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傅厚岗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在办公室里与博古一起会见罗汉。

叶剑英替初次见面的博古与罗汉介绍：“我给你们介绍介绍。”亲切地拍着罗汉的肩膀说，“罗汉，我的老搭档，北伐时在张发奎的第四军任政治部主任，我任参谋长。现在作为陈独秀的私人代表，来和我们谈谈陈独秀去延安的问题。罗汉，这位是博古同志。”

博古与罗汉握手，客气地：“你是前辈了，欢迎，欢迎。”

罗汉说：“自向忠发出事后，你就在中央主持工作多年。你的大名如雷贯耳，没想还是个少年才俊。”

博古说：“我刚过而立，已经不年轻了。”

叶剑英端上茶水：“坐下说，坐下说。”

罗汉道：“前次我开给剑英那份保释名单上的几十个同志，均已被国民党陆续放了出来，陈先生首先要我代表他，向你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博古说：“当下正是国家用人之际，这批同志以前在共产党内都有相当的资历，如今重获自由，才有为抗战出力的条件嘛。”

叶剑英说：“不瞒老兄，为救你们反对党的这几十个人，我和李克农坐着车子到处烧香拜佛，求了不少的菩萨呢。”

博古也道：“陈先生从狱中出来，我们事情太多，也没去看他，他现在身体还好吧，下一步有些什么打算？”

罗汉说：“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和你们谈这个事。陈独秀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还起草了一个关于抗战的七条纲领，这个纲领言简意赅，篇幅不长，你们可以先过过目。”将信和纲领拿出来交与博古。

叶剑英一边浏览纲领一边说：“到底是斗士风骨啊，一出监狱就想着干大事。”

罗汉说：“这个纲领，虽然是陈独秀起草的，但我和何之瑜都看过，也同意，可以说是代表了我们反对党的意见。”

叶剑英说：“之瑜也到南京来了，怎么也不来看看我这个老朋友啊……呃，博古同志知道何之瑜吗？”

正在看纲领的博古抬头道：“我听老毛和徐特老他们经常谈到这个人，也知道他是反对党的中央宣传部长，不过，我对此君是久闻其名，未见其人。”

叶剑英：“何之瑜是和老毛一起在湖南从事革命运动的资深共产党人，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期间，因为追随陈独秀，受到了和陈独秀、彭述之、罗汉一样的处分。”拍拍罗汉肩膀，“我这位大工命时期的老搭档，也是反对党里的中央组织部长呢。”

罗汉说：“我们这个由若干个反对党形成的松散组织，几经国民党特务破获，主要领导和骨干都先后进了大牢，组织其实早就解体了。陈独秀因为名声太大，虽然被推举为反对党的统帅，但他本人却一直是反对搞宗派活动的，尤其反对托派在大敌当前之际，还大搞宗派活动。坐了五年大牢出来，他更是早已和托派一刀两断。如今只有一帮少不更事，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还呆上海的租界里瞎折腾。两天前，他们还派了个人来南京动员陈独秀回去掌旗，把垮掉的组织重新建起来，也遭到了老头子的严词拒绝，还公开说他们毫无政治眼光，难成气候。”

说话间，博古已经将七条纲领浏览了一遍，点头道：“陈独秀提出的这七条纲领，与中央确定的路线并无大的分歧。有了这个政治前提，我看，陈独秀重回党内的工作，可以由我们来做。”

叶剑英说：“我同意。以陈独秀为首的这批反对党的同志我十分了解，他们都有着很长的革命经历，在党内和社会上也很有影响，为了团结起来对付日本侵略者，我们连国民党蒋介石都能联合，为什么就不能和自己曾经一起出生入死搞革命的同志联合呢？”

博古沉吟道：“我本想亲自出面和陈独秀作一次深谈。可是，考虑到自己党龄太短，资历太浅，与陈独秀个人又从无私人接触，恐怕很难谈出具体结果。以我的观察，即便由老毛来南京和陈独秀谈，也不恰当，这二位的个性都太强，很可能一言不合就闹翻了，没有了转圜的余地。”

罗汉说：“这个建议好！我来安排吧。没有接触不要紧，一谈不就接触了？”

叶剑英说：“不妥，不妥，最近恩来要到南京，我看还是等恩来到了，再和博古同志一起去和陈独秀谈为好。”

罗汉说：“这样也好，老头子对恩来的印象极佳，常对我们说，恩来极具政治头脑，处事冷静，是个通情达理，善于处理复杂关系，重大问题的人。”

叶剑英对罗汉说：“陈独秀等一批反对党的同志重回党内工作，是件大事，我和博古同志是做不了这个主的。我看这样如何，索性就再辛苦辛苦你这个陈独秀的私人代表，由你亲自去延安跑一趟，直接和中央谈。介绍信和路费由我们办事处出，交通由我来安排。你先到西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是你的老朋友林伯渠，他会尽快安排你去延安的。”

博古说：“这个意见好，一竿子到底，免得曲里拐弯地把原本简单的事情，弄得复杂起来。”

罗汉道：“好，那我就跑一趟，力争不辱使命。”

叶剑英和博古将罗汉送到门外，握手道别。

看着罗汉登车离去，叶剑英满怀忧虑地对博古道：“在延安时，若飞同志就对我谈过一番让我深有感触的话。

博古：“哦？”

叶剑英：“他说，‘党内潜伏发展的上层同志之间的意气之争，于党是非常有害的，我很痛心我们某些同志的攻击不向着敌人，而向着自己内部。我们蓄积经验的人是太少了，敌人已经杀了我们不少，我们自己可不能再乱糟蹋了。’”

博古点点头：“若飞同志吐露的，的确是肺腑之言啊！”

在叶剑英的安排下，罗汉前往西安，在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老朋友林伯渠。

罗汉惊道：“伯渠兄，长征已经让你变了个人，你看你，头发胡子全白了，不过看上去气色还不错。”

林伯渠说：“岁月催人老啊，不过，我身子骨倒还算得上硬朗，这也算是长征的磨砺吧。我和仲甫一晃有十来年没有见面了，不管现在的人怎么评价他，他在中国的文化史上还是有不可磨灭的大功劳的；在党内历史上，也有着其他同志不可相比的地位和影响。”说到此，皱了皱眉头，“只是仲甫脾气太倔。性格决定命运，他要不改脾气，我看他这后半辈子，恐怕还会摔跟斗才完得了。”

罗汉说：“作为老朋友，你给我说实话，老头子这次主动要求去延安，这事能成么？”

林伯渠想了想说：“仲甫能否回延安工作，关键还在他自己，如果能彻底放弃某些成见，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我想于民族、于社会、于共产党，都是十分有利的。”

罗汉说：“老头子与中央有过多次激烈的争论，我担心延安心存芥蒂，不让他回去。”

林伯渠说：“老兄用不着担心，仲甫曾经站在时代潮头，于精神和行动上都是一个著名的领袖。我们都知道，过去的许多是是非非有着十分复杂的背景，也不是哪一个人说了能算数的，完全用不着再费笔墨唇舌去争论，争也争不清楚，反而陡伤彼此感情。我希望他这一次仍能站在大时代的前列，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来冷静处理一切。”

罗汉说：“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看来我这次延安之行，不会白跑一趟了。”

深夜，西安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林伯渠在办公室里伏案草拟电文：

主席及中央诸同志：“陈独秀等已经出狱，今陈独秀私人代表罗汉经博古、剑英介绍来我处，并即日前往延安，谈及陈独秀等愿意前往延安，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等重大问题。弟意中央为集中整个力量着眼，可联合他们回党工作……”

门外一阵重重的脚步声响过，罗汉一头闯了进来，着急嚷道：“都说大西北缺雨严重，可我一到西安，这场大雨一下就是两天两夜。”

林白渠说：“这不正应了人不留客天留客这句老话么？两天两夜的大暴雨，山洪把西安到延安的好几段公路都冲垮了，一时半会难以通车，这么远的路，我总不能让你罗汉兄像当年你我北伐时一样，也来一个徒步行军吧。”

“这雨下得也真不是时候，老先生在南京肯定是心急如焚，我在你这里却是无所事事。”

林伯渠笑道：“你人虽没去延安，可事情却照样在进行。”从案头的文件堆里拿出一份电文，“延安的回电刚刚到，你就来了。”

罗汉惊喜地说：“延安这么快就回电了，他们怎么说？”

林伯渠说：“我早就对你说过，对于陈独秀态度的转变，中共中央肯定是欢迎的。这份电报，是由润之和闻天同志两人联名签署的，当然能代表中共中央的态度了。你听听，”林伯渠念起来，“ 我们不拒绝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正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陈独秀托派分子如能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意与之联合抗日：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罗汉大惊：“怎么会用‘陈独秀托派分子’这样的提法？老先生承认自己是反对党的领袖，但并非托派，他也从来没有赞同过上海那帮不知天高地厚的托派分子的政治主张。”

林伯渠说：“可不能否认的是，上海那帮托派分子无不打着陈独秀的旗号行事啊。”

罗汉说：“那是他们拉大旗做虎皮，借老先生的巨大威望以提振自己的声势。如果我带着这样的条件回南京，以老头子的倔脾气，肯定接受不了。”

林伯渠起身到书架上抽出一本刊物，翻开，摊放到罗汉面前：“你看看刚刚出版的党中央理论刊物《解放》上发表的这篇时评，你把它送给陈独秀，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中央表示自己态度的另一种方式。”

罗汉拿起《解放》轻声念道：“当陈独秀恢复了自由以后，大家都在为陈先生庆幸，希望他在数年的牢狱生活里虚心地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伍中来。”

林伯渠说：“罗汉兄，在这篇短文中，我们对陈独秀可是充满了尊敬和期待。我们同时也深切地希望陈独秀和彭述之等几位老同志，能拿出大革命家的气魄来，快刀斩乱麻地处理此事。”

罗汉却高兴不起来：“可是，这里面仍然有让陈独秀检讨政治错误的提法啊！眼下最关键的问题是，陈独秀并不认为他当初被开除出党是他的错误。至于责任在谁，他以为当前团结抗战乃最大的政治，不必耗费口舌精力去计较，留待历史去评说最好。”

林伯渠说：“既然他也明白抗战救国至高无上的道理，那么，为了团结抗战，为了重回党内，就算勉为其难，向中央做一个检讨，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吃五谷杂粮，谁能不犯错误？何况陈独秀也并没有资格把自己视为真理和正确路线的代表嘛？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受惨重失败，作为党的总书记，他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让他陈独秀低低头，说两句软话，果真就比登天还难吗？”

难，确实难，要让陈独秀公开承认错误，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过去不仅在党内，就连在新文化和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也是运筹帷幄，发号施令，一言九鼎的总司令。他那登高一呼，万众响应，包括让莘莘学子和共产党人热血沸腾、顶礼膜拜的领袖地位，委实是由他长期革命实践的光荣历史而自然形成的。陈独秀就代表着公正、代表着正义，代表着真理，代表着前进的方向。他和李大钊、胡适、蔡元培、鲁迅等人引领着一个时代前进。在这群足堪伟大的精英身后，是浩浩****热血贲扬的忠实追随者。

所有人出于对陈独秀的敬仰而很难认识到他这样的先知先觉者，也有可能犯错误。而一旦这种错误的恶果已经形成，要想纠正则已为时甚晚。他是中国第一个喊出“民主”与“科学”的巨人。然而，巨人毕竟也不能与沿袭中国历史数千年的封建文化一刀两断。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他在党内的“一言堂”作风与他率先呼唤的“民主”不仅相距甚远，甚而时有背离，这实在并非是他陈独秀个人的悲剧！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过去，我们把主要应当由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布哈林承担的责任，全都推到了陈独秀头上，这当然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但是，难道真如陈独秀本人从始至终坚持认为的那样，他就一点错误也没有？

陈独秀待人坦诚爽直，但脾气暴躁，素行不检。他言语犀利，好为断制，性狷急而固执。他平时和同志们辩论问题，动辄拍桌子、摔茶杯，过后即便觉得自己的态度动作的确是过火了，也绝不会当面向人道歉，而总是托人转告他的歉意。李达说陈独秀是“恶霸作风”，还说“这老家伙要有了权，一定先把人杀了，再对着死人认错”。

对党内同志如此，把天马行空，肆行无忌这一套用到与执政的国民党和高高在上的国际代表们打交道，又焉能不处处碰壁，头破血流？

出狱后面对组织的召唤与要求，陈独秀的态度是“回党固我所愿，唯书面检讨，碍难从命”。

在建党及大革命初期和中期，共产党能够蓬勃发展，获得巨大的胜利，作为一把手的陈独秀，足堪居功至伟。

到了大革命后期，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手握军权的蒋介石右派势力日益膨胀，国共联合摇摇欲坠，两党斗争愈演愈烈。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缺乏对复杂形势的明确判断，不善于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结果当蒋介石向共产党挥舞屠刀时，造成共产党措手不及，革命遭到失败就难以避免了。

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联合力量，尚处于幼年期的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方面都缺乏经验；加上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虽然对中国大革命兴起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中国情况，在大革命关键时刻也作出了许多错误的指示；当大革命处于危急关头之际，陈独秀及其中央领导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认识不清、动摇不定，没有能够及时作出正确的决议和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导致共产党组织和人员遭受了重大损失，不可避免地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深夜的南京城里，一辆黑色小轿车驶进陈果夫官邸门厅前。

仆人打开车门，车上下来了陈独秀与潘兰珍。

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热情迎接。朱家骅、段锡鹏、胡适、张伯苓、高语罕等一帮陪客也跟在后面。

陈果夫招呼道：“仲甫兄，别来无恙啊？”

陈立夫也道：“早就想请仲甫过来叙叙了，只是冗事太多，直到今天才安排出时间。”

陈独秀笑嘻嘻说：“当初我们在上海被捕，就是你们中统立下的大功，后来才移交给军政部的。天下人都知道老蒋悬赏10万大洋抓我，这笔钱，想必早就给你们兑现了吧？”

陈果夫尴尬笑道：“开玩笑，开玩笑，哪有那样的事？坊间传闻罢了，仲甫切莫当真。”

陈立夫说：“彼此政见不同，采用一些非常手段，也是可以理解的嘛。但不管世事如何沧桑，我们老朋友感情依旧，这才是最要紧的。”

主客说着话进入客厅。

眼前富丽堂皇的一切均让潘兰珍大感新奇。正中向外是总理遗像，旁边配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装在天花板上的灯球射出明亮柔和的光线，墙上的壁灯闪光耀目，打蜡地板发出微红的光亮，十分典雅气派。厅堂中央摆开了两张大圆桌，白桌布上金、银、玻璃器皿闪闪发亮，桌上摆满各色精致的餐具。

陈果夫将陈独秀夫妇邀到主宾席落座，男女分桌而坐。

陈果夫以东道主的语气起身说道：“在座诸君与仲甫先生都是多年好友，让我们共同敬仲甫先生一杯，为他洗尘吧。”

“好！”诸位宾客异口同声举杯，与陈独秀碰杯。

陈独秀其乐融融，一饮而尽，然后放下酒杯，双手抱拳，向诸位一拜，说道：“谢谢陈氏兄弟和诸位老友对鄙人的盛情款待！鄙人无罪坐牢五年，吃了五年白饭，读了五年书，这还要多谢蒋先生呢。”

众人会心地笑了起来。

一团笑声中，陈果夫面带喜色说道：“诸位，蒋先生十分器重仲甫先生渊博的学识与爱国精神，委托我带来他的一个建议，蒋先生准备聘请仲甫先生屈尊国民政府劳动部部长一职，为中华民国服务，仲甫先生，这大概算得上一个喜讯吧？”

陈独秀倏然神情一震。

宾客中发出一片惊叹声：

“部长啊！”

“到底是非同凡响，五年阶下囚，转眼间又成了座上之尊！”

潘兰珍也面露喜色。

陈独秀神情肃然，缓缓言道：“我当然知道一个国民政府的部长意味着什么？秘书、警卫、专车，丰厚的俸禄，甚至还有比这高堂华屋差不了多少的堂皇官邸。可是，我们不妨换个位置想一想，我陈独秀一口气杀了你们中某一位的两个亲生儿子，接着再把你这个做父亲的抓进深牢大狱关上几年，再后，我恩赏给你一个显赫的地位和可观的收入，让你帮着我吹喇叭抬轿子，扮演一个马前张保马后王横的角色，我倒要问问，你是点头，还是摇头呢？这个答案，我想不应该在我这里，而在诸位的心中吧？”

满座一片哑然。

陈果夫尴尬道：“陈先生，你曲解委员长的一番惜才爱才之心了。”

陈独秀大声道：“那就请果夫老弟转告蒋先生，现在大敌当前，国共刚刚开始第二次合作，我虽然早已不在共产党内，但我对延安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政策，是衷心赞同的。也正是鉴于这样的原因，我会拥护蒋先生领导中国军民协力抗日，不再公开反对他便是了。”

陈果夫强装笑脸：“出任劳动部部长的事，可以从长计议，用不着急于定夺嘛。”

陈立夫挥手大声道：“喝酒，喝酒。为国共合作，为早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我们干杯。”

陈独秀出狱后，在傅斯年家中小住了一段时间，由于傅供职的中央大学迁往重庆，在陈钟凡的坚持下，便移往钟凡家居住。到陈家没几天，便有一位不速之客登门拜望陈独秀。

来客自我介绍：“我叫林俊，是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商务参赞。这次回国述职，临行前胡适大使叮嘱我，务必到傅斯年家看望陈先生，我昨日去后，才知傅先生已经随中央大学迁往重庆去了，打听到你已于数日前搬到金陵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教授家里居住，我就直接问上门来了。”

陈独秀自嘲道：“林参赞，好在我在这南京城里还有几个学生，要不就不是长安居，大不易，而是居无定所，露宿街头了。”

林俊：“那不至于，不至于。陈先生说笑话了。南京的国立大学现在全都迁移了，金陵大学是在美国注册的教会大学，即使日本人占领了南京，美国大使馆也会出面保护的。”

陈钟凡说：“当初教育部的确是这种说法，可最近局势一恶化，又变了，突然通知我们闭校停课，即刻迁往成都华西坝，又不拨给迁校所需的交通工具，弄得全校师生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

陈独秀说：“参赞先生，我可真不是和你说笑话，政府机关往武汉一撤，南京城眼下乱得如同一个巨大的马蜂窝。唐生智又是公告，又发表广播讲话，信誓旦旦要与南京共存亡。可连三岁的小孩子都不相信他能守住南京城。真到了首都沦陷之日，我等那就远非居无定所的问题了。”

林俊说：“陈先生倒用不着如此担心，胡适先生特意让我给你捎个话。他说他已经把先生发表在《宇宙风》上的《实庵自传》前两章给美国一家著名的图书公司看过了，他们看后拍案叫绝，认为写得实在好！再加上仰慕先生的大名，所以特地决定邀请先生赴美国去写自传，交通，在美期间的生活，全部由这家公司负责安排。”

陈独秀说：“我很清楚，我那位远隔重洋的朋友，仍然在关心着我的安危和生活。你回去后，一定向他致上我的谢意。但是，美国我是决意不去的。我的学生包惠僧现在内政部任参事，还在航空委员会里兼着差，他已经替我搞到了两张去武汉的船票，明天一早我就要动身了。我的生活十分简单，没有什么传奇的东西来吸引读者的眼睛。若是真要写自传，在中国也能写，何必一定要跑到美国去？过去一些大军阀、大官僚垮台后，都跑到国外或租界里去做寓公，这是一件十分可耻的事情，我陈独秀，绝对不会去趟这样的浑水！”

陡然间，空袭警报惊天动地地响了起来。陈钟凡紧张地跳了起来：“糟啦，鬼子的飞机又来啦！”

林参赞也吓得站了起来：“你们这院里有防空洞吗？”

陈钟凡说：“哪有那东西啊？学校正忙着搬迁，谁还有心思去挖防空洞啊？”陈钟凡的家人老小也全都提着皮箱包袱，跌跌撞撞大呼小叫地跑到了客厅里。

陈独秀大嚷道：“别慌，别害怕，我在监狱里挨过日本飞机的炸弹，我有经验。你们全都听我指挥，老人和小孩全钻到大餐桌下面去，钟凡，你和夫人赶快去把所有棉被褥子抱来，一层层盖在餐桌上。”随后吩咐陈家佣人，“你马上去挑一担水来，泼到棉被上。”

紧要关头，所有人都遵令而行。

此刻，天地间响成了一锅粥。不少高楼顶与一座座山头上，国军防空兵用高射机关枪向着敌机狂扫。满城浓烟烈火冲腾。百姓一派惊慌。

陈钟凡家的客人主人，全都蜷缩在搭盖着湿漉漉棉被的大餐桌下面。透过棉被的缝隙，大家能在黑暗中看见一张张惊恐不安的脸。

院子里也爆开了一颗炸弹，巨大的冲击波震得窗上的玻璃“哗啦啦”往下掉。吊灯被震落到大餐桌上，摔得四分五裂后滚落到地板上。满屋灰尘冲腾。孩子吓得大哭起来。

陈独秀嚷道：“别哭别哭，这被水濡湿了的棉被极有韧性，炮弹片和溅起的碎石头也打不穿它。坐牢时，每逢警报响起，我就如法炮制，和兰珍往桌子底下钻。”

林参赞苦笑道：“把陈先生首创的这土防空法推广到千家万户，一定会救活许多人的性命。”

陈钟凡说：“老师，刚才我听了你和林参赞的谈话，心中感慨良多。明天一早，老师就要离开南京了，此后关山远隔，战乱纷纷，也不知此生能否再与老师相见。学生就蜷缩在这餐桌下面，即兴吟诗一首，献给老师吧。”

陈独秀大感兴趣：“好啊，我就只能洗耳恭听了。”

陈钟凡吟道：“荒荒人海里，聒目几天民？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

“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好，此句甚合我意。”陈独秀感慨道，“从囚犯到平民，才几天工夫，我遇到的事情真是不少。钟凡以诗赠我，我也以原韵赋诗回赠予你吧。”稍一思忖，口占一绝，“暮色薄大地，憔悴苦斯民，豺狼骋郊邑，兼之惩尘频。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

陈钟凡说：“龙性岂易驯？学生对此坚信不疑，以后无论前途多么艰辛，老师也决不会动摇自己的本真秉性！”?

拂晓时分，南京下关中山码头上人山人海，都是提箱背包，逃离南京城的百姓。包惠僧在前面带路，潘兰珍搀扶着陈独秀，挑夫挑着陈独秀的一对藤条箱子，一行四人穿过密密麻麻的人群，高一脚低一脚地向着长江边走去。

包惠僧指着前边靠在囤船旁的一艘轮船道：“老师，那是航空委员会会长蒋夫人出面，替我们包租的一艘专轮，远没有民船拥挤。”

陈独秀问：“怎么，惠僧你不和我们一起走啊？”

包惠僧说：“我还重要的事得办，走不了。我是后天一早的船。”

包惠僧把陈独秀夫妇送到轮船上。

少顷，轮船鸣响汽笛，准务启航。

包惠僧说：“老师你放心，昨天夜里，我已给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发去一份电报，嘱他安排老师在武汉的生活。何成浚是我多年老友，他一定会对你负责到底的。我到了武汉，会马上来找你。”

陈独秀握着包惠僧的手：“好，惠僧，我们在武汉见。”

包惠僧说：“老师，武汉见！”

两天后，轮船抵达武汉江汉关码头，乘客们急不可待地挤上栈桥，涌上岸去。

陈独秀与潘兰珍也随着人流，缓缓移到了码头上。“仆欧”提着两只藤条箱子紧随其后。刚登上几级石阶，一位身着中山装，蓄着分头的年轻人来到陈独秀跟前，客气问道：“请问是从南京来的陈独秀先生吗？”

陈独秀回道：“啊，我是陈独秀。”

年轻人说：“我们局长带着车在上面候着，请跟我来吧。”

陈独秀夫妇跟着年轻人登上河岸，来到一辆黑色的小轿车跟前。

年轻人向车里人报告：“局座，陈先生夫妇已经接到了。”

等候在旁边的一大群记者顿时将陈独秀围了起来，有人拍照，有的提问。

“请问陈独秀先生，此次前来武汉，准备作何打算？”

“陈先生，湖北省政府何成浚主席特派手下要员亲往码头接船，请问你有什么感想？”

车门开了，车里下来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人，大声向记者们说道：“陈先生初来乍到，还是等他先安顿下来，再接受采访吧。”转而热情地向陈独秀伸出手去，“陈先生，我是武汉市公安局局长蔡孟坚，卑职奉何主席之命，专门在此迎候先生大驾光临。”

陈独秀双眉一弹：“你就是蔡……蔡孟坚？”

蔡孟坚说：“怎么，陈先生过去见过卑职？”

陈独秀喃喃道：“啊啊……没有，没有，我们从来没见过面。”

蔡孟坚说：“陈先生，你是我们何主席的贵客，我们自然不敢稍有怠慢。你在武汉的住处我也替你安顿好了，现在就请上车吧。秘书，把陈先生的行李放到后备厢里去。”

陈独秀赶紧阻止：“不不，我在武汉另有住处，不必麻烦你们了。”

蔡孟坚说：“这是何主席特意叮嘱的啊！完不成任务，我可不好交差。”

陈独秀语气坚决地说：“那就请你转告何主席，他的好意独秀心领了，等我安顿下来，我会登门去拜望他的。”转身向着一名黄包车夫叫道，“黄包车，黄包车！”

陈独秀坐上黄包车，冲蔡孟坚一抱拳：“谢谢了，蔡先生。”

黄包车拉着陈独秀夫妇，扬长而去。

陈独秀怒气冲冲地对潘兰珍道：“这个包惠僧，真不会办事！怎么叫了这么个人来接船？”

潘兰珍不解：“这姓蔡的不是说他是武汉市的公安局长么，他怎么不可以来接你呀？”

陈独秀说：“唉，这是我们党内的事，你一个妇道人家，还是不要知道这些事的好。”

几名记者也忙不迭地各自叫上黄包车，紧跟陈独秀夫妇而去。

蔡孟坚目视着远去的陈独秀，自语道：“这老头儿，果然个性非同一般。”

武汉防空司令部大楼，杨鹏升走进主任办公室，《陈独秀昨日抵汉》——报纸上的一行标题与一帧陈独秀的照片映入他的眼中。

“啊，陈先生已经到武汉了！”杨鹏升赶紧从办公桌上抓起报纸看下去……

一辆军用吉普车穿街过巷，来到了江汉关码头附近的“东兴”旅馆门前。

身着国军“一颗豆”少将戎装的杨鹏升与警卫从车上下来，走进旅馆，问老板：“请问老板，南京来的陈独秀住在这里吗？”

老板回话：“在，在，昨天下午这老先生一住进来，报馆的人把我的门槛都快踩破了。这位陈先生好大的脾气，一个也不见。”

杨鹏升问：“陈先生住在哪里？”

“二楼，212。”

杨鹏升吩咐警卫：“你到车里等我，不用上去了。”说罢径直上楼，来到212门前，曲起手指，轻敲房门。

屋里响起了陈独秀火爆的声音：“怎么又来了？你们还让我这老头子清静一会不？”

杨鹏升赶紧开口说话：“老师，我是你的学生杨鹏升，我来看你呐！”

门内的声音透出惊喜：“鹏升——是鹏升来了！”

门开了，露出陈独秀惊喜的面孔：“鹏升，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杨鹏升说：“老师，你们到武汉之前，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啊，要不，我就到码头上去接你们了。”

陈独秀说：“唉，一言难尽，一言难尽……鹏升，快，进屋慢慢说话。”

杨鹏升把陈独秀夫妇带进武汉双柏庙街一所独门独户的小院里，说：“这是我一位旧日袍泽的私产，他已经带着家人到重庆去了，院子空着，只留下一个仆人看家。一切都是现成的，你就暂时在这里住下吧。”

陈独秀四下看看，小院古色古香，颇有几分庭院风味，砖石院墙很结实，院子里青砖铺地，有房间，有客厅，有厨房，室内家具一应俱全，院坝当中砌有一个精致的花坛，上面摆放着十几盆盛开的各式盆花。

陈独秀很是满意，赞道：“不错不错！逃难之际，能住上这样的房子，确实不易，我总算有了一个安身之处了！”

潘兰珍也是满心欢喜，看到案上还有一台收音机，不禁问：“这东西能用吗？”

杨鹏升上前插上电源，打开收音机，小屋里顿时响起一个江浙男人坚定的说话声：“我们始终相信，暴力是不能打垮我们的！终有一天，会于敌人制造出的废墟中诞生出一个崭新的国家，只要地球存在，这个国家就将永远存在。敌人如果进攻南京，我们就保卫南京。敌人如果进攻四川，我们就保卫四川。只要敌人继续侵略，我们就继续抵抗，要用事实来教训敌人，中国领土是不可征服的，中国是毁灭不了的！在敌人的侵略下，中国只要还有一块自由的土地，国民政府就将在那里，继续领导全国军民，进行坚决的抗战！”

杨鹏升说：“南京已危在旦夕，这是委员长代表国民政府发表的迁都声明。”

陈独秀：“我早听出来了，真没想到，老蒋居然也有令我感动的时候！只要老蒋诚如斯言，决心率领中国军民和日本人血战到底，那就是我中华民族之齐天之福啊！”

延安。周恩来坐着一辆中型吉普车来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看望张国焘。

张国焘高兴地起身相迎：“啊，恩来兄！你不是到太原作阎老西的工作去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

周恩来说：“我昨天才从山西前线回来，给你送来点日本人的战利品。”

随周恩来同来的警卫员将一件黄呢军大衣，一个沉甸甸的纸板箱放在桌上。

周恩来说：“一件日军将校呢大衣，一箱牛肉罐头，我这是借花献佛，都是卫立煌将军送我的。”

张国焘说：“那我就谢谢恩来兄了。”吩咐卫士，“小何，快给周副主席泡茶。”陪着周恩来在火炉边坐下。

周恩来说：“过两天我就要到武汉去了，南京失陷以后，国民政府在迁往重庆的途中暂时驻节汉口，武汉一时已成了临时首都。”

“这太好啦，有个重要的事正好得拜托你！”

“什么事？”

“你到武汉见到蒋介石后，争取把张琴秋救出来。陈昌浩被批判以后，现在闲置在中央书记处，写了好几次检查也未能过关，苦闷得很，身边也没个人照料，张琴秋如果能早一些回来，对他也是一个安慰。”

周恩来一口答应：“这事由我亲自去办。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

二人正说着话，突然空中传来了“嗡嗡”的飞机声。

张国焘的警卫排长小何大叫一声：“首长快到窑洞里躲一躲，可能是日机轰炸！我出去看看。”说罢一个一个箭步蹿上了办公室外的院坝。

周恩来的两名警卫员也跟了出来。抬头一看，一架飞机在延安城上空盘旋。

何排长疑惑地：“怎么搞的？没拉警报呀。”

“不是日本人的飞机。”周恩来也出来了，看着天上的飞机对张国焘说，“你看它越飞越低地在那里绕圈子，是在寻找机场降落。”

张国焘问：“谁来了？”

周恩来盯着飞机若有所思地说：“不知道呀，我刚从主席那里出来，他也没有告诉我今天有人来啊。走，我们到机场去看看。”

张国焘与何排长随着周恩来等上了吉普车，驰离了边区政府大院。

吉普车飞快地将周恩来、张国焘送到延安机场。他们看到毛泽东和张闻天、朱德、刘少奇也坐着美式吉普车赶来了。

周恩来问：“主席，谁来了？”

毛泽东说：“没有任何方面通知我们，我们也都不知道是何方神仙下凡啊？”

说话间，飞机已经降落到跑道上，正在飞快地滑行。

毛泽东猜测说：“会不会是王明和康生他们？半个月前，莫斯科就通知我们了，说他们已经到了迪化，要到延安来，可没告诉他们什么时候来，怎么个来法？”

飞机停稳，几辆吉普载着领袖们飞驰上前。

舱门打开，毛泽东开心地大声道：“我猜得不错嘛，果然是王明、康生，还有陈云和曾山同志。”

飞机上下来的人和机场上的人热烈地握手拥抱，欢叙一堂。

毛泽东开玩笑说：“王明同志，你们怎么对我们也搞起了神秘主义呀？招呼也不打一个，就突然从天而降了。”

张闻天也道：“要能争取到莫斯科和延安的直接通航，给我们运点武器和物资来就好了。”

王明解释说：“那不可能，根据中苏外长签订的两国谅解备忘录，苏联空军的飞机在中国境内，只有国民党政府有权调遣。我们这次乘苏联空军的飞机从迪化过来，也是属于秘密的、非法的，所以没有在电报上通知中央。”

毛泽东很不高兴，挥挥手轻蔑地说：“斯大林还是戴着副有色眼镜看我们，在他眼里，我们始终是不如蒋介石有分量的。”

朱德挥手喊道：“上车吧，回家再请王明同志给我们传达联共中央的指示。”

大家络绎上车，向着延安城而去。

陈独秀到武汉没几日，一天早上潘兰珍上街买油条豆浆回来，见一蓄着八字胡须的老人在小院门前打量。

潘兰珍上前问道：“先生，侬找谁？”

来人说：“请问，陈独秀先生是住在这里吗？我是特意前来拜望他的。”

潘兰珍不放心：“侬姓啥？”

来人笑着说：“我姓董，请你向陈先生通报一下。”

潘兰珍说：“对不起，那请侬稍等一等，阿拉进去问问老先生，有没有时间见侬。”

来人和气笑笑：“好吧，我等着。”

潘兰珍走过院坝，穿过客厅，走进书房，轻声对正在伏案写作的陈独秀道：“老先生，外面有一位姓董的先生，说是前来拜望侬的。”

陈独秀听了，既惊讶又半信半疑地问：“来人说他姓什么？”

“他说他姓董。”

“看上去有多大年纪？”

“和侬差不多吧，也是一位老先生，还蓄着八字胡。”

陈独秀蓦地放下笔，推开稿纸站起来：“难道是必武先生，那真是太好啦！兰珍，快快请这位董先生进屋，”说罢，用手理了理斑白稀疏的头发，扣好衣扣，迈步进得客厅，在门前迎候。

待来人一上院坝，陈独秀惊喜地叫起来：“果然是你啊，必武先生！你好，你好，久违了。”

董必武急步上前，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董必武说：“独秀先生，你受苦啦！祝贺你重获自由！”

陈独秀幽了一默：“无罪坐了五年冤枉牢，自由原本就属于鄙人，我之出来，不过是物归原主罢了。”

董必武笑道：“对对，物归原主，物归原主。独秀先生出狱时，适逢我远在延安，未能前去迎迓，还请见谅。”

陈独秀说：“哪里哪里，你我是多年老友了，何需如此客气？”

主客进入客厅落座。潘兰珍给客人敬上茶水。

董必武说：“我听剑英、博古说，你在南京时曾派罗汉去找过他们。”

陈独秀说：“我只不过向他们表示一下，我赞成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态度。”

董必武说：“这个态度很重要，我今天就是受中共中央之托，专程来拜访你的。”

陈独秀说：“谢谢。”

董必武说：“独秀先生，你今后对生活有何新的打算啊？”

陈独秀不假思索回道：“鄙人一生事业，大半失败，还能有何新的打算？鉴于目前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我乃积极宣传抗战，并想继续从事文字学研究，治治老病罢了。”

“独秀先生爱国情殷，主张抗日的精神，国人皆知，令鄙人也十分敬佩啊！”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我皆系中华民族一分子，不爱国，岂有资格做一个中国人？”

“说得好！四万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都应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这乃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目前，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鉴于此，以鄙人之见，你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更不要忘记当年创建中国共产党时的胸怀大志。”董武必呷了一口茶水，继续说道，“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不可磨灭之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有比其他人不同的重要地位，倘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同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

“那已是过去的历史，何必再提？”

董必武继续说下去：“历史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温故而知新，你我都是开诚相见的老朋友，有话也就直说了。依鄙人之见，你写个书面检讨，回党工作吧，党中央是欢迎你的。”

“必武先生，回党工作，固我所愿。”

“那就好，那就好。”

“不过……”

“不过什么？独秀先生，有什么话请直说。”

“唯书面检讨，碍难从命。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

董必武一怔，摇摇头说：“独秀先生，你还是以前那个倔脾气，我们为你拒绝国民政府的劳动部长和组织新共产党而击节叫好，难道，你还要拒绝回你亲自参与创建的党工作吗？”

陈独秀说：“必武先生，当年我们共同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如同刚来到人世间的婴儿，现在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党，回党工作是鄙人的良好愿望，我出狱之后，就盼望能与中央面谈此事，但万没想到，你们非逼我陈某写出一纸书面检讨，用它当作回党工作的先决条件，那么，对不起，请原谅我不能恭敬从命了。”

董必武不愿就此放弃，有意预留转圜余地：“独秀先生，你一贯襟怀坦白，令人敬佩，中央并无强迫之意，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若飞等同志也希望你能以革命家的气魄，以抗战大局为重，不要错过回党工作的机会。希望你好好想一想，主意拿定后，随时可与我联系。请独秀先生多保重，我暂且告辞了。”

陈独秀将董必武送到大门外，握手告别：“好吧，必武同志，容我再仔细想一想。”

陈独秀目视着渐行渐远的董必武的背影，神情凝重，默然无语……

武汉。陈独秀生气地冲包惠僧嚷道：“惠僧你实在不会办事！你知道你那位省主席朋友派了个什么东西来接船吗？”

潘兰珍刚把茶水端上来，在门外听见陈独秀盛怒的声音，吓得伸伸舌头，不由停住脚步。

陈独秀说：“他居然派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鲜血的武汉公安局长蔡孟坚来接船！民国二十年（1931年），正是这个蔡孟坚在江汉关码头活捉了顾顺章，从顾身上打开缺口后，又顺藤摸瓜逮捕诱降了当时的共产党总书记向忠发，导致恽代英、蔡和森、殷夫、柔石等二十多人被杀害……我要让他接去，岂不是把我送进虎狼窝了！”

包惠僧望着怒火冲天的陈独秀，一脸苦笑，不知如何解释。

潘兰珍赶紧进屋劝道：“老先生，这事也不能怪惠僧嘛，他只是托省主席安排你在武汉的生活，并不知道何主席会派这样一个人来接你呀。”把茶杯放在包惠僧面前，“惠僧，你喝茶，别生老先生的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