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回到延安后的首次政治局会议在凤凰山中央机关驻地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召开。

张闻天主持会议：“在请王明同志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前，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需要先向王明同志汇报一下。陈独秀一出监狱，就迫不及待地派出他的私人代表罗汉到了西安，准备与中央谈谈陈独秀等一批刚从狱中出来的老同志重回党内工作的问题。可是，因为连降大雨，山洪暴发导致公路多处被冲毁，罗汉未能到延安。和润之商量后，最后以我们二人的名义，给陈独秀写了一个中央的意见，只要他们公开承认与托派在组织上、思想上一刀两断，我们就欢迎他们重回党内工作……”

王明皱紧了眉头，打断张闻天的谈话：“罗汉不是托派中央的组织部长吗？他是代表陈独秀个人，还是代表托派组织，来和中央谈？”

张国焘说：“哦，罗汉和我过去在北大，都是直接受教于陈独秀的学生，也是一名资深的老共产党员。北伐时期，他在张发奎的第四军担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是第四军参谋长，为党作了许多重要的工作。”

毛泽东说：“罗汉也是我的老朋友，和我有很深的旧谊，后来与陈独秀一起脱离中共，成为反对派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张国焘说：“应该充分肯定陈独秀过去对中共的贡献，儿子延年、乔年均为我党高级干部，一年之内先后为党牺牲，自己又被国民党判了八年徒刑。不久前，因抗战爆发，才提前被释放出来。”

周恩来也道：“蒋介石派朱家骅出面，请陈独秀另组共产党和我们作对，他拒绝了；又让陈果夫出面请陈独秀出任国民政府劳工部部长，他也不屑一顾。林伯渠在电报中转述罗汉的意见，说陈独秀非常赞赏中共现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认为：既然过去弄得兵戎相见你死我活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如今都能摒弃前嫌，共赴国难，那么，像他们这一大批过去方向与共产党完全一致，仅因认识不同而被关在门外的同志，就更应该重新回到党内，为党工作。”

毛泽东说：“我也很怀念与陈独秀先生的旧谊，也欢迎他这种积极的态度。我们现在是团结一切力量抗战，陈独秀如果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中央当然应当欢迎他重回党内，一起抗日。”

毛泽东话音一落，王明有力地往下一挥手，非常武断地说道：“中共和什么人都能合作，唯独对托派是个例外。我们的任何作法都不能违背苏联现行的政策，口径上必须和联共中央保持一致。”他进一步明确说道，“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动刽子手合作，但决不能和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和蒋介石以及他旗下的反共特务合作，但决不可以与陈独秀这样的托派合作。而且，在迪化时我还听说过，陈独秀现在已经堕落为日本人的间谍，日本人每月还给他300块津贴。”

毛泽东笑了笑，说了句绵里藏针的话：“这样的传言，早已有之，说陈独秀已经成为日本人的间谍，仅以传言为凭，恐怕不能令人信服。陈独秀岂是300块大洋，就能收买的角色？”

周恩来也说：“300块大洋收买陈独秀，这能成为理由吗？这样的理由拿出去，还能不贻笑大方？”

毛泽东继续说道：“陈独秀两个儿子已经为党牺牲，他本人又坐了五年多国民党的大牢。从监狱里出来后，陈独秀即在报刊、电台上发表文章、在各种集会上演讲，积极号召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鼓动全民抗战。为有利于一致抗战，我认为可与陈先生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从前我们搞苏维埃运动时，在肃反工作中犯了很多错误，现在斯大林还在大搞肃反，错误恐怕尤甚于我们。目前我们既然是团结一切力量抗日，陈独秀对过去的所为已经有了改悔之意，何尝不可一起抗日？”

王明苦口婆心地：“我亲爱的同志们，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整肃托派，连皮达可夫、索科里尼柯夫、拉狄克这样的重量级人物都已经被抓起来了，他们已经供出准备和布哈林、托洛茨基一起刺杀斯大林、莫洛托夫等党的领导人。斯大林对托派恨之入骨，任何托洛基的追随者，不管其地位多高，资历多深，影响多大，都已受到最严厉无情的镇压。我们却准备和中国最大的托派头子陈独秀拉拉扯扯、眉来眼去，如果让斯大林知道，那还了得！所以，我坚决地认为，为了共产国际的最高利益，我们的宣传口径必须要统一，即使陈独秀不是日本间谍，也应当肯定他是日本间谍！从现在起，党内必须加强对托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无情斗争。”

政治局委员们对王明瞠目以视。窑洞里一片寂静。

王明继续以提问的方式说道：“联共内部有如此众多的托派和反党分子，难道中共内部就太平无事了吗？”自己又马上回答，“中共内部必然也暗藏着许多托派和反党分子，只是我们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彻底，没有能够把他们揪出来罢了。因此，现在决不能与陈独秀团结合作，而必须加紧肃清托派。在抗战的大形势下，必然有些叛党和离开党的分子，企图重新混进党内来，我们决不能宽容他们，对于现在党内，过去有过反党行为和思想不纯正的人，党对他们也绝对不能轻易放过！”

听到此话，张国焘神情一震……

这次会议后没过几天，王明带着警卫员来陕甘宁边区政府看望张国焘。

王明说：“过两天，我就要到武汉主持长江局的工作去了，走之前，挨着拜望一下几位老同志，想听听你们对中央未来工作的意见。”

张国焘谨慎地说：“我现在是正在接受批判之人，说多了，恐怕不太妥当吧？”

“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听说让你代理林伯渠的边区政府主席，你不太乐意？这不好嘛，你现在在政治局里仍然排名第四嘛，把自己的心胸放开一些，今后仍然有机会，为党担任更重要的工作嘛。”

张国焘说：“闻天同志自遵义会议后，一直在中央负总责，可你却把他排到了第七。我知道，我能在政治局里排名第四，这和你的坚持是分不开的。我也非常感谢你。可我不明白的是，以你目前的身份和声望，理应排在第一啊，你为什么让老毛坐了这头把交椅？”

“谁排第一谁排第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实将会很快证明，谁才是莫斯科政策最正确的领会者与执行者。何况，老毛对我的意见还是相当尊重的。比如在对待陈独秀的问题上，虽然一开始有分歧，但最后大家仍然统一到我的意见上了。国焘同志，我看过你给中央写的检讨，也征求过其他同志的意见。我想请你坦率地告诉我，毛儿盖分裂的主要症结是什么？”

张国焘考虑了一下，字斟句酌道：“我已经在接受批判时明确承认了，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名，实际上，是为了争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王明摇着头说：“不尽然吧，我看还有托派在暗中作怪的问题。”

张国焘一惊：“托派！你是指……”

王明以肯定的语气说：“你当时的副参谋长李特、秘书长黄超都是托派分子。我这次回来路经迪化时，叫邓发同志把他们抓起来了。”

张国焘大为震惊：“我西路军两万二千多人，血战数月打得来只剩下四百多人。他们在李特、黄超、李先念的率领下好不容易才突破重围到了星星峡，李特和黄超怎么会是托派？”

王明语气肯定地说：“这一点不容置疑，他们经邓发审问后，均已供认不讳。我已经下令把他们处决了。”

“什么？你把李特、黄超处决了！”张国焘这下沉不住气了，猛地起身冲动地嚷道：“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以被认为是托派！你甚至可以说张国焘也是托派，把我也抓起来枪毙算了！”

王明冷静说道：“不，你不是托派。但是，中央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受到了托派的利用。李特、黄超在供词中，均已承认了这一点。”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在过去的内部斗争中发生的屈打成招的事例，难道还少了吗？在甘孜时贺龙就告诉我，夏曦在湘鄂西肃反时，采用刑讯手段逼供，冤杀了段德昌等一大批好同志，差点把他也当反革命杀掉了。后来不少供词中涉及夏曦，说他是‘AB团’‘改组派’的头子，这才使他醒悟过来，知道供词是不可全信的。我们为什么这样缺乏自信，总觉得党内到处都是暗藏的阶级敌人呢？”

张国焘的态度激怒了王明，他板起面孔严肃地说道：“国焘同志，我认为你目前这样的情绪是不利于党的建设的，也是相当危险的。我再强调一次，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至今认为你还不是托派分子，仅仅是受到了托派分子的利用。”

张国焘仍然执拗地说：“我承认我在毛儿盖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我所犯的错误和托派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仍然坚持，已经被你杀掉的李特、黄超不可能是托派分子。”

王明脸上露出一种恨铁不成钢的表情：“我看你党内斗争的意识还得加强才行，内部的敌人，他们总是善于隐藏的。在这一问题上，斯大林同志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你过去在莫斯科时和你很亲近的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在莫斯科隐藏很深，经过几次清党，都没有暴露，我对他们一直存有怀疑。这次在新疆，我叫邓发把他们抓起来一审问，果然全都招认自己是托派……”

张国焘又是一惊，急着问：“你把俞秀松他们怎么样了？”

“对托派分子，我们决不能有半分的同情。这批同志和延安没有组织上的关系，是联共中央直接派到新疆的人，我已经派人把他们押送回莫斯科，等待他们的，自然是严厉的惩处！”

张国焘猛地闭上眼睛，长吁短叹一阵后才说道：“我万万想不到，你居然会对俞秀松这样的中共创始人下手！你了解俞秀松多少？你知道他们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做了多少工作？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副团长时，与俞秀松过从甚密。民国十五年六月，联共中央派俞秀松等25人进入新疆做盛世才的统战工作。俞秀松化名王寿成，出任新疆学院院长，并娶盛世才之妹盛世同为妻，利用特殊关系，和延安派去的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徐梦秋等人相互配合，出生入死为党工作。这样的同志，怎么可能是托派分子？而且你还把他们抓起来，送到了莫斯科？”

王明没有耐心听下去，起身告辞：“国焘同志，看来我们这次谈话很不投机，将来有机会再接着谈吧。”

张国焘受到强烈刺激，显得心神不定：“好，好吧……王明同志，你今天告诉我的这些情况很突然，对我思想上震动很大，我需要……认真地想一想。”

延安。凤凰山中央机关驻地。

张国焘带着警卫排长小何与警卫员小李来到毛泽东窑洞门外，问毛泽东的卫士长：“小高，主席起床了吗？”

小高压着嗓子道：“就为了写你要的那篇祭文，主席赶了一个通宵，鸡都叫了才上床睡觉，睡了还不到四个小时呢。”

窑洞里响起了毛泽东的声音：“四个小时足矣。国焘同志来了吗？快请进来吧。”

张国焘走进毛泽东办公室，刚坐下，毛泽东从卧室里穿着衣服出来了，从桌上拿起文章递给张国焘：“你过过目，有不妥之处，请大加斧正。”

张国焘拿起稿子，匆匆浏览了一遍，赞道：“好，好，主席的雄文华章，真是倚马可待，这文采气势，更是没说的！和当下抗战的形势结合得也十分紧密，蒋鼎文手下那帮御用秀才，是绝难望其项背的！有这篇祭文在手，我一定会不辱使命。”

毛泽东说：“虽然我们现在和国民党是友党，可两党在黄陵联合祭祖，也多少有一点同台竞技的意味吧，总不能让人以为我党无人啊。国焘兄，你准备什么时候出发？”

“祭祖是四月五号清明节，今天才三号，我明天一早就出发。”

“好，一路顺风，早去早回。”

第二天一早，何排长来到张国焘办公室：“张主席，公路局派来的一辆大卡车已经在院里等着了，政治保卫局也派了一个特务班来担任你的临时警卫。”

张国焘起身：“叫上陆秘书，我们马上走。”

张国焘与陆秘书，小何与另一名警卫员小李来到院坝上。张国焘与陆秘书上了驾驶室。小何带着特务班登上车厢。大卡车轰响着驰出延安城，卷起满地黄尘，向着南面驰去。

卡车翻过横亘在延安与黄陵之间的大劳山后，沿途一马平川，尽显黄土高原的独特景致。

卡车“吭哧吭哧”响着，就在众人昏昏欲睡时，前面一处绿色陡然扑入眼帘！平川里突兀起一堆翡翠。远远望去，就像墨绿色的核，外面包裹着一层水灵灵的雾气，袅袅地向上蒸腾。卡车越来越近了，那些黛青翠绿渐渐活起来，竟是满山的苍翠古柏，直向车上的人拥来。在这满眼一片土黄的高原旷野，乍见如此奇景，令车上人精神一振！ 陆秘书惊奇地问：“嘿，这是什么地方？” 张国焘回答：“桥山！黄陵！”

卡车驶进中部（今黄陵）县城，天色已近黄昏。

入城处设有拒马路障，武装的国军哨兵将卡车拦住，上前喝道：“有通行证吗？拿出来！”

何排长吼道：“国军兄弟，说话请客气点，这是我们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张主席，是到黄陵和你们的蒋鼎文主席一起祭祖的。”

国军军官检察证件后，向车上的张国焘敬了个军礼。

其余士兵移开拒马放行。

一位地方官员模样的人登上驾驶室旁边的踏板，一手挟着车门，对何排长道：“这位长官，我是中部县政府的王科长，负责为你们安排食宿。今晚你们和蒋主席的随行人员都下榻在县政府大院里，我带你们去吧。”

城里热闹非凡，灯火通明。所有的商铺都开着门，街边停满了各种各样的车。

街上的人也大都衣冠楚楚，不是长袍马褂，就是西装革履。

武汉。潘兰珍走进陈独秀书房：“老先生，有两个什么大学的学生代表想见见侬，侬能见他们吗？”

陈独秀高兴地：“大学生代表！见，当然见，快请他们进屋。”

潘兰珍转身来到大门口，将门打开，对两位年轻人道：“随阿拉来吧，老先生很愿意见你们。”

两位年轻人被潘兰珍带进客厅。

年轻人略显拘谨，给陈独秀鞠躬问好：

“陈先生好！”

“欢迎陈先生到武汉。”

陈独秀热情地说：“两位同学，请坐，请坐。你们可能也知道，我过去在大学里教过书，我很愿意和大学生交谈。”

潘兰珍给年轻人端上茶水。

许俊千说：“陈先生，我们是华中大学学生会的代表，我叫许俊千，我这位同学叫焦传统。陈先生在武汉青年联合会和武汉大学的演讲非常成功，报上已经发了消息，武汉的各所大学里也都在热烈地议论陈先生的精彩演讲。”

陈独秀踌躇满志地说：“我的演讲，是我近一阶段的思考所致，并非随便敷衍了事。从南京到汉口舟中，我就拟定了五个题目，打算写一本抗日意见的小册子。刚在武汉住下，便动手写。在青年联合会和武汉大学的演讲，便用了我拟写文章的内容。”

焦传统说：“我们也想邀请陈先生能在百忙中抽出一点宝贵的时间，到我们华中大学作一次演讲，不知陈先生能否答应我们的请求？”

陈独秀道：“华中大学是一所很有名的大学嘛，你们学校的抗日宣传工作做得怎么样啊？”

许俊千说：“自上海保卫战一打响，原在北方和上海各地的大学生纷纷留在武汉，华中大学也增加了许多临时借读生。学校目前抗日情绪高涨，学生们自动组合，展开各种活动，有的下农村乡镇进行抗日宣传，有的组织救护队到火车站接送伤员。”

陈独秀说：“好好，大学生能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日工作中去，对自己的思想也是一种很好的磨砺。我愿意去为他们加加油，打打气！”

许俊千喜不自禁：“太好啦！陈先生，那明天上午行不行？”

陈独秀说：“什么时候都可以，抗战宣传如同战士上战场打仗，你们什么时候下命令，我这个老兵就什么时候披甲出征！”

中部县城。几盏大红灯笼给一家灯火辉煌的酒楼增添了几分喜庆的色彩和气氛。 大厅里高朋满座。主宾席上坐着蒋鼎文、张国焘与几名高级官员。

县长举杯致辞：“诸位，我中部县迎来了一个值得纪念的重要日子。自全面抗战以来，国共两党第二次联合祭拜黄帝陵。代表国民党方面的，是第10战区司令长官兼陕西省主席、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先生，代表共产党方面的，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张国焘先生。下面，我们请共产党方面的张代主席讲话。请大家欢迎。”

礼节性的掌声响起。

张国焘起身，环视众宾客，热情洋溢地：“好吧，我就接着蒋主席的话题讲几句。国共双方联合来黄陵祭祖，是从去年清明节开始的。共产党的代表是林伯渠，国民党的代表是张继、顾祝同和孙蔚如；而此次黄陵祭祖，正值抗战**，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分别委派蒋主席与鄙人为代表，共同于四月五日前来陕西省中部县致祭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黄帝。这对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唤起四万万民众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卫我主权，拯救危难的中华民族，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武汉。夜。双柏庙街陈独秀临时居所。

陈独秀躺在凉椅上看报纸。

潘兰珍也在案前认真地在写什么东西，少顷，开口道：“老先生，阿拉已经默写完了。”

陈独秀起身：“这么快就默写完了，我得检查一下。”接过潘兰珍递上的作业，扫了一眼，脸色一沉，“我早对你说过，读书写字精力务必要集中，写完以后要检查一下有没有写错，你这默写检查了没有？”

潘兰珍说：“检查过了，没写错啊。”

陈独秀说：“你再仔细检查一遍，有没有写错？”

潘兰珍一边读一边检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老先生，阿拉没写错啊。”

陈独声色俱厉：“这里明明是个‘此’字，你怎么写成个‘北’字了？北地空余黄鹤楼，能讲得通吗？你读的和写的怎么言行不一！罚你从头到尾再默写三遍，写不完，今晚不准睡觉！”

潘兰珍不好意思地说：“确实是阿拉写错了，老先生，严师出高徒，以后阿拉要再写错了，侬就打阿拉的手板心好啦。”

陈独秀说：“兰珍，我哪儿舍得打你哟。不过学习还是要严格些才好，我那死去的白胡子爹爹，比我厉害多了，我小时候背书，不知被他打过多少回。”

中部县城。夜。古色古香的政府大院二堂。

小何排长将一盆热水端进屋子：“张主席，累了一天，烫烫脚吧。”

张国焘说：“好，烫烫脚，舒筋活血，能睡个好觉。”脱下鞋子烫脚，“呃，何排长，特务班的战士都安顿好了吧？”

“全都安顿好了，他们和蒋主席的随员卫队都住在县政府两边的厢房里，我和陆秘书随你住二堂，蒋主席和他的贴身卫士住里面三堂。”

“你给战士们打个招呼，不要到后面来，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他们不会进来的。”

张国焘停顿了一下：“那个小李没事也别让他往后面跑。”

小何排长愣了一下：“哦……”

张国焘烫过脚，对何排长道：“小何，明天祭陵的事，我还得和蒋鼎文主席商量商量。你留在屋里，有什么事，照料一下。”

“行，我给你留着门。”

小何排长目送张国焘独自向三堂走去。

不一会儿，响起了卫士的喝问声：“什么人？”

“我是张国焘，我找你们的蒋主席。”

小李急匆匆进了屋子，向小何抱怨道：“排长，咋搞的呀？这儿县政府的官员不是说负责我们的食宿吗？你和张主席、陆秘书赴宴去了，根本就没人管我们的晚饭。天黑后，特务班的战士都跑来找我要饭吃，我没办法，只好借了个筐，到街上买了一大筐馍回来，让大家下白开水对付了一顿。”正说着话，小李一下子注意到张国焘不在屋里，着急地问，“张主席呢？张主席到哪里去了？”

小何说：“他为明天祭陵的事，到后面找蒋主席商量去了。”

小李沉不住气：“排长，这怎么行呢？我们都不在张主席身边，要出了事，回去咋个向领导交代？”

“你不要大惊小怪的，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他们是友军，会出什么事？”

小李在屋里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从桌上拎起温水瓶，边往外走边说：“我给张主席送水去。”

马上，外面就传来了小李和卫士的争吵声。

小何排长担心出事，赶紧跑出去到三堂门口，看见小李被蒋鼎文的几名卫士拦住了。

小李身材高大，提着水瓶硬往里闯，口中说：“我是张主席的警卫员，他现在在里面，我为啥不能进去？”

卫士们嚷道：“这是我们蒋主席的命令，任何人也不能进去。”

何排长沉下脸来喝了一声：“小李，你这是干啥？马上给我回来！”

小李无奈，只好随何排长回到二堂。

何排长：“我当警卫排长的也没进去呢，你一个小小的警卫员，进去干啥？”回到二堂屋子里，何排长与小李对坐在桌子边用纸团下六子棋，一直下到了午夜时分。

何排长看见小李在打呵欠：“都快一点了，你到外面睡去吧，我一个人等着张主席就行了。”

小李说：“我怎么能去睡啊？咱们俩都是张主席的贴身警卫，首长这么大夜了还没回来，我能睡得着么？”高兴地，“呃，排长你听，首长回来了。”

张国焘走进屋子。

小李性急地问：“张主席，祭陵一结束我们是不是回延安啊？”

张国焘：“不，我还要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有些事情要和林主席商量。”

次日上午，旭日东升，万里晴空，桥山之上八万余株古柏郁郁葱葱。

黄帝陵墓前香烟缭绕，供品祭器摆设庄严整齐。鼓乐声中，蒋鼎文和张国焘并排走在代表团前列。祭陵队伍庄重地走过黄帝陵大门，同步来到桥山。祭奠场面相当隆重，列队鸣炮致祭，然后国共代表各自宣读本党祭文。

蒋鼎文双手捧着祭文，抑扬顿挫地念将起来：“粤稽遐古，世属洪荒；天造草昧，民乏典章。维我黄帝，受命于天：天国建极，临治黎元……”

蒋鼎文唱罢，张国焘又登台高声诵读祭文：“……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

武汉的华中大学礼堂里人头攒动，连讲台地下、窗台上都挤满了人。陈独秀登上讲台，全场掌声雷动。

陈独秀开宗明义大声道：“全面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了，我们为什么要抗战？一般的说法，是因为日本欺压我们太厉害。这话固然不错，可是，这样的理解未免过于肤浅。一般民众尤其是在座的知识分子，应该明了更深一层的意义，抗战不是基于一时的感情，而是有着深长的历史意义。从李鸿章、张之洞搞洋务运动开始，经过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北伐运动，先进的中国人，也曾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改革，企图使中国像西方和日本那样强盛起来，摆脱殖民地的命运。但是，在此六七十年中，日本的工业和科学，一直顺利地发展着，资本主义已达到了高度，而中国的每一次改革，都为反动势力所破坏，资本主义至今犹停滞在最初的阶段。因此，我以为每个民族之国家独立与统一，必须实现经济独立与统一，始能完成。而这次对日战争，乃六七十年来改革与革命的大运动之继续，其历史的意义，乃是脱离帝国主义压迫与束缚，以完成中国的独立与统一，由半殖民地的工业进到民族工业，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获得不断自由发展的机会。日本广田首相曾对中国驻日大使王正廷说：‘中国是农业国，日本是工业国，两国间各以所有易其所无，携手合作，共存共荣，岂不甚好，中国何必要反日呢？’我的答复是：我们之所以反日，正因为也要做工业国，不甘心做别国的农奴，专为他们生产原料。今日日军之大炮飞机向我们轰炸，也正是要屈服我们做他们的农奴。而时下尚有一些国人抱有一种侥幸思想，认为中国如此之大，不致灭亡。殊不知日本帝国主义者灭亡中国，并非采取直接管理全国的笨办法，乃是以分化手段，在南北制造各种名义的政治组织，利用亲日派做傀儡，间接统治中国……”

中部县城。晚上，张国焘又独自到三堂里去和蒋鼎文谈话，直到凌晨两点钟左右才回来。

何福圣和小李都等着他没睡。

小李一见张国焘回屋，就性急地问：“张主席，明天我们是不是就回延安？”

张国焘回他：“不，明天我还要去西安找林主席，有些事情要和他商量。”

4月6日早饭后，中部县政府大门口停了好几辆大车小车，国军士兵在街上整队，准备上车。

随张国焘来的特务班也列队在大门口等候。

张国焘与蒋鼎文一路说着话步出大门，两人的随从警卫则紧跟在身后。大门外，国民党的中部县长率一帮商绅前来送行。街上有许多老百姓驻足观望。

张国焘吩咐小李：“你带上特务班回去，有人问我，你就说我到西安找林主席去了。”

小李满心不愿，又不敢违逆：“是。”

张国焘身子一弯，钻进了蒋鼎文那辆黑色锃亮的轿车。

蒋的副官拦住了小何排长和陆秘书：“二位，请上后面这辆吉普车。”

车队浩浩****驰出中部县城，向着西安飞奔而去。

车队进了西安城，在西京招待所庭院上停了下来。主楼漂亮气派，楼内的过道上铺有猩红色的地毯。过道上、厅堂里，到处游动着神情警惕，身穿中山装的骠壮男子。

一套有着黑色大沙发的二人卧室里，住着小何排长与陆秘书。

陆秘书伫立在窗口往庭院里观察着，担心地：“何排长，好像不大对劲呀，这八路军办事处，怎么没见着一个八路军，看见的都是国民党的大军官呢？”

何排长忽地从沙发上跃起：“不行，我得去对面看看张主席。到这里都大半天了，我还没见着首长的面呢。”

何排长拉开门，几名身穿毛料中山装的汉子迎面将他拦住：“对不起，请你们待在屋子里，不要随便走动。”

何排长大吼起来：“我是张主席的警卫排长，我必须见到我的首长。”

对面的门突然打开，张国焘说：“小何你进来吧。”

何排长也真是急了，进屋就问：“张主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屋子里就只有张国焘一个人，他看见何排长着急的样子，就叫何坐下，然后说道：“小何，到延安后，他们把我警卫排里的三十多个卫士全调走了，你还是我亲自去找周兴吵了一架，才争取留下来的。那个小李是政治保卫局给我派来的，我看他不像是来保护我，倒像是来监视我的。我记得在新县你就跟着我，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非常信任你。事到如今，我也用不着再瞒你了。延安容不下我，我现在要换一种方式发展。当然，人各有志，不能强勉，现在我给你三条路选择，一条是跟我去武汉，继续和我同甘共苦；二条是我出面叫他们给你一笔钱，你回川北一家团聚；还有一条是回延安。你无论作何选择，我都会满足你的要求。”

小何排长就像被一个炸雷打懵了，愣愣地盯着张国焘，紧张得说不出一句囫囵话：“张主席……我……我……”

张国焘见他紧张得不行，又安慰道：“小何你别紧张，你也知道，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我这次去武汉，就是与国民党合作打日本人。这样吧，时间还来得及的，你回屋去认真想一想，什么时候想好了，再告诉我，我会尊重你的选择的。”

陆秘书一见小何回来了，迫不及待地问：“你见到首长了么？首长怎么说？”

小何排长像被霜打蔫了似的往沙发上一倒。

“你怎么了？说话呀？”

“张主席说了，他要去武汉，换一种方式发展。”

“换一种方式发展？”陆秘书想了想，心存侥幸地，“张主席说的换一种方式发展，可能是去找长江局的王明、周恩来，留在武汉工作吧？”

“狗屁呀！张主席还说了，他这次是去和国民党合作打日本人。”

陆秘书这下紧张了：“那就是……那就是……完啦！这下可出大事啦！”

小何排长猛地跳起来，一头冲进卫生间，闩上门，拿马桶当凳子坐。他一把揭下军帽，双手紧紧地犁着头发，长吁短叹，心里着急：怎么办？天呐，我该怎么办？第一条路，不敢想。变节投敌，跟着张主席走，他当大叛徒，我当小叛徒，那可是上让先人祖宗蒙羞，让后代子孙抬不起头的大丑事！何况，延安并没有容不下我。拿点钱回家做小生意，太不值！以前我在川北时是何等的风光，我老婆家的亲戚朋友提到我的名字都有一种荣誉感，现在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回去，算个啥？我还整天盼着打败日本鬼子，不说肩挂两杠三花骑着高头大马衣锦还乡，起码见了老婆乡邻，不能丢脸啊！当兵这么多年最后成了个逃兵，值么？不行，我得回延安！

小何正躲在卫生间里想，一个生面孔进屋嚷道：“你们的张主席叫我来通知，马上到火车站去。”

小何一头冲出卫生间大叫：“张主席呢？我是他的警卫排长，我要见他！”

那人火气很大地朝他吼道：“要见就快一点，他已经下楼去了。”

何排长与陆秘书赶紧往楼下跑，那人也跟在他俩后面跑。他俩到了庭院，看见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和两辆吉普车正往门外驰去。

何排长急忙追上去大喊：“张主席，张主席！”

车队没停，开出去了。

那人说：“上车吧，有什么事到火车站再讲。”

何排长和陆秘书赶紧随他上了一辆吉普车，跟着驰了出去。吉普车到了火车站，何排长和陆秘书一看，果然张国焘已经先到了。

二人赶紧下车，跑到张国焘跟前。他俩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张国焘已经看见他们了：“陆秘书，你马上到车站去给办事处打个电话，告诉林主席，就说我到武汉去了。”

陆秘书：“是。”转身向车站办公室跑去。

张国焘让一大群或穿军装或穿中山装的人簇拥着上了月台。

小何排长在后面紧跟了几步，终于鼓足勇气喊道：“张主席，我已经想好了。”

“什么？”张国焘微微一诧。看来，他似乎已经把他对何排长说过的话忘记了。

小何一口气说道：“张主席，我不去武汉，我也不想回川北。”

张国焘这下明白过来，望着何排长说：“小何，你跟我多少年了？至少有六个年头了吧？说实话，我真舍不和和你分手。我说过，我尊重你的任何选择。”说完，他慌慌忙忙在口袋里掏了一阵，没掏出合适的东西，又马上摘下上衣口袋里的钢笔，塞在小何手里，“没想到我们会分手得这样匆忙，想送你一件像样的东西也没有。这支派克金笔，还是从岳维俊身上缴获的，我用了许多年了，今天就拿它做个纪念品吧。”

小何排长紧紧将钢笔握在手中，泪流满面，目送着自己的首长被一大群人围在中间，快步向一列军用专车走去……

潘兰珍带着濮德治走进院子，高兴地嚷道：“老先生，你看看谁来了？”

陈独秀和包惠僧闻声从书房里出来。

陈独秀兴奋叫道：“德治，你放出来后不是回老家了吗？怎么也到武汉来了？”

濮德治说：“唉，一言难尽，老家已经没法待了。”

包惠僧说：“看你风尘仆仆的样子，快，进屋坐，进屋坐。”

三人进得书房。陈独秀着急地问：“德治，你说老家没法待了是什么意思？难道日本人打进安庆了吗？”

濮德治说：“那倒还没有，不过，我看安庆陷落，也是早晚的事。现在驻守安庆的是川军杨森的部队。通过和他们的接触，我才知道，川军这样的杂牌军和中央军比起来，不仅装备、伙食差了许多，连军官和士兵的月饷，也不过是中央军的四五分之一。要靠这帮比叫花子强不了多少的军队守安庆，简直是白日做梦。”

包惠僧说：“嫡系部队和各地的杂牌军，装备供给待遇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大概也算是中国久已有之的传统了。蒋介石和何应钦、蒋百里费了不少心血，也依然难除痼疾。”

陈独秀说：“你离开安庆之前到我家里去看过吗？我母亲和松年他们现在怎么样？”

濮德治说：“安庆已经成了一座大兵营，有退路的老百姓都在想办法往外面逃，你家里人全都躲到叶家冲老宅去了，陈家大洋房子只有几个下人照看着。”

陈独秀急得不行：“这可怎么办才好？日本人眼看就要打进安庆城了，难道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亲人当亡国奴吗？”

包惠僧说：“这事我来想办法。我知道最近每天都有兵轮从宜昌直接往安庆、芜湖前线一带，抢运从四川出来的各种作战物资和兵员。我可以托军队的朋友派人去叶家冲，把你一家老小接到宜昌去。”

陈独秀感激不尽：“惠僧，那我真是太感谢你了！我给你写封信，让他们到了宜昌去找史岳门，容形势稍缓，我再设法和他们相聚。”

吃过晚饭后包惠僧有事走了，陈独秀与濮德治在书房挑灯夜谈。

濮德治说：“上海那班人对罗汉意见很大，担心他鼓动你与延安的斯大林派合作。”

陈独秀说：“与延安合作，是我本人的意见，罗汉只不过和我想法一致而已，哪儿存在什么他鼓动我的问题？上海这班人，把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发表的某些观点当作金科玉律，一味强调斗争、斗争，一打国民党，二打共产党，三打日本人，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一帮未开窍的蒙童！现在仍然公开反对延安的斯大林派，至少在策略上是错误的。郑超麟、罗世凡、陈其昌至今仍不懂政治，做事情常常牛唇对不上马嘴。”

濮德治说：“彭述之出狱后，没给你写过信吗？”

“你永远不要在我面前提起这个名字，我已发誓此生不再与此人共事！”

“看得出，你很生他们的气，可是，他们似乎对你也很失望。”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分道扬镳好了。我陈独秀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绝对不怕孤立！”

几天后，陈独秀在客厅里会见再次来访的董必武，罗汉在座。

董必武说：“独秀先生，罗汉去西安带回来的，是毛泽东与张闻天代表中央给你的明确答复。”停顿了一下又道，“据我所知，王明同志带着莫斯科的精神，近期已经到了延安，今后是否有什么变化，谁也说不准。我看，你还是当机立断，配合一下的好。”

陈独秀说：“必武先生，我怎么听上去你这话里有话啊？”

董必武不便明说：“啊啊，我以为回党工作于你于党，都是好事。我就是希望，不要弄得来夜长梦多，生出不测之变。”

陈独秀说：“我还是没有明白……”

罗汉也劝道：“老师，别考虑那么多了，退后一步，海阔天高，不妨就写个检讨吧。”

董必武说：“作为老朋友，我真诚地希望你能够作一点让步。你只要写个书面检讨，马上就能够回到党内工作啊。”

陈独秀去桌上拿过一张信纸，推到董必武跟前：“必武先生你看看这个。如果你们同意，我马上叫惠僧拿给《中央日报》总编辑陈苍波，让他尽快登出来。”

董必武轻声念道：“陈独秀，字仲甫，亦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独秀先生，你这是……”

陈独秀说：“你们不是给我回党工作定了三项条件吗？这几行字就算是我的一个简短的声明吧，它足以表明陈独秀与中国的托派组织已无任何关系。至于第二条，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第三条，在实际行动中表示出这种拥护的诚意，根本就不是问题，我来武汉后写的文章，在各种场合的公开演讲，均已把我的政治立场表露无遗。”

董必武：“可是，说一千道一万，你终归还是没有公开承认自己过去加入过托派的错误啊。而在三项条件中，这才是至为关键的一项。”

陈独秀缓缓地摇摇头，板着脸道：“陈独秀的一份书面检讨，就真的比我陈独秀本人的言行还重要？形式还能大过内容？这着实让老夫百思不得其解了！既然中央不留余地，那么，我的态度依然如昔：回党固我所愿，唯书面检讨，碍难从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