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生活开始了，一切都很陌生，一切都得从头学起。这里现成的监狱，有高墙、有铁窗、墙上还有“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宁静忍耐，勿怨勿悔”等等攻心标语，但是，这一切都是过去徐远举大权在握时他的部下们搞的，共产党只不过捡了个便宜，照原样儿拿来对付他们了。

不同的是，共产党的管教人员不仅不打骂犯人，也不要学员们向他们立正、敬礼，拉屎撒尿也不要他们在门边喊报告。有时他们蹲在院坝上抽烟或吃饭，见学员走过，他们还会喊着你蹲下闲拉一阵，问学员的经历，或是家庭情况，向学员介绍共产党的政策，谈思想改造。学习，没有设专门的教员，也不发课本，主要任务是各人写反省自传。此外就是选读报刊社论，学习时事，讨论座谈，讲认识体会。有时也听管教干部上大课，讲一些改造的道理。生活上，犯人们自己到厨房抬饭菜，回小组分吃，自己打扫室内外以及院坝、厕所里的卫生。每天晚饭后自由活动，有的打百分，或围在一块摆龙门阵，有时也到坝子上集合唱歌。尽管如此，犯人们大都还是怀着无可奈何的暗淡情绪，内心里暗自抱屈，埋怨共产党对垮台的国民党人处理太严。

王陵基就在晚上摆龙门阵时对徐远举、周养浩、沈醉等人说：“过去改朝换代，垮台的官员可以当平民，作寓公。今天我们求作一个平民而不可得，连个搞勤务的副官也不能带在身边，整天就是关起来改造学习，还不知道将来会怎样处置我们哩？”

每个星期六的上午，要例行召开一次生活检讨会，让每人自己检查近段时间说了哪些错话，做了哪些错事，包括自己头脑里有哪些错误思想、看法，自己批判认识，保证今后改正。如果自己不老实交代，别人则可以检举。检举者有功，隐瞒者加罪。在这样的会上，犯人们都说自己通过近期的学习，自己又懂得了什么道理，找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来检讨，但心里真实的抗拒情绪，却深藏不露。

犯人们私下称这样的检讨会叫作倒脏水。

在1951年2月23日的检讨会记录上，记载着徐远举的发言：“来到白公馆后一开始吃大桶饭菜，我很不习惯，既不好意思，又怕不卫生，通过学习，我才认识到这种思想还是过去当反动派头子时爱讲排场的习惯未改，我保证今后一定改正。”

1951年的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纪念日，狱方号召犯人写诗撰文，在墙报上出纪念专刊，善写旧诗的沈醉偏偏写了一首题为《我的忏悔》的新体散文诗，其中有这么几句：“我们，有的明明是贪得无厌、凶残狠毒的豺狼，却偏偏给自己披上民意代表的外衣，我们，有的在人前装着善良无害，尽说悦耳的好话，却天天在干吃人血肉，卖国求荣的勾当！看今天，太阳升起，升起在东方，光芒万丈！革命烈火，要烧尽一切妖魔鬼怪，魑魅魍魉！”

徐远举仰着头边看，边用左手揉着下巴，脸上挂满了轻蔑的神色，突然他轻声而愤然地说道：“我看沈麻子现在还想吃人血肉，还在继续干卖国求荣的事情嘛。”

此话一出，犯人们大惊！

在检讨会上，有人将此事揭发了出来，徐远举马上成了重点批判的对象。可是，他表面上认错，背地里却在犯人们面前做出一副党国忠臣的样子，连王陵基也不得不劝他人在矮檐下，不要自找苦头吃。

来到白公馆后最初一段时间里，犯人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写反省自传。对这批国民党的大人物来说，反省自己的历史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过去，人和人的道德准则是隐恶扬善、不揭人之所短，而今天则要完全反过来，要自己揭自己的短，自己不揭，别人知道的也可以揭。开始大家都非常反感，觉得共产党这种做法太没有人情味。

徐远举甚至说：“共产党是用以毒攻毒的办法来整我们。”

一次，预审员找徐远举核对审讯笔录，徐远举自作聪明，认定是公审处决的日子临头了，整日茶饭不进，等待公审处决。当天晚上，他两次从噩梦中惊醒，一次梦见自己五花大绑在群众大会上被宣布死刑，在被押出会场时，一大群共产党的犯人举起拳头直朝他头顶打来；一次梦见背插斩标，被押往五灵观阅兵场，解放军对准他的脑袋叭的就是一枪。惊醒后他一身冷汗，呆坐在铺上。

第二天，白公馆一切生活照旧。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10天过去，徐远举暗地里咒骂自己是个庸人。

谁也不会想到，34年后，沈醉居然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重返山城重庆。

1984年，长影计划拍摄一部资料片，其中之一是沈醉的《旧地重游》，而重庆，自然成为这次活动中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这部资料片由曾导过故事片《创业》等片的著名的导演华克同志担任编导工作。

这年中秋前后，一个消息传遍了福州新闻界，两个宿仇深怨的新闻人物将在榕城见面，一位是曾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监狱中的阶下囚，当时任中共贵州省顾部委员会委员的韩子栋，一位是曾经专门捕杀革命者的大特务、国统局戴老板跟前的大红人、现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沈醉。可是事不凑巧，就在启程前几天，沈醉突患感冒，身体不适，未能如愿。沈写信对韩老说：“来日方长，后会有期，一定要去贵州当面谢罪。”

沈醉此次风尘仆仆到达重庆，下榻烈士陵园附近的外语学院外国专家招待所。到达的第一天就拍加急电报给韩老，告诉他自己准备赴贵阳拜访，不料几天后韩老却从广州发来了回电：“我来重庆看你……”。原来韩老正在广州，决定乘飞机到重庆与沈醉见面。

韩子栋就是小说《红岩》中的人物华子良。

韩子栋，原名韩国桢，山东阳谷人，一九0八年出生，一九三二年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时参加革命，一九三三年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九·一八”事变后，韩子栋进入中国大学经济系读书，他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组织的各种抗日活动，并在地下党领导的《春秋书店》工作。一九三三年，他加入了地下党组织，秘密活动中的出色表现以及他在矿区有过对敌斗争的丰富经验，党组织要他打入到国民党蓝衣社（即复兴社，军统的前身）内部做情报工作，并建立发展情报网。韩子栋在极其复杂的和十分艰难危险的环境里，出色地完成了地下党交给他的任务。一九三四年，因叛徒的出卖韩子栋不幸被捕。他面对特务的严刑拷打拒不承认对他的一切指控。经过几次与特务的交锋后，韩子栋知道特务机关并没有抓到他的任何现行证据，这更加坚定了他不暴露真实身份的信心。在北平、南京、汉口、益阳、息烽、重庆的十四年牢狱生活中，韩子栋的罪名一直是军统严重违纪人员。

狱中的韩子栋，更加沉默寡言，老是在不停地做清洁和一个人来回地走动。这在很大程度上麻痹了敌人对他的看管。在贵州息烽监狱，他与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关押在一室，他利用自己相对自由的身份，秘密地担任起与狱外党组织联系的任务。在狱中他也多次为越狱的问题与罗世文发生争执。韩子栋坚持创造条件集体越狱，狱中支部则要求能够出去一个就是减少一分损失。虽然韩子栋希望有更多的同志与自己一起逃出去，转到重庆关押以后，韩子栋在狱中做杂务，比其他的政治犯有在监狱范围内活动的条件。由于白公馆的看守加强以及被关押人员变动性大等原因，集体越狱的机会几乎不可能了。在这种情况下，韩子栋接受了狱中党支部的要求，抓住机会跑出去！

为了做好越狱的准备，他加大了每天的运动量，为了能够更好地麻痹特务，他显得愈发地疯疯癫癫，为了越狱的成功，他利用每天跟随看守外出买菜、挑货的机会仔细地观察路道和辨认方向。

机会终于来了！1947年8月18日上午，看守卢兆春带着韩子栋到磁器口去买菜，韩子栋照常担着挑子走出了白公馆看守所的大门。因卢兆春经常去采购，在磁器口街上有许多熟人，每次去了少不了要被邀去喝茶、打麻将。这一天，卢兆春很快地把菜、货卖好后就去货主家喝茶，稍后，又围桌打起了麻将。与往常一样，韩子栋照样坐在门口石梯坎边等候。当卢兆春刚刚自摸了一把满贯，乐得鼻子眼睛全错了位的时候，韩子栋走到卢兆春身边说要去方便一下，卢兆春毫不经意地挥挥表示同意。

韩子栋压抑着内心的激动，不慌不忙地往外走去。他没有去厕所，而是向着磁器口河边走去。一出街口，他就加快了脚步，几乎是小跑着直奔河边。到了河边，他紧张、焦急地四处张望。当看见有一只打鱼船泊在河边时，他快步跑了过去，对打鱼人说：喂，兄弟，我有很急的事情，请你把我渡过江去。打鱼人看他那副着急的样子，讲妥了价钱就就让韩子栋上了船，马上向对岸的江北石马场划去。船还未到河边停稳，韩子栋就把钱塞到打鱼人手中，丢下一声谢谢，跳下船头便向岸上跑去。他不顾一切地奔跑。不敢走大路，专拣小路或是没有路的地方跑，并不停地往嘴里放事前准备好的锅巴以保持体力。为避免被看守所的警犬追踪，沿途他只要看见水塘和河沟，就毫不犹豫地从水中蹚过。他一口气跑了六个多小时，才缓下步来。此时的韩子栋三十九岁，本应是身强体壮的时候，但因长期的牢狱生活，使他的身体非常的虚弱。当他钻进一个靠山的岩洞里歇气时，一倒下就睡着了。一觉睡醒后，浑身满是被蚊子叮咬的红肿疙瘩，不知道是哪个好心人放了两个煮熟的包谷在他身边，他吃了后又立即赶路，最后终于到了河南。在河南，韩子栋找到了蒋介石的哥哥郑大发子，他与郑大发子有过一段特殊的关系。郑大发子到重庆找蒋介石认亲，蒋介石没有见他，但又担心亲哥哥会把他的身世泄漏出去，便吩咐戴笠送了些钱给他，想就此打发郑大发子回家。但是，郑大发子千里迢迢而来，并非完全是冲着金钱，他还有更高的要求，坚持要蒋介石看在亲兄弟的情分上，赏他个官儿当当。而且在旅馆里待着口无遮拦，把父亲早亡，母亲带着弟弟郑三发子改嫁蒋家随夫移居浙江的事抖落了出去，招得记者蜂拥而来。虽经新闻检查机构火速一通检拘，发出违者严惩不贷的紧急通知，将披露此事的稿件全压了下来，但令蒋介石大为忌讳的这段家庭秘史，却依然在陪都朝野之间传了个沸沸扬扬。蒋介石一怒之下，叫戴笠把他亲哥秘密看管，避免他再给自己惹麻烦。戴笠便将郑大发子恭恭敬敬地请到白公馆幽禁起来，而且特意把郑大发子与疯子韩子栋关在一间牢房里。虽然戴笠碍于蒋介石的关系，给手下打了招呼，在生活上给郑大发子以优待。可过了些日子，满腹辛酸的郑大发子渴望向人倾吐自己的心情，而且也发现同室的这个疯子虽然不多言不多语，脑筋却并不糊涂，忍不住向韩子栋讲了他的事情。韩子栋对他的遭遇也颇为同情，故而在生活上尽其所能地给他些关照。郑大发子离开白公馆时，特别感激韩子栋对他的照顾，并表示今后出得监狱，若遇到困难时可到河南找他，他一定涌泉相报，还给了韩子栋他在郑州的家庭地址。

韩子栋到郑州找到郑大发子后，郑子栋果然不食前言，利用他的特殊关系为韩子栋弄到了一张通行证。韩子栋遂回到久别的家乡山东，很快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组织上把他送到解放军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韩子栋积极要求出院参加工作。组织上先派他到冀鲁豫参加土改，并在山东省范城县任城关镇镇委书记。解放后，韩子栋又被调往北京，相继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人事局任科长、北京机器厂任副厂长、中央人事部干部处任副处长。一九五八年，中央调派韩子栋到贵州工作，先任贵阳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市监委书记，后又在省政协任副秘书长、省顾委委员，1985年离休。

沈醉夫妇前往飞机场迎接，因天气原因航班停飞扑空，第二天才把韩老迎接到外语学院招待所。一对冤家热烈握手。沈醉说：“韩老，我是来向你请罪的。”韩老说：“过去了，都过去了！现在我们是爱国一家嘛。”他俩在重庆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由沈醉夫妇陪韩老寻找当年他逃出白公馆的路线。他们奔波了一个上午，哪里还能寻着当年的破街小巷，料房陋舍，而今所到之处，“高楼遍青山，何处寻旧迹”？（沈醉诗）大家累坏了，午睡以后再次出动寻找，终于绘出一张“韩子栋逃跑路线图”。

华导安排参观白公馆那一天，韩老以风趣的口气对沈醉说：“今天我和你都有资格当解说员，我比你痴长几岁，还是由我先来吧。”韩老比沈醉大几岁，个子矮小，步履矫健。沈醉人高马大，但心脏衰弱，拄着手杖在韩老之后缓步而行。在白公馆院坝上，韩老对沈醉说：“一切都保持了原样，只是从前没有现在这么清洁。”随后又指着一根树子说，“这根树子，我当年是每天按时浇水的，现在是老树逢春，长得比那时丰茂多了。”在楼上几间牢房里，他滔滔不绝地向沈醉介绍说，“当年我们被关在这里，哪怕你们的人再凶再恶，但是狱中的地下党活动仍然存在。你们的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照样有党组织，编写报纸，传递消息，你们的人还蒙在鼓里。监狱也是一个战场，共产党人在战场上是不会屈服的。你看，现在我是满口假牙，便是白公馆的酷刑给我留下的。”

到楼下“刑讯室”，韩老又指着“老虎凳”对沈醉说：“就是这个刑具伺候过我。”说着他便坐上“老虎凳”，将双腿抬上去，要沈醉在他的腿下加上两块砖，他想重新体验体验当初受刑时的感觉。韩子栋说：“就这样，我咬紧牙关，直到被整得昏了过去。他们浇我的凉水，等我醒过来，又加了一块砖。”沈醉赶忙搀扶韩老下了“老虎凳”，连声说：“惭愧，惭愧！白公馆、渣滓洞都是我任军统局总务主任时与人洽谈买过来的，建成监狱的时候，我也参与其间，现在重游旧地，想到几百位烈士惨死在这里，我真是感慨万千，不胜惶恐啊！”

这些生动的场面，全都一一收进了镜头。这一天天气很好，前来白公馆、渣滓洞参观的人很多。群众看见在拍电影，人越聚越多。有人突然叫了起来：“嗨，你们看，那就是军统大特务沈醉！”“哎呀，这位老人不就是‘华子良’么？”韩子栋爽朗地笑着说：“你们说得不错，不过，当年的大特务沈醉先生今天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我们正在拍‘冤家路宽’。”

按照华导的安排，第二天是拍给杨虎城将军扫墓。

次日清晨，先参观杨虎城将军和他全家及宋绮云烈士被害的地方。山径依稀，坡高路陡，一行人拾级而上。到了满山松林的松林坡半山上，“戴公祠”立在前面。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在重庆狂轰滥炸，戴笠为讨好蒋介石，专门修建了这幢别墅供蒋介石躲避空袭时用，可蒋介石却去了更为安全舒适的南岸黄山，一次也没有来过，于是便成了戴笠用来金屋藏娇的秘密居所。三十年代的电影皇后胡蝶，就被困居在这里。戴笠摔死后，军统为纪念他，遂将这座洋房改称“戴公祠”。到了杨虎城将军墓前，沈氏夫妇抬着花圈敬献于陵墓前，双双恭敬地三鞠躬。沈醉感愧甚深，怆然泪下，对夫人说道：“杨将军为抗日而死，是位伟大的民族英雄，身为统兵之帅，没有死在战场上，而死在刀刃之下，这件事做得太不对了，历史决不会原谅蒋介石的！作为当年蒋介石手下的一个帮凶，今在能够站在杨将军墓前悼念杨将军，使我想到困囚台北的张学良将军，为什么直到今天还不让他获得自由呢？”

真正的“戴公馆”在城里。抗战时期，蒋介石住在重庆市区曾家岩（现重庆市委机关大院），戴笠的公馆则与之一街相隔。这幢房子表面看上去并不起眼，人字型的门楼小巧窄逼，而且半截栽到人行道下面，但里面建筑装修却是相当不错的。屋子里有精致的壁炉，打蜡的木地板。主楼前后是一部分“特别警卫组”人员和戴笠的副官值班住的地方。房子与“周公馆”平排，其间只相隔几户人家。在屋顶上修了一层走廊，可以窥视“周公馆”内的活动。但是军统对“周公馆”的监视组却没有设在这里。

这次沈醉要想去看看戴公馆，既是旧地重游，又可以拜访一下“戴公馆”里的新主人。

这位新主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小说《红岩》作者之一的杨益言先生。“文革”前，杨益言与罗广斌曾到北京功德里监狱询问过沈醉。而1985年的上半年，沈醉之女美娟到重庆，也来“戴公馆”看望过杨益言。所以，他俩也算得是老朋友了。

杨益言住的地方，正是戴公馆当时的主楼。有客厅、卧室、书房，写作环境很好。沈美娟为了替父亲的自传《魔窑生涯》执笔，专门来重庆增加实感。在参观了白公馆、渣滓洞、军统局大本营“漱庐”后，特地前来“戴公馆”拜望也曾在渣滓洞监狱中被关押了一年多的杨益言。

1947年之前，杨益言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时参加地下党—乔石同志即是该支部的负责人—后回重庆工作不久，因《挺进报》遭到军统破坏，杨益言于是独立作战，自编、自印、自己分发。正在得意扬扬的徐远举接到此报惊怒万分，下令侦察。不久后，特务从邮检方面发现线索，将杨益言逮捕。因杨坚不承认是中共党员，军统又无法查证，加上杨的家庭多方设法营救，故未遭毒手。

杨益言与沈醉见第一面时早在1950年，为创作小说《红岩》，他和罗广斌曾以《新华日报》记者的身份到西南公安部看守所（即白公馆）向在押的徐远举、周养浩、沈醉三人搜集过有关资料。

这次重庆之行，最让沈醉感动的是他居然和他的不少学生见了面。这些学生均是军统女子特训班的，有不少人还是沈醉前妻粟燕萍的同学。大家约定六点碰头，可是有些人三点来钟就在烈士陵园里溜达了。六点多钟摄制组派专车把大家接到与烈士陵园一街之隔的外语学院会议室。沈醉首先向学生们介绍了新师母杜雪洁。杜女士是沈醉获特赦后同他在北京结婚的，她是北京一家大医院的保健医生，这次由长影请她担任“随队医生”负责沈醉的健康。

听了学生们情真意切的发言，沈醉十分激动，流着眼泪说：“今天能看到大家，我太高兴了。我过去对不起大家，你们本来是一腔爱国热忱为抗日救亡，结果上当受骗，我也跟你们一样违背了历史潮流，对不起人民。有一次遇见胡总书记，他对我说：‘你的书我都看了，有些地方可以改一下，不要说那么多认罪，只要说一句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人民就行了。’有人问我，为什么会信任共产党，我说，我七十多岁了，过去，我们梦想振兴中华，这一件事国民党没有做到，共产党做到了。我这次到了重庆，看到变化这么大，北京和全国都是意气风发建设四化，使我感到社会主义祖国的前程更加美好，更加可爱，这样的国家不爱还爱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