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赶紧将他劝住：“算了，此事也只能怪我，倘若我离开重庆之前先给仲纯写一封信,今天的不快之事，也就不会发生了。邓太太的脾气，我在北大时就多有领教，他对我历来便疑神疑鬼的，最怕我这党国要犯给仲纯带去麻烦。也只怪仲纯，百事皆好，唯耳朵实在是太软了一些。你去他家吵上一架，到头来受气的，还不是我仲纯老弟。”

两人遂将这不快之事抛向一旁，转而谈到了时居江津的安徽人，以及老友们的近况。

方孝远给陈独秀斟上酒：“来，干上一杯，消消气。”

陈独秀一饮而尽：“欧阳竞无的支那内学院，离县城有多远？”

方孝远说：“不远，就在中山公园里。哦，你的学生，黄埔军校政治部的总教官高语罕，前些天也住到支那内学院去了。”

陈独秀说：“高语罕到支那内学院兼课我是知道的，可他没说把家也迁到江津来了呀。”

方孝远说：“我马上找个人去中山公园跑一趟，把高语罕请来陪你——哦，前清进士苏鸿怡一家人现在也住进了支那内学院，我知道这人你也熟的。”

陈独秀摆摆手道：“不急，不急，既已到了江津，高语罕苏鸿怡这帮老朋友早迟都能见面的。我现在是居无定所，你这住屋也实在窄小，我看饭后还是麻烦你跑一趟，先帮我租上一两间屋子，有个落脚之处才是紧要之事。”

方孝远说：“这个容易，江津宿绅、留日期间加入同盟会的江津农工银行经理龚农瞻与我相处甚洽，彼此还算一见如故，我托他出面，找几间房子，应当不成问题。”

晚饭后，方孝远出门去跑了一趟，最算有了结果，龚农瞻早就仰慕陈独秀的大名，马上带着方孝远前去找自己的好友曹茂池曹二爷帮忙，曹茂池遂在其私宅“郭家公馆”腾出一间屋子，给陈夫妇暂住。

龚农瞻与方孝远陪着陈独秀夫妇走进了耸立在离东城门口不远的郭家公馆。

龚农瞻对陈独秀：“这所老宅子，不知已经换了多少代主人，如今住着江津宝元通的老板、商会会长曹茂池一大家子。外面的两进院子，全都被下江人租住了。曹会长一家人住着后院，他听我说陈独秀到了江津，而且没有房子安身，马上表示，请陈独秀到他后院里同住。”

三人走进院子，看见两侧的一排排大砖房住屋，全部都已经住满了下江人。

过了这人声嘈杂的两进院落，前面便是个圆形的月亮门，里边林木蓊郁，内院中央，有幢西式楼房，

方孝远对陈独秀道：“曹茂池一家就住在这栋楼房里，东北角那一排小平房，则是一些下人住着。”

曹茂池已经在月亮门前恭迎。

龚农瞻喊道：“曹会长，这位就是陈独秀先生。”

曹茂池上前作揖：“陈先生大驾光临，是江津的光荣，能为陈先生效犬马之劳，也是茂池前世修来的福分。”

陈独秀还礼道：“曹先生客气了，我陈独秀不过是一躲避战乱的普通下江人而已，能得到先生慷慨相助，独秀已经感谢不尽了。”

曹茂池主：“我女儿是县女中的国文教师，陈独秀这个名字的分量，我还是常听女儿说起的，对陈先生久仰得紧，久仰得紧！”

龚农瞻也恭维道：“曹会长也算得江津码头上‘嗨’得开的人物了，喜欢结交名流雅士，对陈独秀这三个字，当然是如雷贯耳，顶礼膜拜了。”

曹茂池将三人带进楼里，指着几间屋子道：“陈先生住的房子，我已经叫下人收拾出来了，就是底楼左边这三间。这里原本是我接待亲友的地方，家具摆设，安锅立灶的锅碗盆瓢，铺的盖的用的，全都给你们备办齐全了，陈先生和嫂夫人空着手就能住进去，住多久我全家人都欢迎。”

陈独秀说：“这房子我不能白住，房租多少，曹会长你一定得说个数。”

曹茂池道：“陈先生住，我还能收房租？你这么了不起的大人物，能住到我曹茂池家中，就算是给了我天大的脸面，正像你们文化人说的，让我这家也‘蓬荜生辉’了，我还能收你的钱？千万莫提钱，提钱就俗了。”

陈独秀感动不已：“不收房租，你让我怎么过意得去？不行不行，这房租无论如何是要收的！再说，我陈独秀也不在乎省这点钱。”

曹茂池说：“陈先生千万莫客气，几时得便，随便赏我几个字就行。我知道，像你这种大人物的墨宝，值钱得很。”

邓仲纯一头大汗闯了进来：“仲甫，兰珍，我刚从青草背回城，才知道你们来了，失敬失敬，实在对不起……”

潘兰珍鼻孔重重哼了一声，把脸偏向一边。

方孝远指着邓仲纯喝道：“仲纯，你都干了些啥糊涂事？老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识忠臣。我们和仲甫虽不是君臣关系，总还算得是安徽老乡加至交好友嘛，何况你们还一起到日本留过洋，在北京大学共过事，怎么能够说一套做一套，你这不是有意坑仲甫么？”

邓仲纯说：“这……我实在是不知道仲甫今天要来江津……我老婆那里，原本是说好的，我也不知道她怎么搞的，趁我不在家，就反悔了。我一听说仲甫和兰珍被气走了，把我老婆着实骂了一顿，现在是特地赶来负荆请罪。请仲甫无论如何看在陈邓两家几代交情的份上，一定搬去我家同住！”

陈独秀听仲纯这么一说，心也消掉不少，说：“仲纯，你也用不着再解释了。我虽愚钝，也看得出个中原委，这的确不是你的原因，我也不会因此怪罪于你。好在，曹会长看在龚经理和孝远的面子上，已经答应让我和兰珍免费住在他这小楼里，屋子都已经收拾好，我总不至于言而无信，辜负了别人一片盛情吧？”

方孝远说：“仲纯，仲甫现在无论如何是不能搬走的。我也看得出来，你分明是刚和老婆大动了一番干戈，拿出丈夫的权威将老婆硬压了下去。然矛盾并未因此化解，倘若仲甫和兰珍现在搬去你家，此后难免再起波澜。我的意见是，仲甫就暂时先在曹会长家里住上一段日子，你呢？抓紧做做你老婆的思想工作，待她思想完全通了，再说以后的事。”

邓仲纯说：“如此一来，我邓仲纯岂不是连曹会长那样一个外人三姓都不如了么？仲甫若是连弥补的机会也不给我一个，这让我今后在朋友们面前怎么抬得起头？怎么为人处事？”

陈独秀说：“别想那么多了，别人不知道你，难道我陈独秀，还不了解仲纯的为人？”

支那内学院坐落在江津县城东门外长江边上的中山公园内。

这日晚上，欧阳竞无与高语罕、苏鸿怡在学院内紧靠长江边上的一圆形池塘边做东，为陈独秀夫妇接风。

邓仲纯邓季宣兄弟，方孝远，何之瑜、潘赞化也被邀来相陪。

池塘四周石栏环护，花影扶疏，修竹婀娜。池中绿水泱泱，游鱼可数。

石栏边上摆着个炉子，焦炭烧得旺，红亮亮的汤汁开了锅。锅中用隔子一分为二，欧阳大师吃素，其他人荤素皆可。炉子边，围着一圈小板凳。石栏上，一长串大盘小碗中，盛满了各种菜肴。斜斜伸出的一根紫薇树枝上，当空悬吊着一盏特地牵出的电灯。

何之瑜触景生情，叹道：“明月高悬，凉风习习，江面上渔火点点，令人心旷神怡，如临仙境啊。”

陈独秀说：“半轮银月再添几声虫唱蛙鸣，便有了几分超凡脱俗的仙境气氛，让我等凡夫俗子，也能于这战乱之中，体味一下得道成仙的感觉了。”

潘赞化说：“几位如何想起用火锅为仲甫接风？火锅虽是个好吃物，可这大热天里，也未免不合时令啊。”

高语罕说：“我和欧阳商量过，我们这一帮下江人初来乍到，第一须操练的功夫，就是入乡随俗，尽快学会吃麻吃辣。这川菜虽好，试问哪一样离得了麻辣？不练就这一道基本功，以后怕是面对满桌珍馐，也难得一享口福。所以嘛，只要下决心学会吃火锅，其他的川菜，就全不在话下了。”

欧阳大师道：“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四川人喜欢麻辣，也是有讲究的。川人处于盆地之中，空气潮润，辣椒花椒不单能提鲜增香，更是驱寒除湿的好东西。”举杯相邀，“来，大家举起杯来，为仲甫夫妇的到来，干上一杯。”

陈独秀举杯在手，以诗叹道：“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常东。”吟毕，眼中居然有泪光在闪，“看看脚下这一江春水向东流，再想想这大半年光景，从南京到武汉，再到重庆、江津。尤其是欧阳大师，率上千僧尼，背纤拉船，由南京逆流而上，每日不歇，行程长达月余，方至江津。我等也算人中翘楚，却让小小倭寇，撵得来鸡飞狗跳，一路狂奔。南京、重庆数番遭日机轰炸，侥幸保得残躯。今日幸与诸位老友相聚于江津，骤然间思想起李煜的这首‘乌夜啼’，真有啼血哀号之感啊！”

陈独秀这一翻感慨，立时让宴席陡添了悲怆气氛。

潘赞化道：“李后主的词，我等自小便倒背如流，可唯有此时此刻，方能深切领悟到这位亡国之君的哀痛之情啊！”

邓季宣道：“国家蒙此大难，我等能够活着逃到大后方，毕竟还算幸运之人。我大哥以蜇，至今还在北平。日本人为营造升平景象，严令各大学教授们返校上课，遭我大哥严词拒绝，他一家人现在的死活，我们现在都担心得很呢。”

何之瑜说：“老师恐怕不知，几天前邓之诚先生到了国立九中。他谈到，当初老师与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领导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北大红楼，如今已成了日本宪兵队司令部。楼内地下室则是拘留所，许多爱国志士被关押在红楼里，遭受非人迫害。”

邓季宣说：“日本人把地下室甬道改建成14间囚室，全部改为木栅门，称为笼子。往东是刑讯室。看守所东西方各一门，入夕则锁之，看守的宪兵分班轮值，日夜巡逻。 张东荪、邓之诚、洪煨莲、蔡一鄂、陈其因、侯仁之、伏开鹏、蓝公武等燕大、辅大拒绝与日本人合作的著名教授，也都被押到北大，集中关押在红楼里。一到夜间，日本宪兵严刑逼供的审讯声、拷打声、犯人呼叫声不绝于耳，令人毛骨悚然。”

何之瑜说：“邓先生说，宪兵队审讯时，无不施与酷刑，有扑责、有批颊、有拶指、有水淋口鼻、有灌水。水从耳鼻口中激射而出，最为惨苦，往往有致死者。夜间被刑者哀呼凄厉，使人心胆俱碎。”

邓季宣说：“即便不受日本人的酷刑，红楼地下牢房内的生活也极为艰难，到隆冬时节，天寒地冻，地下室内根本就没有炉火等取暖措施，人人都冻极而僵。每日也只提供两餐，每餐每人仅给两个窝头，一碗汤，一杯茶而已，全是残羹冷饭，根本吃不饱。由于狱中营养和卫生条件太差，因此在狱中传染斑疹、伤寒的人特别多，西侧囚室里死者达到数十人。燕大教授们也大多病倒，即便幸而未死，也个个骨瘦如柴，几无人状。”

陈独秀叹道：“倡导自由民主的北大红楼现在居然成了关押、残害中国人的人间地狱，更拘留了传播新知、教授文明的教授们，这真是北大自建校以来经历的最大摧残啊！”

酒宴结束，陈独秀小醉微醺，由潘兰珍搀扶着踏月归来。

两进院落里，凉床、凉椅横陈，“下江人”**上身，皆在坝子上乘凉。

夫妻二人进到内院小楼前，陈独秀上下看了看：“我怎么觉得住在这曹家豪宅的偏屋里，有点像是给曹会长当门房的感觉啊？”

潘兰珍说：“侬还能不住怎的？”

陈独秀道：“说说笑话罢了，好在这郭家公馆的大门口已经有了正式的门房，不致让人误会。”

深夜，潘兰珍一觉醒来，见屋子里还亮着灯，欠欠身看见陈独秀还在伏案写东西：“老先生，劳累了一整天，侬还不累呀，还是快些睡吧。”

陈独秀说：“哦，快了，松年还等着我的信呢，我写完马上就睡。”

陈独秀挥毫写信。

松年：

三日抵此，不但用具全无，屋也没有了。倘非携带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重庆也。若非孝远先生招待——仲纯之妻简直是闭门不纳——即使有行李之累，亦不得不回重庆也。出门之难如此，幸祖母未同来也……

父字，八月九日。

九月上旬，待父亲在江津住定以后，陈松年也扶老携幼地来到江津。

这一天，陈独秀、潘兰珍、邓仲纯均出现通泰门码头接船的人群中。

由重庆驶来的客轮靠上了囤船，陈松年和姑母向荣搀扶着瞎眼祖母，吴欣然、窦珩光带着孩子，随着旅客们拥挤着从舱里出来。

陈独秀扬手喊道：“娘，大姐。”急不可待地登上跳板，将嗣母小心翼翼地搀扶到沙滩上。

潘兰珍则喊来数辆黄包车。

陈松年对潘兰珍道：“二妈，黄包车你们几位长辈坐就行了，小辈人走走路，没关系的。”

窦珩光也道：“这样好，出门在外，能省几个是几个。”

陈独秀挥着手嚷：“都坐上，都坐上，码头离住处还有很长一段路呢，再省，也不在乎这几个小钱嘛。”

窦珩光性急问：“爹爹，松年的差事落实了吗？”

陈独秀说：“你放心吧，没落实我叫你们到江津来干什么？你赞化叔叔已经给松年安排好了，明天就过对岸去，先在潘叔叔主掌的总务处管管庶务。”

窦珩光一愣：“怎么，九中不在城里啊？”

邓仲纯说：“九中在河对岸德感坝街上。你季宣叔他们都是星期一早晨过江，星期六下午才能回城的。”

吴欣然问：“仲纯，医院生意可好？”

邓仲纯说：“还不错。就是稍嫌小了一点，缺个住院部，我正寻思着把医院扩大一些呢……哦，今晚在菜根香为你们置酒接风，我把江津城里的几位头面人物都请来了，晚上我给你介绍介绍，你一个外乡人，也算是拜拜码头，有他们帮忙，你在江津就容易站住脚了。”

次日傍晚，陈独秀、高语罕、邓仲纯、邓季宣、潘赞化等与江津头面人物龚农瞻、朱近之、曹茂池、施怀卿一班人围桌而坐。

邓仲纯给吴欣然、向荣夫妇介绍几位商绅模样的地方人物：“欣然，大姐，这位是宝元通经理、江津商会会长曹茂池曹老板，这位是江津农工银行经理龚农瞻先生，这位是江津民教馆馆长朱近之先生，这位是江津中学校长施怀卿先生。”

地方乡绅们客气地与吴欣然夫妇双手抱拳施礼：

“幸会，幸会。”

“既然是陈先生的大姐和姐夫，一切都好说，有什么事，打个招呼就行。”

陈独秀道：“各位，我姐夫吴欣然，家中几代人都是做酱园生意的，安庆吴家顺酱园铺，就是他家创下的一块响当当的牌子，在安徽全省都是有名的。如今离乡背井，避难江津，为糊口度日，也就只能重操旧业了，还请各位乡绅，今后多多帮助。”

龚农瞻说：“四川各地方的商界排外势力都很强大，下江人初来乍到，做生意恐怕困难不少。何况江津的福荫昌酱园铺也是百年老号，产品在川东有很大的市场，你若另起炉灶，搞个新店和它竞争，恐怕做不赢它的。”

曹茂池说：“我倒有个主意，开酱园铺不如开米店。时逢战乱，百业萧条，唯有这一日三餐，无论官民贵贱都是免不了的。我们江津是川东有名的米窝子，在江津收谷碾成米，既可在城里开店坐销，也可用船运到重庆去卖，做这生意利润虽不及盐巴猪鬃，但投资不会太多，更不会有啥风险，细水长流，养家糊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陈独秀很高兴，转脸征询吴欣然的意见：“姐夫，你看曹老板这建议？”

吴欣然沉吟片刻：“曹老板这意见好，虽说改弦易张，做起来不是那么驾轻就熟，但曹老板分析得有道理，我们的产品虽然在安庆大受欢迎，可酱油麸醋也有个当地人能否适应口味的问题，说实话，这一点我心中也是无数的。仲甫，这样吧，我明天就和你大姐到乡下了解一下当地稻谷的情况，如果各方面条件还不错，那就先把稻米生意做起来。酱园铺嘛，就留待下一步再考虑了。”

曹茂池：“吴老板一旦拿定主意，就马上通知我一声。城中小十字是做生意的黄金宝地，正巧有家竹器店的老板托我给他盘出，我出面打个招呼，价格上会有大的优惠。”

向荣迫不及待，快人快语：“曹老板，那就太感谢你了。要，这家店面我们要了。”

吴欣然和大姐果然把小十字的店面盘下来，米店很快便开张了。为了收谷方便，两夫妇甚至把家也搬到了江津上游盛产稻谷的油溪镇上。

深夜色笼罩下的江津县城路灯昏黄，青石板小街上行人寂寥，只有卖夜宵的小摊还守在街边。

潘兰珍脚步匆匆赶到四牌坊街“延年医院”，“咚咚”敲门，大喊：“邓先生，邓先生，快开门呐，阿拉是潘兰珍！”

邓仲纯打开门，惊讶地：“小潘，半夜三更你一个人跑来，家里出什么事了？”

潘兰珍：“邓先生，婆婆又不省人事了，请侬快过去看看吧。”

邓仲纯：“别着急，别着急，我马上就去。”

邓仲纯提上药箱，随着潘兰珍出门而去。

陈独秀守候在嗣母身边，双手抓住嗣母的手，带着哭腔叫道：“娘，娘！你睁开眼看看，我是你的庆同啊！”

嗣母一动不动。

潘兰珍喊道：“仲纯来呐！”

陈独秀大叫：“仲纯，快救救我母亲！”

邓仲纯安慰道：“别急别急，让我看看。”

邓仲纯打开药箱，凑到谢氏身边，拿出听诊器，替谢氏检查身体。

随后，邓仲纯拿起注射器，给谢氏打了一针葡萄糖。

曹茂池也闻声赶到楼下，关心地问：“陈先生，是老太太犯病了么”

陈独秀满脸悲苦说道：“我母亲昏过去了，也不知犯了什么病。”

谢氏轻轻地呻吟了一声，眼皮动了动，终于睁开了一条缝。

潘兰珍高兴地喊起来：“醒过来呐！先生，婆婆醒过来呐！”

陈独秀拉拉邓纯仲的衣角，以目光示意邓到外面走廊上说话。

曹茂池也跟了出来。

陈独秀问：“仲纯，我母亲得的什么病？严重么？”

邓仲纯说：“老太太不是得的病，她今年快80了吧？”

“翻过年就满78了，我还准备等她满80岁时，热热闹闹地给她做台大寿呢。”

“她这是生理机能严重老化，80大寿，看样子赶不上了，你还是提前给她准备后事吧。”

陈独秀一愣！

曹茂池安慰道：“陈先生也别难过，快80岁的老人，真要到了那一天，也算是高寿了。”

时钟指向午夜12点，陈独秀仍然静静地守候在嗣母床前。

潘兰珍和窦珩光走了进来。

潘兰珍说：“先生，夜已深了，让珩光照看着奶奶，侬快回屋睡吧。”

陈独秀起身，小心地给嗣母掖了掖被子，随潘兰珍回到卧屋。

回到屋里，陈独秀仍无睡意，忧心忡忡地对潘兰珍说：“仲纯刚才告我，母亲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要我准备后事，我现在心情很乱啊。”

潘兰珍一诧：“啊！有那么严重？”

“兰珍，我还没有对你说过，我并不是母亲的亲儿子。”

潘兰珍：“阿拉知道的，珩光早就对阿拉说了。

在江津度过第一个严冬以后，当万物复苏的春天刚刚来临之际，伴随着春天到来的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1939年3月22日，陈独秀78岁的嗣母谢氏溘然长逝，永远闭上了她那双日渐失明的眼睛。

老人刚刚咽下最后一口气，一直守候在她身边的陈独秀双手抱住亡母的头，痛楚地哀叫了一声：“娘！”随即痛哭失声，老泪纵横。

虽非亲亲母子，但感情至真至诚，令人潸然泪下。

陈独秀的哭声里包含的不仅仅是亲情，更多更强烈的，是外人并不知晓的愧疚。

陈独秀两岁时，父亲陈衍中病逝于苏州怀宁会馆，终年仅34岁。陈独秀六岁时，即随祖父陈章旭读书。17岁那年，以县考第一名取得秀才头衔的陈独秀正式过继给四叔陈衍庶为嗣子，过继母亲即陈独秀的四婶谢氏。陈家“习儒业十二世”，号称“义门陈氏”，初时家道小康，后陈衍庶中举做官后，始成为有名富户。在贵池县有土地八百多亩，在安庆四牌楼附近有铺面房产多处。光绪末年，又在南小关盖了大片私宅，并在上海开有金店，北平琉璃厂开有崇古斋古玩店，奉天设有分店，在辽宁省彰武县还置有二百多亩土地。当时被誉为“安庆望族”。

陈衍庶无嗣，加之陈独秀自小聪明过人，顽皮可爱，故而陈衍庶夫妇对这个过继儿子十分钟爱。

陈独秀20岁时，生母查氏病故。他参加革命后，因顾虑本营垒中的人讥刺他与官僚家庭划不清界限，所以硬着心肠去祠堂办了退继手续，但暗中仍对嗣母有所孝敬。退继则意味着陈独秀主动地、心甘情愿地放弃了陈衍庶留下的万贯家产。当时几乎所有的安庆人对陈独秀的这一举动大惑不解，甚至以为他闹革命把脑袋给闹疯了。但是，陈独秀所做的许多重大的事情都是很难为世人所理解的。不如此，他就不是能够彪炳青史的陈独秀。

那时嗣父已经过世，退继所带来的一切打击，一切震撼，全都落到了嗣母谢氏的头上。

这样的刺激对一个寡妇来说是无法承受的。

在陈独秀干出这一幕六亲不认的幼稚把戏的头一天晚上，他也曾预先到嗣母房中去解释。可是，话刚出口，万没想到犹如一串惊雷骤然在老人头顶上炸开，一本正在谢氏手中翻阅着的《陈氏族谱》“啪”的掉到地上。她那双平时充满安详慈爱目光的眸子里此刻却惊恐万状、茫然失神地瞪着眼前这位身着一身笔挺西装的安徽省都督府的大秘书长，好像盯着一个妖魔鬼怪似的。自丈夫死后，她便把她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过继儿子身上，亟盼着他早日光宗耀祖，辉耀门庭，以慰亡夫的在天之灵。没想到如今他刚刚官高位显，便要成为家门叛逆了！

她脸色苍白，身子颤抖得像狂风中的一根枯竹……她想站起来，但一双三寸金莲儿犹如在地上生了根，休想移动半分。过了好一阵，她才痛哭失声，凄惶叫着陈独秀的家谱名说：“庆同啊，你不认祖宗，不认娘了吗？闹共产党，就非得六亲不认……自古做皇帝的，也要认祖宗……认爹娘啊！”

而以后的事实证明，过继的官僚家庭并未影响到陈独秀的革命活动，反而是陈独秀的革命活动给他的亲人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爪牙倪嗣冲率部攻占安庆后，由倪出任了安徽督军兼皖省民政长。头号对手柏文蔚家在寿州，鞭长莫及，倪嗣冲就近拿柏文蔚的“帮凶”陈独秀家出气。8月27日，倪嗣冲派统领马连甲带着如狼似虎的兵丁查抄陈家大洋房子。

听见屋外人声喧哗，谢氏知道来者不善，慌忙叫延年、乔年到渌水乡陈家剖屋躲避。等到马联甲带人从前门进来，谢氏见延年、乔年已经从后门逃出，才松了一口气。

光绪进士、三等侍卫马联甲操作一口江苏话对谢氏说：“陈仲甫私造枪支弹药，我今天奉督军之命前来搜查。”

谢氏说：“庆同早就和我们分开过了，这安庆城里人都知道的，他和他的老婆孩子住在宣家花园，这里并不是他的家。”

“分开不分开，与我无关，我只要找枪弹。”马联甲手一挥，命令部下动手抄家。

那时离陈昔凡去世不过百日，棺木还厝在家中。马联甲不愿久留，抢了一些陈昔凡留下的古玩字画便准备带人离去。

“他是陈仲甫的儿子么？把他带走。”出门时，马联甲指着陈永年说。陈永年是庆元的小儿子，与延年同岁。

永年吓得往谢氏怀里钻。谢氏着急了，赶紧说：“不是，他是庆同的侄子。”

“侄子？”马联甲不相信，“侄子也和我们走一趟，真要是侄子，你找人来保。”

永年吓得“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延年、乔年离家后，冒酷暑往东北方向走，一路饥渴，连夜逃往渌水乡堂亲陈遐文家。遐文的妈妈把床拉开，在床里边搭了个铺，用蚊帐撑着，让他们在里面躲了三天三夜。

后来倪嗣冲马联甲发现永年确系陈独秀侄子，同意由保人出面保出永年。但永年在监狱中受到过度惊骇，神经已经失常。谢氏见风声小了，才叫人到乡下把延年、乔年接回了陈家大洋房子。

10月21日，倪嗣冲发出通告，通缉“二次革命”皖省重要革命党人，陈独秀冠之榜首，罪名是“系柏逆文蔚、龚逆振鹏死党，蓄意谋叛之要犯。”

陈独秀在上海听说后，哭笑不得地说：“说我是柏文蔚死党，尚有话可说，说我是龚振鹏死党，真不知从何说起？”

高君曼抱着新生的婴儿鹤年，愁眉苦脸地说：“家都给他们抄了，也不知现在怎样了呢？”

陈独秀恨恨道：“以我之气，恨不能食其之肉，碎其之骨……”随后，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来日方长，以后再说吧。”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一大帮地痞流氓趁火打劫，拥进谢氏住的陈家大洋房子，以清算“共党巨匪”陈独秀为名，将满门老幼扫地出门。谢氏万般无奈，电请柏文蔚将军出面说情，方算了事。

陈独秀逃亡后，谢氏用她两次被抄家洗劫后所剩不多的财产，含辛茹苦地支撑着包括陈独秀的发妻高晓岚、四个子女以及谢氏的两个侄孙，一家八口的生活。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栖栖惶惶担惊受怕，真是度日如年。

吃斋敬神的谢氏是封建礼教熏陶出来的旧式妇女，恪守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此类古训。到了晚年，更把能否由儿子抱头送终视为大节要义。所以，当抗战爆发，陈独秀在南京获释提前出狱的消息传到安庆后，加之安庆时局也日趋紧张，她便不顾自己年老体衰，坚持跟着松年夫妇，千里迢迢辗转到汉口找到陈独秀。尔后，又上重庆、赴江津，一路饱经流离之苦，历尽颠沛之辛。

多年来，陈独秀四处漂泊，谢氏一直和高晓岚生活在一起，为抚养陈独秀的儿女付出一生的精力。或许是为了弥补一些人子之孝吧，到江津住在一起的日子里，他经常亲手为谢氏盛饭夹菜，十分孝顺。

而伫立在嗣母的灵堂前，陈独秀会想到些什么呢？寡居多年的嗣母，为了他的家人能够生存下来，她这一生付出了多少？她所做的这一切，不仅使他的家庭得以保存，得以延续，使浪迹天涯的儿子在为革命出生入死之际能够解除后顾之忧。母亲默默地、任劳任怨地做着这一切，她自然不会意识到她的伟大，她或许还够不上深明大义，她献出的，仅仅是母亲对儿子的一颗深沉朴素的爱心，她甚至会以为天下所有的母亲对待儿子，都会毫无例外地这样做吧。她当然更不可能理解儿子不顾死活从事的革命事业为何物，她一生中最大的渴望，无非是希望她的这个名分上的儿子能为陈氏的祖宗、为她在人前人后争气而已。

而作为儿子，陈独秀以何回报母恩呢？他为陈氏祖宗、为母亲争气了么？没有。母亲对他的过去并不十分了解，而到江津团聚后，母亲目睹的便仅仅是接踵降临到他头上的潦倒、失意、穷困悲愁和难言的羞辱。而今，母亲就这样离他而去了……母亲，是死不瞑目的啊！

陈独秀的悲痛无疑是真诚的，强烈的。

然而，表现悲痛是需要一种传统形成的外在形式的，就为了这个形式，从江津上游油溪镇匆匆赶来的大姐向荣与陈独秀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面对固执的兄弟，向荣斥道：“我不管你这个大文化人口吐莲花说出多少道道，我只坚持一条，我们既已来到四川，便必须入乡随俗，按四川人的规矩办，披蓑麻、着孝衣、守灵堂，作法事等一切尽孝之仪，皆不能免。”

陈独秀反驳：“时逢战乱，大可不必拘泥于这些繁文缛节，只需简单地履行一些必要的丧仪，买上一副上等棺木，供母亲亡灵享用即可。”

向荣大骂：“陈独秀，你还有一点母子之情吗？母亲生前，你宗祠退继，忤逆不孝；母亲今逝，你又漠不关心，草草应付……难道你们共产党，就果真是心如铁石，不敬祖宗，不要父母人伦吗？”

陈独秀哪堪这等抢白，一时火起，拗着脖子硬硬地回了一句：“在生不肖者，即使将十八章孝经倒背如流，于逝者又有何益？”

向荣痛心疾首大哭道：“好，好，陈独秀，你不愿为母亲端灵送终，我来！母亲没有你这个儿子，好歹还有我这个女儿！我要让江津城里的人都看到，陈独秀，无情无义、六亲不认，是个忤逆不孝的东西！”

陈独秀辩解：“大姐，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母亲对我的恩情山高海深，我还有什么事情不愿意为她做？”

向荣道：“嘴上说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是，你是大人物，你了不起，给母亲披麻戴孝会辱没了你……”

邓仲纯、高语罕、潘赞化、邓季宣、何之瑜等一帮朋友见姐弟俩吵得不可开交，赶紧上前劝解。

邓仲纯说：“外面吊客来了那么多，你们两个至亲躲在屋里吵架，这成什么话？”

潘赞化说：“仲甫，不就是个形式么？你就遂了大姐的心又怎样？”

何之瑜也道：“做儿子的给母亲披麻戴教端灵牌的，自是应尽的本分，老师你就答应下来吧。”

“罢，罢，罢！”陈独秀终于妥协，“大姐，你什么也不用说了，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依你还不行么！”

这是陈独秀一生中少有的违心之举。

响器班子奏响了哀乐，鞭炮“噼噼啪啪”地炸开，刺鼻的硝烟在小城的晴空里飘散。在这一团声浪烟团中，长长的送殡队伍开始了缓慢地移动。小城万人空巷，夹道而观。

陈独秀——这位开中国新文化运动一代风气的先行者今天头缠白帕，身披麻衣，双手端着拙劣画师匆匆画就的谢氏炭精画像，满面戚然地走在队伍的最前列。紧随身后的，是与他同样打扮的儿孙、媳妇、潘兰珍，以及大姐一家。再后，是厚厚的柏木棺材与浩浩****的花圈队伍。

花圈后面，是送殡的人群，客居此地的名流欧阳竞无、高语罕、邓仲纯邓季宣兄弟，潘赞化、何之瑜，专程从重庆、白沙两地赶来的沈尹默、包惠僧、薛农山、台静农、许德珩劳君展夫妇、卢前、曹刍、陈可忠、蒋复聪、魏建功、唐圭章、曹靖华、朱光潜，与江津本城的头面人物黄鹏基、龚农瞻、曹茂池、施怀卿、朱近之，也全都臂缠青纱，络绎而行。

邓仲纯感慨道：“我和仲甫相交几十年，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他屈从于别人的意见。”

南安门外的武城山上，在一团震天动地的哭声中，棺木缓缓移入坑中。陈独秀情不自禁，老泪纵横，双膝一屈跪了下地。后面，亲人们也都齐刷刷随陈独秀跪下，刹那间哭声震野。

一座新坟，出现在山峦之上。

陈独秀语调悲切地对儿子叮嘱道：“松年，等战事结束，我们回安庆时，一定要把祖母的遗骨带回去，要让她一个人留在四川做孤魂野鬼，你爹心里是不会安宁的。”

陈松年说：“爹爹放心，儿子牢记在心，一定把祖母带回安庆。”

邓仲纯上前道：“仲甫，我的医院过些天就要迁到黄荆街83号去了，那所院子很大，房子一楼一底，相当不错，盒子门，木地板，四壁落白，采光也好，院子边上还有一排数间平房，这还是黄鹏基出面帮忙给我租下的。你一家人也搬过去和我们同住吧，我和季宣两家住楼下，你们一家老少住楼上。你的心脏也不太好，又有严重的高血压，住到我家里，就如同你身边多了我这个保健医生，对你也会好得多。”

陈独秀悻悻说：“唉，再说吧，再说吧。”

邓仲纯坚持道：“这事，我太太也是同意的。为前次失敬的事，她一直深感愧疚，过意不去，总想弥补呢，仲甫，你就给她一个机会吧。”

陈独秀说：“我这一生，什么风浪没有经历过，还会把这等区区小事记在心上？好吧，真要不嫌给你们添麻烦，我们就搬过去一起住。”

江津县城黄荆街83号，一处牌坊式石朝门宅院面向大街。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一大块红绸缓缓落下，由陈独秀用笔力遒劲的魏碑体题写的黑底金字“延年医院”的大匾，赫然展现在众宾客眼面前。

邓仲纯穿着西装，系着领带，站在门前与络绎前来恭贺的名流商绅拱手应酬：“谢谢各位光临，谢谢各位捧场。”

陈独秀也帮着邓仲纯招呼欧阳竞无、高语罕、曹茂池、龚农瞻等贺客：“朋友们都来了，请到院里坐，院里坐。”

龚农瞻指着身边两位商绅模样的男人道：“陈先生，邓医生，我给你们带来了两位新朋友，这位是邓蟾秋，这位是邓燮康，他们是叔侄俩。瞻秋是重庆盐业公会的理事长，燮康是四川农工银行的经理，既是我们江津县白沙镇人，也是我们川东商界的精英。”

邓氏叔侄俩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的交往，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的《党史研究资料》上，载有如下文字：

名绅富商邓蟾秋，及其侄、四川省农工银行经理邓燮康，对陈独秀在江津的生活曾予照顾。陈独秀死后的衣衾棺木也由邓氏叔侄所赐。参加葬仪者，有朝野名流学者三四十人，左右乡邻壮丁不期而会者一二百人，沿途护卫且放鞭炮以示景仰惜别之意……

虽是第一次谋面，陈独秀对邓蟾秋这个名字，却是自到重庆后，便已久仰在心。来到江津后，又通过邓仲纯、曹茂池、龚农瞻之口，更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这一年邓蟾秋已近七旬，比陈独秀年长八岁，邓燮康则刚过不惑之年。

邓蟾秋，字鹤年，乃江津县白沙镇人氏，早年因经营盐业与创办实业成为重庆巨富。此翁仗义疏财，热心赞助教育、社会公益事业，南京沦陷后，又不遗余力地照顾、资助一大批入川避难的学者名流，因而声名远播，被人誉为“江津之孟尝君”。

邓仲纯初到江津，方方面面也曾得到过蟾秋翁、燮康的帮助，而欧阳大师谈到邓蟾秋时，更是充满感激之情。民国二十六年抗战爆发，欧阳大师将佛学支那内学院由南京迁往江津之初，蟾秋翁捐大洋3000元，在东门外中山公园右侧为该学院购置一块地皮。又在白沙、江津创办“石泉义仓”（蟾秋父名邓石泉）赈济流落到江津的各省难民。

而此刻出现在陈独秀面前的邓蟾秋，却丝毫不露富豪之态，白发鹤颜、素衣布衫，神态慈祥谦和。而其侄燮康则不同，西装革履，头戴礼帽，身披高级呢料大衣，一副新派打扮。燮康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时曾参加过C·T（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仅读过陈独秀的许多文章，还亲耳聆听过陈独秀的讲演，对陈独秀崇拜得五体投地。“四?一二”大革命失败后，与组织失去联系，遂返回江津，先任白沙黑石山聚奎学校校长，后步入金融界，任四川农工银行董事长。

他们得知陈独秀避难江津后，特意从白沙镇赶来通过邓仲纯、龚农瞻引荐结识了陈独秀。

中共党史研究专家黄永胜、王亚非在《陈独秀寓津纪实》一文中认为：“由于邓家是商人，他们之所以同陈独秀结交，主要是仰慕陈独秀之名声来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而笔者的看法则是，当时的陈独秀已无什么社会地位，仅是一个因抗战爆发而提前获释落魄津门的重大政治犯，胆小的人还怕同他交往被牵连呢。而邓氏叔侄在经济上、社会上都已有相当地位，完全不必靠结交陈独秀这类政治上的末路英雄来抬高自己。他们之所以同陈独秀结交，一者出于景仰，二者出于同情。因为此后有诸多事实证明，邓氏叔侄俩与陈独秀交往甚密，并经常在生活上予陈以照顾。

受北大同学会委托照顾陈独秀并最终为陈独秀主持丧仪的何之瑜先生对陈独秀与邓氏叔侄的关系太了解不过，他在《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中更是如此写道：“先生之衣衾棺木与墓地安葬等身后大事，均系江津邓蟾秋老人及其侄公子燮康先生全力赞助，始得备办齐全。邓氏叔侄之热肠，令人铭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