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印证笔者观点的，除了如邓仲纯夫人将陈独秀拒之门外，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张定先生（原名张富培）与陈独秀邂逅后的遭遇，也足可佐证。

1940年初，家住重庆的张定和三位同学考入江津中山中学高中二年级。开学时，他们一起乘民生公司的“民哲”号轮船去江津报到。在船上看见一位身着长袍，很有风度的长者。航警告诉他们说，这人是陈独秀，住在江津城中的延年医院。张定读过陈独秀的文章，知道他是有名的学者、教授，还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对他很是景仰。立即上前拜见陈独秀，并拿出笔记本请陈独秀签字。陈独秀十分客气，问了张定一些情况后，慨然应允，签下了“少年中国，中国少年”八个字。并题注：张富培同学纪念 独秀于民哲舟中。

与张定同行的三位同学并未上前请陈独秀签名。当船到江津通泰门码头，宪兵检察行李，没收了他们几本小说和《全民抗战》等期刊。放行后因天色已晚，四人便去七贤街四川旅社投宿。晚上九点钟左右，宪兵又来查房，发现了陈独秀题有字的笔记本，马上叫张定和宋建武带上被子，把他们押去了宪兵12团司令部，两人被分别关押在两间牢房里。

天亮后，张定被叫到审问室，一个军官问他：“你是不是共产党？”

张定吓了一跳，赶紧说：“我是个来江津报到的学生，我只知道读书。”

军官又问：“你和陈独秀是啥子关系？”

张定答：“没有任何关系，我只知道他是一个有名的教授。”问了半天，问不出个所以然。情急之下，张定要求打电话回家。

军官问：“你老汉是干啥子的？”

张定说：“我爸爸在21军司令部做事。”

军官愣了一下，说：“江津打重庆是长途，不能打。”

张定刚回到牢房中，看守就通知他和宋建武拿上被子出去，说没事了。

孰料，四人到中山中学高中班报到时，校长却对他们说：“你们四人得等一下，还得口试。”

口试的结果是，四人均不合格。四人感到又气又冤，入学通知书都已经发到手上了，大老远地从重庆跑来，还要口试？这不是有心刁难人么？他们年龄小，不懂得据理力争。无奈之下，张定突然想起陈独秀老先生那么平易近人，容易接近，他对青年是那样的关爱，便想去找他求助。于是他按照那位航警说的地址，到黄荆街延年医院，找到了陈独秀。张定向陈述说了自己这一路上的遭遇，表示：“我决定不上学了，干革命去。”

陈独秀听了，脸上的神态既关切又凝重，严肃地对张定说：“要革命也不能不上学，没有学问，革命也搞不好。”

张定说：“明天学校就开学了，也没有学校上了。”

陈独秀说：“那就先自修半年再考，这半年，除温习功课外，也可以读一些其他历史书籍。例如，可以读克鲁泡特金写的《法国大革命史》，克鲁泡特金写的《我的自传》也可以读一读。一定要继续上学。要想干革命，也必须要有真本事，真学问。”

张定在回忆文章《路遇陈独秀》中写道：

陈独秀的关怀与忠告，令我十分敬佩与感激，决定继续求学。

这样，我们几个人又一起回到重庆，自修功课。

几个月后，我回到初中时就读的广益中学，于1942年暑假毕业，考入燕京大学。1944年到1945年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一年，抗战胜利后复学，1947年从燕京大学到晋察冀，被分配在中央青委工作。

1948年在平山县的土改、整党工作期间，中央青委机关支部讨论我的入党问题时，我如实讲了这一段经历。有同志追问我与托派的关系，有同志追问我思想上受了陈独秀什么影响？我只能说我没有见过托派，和托派没有任何关系。陈独秀劝我要上学，要读书，我觉得他说的很对，他对我的直接影响，就是我改变了空想的革命道路，而决定再上学。如果说他对我有长远的影响，可能是悟出要从人类的历史去了解人类的未来，然后去找寻革命的道路。

另外，是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革命者的可亲可敬的形象，觉得共产党是好人。别的，说不出他对我有什么影响。

但有同志觉得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不搞清楚不行。还是中央青委书记冯文彬同志为我解了围。他说：“张定当时还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在那样一个偶然的机会，去请教一位有学问的长者，陈独秀告诉他的那些话是可信的，对一个青年人来说也是有益的。没有什么根据硬要和托派扯上关系嘛！

邓氏叔侄到后不一会儿，黄鹏基也急匆匆赶过来，向邓仲纯打拱道：“邓大夫，今天是群贤毕至啊，恭喜恭喜。”

邓仲纯客气道：“县长是个大忙人，医院乔迁，没想也惊动了你这县太爷的大驾？”

黄鹏基说：“我一者前来祝贺，二者呢？是前来通知陈独秀先生的。我刚刚接到重庆电话，你的两位北大高足，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与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明天要专程到江津来拜望陈独秀先生。”

陈独秀不悦地说：“他们来江津看望我，自己来就行了，给县政府打什么电话，果真是党国大员出巡，还要地方迎风接驾呀？这成何体统？”

黄鹏基赶紧解释：“陈先生误会了，他们打电话是问问陈先生是否在江津城里，担心扑了空。还特意叮嘱不能惊动地方呢。”

陈独秀说：“如此倒还差不多。鹏基，那就麻烦你这位县尊给白沙镇上打个电话，通知陈可忠、蒋复聪、许德珩与劳君展夫妇、卢冀野、魏建功、曹刍、唐圭章一干老友故交也赶下来聚聚……哦，报上说梁漱溟正在白沙镇考察乡村教育，千万别把这个傲国公给忘了。”

邓蟾秋道：“陈先生的两位得意门生光临江津，是江津的荣光，这地主之谊，就让我来为陈先生代劳吧。”

陈独秀说：“我的学生跑到江津来看我，怎么能让秋翁代行地主之谊？不妥，不妥。”

邓燮康也道：“陈先生不必客气，客人和酒宴地点，由陈先生定，我和叔叔负责为诸位大师鸿儒安排几个别具特色的地方菜，包你们拍案叫绝。”

邓仲纯说：“邓氏叔侄自来古道热肠，仲甫就不要再推辞了。现在，你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在哪里办？”

陈独秀说：“你这医院自然不行，不单我闻着总有一股来苏儿味道，也会影响住院病人的休息，我看，还是去饭馆吧。”

欧阳竞无说：“饭馆太嘈杂俗气，我意还是到我那里摆坝坝席吧，大江边上，山水园林之间，奇花异卉丛中，也可平添几分仙风雅韵。”

众人都道：“如此最好，大家都到江边公园里去放松放松。”

中山公园里绿树红花，长廊新荷，园中湖光粼粼，坡脚下便是白帆点点的长江，的确是个优雅宜人的去处。

时在江津的一大批名流全被陈独秀邀来作陪。

陈独秀为做东的邓蟾秋介绍道：“这位是中央编译馆馆长陈可忠、这位是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聪……”

邓蟾秋客气道：“我们早就认识了。”

许德珩道：“老师不用为我等介绍，中央图书馆，中央编译馆迁到白沙镇，方方面面都得到邓氏叔侄的照顾，我们和蟾秋翁，也早就是老朋友了。”

陈独秀拍着额头说：“对，对，我咋忘记了，你们现在可都是白沙帮了。”遂指着另外几名客人给邓蟾秋介绍，“这包惠僧、沈尹默系我多年老友，相约从綦江过来看望我，正巧撞上今日之盛会，

邓蟾秋抱拳施礼：“包先生、沈先生，幸会，幸会。”

邓季宣、潘赞化、邓仲纯、何之瑜，以及曹茂池、龚农瞻也都来到。

少顷，邓燮康带着一帮挑着担子的人赶了进来。

邓燮康向诸位介绍随他前来的一位老人：“这位就是我今天专门请来为大家献艺的江津名厨周清云，周师傅过去给同是江津白沙人的夏仲实夏军长当了二十多年的私人厨师，一手川菜绝活，在重庆成都都是排得上号的。这次夏老军带着川军出川抗战去了，周师傅若不是年过花甲，想必也跟着老长官上了前线呢。”

陈独秀说：“燮康昨日说，保证拿出几个别具特色的地方菜，让我等拍案叫绝，我们还以为他吹牛呢。听了燮康这番介绍，我们一者相信，二者，就是垂涎欲滴，翘首以待了。”

周清云谦虚地说：“能不能做到拍案叫绝，我不敢打包票。好在瞻秋先生昨天就特地给我打了招呼，叫我不要顾忌本钱，只管拿出绝活，讨大家一个欢喜。有他这话，我今天就有信心让大家尝个新鲜了。”

众人皆拱手致谢：“那就有劳周师傅了。”

周清云带着助手徒弟去了。

陈独秀打趣道：“诸公今日均能一享口福，唯我们的欧阳大师与漱溟兄是吃斋之人，对于这顿战乱时期极为难得的美味，他们也无缘消受了。”

邓瞻秋说：“这个放心，我已经给周清云打过招呼，给欧阳大师和梁先生另做精美素食。”

梁漱溟：“我这次从白沙来江津，一不是冲着美味，更不是冲着罗傅二人的脸面，就想来和这么多朋友们见见面，说说话儿的。罗家伦不必多言，而立之年便出任清华校长，如今又执掌着中央大学，前些日子的报纸想必大家都看到了，老蒋又让他出任国民党新疆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团长。可谓是政坛新贵，如日中天。至于傅斯年，如若不是冲着仲甫的面子，我是连面都不愿和他见的。”

陈独秀惊奇地问：“傅斯年莫非几时得罪你这傲国公了？你对他如此大的情绪？”

高语罕说：“仲甫不知，在老蒋主持的国防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梁公系统提出了自己的抗日主张。他并没有主要从军事和外交方面来思考如何应对中日之间的战争，他的抗日主张主要关注乡村建设和民众教育，中心还是民众教育问题。在梁公发言时，就发生了一点不愉快，由于梁公发言较长，同为国防参议员的傅斯年实在按捺不住情绪，腾地一下站起来，粗着脖子大声嚷嚷：‘别讲这些了，当前最要紧的是前方的军事和国际形势。你这种讲法，太耽误时间了！’梁公哪里容得自己学生辈的傅斯年这等无礼，当即便在最高国防会议上大吵了一架。我当时也在会上，还拉架呢。”

陈独秀说：“我从南京监狱出来，最初住在金陵大学陈仲凡家里，后来又搬往傅斯年家住了一段时间，他倒是一点也没提说这事。傅斯年人称‘傅大炮’，性子急是出了名的，不过他的优点是无论与人争吵得何等厉害，事过即忘，从不记在心里的，梁公大可不必与他计较。”

高语罕说：“梁公去年初访问延安，和毛泽东彻夜长谈，两人也争吵得十分厉害。”

陈独秀大感兴趣：“哦，有这等事，梁公不妨说来听听？”

梁漱溟说：“我访问延安的动机有两个，一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做一考察，二是与中共领导人就一些问题交换意见，为国共真诚团结，一致抗日出一把力。对于中国共产党坚持阶级路线、武装斗争，我一直不赞成。在日寇入侵的情况下，国共两党合作，全国出现团结抗战的形势，我认为如今共产党主动放弃了国内斗争，是民族命运一大转机。多年来对内斗争的共产党，一旦放弃对内斗争，可谓转变甚大，但此转变是否靠得住呢？因此我需要做一番实地考察，看共产党的转变是真是假，是深是浅。同时，我还想通过与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交换意见而达成国家进一步的统一。结果，我和毛泽东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说他有错，他说我不对，争论了两个通宵一个白天，谁也说服不了谁。”

陈独秀叹道：“以你一介书生，全无实力的凭借，而想通过一己之力而实现国内政治实力之间的统一和团结，且不论事实如何，单只这种想法，便足见你十足的书生气。政治，何曾是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得了的哟？”

正说到此，几辆黄包车络绎相跟进了中山公园，罗家伦与傅斯年由黄鹏基陪着，从黄包车上下来。

陈独秀赶紧叮嘱梁漱溟：“彼此政见不同，今日毕竟是师生老友聚会，敏感之事，一会还是少提为好。”说罢，急步向前，一手拉着罗家伦，一手拉着傅斯年道：“真想不到，我们会在小城江津见面！”

众人散坐于树荫花草丛中，俯视长江，围桌叙谈。

快到中午时分，周清云将一道菜肴送到桌上。

邓瞻秋举筷相邀：“诸公，请先尝尝这道青筒鱼。”

罗家伦尝了尝青筒鱼，好奇地问道：“这青筒鱼没用竹笋，怎么会有满口鲜笋的清香？”

邓蟾秋笑道：“这道菜，我倒略知一点门道。先要找上几根刚由竹笋长成的新竹，连节把砍成筒状，然后把二三两重的大河鲫鱼剖腹洗净后，加上调料煎一下，便和发好的海味一起塞入竹筒内，密封后，一节一节地拿到板炭火上慢慢转动，一直烤到竹筒蔫萎皱皮，然后倒出上席，竹笋味香四溢，鱼肉也鲜嫩可口了。”

邓燮康也笑微微补充道：“关键是拿捏火候，烤老了带煳焦气，烤嫩了又不香。”

刚吃罢青筒鱼，周清云又端上来一道白水豆腐。只见青花瓷海碗里，满盛着雪白的豆腐墩儿，还漂着些碧绿的嫩木耳菜叶子。

潘赞化疑惑地问：“这道菜看上去清汤寡水的，连一点油花花也没有，也算是江津的特色名菜么？”

邓蟾秋笑而不答，执起银勺相邀：“来，来，请大家动勺，这白水豆腐，可是朴在其外，美在其内呢。”

听他如此一说，众人皆飞舞银勺。

高语罕赞道：“这汤入口果真是鲜美啊！”

潘赞化说：“连这一方方豆腐也滑爽如凝脂，入口即化。噫，秋翁，这道菜，怕是不便宜吧？”

邓蟾秋说：“不贵，不贵，只消20块大洋，法币嘛，哈哈，就不大好说了。”

一听价格，满座愕然。

邓蟾秋接着道：“这碗汤，你们莫看它朴实无华，貌不惊人，实在是用一只鸡，一只鸭经过十几道手续，沥了又熬，熬了又沥，才吊出来的高汤。豆腐虽不值钱，但鲢鱼价格不菲，要用十来斤重的鲢鱼片成薄片子，仔细地贴在每一块豆腐上，用小蒸笼垫上新鲜荷叶，蒸上一段时间，然后弃去鱼片不用。这时鱼肉的鲜味已经被豆腐吸收了。尔后再加入高汤，细火煨一下，配上木耳菜叶子，就可上桌了。”

紧跟着，周清云又用盬子盛上来一道菜。

徒弟们则将盛有用本地泡红海椒舂成稀状物的调料碟子摆在各位主客面前。

邓燮康说：“这道菜，名为三巴汤，与青筒鱼和白水豆腐相比，这三巴汤，就更见功夫了。”

听他如此一说，众人目光全落到了那盬子里。那汤，看上去清清亮亮，间以无数红玛瑙珠儿似的宁夏枸杞子，以及许多炖得极软和极糍糯的肉段肉块。

众人手中银勺，纷纷向盬子里伸去。

陈独秀尝了一口汤赞道：“用勺子轻轻一搅，方知这汤稠得粘勺，这香味，也浓烈无比，妙不可言。”

陈可忠也尝了一勺，连声叫好，遂对邓蟾秋道：“此物如此美妙，为何却取了个土俗名字？秋翁，你算是美食权威了，快给我们讲讲这三巴汤的来历吧。”

邓蟾秋娓娓言道：“这三巴汤，乃是一道极宜温补的药膳。三巴均是取自黄牛身上的物件，并不稀罕。牛鞭汤、牛尾汤各地皆有，也不足奇。但将三巴配上枸杞、百合、当归、沙参、苡仁、付片一起熬制通宵后才上桌的，就只有江津的周清云了。至于这三巴嘛，是指牛尾巴、牛下巴，还有一巴，指牛鞭，这物件四川人称它也带一个巴字……哈哈，此种名流贤士欢聚之高雅场合，便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了。”

众人“哄”地又是一笑。

陈独秀笑道：“看看，这样一批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学者教授们此刻全都变得像小学生一样，洗耳恭听秋翁给我们上地方饮食文化课。”

宴席结束，众人散坐于树荫花丛间摆开了龙门阵。

罗家伦谦恭地问陈独秀：“老师，鲁迅为何撰文骂你是焦大呢？”

陈独秀道：“焦大骂主子王熙凤，落了个吃马粪的下场，我不是这样小气的人，决不会反骂他是妙玉的。”

罗家伦再问：“哪，老师对鲁迅怎么看？”

陈独秀说：“他著文骂了我，我也不能因为他骂我，我便贬损他。我很喜欢他的小说，他的《狂人日记》就是我编《新青年》时，主动去约来发表的。我要不喜欢他的小说，我不会这样做。在中国的小说家中，鲁迅是上乘的，但和世界知名作家和中国古典小说作家比，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梁漱溟问：“仲翁学贯中西，你对国外哪些作家印象最好？”

陈独秀随口说出一长串：“多啦！莎士比亚、雨果、巴尔扎克、莫泊桑、歌德、海涅、托尔斯泰、屠格涅夫。”

高语罕问：“中国的呢？”

陈独秀说：“中国作家嘛，当然离不开曹雪芹、施耐庵、吴承恩、关汉卿、孔尚任、王实甫罗。”

高语罕说：“你说的都是五四以前的。”

陈独秀道：“五四以后鲁迅当然算得一个，但鲁迅在五四运动中是战将，而不是主将。我去年底在《宇宙风》上发了一篇文章，名字就叫作《我对于鲁迅之认识》，开篇便道，世间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鲁迅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的作者，虽然算不上主要的作者，但发表的文字也不少。兄弟二人，可贵的是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哪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这是我个人的私见。”

高语罕摇头说：“鲁迅写了一辈子，杂文一大堆，到底没能写出一部长篇来。能拿得出手的《狂人日记》，顶多也就是个中篇小说。”

傅斯年说：“高兄这话有道理，一个作家没有长篇作品，把他拔得太高，似乎总是显得底气不足。”

陈独秀说：“鲁迅虽然没有长篇存世，但他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算得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又把他吹到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普通人。”

梁漱溟道：“鲁迅曾说‘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鲁迅至少认为仲翁待人处事是光明磊落的。而且，鲁迅自己也曾这样说，他说你是五四运动的司令，他是听你的将令行事的。”

陈独秀苦笑了一下，酸楚说道：“那是以前的事了，他现在提到我这个朋友，可能都要加引号了。他的短篇小说确实做得好，我要是他，晚年决不放弃文学，从事政论，鲁迅的狷介性格，决定了他为人处事从不知道妥协，不会妥协的人，搞政治绝对不行。我就是他的前车之鉴，对鲁迅来说，这恐怕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损失。”

许德珩说：“我们那班学生毕业时，把陈梁二位老师请来照集体相。两位老师坐在前排正中，陈师把一条腿横伸到了梁师面前。照片印出来后，学生们见了都大笑不止。我拿上照片，给两位师尊各送一张。谁知陈师粗心，看了后还说，‘照得不错，只是这个梁漱溟也太霸道了，把脚伸得太远了嘛。’我忍着笑说：‘老师，你看清楚了，这是你的脚，不是梁老师的脚。’陈师仔细一看，连连大呼：‘啊，啊，是我的脚吗？难道真是我的脚吗？哈哈，那就是我陈独秀太霸道了！’”

众人一听，乐不可支。

可是，这则真实笑话里的两位主角之一的梁漱溟却无动于衷地自顾说道：“鄙人过去总以为以学者入仕的角色，总喜欢把帽翅儿抖得哗哗响，唯恐别人忽视了他头上的那顶乌纱。这次我到重庆，方知天下乌鸦也并非一般黑，这个中也有极个别例外。蒋廷黼，就算得一位刚直清雅之士。那天我去找蒋廷黼摆龙门阵，恰巧是个星期天。蒋兄是行政院政务司司长，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人物了吧。傍晚他送我出门，刚走到庭院上，就看见几辆轿车风风火火地开了进来。车停下，委员长从车上下来了，见了蒋廷黼就说：‘你来得正好，我有事和你商量。’谁知蒋廷黼却回答他：‘对不起，你没见我正在陪客人吗？今天我休息，有事明天我到侍从室找你。’说完，就陪着我出了大门，连蒋介石也只有拿他干瞪眼。看看当今党国中那帮高官要员，还有谁敢像蒋廷黼这样心底无私天地宽？这样的人，我就佩服，决不会因一顶乌纱帽，就把自己给卖了。”

罗家伦好不尴尬。

包惠僧这下方感到气氛有些不对，注意到陈独秀也被梁漱溟这股子狷介之气弄得暗暗皱眉，为缓和一下气氛，赶忙哈哈一笑说道：“我在重庆，听到的笑话不少，现贡献一个出来，供各位佐餐。”

陈独秀也赶紧配合：“惠僧言语幽默，才华横溢，从惠僧口中出来的笑话，都是上了品的。快说来听听，笑一笑，十年少嘛。”

包惠僧说：“话说前年12月，南京失陷之前，唐生智命72军中将军长孙元良殿后。孙元良带领上万名穿草鞋背麻柳杆杆的四川兵，哪里抵挡得住日本人的坦克装甲？率领部队和日本人在中华门前打得如火如荼，血战一场，最终日本人攻进城来。城破之际，两名卫兵与孙元良慌不择路之际，被丹凤街悦安妓院里的一帮妓女救了进去。”

高语罕道：“黄埔军官学校创办后，我和惠僧、德珩先后担任军校政治部总教官，这孙元良，也是我们三人的学生了。国难当头，国军大败之际，烟花女子有如此义举，实在是难得！难得！”

潘赞化说：“倘若将其演义一番，其价值说不定会超过莫泊桑《羊脂球》里的那位法国妓女呢。”

陈独秀大感兴趣：“惠僧，如此感天动地的壮举，在你口中怎么竟成笑话了？说下去，快说下去。”

包惠僧说：“妓女们找来便装让孙元良三人换上，将他们藏在了妓院里。蒋介石在武汉听到戴笠报告孙元良大战当头竟然放弃指挥钻进妓院逍遥，气得脑壳发昏，也顾不得孙元良是黄埔一期学生了，当即下令戴笠，尽快秘密处决孙元良。戴笠经过一番缜密考虑，派了一个叫顾念庸的特工去南京。此人父母均为旅日华人，出生于日本名古屋，15岁时才回到国内，日本话说得来比中国话还好，又是中央警校的高才生。谁知顾念庸到了南京，化装成日本人在悦安妓院里待了好些日子，最后，他没把孙元良杀掉，孙元良在一帮妓女的帮助下，反将他活捉了。孙元良得知蒋误会了他，又急又气，不顾危险混出南京城，历经千辛万苦逃到重庆，向蒋陈述进妓院原委，自请处分。蒋这才明白是自己错怪了忠臣良将，孙也因此重获蒋的重用。而剌孙事败后，戴笠去向蒋介石汇报，因戴笠陈述过多，且不断为自己开脱责任，蒋大怒，拍桌怒喝道：‘强辩！娘希匹，强辩！’蒋说的是奉化普通话，‘强辩’与‘枪毙’同音。戴笠一下子吓掉了魂，慌忙跪下大呼：‘校长饶命！校长饶命！’边呼，还边痛哭流涕。蒋瞠目结舌，大惑不解，忙问：‘雨农，你这是干什么？’戴笠道：‘只要校长今天不枪毙我，我一定亲自带人潜入南京，除掉孙元良，不成功，便成仁！’蒋这才明白为何，哭笑不得，将孙元良不仅无罪，反而有功的情形告诉了他，然后挥挥手，让他去了。”

众人又是一笑，气氛方缓和下来。

阳光灿烂，鸟儿在枝头啁啾。陈独秀似也被这大好春光激发了兴致，提议道：“我们何不去前面遗爱走走，那地方倒是值得一游。”

众人遂起身，随着陈独秀逶迤而行。

遗爱池就在前边东门广场旁边，离支那内学院不过两百米之遥。

邓燮康与龚农瞻、曹茂池几位本地宿绅走在队伍末尾。

龚农瞻道：“今天这个聚会，日后理当写进江津县志才对。除了我们这几个当地士绅，来的全都是当今中国了不起的大人物、名教授。陈可忠，中央编译馆馆长；蒋复聪，中央图书馆馆长；罗家伦、傅斯年是如日中天的学界兼政坛新贵；梁漱溟更算得当今一代大儒。”

朱近之说：“岂止是江津县志？陈独秀在政界文化界的影响自不待言，那戴眼镜的高语罕，有些发福的包惠僧，还有矮个子的许德珩，过去都相继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政治总教官。”

邓燮康说：“连那国立九中的历史老师何之瑜，也曾是共产党的湖南省委书记，既是陈独秀在北大时的学生，又是他最忠实的追随者。他现在还受北大同学会委托，接替重庆大轰炸中失踪的罗汉，专门照顾陈独秀生活。总务主任潘赞化，当年在柏文蔚手下当过师长，民国初年任芜湖海关监督时，为青楼女子张玉良赎身，并纳为如夫人，随后又将玉良送往法国留学，专攻西画，不失为一段佳话。”

众人一进院子，但见泱泱一池碧水，环抱湖中一座小岛，岛上绿树葱茏，杂花斑斓。重重花树簇拥着一座飞檐翘角、古色古香的庙宇，庙门上端置“清廉祠”的横匾。前后两座石拱桥，彩虹般横跨湖面，与陆上相连。

许德珩惊呼：“小小江津，想不到竟有此等人间仙境！”

一行人络绎登上石拱桥，来至庙堂，看着那一尊令人陌生的塑像，不知此为何人，议论纷纷，各自猜测。

陈独秀捻着几根山羊胡须，始缓缓说道：“我闲来无事，偶尔翻翻江津县志，收获倒是不小。现在，我就越俎代庖，给诸位介绍一下这位高居庙堂之人的来历吧。曾公，乃曾授一，字正万，号静安，广东省东安县人。清乾隆三年中举，著有《尊闻录》、《学古录》、《四书解义》等书行世。乾隆30年曾授一补江津知县，上任时，适逢江津遭三年大旱，百姓流离，苦不堪言。曾授一联合邑人创‘救命会’，卖掉家乡祖传盐田，购谷千石立义仓赈济灾民。待社会稍加安定后，又组织邑人到广东，引进红苕种，亲偕夫人躬耕垅亩，教邑人栽种之法。此物耐旱，产量又高，既甜又面，百姓珍之胜米麦，民间竞相种植，数年间红苕才由江津逐渐传播到全川各地及邻近各省。解决了温饱，曾授一又派人到江、浙一带带回蚕种桑苗，教民种桑养蚕，使邑人多获利。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县太爷还仿民歌俚调，写成《劝农歌》《悯农歌》《慰农歌》十余首，鼓励农业生产。几年后，使江津起死回生，百姓安居乐业。

乾隆三十四年，授一调署合川，上任之初，因犯人暴狱，被撤职为民。潦倒之际，津民派出代表赶往合川，将曾授一全家用轿子抬回，一路燃放鞭炮，奏起锣鼓响器，视授一为救命恩人。安居数年后，授一年老思归，津民苦留不住，乃集银3000两相赠，怎奈授一坚不收受。离津之日，送者上万人，沿途泣不忍别。岂料授一尚在途中，津民已集巨款汇到东安，购回他当年卖掉的盐田，并为他置下养老的房产。授一77岁老死家乡，消息传来，津民悲痛万分，遂集银两，在此为其建祠。匾名清廉祠，当地人则俗称曾公祠，这一湖碧水，也就被称为遗爱池了。”

罗家伦说：“老师的拳拳苦心，学生感谢不尽。”

傅斯年说：“学生虽不及古之圣贤之万一，但为人的操守，还是能自持的。”

梁漱溟长叹道：“如今的大官小官，倘能学到这封建社会七品芝麻官的三分，我也要高呼万岁了！”

高语罕也道：“家伦斯年此番回去，可向委员长建个议，明年总理纪念周，可否将中央要员们集中到这清廉祠来举行，反正，重庆离江津也不远嘛。”

江津虽系一远郊小城，民风淳朴，景致秀丽，但对陈独秀而言，也绝非邓仲纯介绍的世外桃源、一方净土。小地方突然来了他这么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这本身就是一条足以惊波激浪的大新闻。江津各界名流宿绅趋之若鹜，争相前来拜望；重庆城里的新闻记者也不时上门打扰，至交好友，更是频频前来问安叙旧。来往的人多了，陈独秀的住屋又实在太小，邓仲纯在黄荆街83号的延年医院新址则是一座相当宽敞的宅院，几株梧桐树伸展开去的树冠几乎将整个天空遮罩。陈独秀一家老幼住在楼上，与郭家公馆相比，这地方便是上乘了，楼房四壁皆白，光线明亮，空气流通，甚令陈独秀满意。

陈独秀万没料到，自1910年离开家乡后，天涯飘零，四海为家，分处天南海北的一家人，如今却在天府之国的江津县城里欢聚一处，三世同堂了。

虽说是龙游浅水，虎落平阳，可当地人对客居此地的陈独秀、凌铁庵这样的大人物，依然是优礼有加，倾心仰慕的。地方各界倘有重大集会或者宴会，都执礼甚恭地邀请他们参加。并待之若上宾。而且大家对战局的关心，总想听听他们这样的大人物发表几句对时局的高见。

凌铁庵是安徽定远人，老同盟会员，曾东渡日本追随孙中山，与孙过从甚密，辛亥革命后，担任过皖军第五师师长，1913年任讨袁护国军淮南司令。讨袁失败后，他支持孙中山筹组中华革命党，并被委任为上海主盟代理人，后又代理中华革命党安徽支部长。他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在北伐中战功卓著，晋升为中将，1927年他在担任交通部航政局局长时，维护国家主权，痛斥奉系军阀向日本出卖东北四条铁路修筑权，，以致遭到奉系军阀暗算，被特务炸伤双眼，双目失明。凌铁庵虽早已赋闲，却时时显露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态。逢会必发言，发言必旁若无人，慷慨激昂，让听众无不热血沸腾。此翁当时眼已失明，但依然关心民族危亡，日日叫其小女起凤念报纸给他听，故而对时政也绝不荒疏。每次赴会，他便由起凤搀扶而行。

1938年夏时，武昌艺专也因战乱迁至江津对岸中渡街，该校学生也经常过江来参加集会。其中有一小青年，对凌铁庵深为钦佩，并主动与之接触。后来，此君便与凌起凤喜结连理，成为凌铁庵的乘龙快婿。这位小青年，便是曾担任过四川文艺出版社社长、前些年因写出《战争和人》三部曲，而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王火先生。

但陈独秀每次前来出席，却总是沉默寡言，很少议论时政。与口无遮拦的凌铁庵相比，他仿佛成了配角。初时两人相互尊重，关系不错，孰料却因陈独秀的一篇文章，最终导致二人反目成仇，并给中国历史造成了不小的误会。

关于此事，我的忘年交、江津区志办主任钟永毅如此道来：“1942年3月29日，江津县在东门外广场举行市民大会，纪念黄花岗72烈士。县长罗宗文主持大会，他在讲话中号召大家学习先烈精神，打败日本法西斯。接着是各界代表登台讲话。罗县长像往常一样，请在主席台就座的其他人士讲话。这本来是一种官场客套，没想到双目失明的凌铁庵老人在女儿搀扶下颤颤巍巍地走到台前，声色俱厉地把话锋指向了陈独秀，批评陈独秀3月21日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散布悲观情绪，不利于抗战，对陈独秀严厉驳诘。此言一出，满场皆惊。《江津县政府公报》对此事也做了报道，并且很快在社会上激起轩然大波，这是陈独秀逝世前不久发生的一场风波。由于年代久远，凌铁阉的身份长期未搞清楚，许多研究家把那次大会不仅说成是国民党江津县党部为围攻陈独秀而特地召开的，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甚至还把凌铁庵也说成是专门请来‘大骂陈独秀是反革命’的老牌国民党员。而据我对当事人的调查，事实绝非如此。两年前罗宗文先生在接受我采访时重申，当时凌铁庵讲话完全是即兴的，绝非国民党有意为之。之后我又采访了凌铁庵的女儿、王火先生的夫人凌起凤。她父亲讲演时，她就搀着瞎眼父亲的手臂站在一旁。她说她父亲纯粹是出于义愤，在大庭广众中驳诘陈独秀，而不是被请来参加‘围攻’‘大骂’的。这一史实，应当澄清。”

此时的陈独秀，已不能不避祸从口出之嫌了。虽然黄鹏基未给他透露过任何口风，但前不久何之瑜从九中特意过江来告诉他，国民党的调查人员到学校分别找了与陈过从甚密的邓季宣和潘赞化，了解陈独秀到江津后的情况，要陈小心提防。

陈独秀虽然做出副无所谓的样子，说：“老蒋如此关心我，倒真是把我抬举了。他们到底想探听些什么呢？我想无非是三件事。我们与斯大林派（指中共中央）有无联系；我们有无组织；有无反政府的秘密活动。我们一件也没有，言行再谨慎一些，他们又能探听到些什么呢？”

他还叫何之瑜转告邓季宣、潘赞化，“是侦探也不要紧，不必紧张过度。”

话虽如此说，陈独秀此后也就更加检点自己的言行举止了。自己的安危固然可以置之度外，可是，他却不愿因此而祸及兰珍和一家大小。

而且，嗣母的猝然辞世对他的打击太大，连写作也停了下来。办完嗣母的丧事后，陈独秀身体虚乏，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乎半聋。潘兰珍给他说话，也不得不提高了声调。邓仲纯想尽了办法，想把血压给降下来，结果没有效果。

一天，何之瑜来坐，问陈独秀：“可曾好些了？”

陈独秀说：“血压降不下来，耳朵日夜轰鸣，像是什么东西堵塞，只听到嗡嗡的声音。”

何之瑜说：“你必须安心静养，这一段时间别再看书写字了。”

陈独秀说：“已有半月没有写字，前些时候薛农山来信，要我作文著书，他替我出版，恐怕一时半会无法兑现了。”

何之瑜说：“住在这里还行吗？”

陈独秀摇摇头说：“恐怕住不长久，仲纯夫人和潘兰珍处得不好。”

何之瑜也无计可施，叹了口气，说：“仲纯为人忠厚实在，可惜就是耳朵太软。”

不久，陈独秀给写信前来问候他病情的杨鹏升复了一函，谓：“顷接行严兄（章世钊）由渝转来16日手书并汇票300元一纸，不胜惶恐之至！此次弟留渝只二星期，所费有限，自备差足，先生此时想亦不甚宽裕，赐我之数，耗去先生一月薪金，是恶可乎。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实惑无既，辱在行乞，并谢字也不敢出口也！”又谓：“一病十月，未能写作，颇为烦闷。”因杨鹏升在此信中谈到他的几位友好对陈独秀极为仰慕，都想资助他，又恐遭拒绝。故陈独秀又针对此事答道：“曾与编译馆约购一稿可以支取应用，不应以此累及友好，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并随信附去一首小诗，诗云：

连朝江上风吹雨，

几水城东一夜秋；

烽火故人千里外，

敢将诗句写闲愁。

长江流经江津时，呈一“几”字形将县城环绕，形成半岛，故江津别称“几江”“几水”。

虽有杨鹏升等朋友施以援手，但陈独秀自尊心极强，宁愿受穷，也不愿接受朋友资助，故而屡屡婉言谢绝。1941年3月23日复函杨鹏升：“千元汇票一纸，问作何用，因杨函中未示此款作何用，意为不敢无功受禄。同年8月6日，又复函杨鹏升收到省行千元兑票一纸，并告：‘弟生活一向简单，月有北大寄来300元，差可支持’。”杨鹏升无奈，只得讲究策略，此后，陈独秀在江津期间所用的稿笺，信封便全由杨鹏升包制包赠。而且，这些信笺和信封上均印有“独秀用笺”和“ 仲甫手缄”的字样。

陈独秀对杨鹏升的大力资助，可说是既惭愧又感激涕零。他在江津生活三年零九个月期间，总共给杨鹏升写了40封信，连陈独秀临终前发出的最后一封信，也是给这位生平只见过一面的好朋友的。

经江津市党史办公室查实：从1939年5月至1942年4月5日，陈独秀至杨鹏升信函达40件之多。其间，杨鹏升三次接济陈独秀计2300元，托章士钊等人转寄陈独秀亦三次，计2200元，“晋先生”资助2200元。杨鹏升且赠印有“仲甫专用”的稿纸、信封，使陈独秀维持生计外，得以著书立说。

即便堕入社会生活的最底层，陈独秀也依然保持着他做人的原则与气节。

叛徒任卓宣汇给他200大洋，他一看汇款人的姓名，立即叫邮差按地址退回。

朱家骅曾赠他5000元支票一张，他拒之；朱家骅又托张国焘寄去，陈原物寄回；张再托郑学稼寄赠，陈不仅照退不误，并致函郑学稼：“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又特地嘱咐：“请国焘以后不要多事。”张国焘接信和汇票后悻悻说：“仲甫先生总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