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之前给廖宗泽、周养浩等战犯发了新棉衣，将要动身的头一天，管教干部吩咐大家收拾衣物行李，还带领大家打扫卫生，把监舍，院坝、走廊以及花圃、菜地、葡萄园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说也奇怪，对于这块使战犯们失去自由的小天地，许多人在即将离开之前居然充满了深深的惜别之情，感到从古至今人生真是聚散无常……谁能相信一个罪犯会对关押他的监狱产生感情呢？但这却是千真万确的其实也很自然，他们只不过是从重庆的监狱迁移到东北的监狱里去，而重庆的监狱环境和生活他们已经习惯了，葡萄满架，菜蔬成畦，半天学习，半天劳动，集体而有规律的生活，已经颇能适应。而且这里的房舍，是他们亲手所建，菜蔬葡萄是他们亲手所种，何况还有那些关心他们、熟悉他们的管教人员，今日一朝离去，怎能不产生出依依惜别之情呢？

9月11日晚饭后，廖宗泽、周养浩等44名战犯乘坐大卡车，在几位管教干部的带领下，赶到了重庆火车站。

这一天气候炎热，大家在车站候车时一个个挥扇不停，好些人在悄悄地说话、开玩笑。有人说：家乡的老天爷在给我们添火加油，让我们带到关外去熬风雪啊！有人答话说：这点热抵得住啥哟，在关外拉尿时尿没拉完就结成了一根冰棍棍，得准备一根棒棒敲。

10点钟才上火车，政府为战犯们包了两节硬座卧铺专车，一路上坐卧随意，饮食也很好，到北京的沿途也不换车，真够舒适。经成都、宝鸡、郑州到首都，16日傍晚，过沈阳到抚顺。在抚顺下车，又是一个夜晚，早在车站等候的两辆大客车，把战犯们接送到新的地方，进入一个有着高高围墙的大门，沿着墙边驶进了一个大操场，在一列长长的平房中央大门边停了下来。

在重庆登车时还热得摇扇子，到抚顺下车时战犯们全都穿上了棉衣还嫌那风像刀子般割肉。战犯们提着行李，在一位管教干部后来才知道他是抚顺战犯管理事务科的王科长的带领下，走进门内的十字形走廊，走廊的边上全都是监舍。可能是早已知道西南来的战犯最关心的是防寒保暖的问题，王科长向大家宣布，所里有锅炉烧暖气，每年11月左右，在摄氏零度左右时即开始供暖，到那时外面虽是冰天雪地，屋内却温暖如春，而且，所里在入冬之前会给大家做新棉衣，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东北的寒冷天气。

随后，战犯们被管教干部带进监舍，进门左右相对两排木板炕床，每间屋子住12个人。管教干部边和大家随便扯淡，边照料大家铺好被褥。过一阵，大厨房给每个监舍送来一桶热气腾腾的合菜面条，战犯们正在大快朵颐，忽然听到从另外的监舍中传出来二胡和口琴的合奏声，刚到的战犯们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的音乐声了，正感惊异，管教干部说：“这是东北队的老学员们在向你们表示欢迎。”

刚吃完饭，又听到喊集合看电影，战犯们赶快收拾好碗筷，到俱乐部礼堂看了戏曲片《柳毅传书》。在管教干部热情周到的接待下，西南来的战犯们完全忘记了旅途的疲劳。

上炕后，廖宗泽感慨地说：“要不是头上还戴着顶战犯的帽子，我还真有点宾至如归的感觉哩！”

从成都转送来的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调统室主任、中统特务头子先大启也说：“到底是共产党正规的大监狱，方方面面搞得很不错！”

对狱政管理下过一番功夫的周养浩的感慨则另有一番深意：“诸位，不服还真不行呐！由此可见，我们国民党搞不过共产党，仅仅从政治和军事上找原因，恐怕永远也不知道因何而败！”

这天夜里，起床小解的廖宗泽惊叫一声：“哎呀，好大的雪哟！”

这喊声将同监舍的战犯们惊醒过来，都往窗外望去，只见鹅毛大雪纷纷扬扬，下个不停。还不到中秋就下这样大的雪，使西南来的战犯们大吃一惊！幸亏以前的战犯已经对监舍做好了防寒准备，连大玻璃窗的外层玻璃窗的合缝处，都用纸糊得严严实实的。

早上刚起床，金源所长到监舍巡视，关心地问廖宗泽等人：“你们冷不冷呀？”没有等到战犯们回答，又说，“你们的新棉衣眼下正在赶制，做好就马上发下来。你们把带来的棉衣先穿上，也能暂时过得去的。9月间下这样大的雪，在抚顺的历史上也是稀罕的。今天晚上就烧大锅炉给你们送暖气了，放暖气时你们会听到暖气管里发出乒乒乓乓的响声，这对大家睡觉可能会有一点影响，你们久居南方，自然不习惯这里的生活，稍久一点，就会适应的。”

听了金所长的话，战犯们身子未暖，那心里却已先暖了起来。

这时雪早已停了，早在管理所的东北队的学员们已经穿戴起棉衣、棉帽，各持大扫帚和刮雪板等工具，冒着风寒，把监舍通向各处道路上的积雪扫聚成堆露出路面。

一夜大雪之后，依旧是白云皑皑，晴空万里，温度回升，寒气锐减。这东北的气候，如此变幻莫测，确属奇观。早饭后，从刚来乍到的西南战犯们三三两两地信步在院坝上走动起来。

廖宗泽也和周养浩等室友一起出屋去熟悉一下环境。怀着陌生感和窥探心情，东张西望到处看，好大的监狱啊，两排房舍，各长约一百米，一排是监舍，一排是劳动生产的地方，中间连接着一条走廊，下雨天也不用打伞。走廊的北面，便是可容纳五六百人的礼堂，也是平时搞文娱活动的场所。周围都种植上了树木和花草。顺着梅花孔围墙看过去，墙的另一面也有不少犯人在坝子上散步、说话，一听那叽里咕噜的声音便知道准是日本人。问了东北队的学员，才知道那是7所，剩下的日本战犯便被集中关押在里面。

廖宗泽、周养浩全都把脸凑到了墙孔上，看到日本军人待在中国人的监狱里，他们心中霎时涌起了一种莫名的自豪……

全国战犯的大集中，标志着对战犯的强迫性改造阶段结束，自觉性改造阶段的到来。

到抚顺管理所后的第三天一早，起床的铃声把战犯们从梦中唤醒，在值班班长的指点下，廖宗泽、周养浩等新入所的战犯来到洗漱处，门上挂着棉布门帘，两边长长的水泥洗漱台，墙上安着一长排半米间距的小笼头，可供几十人同时使用。漱洗后，大厨房的饭菜抬到巷道里来了，各监舍分到饭菜后，再分给每一个战犯。

这时，管教干部宣布：“你们新来乍到，旅途劳累，今天上午各人整理一下东西，去理理发，洗个澡，洗洗衣服，搞搞个人卫生，下午在俱乐部礼堂听所长作报告。”

房舍内部，有宽阔的十字形走廊，靠墙的地方，架设着送暖气的管道，连接着暖气管的转角处，设有一个专烧开水的小锅炉，另外还有两个保温桶，分摆在长廊的两端。

管教干部喊洗澡了，各监舍依次而去，每人都带着衣服肥皂、拿着脸盆。澡堂有两个大池，旁边还有一排洗脸台，事先由锅炉房送来热气，将池水冲热。瘳宗泽等人进去时已是池水清清，热气腾腾了。大家泡在池子里舒舒服服地擦擦洗洗，然后在洗脸台前洗个头，换上一身干净衣裤，顿觉神清气爽，浑身通灵剔透。

随后，大家到监舍外面靠墙边的洗衣台前，开始清洗衣物。这时万里蓝天一片晴空，真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大家边洗衣边相互交谈，谈到高兴处，不时还可听到爽朗的笑声。

再后是挨个理发，轮到廖宗泽进去时，他看到理发室装有大格玻璃窗，雪白的粉墙，油漆的地板，十分清爽，贴墙大镜子前排列有四把铁转，还有电吹风，比外面的理发馆还要好。

下午，新来的战犯集中在俱乐部礼堂听金源所长作报告，他宣布了所里的规章制度，讲了政府对战犯们的希望和要求，也谈了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历史和现在的情况。

1950年7月下旬，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把关押日伪战犯的任务交给了东北名城抚顺，抚顺人民紧急行动起来，把高尔山脚下1936年日本侵略者修建来对关押中国抗日分子的抚顺典狱，改建扩展成规模巨大的日伪战犯管理所。此后，由东北各地以及从苏联伯力监狱引渡到中国的1000多名日本战犯就被关押在这里。

抚顺城东北部高尔山亭上的一副楹联表达了掌握政权后的中国人民的豪情壮志：

到此已穷千里目，

何须更上一层楼。

几年来，随着审判工作的进行，绝大多数日本战犯已被释放回国。剩下的，则是案情复杂尚未审结的，或是态度顽劣不化者。

到所不久，既是中秋节又是国庆节，所里发给每个战犯4个月饼、一包糖果、一些苹果和冻柿子。按北方人的习惯，还在头天夜里包了肉馅饺子，这样的待遇是重庆改造期间从没有过的。狱方要求战犯们自食其力，西南队的人大都不会包饺子，包出来的大小不一，奇形怪状。这时夜里的气温已经降到零下了，饺子包好还不能马上吃，得摆到坝子上露天冻上一夜，据说这样的饺子味道更加鲜美。西南队的战犯们都倍感新奇，第二天清晨大家都吃得小心翼翼，确也吃出来另一种可口的味道。

节日的晚上，俱乐部里张灯结彩、灯火通明，战犯们观看了丰富多彩的文娱节目，歌咏、曲艺、魔术、戏剧无所不有，大都是东北队和管教干部准备的，西南队没有准备，拉歌时被弄得灰头土脸的，最后，还是周养浩自告奋勇上台清唱了一段京剧《打渔杀家》的片段。唱得不地道，却博得了满堂彩。

东北的寒冷，果真是名不虚传，好在锅炉房给每间监舍送来暖气，虽然外面已是冰天雪地，滴水成冰，室内却是暖和如春，夜里放暖气四次，像徐远举这类年岁较轻、身体壮实的战犯，经常热得掀被子。白天外出劳动，穿上厚厚的棉衣棉鞋，戴上大棉帽和手扪子，也还过得去。

国庆节后混合编组，许多老朋友、老袍泽重新聚首，亲热极了。在新编的23组里，廖宗泽就和他的两位老朋友编在了一个小组，一个是在黄埔与他同期、在中共地下四川省委担任军委工作，此后又一起投入国民党阵营，担任过副军长兼郑州警备司令的陈远湘，还有也是黄埔4期同学，曾任成都行辕调查课长、四川省特委会主任的徐昭俊。周养浩也见到了他在军统局里的同事、军事处少将副处长胡屏翰，同组的大多数人，他也很熟悉。

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生活，和重庆时相比，的确要好得多。

国庆节后不几天，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到所参观后，在大坝子上对战犯们讲话：“政府给你们这样好的条件，你们在这里改造是相当不错的。你们过去都是国民党党政军界的头面人物，你们心里清楚，和你们在旧社会搞的监狱比，这里像监狱吗？我说要不是这高墙和岗楼，别人还以为是个大花园哩，把它当成个学校、疗养院也是说得过去的。国家现在并不富裕，在这样的情况下给你们创造出这样好的条件，你们更应当好好改造，千万不要辜负人民对你们的期望。”

罗部长的这番话的确是实事求是的，这里房屋高敞，生活设施完备，花圃、鱼池、绿化带无所不有，在大监舍两侧，新建有可以抽水清洗的厕所和洗衣室。所里有大食堂、俱乐部、大礼堂、露天舞台、两间图书室、六间阅览室。房舍油漆一新。而且所方也很注重文化娱乐生活，图书馆藏有几千册书刊，每个学习小组天天发经《人民日报》和《辽宁日报》各一份，阅览室还有供大家阅读的各种画报、杂志及其他报纸。

在一次所方召开的学习组和组上，主管教育学习的吕科长在谈到战犯们的思想改造存在某些问题的同时，也强调了共产党对战犯生活待遇方面的三保障政策。吕科长说：“我们管理所对你们的教育改造政策是根据党中央毛主席思想改造从严，生活待遇从优的指示精神制订的，对你们实行三保障政策，第一，保障你们的人格不受侮辱，不打，不骂；第二，保障你们的生活，尽可能给你们以相当于一个中农生活水平的主副食待遇；第三，保障你们的健康，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管理所每星期安排一场电影，每逢节日，必有电影，每年春节五天假日内，通常总有两场或三场电影。对于电影，战犯们非常喜欢。每在演出前，大家就当成好消息互相转告：“嗳，有门咧！看见没有，幕布都挂起了！”电影使战犯们变得喜气洋洋，电影给战犯们的精神上带来了莫大的享受和安慰。特别是干了一天紧张的农活，洗一个热水澡，饱饱地吃一顿，再看一场电影，一夜的睡眠也会特别的香甜。

平日的文娱活动，开展得也很丰富，象棋、围棋、克郎球都有。节日期间，还要举行棋类和克郎球比赛，争夺冠军。战犯们还经常排练文艺节目自娱自乐。

春节期间，伙食最好，管教干部们都下到厨房里不声不响地帮厨，所长这几天对炊事员（也是战犯）的要求也特别高，对他们说：过春节，一定要让大家吃好，能不能吃好，就看你们的了。炊事员还预先把春节5天的菜单安排出来，征求大家的提意见尽量满中大多数人的口味。春节期间战犯们吃的猪肉、鱼、鸡、鸭、兔、鸡蛋、冻豆腐、大白菜、大萝卜、小韭菜、土豆、黄豆、洋葱头、芹菜等，大都是从关外运来的。

每逢正月十五，一定给元宵吃，中秋给月饼，端午给粽子（有时也吃糯米饭），另外还发给水果、糖果、花生、瓜子……

平常战犯们的生活水平也比社会上的一般老百姓的好得多。每位战犯月均伙食费20元，病号则可达到24元，每月固定供应所里猪肉鱼、鸡蛋，蔬菜平均每人每天1斤。听管教人员说，战犯们的这种生活标准，抚顺的老百姓起初还很有意见，后经政府向群众解释党和毛主席的改造政策，才得到人民群众的谅解。

后来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生活物资奇缺，管理所的干部们到山上挖野菜充饥，对战犯们的粮食定量却依然不减，照常保证供应。1961年冬天，王科长还率领一批警卫到热河打了几个月的围，给战犯们解决肉食不足的问题。共产党的管教干部们这种崇高的品质作风和人道主义精神，不能不令战犯人感佩与折服。1964年生活好转以后，尚传道就在墙报上写了这样一首诗：

鱼羹肉饭餐餐有，冬棉夏单岁岁鲜。

粉壁绿窗金黄顶，清新住室豁亮轩。

葡萄满架果压枝，茄棉瓜椒蔬菜妍。

漫步亭园多佳丽，战犯生活赛民间。

周养浩在小组讨论会上说：“我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生活，不要说过去我们代表国民党管理的监狱对待共产党的犯人根本不能相比，就是当时老百姓的生活也没有这样好，共产党以德报怨，把战犯当人看待，更使我对自己过去犯下的罪恶极感愧悔。”

更特殊的是每月还发给香烟一条，直到困难时期开始，战犯们从管教干部口中听到毛主席已经戒肉的消息后，全体联名上书，强烈要求放弃了这一特殊待遇。

西南战犯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第二年4月，医务室就发给每人一张《健康检查登记表》，要战犯们把自己的健康状况，按表上规定的项目填写清楚，准备健康大检查。

检查室设有5个房间，分别进行视力、听力测验；口腔、四肢关节、脉搏、腹部和肛门等各部位检查，以及照心电图、血检和大小便化验等等。

在身体各部位检查时，医生们都在表上写下检查结果。

周养浩很想看看表上记了些什么，但一看表上有的项目画上一个或两个十字，有的项目上画了图样和写着潦草的注记，却都看不懂。他很想问个明白，但看到谁也不敢问，他也只好不问了。只记得自己的血压是160/80，体重是145斤，同学们说他的血压和体重都很正常，他非常高兴。

廖宗泽坐在候诊的连椅上，等候医生叫名字时，感到那么闲适自在。那时他已经56岁了，不知道还要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关到哪年哪月？不过眼前的生活还是过得去的，想不到今天还给他们这样的人进行如此细致的健康检查！通过检查，廖宗泽知道自己的健康还过得去，视力却是不行了，如果所方能给自己配上一副眼镜，那就太好了。而且，心里还冒出一个念头，希望医生填注意见时，最好把自己的健康状况列为次等，让所方了解，以后不安排自己干重体力活。

在小组学习会上，廖宗泽把自己的这两种想法都暴露了出来。王科长找他到办公室去谈话，他说：“对于你们劳动的安排，管理所是要考虑到你们的身体状况的。健康检查，主要是为了了解你们的身体情况，有病，便于及时为你们治疗。配眼镜，不成问题，其他组也有学员提出这个要求，所方做了安排。另外，你能在会上公开暴露自己在劳动上存在的避重就轻的思想，是好事。但你必须下定决心，心口如一的老老实实改造……”

过了三天，管理所从外面眼镜公司请来技师，携带验光器械和各式镜片，给许多人验配了老花眼镜和近视眼镜。陈远湘的旧镜片350度，换的新镜片是400度。

廖宗泽第一次戴上眼镜，顿时觉得眼前光亮了许多。

不久，所方又专门从抚顺请来牙科医生，为战犯们治牙，有的作了局部镶补，有的拔掉烂牙，重装假牙。

此后，大批日本战犯获特赦回国，管理所又在7所原关押日本战犯的院子，划出四大间和三小间，设置钢丝床，辟为病房。将那些经过检查，患有严重慢性病的三十余人，收入疗养医治。他们住在那里，不再出工，但也有学习，膳食标准比其他学员高一些，其中一些人，由于在旧社会带来的痼疾怪病，体质差些，得到了更为特殊的照顾。学员若得了重病、急病，医务室不分白天黑夜，不论风雪晴雨，都及时诊治处理。经过急诊抢救，有的就住在疗养室，请外面的医生来所会诊治疗。如果医务室不能医治的，就立刻用汽车送抚顺市立医院。

1964年夏天，廖宗泽患急性肝炎，所方立即把他送到抚顺市立医院，几天后，病情恶化，金源所长和王科长闻讯赶到医院，向医院负责人说：“这是一位特殊的病人，政府希望他能够活下来，你们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抢救他，不惜贵重药品，即使花上一百两黄金，也在所不惜！”

廖宗泽当时就痛哭失声，其他战犯听说此事后，也都感动得老泪纵横……

1964年某日，周养浩正在理发室理发时，突然昏倒，心脏立刻停止跳动，进入休克。金源所长闻讯后立即跑着赶到现场，四十多位干部也前来问讯，所内医生诊断后，又请来外面的医生会诊救治，终于使周养浩转危为安。

后来周养浩含着热泪，写了一份《死去活来心感党》的感谢信贴到了墙报上。

1966年春，犯人单栋，患脑溢血，经抢救无效死亡，遗体运回医务室。金源所长一个人走进太平间，亲自为死者着装，发现死者未系裤带，坚持给他买来一条新皮带系上，让死者穿得整整齐齐，才含泪向死者告别。

战犯们看到金源所长这样对待死者，心情无不激动。

同年夏天，廖宗泽突然便血，血流如注，病情严重，所方当时就派小车把他送到沈阳市医院，请全市最有名的李医生诊治，经过检查，确诊为痔漏出血住院治疗。由于大量失血，身体极度虚弱，除打针吃药外，又进行过几次输血，一日三餐由厨房送来营养饭菜，用鸡蛋和猪肉做的打卤面，热气腾腾味道鲜美，廖宗泽吃得饱也吃得好。等到病情缓解后，又由李医生主刀割掉了他的痔疮，进行了结扎。这些年来，廖宗泽被痔疮折磨得苦不堪言，劳动时常常脱肛，因此一病，却得到了彻底的根治。

廖宗泽出院后回到所里，在学习会上深有感触地说：“我过去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大头子，整天干的就是抓共产党，杀共产党的罪恶勾当，如果换换位置，像廖宗泽这种罪大恶极的家伙，肯定早就一枪给毙了，可共产党不仅没有毙我，还给我输血，给我再生，深恩浩**，令我惭愧啊！用什么样的语言，也表达不完我廖宗泽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

但是，在战犯们的改造过程中，也有因为医护人员的热情细致，反而发生病犯异想天开的怪事。原东北队有一个蒋军少将政工处处长、黄埔4期毕业的饶步烈，由于在患病期间护士对他耐心护理，他竟然以为这个护士爱上了他，就打报告要求与这个护士结婚。为了这件事，王科长多次找饶步烈进行教育，对他说：“我们的医生护士，是本着党对你们的改造政策，听党和毛主席的话，耐心为你们医病护理，并不是对你们中的哪一个人有什么特殊的好感。你们应该感谢党的关怀，老老实实改造思想，你这样胡思乱想，不利于你的改造前途。”

为了避免饶步烈单相思越来越严重，所方随即就把这位护士调走了。可饶步烈仍不死心，还是不断地写报告纠缠不休，状态犹如民间所说的花痴，管理所就送他到沈阳市的精神病院住院检查，住了一段时间，证实他神经正常，才把他接回所内。

即便遇上如此无理纠缠的战犯，所方对于他的疾病，仍然是关心医治。1973年，饶步烈突患急性胃病，所方立刻送他到抚顺市人民医院，由沈阳市的中西名医会诊，不惜贵重药品抢救，但终于不治病死。

医务室的医生无论男女，对战犯们从来都是和颜悦色，耐心医护，尽量避免有任何刺激。有时为了抑救急重病人，女医护人员虽身怀有孕，照样忙碌不停。周养浩等西南战犯初来时，他们大多都很年轻，当周养浩跨出抚顺监狱大门时，他们已经成了中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