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白公馆，同是监狱，可是，国民党把这里变成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人间魔窟，而共产党却并没有挟胜利之威对失败者进行报复，将这批双手沾满鲜血的大魔头们斩尽杀绝，其至施以虐待，而是把这人间魔窟建成了一所能把魔鬼改造成人的学校。

徐远举、周养浩等人被关进白公馆后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一方面是国民党丢下的烂摊子，百废待兴，搞建设需要钱，一方面是刚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和以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仗，更需要投入巨额的军费。但是，人民政府给这批战犯吃的仍然是中灶伙食标准。早上或稀饭馒头、或豆浆包子，中晚一菜一汤，而且每星期还能打一次牙祭，铺的是新褥子，盖的是新被子，天冷了每人还发给厚厚的棉袍。囚犯的伙食标准超过了管理人员，这恐怕在全世界的监狱史上，绝无仅有！

生活本身就是课堂，反差如此强烈的对比不能不让他们中的许多人感慨万千，从中似乎也悟到了一些共产党何以能从国民党手中夺去天下的道理。

自忖必死，总想把自己表现得像党国忠臣的徐远举，虽是白公馆监狱中抵拒改造的典型，但是，他却同样感受到了政府给予犯人关心。

一天，徐远举刮络腮胡子刮伤了脸，因剃刀没有消毒，第二天脸便肿得像判官。医生主动及时地给予治愈。后来他又患肛门蜂窝组织炎，痛苦不堪，无法行走，看守所见病情严重，立即派人把他送到沙坪坝中渡口第二工人医院住院治疗。

1951年8月，随着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结束，白公馆看守所大部在押犯已被判决投入劳改，看守所工作结束，徐远举和王陵基、周养浩等一批未决犯，被转送到市中区中一路四德村看守所关押。

1954年11月1日，西南公安部撤销，四德村看守所移交重庆市公安局预审处，徐远举等人又被移送石板坡看守所关押。

从昆明监狱到重庆四德村拘留所，从白公馆到石板坡看守所，历经五载。徐远举经过党的政策感召，管教干部的耐心帮助，开始配合改造，断断续续、有保留地交代了他的一些罪行，供出了由他布置潜伏的特务和电台。在监狱里，他有时还敢与不坦白罪行的特务作面对面的检举揭发，后来甚至变成了活字典。

1955年春天，一个印度代表团向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参观1939年8月23日到9月5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访华时在重庆的居住地。因年代久远，已不易查找。

负责查找居住地的公安人员到石板坡看守所询问徐远举，徐远举指着一旁的王陵基说：“这事问王芳舟（王陵基字），他应该比我更清楚。”

王陵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连连说：“我不晓得，我不晓得。”

徐远举说：“你怎么会不晓得？尼赫鲁当时住在枇杷山国民党外交部招待所，那地方就在你王公馆（今重庆市博物馆）旁边嘛。”

经进一步寻访当年替尼赫鲁先生抬过滑竿的轿夫和当地保甲长，证实了徐远举提供的当年尼赫鲁先生访华时的居住地确切无误。

1955年12月30日，公安部发出通知，为了加强对各地关押的战犯的管理和教育，以利和平解放台湾，收集撰写近百年历史资料，决定将集中关押尚未判决和已决劳改的战犯。

1956年1月6日，重庆战犯管理机构组建成立，抽调了18名管教干部到原松林坡看守所办公，将整个西南地区各地监狱中已决劳改和尚未判决的国民党战犯，集中关押，除先期转移到这里的原关押在白公馆的未决战犯101名外，再加上成都的14名，云南的15名，贵州的6名，总计136名。

重庆市战犯管理所就设在原中美合作所造时场的一个大院子里（亦就是军统过去的乡下办事处），对外则统称为训练班。房屋粉刷一新，一个房间住四五个人，每人一张单人床，床单、被褥都是新的，每月16块钱的伙食费，每餐都是一荤一素，吃得非常好。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还告诉战犯们，可以在管理所的范围内自由活动，但不能走出这个范围。

管理所的范围相当大，方圆好几公里，既没有围墙也没有铁丝网。其中有一条大道穿过中美合作所，直通歌乐山。解放前，这里是军统的禁区，不允许老百姓通过，而现在这条大道上人来人往，有卖鸡鸭的，卖蛋的，卖菜、鱼、肉的，两边还有小店铺，像集市一样热闹。

战犯们在重庆的几年间，没有出现过一次逃跑事件，这是因为，这批高级战犯，过去大都是带兵打仗的人，思想上总认为军人死也要死得光明磊落，如果作逃兵，在背后挨一枪，那是一种耻辱，另一原因是大家通过这么多年的改造，也明白逃跑是没有用处的，即使跑了出去，也没法游过台湾海峡，只能连累亲友。当然，更重要的是大家都觉得前途有望，根本没有逃跑的必要，唯一的愿望是好好改造，感动共产党，争取早日获得宽大，堂堂正正地跨出牢门。

这年春节后不久，省公安厅王厅长和省劳改局的李局长到杨家山大院子给战犯们作报告，讲国内外形势。王厅长说：“你们这些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人员是集中到这里来加速改造的，你们要好好学习，改造思想。你们这些人虽然过去干过许多坏事，只要改造好了，还是对社会很有用处的。你们在这里，以后不要互叫同改，难友，也不要叫狱号了，彼此就叫同学好了，因为，对你们这些人，我们的政策是不审不判，你们只要改恶从善，人民是会原谅你们的。”

李局长在讲话中则显出很高兴的样子宣布政府将组织战犯们外出参观的决定。

他说：“你们经过几年的学习改造，从书本上学到了一些东西，可是，对于我们国家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却不是很了解，对这些年外面社会的变化也有一些隔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决定组织你们出去到本市一些单位去参观，亲眼看一看，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这对于加强你们的思想改造会有好处。至于参观的日程，另作安排以后再传达……”

外出参观，这对于战犯们简直是意想不到的事情！李副局长讲话刚结束，院坝上顿时活跃起来，每个角落都在议论纷纷，高声谈笑。

廖宗泽说：“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专门到哪里去参观过哩！”

周养浩感慨道：“参观？这简直稀罕！过去我管理监狱，也想出了许多自认为还算不错的点子，可是，从来就没有想到过组织共产党的犯人到外面去参观我连想都不会想到那上面去？”

王陵基笑道：“你真要能想到，那时候又有啥子值得参观的？”

宋希濂说：“常言说得好，人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从今以后，我再也和政府顽抗了。”

徐远举也说：“想不到当了战犯，成了罪人，共产党还会组织我们外出参观！就这一招，不承认还不行，共产党的攻心手段，的确比我们厉害多啦！”

王陵基赶紧道：“徐远举，你又打胡乱说了。”

徐远举一拍自己光秃秃的大脑门：“对，对，攻心是我们那时的说法，应该说改造犯人的方式方法比我们国民党厉害多了。”

你一句，我一句，院坝上到处洋溢着神往而期待的喜悦与欢笑，大家都巴不得能马上就出去。嘴上说着不违规的话，而大多数人心里想的却是：“关了这么多年不审不判不放人，闷得慌，能够出去走一趟，也可以舒烦解闷，看共产党究竟有啥子值得炫耀的，如果真是比国民党搞得好，我们就认输。”

不过，像徐远举、周养浩、廖宗泽等人回到监舍后又悄悄议论，担心他们这类对重庆人民犯下大罪的角色，恐怕走到哪里都令人注目，工人、农民会围上来像参观动物一样地围观他们，给他们怒眼冷眼，甚至找他们偿还血债，那滋味可不好受。

这样的议论很快便反映到管教人员那里去了。第三天，李局长又来管理所给大家布置参观的日程，同时针对部分战犯的顾虑，指出，必须端正对参观的态度。他说：“有些犯人担心自己过去对重庆人民欠下了血债，到了外面人民群众会抓住他们报仇。你们应当明白，参观既然是政府布置你们去的，对于参观的单位自然是先有联系和安排，对群众会做解释，群众虽然对你们有深仇大恨，但他们听政府的话，不会为难你们的。”李局长最后强调：“对于有这种担心的犯人来说，那倒确是应当抱定对人民真诚认罪的心情，抱定学习改造的态度，这样才会有收获。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用游山玩水、欣赏取乐的态度去闲逛，那就不会有收获，也就失掉了政府布置参观的的意义了……”

跨出牢门，展现在战犯们眼前的是一个令他们瞠目结舌的崭新的世界！

他们每天的参观新鲜而又充实，在重钢、重电、火车站、都邮街百货公司、金刚坡农业生产合作社、西南师范学院、重庆医学院、人民大会堂、大田湾体育场、枇杷山博物馆（王陵基过去的公馆）、劳动人民文化宫，共产党仅用了短短六年的时间，便神奇般地在一片废墟上建设起一个美丽的家园。国家建设蒸蒸日上，人民生活安居乐业，这样的对比，对于战犯们思想上的震撼是难以用语言准确描述的。就算他们对共产党的理论教化可以阳奉阴违，但是，当他们站到人民大会堂前的广场上，仰望着那海市蜃楼般富丽堂皇高低错落的巍峨建筑群；当他们站到人民体育场的足球场中，环顾着正在施工建设的据说能容纳八万人的观众席时，许多战犯都情不自禁地掉下了眼泪……

王陵基感慨地说：“那时我们这些当大军阀的，整天忙的是壮大军队，争权夺利抢地盘，想的是怎样把老百姓的钱弄到自己荷包里来，就算偶尔做一点实事，像修条公啊，建座楼啊，也是为了收买民心，塑造自己的个人形象。像这样大规模的建设，要花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哟，哪里敢想？”

在大花园一般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徐远举看到四处悠闲游玩的均是普通百姓后也忍不住感叹道：“重庆这地方，多年来是四川军阀们的老窝，抗战时又做过陪都，以前像样一点的建筑大都是高官巨贾的公馆华宅，像范庄、李家花园（今鹅岭公园）从来没有见过为人民作公共使用的大型建筑。看了眼前这些事实，不能不让我佩服共产党一切为人民，做起事来有雄心，有魄力！这一点，国民党的确比不了！”

而这次参观的过程中最受刺激的，则是廖宗泽。

那是在大渡口重庆钢铁厂发生的一件事。

来到重钢，廖宗泽的心情自然比其他的战犯要复杂得多。他太了解重钢的历史，在国民党时代，它名义上属于资源委员会主办，实际上是CC系头子陈果夫、陈立夫所掌握。而在重庆临近解放前夕，正是他派出200多名武装特务，准备将高炉、平炉、轧钢机、电厂和锅炉房等全部炸毁。在隆隆的爆炸声中，重庆地下党组织工人护厂，与特务们展开了搏斗，该厂工程师简治国率先冲进车间，在搬运炸药时炸药爆炸，被炸得粉身碎骨。在这次扶石斗争中，重钢有32名工人英勇牺牲。

参观结束，就在战犯已经登车准备离去时，重钢的领导突然把参观团团长叫下车去，站到一边低声说了一会儿话。少顷，团长对着几辆大客车高声喊道：“大家下车来，我们临时增加一个活动。”

随即，战犯们被带进了礼堂。每个战犯的心里都在暗自猜测：“都已经上车了又被叫回来，会有什么事呢？”

这时，团长和重钢的领导们把一位身穿劳保工装一脸稚气的年轻小伙子请到台上主席台正中位置坐下，然后，由团长向大家宣布开会，并介绍说：“我们临时开一个短会，今天在这个会上要给你们讲话的是重刚的一位普通工人。但是，他要给你们讲的却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这件事，对于你们每一个人都很有教育意义，大家要认真听，回去后还要当作重点来讨论。”

小伙子开口了，他的声音清清爽爽——原来，他是简治国烈士的儿子。

“我今年17岁，我是为了继承我父亲的遗志进厂当工人的。6年前，我才11岁的时候，我还能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傍晚，我们一家人吃过晚饭后，我那在重钢当工程师的爸爸对妈妈说：‘这两天国民党特务很可能要采取行动，我得去厂里和护厂队的人待在一起。’爸爸出门时，还把我抱起来，亲了亲我的脸蛋，然后就走了，我哪里会想到，我的爸爸就这样一去不再回来了！就在那天晚上，爸爸和厂里的30多位工人叔叔为了保护这座工厂，被国民党特务们安放的炸药给炸死了！听到这消息，妈妈当时就昏倒了，我抱着不省人事的妈妈大哭。等到妈妈醒来后，我们一家人马上赶去了工厂，我们看到地上摆满了用白布裹好的尸体，那些白布上全都被染得血糊糊的。可是，护厂队的叔叔们不让我们走拢去，不让我看爸爸。后来我们才知道，爸爸已经被炸得稀烂，怪不忍睹……”

说到这里，小伙子已经是泪流满面。

“在为爸爸和牺牲的叔叔们召开的追悼会上，妈妈含着悲痛的热泪对我说：‘孩子，你要永远记住，你爸爸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你长大后，要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为你爸爸报仇！’从那时候起，我就恨透了国民党反动派，立志要为爸爸报仇。一定要找到杀害我爸爸的人讨还血债！我找呀，找呀，总想着有一天能找到那些坏蛋，为我爸爸报仇雪恨！万万没有想到，杀害我爸爸的凶手今天竟然到我们的工厂参观来了，当领导告诉我你们的身份后，我不由得火冒三丈，眼前的你们，就是杀害我爸爸的大刽子手，就是我不共戴天的大仇人，我好恨你们呐！恨不得咬死你们。可是，领导偏偏要我来和你们说说话，帮助你们改造。我不干，我哭了。可领导说：阶级恨，血泪仇，我们当然永远不能忘记，但不能想着为自己一个人报仇。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受害者，何止千千万万，我们干革命是为了推翻反动统治，而不是为了消灭反动派的每一个人，消灭个人是没有用的，而是要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这是共产党的政策。我是党革命烈士的儿子，是党培养成人的，党叫干啥我就干啥，你们虽然是党和人民的敌人，共产党仍然不杀你们，还要把你们改造成社会主义的新人，在党的政策面前，我个人的仇恨再大也只能放到一边。可是你们要清楚啊，党对你们宽大得真是没有边了，要是依得我们受害者家属的意见，早就应该把你们这些大特务头子碎尸万段了，如果你们还不认真改造，我们这些受害者家属不会饶恕你们，全国人民也决不会饶恕你们的！”

这时只听台下“咚”的一声响，所有的目光霎时全都凝聚到一个人身上。那是廖宗泽，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主席台下，双膝触地，起伏着身子连连磕头，泪流满面地喊道：

“简同志，我就是杀害你爸爸的大坏蛋啊！简同志……啊啊啊……我对不起你啊！”

那一刻，许多战犯站了起来，全场陡然响起一片哭声和喊叫声。

“我也有罪，我也要向受害人请罪！”

“我们要坚决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简同志，我虽然没有杀害你爸爸，可我杀害过其他的共产党员，我也是凶手啊！”

周养浩也站了起来，满泪满面地吼道：“我过去打了埋伏，从现在起，我诚恳地向人民认罪，回去后一定老实彻底地交代罪行！”

徐远举没有喊叫，但是，他同样是泪流满面，深深地埋下头，身子像充上强大电流的一台破马达，不停地地颤抖着……

战犯们参观结束后，精神面貌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连徐远举这样的铁杆抗改造分子也都开始主动向政府坦白自己的罪恶，甚至还强烈地要求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通过劳动实践来转变自己的立场。可是，没过多久，徐远举与王陵基却不得不离开了造时场。而迫使管理所把他们转移他处的原因却带有一点黑色幽默的意味。重庆战犯管理所从外面看完全像一个什么机关单位，根本看不出这里住的都是战犯。特别是当地的老百姓，都以为这里是所学校或是训练班。因为他们每天见到的是买进许许多多的鸡蛋、鱼肉、蔬菜，从这里走出去的全都是些穿着整整齐齐的蓝制服的人，于是认定这里是个好地方，都想进来。

有一次，沈醉正和廖宗泽正在院外散步，一群老百姓围住他俩说：“喂，同志，让我们也进去学学吧。”

沈醉心里好笑，用手指了指院门外的一个工作人员，回答说：“我们可管不着，你去问他吧。”

这帮人马上蜂拥上前，围住那个工作人员，七嘴八舌地要求进去学习。

工作人员说：“不行，这地方不是谁都能进来的，你们不够条件。”

老百姓一片声嚷：“要什么条件？你快说说，我们也好争取嘛！”

工作人员乐不可支，说：“我看你们一辈子也争取不上。”

几个年轻人听了不高兴，说：“你也太看不起人了，我们为啥子就一辈子都争取不上呢？”

工作人员让他们缠得不耐烦了，大声说：“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你们快点走吧！”

王陵基、徐远举等人正在院子里散步，听见外边争吵，都走出来看出了什么事。没想这里面有人过去见过徐远举和王陵基等人的，一见他们，才恍然大悟地嚷道：“原是是这样的学校啊，别说我们一辈子争取不上，二辈子也没机会了！”其他的人明白后也都说：“和这些人在一些学习，会吓死我的！”

就这样一个误会，王陵基，徐远举在造时场大院的消息很快便传了出去。王陵基过去在四川当了几十年大军阀，死在他手里的人无数，徐远举则是重庆“11·27”大屠杀的大刽子手，许多受害者的家属知道他们关在造时场后，纷纷写信来，要求向他们讨还血债，甚而还邀约着赶到造时场，要当面找他们算账，给管理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所以，一个月后，就把王陵基和徐远举转到北京去了。

在造时场管理所，整个大西南的战犯集中在一起，少数已经判刑，大多没有经过正式的审讯，没有判决。彼此互相一打听，才知道有的已经判了几年，几时刑满，没审没判的就觉得还是判了的好，给个明白就有了盼头。在学习时，这种强烈的情绪便表现了出来。

一位刚调来的管教人员听了战犯们的牢骚，不太冷静地冲口而出：“你们觉得没判刑的就没有指望，我倒认为不判相反还好一些。你们都是战犯，不是一般的犯人，哪一个不是血债累累！我要是法官，依你们的罪恶，肯定判你们个死刑。如果你们都知道自己被判了死刑，又会怎么想？那时还有指望么？”

这番话，立即在战犯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恐慌。

一天晚上，重庆市公安局七处刘处长到白公馆召集全体在押犯开会，他讲了国内外形势后说：“大家应该把精力集中到认真改造自己的思想上，不要过多考虑自己会判什么罪，听说你们个个都估计自己会被判处死刑。我们有的管教人员也从个人情绪出发，说你们该判死刑，我说算了，不判你们的死刑，判一个死缓，那又怎么样呢？你们就睡得着觉了么？你说我说，都是嘴上说说，还得等法院的正式宣判为准。而且，我还可以给大家透一个风，为啥对你们中的大多数人迟迟未判，这就是给你们一个机会，交罪认罪的态度、是否有立功表现，改造中的情况，都是将来判决时法庭要考虑的因素。”

刘处长的讲话如同定心丸，马上又使很多人的思想情绪稳定了下来。

建国初期，因恢复生产、土地改革和朝鲜战争等原因，研究制定处理国民党战犯的方案一直未有出台。1953年下半年，西安市公安局向中央公安部提出了关于处死3名国民党被俘将军的报告。罗瑞卿部长在报告上批示：“不杀为好，杀了是可惜的人物。”后将报告呈报中央。党中央接到这个报告后，研究了处理国民党战犯的决定，并下达了相关的指示。其内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调查分散关押在全国的国民党俘虏数量。

第二，成立以罗瑞卿公安部长为首的“五人小组”，审查各地报上的报告。

第三，听取民主人士的意见，争取战犯。

第四，不审讯，不审判，集中起来，改造他们。

“五人小组”审查各地报告之后，初步确定了926名战犯，其中有72名中将、388名少将，校级276名，省党部书记27名，省主席和厅长46名，情报系统处长以上117名。

从1956年1月开始，分散在全国的国民党战犯向北京、济南、西安、内蒙古、抚顺等监狱集中。是年下半年开始，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来自东北三省、南京、武汉、北京、四川等地的战犯，共计350人，大部分为少将以上。为了便于管理，各监狱的管教科长在战犯移交到抚顺管理所的同时，也调任到抚顺管理所。

1956年9月，已经在重庆关押了7年的廖宗泽、周养浩等44名战犯被转移去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

所长宣布了政府的决定和转移名单之后，照例又是分组学习讨论，打通思想。这是共产党一贯的做法，让战犯们随时都要认识到自己是人民的罪人，应该服从政府的安排，不论到哪里，同样要安心改造。明白了道理，并不等于思想感情就已经完全解决，战犯们踊跃发言表态，拥护政府的决定，到了东北照样认真改造，而心里都在敲小鼓：想到坐监已近7年，法律不判，把人悬在半空中，上下不着地，如今正是凉秋9月，塞外草衰时候，大家又要远迁异省去听牧马悲鸣了。苏联从沙皇时代到红色布尔什维克都是把犯人流放到西伯利亚，中国历朝历代则把蛮荒的云南和贵州当作了流放地，而这批从西南各地被集中起来的战犯大都认为到东北无异于流放，而与其流放到寒冷的东北，倒不如流放去云南、贵州的好。可命运却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一切都只能听天由命！

想到这些，战犯们就觉得心里凉飕飕的，感到前途茫茫，所长说东北监狱里的条件比重庆好，同样是坐监，有什么区别？又觉得在重庆监狱了这么些年，和管教干部们都混熟了，放不放也安心些，到了东北，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面孔，不知又是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