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3日清晨，陈独秀与潘兰珍在储奇门码头登上小客轮，溯江而上，前往江津。

船进猫儿峡，朝暾初起，水光**漾，红色的晨雾飘袅如轻绡薄绫。

陈独秀独自倚栏而立。眼前，大江滚滚东去，几只上水木船正傍着河岸蠕动逶迤。

江风疾猛起来，吹得陈独秀的长衫下摆，以及剩下不多的头发飘飘欲飞。

离开重庆之前，为避免记者们的纠缠，陈独秀对自己前往江津的事闭口不谈。启程前，他也没给邓仲纯（邓初）去信通知。战乱时期，他委实不愿给朋友增添更多的麻烦。何况，他与仲纯绝非泛泛之交，也用不着如此客套。

陈独秀为何舍陪都而赴江津？

江津历史老人龚灿滨如此解释道：

我们从陈独秀客居江津期间写给友人，尤其是写给成都的杨鹏升，与他当时尚留在重庆的三儿陈松年的信中，可以清楚地找到这个答案。他舍重庆而来江津，可以归纳为四个原因。

一者入夏以来，号称中国三大火炉的重庆酷热难当，对患有高血压的陈独秀来说，很难适应；

二者日机已开始频繁侵袭重庆，到处乱轰乱炸，许多大人物和重要机关群团都已开始向郊县转移；

三者迁居江津避难的安徽人很多，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之前和辛亥革命时期陈独秀任过教，并有着深厚感情的国立九中（原安徽公学，现江津第二中学——作者注）已先于他迁到了江津县城对岸的德感坝。在该校任教的人中，陈独秀的同乡、至交、学生众多。

而更使陈独秀动心的，是他的同乡、留学日本时的好友、在北大时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的邓仲纯，已在江津城中四牌坊开业行医，邓仲纯经常到重庆进购药品，也曾数番前去看望先借住在国民政府禁烟委员会重庆办事处，后借住在上石板街川原公司老板黄炯明宅邸中的陈独秀，并与弟弟邓季宣商量后恭请陈迁到江津他兄弟俩家中同住，并说江津距重庆不足百里，依山临水，物产丰富，既无日机之扰，生活也比重庆便宜得多。

这样，陈独秀才决定迁往江津。

对陈独秀来说，最感亲切的是战时被疏散到江津的安徽人，多达千余人，先期从安庆撤出的安徽公学也更名国立九中设在与江津县城一江之隔的德感坝，安徽名流光明甫等诸多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均会于此，有“小安徽”之称。

在安徽籍新朋旧友中还有挚友潘赞化与大夫人、高语罕王丽立夫妇、邓仲纯邓季宣兄弟、老战友葛温仲之子葛康俞、安徽名绅胡子穆，以及九中校长陈访先、秘书方孝远，白沙女子师范教师台静农等等。江津的人文环境，无疑让四处漂泊的陈独秀，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当然，陈独秀绝对没有想到他会在邓仲纯家中两次受辱，更没有想到，小小江津，竟成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归宿。

1985年，曾经为我和孙诗人以及中国不少研究陈独秀的专家学者们提供过许多珍贵史料的龚灿滨先生死了。他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死了没有大人物那样的轰动效应，也实在没有多少人会记得他，更不会有人为他劳心费神地写上一篇悼念文章。

然而，客观地评判，龚灿滨先生不应该如此轻易地被社会遗忘。因为，这位普通的江津人曾经与两位绝不普通的大人物有过交往，一位是死在北京的李大钊，一位就是死在江津的陈独秀。

1927年3月18日，正在北大读书的龚灿滨也参加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三?一八”游行大示威。而这次行动的重要组织者之一，就是龚灿滨的江津老乡谭祖尧。谭祖尧时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读书，系中共党员。李大钊当时任中共北方区负责人和国民党北方执行部负责人。谭祖尧则身兼国共两党的秘书，为李大钊先生手下一员重要干将。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刚刚入主北京的张作霖磨刀霍霍，意欲将共产党、国民党一网打尽，古都霎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李大钊也带着谭祖尧、路有于、范鸿吉几位同志避进了苏联大使馆附属的中东铁路局驻北平办事处。

1927年4月3日，龚灿滨偶然从一位来北大旁听的姓秦的海军部科长兼上海《申报》驻京记者口中，探听到张作霖将于最近几日内进行大搜捕大屠杀的消息。当天夜里，他即奔赴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找到谭祖尧，叫他赶快离开北京。谭祖尧得知这一情报后，当即决定，必须马上转告已移住到苏联营房的李大钊。谭祖尧立即带着龚灿滨赶到苏军营房，向李大钊报告了情况，并劝他立即离开北平。大钊先生听罢情况，虽不太相信，但仍向不顾危险跑来通风报信的龚灿滨表示了感谢。然后在室内来回踱步，沉思一阵后口气很肯定地说：“这地方是苏联大使馆，按照《辛丑条约》之规定，中国军警不得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我认为张作霖是故意放出风来，逼鸟出林，他好在外面下手……哼，进使馆区抓人，他张作霖虽是胡子出身，也不敢冒此大不韪的。”接着，他又对谭祖尧说道，“我们一走，北平的党组织就会解体，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工作会停顿下来。所以嘛，北平我是无论如何不能离开的。”

然而，几天后发生的事实却足以证明李大钊把张作霖看得太“规矩”了一点。他更没有想到，外国公使团（苏联除外）为了扑灭共产主义的火种，宁愿暂时放弃一点特权，允许张作霖的军警进入使馆区行动。

1927年4月6日深夜，北京全城戒严。张作霖的一千多名侦缉人员和军警配合，强行进入苏联大使馆，在苏军营房抓捕李大钊，在使馆二楼抓捕谭祖尧、路有于、范鸿吉。

当夜，另一江津人、共产党员、北师大学生吴平地也在四川会馆被抓。

当然，龚灿滨并非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当然也不具备谭祖尧那样的认识。他去通风报信的目的更多的是从乡情出发，主观上他只想救谭祖尧，客观上也捎带帮助一下李大钊。但无论怎样，在那种白色恐怖之下，这大概也不失为一桩壮举吧。

4月28日下午，李大钊、谭祖尧、吴平地等20名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志士殉难后，龚灿滨悲痛交加，立即找到四川会馆中谋事的乡人吴清汉出面向江津在京人士募款60块大洋，购置了两具上等棺木，两匹白绸，雇车前往京师第一监狱领出谭祖尧和吴平地的遗体，送往南郊陶然亭四川义地安葬。

谭祖尧的未婚妻李婉玉在母亲的陪同下，也赶到义地为谭祖尧送葬。当薄薄的棺木揭开时，只见两位烈士的颈子上各有一圈乌痕，谭祖尧胸前还有碗口大一团血斑，可能是死前遭受毒打所至。

李婉玉目睹爱人惨死，奋身扑向遗体，跪伏棺前抚尸痛哭，直至昏厥。龚灿滨赶紧雇了一辆黄包车，让婉玉母亲送她回家。

谭祖尧身兼国、共两处秘书，直接在李大钊领导之下工作。那时候，陈独秀创办的以李大钊、胡适、鲁迅为主要撰稿人的《新青年》已经停刊。谭祖尧便创建了新军社，并创办了《新军杂志》，为团结北平的进步青年，宣传马列主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时人誉《新军杂志》为《新青年》之再现。年轻英俊，才华横溢的谭祖尧也逐渐成为进步青年中的著名领袖人物。

一次，北平艺专中画系举办画展，谭祖尧与几位西画系的同学前去观看。蓦地，一幅笔法细腻的工笔画吸引住了他的目光，使他在画前驻足良久。那画左面一丛芭蕉，旁边一位妙龄女郎亭亭玉立，若有所思地遥望天际，淡雅清新中似透出浓浓情意。右面则题有一首七绝：

碧玉年华初上头，

何妨顾影学风流。

闲来却旁芭蕉立，

绿透春衫未解愁。

谭祖尧不仅对诗画颇为欣赏，此画的作者李婉玉，更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这李婉玉，经常为《新军杂志》撰稿，谭祖尧知道她文笔犀利，文风泼辣，却未料到她的诗画也如此出色。两人虽系同校学生，但一个在西画系，一个在中画系，一直无缘认识。

谭祖尧观赏良久，对陪伴他的江津老乡、中画系同学朱近之感叹道：“真是诗画双绝，倘能画成扇面，倒是一件高雅之物。”

他全然不知李婉玉此时正站在他身后，听见他这话，莞尔一笑，悄然离去。

对这位出自艺专的风度翩翩大名鼎鼎的学生领袖，李婉玉早已仰慕在心，如今得着这么一个好机会能与之结识，她自然不会放过。

佳人与才子的初次相识，颇有点罗曼蒂克的色彩。几天过后，这位胆识过人的姑娘居然只身来到西画系，主动拜会谭祖尧。这倒真让谭祖尧又惊又喜，出现在他眼前的李婉玉，布衣素衫，清丽脱俗，犹如一朵出水芙蓉，一株临风玉树。

通过交谈，谭祖尧了解到李婉玉乃是一大家千金，其父在北洋政府海军部供职，她幼秉庭训，有很深的文学修养。

李婉玉拿出一把精美的杭州折扇递给谭祖尧，大方地说道：“谭先生，这是我特意为你画的，请你也在上面题一首诗吧。”

这分明有一点“苏小妹三难新郎”的味道了。

好在谭祖尧也是个才思敏捷之人，他将折扇展开一看，扇面上的诗画与画展上的条幅的内容一般无二。他起身去桌上提起毛笔，在砚台上润润笔尖，略一思忖，便挥毫写道：

休教年华付白头，

横刀跃马逞风流。

春衫绿透增惆怅，

不为家愁为国仇。

谭诗紧步李诗之韵，然情志意趣，则远非李诗所能比。

“好一个不为家愁为国仇！李婉玉失声赞道。“谭先生忧国忧民，志向高远，真是令我汗颜啦。”

自此以后，谭祖尧与李婉玉往来就更为密切，在谭祖尧的帮助下，不久，李婉玉参加了共青团。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日子里，她利用其家庭的有利条件做掩护，担任了中共北方区和国民党北方部的地下交通员，成为谭祖尧亲密的战友和恋人。

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张作霖的奉军展开中原大战期间，日本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入天津大沽口炮台，炮击国民军，被守军击退。日本遂联合美、英、法、比等八国公使，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撤除大沽口炮台防务。时称“大沽口事件”。

帝国主义迫使中国政府开门揖盗的这一霸道行径，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3月18日，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平学生和民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抗议大会。谭祖尧是这次大会重要的具体组织者之一。李婉玉也自始至终地参加了这场斗争。会毕，数万群众拥往铁狮子胡同，向北洋政府请愿，要求段祺瑞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不准其干涉中国内政，并反对北洋政府勾结张作霖发动内战。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唆使鼓动下，北洋政府竟然下令卫队用大刀、刺刀向手无寸铁的群众砍杀。激愤的群众（主要是学生）在谭祖尧等人的率领下，宁死不退，向铁门冲去。卫队开枪了，当场遭射杀而死的爱国学生达47人，伤者无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时在北平读书的朱近之、吴平地、龚灿滨几位江津籍学生也都跟随谭祖尧参加了这场斗争。

惨案发生后，段祺瑞在全国舆论的强烈谴责下被迫下野，张作霖则在日本的支持下入据北平。

其时，广州国民革命军已挥师北伐，下长沙，克武汉，两湖直系军阀被驱逐，孙传芳的五省联军被击溃，大军即将挥戈北上。而日本和张作霖则认为，活跃在北平的国共两党的组织，是他们的心腹之患，必须在大战爆发前坚决铲除之。

霎时，古都北平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组织连遭破坏，党员被捕被杀者众，生死关头，李大钊只得带领谭祖尧等三名得力助手，避进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附属的中东铁路局驻北平办事处。即使在这充满危险的日子里，他们仍然通过李婉玉和外界保持着联系，继续领导着外面的同志与军阀势力进行斗争。

当时，谭祖尧如果愿意的话，他有两次机会可以逃避开这场斗争。第一次是3月底，在海军部工作的李婉玉的父亲，探听到张作霖即将对避入苏联大使馆的革命者下毒手的消息，火速让婉玉去东交民巷通知谭祖尧马上离开北平去广州，他已用电话通知广州方面的朋友为谭暂谋一事为安身之处。李婉玉也真的愿意他离开，并表示愿和他同赴广州。但谭祖尧却毫不犹豫地说：“干革命就不能怕死，我已打定主意，宁为玉碎，不可瓦全，坚决追随李先生不回头。只要李先生留在北平，我也决不离开。”

第二次则是龚灿滨深夜报信让他速离北平后他依然跟随李大钊留在了北京。

在李大钊和谭祖尧等人被捕的同时，敌人还抓走了李婉玉和为地下组织送过情报的妹妹李柔玉，把姐妹俩和李大钊的家人关押在草街子胡同的监狱里。

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事后回忆到：“下午约四五点钟，谭祖尧同志的未婚妻李婉玉也被抓进来了，还有她的妹妹李柔玉。婉玉告诉我，她的父亲是张作霖手下一名海军大官，很有势力，但是她没有跟着她父亲走，而是受谭祖尧的影响参加了革命。她和祖尧同志感情很好，当形势恶化时，她曾几次去东交民巷劝祖尧化装离开北京，可是祖尧说什么也不走……”李星华还回忆说，“我很佩服婉玉的勇敢，她在拘留室里常常和那些坏家伙作斗争，连那几个女禁子都有点害怕她呢。”

江津籍画家朱近之先生则在他为江津区委党史办提供的一份材料中写道：

我当时是和谭祖尧一起考入北平艺术专门学校的，他是西画系，我是中画系。祖尧是我老乡，婉玉是我同学，我们三人的感情非比寻常。我和婉玉参加革命活动，主要是受祖尧的影响。祖尧自参加党的领导工作后，不仅要里里外外联系组织工作，而且每次斗争无不亲自参加，战斗在第一线。诸如“首都革命”、“五卅反帝斗争”、“三?一八”惨案诸役，他都冲锋陷阵，非常勇敢，实为进步学生的楷模。在“三?一八”惨案中，他因救护李大钊先生而受伤，为此还被送进医院抢救。

我回四川时，祖尧、婉玉和我相聚在北京前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话别。

婉玉不仅诗书画皆佳，还擅弄琴。那天她抱琴而来，是准备送我登车后还要赶去城南参加一个琴会。

我怕误了她的琴会，坚持要婉玉先离去，祖尧一人送我就行了。

婉玉抱琴，我和祖尧送她登车。待她坐定后，我就跟她说：“婉玉，我将于巴山蜀水间，敬待你和祖尧相伴归来。”

婉玉开心地笑了，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

祖尧牺牲以后，婉玉曾与我通了若干次信，她在最后一封信中写道：‘君以英杰之姿，年轻有为，而乃以爱恋革命甚于爱恋吾，甘赴危境，致罹于难。悔恨当时吾未能决然要求君与吾离开北平，同赴广州，而今悔恨莫及，此生此世，何以自处？唯有抱恨终身，以泪洗面耳！’她那时真是悲痛到了极点。”

更为感人的是，谭祖尧牺牲不久，李婉玉因悲伤过度而精神失常，拒绝医治服药，时常怒目圆睁高呼：“我必杀张作霖，报此血海深仇！”

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她乘家人不注意独自离家出走，来到坐落在西城的顺承王府（张作霖在北平的官邸）旁的一条小胡同口，彻夜未归。第二天天亮后，她已经被冻死在雪地里。

装敛时，家人才发现她的腰间别着一把雪亮的匕首。

龚灿滨对我和孙敬轩回忆说，1938年8月上旬，时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宣传工作的他因事回到了江津，那时的江津县长黄鹏基，是他北大同学。

两人见面后，黄鹏基对他说：“你刚回江津，可能不知道吧，陈独秀先生几天前寄居到江津来了，现住在四牌坊郭家公馆。我们在北大时陈独秀已经离开了，虽不曾听过他的课，但也属师生名分，理应尽地主之谊，一道去看望看望才是。”

龚灿滨一听，当然喜出望外，求之不得，立即与黄鹏基前往东门内四牌坊。

在郭家公馆的一幢西式楼房门前的偏屋里，黄、龚二人见到了这位令他们肃然起敬又颇感神秘的师长。

考虑到陈独秀这些年的经历，为不致引起他的反感，那一天龚灿滨特意换上了便装。从外表看，陈独秀不大像一位已近花甲的老人。紫黑的不大开阔的脸膛上，神情显得沉郁，也有点大人物通常有的矜持，只有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仿佛还蕴藏着《新青年》时代叱咤风云的活力。陈独秀留给黄鹏基和龚灿滨二人的第一印象是一位典型的中国传统型学者，而不像一位驰骋风云的政治活动家。

龚灿滨回忆说：“曹茂池是江津宝元通的老板、江津县商会的执事，他住的郭家公馆，在江津城里自然算得是相当好的房子了，有好大一片，就在东门内现在的县政府大门对面。不过，他提供给陈独秀夫妇住的是一间西屋，屋子不大，很闷热。我们进去后，注意到靠窗的书桌上，摆着几张《时事新报》、一叠原稿纸，一个大砚台、几册线装书，墙角有两个大藤箱，屋子里的东西显得很凌乱。”

见了陈独秀，两位未曾谋面的学生谦恭地自报了家门，并向先生表示了敬仰之意。陈独秀没料到在此落难之际，地方父母官居然是个北大人而且如此谦恭地前来拜望，自然十分地高兴。他客气地请他们坐下，潘兰珍也热情地替他们泡上茶。但在交谈中，陈独秀却显得沉郁寡言。

闲谈了一会儿，陈独秀无非是说一些客套话。龚灿滨沉不住气了，向陈独秀问道：“眼下到处乱糟糟的，中日之战，国军进展也不太顺利，请问先生对于当前的时局有什么看法？”

陈独秀诧异地看了他一眼，然后把脸缓缓地移向了窗外。龚灿滨陡然想到他眼下处境，也意识到自己冒昧了，显得有些尴尬。

一旁的黄鹏基知趣，马上将话题引开。“先生的宏文佳作，我是经常拜读的，不知近来又写点什么东西没有？”

陈独秀这才慢吞吞回道：“刚刚安顿下来，我就继续写我的《实庵字说》，因为《东方杂志》正在连载，断了可是不行。间或嘛，也给《时事新报》或别的报刊写点文章。”

说话间，一个白白胖胖的中年人走了进来，见县长在座，客气地打了个招呼，也在一旁坐下了。

陈独秀介绍道：“黄县长，这位邓仲纯先生，是我的同乡好老弟，一起在日本留过学，他是日本帝大学医的，回国后又与我同在北大共事，那时候我主持文科，他在内务部当佥事，两家在箭杆胡同又是近邻。现时仲纯避难江津，在贵码头开业行医，还望你这父母官，今后多多照顾哟。”

“好说，好说。”黄鹏基拱着手连连点头，“既然都是北大人，那就用不着见外，需要我尽力处，请邓先生不要客气就是了。”

这次拜访是礼节性的，并未深谈。

从郭家公馆出来，龚灿滨颇觉遗憾，感慨道：“要不是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我真不敢相信这位冬烘先生似的老者，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黄鹏基说：“小小江津，如今已算是群贤毕至，哲人咸集。每来一个，我这个七品芝麻官都要屁颠屁颠地前去登门拜望。欧阳竞无，中国当今最有名的佛学大师，陈铭枢、熊十力均是他门下弟子。大学者梁启超、梁漱溟、汤用彤也向他求学问道。如今带领支那内学院迁到了东门外中山公园。和欧阳大师住在一起的高语罕，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总教官，后来又任国民党中央四川特派员、杨森20军党代表。在德感坝国立九中教书的何之瑜，也曾是共产党湖南省省委书记，高，何二人均是陈独秀最忠实的追随者，随陈独秀等签名发表81人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与陈独秀一起被共产党扫地出门的。”

龚灿滨说：“要不是因为日本人，这些名震华夏的大人物哪里会跑到江津来？”

黄鹏基说：“我还告诉你个秘密，国民党对这位已经成孤家寡人的前共产党领袖仍不放心，重庆方面还曾有人来调查陈独秀的行踪言谈。”

对此，陈独秀也很谨慎，除潜心著述外，有时也和潘兰珍一道去东门外的支那内学院，和同是避难来津的欧阳竞无、高语罕、前清进士欧阳竞无苏鸿怡等人摆摆龙门阵。陈独秀厌恶打麻将，并曾写过短文抨击这一国人陋习。但他的新夫人潘兰珍却极喜打牌。、高语罕、苏鸿怡的夫人都是她的牌友。

由于陈独秀名气太大，地方上层人士和各界名流都很景仰他，遇有重大宴会都邀请他参加。地点通常都是在城隍庙旁边的文昌宫，有时也在演川剧的新声剧场和当时城中最好的饭馆南华宫。陈独秀也并不拿架子，往往是一请便到。但他总是沉默寡言，在宴席上少与人谈，来了就吃，吃了就走。

1942年春天，鹤山坪上的杨庆馀突然跑到城里来找回到家乡刚出任国民党江津县党部书记不久的龚灿滨，说陈独秀应他之邀，已经住到他的祖宅石墙院去了，他请陈独秀帮忙整理他祖父的遗著，并作一篇序文。可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尚无消息，陈独秀最近又卧床不起，他不便催问，特来麻烦龚灿滨上山跑一趟，从旁催促一下。因为考虑到龚灿滨和陈独秀同是北大人，说话会方便一些。

龚灿滨回忆说：“杨庆馀和我是坐滑竿到离城30多里的鹤山坪上的石墙院去的，到时已是午后，饭后我独自去见陈独秀，去时陈独秀尚在午睡。我见着潘兰珍，说起四年前我和黄鹏基曾到‘郭家公馆’看望过陈先生的事。潘兰珍马上想起来了，所以待我很热情。潘兰珍告诉我，陈先生身体不好，前不久偏偏又被窃，小偷偷走了他的两个藤箱，没想里面装的全是书信、手稿，还有好友杨鹏升赠他的两方印鉴，一为“仲甫”，一为“独秀山民”，就一把火给他烧了，气得陈独秀要死，近来病也就愈发地重了。乡间的医疗条件太糟糕，只有邓仲纯每周上山一次，给他看看，但缺少药品，也不见好转。

龚灿滨关心地问及陈独秀的生活来源。潘兰珍说，陈先生在薛农山办的《时事新报》兼一个主笔的名义，每月报社寄来160块钱，北大同学会也有钱寄给他。此外，就靠给各地的报馆写点文章挣点稿费。但这两年陈先生心情不佳，身体也差，文章也就写得很少了。

龚灿滨正在外屋与潘兰珍说放话，陈独秀醒了，有气无力地在里屋发问：“兰珍，是谁来了？”

一听陈独秀醒了，龚灿滨赶紧站起来，随潘兰珍走了进去。

陈独秀躺在**，与上一次看见他时相比，人更瘦削，黝黑的脸膛也浮现出一些苍白，神态更憔悴，眼神也显得黯然无光了。

龚灿滨在床边坐下，先简单地探问了一下病情和在乡间的生活情况，然后委婉地把话题转到了整理杨鲁丞遗稿的进程上。

虽然杨庆馀没有随龚灿滨一同进屋，但陈独秀一听便猜到了龚灿滨的来意。他撑起身，从床头边的小柜上拿起两本书稿递给龚灿滨，一本是《群经大义》，一本是《杨氏卮林》。

陈独秀满腹幽愤地道：“你看看， 这就是杨鲁丞六本遗稿中的两本。《群经大义》多是转述前人注疏的，创见远不及你们四川的廖季平；《杨氏卮林》评介诸子，则远逊于胡适之。拿这样的东西要我作序，我虽是食人之禄，当忠人之事，也下不了笔啊……不过，杨鲁丞在小学（语言文字学——笔者注）研究上，倒真是有些成就的。”

陈独秀的直言不讳倒弄得受人之托前来催促的龚灿滨不好再开口提及撰写序文之事了。

1938年8月3日，船抵江津县城通泰门码头，已近中午时分，赤日当顶，满天流火。

船靠囤船，陈独秀随着旅客走下跳板，灼人的阳光，刺激得他眯缝起双眼。

潘兰珍埋怨道：“不事先写封信，这下好，连个接船的人也没有。”

陈独秀豁达地说：“没人接船我们就问着去，江津这么小一座县城，还能打听不到他邓仲纯的‘延年医院’？”伸手叫脚夫，“呃，来两个‘棒棒’（脚夫）。”

两个脚夫赶紧上前，将两只大藤箱和一口小皮箱挑上。

陈独秀：“请问，你们知道邓仲纯，知道‘延年医院’在城里什么地方吗？”

一脚夫回话：“晓得，晓得，‘延年医院’开在四牌坊街口上，生意好得很。那邓医生和你们一样，也是个‘下江人’，都说他医术高明得很。”

邓独秀笑道：“对对对，就是他，把我们送到邓医生医院里就行了。”

陈独秀和潘兰珍在脚夫带领下，经七贤街进得城中大街，见城中商号满街，行人熙熙攘攘，一派繁荣景象。

陈独秀说：“小小江津，没想还如此热闹啊？”

一脚夫说：“这热闹啊，都是你们这些下江人带来的，日本人往重庆城一丢炸弹，下江人像发洪水似的往我们这些小地方涌。下江人又有钱，生意当然就好做多了。”

陈独秀说：“人多，商机自然也就多嘛。”

脚夫说：“可物价也涨得快啊，其他的不说，单单这房价，打着滚往上翻，一年之中就涨了快两倍。满城的空闲房子，都被下江人住完了。”

另一脚夫说：“这街上的担担面去年卖三分一碗，今年都涨到八分了。”

一路走来，陈独秀终于看见了“延年医院的”匾额：“兰珍，看见了么？那就是了。”

陈独秀夫妇走进“延年医院”，见一身穿白大褂的年轻女子坐在柜台里。

陈独秀：“请问护士小姐，邓仲纯先生在家吗？”

“邓医生一早就到青草背出诊去了，离城有10来里地，恐怕晚上才能赶回来。请问，你是……”护士打量着陈独秀问。

陈独秀看了一眼潘兰珍：“来得不巧。”又扭头对护士道，“我叫陈独秀，是仲纯的老朋友，是他专程到重庆请我们来的。”

护士脸上掠上了一丝惊喜，显然，她对陈独秀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是陈先生啊，我听邓医生多次说到你呢。请坐，你们快请坐。”护士立即忙着让座、打洗脸水、泡茶，然后笑嘻嘻看了看陈独秀说，“你们稍等片刻，我进里屋去向邓太太禀报一声。”说罢，沿着一条狭长的窄巷，向里屋走去。

陈独秀抹了把脸，顿时觉得凉爽多了。他瘫坐在长丝椅上，对潘兰珍道：“到底是年纪不饶人呐，就这么折腾一下，咋就觉得全身的骨头都快散架了？”

潘兰珍付了力钱，还掏出陈独秀的烟卷，给了两个脚夫一人一支。

脚夫图这门洞里凉快一些，也不慌着走，就坐在门槛上抽烟、歇气。

孰料，女护士却一去不回……

潘兰珍坐在陈独秀旁边，一边和脚夫说着话，一边用手中的大蒲扇给陈独秀送去些风儿。时间久了，心绪也就有些不宁了，悄悄问丈夫：“邓先生不在家，他太太会不会……”

“呃，你想到哪里去了？我和仲纯情同手足，邓太太是知道的，你不要担心。”话虽如此说，陈独秀心中仍掠上了一丝不安。不由移过眼，往里面屋子瞟了一眼。一条黝黑的窄巷，直通内院。里面，依然静得来犹如死水一潭。

陈独秀哪时里知道邓太太此时的心思？

1919年6月10日，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刚刚印出，油墨未干，他便叫上新青年编辑高一涵和邓仲纯一起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去散发，结果被警探发现，陈独秀掩护高一涵和邓仲纯逃脱，他自己则落入了警探手中。

当天午夜时分。一群军警荷枪实弹，包转了北大箭杆胡同陈独秀家的小院。

两扇对开的木门被擂得“咚咚”响，门前矮小的一对石狮无奈地呲着大嘴，从梦中惊醒的高君曼战战兢兢地打开门，她这才知道，陈独秀出事了！

受到惊扰的邻居们都起来了，站在院外看着陈家的动静。围观的人群里，有王星拱、邓仲纯、程演生、高一涵。

被惊醒后站在旁边围观、与高君曼同样吓得瑟瑟发抖的还有邓仲纯的妻子，这一场因陈独秀引起的惊骇使她遭受了太强烈的刺激。

陈独秀这次在狱中待了九十多天，最后还是孙中山向徐世昌政府派出的北方和谈代表许世英施压，以及知识界名流强大的抗议声援浪潮中，北平警察厅才同意安徽同乡会以胃病为由，将陈独秀保释出狱。

可是，为此事受到惊骇的邓太太，却老长时间在丈夫面前喋喋不休，对陈独秀煞是抱怨。

陈独秀出狱后听说邓太太对他不高兴，还开玩笑似的在她面前赔不是，并保证今后不再给她家添麻烦。

岂料，1922年10月里的一天，陈独秀又让邓夫人受到了一次惊骇。已经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带着一个陌生人秘密从上海来到北平，住进了邓仲纯的家中。在夫人面前一向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的邓仲纯态度却异乎寻常的强硬，一再背着客人给夫人打招呼，除保证招待好两位客人的食宿外，还得严守秘密，千方百计确保他们的安全。连邓太太也感觉到事关重大，只好依他一次。但这两个神秘的人物整日躲在家里不说，夜间还不时有人钻到屋子里与他们密谈，让她提心吊胆，好生不快。直到数日后他们悄然离去，她才从丈夫口中了解到与陈独秀一块来的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也是共产党里的一个头子，叫刘仁静。姓刘的是和陈独秀一道从上海出发，经北平去苏联莫斯科开会的。

何况，邓太太除了害怕陈独秀给丈夫带来政治上的危险，更害怕丈夫也学着陈独秀那样风流。陈独秀爱逛八大胡同，是北大教授中出了名的。从一个出自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的内心，她对陈独秀的这一恶习是十分看不起的。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丈夫要让他给带坏了可怎么办？可没想到今天陈独秀又上门来了！邓太太不仅对陈年旧事耿耿于怀，心有余悸，对今日的“党国要犯”陈独秀更是疑神疑鬼，放心不下。你陈独秀刚刚从牢房里放出来，又在报上频频发表文章，不是骂国民政府，就是骂延安，说不定哪天惹恼了政府，又把你给重新抓进大牢，要把仲纯也给牵扯进去，我这一大家子，就只有去跳长江了！因此，前些日子丈夫与她商量，提出邀请陈独秀一家来江津同住，她开始坚决不答应，后来见一向在他面前俯首帖耳的丈夫动了怒才勉强让步。

不巧，陈独秀夫妇今日上门，正逢她先生到乡下出诊去了。

邓太太在里屋左思右想，与其日后受其拖累，莫如此时硬起心肠，将陈独秀夫妇一推了之永绝后患。拿定主意，邓太太遂将护士叫到跟前，低声吩咐了几句。

陈独秀和潘兰珍在门诊室里坐了老长一段时间的冷板凳，终于，盼到护士从里屋出来了。

陈夫妇一见她的神态，便知情况不妙。

女护士面带尴尬支支吾吾地告诉陈独秀说：“陈先生，真对不起……邓太太说了……她今天身子不舒服，不便会客。”

“什么？不便会客！”陈独秀大惊，瞪着双眼半晌说不出话来。

奇耻大辱——他感到了一种从未经历过的强烈无比的奇耻大辱！

“小姐，你没告诉邓太太，我们是邓先生特地……专门……专门到重庆……请来的吗？”潘兰珍也窘迫不安，说起话来结结巴巴，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女护士目中有话地看了他们一眼，摇摇头说：“没用的，说啥也没用的。邓太太说了，她这儿房子也不宽敞，请你们另外想办法。我们太太的脾气，你们恐怕不晓得……”

陈独秀简直像劈头挨了一闷棍，怒气攻心，头晕目眩，却不得发泄。

潘兰珍也紧紧地咬着嘴唇，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好！好！我们走！”陈独秀不等护士小姐把话说完，便一声怒吼，猛地站了起来。

潘兰珍见他身子猛地一个踉跄，赶紧上前将他搀住，嘴里气愤地嘟哝着：“这成什么道理了？几次三番地跑到重庆来请，我们来了，居然来了个不便会客！你们还是通家之谊、数代世交呢，简直狗屁不如！”

临出门，陈独秀痛心疾首，冲着里屋大声吼道：“小姐，请转告邓仲纯两口子，我陈独秀宁可露宿街头，今生永世，也再不会寄他夫妻篱下！”

陈独秀在潘兰珍的搀扶下跨出了邓家门槛。

此时烈日当空，小街寂寥，刹那间真有天旋天转之感……怎么会这样？天下之大，难道竟无我陈独秀栖身之所么？

两位目睹了刚才那难堪一幕的脚夫倒是“见多识广”，同情地说：“先生，听你口音也是下江人吧，前面鞍子街口，也有个下江人，就住在我家隔壁。我听他口音和你差不多，叫方孝远……”

“谁？方孝远！”陈独秀一听，心中骤然一松，对潘兰珍道，“方孝远是我少时同学、旧交。他哥哥孝岳又是我北大同事，孝远滞留在武汉时曾来找过我。他一家人入川，还是我托包惠僧帮忙搞的船票。那时只知他前往重庆，没想到已经到江津了。”

陈独秀对脚夫道：“麻烦二位，马上送我们去方孝远家。”

头顶炎炎烈日，陈独秀夫妇在江津城中穿街过巷，由脚夫带至鞍子街口方孝远家。

到了方家，方孝远与老婆儿子正围桌吃饭。

方孝远一见陈独秀，惊喜交加：“仲甫，真是仲甫呀？哈，你们怎么也到江津来了？”

陈独秀一声长叹：“唉，世道炎凉，人情险恶，真是一言难尽啊！”

方孝远吩咐老婆，“没见贵客临门了？赶快添碗加筷，再去街上饭馆点上几个菜，为老同学夫妇接风洗尘。来来来，咱们边吃边说话。”

潘兰珍气愤地说：“邓仲纯跑到重庆来给老先生说过两次，把江津夸得像个世外桃源，一定要请老先生到他家来住上一段时间。可今天老先生来了，仲纯下乡出诊去了，邓太太却对我们来了个闭门不见，说什么身体不适，不便会客。”

方孝远拍案大怒：“有这样的事？以仲纯为人，断不会如此，一定是他老婆趁仲纯不在，自作主张。不行，这种无情无义之人，我得去找她理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