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东北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犹如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而处在一国之都的北京战犯管理所，条件自然也不会比抚顺差。

就在廖宗泽、周养浩等44名西南战犯被转往抚顺一年后（1957年10月中旬），沈醉与原国民党热河省主席、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渡、江阴要塞司令孔庆桂、刘文辉部24军参谋长王靖宇等4名西南战犯也由重庆转到了北京。

这次转押，与当年沈醉与徐远举等人从昆明转往重庆时大不相同了。那一次，他们全被蒙上了牛皮头套，锤上了脚镣，戴上了手铐，而这一次，则由重庆战犯管理所的两名管理人员陪同，和普通人一样，从重庆坐轮船到武汉，再从武汉乘火车到北京。一路上，没有人能看出他们是犯人，无论是船上、火车上，管理人员对他们的要求仅有两条：不乱走，不要与其他人说话。

离开重庆的第三天傍晚，沈醉等人终于抵达了北京。

一辆吉普车立即把他们送到了郊外的一所大院里。下车后，四名犯人都在好奇地打量着陌生的环境。只看四周高墙环绕，墙头灯火通明，大门前方有一个广场，四周无数的房子、18条胡同，每条胡同口均有铁栅栏，呈放射形地围绕在一幢几十公尺高的八角楼四周。楼顶上只需站一个哨兵，就可以看清楚各条胡同里的情形。

孙渡忐忑不安地问：“这是啥子地方哟？”

沈醉却马上认出来了，说：“这里就是过去有名的京师第二模范监狱，是段祺瑞执政时期，由他的司法总长罗文干扩建成这个规模的。抗战胜利后，我清点军统在各地没收的敌伪财产，曾到这里视察过。北京人称这地方叫功德林。”

在这里，除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杜聿明、范汉杰、宋希濂、廖耀湘、黄维、陈长捷等近一百多名高级将领外，还有在全国各地被俘、被捕的国民党军统头目，如曾经在共产党内担任过要职、被抓捕时也是国军中将的文强，国防部少将专员、原军统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保密局第二处副处长黄逸公等数十人。战犯学习委员会办起了新生墙报。说是墙报，其实是一张陈旧而白净的双人床床单，贴在床单上方正中的红纸上，有新生园地4个大红字，而在床单两侧的红纸上，有“改恶从善、前途光明”8个大金字。

这是文强的正楷，他把金字下面的红纸，分别剪成象征着心脏的桃尖图形。

文强脱党后经国民党著名将领程潜、张治中等黄埔教官的介绍，加入了国民党，1936年秋，文强被任命为国民党参谋本部乙厅任上校参谋。1937年8月，被戴笠委任为上海三极无线电传习所所长，秘密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1940年秋，文强改任上海统一行动委员会兼军统局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2年，戴笠委派文强为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1944年11月初，戴笠任命文强为北方区区长。此间，文强曾将华北、东北近百万之众的汉奸部队策反过来，因此以特殊功绩而晋升为中将。

文强是在日本投降后，第一批奉命到东北接收的国民党要员之一。当时发表他的职务和头衔，是里外两套：对内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东北办事处（简称军统东北办事处）处长，军阶为中将；对外是国民党政府东北行营督察处中将处长兼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中将督察处处长。

戴笠死后，1948年8月，文强脱离军统，在其父老朋友程潜处任长沙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1948年9月应杜聿明邀请，去徐州出任前进指挥所副总参谋长。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中，和杜聿明一起被俘，被安排到第三野战军的解放军军官教导团学习。

1950年春，文强被送到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处”，在狱中，他拒写悔过书。他说：“我曾任红1师师长兼政委，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司，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育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批被特赦的症结所在。

特赦之日，已经被关押了26个年头的文强兴奋不已，百感交集，挥笔写下了一首七律，题为《顽石点头难》：“顽石点头实还难，几多恶梦聚心田。沙场败北留孤愤，野火烧身视等闲。金石为开真理剑，春风化雨感人篇。当年痛惜江南泪，醒后方知悔恨天。”

出狱不久，文强被重病中的周恩来召到医院，度尽劫波的师生见了最后一面，周恩来当时就怪他不肯早写悔过书。

1983年5月8日，文强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即席发言中，文强说：“实现祖国统一，是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心愿。六届政协的新阵容，反映了我国人民的大团结达到空前广泛的程度。我们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有八位专员当上了政协委员。我们这八个人都是当年黄埔军校的毕业生，都是被特赦释放的前国民党将领。过去我们对人民犯了罪，现在我们成了新人。我们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个各显神通，就是要利用我们自己有利的条件，为祖国的统一大业献计献策。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我衷心希望台湾的故朋旧友，以国家民族为重，与共产党携起手来，共图民族的振兴大业。”

他利用担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等身份，利用自己在国共两党中的人脉关系，八方联络两岸人士，沟通包括在台湾的陈立夫、蒋纬国等人在内的故朋旧友与大陆的联系，为促进祖国地和平统一作出了贡献。

2001年10月22日，文强以94岁的高龄辞世，结束了他坎坷传奇的一生。

新生园地有4个专栏，理论学习专栏编辑是宋希濂、廖耀湘、陈达林；挑战应战专栏编辑是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代理书记长李帆群；批评表扬专栏编辑是徐远举；文学艺术专栏编辑是文强。稿件既不修改，也不审查，用糨糊将稿件整齐地粘贴在床单上就行。

在功德林，依然是王陵基的上将级别最高。在重庆白公馆时，徐远举和王陵基关在一起，彼此相处融洽。来功德林后时，徐远举却敢于撕破情面，在挑战应战专栏上发表文章揭露王陵基在重庆“3·31”惨案中的罪行。文章说，王陵基是1927年“3·31”惨案的罪魁祸首，是他的学生、四川另一个大军阀刘湘屠杀革命学生的帮凶。王陵基得知自己榜上有名，先后两次挤进人群中看，最后写了文章，为自己开脱说，他没有直接参加，当然，他是刘湘的老师加军师，还是间接有罪的。结果全狱大哗。王只得写诗谢罪，末尾两句是：上将不好当，宁愿挨一枪。

徐远举主办的批评专栏，笔锋犀利，揭发批评，从不顾及人情世故。文强曾写诗赠徐远举：人爱种甜瓜，汝爱种辣椒。南人多思舟，北人多思马。

如此开导之词，徐远举并不心领神会，仍抱定敢冲敢打的态度。甚至当面有人骂他为猎狗，他仍鼓着一双大眼说：“笑骂由人笑骂，批评我自为之。”

狱中就餐，照例是由组长分菜分饭。

有一天中午，第一组组长邱行湘略感劳累，他把小组的饭用大瓦盆分回来后，放在桌上，对众人说：今天吃面块，不分算啦，吃干吃稀，吃多吃少，大家随便吧，然后和衣倒在大通铺上。

众人围着桌子，依次盛食。

康泽第一个把汤勺抓在手里，他的动作缓慢，慢慢地盛面块，慢慢地盛菜叶，慢慢地盛肉末。盛肉末时，又多盛了一些。

邱行湘平时就认为康泽是好吃懒做的家伙，今天见他这副样子，顿时怒从心上起，只见他一骨碌从**爬起来，直端端冲到康泽面前，用手指着他手中的碗，厉声命令道：“给我倒进瓦盆里！”

康泽手拿汤勺，痴痴地瞪着邱行湘，一时回不过神来。

邱行湘见他居然敢抗命，愈加愤怒，一把夺过瓷碗，对着大瓦盆来了个碗底朝天，然后把空碗塞回到康泽手里，继续命令道：“站到最后去！”

康泽本为蒋介石手下得意门生，他领导的别动总队在剿共的内战中，真可谓杀人盈野。被俘前，已是15缓靖区中将司令官。怎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受邱行湘这样的侮辱。他瞪着对方，脸色由红转青，由青转白，足足愣了两分钟，终于骂出一句话来：“你他妈的比共产党还厉害！”

康泽发怒时，眼光是绿色的，而邱行湘的眼光，平日就有几分灼人，此时正所谓针尖对麦芒。

邱行湘听到康泽的骂声，更是火冒三丈：“你他妈的只顾自己，你没有看见站在你背后的就是老头子王陵基吗？”

一场因吃饭而引起的组内纷争，迅速地漫延开来，形成了一场全所范围内的战争。2组的方靖把邱行湘拉到身后，23组的徐远举站到康泽的前头，双方吵闹不休，甚至推搡起来。

王耀武、宋希濂、曾扩情以学习委员会的名义下达命令，战犯们也不罢休，直到管教干部们赶来，这场战争方告结束。

事情到此并没有完，徐远举马上在批评专栏上撰文，向邱行湘猛烈开火。文章称：“康泽体弱多病，血压尤高，本应受到组长的照顾，可是邱行湘身为一组之长，不仅不顾康泽体内之需，反倒强夺康泽口中之食。这是公然对抗共产党的改造政策的法西斯暴行。是可忍，孰不可忍！邱行湘通过摧残他人的身体，来骗取狱方的信任，充分暴露出反革命打手的丑恶嘴脸。”

邱行湘对徐远举更是看不上眼，他认为徐远举好出风头，好惹是非，是一个十处打锣九处在的恶徒。今天在他和康泽的争吵中，徐远举不仅和他的上峰并肩作战，共同对付自己，而且在双方休战后，又在专栏上扯旗放炮地对他进行攻击，这更使他恼怒万分。他决定对徐远举展开反击。

反击稿子刚写了一半，所长来找他谈话了。

所长问邱行湘：“你对徐远举的批评有什么看法？”

邱行湘气冲冲地说：“那算什么批评，简直是谩骂！”

“你认为徐远举太过火了？”

“当然。”

所长摇摇头说：“但是，你想想你对康泽，是不是也做得太过分了一些呢？你是一组之长，在批评别人的时候，先得严格地检查一下自己，这要求恐怕不算过分吧？”

邱行湘不敢与所长争辩，只好点头称是。

待回到宿舍，他把稿子揉成一团，正要扔掉，范汉杰拿过去一看，阅毕，对邱行湘说道：“你还算有脑筋，没有把它贴出去。要不然你会吃亏的！你怎么敢骂他猎狗呢？你骂徐远举猎狗无非是两层意思，一层无非是说他当过军统头子，是蒋介石豢养的猎狗，可是我们这些人谁不是蒋介石豢养的猎狗呢？何况人家姓徐的向共产党交代过特工、电台机密，对解放大西南有过特殊贡献。你骂他猎狗可以，要是他问你谁是猎狗的主人，我看你只有哑口无言了。”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指出：“……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我们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该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

这些话，犹如一股春风，吹向了抚顺战犯管理所，使战犯们看到了向善希望，增强了弃恶从善的信心。

“白日常开笑口，夜里有梦皆甜”，便是沈醉在这个时期写下的诗句。

在北京战犯管理所的劳动，主要是培养这些人的劳动意识，从事的也仅是一些轻松的劳动，如缝纫、理发、洗涤、挑饭菜开水等，并采取自动报名、量力而行的办法，听凭自己选择一项或两项，自己认为身体不好或对这些不感兴趣时也可以不参加。

沈醉在劳动中是比较积极的。他开始参加缝纫组，后来成立理发组，他又到理发组，相比来说，理发组是人们不太愿意干的活，认为给人理发太脏，站着也累，但是沈醉却自告奋勇。

他在1958年11月20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旧社会的剃头匠是最下贱的，可是重新做人，我情愿从最下贱的事情做起。我这句话也许不对，因为新社会的劳动没有贵贱之分，剃头匠被称为理发员。今天上午为王陵基补了一条裤子，还为十几位同学理了发，当看到自己的手理出个个漂亮的头来的时候，心情是多么的高兴啊！”

当然，对于沈醉这样的人来说，理发也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学习理发时，闹过不少笑话。开始使用手推剪，一不当心，往往把别人的头发连根拔了出来，而不懂得一定要慢慢地把推剪提起来。因为人们使用的都是用旧了的工具，经常把头发夹在剪子里没有剪断。因此一面剪，一面便听到不停地发出“哎唷”之声。

后来，沈醉不断地琢磨，慢慢地总结出了一套经验，竟成了狱内有名的理发师。

1958年10月，战犯管理所决定组织战犯们去所外农场进行一次农业方面的锻炼和农村生活的体验。去的条件一是身体状态要好，二是自愿。年老身体不好和自己不愿意去的，继续留在管理所，还和过去一样，边学习边搞一些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结果战犯们的踊跃程度大出管理所的预料，而且许多人要求还很坚决。年逾古稀、又有高度近视的王陵基，居然也争着要去。

这些过去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经过十年的改造，他们的心开始复苏了，他们要用自己的汗水去洗涮过去的罪恶。在他们人生决战的第二次回合中，他们的精神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战犯们来到秦城农场后，发现这里的条件之好令他们事前难以想象！既无围墙，也无铁门、铁窗，房间宽敞，明亮，四五人住一间，睡的是通铺，和管理干部一样。伙食也好，菜品的花样多，副食也丰富，比功德林强多了。但既是犯人，自然也有相应的规定，其中一条是：夜里解便时须两人同行。

沈醉让这条规定弄得很苦。睡在他旁边的原保密局北方区区长王振山是个回民，平时大家吃猪肉时，伙房得专门给他准备一份牛羊肉。有一天休息之前，沈醉先回去挑饭菜，那天是吃红烧肉，也给王振山带回了一份回民肉食，可万万没有想到，他趁沈醉去喊人吃饭，无人在场之际，他却偷着将桶里的红烧肉大吃了一顿，由于吃得太多，夜里肚子就出问题了，一连拉了7次肚子，又不敢违规，每次都把身边的沈醉喊起来陪着他，弄得沈醉苦不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