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日，陈独秀应卢作孚之邀前往民生公司，作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讲演，下午刚回到办事处，这位朋友已经在客厅里等候他多时了。

“仲甫兄，到了重庆，居然连招呼也不打一个，我要不是在报上看到你写的文章，至今尚不知道你也到了重庆呢。”

陈独秀一见是张继，遂惊喜地喊道：“溥泉兄，哈哈，你这党国要员大驾光临，兄弟有失远迎了。”

时任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中央监察委员等要职的张继，过去也算得是陈独秀共过生死，同过患难的至交好友。

此时此刻，这一对从个人感情上算得患难之交，以政治信仰而论又属生死对头的旧友，又重新坐到了一起。

张继此番前来，是邀请陈独秀到中央广播电台去发表一个安抚鼓励川军将领的演讲。

“怎么，莫非川军对老蒋有什么桀骜不驯的举动么？”陈独秀听张继说明来意，敏感问道。

“那倒不至于。不过，中央机关与政府大量拥入四川，当惯了大大小小土皇帝的四川军头们自然不会高兴。张群去年就已提前入川了，他告诉我，这帮四川军头和张作霖、冯玉祥之流大不一样，他们有一个特点，一天吃了饭就关起门来打内战，争防区，从不出剑门夔门以外，似乎从来就没有问鼎中原的志向。如有外省军队打进来，几个彼此打得你死我活的军头还会马上停止内战，联合起来一致对外，等到把外省军队赶走，他们又关起门来再接着打，接着争。”

陈独秀摇着头说：“不尽然，不尽然，张群身为川人，与四川军头关系复杂，交情颇深，他这样宣传，恐怕也是在草字头跟前为四川军头们释疑罢了。”随即话锋一转问道，“溥泉兄，让我出面当这泥水匠，恐非你个人的意思吧？”

“嘿嘿，”张继一笑，“实不相瞒，兄弟也是受张群委托前来的。张群本想亲自前来恭请，又怕你不给面子。当然，不言自明，张群之意，也就是老蒋的意思了罢。”

“这个，我可以讲。”陈独秀慨然应道，“刘湘的《告川康军民书》我看过，大义凛然，读之令人感奋。杨森率部参加上海抗战，途经武汉时在各界欢送大会上发表演讲，称：‘我们过去打内战，对不起国家民族，是极其耻辱的。今天的抗日战争是保土卫国，流血牺牲，这是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我们川军决不能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要洒尽热血，为国争光。’杨森如此说，也是如此做的。上海战役，杨森的21军就打得十分英勇。后来在广德，他手下又出了饶国华这样的千秋英烈。四川的军阀，虽然名声污浊，民族气节大抵都是不差的。出狱之后，我虽已公开向社会表示，决心不再介入国共两党之争，但抗日救国，乃当今天下第一大义，倘能为川军摒弃前嫌，全力抗战鼓与呼，老夫也算为国家尽一点绵薄之力了。”

得此承诺，张继大为满意。

14日，陈独秀在张继的陪同下前往上清寺中央广播电台，发表了《抗战中川军之责任》的演讲。他认为抗日战争给川军赎去了多年内战罪愆，创造了建功报国的大好机会。他热情地讴歌了南京保卫战中御强敌殉职广德的饶国华，台儿庄战役中奋战藤县孤城全师喋血战死的王铭章，誉他们为“川军雄杰”“民族精魂”。他分析了敌我形势，认为“敌强我弱，敌人利在速战速决，我们利在延长战争”。他说：“此时在长江南北两岸和敌人血战防守的部队中，川军颇具重要位置。我敢说，川军是我们国家民族的最后长城！”末了，他还诚恳地劝告川军弟兄戒掉鸦片，以健壮身体，以增强军力。

邓仲纯在江津县城四牌坊街开业不久的“延年医院”系一川东传统民居，木墙黑瓦。临街铺房充作了医院，后面一个小院则住邓仲纯与弟弟邓季宣两家老小。将前堂后院连为一体的，是一条逼仄黝黑的狭长小巷。

夜里，出诊回来的邓仲纯吃晚饭。邓妻抱着小儿子在屋里走来走去，哄孩子睡觉。

邓仲纯吃罢晚饭，搁下筷子，拿起报纸，一眼便看见了全文发表在《中央日报》头版上的陈独秀在中央广播电台作的《抗战中川军之责任》的演讲稿。

邓仲纯惊喜地叫道：“哈，仲甫也到重庆来了！”瞟了一眼全无反应的妻子，遂有意说道，“仲甫依然是五四时期人们熟悉的那种炽热而极具感染力的语言风格，依然是巨手一挥，风雷交加乾坤震动的领袖气概啊！”

邓妻没好气地发声了：“你别在我面前说他的好话了，领袖又怎么了？领袖得罪了蒋委员长，不照样被抓进大牢里，关了这么多年！”

邓仲纯说：“我和仲甫不仅是安庆老乡，自小一起长大。他和我，还有以蜇大哥又一起东渡日本，再加之邓陈两家，有着通家之谊。我们比他一家老小先到一步，已经在这里安定下来，我看江津真是个避难的好地方，明天一早我要去重庆进药，我想请仲甫到江津来和我们一起住上一段时间。”

邓妻一听更生气了：“季宣刚才从国立九中回来，也说要请刚到重庆的陈独秀一家到江津来和我们一起住。你们兄弟俩的脑袋都被驴踢了啊，像这样的祸水，别人躲都躲不及呢，你和季宣倒好，偏偏还一门心思想把他引到家里来添乱。”

邓仲纯也生气了：“你这人怎么一点也不通情达理，一点也不懂得设身处地替仲甫想一想啊。我和大哥在东京留学，和仲甫同住一个宿屋几年，情同手足，还能分彼此？尤其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景里，能帮之处，自然要帮他一把。”邓仲纯的神情严肃起来，“我郑重其事地提醒你，其他什么事情我都可以依你，唯独仲甫来我们家这事，你必须听我的。你要给我惹出点是是非非来，我和你没完！”

邓妻见丈夫真的来了气，不敢硬顶，只得强压火气说道：“嘿，为一个外人三姓，你还真和自家老婆动起三昧真火来了？做善人谁不会啊？只要有钱，我还想象这里的大盐商邓瞻秋那样，到街上去搭它几座粥棚，帮助难民呢！”

第二天临近中午时分，西服革履的邓仲纯从地处重庆闹市区都邮街的医药公司大门出来，伸手招来一乘滑竿，指指门口的两只纸箱，对轿夫道：“把这只药品箱子给带上，去禁烟委员会驻重庆办事处。”轿夫将纸箱捆好，抬着邓仲纯上了路。

刚走到人头涌**的较场口，尖锐急促的警报声响彻了整个重庆城，学田湾、红球坝、七星岗、枇杷山防空司令部的警报台同时急速升起一串串红色气球。

街上顿时大乱，不少人就地扑倒，更多的人则向着四处狂奔。

轿夫将邓仲纯往地下一放，惊惶嚷道：“鬼子的飞机来了，老板，快些逃命吧！”话音刚落，两名轿夫已经消失在满街仓皇奔突的人群之中。

刹那间，数十架日军轰炸机进入目标区域，一起打开弹仓，数十枚燃烧弹从碧蓝的天空中齐齐落下。

震天动地的爆炸声接连响起，火光、黑烟、灰尘霎时弥漫了晴朗的天空。突然陷入巨大恐惧中的市民们顿时四散奔逃，整个城市随着燃烧弹的坠落成了一片火海。炽热的高温下烈焰窜起数米高，栋栋房屋在倾倒，人群在奔跑，惨叫声不绝于耳。

重庆，在血色中燃烧。

爆炸声中，巨大的冲击波将邓仲纯掀翻在地。他趴在地上看去，眼前的房屋不断地垮塌，到处冲腾起浓烟烈火。街上到处都是残破的尸体，让人触目惊心。

一支国军救护队大步奔来，男女官兵奋不顾身冲进废墟与火海，将受伤群众抬到街面上。

已经被硝烟涂抹得面目狰狞的邓仲纯冲着国军救护队员大喊：“嗨，你们快来呀，我这里有现成的药品！”

邓仲纯手忙脚乱地将纸箱从滑竿上卸下来，将一箱子瓶瓶罐罐“哗啦”一声倒在大街上：“有多余的抢救器械吗？快给我一套！”说罢，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抢救伤员的队伍之中。

而此时待在禁烟委员会重庆办事处里的陈独秀，也同样处在了惊吓之中。他和办事处的人员出了房门，站在院坝上，仰头看着日军飞机在天上飞来蹿去，狂扔炸弹。所有人一个个惊恐万状地看着眼前这一场血淋淋的大屠杀，却不知道如何躲避。

巨大的爆炸声中，潘兰珍与陈松年搀扶着瞎眼奶奶从屋子里出来。窦珩光抱着哇哇大哭的小玮，紧跟在后面。

潘兰珍向着站在院坝上仰头观天的陈独秀大声问：“老先生，我们往哪儿躲啊？”

陈独秀问办事处的职员：“这院子里有防空洞吗？”

职员们大嚷：

“哪儿有啊？十八梯倒是有一个大防空洞，离这里远着呢。等我们跑到，洞里早就塞满人了。”

“这里是市中心，逃也无处逃，躲又无处躲，每次轰炸，我们都是站在坝子上等死！”

“好在菩萨保佑，鬼子的炸弹还从来没有落到我们办事处来。”

陈独秀悲愤叹道：“唉，听天由命吧，该死不得活，当活死不了！”

日军轰炸机很快投完炸弹离去，苍穹依旧碧蓝如洗，白云下面，却冲腾着团团黑烟。

办事处职员双手合掌叫道：“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陈独秀冲着家人大喊道：“暂且没事了，你们回屋去吧，我到外面街上看看。”

潘兰珍不放心，对陈松年道：“松年，侬快把母亲扶回去，阿拉得跟着侬爹爹。”

陈独秀走出办事处大门，看到整个市区已经被黑烟烈火所笼罩，成了一片火海。烈火熊熊，烟尘遮天蔽日，晴空万里的景象如同幻觉一般瞬间消失了，人们到处呼号奔走，整个市区如同人间地狱。无数老百姓的吊脚楼房子全用竹木搭架捆绑而成，见火即燃，迅速蔓延开去。被炸断手炸破头的市民，在血泊火海中挣扎惨叫。

陈独秀一路看去，到处墙倒屋塌，血肉模糊，连大街两边的树上、电线上，也挂着不少血淋淋的残肢断臂。

由军队和民间组成的一支支救护队急急出动，来回频繁奔走，担架所过之处，鲜血流成一条条乌黑的粗线。

一队消防队员推着喷水车赶来了。可是，自来水设施已经遭到严重破坏。消防队员气得大骂：“妈的，水厂被汉奸破坏了，水管里一滴水也放不出来！”

陈独秀来到较场口街上，他看见无家可归的男女老幼一堆堆坐在马路当中，两旁的不少房子仍在“噼噼啪啪”地燃烧着，不时有一排排楼房“哗啦啦”倒下来，灰尘扬起老高。火场里燃烧着尸骸。行道树的残肢断臂上，挂着布片、破帽、血染的肉块和滴沥的肚肠。从通远门到都邮街一带，原有的栋栋高楼变成瓦砾一堆，商铺、银行也大都成了瓦砾场。无数铺面和民房大火未熄，烟尘蔽日。街上市民伤亡惨重，从砖石堆中挖掘出来的死人，一排排摆在街面上。

陈独秀突然看到了正在街边救治受伤百姓的邓仲纯，大喊着过去：“仲纯，仲纯！”

邓仲纯也扭头大叫：“啊，仲甫。”

陈独秀惊骇地问：“你身上这么多血，受伤了？”

邓仲纯说：“我没事，这是伤员的血。我刚才在医药公司买好药，正准备来禁烟办来看你，一到这较场口，就碰上了鬼子轰炸。不过也好，我买的药，我这人，也能派上点用场了。”

邓仲纯包扎好一位伤员，撩起西装下摆揩着手上的血迹：“抢救得已经差不多了，剩下几个交给这些军医，我们走吧。”

女军医队长：“先生，我代表救护队谢谢你，啊，还有你这些宝贵的药。”

邓仲纯慷慨地说：“剩下的药都给你们了。”

陈独秀问：“你知道他是谁吗？”

女军医队长：“哪儿知道啊？这位先生不但医术精湛，还把自己这么两大箱子药，无偿用在了伤员身上。”

陈独秀说：“我告诉你们吧，他姓邓名仲纯，日本帝国大学医学系毕业的高才生，当今中国一位赫赫有名的外科大夫！”

入夜，漆黑的夜幕下，除了受灾地区的火光烈焰以外，许多街巷的瓦砾堆边都闪烁着祭悼亡灵的香头烛光。陈独秀临时下榻处的禁烟委员会重庆办事处院坝上，摆放着竹凉床和竹凉椅，穿着大裤衩与无袖短褂的陈独秀，摇着蒲扇与邓仲纯纳凉说话。

邓仲纯诚恳言道：“仲甫，这场战争不是一年半载完得了的，谁也说不准还要打多久。我和季宣已经商量好了，请你们这一家子到江津去，就和我们住在一起，生活你完全不用担心，以我开医院和季宣当国立九中校长的收入，足以养活你们，无论住多久都绝无问题。”

陈独秀既感温暖又有些难为情：“如此一来，我陈独秀岂不成寄生虫了？”

邓仲纯说：“我们两家的关系，还分什么彼此？只要我邓家锅里有干的，就决不会让你们陈家人喝稀的。”

陈独秀感动不已，但一时间又拿不定主意：“重庆最难忍受之处，就是热得像个火炉子，半夜里也不能退凉。江津比重庆怎样，也是这么热吗？”

“江津是小城，倚山面水，城小人稀，比重庆凉快得多。更重要的是目标小，也不容易遭敌机空袭。江津上游的白沙镇已住进了不少政府机关和学校，中央档案馆、中央编译馆、国立女师、大学先修班都已迁到了白沙。再说，你年轻时和柏文蔚他们一起教过书的安徽公学……哦，现在已经被战时政府更名为国立九中了，不少老朋友还经常提到你这位前辈呢。”

陈独秀一听，顿时兴趣大增，说：“重庆热得要命，飞机也炸得厉害，我正在发愁，不想在重庆多住，这下可好了。”可稍过一会儿，陈独秀又犹豫道，“去江津固然好，可我母亲犯病怎么办？我的身体也不太好，又是高血压，又是肠胃病，重庆的医疗条件，毕竟要比江津好一些呀。”

邓仲纯笑道：“你怎么忘记了，我在日本帝大是学医的呀，住在我家就相当于住在医院里。我虽长于外科，真有个小病小痛也能将就对付，你和伯母的身体真要有大不适，我送你们到重庆就是，两地不足一百里路程，坐下水轮船，不需半日便到了。”

潘兰珍也明显希望到江津去住，忍不住说道：“大城市除了人多事儿多，百物奇贵，连喝口水都要钱，阿拉真没觉得有什么好的？侬不也说张恨水那乡下的家做学问最好么。这一次菩萨保佑，小鬼子的炸弹没落到我们头上，可三天两头来这么一下，谁受得了啊，不死也得被折腾成疯子。”

陈独秀说：“即便我想去江津，这事儿也得和大姐商量一下才妥当。仲纯你是知道的，我大姐夫吴欣然是著名的安庆大新桥吴家顺酱园铺的传人，正想找个清静安全点的地方，租房开店做生意，否则一家人离乡背井，日子一长，坐吃山空，就没法生存了。他俩几天前就到永川、璧山选地方去了，等他们回来，大家一起商量后，才能定下来。”

邓仲纯说：“那也好，反正我和季宣是翘首以盼，你们任何时候来江津，都绝无问题。”

陈独秀心虚地一笑：“我那兄弟媳妇真洗心革面，不再怕放浪形骸的陈独秀把你这忠厚本分之人带坏了？”

邓仲纯尴尬地说：“你说的都是哪一年的老皇历了？那只能怪她头发长见识短，不懂事，冒犯了仲甫。”

陈独秀摇头道：“不是她冒犯了我，是我这洪水猛兽冒犯了她，让她屡受惊骇……”

邓仲纯深知陈独秀这话可不是谦虚，他太了解在自己老婆眼里陈独秀没甚分量。那是因为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在北大内务部任佥事的自己与陈独秀隔墙而居。陈独秀与高君曼三天两头总要弄出些“内战”来，让在家里占据着强势地位的老婆无法对陈独秀高看一眼。

潘兰珍生怕陈独秀不去江津，盯了一眼邓仲纯，有意说：“江津离重庆又不远，我们也可以先去看看嘛。要是不好，还可以回重庆的呀。”

邓仲纯附和着：“那是，那是。”

陈独秀：“我一家六七口人，嘴巴连起来有两尺长，真要去江津，费用我是要缴的。就算是亲兄弟，也得明算账嘛。”

邓仲纯说：“添几双筷子不成问题，我那医院，生意相当不错，再说，季宣在九中当校长，也有稳定的收入。”

陈独秀说：“为我把你带到新世界游艺场撒传单受惊骇的事，你老婆对我是老大的不高兴。仲纯，你忘记了，我出狱后，还专门去你家，向我那兄弟媳妇陪过不是，并保证今后不再给她添麻烦。”

邓仲纯说：“嘿嘿，我老婆呀，刀子嘴，豆腐心，就那副德性。都过去那么多年的事了，你千万别记在心上。再说，她要不担心我，去担心别的男人，倒真是出鬼了呢。”

陈独秀大笑：“那是，哈哈，那是。”

传达进来禀告：“陈先生，川康绥靖公署的杨鹏升将军在外面求见。”

陈独秀高兴地说：“此人是我学生，快请他进来。仲纯，一会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杨鹏升绝非某些人想象中的那类不学无术，靠喝兵血搜刮民脂民膏弄得脑满肠肥，欺压良民百姓的四川土军阀，而是一位在金石书画艺术上蜚声中外的儒将。”

邓仲纯说：“既然如此，何况别人好歹也是位将军，我们也当盛装以待啊，穿着背心裤衩见客人，也太不成样子了吧？”

陈独秀摇手道：“无妨，无妨，我这样见他，恰恰透着一种难得的亲切。太正式，反倒显得做作生分了。这杨鹏升虽未直接受教于我，到底也是北大学生，和我是名正言顺的师生名分，我在南京狱中，他就经常托章世钊给我送来许多好东西。学生莫说当了将军，他就是有朝一日做了皇帝，这师道尊严，也是不能不讲究的。”

说话间，戴着眼镜，面相清秀，一身中将戎装的杨鹏升进到院坝，冲着陈独秀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先生好。”

陈独秀说：“鹏升几时回的重庆了？坐，坐下说话。”

陈独秀指指邓仲纯说：“鹏升，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邓仲纯先生，你在北大读书时，他是北大内务部的佥事，所以你们没有机会见面。不过，他大哥邓以蜇，中国哲学界的巨匠，想必你是知道的。”

杨鹏升向邓仲纯也鞠了一躬：“原来邓先生也是北大师尊，幸会，幸会。”

潘兰珍赶紧奉上茶来：“鹏升好稀罕，今天来了就别急着走，晚上陪侬两位老师，好好喝两杯。”

陈独秀说：“仲纯，我初到武汉，要不是鹏升相助，给我找了几间屋子栖身，我差点儿就流落街头了。”嘴里说着话，目光却落到了杨鹏升的领章上，“噫，分手不足一月，鹏升领章上，又添了一颗金豆豆啊！”

杨鹏升自嘲道：“先生有所不知，这就叫明升暗降了。陈先生知道我的过去，邓先生恐怕不知了。我以前是杨森手下88师副师长。上海、南京数仗，打得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可像我们这种杂牌军将领，是无资格和黄埔系比的，部队打得差不多了，当官的也就该急流勇退了。在湖北时，我是武汉防空司令部办公厅少将主任，有职也有权。如今升为中将，职务却是川康绥靖公署高级参议兼重庆卫戍司令部顾问，实际上已成尸位素餐的赋闲之人了。”

陈独秀：“官场容不下你，当着这官高位显的虚职也不错嘛，任职不履职，支薪不办事，少了多少杂事？岂不正于你钻研金石书画大大有益。仲纯不知，长年过着戎马生涯的鹏升，金石书画，也足堪巍巍然大家呢。”

杨鹏升从口袋里掏出两方小小的锦匣，“先生，前次在武汉时我说要送先生的两方印章，现已完成，今天学生就是特意给你送过来的。”

陈独秀打开锦匣，取出印章一看，一方用阳文篆刻 “独秀山民”四字图章，和一方“仲甫”图章，每枚均有印纽和边款。

陈独秀仔细观之，爱不释手，大为惊叹：“鹏升，这方‘独秀山民’布局诡奇，印迹老辣峻利，充满阳刚之气。这石质看去上晶莹润泽，价值定然不菲吧？”

杨鹏升说：“那是学生用珍藏多年的一块品田黄精心镌刻的，有300多克吧。”

陈独秀惊道：“黄金有价，田黄无价，鹏升。你送我的，岂是两枚小小的印章，它们是名副其实的无价之宝啊！”

陈独秀搬到禁烟办没几天，张恨水便前来相邀，说三日后请陈独秀潘兰珍次日去他家中吃午饭。他先到重庆，理应尽地主之谊。还说，荒野寒居，吃饭是小事，主要是一帮老朋友聚会，顺便游一下重庆著名的南温泉。

陈独秀这才知道，张恨水并不住在城里，他和家人住在长江南岸的南温泉。这日一早，张友鸾、薜农山、张慧剑、周钦岳、沈尹默均各带女眷，来到储奇门囤船集中，然后过江到南岸海堂溪码头。

张友鸾招来十余乘滑竿，一行人便躺在滑竿上，闪闪悠悠地出发了。

沿途风景，煞是诱人，一条上了年代的石板路，傍着水清如镜的花溪河蜿蜒前行，小河两岸，群山蜿蜒，峰峦叠翠，飞瀑直下，弄得峡中飞珠溅玉，水声如雷。碰上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碑石和著名景致，众人便下得滑竿，抽烟小憩，纵情山水。张友鸾与周钦岳，则成了最佳的义务导游。

在一名谓“五湖占雨”的去处，周钦岳指着一眼用清条石砌成半圆形围栏的清泉说道：“这泓清潭为花溪河中第五涌泉，状似小湖，故冠名‘五湖’。观‘五湖’水色清浊，便能预测次日天气是雨还是晴。”又遥指远处的碧翠峰巅道，“此峰名为建文峰，海拔五百余米，相传明建文帝为避其第四皇叔朱棣起兵发难，削发为僧，流落于此峰修行避难，建文峰由此得名。山顶有建文庙，内有让皇殿，还有‘玉泉’，建文帝用此煮茶，称建文井。”

从海堂溪码头到南温泉有三十余里之遥。南温泉以前不过是重庆郊区的一个落在绿水之畔，青山之下的小乡场。抗战爆发后才突然的繁荣喧闹起来，因为避难入川的下江人像潮水般涌到重庆，城里的房子立时暴涨，一些囊中羞涩者因为租不起城区的房子，便迁到了郊区乡间，南温泉也涌进了大量的公教人员。

滑竿队伍逶迤到得南温泉，张恨水出门远迎。

恨水的乡居，倒是别致。十余间茅屋，散落在碧峰脚下，清溪之畔，

陈独秀一下滑竿便赞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心远颇有高人隐士之风啊！”

张恨水道：“仲公过誉了，我现在是常为五斗米折腰，岂有那样的雅士风情？今天你们是坐滑竿来的，也看见这路途的艰辛了，我每逢进城购买平价米，扛着粮袋独自山行，爬坡上坎，大汗淋漓，腰酸背痛，等到把米扛回家，人也累得快散架了。”

进屋，主人早已将茶水备好，客人们身居茅舍之中，耳闻窗外雀鸟啁啾，清风徐来，不消片刻工夫，便将旅途劳顿驱尽。

听罢张恨水介绍陈独秀才知道，这十余间茅屋，原是张恨水的一个读者朋友的私产，已卖给下江人四间，余下的六间，租给了抗敌文艺协会，后来文协搬走了，就空了下来。张恨水原来住在南温泉场上两间瓦屋里，房东为发国难财，催他们一家快些搬出去，想把房子高价卖掉。朋友知他是大名鼎鼎的张恨水，便让张恨水一家搬到他的茅舍中去住，并言定自修自住，不取分文。张恨水喜出望外，便搬到了场外。他一家住不了这么宽，便将另外三间让给了一位在大学里教书的穷朋友。

陈独秀看到茅屋夹壁上贴着一副张恨水手书的对联：闭户自停千里足，隔山人看半闲堂。靠窗一张书桌上，摆放着文房四宝、稿笺，而且还有厚厚一摞作战文件，感到惊奇，便问张恨水眼下正在写什么。

不料张恨水一番回答，引得众人一阵唏嘘。

张恨水说，他搬到这草舍不久，某日突然来了两名军官，自我介绍后方知他们均是张恨水的读者，十分喜爱张恨水的小说。

原来，他们的部队在常德与日寇血战数日，全师一万余人，生还不过数百，营长以上长官全部阵亡，他二人是幸存的两名参谋。如今到了大后方，也时时不能忘怀死战的长官和战友，此番登门，特意央求他们敬佩的大作家能为他们战死在湖南常德的一师官兵写文章传名，不能让现在或是以后的国人忘记了他们。

张恨水虽然十分感动，但因自己对纯军事的小说接触不多，且无战斗生活，有些为难。两位热心的参谋说，这有何难？接触不多，我们给你讲打仗的故事，不懂军事，我们把带出来的作战文件借给你看，连续几月跑到他家里来，非把张恨水这只鸭子赶上架不可。而且，这两位国民党的军官竟然还有着一副侠肝义胆，他俩要求张恨水把他们的长官包括士兵都用真实的姓名来写，而对自己，则决不能写进书中。如非写不可，也务必隐去真名，因为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聊尽后死者的责任。

张恨水的确被他们的这腔情义感动了，觉得作为一个文化人，自己有责任把这些为国献身的英雄留诸历史，同时也算是帮助这两位参谋完成他们心中的夙愿，就答应下来。

听完原委，众人深为感动，都鼓励张恨水能尽快地把这本书稿写完。

贵客盈门，张恨水当然精心做了准备。陈独秀牙不好，有一道四川的乡间菜十分令他喜欢。这就是豆花，绵软得像雪白的棉花，以红油辣椒油炸黑豆豉碎肉末香葱等调制成佐料沾之而食，入口即化，既经济，又十分下饭。

晚饭后，一行人由张恨水相陪，前去山中散步游玩。沿途看到不少操江浙两湖口音，戴着眼镜的人挥着锄头在地里忙碌。张恨水告诉他们，这些人大都是在城里上班的公教人员，为了减省家中开支，就利用早晚时间在花溪河两岸垒石开荒，浇粪种菜。

绕过一座山峰，只见前面石阶通天，环曲千级，半山绿树葱茏之间，隐约着一栋精致的四层西洋楼房，让人眼前一亮。

张恨水道：“仲公知道那是哪位党国大员的别墅吗？”不等陈独秀回答，又自顾说下去，“我曾上去近观过一次，不说里面的布置，单是楼房大门旁边的一个防空洞，里面就有无线电、沙发和电话，也就可知其别墅里面的阔绰奢华了。而这，不过是重庆无数处孔公馆之一，是用来预防日本飞机轰炸时住的。孔院长、孔夫人、孔二小姐，从来不曾来此住过一夜，只有十几个副官警卫，在里面落寨为王。这不但让我们这样的文化人看了心里不平，南温泉的老百姓，也都侧目而视，这一点，也往往是激起我写作情绪的源头。”

陈独秀突然想起了贴在茅屋夹壁上的那副对联：闭户自停千里足，隔山人看半闲堂。原来心远是有感而发。

圆月高悬，银了山林小溪。草舍前面，花溪河畔草地上，散开十余张竹椅和两张竹几。张恨水与陈独秀、张友鸾等客人上下古今天南海北把茗畅谈。

张友鸾：“如今的重庆城是长安居，大不易啊，恨水有这几间茅屋草舍聊避风雨，就已经相当不错了。我在大田湾的住处，还是临时搭建的抗战房子呢。仲公，知道何为抗战房子么？就是用四川盛产的楠竹做梁柱，泥巴糊墙壁，稻草铺顶的捆绑房子，恨水给我取了个‘惨庐主人’的绰号，就是因我那破房烂屋而来的。”

周钦岳：“自国府迁都重庆，原本只有二三十万人的重庆城，人口暴增至一百数十万，哪有那么多现成房子供人居住？各机关、学校、军队、大中型工厂，只好就地取材，因陋就简，纷纷搭建抗战房。”

陈独秀：“友鸾小弟，据说让人拍案叫绝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是你的神来之笔，真是贴切辛辣，令人激赏啊！”

张友鸾：“前方军民浴血奋战，后方达官巨贾却花天酒地，我以此作标题，也是有感而发，聊吐心中快垒罢了。”

陈独秀从南温泉回来没两天，大姐向荣和大姐夫吴欣然来到了禁烟办。

陈独秀说：“大姐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晚饭吃过了么？我叫松年上街去买点吃的回来。”

向荣说：“不用了，我们在通惠门吃过晚饭才进的城。”

潘兰珍招呼道：“大姐，大姐夫，坐下说吧。这么晚了过来，有什么要紧事吧？”

向荣说：“这次我和你姐夫去重庆附近的几个县城跑了一趟，还算不虚此行，在江津找到一个叫油溪场的地方，不单水好，当地出产的豆子，质量也相当不错。”

陈独秀一听江津便来了兴趣：“江津，仲纯季宣都在江津城里安营扎寨了呀。你说这油溪场，离江津城远么？”

吴欣然接过陈独秀递过的雪茄，点燃，吧了两口：“油溪场是江津县的一个小乡场，就在江津县城上游10多里的长江北岸。方方面面我们都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是个开酱园铺的绝佳地方。”

向荣说：“厂子一旦开起来，我们就算在四川立住了脚，今后不管世道咋个乱，也不管这仗还要打多久，只要日本人进不了四川，我们就不会倒霉到饿饭那一步了。”

陈独秀频频点头说：“这个自然，这个自然，有酱园铺这股长流水，生活至少是能够保证的。仲纯现在在江津城里开医院，他弟弟季宣是原来的安徽公学，现在也迁到江津对岸德感坝的国立九中校长。他们弟兄俩商量好了，请我们一家老小到江津去，和他们住在一起，生活也由他兄弟俩负责。”

吴欣然似乎不太相信：“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么？世上还有这样好的事？”

陈独秀得意地说：“陈邓两家有通家之谊，我和邓以蜇、邓仲纯又一起在东京住过不短时间，后来又同在北大共事，陈独秀这三个字在邓家人心里，分量还是够的。”

向荣说：“他们既然有这个经济能力，又是真心相邀，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带着母亲和松年一家去嘛。江津县城到油溪场，每天都有揽载（运载客货的大木船—作者注）来回，下水揽载一个钟头就到了。虽是逃难，我们姐弟两家，到底也在一起。”

潘兰珍这下高兴了，说：“阿拉也觉得去江津最好，听仲纯说县城建在江边一大块平坝子上，不像这重庆城，随便到哪里都要爬坡上坎，物价也比重庆便宜得多。再说，江津地方小，不容易招日本人的飞机，在南京监狱里被炸过一回，在陈钟凡家里又被炸过一回，阿拉和老先生都是躲在桌子底下才逃出命来的。前天在重庆又被炸了一回，虽说炸弹没落到我们头上，可下一回呢？我们又从不烧香拜佛，阿拉不信菩萨真能每次都保佑我们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陈独秀说：“其实，仲纯前天来邀时，我就已经动了心。我也不想住在重庆城里，日机三天两头飞来到处乱轰乱炸，许多大人物和重要机关法团都已开始向郊县转移；再者迁居江津避难的安徽人很多，如今的国立九中师生又主要是安徽人。潘赞化、何之瑜一班故旧学生都在，高语罕前日来谈到，他也打算应支那内学院院长欧阳大师之邀，到该学院去任教，有这么多老朋友做伴，我也不会孤单。”

向荣说：“那就去啊，还犹豫什么？”

吴欣然也说：“仲甫，一家人待在一个小地方，彼此间也好有个照应，我认为江津值得一去。”

陈独秀道：“我对邓氏兄弟完全放心，唯担心仲纯那老婆，仲纯惧内，在北大是出了名的，他那老婆，与我又有过节，要是她内心不乐意，日子一长，谨防会弄出些不愉快的事来。”

潘兰珍说：“阿拉看老先生是多虑了，仲纯不说他老婆是刀子嘴，豆腐心么。还说，都过去那么些年的事了，还请侬千万别记在心上。”

陈独秀说：“大家都认为江津不错，都赞成去江津，我也不当反对派。不过，我的想法是，我和兰珍先去打前站，你们暂时留在重庆，如果一切皆好呢，你们再来。”

向荣说：“你只考虑母亲和松年他们就行了，吴家这边的事你一点不用操心。我们去江津，是直接到油溪场，不会给邓家添麻烦的。”

陈独秀不愿在大姐和姐夫面前丢了面子，打肿脸充胖子道：“我去江津，也是难拂邓氏兄弟盛情，经济上，我也不会给他们增加压力的。我现在在薛农山的《时事新报》兼着个主笔的虚职，每月有一笔虽不多，却是固定的收入，北大同学会也长期不断地给我寄钱。再者，我的稿费，也足以养活一家子人。”

潘兰珍喜不自禁：“那，老先生抓紧给仲纯写封信，先通知他一声。”

陈独秀说：“还写什么信？你不也听见仲纯对我说了，邓家对我是翘首以盼，任何时候去都绝无问题。我与仲纯绝非泛泛之交，用不着如此客套。”

潘兰珍性急地说：“说走就走，明天一早就出发。”

陈独秀白了她一眼：“急什么急？我还得把几篇稿债还了才能离开重庆。”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陈独秀虽然在朋友、媒体面前一再表明他“决心不再介入国共两党之争”“对政治已全无兴趣”的态度，但他却无论如何也改不了“斗公”本色。在重庆仅一月期间，他除了四处演讲，不遗余力地鼓吹抗战，还频频发表文章，两线出击左右开弓，既猛烈抨击重庆，也未放过延安。

16日，陈独秀在《民族野心》一文中愤怒地谴责重庆：“抗战一年了，农民仍旧是隔岸观火，商人大做其经济汉奸，买办和银行家，官僚们则利用国家机关来投机外汇，或垄断国产，阻碍出口贸易，以此大饱私囊。士大夫豪劣绅纷纷充当汉奸。为抗战而尽力牺牲的，只是一部分有民族意识的工业家、工人、军人或受过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洗礼的青年。所谓的‘全民抗战’，不过是一句宣传口号。”

1938年初，国民党发动了一场引人注目的思想统一运动，宣扬拥戴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府，受到中共的猛烈批评和抵制。

陈独秀也撰写了一组文章，论述抗战中的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他认为国民党是执政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是在野党。他认为执政党应承认在野党的合法存在，合力抗日，而不取招降的态度，并不妨碍在野党对政府党政治的批评。在野党绝对拥护抗日战争，在野党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抗日战争之最高统帅权。但在野党应有政治自由，集会结社言论之自由。不自由的奴隶，很少有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自动性。但不幸得很，竟有人提出思想信仰之统一，如此则只有一党存在，根本无所谓各党派，便根本无所谓合作、团结了。陈独秀对国民党的批评，深为延安所赞同。

但是，陈独秀听信一些流言蜚语，也撰文骂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游而不击”，“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等等。这时的陈独秀，已经对延安彻底地丧失了信心，把抗战与建国的希望，完全寄托到了国民党的身上。

21日，陈独秀又发表了《论游击队》一文，以同样尖刻的语言讥嘲延安：“过去的所谓‘红军’及山上的‘苏维埃政府’为什么到处失败，也正因为在兵器上、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农村和小城市都不能够独立存在。妄想拿农村来支配城市，妄想拿农村来做抗日根据地，这正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事。在此次抗战中，如果我们执迷不悟，过分的估计游击队和游击战术，无意识的帮助敌人更容易地占据了我们全国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没有大城市，便没有国家，这是任何一个搞政治和军事的人应当具备的最基本的常识。”

依然是五四时期人们熟悉的那种犀利尖刻的文风，依然是巨手一挥风雷交加乾坤震动的领袖气概。

可是，正当人们重新关注着议论着“陈独秀”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时，他却突然销声匿迹了。集会上再也见不着他的身影，报纸上再也看不着他的文章。广播里也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

陈独秀，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