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不期而至，让陈独秀很是诧异。

陈独秀说：“国焘，是你呀！前几天《新华日报》上登出的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报告里说，‘张国焘公开叛党前在武汉见过陈独秀一次，在党外去寻找反党的同盟者’。我们也有十多年没见面了吧？他们却说你已来找我做政治上的同盟者，这简直可笑之极！”

张国焘说：“老师，学生到武汉后，一直就想前来登门拜望你和我的老同学罗汉。只是刚刚从那边过来，事情太多，直到今天才挤出点时间。”

罗汉说：“老同学，你看上去比以前富态多了，肚子也腆起来了，但气色明显不好，一脸疲惫之态。”

张国焘说：“我前日在委员长行营见到蒋梦麟蒋前校长，他告诉我，北大同学会委托罗汉兄照料老师的生活，这我就很放心了。”

罗汉说：“每个月北大同学会还寄来300块钱，足保老师生活无虞。”

陈独秀说：“国焘，你不是一直干得很好吗？长征到达陕北后，他们还让你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代主席嘛。”

张国焘说：“唉，一言难尽，一言难尽呐！我和老毛因争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在毛儿盖闹翻一年以后，斯大林派张浩回国调解，我接受了莫斯科的意见，把手中的部队一交，到延安后，我的日子就一落千丈了。我虽然在政治局仍然排名第四，可是，中央却发起了一场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政治运动，在抗大举行的批判大会上，他们居然放任不知内情的红军将领冲到台上扇我的耳光。等到王明一回延安，我的日子更不好过，他们把我划到托派圈子里，如同软禁一般，没办法，我只好过这边来了。反正都是抗战，彼此都是友党友军嘛，延安没有我的容身之处，我就到这边来继续参加抗战。只不过让人寒心的是，老师和学生为共产党辛辛苦苦出生入死，到头来却成了一根藤上俩苦瓜。”

陈独秀说：“不足为奇，不足为奇，党内斗争的残酷无情，我是深有体会的。”

张国焘说：“我刚才进门时，老师说《新华日报》污蔑张国焘在党外去寻找你作为我反党的同盟者，这一点，我倒觉得他们有先见之明。学生今天来，确有一事与老师商量。我听说老师曾打算创建一个第三党，不知此事眼下进行得如何？”

罗汉道：“谭平山、朱家骅都曾动员老师出面创建第三党，既给创党资金，又给参议员名额，可老师不愿受蒋介石摆布，来了个敬谢不敏。”

陈独秀说：“我的主张是和第三党、救国会，以及一部分有影响力的民主人士接触，组织一个联合阵线，不拥国，不阿共，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

张国焘说：“老师的这个想法很好啊，学生今天来，就是要向老师建议，由老师挂帅，成立一个第三党，名字最好就叫作新共产党。”

陈独秀说：“成立新共产党，这不明摆着就是和延安的共产党唱对台戏吗？国焘，我想这大概不是你的建议，而是草字头的旨意吧？”

张国焘说：“延安对我师生二人寡情薄义，甚至到了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地步，而绝非我们对不起共产党。就算我们打出旗号和延安大干一场，又有何妨？”

陈独秀连连摇头：“不，不，我的想法与你完全不同，共产党是对不起我，但蒋介石与我更是不共戴天，我若置杀子之仇而不顾，替仇人摇旗呐喊，我陈独秀还配为人父吗？岂不让天下人笑话于我？我那两个被老蒋杀掉的儿子，在九泉之下，也断不会原谅我的！”

“老师……”

“你我都是从大风大浪中过来的人，应当知道，创建一个政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当初创建共产党，费了多大的劲？现在看来，一个阶级只能由一个党来领导，我们再重起炉灶另开张，未必能比老毛他们这批人搞得更好。”

“老师，难道你这样的斗士，也没有信心了？”

“我现在是既无信心，也无耐心，更无半点讨好老蒋之心。”

鞭炮炸裂声，锣鼓敲击声，游行队伍发出的此起彼伏的口号声，把全城震翻了天。陈独秀在潘兰珍的搀扶下，与罗汉步出小院，来到了人头涌**的大街上。目力所及，到处是欢呼雀跃的军人、老百姓，武汉三镇沉浸在节日的狂欢之中。

报童高举报纸边跑边叫：“看报啦，看东洋鬼子在台儿庄吃大败仗啦！”

家家户户门前挂出了青天白日旗，街上不少人手中，也挥舞着青天白日旗。

街上随处可见横的竖的大横幅、大标语：

“庆祝台儿庄大捷”

“中国必胜，日本必败”

各家写着报馆名称的大卡车拉着赶印出来的号外，驶上大街，铺天盖地往行人头上散。五花八门的救亡团体涌上街头，他们把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的画像画在大画板上，抬着走在游行队伍前面。

一位身穿国民党陆军中将黄呢军装的将军站在街边高高的台阶上，有力地挥动手臂，发表即席演讲：“同胞们，国共两党的兄弟和军队将士们，我们要能每个月能打一个像台儿庄、平型关这样的胜仗，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极大地振奋我国军民的士气，号召世界人民的支援……”

罗汉惊喜地：“老师，你看，那是周恩来！周恩来也到街上来发表演讲了。”

陈独秀远远看去，说道：“恩来现在是军委会政治部的副部长，此人原本就相当能干，如今国共合作，供他驰骋的舞台就更广阔了。只可惜，昔时出生入死的战友，今日已如同路人了。”

潘兰珍说：“台儿庄一仗就打死了上万名鬼子兵，日本那么小个国家，那么点人口，有多少人来中国送死啊？就算我们以五个对一个，十个对一个，这仗要能这样打下去，中国也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吧？”

陈独秀也激动不已：“我陈独秀即便与老蒋有杀子之仇，不共戴天，此时此刻，也甘愿抛弃个人恩怨，成为他麾下一名老兵！”

夜里，武汉各界联合举行声势浩大的火炬游行。天黑之后，各路火龙汇聚到黄鹤楼下。三条火龙齐头并进，如同三条耀眼的金龙，在广场上翻腾涌进。人们忘情地高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陈独秀在潘兰珍的搀扶下，与罗汉登高俯视着眼前激动人心的场面。

陈独秀老泪纵横：“塞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可惜我已垂垂老矣，要是我能年轻20岁，我也一定会投笔从戎，到前线去和日本人大战一场！”

潘兰珍说：“侬一介书生，能打什么仗啊？”

罗汉说：“嘿，你还看不起我老师啊！我告诉你，老师可是在日本专门学过军事的，比我们这些曾经带过兵，打过仗的人还内行。”

潘兰珍提着刚买回的早点，走进院门，从信箱里取出报纸杂志，送到陈独秀书房里。

潘兰珍敲敲房门喊道：“罗汉，早点买回来了，快起来趁热吃吧。”

陈独秀挟起一支油条，一边吃，一边打开一本《解放》周刊翻阅起来。

陡然，陈独秀瞳孔大睁，口中念出声：“《铲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徒》！”将油条往桌上一扔，翻开《解放》看起来。

陈独秀呼吸急促，怒色满面。

报上竟然黑字白纸地写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查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查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后，日本津贴由陈独秀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于是中国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虽然陈匪独秀从“九?一八”以来就与日寇勾结，然而，还可以在武汉演讲，使用其老奸巨猾的侦察技术，让这些日寇汉奸在全国抗战之后还能继续活动，这不能不是全中国人民的耻辱，全国抗战的损失。为了抗战的胜利，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

陈独秀气得脸色煞白，猛地在桌子上一拍。

罗汉进来了：“老师，一大早的，谁惹你生气了？”

陈独秀将翻开的《解放》往罗汉面前一推：“你看看，他们不仅干出了血口喷人之事，居然还公开污称你我为匪！”

罗汉赶紧接过《解放》，一边看一念出声：“美国的托匪格拉斯，联合着陈独秀、彭述之、罗汉，在上海和北方建立托匪暗探组织……”罗汉大为吃惊，“林伯渠给我的那期《解放》上登出的《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中还说，希望你‘重振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队伍的行列中来’，这才过了多久啊，怎么一下子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还口口声污我们为匪了？”

陈独秀气得拍着额头嚷嚷：“大敌当前，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啊？”

罗汉问道：“赵容是谁啊？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能在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上发表如此重要的文章，想必也不会是名不见经传之辈啊？”

陈独秀肯定地说：“赵容就是康生。此人在我任中共总书记，领导上海工人运动时，只不过是上海总工会一名笔头还不错的小干事，那时他写文章，就常常用这个笔名。”

罗汉说：“可是，他与老师并不在一个层次上啊，你是总书记，他是个小小的干事，你们之间何来的矛盾？何来的恩怨？现在他为何要无中生有，竭尽造谣之能事，诬陷老师为‘日本间谍’？”

陈独秀略一思忖：“噢,我想起来了，前些日子董必武来看我时，欲言又止，没把问题说透，我就已经隐约感觉到了。他说王明带着莫斯科的精神，近期已经到了延安，今后是否有什么变化，谁也说不准。我想，这恐怕就是他当初担心的结果吧。”

罗汉仍然不能理解：“王明作为老师的后辈，对你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仇恨啊……”

陈独秀说：“王明是什么人？我在莫斯科时，听说王明在中山大学读书时，百般讨好副校长米夫，最后由米夫举荐，当上了中山大学学生会主席，成了米夫的亲信，也自然成为斯大林跟前的红人。王明不足虑，他执行的是斯大林的旨意罢了。看来，这次斯大林是一不做二不休，把中国的陈独秀和他的眼中钉托洛茨基画上等号，必欲彻底除之而后快了！”

陈独秀头上搭着毛巾，病恹恹地仰靠在藤椅上。

罗汉说：“自康生的文章出来后，延安的《群众》，以及《新华日报》一窝蜂地发表文章、污蔑老师是‘托匪汉奸’‘托洛茨基匪首’‘日寇暗探’等。这种耸人听闻的新闻一经制造出来，顿时引得舆论大哗，使得各界富有正义感的人士，对中共及其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包惠僧说：“这两天《大公报》《武汉日报》《扫**报》等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发表了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兼江苏省教育厅长周佛海、中央大学校长傅汝霖、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梁寒操、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高一涵、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张西曼、国防参议会参议员陶希圣、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林庚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段锡朋九位名流高官联名发表的公开信。你听听，”拿着一份《中央日报》念起来，“‘近来迭见共产党出版之《群众》《解放》等刊物及《新华日报》，竟以全国一致抗日立场诬及陈独秀先生为汉奸匪徒，曾经接受日本津贴而执行间谍工作，此事出乎情理之外。独秀先生生平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议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此风断不可长。鄙人等现居武汉，与独秀先生时有往还，见闻亲切，对于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为此代为表白。’”

罗汉安慰道：“人间自有公理在，老师也不必太生气。王明、康生之流的无耻谎言没有把你打倒，反倒气坏了你的身子，这就太不值了。”

包惠僧说：“对，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嘛。”

陈独秀一把揭掉了头上的毛巾，大声道：“友人能在这样的时候公开联名主持公道，为我辩污，让我深感友情之珍贵，之温暖。但是，面对排山倒海般的攻击，我决不能保持沉默！这不是笔墨之争的问题，而是对我进行恶意诽谤，我要拿起法律武器，与王明、康生之流对簿公堂！”

这时，不仅陈独秀与延安关系剑拔弩张，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参与进来，对延安发起围攻，势态日趋扩大与严重。在这十分困难与复杂的条件下，周恩来为了捍卫中共的利益和抗日统一战线，对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出面对各方人士做了许多工作，以求尽快缩小事态，平息风波。

这日夜间，周钦岳在武汉一酒楼雅间宴请陈独秀夫妇与罗汉。

陈独秀浅浅地抿了一口酒：“老朋友，你不在重庆编你的《新蜀报》，跑到乱纷纷的武汉来干什么？”

周钦岳说：“不瞒仲公，我是受我们一位共同的老朋友之托，专门应邀前来武汉，扮演鲁仲连这一排难解纷角色的。”

陈独秀一怔：“共同的朋友？”

周钦岳说出三个字：“周恩来。”

陈独秀说：“恩来不就在武汉吗？他有一双慧眼，对当下延安某些人对陈某无端发起的这场无中生有铺天盖地的攻击，想必不会无动于衷吧？”

周钦岳说：“这个自然，这个自然。恩来昨日亲口对我说，在中国托派里，陈独秀和罗汉是主张抗日，赞成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不能千篇一律，他已建议对陈独秀等人，可以将‘匪徒’二字停止使用。”

陈独秀说：“鉴于《新华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攻击我的文章，我拍案而起，给他们写了一封公开信，我告诉他们：‘我如果发现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凭实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接受敌人的金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一件刑事上的严重问题，决不能够因为声明脱离汉奸组织和反对当汉奸行动而事实便会消失；是否汉奸应以有无证据为断。’可是，他们拒绝发表。我知道王明眼下就在武汉主持共产党方面的工作，《新华日报》拒绝发表我的文章，我一点不感到奇怪。可令我愤怒的是，他们却在《新华日报》撰文说，‘我们再一次坦白声明，陈独秀现在还是否托派汉奸，要由陈独秀本人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的汉奸行动为断’，仅仅因为我拒绝承认错误，便捏造罪名攻击我，可以这样不讲做人的基本道德吗？”

罗汉说：“康生一文，真可谓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以这样严重的卖国行为，参加谈判者又有政府要人在内，而其结果，仅以区区300元成交，真可谓廉价之高峰。”

周钦岳说：“恩来说了，现在的事，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他让我给你们带句话，不要活动，不要写文章，否则事情只会越来越糟糕。”

罗汉说：“我等已经成国人皆曰可杀的日寇暗探了，还能糟糕到哪里去？”

周钦岳说：“你们师生心里有气，我自然能够理解的。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这也绝不是恩来愿意看到的。他除了让我给你们带话，还专门请了党内元老徐特立从长沙赶过来作调解人，争取能够尽快地平息这场风波。”

陈独秀说：“我似乎听出点意思来了，在污我为匪、为日寇暗探这个问题上，延安恐怕也不是一个声音……也罢，冲着恩来的这番苦心，我就接受这位老朋友的劝告，暂且将此事搁置一旁，不再使事态继续扩大和恶化。”

周钦岳如释重负：“仲公有这个态度就好！这样也算是给我一个面子，让我不辱使命了。来来来，我敬仲公一杯。”

陈独秀话锋一转：“不过，你也给王明、康生带一句话：搁置一旁并非置之不理，所有的证据我都已搜集在手，将来到法庭上，和他们一并算总账！”

周钦岳说：“行，行，等到打完仗，国家太平了，你们再来慢慢地了断这些难以说清的是是非非。”放下杯子，缓缓说道，“我虽远在重庆，也常常能够看到仲公的文章，看到报道仲公的消息。仲公积极宣传抗日，受到各界人士欢迎，只是当前武汉形势日趋恶化，政府前日已发布公告，命令非战斗人员在8月15日之前全部撤离武汉，尚不知仲公有何打算？”

陈独秀说：“宣传抗战，乃是老夫本分，只可惜中国军队不争气，上海战败，南京沦陷，这武汉看来也是凶多吉少。你看看政府公告一出，机关法团，以及无数百姓，携家带口，提箱背篓，纷纷向那远离战火的大西南逃去，我陈独秀也只能成为一只丧家之犬了。鄙人已决计入川去重庆，在大后方再为抗战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我在重庆人生地不熟，恐怕到时候还得麻烦老弟哟。”

周钦岳：“客气了，客气了。仲公入川，小弟自是衷心欢迎，定会全力予以关照。届时望仲公务必提前告知行期，以便小弟聊尽地主之谊。”

罗汉说：“老师迁居重庆，我受北大同学会委托，将会陪同老师入川，并负责照料老师在避难期间的生活。”

周钦岳笑道：“哈哈，仲公到底是国宝级人物，任何时候都有贵人相助啊！”

陈独秀捋着几根山羊胡须，既感激又不无得意地说：“我在北大执教不过短短两年，可北大对我的恩情，山高海深，老夫是没齿难忘的！”

周钦岳还告诉陈独秀一个最新消息，说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恢复11年前开除的26名进入国民党中央高层的中共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其中就有他，还有毛泽东、周恩来和目前与他闹得很僵的“托派”实际掌控者彭述之。

听到这个消息，陈独秀笑道：“我对国民党一时的心血**嗤之以鼻，这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闹剧，难道就是他们所谓的‘国共合作’吗？”

罗汉说：“倒是毛泽东在延安刚刚出版的新作《论持久战》，与老师在武汉演讲中所宣传的全民抗战、持久战的思想不谋而合。”

周钦岳道：“英雄所见略同，英雄所见略同啊。”

1938年7月，素有“长江第一火炉之称”的重庆城烈日悬空，热浪滚滚。处于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的朝天门码头，人潮涌**、嘈杂喧嚣，轮船的汽笛声、桡手与纤夫发出的雄浑的号子声在江面上不时响起。中国第一黄金水道上樯帆如林，百舸争流。全面抗战爆发已经一年，四川作为全国抗战的大后方，正将一船又一船的粮食和盐巴抢运出川，送往前线。比粮食和盐巴更加宝贵的是由四川热血青壮年组成的川军官兵，拥挤在码头和船上，他们高唱着刚刚学会的歌子，急切地奔赴前线杀敌。长江上的朝天门码头、储奇门码头、望龙门码头、黄沙溪码头，嘉陵江上的千厮门码头，到处可见他们的身影，满载着出川队伍的轮船和木船源源不断地驰出，壅塞了宽阔的江面；重庆各界组成的欢送队伍齐聚各个码头，旗帜飘扬、敲锣打鼓放鞭炮，在激动人心的口号声与亲人相别的哭泣声中送出一船船天府子弟兵。

国逢大难。自民国初以来便遭军阀割据，二十多年间被连天炮火打得百孔千疮的天府之国，终于万众一心，投入到了抵御外侮的撼天狂潮之中。国难见忠臣。在民族大义面前，一年前还和红军在战场上兵戎相见，拼杀得你死我活的四川军阀们停止了内战，抗日爱国热情被空前激发出来了。

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刘湘即电呈蒋委员长，请缨抗战；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停止内战，全国上下同德一心，共赴国难。几天后，刘湘又以川康绥靖主任名义，发表《告川康军民书》，大声疾呼：“今者，自卢沟桥事件发生，此一伟大之民族救亡抗战，已经开始。默察此次战争，中日双方均为生死关头，而我国人所必须历尽艰辛，从尸山血海中以求最后之胜利。四川为国人期望之复兴民族根据与战时后防重地，山川之险要，人口之众多，物产之丰富，足为战争资源，亦为世界所公认。故在此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时期，四川七千万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如此军民一心，上下共济，只知目前抗战是唯一的中心，只知抗战解放中国是唯一的坦道，排除一切歪曲的认识，克服一切事实的障碍，前赴后继，百折不挠，则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中华民族！”

毕竟皆为炎黄子孙，值此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关头之际，刘湘登高一呼，过去为争夺防区互相厮杀不休的四川军阀们竟然全都收刀捡卦，争先恐后致电宣誓，拥护蒋委员长，愿随刘湘出川抗击倭寇。

应了“乱世出英雄”这句老话，率部出征的四川军阀里，也果真出了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122师师长王铭章、145师师长饶国华等名昭日月，永垂青史的抗日民族大英雄。在他们的家乡，后人为其建陵树碑，供子孙后代缅怀凭吊。

7月2日下午四时许，民生公司的“民权”号客轮正鸣响汽笛，推波拥浪，缓缓向着浊浪涛涛的长江、嘉陵江交汇处的朝天门码头驶近，闷热且臭气熏天的船舱里顿时喧嚣起来。性急的旅客早已收拾好行李，争先恐后地拥到了甲板上舷梯旁，准备抢先登岸。

首先展现在逃难者眼前的重庆，是密密麻麻麇集在长江与嘉陵江沿岸峭壁上的吊脚楼。毫无疑问，这种以木料、竹篾捆扎而成的房屋已经成为重庆城的标志建筑，它体现着这座内地大城市的落后与贫穷，仿佛在提醒着所有的逃难者，他们在此地的日子必然会充满艰辛与坎坷。

但是，毕竟这里远离战场，没有枪炮声，没有血腥的屠杀，没有战争的恐怖气氛，它是所有逃难者共同的希望所在！四川——天府之国；重庆——陪都——这一切对船上的许多乘客来说都是陌生的。他们全都是从已经陷落或即将陷落于日本人铁蹄之下的江、浙、皖、鄂等省携家带口逃出来的难民，而且大都是第一次入川，第一次到重庆。他们饱受惊骇的心中多少有了一点终于寻觅到了一块安全之地的欣慰。但充塞于人们胸中更多的，则是对于未来生活的担忧与彷徨。

在他们的双脚踏上重庆码头的那一刻起，四川人便送给他们一个崭新的名字——下江人。

在这一派嘈杂喧嚣声中，船舷边出现一位身着玉白色长衫偏矮身材、肤色黝黑、双目炯炯有神的老人。他站在舷梯旁，手把栏杆，目光急遽地在码头上掠过，似在寻找什么人。

紧跟着，一片骤然而起的欢呼便向他拥来。

“哈哈，仲甫兄，你可到了！”

“陈先生，陈先生，我们在这里。”

陈独秀的目光紧随着骤起的欢呼落到了江边囤船上。那里，簇拥着一群衣着讲究，看似学者、商绅模样的人，他们正扬起手臂使劲地向船上的老人招呼。其间，还有不少胸前挎着相机的记者。

陈独秀的双眉倏地蹙紧了。显然，这种热烈的场面使他蓦然感觉到了不悦。此刻他并不知道，6月28日，当他携潘兰珍在汉口江汉关码头登上由“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包租的“民权”轮离开武汉后，他的好友——国民政府禁烟委员会主任李仲公已经用电话通知驻重庆办事处的部下前往朝天门码头迎接。而消息一经泄露出去，陈独秀的老友张友鸾、张恨水、张慧剑、周钦岳、薜农山、沈尹默等，以及大批学生、仰慕者、大报小报的记者，也都赶在轮船到达之前，在朝天门码头上不期而会了。

陈独秀虽然是第一次入川，但是，此时此刻，他却对这块陌生的土地油然产生了一种亲切之感。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使他知道四川自古便是一方人才辈出、藏龙卧虎之地。远的不必说它了，在中国的现代史上功不可没的戊戌变法中就有绵竹人杨锐、富顺人刘光第成为光绪皇帝钦定的变法维新中枢机构“军机四卿”中的成员。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俩喋血菜市口，成为誉满中华的“戊戌六君子”。在辛亥革命中，蜀人投入之踊跃，贡献之巨大，足令国人刮目相看。著名的黄花岗之役便主要是福建人与四川人参与，“七十二烈士”亦然，内江人喻培伦则是其代表。而为了逼迫清帝退位，金堂人彭家珍孤胆只身进入北平，炸死满清宗社党头目良弼，更是壮怀激烈！陈独秀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好友、重庆人邹容，以《革命军》震惊神州。在辛亥革命中，四川人民掀起的保路风潮，更是直接推动了武昌起义的爆发并导致了满清王朝的垮台。

而眼下，当祖国面临巨大灾难时，又需要广阔富饶的天府之国，来提供庇护和濡养了。

这年6月12日，日军侵占安庆，陈独秀请前些日子刚由国民党内政部调往航空委员会当差的包惠僧，找了一条军用火轮，将刚从安庆逃难来的嗣母谢氏、儿子陈松年、儿媳窦珩光、孙女长玮先行送到了宜昌。

分手时，陈独秀叫陈松年到宜昌后去二马路平和里找史岳门，说：“我过两天乘行营开往重庆的差船，到宜昌时，我会到史岳门家来接你们。”

可是，陈独秀并没有如期启程，而是在汉口多耽误了一些日子。

原来，松年一家刚走，阔别近多年的大姐向荣与大姐夫吴欣然，还有他们的父亲和四个孩子，全家九口突然从安庆流亡武汉，前来投奔陈独秀。

陈独秀对包惠僧说：“老姐姐来了，我怎能撇开他们，自己先到重庆？无论如何，我得想办法，再搞几张船票，把他们一家子全带走。”

吴季严是向荣的长子，他和妻子李秀泉，政治上都是陈独秀狂热的追随者，此番也随父母逃难。吴季严与陈独秀感情深厚，情同父子。吴季严早年追随舅舅献身革命，并在陈独秀的资助下远涉重洋，先后留学德、法、俄三国，熟读马列经典，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秀泉入党则更早，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主持的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在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运动中，担任醴陵县妇女组织领导人。

陈独秀最初接触的托洛次基的著作，便是由刚从莫斯科归来的外侄吴季严给他的。陈独秀坐牢时与濮德治、罗世凡被关押在江苏一监，同为托派组织成员的吴季严与郑超麟等人则被关押在南京军人监狱。大姐一家逃到汉口后辗转打听，总算在武昌小潮街找到了陈独秀。陈独秀弟兄四人，哥哥、二姐早已故去，只剩下大姐一人在世。陈独秀长年奔波在外，已经有三十多年没有和大姐见面，此时相逢于乱世，自是悲喜交加。“三十未见姊，见姊在颠危。相将就蜀道，欢聚忘百罹。”

此时下江难民，均争先恐后往四川涌去，船票异常紧俏。无奈，陈独秀只好找到为他在武汉安排避难居所的国民党将军杨鹏升，托他务必帮忙，并说：“我毕生对家中成员无甚帮助，如今战乱纷纷，大姐一家满怀希望前来投奔我，我怎么能抛下她们不管，自己先走？”

在杨鹏升、包惠僧、夏云松等朋友的大力帮助下，陈独秀这一大家子十余口，才登上“中中交农”四大银行包租的专轮驶往重庆。

专轮靠近重庆朝天门码头，陈独秀刚登上囤船，一大帮记者便抢上前来，将他簇拥在中央，争着向他发问。

“陈独秀先生，我是《字林西报》的记者。请问先生，3月16日《大公报》发表了傅汝霖、高一涵、段锡鹏、周佛海等九位名流拍案而起，联名为先生辩污的公开信，可直至今日，为何不见先生撰文向延安开战？”

陈独秀本打算不接受采访，但这位《字林西报》的记者却颇有心计，他的一腔话，恰恰戳到了陈独秀的痛处，让他难以保持缄默。他转过身，瞪了提问的记者一眼，捋着山羊胡须字斟句酌地回道：“我并非没有奋起反击，我曾致《新华日报》一封公开信，但该报拒绝发表。此信后来在《扫**报》上发出，社会各界均已看见。我在信中明确表明了我的观点：我如果发现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凭实据，我陈独秀头一个要站出来反对。受敌人的金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一件严重的刑事问题，决不能够因为声明脱离汉奸组织和反对当汉奸行动而事实便会消失。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造谣污蔑，恶意中伤，于我陈某而言，并非稀罕事。”

张友鸾对朋友们叹道：“这个一生八次遭通缉、四次入大牢、历经无数劫难的大文人，俨然还是一粒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钢豌豆啊！”

陈独秀稍微压了压火气，环顾一眼围在四周的记者，继续说道，“与我同时受污的彭述之先生已经就此事控告上海四家转载诬陷文章的报社，法院将很快判决，届时大家定能见到，这也算是给了延安某些人一个教训。陈独秀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人，我相信一句话：是非自有公论。延安某些人毫无情理地往我身上泼脏水，我已拿定主意，暂时置之不理，惟随时收集证据，将来到了法庭上，再一并与他们算总账。”

“陈先生，请问你到重庆后，政治上有何发展？”

“此间盛传先生应胡适先生之邀，即将远赴美国，请问先生是否属实？”

“对不起，”陈独秀不愿再与记者们纠缠，提高声调说道，“鄙人旅途劳顿，身体不适，有什么问题，待日后有机会再问吧。”

陈独秀一句话关了门，然后在前来迎接的朋友的簇拥护卫下，从记者丛中挤出，登上了栈桥。

十几乘滑竿已经摆在河边上，主人客人依次登上河沿，躺进滑竿。随后，一长串滑竿络绎不绝地顺着陡峭的石梯坎往上蠕蠕而去。陈独秀也真是心力交瘁了，待滑竿到了办事处门口，他居然已经睡了过去。

“共党巨头陈独秀已到重庆！”

陈独秀刚到重庆，此间大报小报上便竞相刊发了消息。消息一公布，陈独秀便再也难得清静了。如今他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虽然已是个落魄之人，但五四时期的巨大威望犹在，在无数人的眼中，他依然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时代风云人物。由此一来，便引得众多的记者和社会名流纷纷前来求见。但除至亲挚友外，陈独秀一概拒绝接见，让他们大都乘兴而来，扫兴而去。

次日上午，老友沈尹默来看望陈独秀。两人交谈片刻后，沈尹默见他身心憔悴，便劝他离开政界，找一个清静的地方潜心著述，不要再为声名所累。并说现在共产党某些人骂他，他不认错，扯旗放炮地和他们对着骂；国民党拉他当部长，他又不俯就，还写文章把内幕捅了出来，这下可好，把两党全给得罪了！还说他性格太倔，办事从不知妥协退让，事实证明，完全是一个不及格的政治家。

沈尹默的直言不讳，令陈独秀既感动又恨气复燃。他在汉口时，就曾见过一家报纸上的漫画，画的是他陈独秀被国民党一拳打伤了，又被共产党一脚踢倒在地，真所谓腹背受敌，众叛亲离。

陈独秀感慨地叫着沈尹默的小名说：“还是沈二了解我啊，也只有你这样的老友才能对我出此真言了。我这人虽然顽冥不化，你的意见，还是听得进去的。我眼下也是这个打算，过了几年牢狱生活，现在弄得来一身都是病，高血压、胃肠炎，最近又添上个心脏病。眼下的陈独秀孤家寡人一个，哪里还有什么心思、精力和本钱去搞政治。”

临别前，沈尹默还作了一首诗赠给陈独秀，诗云：

声名晦已久，不挂齿颊间。

时乘逐入市，曲尽宜归山。

四日晚，《新民报》社长张友鸾、《时事新报》社长薜农山、《时事新报》副刊主笔张慧剑、《新蜀报》总编周钦岳、《新民报》副刊主笔、著名作家张恨水等在皇后餐厅设宴为陈独秀夫妇洗尘。上的是川菜，别人都列鼎而食，唯独陈独秀很少动筷。

张恨水注意到了，关心问道：“川菜离不了麻辣，仲公初次入川，尚不能习惯吧？”

陈独秀笑道：“可以，可以将就。”

这几位朋友，除周钦岳是当地人外，皆是早些时候携家带口入川避难之人。酒酣耳热后，他们说到重庆的现状，确实让陈独秀一惊一诧。尤其是张恨水，这一年他四十出头，脑门宽阔，头发后梳，长得英俊不俗，他的祖籍是安徽潜山，与怀宁接壤。陈独秀在金陵狱中读过张恨水的《啼笑姻缘》，对他的不藏书于名山颇有同感，两人的关系也就比旁人更显亲切一些。

“心远，”陈独秀叫着张恨水的本名说，“南京一别，我们大略有两年没见面了吧。不过，老弟的文章，我还是经常能拜读到的。出狱后，我看了你在汉口《申报》上连载的《游击队》，在《立煌晚报》上连载的《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倒委实让我对你刮目相看呢。过去文坛，不时有左派拿棍子打你，始而说你是‘鸳鸯蝴蝶派’，继而又说你是‘礼拜六派’。你如今写出这种激励抗战的小说，既歌颂那些浴血献身，出生入死的战士，也赞扬同仇敌忾，毁家纾难的民族志士。这下，倒该让那些自以为是的批评家，重新评价你了。”

张友鸾道：“心远的小说，还多呢。他是个奇才，可以每天同时为多家报纸写连载小说。如今《时事新报》正连载他的《冲锋》，《立报》正连载他的《潜山血》，《国民日报》昨天也开始连载他的《大江东去》。这些小说，全都是鼓励将士民众，积极投身抗战的。”

“好，好！”陈独秀连声赞道，“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秀才不能跃马横刀上阵杀敌，登高鼓劲呐喊，也算为国家做了一份贡献。”

“独秀先生过奖了，”张恨水道，“我这些抗战小说，也是给逼出来的。我到这被称为大后方的重庆不到一年，所见所闻，真让人怨极恨极，目骇心惊。官僚们醉生梦死，贪污腐化；而民众百姓，也大都浑浑噩噩，难以警醒。心远无非想用这样的文章，对他们当头棒喝几声罢了。”

张恨水这番话，倒着实引起了众人的一番感慨唏嘘。

周钦岳则代“朋友”劝告陈独秀到重庆后不要张扬活动，更不要发表什么政治性的东西。如果能这样的话，“朋友”可负责陈独秀在川期间的生活。周钦岳虽语气委婉，表达含蓄，仍然让陈独秀顿感不悦。

“钦岳，这样的招呼，想必是受延安某些人之托吧？”陈独秀不客气地盯着周钦岳问。

周钦岳“嘿嘿”一笑，说道：“仲公千万息怒，他们托我来带这个话，恐怕也是想和你来个化干戈为玉帛，不希望再和你在报上打嘴仗了。”

陈独秀恨恨道：“刚往我陈独秀脑门上扣了个屎盆子，还不允许我叫喊一声，此种做派，何其霸道也！你可以明明白白告诉他们，话你带到了，我的回答是，该做的事照做，该说的话照说。至于我的生活，更无须他们来劳神费心。”

宴毕回到办事处，陈独秀依然心绪难平，遂提笔写了《抗战一年》一文。他在文章中说：“敌人的军器，军事技术人才和经济力都强过我们，这是全世界周知的事实……然而经过一年的战争，以一个大力士竟不能击倒一个病夫，使他不能还手，全世界人士都眼见这位大力士的本领不过如此，这位病夫，也不是人们以前所想象的那样容易驯服的民族。”

6日，《新民报》发表了这篇文章。

陈独秀或许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居然给他引来了一位地位显赫的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