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公馆脱险志士罗广斌为撰写反映白公馆、渣滓洞被囚同志们的事迹史料，来到白公馆向徐远举调查情况。这一天是1951年的11月27日，时间的选择显然是有着特殊的意义的。当身穿黑色棉袍、光着脑袋、有着宽宽的额头和两只虎眼的徐远举被武装看守带进白公馆监狱的审讯室时，一眼便看到了坐在办公桌后面身穿黄色棉制报的罗广斌。

对罗广斌，徐远举当然是认识的。而此时更刺激他的是，两年前的一天，他来白公馆审民革头子杨其昌、尹子勤的案子，审完后顺便把罗广斌也叫来劝了他一番。地点恰恰也就在这间办公室里。只不过，唯一不同的是今天他们彼此互换了位置。

徐远举一看清楚是罗广斌，马上故意非常夸张地弯腰向他行了个90度的鞠躬礼，说道：“鄙人徐远举，罪孽深重。”随后好像马上又恢复了当年的将军威风，直起腰杆用虎眼逼视着罗广斌傲气十足地说，“不过，罗广斌，你今天能活着坐在这里，还得感谢你哥哥，要不是看在罗广文的面子上，你肯定今天不会出现在我的面前。”

的确如此，徐远举未杀罗广斌，是因为他哥哥罗广文的缘故。

《国际歌》中的第一句歌词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而在白公馆、渣滓洞监狱被关押的一些革命者，他们并不属于饥寒交迫的奴隶，而是出身于相当富有相当有权势的家庭。但是，他们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革命这条道路。罗广斌同志与前面已经介绍过的刘国志就是其中的典型。

抗战时期（1938年6月）为了躲避空袭，罗广斌随全家来到川西小县城洪雅读初中。或许是因为在城市生活得久，比较早熟，这一年（一九四0年），刚满十五岁的罗广斌便和一个出身贫民家庭但长得清丽脱俗的女同学恋爱上了。而且一见钟情、一往情深，深深地坠入爱河而不能自拔。罗广斌自小在家中为所欲为，以为父母很爱自己，对自己的所爱之人，父母一定不会反对的。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他把这事告诉父母后，家里人却一致坚决反对，唯一的理由便是对方太穷，和罗家不能门当户对。母亲还说：“就是家里答应了，别人也要说闲话，说我们罗家没有家教，影响家声。”

第一次，罗广斌才开始看清楚了封建家庭社会的恶毒，对年轻人的专横、控制和压迫。他当然不会屈服于家庭的压力作罢，继续和那女同学保持往来。

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令父母暴跳如雷，一怒之下，书也不让他读了，把他关在家中，进行囚徒式的管制。三年多不准他和那姑娘来往和通信。在被软禁期间，罗广斌开始对封建家庭和社会有了新的看法，经常处在极端不满和抗拒的愤恨情绪之中，甚至有一次还和父亲闹翻打起架来。他一心想离开家庭，脱离封建社会的控制。

罗广斌在自传中写道：“1944年，得到在联大念书的马识途同志（地下党员）的帮助，离开了家庭到昆明联大附中读书，那时心中充满了获得自由和光明的喜悦。很快地在许多同志的影响帮助下，自己也得到了一些进步和新的认识，终于在1945年7月由马识途同志介绍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民青社。分析自己参加革命的动机，主要是要求在封建家庭中求得个人和个性的解放，能够自由恋爱，后来在若干次斗争锻炼下，思想认识才逐渐得到改造。”

1948年9月10日，叛徒刘国定、冉益智供出罗广斌是共产党员。

紧跟着特务又从邮检侦控中获悉罗广斌已经回到成都家中。

徐远举投鼠忌器，因罗广斌的哥哥罗广文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先是蒋介石嫡系陈诚部下师长、军长，后又任过14军军长、第6兵团司令，1947年又在重庆任司令训练十万新兵、后改为15兵团任司令官，在国民党军队中是实力派重要人物。

徐远举于是将罗广文请到二处，客客气气地与之商谈。

罗广文表示：“我这个兄弟实在太不像话，你可以把他弄来吓唬一下，帮我好好管教管教，他现在成都家中。”并告诉了成都家的地址。徐远举得到罗广文这样的表态，立即派侦防处行动科长左志良率一批特务到成都，会同正在成都的二处情报工作组上校组长唐友德，成都稽查处特务配合行动。9月13日早晨，特务化装成由重庆来的送信人，到金河街柿子巷七号罗公馆将罗广斌诱捕，押回重庆始而渣滓洞、继后白公馆关押。因为哥哥罗广文的关系，故而特务机关十分希望罗广斌能够成为“改邪归正”的典型。原国民党罗广文部二处（情报处）少将处长、起义将领林茂（现四川省荣县政协常委），1998年应厉华之邀来到歌乐山烈士陵园协助整理资料。由于他一直是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情报工作的，与徐远举的西南长官公署二处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在帮助罗广文营救罗广斌的活动中起了不小的作用。3月1日，这位老人在馆长办公室里向厉华详细地介绍了他与罗广文、徐远举、杨元森的情况，也谈了他营救罗广斌的经过。

1948年，林茂由西南长官公署调到罗广文部任处长。9月的一次饭后，一处处长刘牧虎请林茂喝茶时希望林茂能够帮罗司令长官一个忙，刘牧虎说：‘罗司令长官有个兄弟被徐远举给抓了，你是从长官公署调过来的，和徐远举很熟，能不能帮忙通融一下，不要给杀了。’随后，机要秘书方勉耕、政工处长谷若虚也先后请林茂喝茶，要求林茂去向徐远举说情，希望看在罗司令长官的份上，对这个共产党能够特殊处理。林茂为了能够得到罗司令长官的信任，答应帮忙，并表示一定争取把罗广斌保出来。11月在一次宴会结束后，林茂找到了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副处长杨元森，要求他在徐远举面前活动。第一做到不杀，第二能够尽早释放。杨元森把林茂的请求报告给了徐远举，考虑到罗广文的面子，徐远举答应先不杀。

1949年3月，林茂应徐远举之请，到歌乐山下的乡下办事处参加应变会议，会后在与杨元森、渣滓洞看守所所所长李磊等打麻将时，林茂再一次向杨元森提出了罗广斌的问题。第二天，杨元森告诉林茂说：“徐处长说他没有忘记这个事，他会酌情办理的。”同年八月，徐远举、杨元森、林茂在一次公务后徐远举请林茂吃饭，席间，林茂对徐远举说：“罗司令长官的弟弟罗广斌的事情，茂林哥（杨元森字）早已向处座谈过了，我今天还要向处座当面请求一下，务必请您关照，早些把罗广斌放出来。”徐远举回答说：“你回去告诉罗司令长官，请他放心，我会相机行事的。”

1949年11月27日下午，林茂为了取得与罗广文司令部的联系，到长官公署利用通讯设备。徐远举见到林茂后说：“重庆已经保不住了，渣滓洞、白公馆的犯人今天全部要处决掉，我现在把罗广斌提出来交给你，希望你亲自把他交给罗司令长官。”林茂则说：“我现在只带了两个警卫在身边，又还没有找到罗司令长官，事情还多得很，实在难完成这个任务。等我找到了罗司令长官再说吧。”徐远举见状只好说：“你实在办不到，我就自己处理好了。”

林茂最后对厉华说：“在大屠杀的时候，徐远举是怎样处理那些有特殊关系的政治犯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那就是徐远举要利用他手中的这些人质，使罗广文这样的人物为了国民党效命到底，他不杀罗广斌，可又迟迟不放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大屠杀开始前夕，难友们都知道自己活着出去的可能性很小，但他们没有悲伤，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到的是执政党的未来。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已经成立，狱中党组织决定，打破所有的界限，互相讨论情况，总结经验，尤其重要的是，务必使我们已经成为执政的党，记住地下党工作中的重大失误造成的惨痛教训。

当时，大家都认为罗广斌有着一个当大军阀哥哥的关系极有可能活着出去，除此之外还有刘国志，因为他也出身豪门巨富，家里又在不惜金钱对他进行营救，出去的希望很大，所以很多讨论的情况都向他俩集中。“11·27”大屠杀时，刘国志不幸牺牲，罗广斌在白公馆策反成功，组织19人越狱脱险。越狱成功后，罗广斌一直将自己关在家里，奋笔疾书，写下了两万多字的《关于重庆党组织被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这份报告的第7部分是狱中同志的意见，狱中革命者对未来执政党的8条意见，是革命先烈生命的最后一刻血与泪的嘱托。这8条意见是：

1、防止领导成员腐败；

2、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3、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4、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5、切勿轻视敌人；

6、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7、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8、惩办叛徒特务。

“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是8条意见的核心。对此，罗广斌用了大量的笔墨来加以阐述。这8条意见包含着革命烈士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对执政党的殷切希望！这8条意见同样是我们今天改革开放中，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不可不记取的血与泪的嘱托。

“切勿轻视敌人和严格进行整党整风”，主要是针对党内领导同志工作中的某些失误。如地下党工运书记许建业未严格依照地下工作的原则办事，仅因个人的疏忽大意便导致17名工人党员被捕，6人牺牲。狱中难友们评价许建业是：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贯长虹。罗广斌也怀着对许建业深深的崇敬之情，以许建业的英勇事迹为主塑造了小说《红岩》中许云峰的光辉形象。我们今天谈出许建业工作上的粗心和在狱中的失误，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个坚定的工运动领导人和革命烈士的形象，相反，从历史的教训中我们更能够深刻地认识到执政党纪律的重要性和整党整风的必要性。联系到如今正在开展的三讲活动，烈士和脱险志士们的诤诤之言，不是更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吗？

现在，我们要谈到罗广斌的死了。众所周知，罗广斌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的，可是，他的死，却成了一个无人能释的谜。“文革”中被打死、斗死、关死，折磨而死，自杀而死，以及不明不白地失踪，到底有多少人呢？领导文革运动的人说，就是要造成这样的红色恐怖！《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杀气腾腾的社论，就是由“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写来登在《人民日报》上的。这一“扫”，仅当时的西南局，死的局处级以上的干部就有16人，其中高层领导的书记、部长、主任级干部就有六七个。然而副统帅林彪却在“文革”初期动员时说：“革命总是要死人的，一个大的战役死他几千上万人，根本就算不得什么”，那意思自然是说，像“文革”这样的大革命，死他几千几万，总是难免的。

罗文斌便是在这样一场全民族的大灾难中不明不白死去的。像这样一个无论是在监狱中还是在和平年代均为党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人来说，能有什么问题呢？他不过是重庆市文联的一个专业作家，没有当权，他写的小说《红岩》是革命的书，是领导和群众都公认了的，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也沾不上边。然而他确确实实是被造反派抓了起来，并且被活活给整死的。

罗广斌怎么死的？至今不明不白。他死得真冤。然而他死之后，手握权杖的江青还要诬陷他一笔，江青在一九六七年的所谓“3·15”讲话中，血口喷人，“说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的，全烂掉了”。这自然也就包括了罗广斌。不仅如此，江青还在讲话中有意地点了罗广斌的名，说罗广斌是国民党大军阀罗广文的弟弟，难道国民党大军阀的弟弟就必然是坏人了。

江青为什么要诬蔑罗广斌？为什么会对罗文斌怀恨在心？据罗广斌从事地下工作时的顶头上级、写《红岩》时的好老师、当时任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的马识途回忆，早在60年代中期，江青把罗广斌通知到北京去，和江曾祺等作家一起，研究写《红岩》京剧剧本。江青看过小说《红岩》，知道书中有一个万民敬仰的著名烈士江姐，于是异想天开，授意罗广斌他们修改《红岩》时，要把江姐的形象按照江青的模样来写。这当然是一个十分荒唐的妄想。罗广斌汪曾祺等人在当时炙手可热的江青的压力下，自是非常难办。当时罗广斌曾给马识途写信，说到这事，他们不能同意，可又没法拒绝，表示非常为难，后来支吾：“回来再研究。”实际上就是推脱了。江青的奸谋不售，自然是痛恨罗广斌汪曾祺等人了。所以“文革”一开始，罗广斌被整死后，她还不忘记诬陷他几句，好像他是死有余辜似的。但是罗广斌是怎么死的，当时自没有人敢去过问，只说是罗广斌畏罪跳楼自杀。就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全国正在平反冤狱，罗广斌的冤狱自然应该平反，然而拖了好几年，没有结果。是一些朋友联名为他向高层申诉，才正式为他平了反。然而他到底是怎么死的，一直讳莫如深，只给他下了个被迫害而死的结论。于是罗广斌这个冤案便这么不明不白地收了场。到底他杀而死还是自杀而亡，至今没有结论，真可说是冤沉海底！

马识途回忆，每次他和罗广斌的爱人胡蜀兴一说到这事，胡蜀兴对此都非常愤慨，她认为说罗广斌是自杀而死，实在没有根据。她说，罗广斌被造反派抓走后，她一直不知道半点音讯，在罗广斌死的前一天，有人送来一张罗广斌亲笔写的条子，条子上说，他一切还好，要她带钱和粮票去。看样子他是准备和造反派斗争下去的，哪有一点自杀的迹象呢？而且他平生没有做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他为什么要寻此短见呢？

罗广斌和马老相交几十年，他的性格、品德、为人，马老是清楚的。他在自忖必死的白公馆监狱里，还总是那么乐观豁达，现在不过是造反派抓了他，他凭什么要自杀？

而据胡蜀兴说，罗广斌死了后，有人来通知她。说罗广斌跳楼自杀，马上要送火葬场，叫她去看一下。胡蜀兴仿佛遭了雷击，泪流满面地匆匆随人来人赶去。奇怪的是，只叫她在远远的地方看一下，却不准她走拢去。她看到罗广斌的头上有一个大裂口，惨不忍睹。她要求在没有检验尸体，作出结论前，不能送火葬场火化，但是根本不听她的，也不让她跟去，便匆匆地送到火葬场去火化了。这么多的疑点，在平反时应该引起是他杀的可能性来加以考虑，弄他个水落石出，然而没有，这就更叫人奇怪，而且马老认为，如果罗广斌是跳楼自杀的，一般应该是腿脚首先触地（据公安机关验尸人员说，跳楼、跳岩自杀的人大至如此），而胡蜀兴看见的却是头触地引起的颅脑破裂。倒可以使人怀疑有这样的可能性，是有人强制把他从窗口掷下，头先触地而死的。

马老对胡蜀兴说，这些如果都只算猜测，不足为凭，那么当时抓罗广斌的那一派造反组织的头头，后来在查这个案子时，总是可以找到的吧，他总有义务说出，当时派去执行抓捕罗广斌和看守罗广斌的人吧？只要找到执行抓捕他看守他的几个人，总可以叫他们交代出是谁指使他们去抓捕罗广斌的，抓到以后又是如何对待他的，这样，罗广斌致死的全部过程就可以弄清楚，这一下不就是真相大白了吗？然而似乎没有这么作，或者作了没有得到结果。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不是容易引发人们的怀疑吗？现在事过几十年，人事变动也很大，罗广斌的爱人和他的老朋友们都年迈体衰，没有精力过问，也没有多少人有兴趣去追索，《红岩》的主要作者罗广斌的神秘之死，大概也只有永远地神秘下去了。好在罗广斌在死去十多年后，总算得到盖棺定论。1979年11月16日的《重庆日报》登载：“著名长篇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在本市举行。胡耀邦同志以及文化部、全国文联、共青团中央等送了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