拉到街沿上，目睹眼前这一场乱象。

突然，警笛狂吹，警察提着枪“哗哗”奔来。

抢掠者一见警察，四处逃窜。

紧跟着响起了几下枪声……

曹茂池吼道：“快走，这子弹可没长眼睛，要钻一颗在身上，你我今天就死在这里了！”

陈独秀随曹茂池钻进旁边一条小巷，匆匆离去……

过了几天，油溪吴家派人来报，说大姐向荣得知粮店被抢，顿时便气瘫在地，不省人事。虽经医生抢救过来，仍是重病缠身，走动都有困难。大姐历来性格急躁，说话做事，风风火火，精明利落，是个非常能干的女人；吴家内内外外，大事小事，全靠她操劳主持。谁能想到，她竟然会在逃难生涯中，因粮店被哄抢，一急之下，变成一个废人。

得到大姐病重的消息后，陈独秀与潘兰珍曾坐上水揽载，亲赴油溪探望大姐。

回到江津，陈独秀正担着心呢，七月四日这天，他正在书房看报，潘兰珍突然带着吴季严走了进来。

陈独秀一见外甥手臂上的黑纱，顿时预感到大事不好，惶恐问道：“季严……季严？”

吴季严泣不成声：“妈妈……妈妈她走啦！”

陈独秀瞳孔大睁，泪如泉涌：“大姐，大姐呀！你怎么……这样就走了？

得知噩耗，陈独秀又不顾自己身体有病，立即携潘兰珍随吴季严前去油溪奔丧。操办完丧事后，他怀着悲痛的感情写下了《挽大姐》一诗，诗中说他们兄弟姐妹四人，自己最小。长兄、二姐早逝，“大姐今又亡，微身且苟延”。谈到了春季去看望病中大姐的情景，分别时，“姐意愿偕往，临行复迟疑。送我西廓外，木立无言辞。依依不忍去，怅怅若有思。骨肉生死别，即此俄顷时。当时未警觉，至今苦追忆”。缠绵悱恻，感人至深！

可以毫不犹豫地拒绝蒋介石、朱家骅、张国焘等人的资助，也可以不为周钦岳转达的延安方面“只要不发表政治言论”，便可“负责安排入川后生活”之条件所动的陈独秀，为何唯独屡次三番地在收到成都杨鹏升的赠金后会“既感且愧”，“不胜惶恐之至”，“屡承厚赐，何以报之”，“且连谢字也不敢出口”？

凡研究陈独秀晚年生活的文章中，都必然会涉及杨鹏升这个名字。但杨鹏升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为何会六次赠金资助落魄中的陈独秀？陈独秀在江津不足四年的时间里，为何会给比他小了21岁的杨鹏升写了40封信？几乎达到每月一封！这在他所有的新朋旧友中是唯一的。同时期写给台静农的虽多达70余封，但内容几乎都是为出版《小学识字教本》。所论之事，所发之情，其深度也是无人可以企及的。他们两人之间的深厚友谊，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笔者对此问题也疑惑不解，最近，却有幸通过成都新闻界的朋友，与杨鹏升的女儿、成都铁路局退休工程师杨祖慧女士取得了联系。有了杨祖慧的大力帮助，笔者才将上述问题弄了个明白。

陈独秀昔日名声如日中天，即便潦倒江津小城，也依然余晖不灭，余音绕梁，瘦死的驼驮比马大。而杨鹏升不仅是国民党赋闲将军，也是在金石书画艺术上蜚声中外的一员儒将。

杨鹏升算得一位货真价实的巴蜀奇才，其金石书画艺术方面的造诣，连不太容易恭维人的大文豪郭沫若，也在诗中惊叹杨鹏升为“蜀派印圣一世雄”，即便在全中国，恐怕也是极少有人能与杨鹏升比肩的。

此君乃1900年生人，书画署名铁翁，蓬生，中年归隐锦城九里堤“劲草园”后又以别号“劲草先生”行世。如今在百度上搜索一下杨鹏升这个名字，马上便可看到此翁留下的作品，仍然在书画市场上占据着一个不菲的价位。

杨鹏升，别名泰坤、盖孝、蓬生，中年号劲草先生，书画署名铁翁，出自四川渠县平安乡一个没落世代书画之家。鹏升幼年家境贫寒，靠自学写得一手好字，且擅篆刻，后为生计所迫，在渠县街头卖字刻章，被杨森慧眼发现，将他作为有一技之长的年轻人特招入伍，后又出资送他到北京大学读书。

杨鹏升与同当时的热血青年一样，极喜读《新青年》上的文章，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鲁迅极为崇拜。来到北大时，正逢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他思想激进，参加了由陈独秀领导的五四运动。当时他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在校新生，多次有幸聆听陈独秀的讲演，此前又读过他许多雷鸣电火般的雄文，对陈崇拜得五体投地。但他未读文科，无缘直接受教于陈独秀，于是便找到蔡元培校长，请求引荐自己与陈独秀见上一面。

与陈独秀的初次见面交谈，更令他认识到这位大思想家的博大精深、高瞻远瞩。杨鹏升初次以弟子礼拜见陈独秀，师生甚是投缘，从此两人交往越来越频繁，成了友谊深厚的忘年交。此后，陈独秀去了南方，杨鹏升毕业后也重返军界。“一·二八”淞沪战役爆发时，杨鹏升已官至88师副师长，与师长孙元良将军率部与日军血战。

杨祖慧在与其弟祖敏合撰的未刊稿《陈独秀与父亲的交往》一文中写到：

陈独秀与我父亲杨鹏升是挚友，这件事情我们一直不是太清楚。直到1985年党和政府给我父亲平反并落实了‘率部起义将领’的身份后，我们才回到从来没有去过的老家渠县，走访了渠县统战部、渠县政协及有关老人，初步了解到一些情况。

父亲一生豪爽、正直仗义。一个国民党中将和一个共产党的原总书记能有那样深厚的交情，真的非同一般，十分特殊。这使我们十分感慨。

家父一生淡泊名利，无心仕途，定居成都，潜心金石书画，广交朋友。民国显要林森、张群、杨森、李家钰、孙元良、顾祝同、陈诚，社会贤达名仕章太炎、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章士钊、蔡元培，艺术大师张大千、徐悲鸿、刘开渠、齐白石、吴昌硕，以及陈独秀等名流大家，均过从甚密或交情笃厚。这也使父亲受益匪浅。

过着戎马生涯的杨鹏升金石书画也足堪巍巍然大家。30年代，他的作品在北京、上海以及日本各地巡展。1930年，杨鹏升在东京举办个人金石画展时，日本首相犬养毅亲临参观道贺。1946年10月，四川省政府教育厅聘他为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成都书画展览委员会特约编纂。杨鹏升还擅长考古与文物书画鉴定，1947年美国空军司令兰度，在徐中齐的陪同下，专门前往劲草园拜访，他为兰度鉴别古玉器200余件，还赠其自画扇面，深得兰度的喜爱。从来目中无人狂妄得几近疯癫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也曾放下不可一世的架子，窝在劲草园里，一日三餐吃着杨家名厨做出的精美可口的川菜，认认真真地为他选编过数十集《杨鹏升印谱》。连陈独秀也表示：“百集成时，拟勉强书数语以塞责也。”

杨鹏升的字，还有故事。

游览过长江三峡的人，想必还记得，当行至具有三峡门户之称、千年古城白帝城下的夔门时，就会看到刻在滟滪堆岩石上的“夔门天下雄，舰船轻轻过”10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其落款为“孙元良”。

孙元良当时是师长，杨鹏升是副师长。孙元良知杨鹏升书法有名，请他代笔并落自己的大名，这对于杨鹏升来说也是不好推辞的。这样。时过半个多世纪也无人知晓，这十个大字的真正书写者，乃是杨鹏升。

陈独秀到江津后，杨鹏升已身兼川康绥靖公署参议和重庆卫戍司令部中将顾问等官高位显的虚职，任职不履职，支薪不办事，很少过问政治，潜心经营劲草园和钻研金石书画。

1932年10月25日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监狱服刑期间，杨鹏升数次托陈独秀的辩护律师章士钊将烟卷、水果、糖果等物转送陈独秀。

这年9月，陈独秀从南京到达武汉避难，恰好杨鹏升也调武汉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兼办公厅副主任。他从报上看到陈独秀到了汉口的消息后，立即多方打听，在武汉码头附近一小旅店找到了暂栖于此的陈独秀与潘兰珍，随即帮助夫妇二人在武昌一桂系军官的一所平房里安身。从此，杨鹏升在多方面给予陈独秀夫妇照顾，两人交往甚密，感情笃厚。

杨鹏升为陈独秀精心篆刻一方阳文“独秀山民”四字图章，和一方“仲甫”图章，被陈独秀视为珍品。陈独秀也曾以书法作品和一些著作相赠。他们师生之间以文交往，相互观赏，互赠往来，切磋技艺，其乐融融。陈独秀在武昌住到日军迫近武汉，才从这里入川。

劲草园中，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但杨鹏升对于处境艰难的陈独秀须臾也没有忘记。同处蜀地，交往弥笃，书信往来遂更为频繁。这一期间，陈独秀已经把杨鹏升视为了自己晚年倾诉衷肠的知音。

杨氏姐弟在《陈独秀与父亲的交往》中写道：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凄凉病逝于江津鹤山坪。家父6月5日才得知此噩耗，顿时痛心疾首，悲痛哽咽，在陈独秀来信的信封背面含悲写下‘此为陈独秀先生最后之函，先生5月27日逝世于江津，6月5日报我也。哲人其萎，怆悼何极！’深深缅怀着这位忘年交和老学长。从此，陈独秀的40封来信就成了我家的家珍，被精心收藏。从陈独秀最后的40封信中充分体现了两位朋友的牵挂。两位先人已辞世多年，但他们之间至诚的师生友谊和深厚的交往，是难能可贵的。令我们后人感动和敬佩，并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间。(1954年杨鹏升被捕后，一直珍藏的陈独秀40封亲笔信被成都公安局抄去，后由四川省档案馆收存，1980年7月，又移交给中央档案馆收存。相关部门给杨祖慧出具了收存证明。—作者注)

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并没有忘记这位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1939年2月，陈独秀因病到重庆宽仁医院住院时，周恩来、董必武与朱蕴山都去医院看望过他。

而仅两个月以后，董必武、朱蕴山又亲赴江津，再次拜望了陈独秀。

那是在陈独秀从重庆回津后，邓仲纯让他夫妇住进自己家，以便继续观察一段时间。

在武汉时，陈独秀虽与董必武见过面，而董朱二人到江津登门，这倒着实令陈独秀既意外，又感动，特别是董必武说此行他和朱蕴山是受周恩来之托，专程前来拜望，更是弄得他手脚无措，连忙请客人坐下。

“仲公，恕我冒昧，以后的路，你究竟打算怎么走？”董必武几句寒暄后，直截了当地问道。

陈独秀对董必武素有好感。但对他提出的问题，却令他颇难回答。

“仲公，”董必武见他沉吟不语，又接着说道，“现在大敌当前，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后方民众竭力支前。我想，先生绝非闲云野鹤、隐士悠民，如今独处江津，心里也并不痛快吧。”

“那当然，民族之情，爱国之心，独秀自然有之。不过，洁畲啊，我如今一介老朽，一个被弃之人，又怎可奈何？”说到此，陈独秀苦笑了一下，话中有话地说，“我陈独秀到此也就只能抱清白一生，不成为民族败类为唯一大愿了。”

董必武自然能听出他话中的怨气：“仲公，我和蕴山这次专程到江津来，一是知道你贵体欠安，来看看你；二是请你到延安，中央和过去的老同志，都欢迎你去。”

“什么？请我去延安？”陈独秀大感震动，愣愣地瞪着董必武。“洁畲，不是开玩笑吧？当初我从南京监狱出来后，衮衮诸公容不得我，把我骂得狗血淋头，污我是拿日本人津贴的汉奸，如今怎么……”

中央内部的斗争，董必武当然不便与他谈及，而只能一言以蔽之。他望着陈独秀，诚恳地说道；“历史的旧账，我们都不必再纠缠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请你去延安，这也是润之的意见。”

“哈哈。”陈独秀怪异地笑了起来，眼睛里泛上了一层晶莹潮润的东西。他连连摇着头说：“我不去，我决不会去延安！当初中央居然以三项条件来卡我，我拒绝了，而且，我还对你和徐特立都郑重强调过：‘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我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我绝对不怕孤立。’现在是究竟怎么了？怎么又想起让我回共产党去！我现在回去干什么？大钊死了，延年、乔年也死了，我也落伍了。你们开会，我怎么办？与其去延安做个摆设，我还不如就待在江津，实实在在地做点学问。”

朱蕴山也劝道：“仲翁，我们真诚地希望你，不要拒绝我们对你的帮助。”

“你们的好意，恩来，包括润之的好意，我心领了。独秀唯求某些别有用心之人，别再落井下石，倘如此，老朽便深以为谢了。到延安，非我所愿，请君毋复再言此事。”

陈独秀固执如此，谈话显然也很难进行下去。董必武吩咐侍卫从皮包里拿出带来的100块银元，放到了桌子上。

陈独秀大惊：“洁畲，你这是为何？”

“仲公，我们知道你现在身体有病，生活也并不宽裕，这是我们从互济会里拿出的一点钱，请你一定收下。”

“洁畲！”陈独秀眼中倏然滚出两滴老泪，紧紧握住董必武的手，激动地说道：“互济会是当年我提议创办的，而且我还为它定下了一个原则，它的钱，只能用来营救狱中的同志，照顾烈士的家属……这钱，我怎么能收？请你带回去，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收的！”他猛地站起身，坚持把这笔钱放回了侍卫的皮包里。

朱蕴山在《关于陈独秀的几点回忆》一文中说：“那时王明问题已经解决，毛泽东、周恩来对陈独秀是宽容的。但陈的思想还停留在抗战初期受王明排斥打击的状态中，总认为是中央打击排挤他。……当时中央想把陈独秀弄到延安去养起来，因为他毕竟当过几届共产党的总书记，对党还是有贡献的。”

董必武、朱蕴山江津之行虽未果，中央此后也并未对陈独秀置之不理，朱蕴山受周恩来、董必武之托，经常到江津看望陈独秀。连陈独秀搬到乡间石墙院居住后，朱蕴山也数次到那里去看望他，继续劝说动员他到延安，怎奈陈独秀性格固执，根本就听不进去。

作为陈独秀的同乡，朱蕴山尚是少年时，便对陈独秀充满了崇敬之情，他对于眼下处于窘迫之中的陈独秀，充满了同情。关心和帮助处于艰难境地中的陈独秀，既是受周恩来、董必武之托，也是他本人所极愿意做的事。

朱蕴山参加革命后，与陈独秀的关系一直很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建立共产党和国共合作时期，朱蕴山在安徽的革命活动，一直受陈独秀的指导。陈独秀离开党中央核心领导班子后，曾托高语罕送三本托洛茨基的言论集给朱蕴山，望朱也加入托派。朱蕴山婉言拒绝了，让高语罕将书还给陈独秀，并劝告陈独秀不要搞托派这个组织，指出不管怎样，他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开山老祖宗”，言行均宜慎重；苏联和国际的事，我们弄不清楚，贸然卷入是非漩涡，很难拔出。陈独秀不听所劝，一意孤行，最终被开除了党籍。从此，朱蕴山和陈独秀之间，就不谈政治，只有私交了。

朱蕴山在江津乡间鹤山坪上之石墙院，看到陈独秀的住处上无天花板，下面是潮湿的泥地，若遇大雨，满屋漏水。室内家具是主人免费提供的，也十分简陋，潘兰珍还开了一小块菜地，以减少经济支出。陈独秀家中唯一称得上“装饰”的便是墙上挂着一张岳飞写的“还我河山”的拓片，朱蕴山看后蓦然生出一种肃然起敬之感

1941年冬天，陈独秀在向欧阳竞无借《武荣碑》字帖时，欧阳大师要他留下一张借据，陈便以诗作据。诗中透露了他那时已经十分清苦的生活。

贯休入蜀唯瓶钵

久病山中生事微，

岁暮家家足豚鸭，

老馋独羡武荣碑。

贯休是我国五代时期名僧，能诗善画，擅长书法。陈独秀在诗中自比贯休。

朱蕴山这年春节前再次来江津看望陈独秀，路过江津县城时在支那内学院欧阳大师家中看到了这首诗，心中十分不忍。

那一天雨丝如线，雨雾如烟，等他到了石墙院，才知道陈独秀的生活之清苦，已经到了超出他想象的地步。吃饭时，桌上只有一碗青菜，一碗汤，还有一碟泡菜，可是陈独秀却吃得泰然从容。

稍后他才从潘兰珍口中知道，那时正好是陈独秀因拒绝写序，与主人产生意见，分锅立灶之初。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逝世后，朱蕴山在报上看到消息，抚昔追今，感慨不已，以诗抒怀。诗云：

掀起红楼百丈潮，

当年意气怒冲霄；

暮年萧瑟殊难解，

夜雨江津憾未消。

一瓶一钵蜀西行，

久病山中眼塞明；

僵死到老终不变，

盖棺论定老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