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鸣珂，生于四川省南部县，曾任中共四川省军委书记，红军第6军军长，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秀军事指挥员。

1926年秋，李鸣珂从黄埔军官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叶挺部下任中队长，并随师北伐。在北伐中，李鸣珂作战勇敢，深得叶挺信任。1927年，党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李鸣珂的中队承担了周恩来、叶挺等人的警卫任务。8月1日凌晨，起义的枪声打响了，李鸣珂奉命率部接应朱德领导的教导团，完成任务后，又主动支援友军战斗，在起义中立下战功。

李鸣珂在起义中的出色表现，受到中央领导的赏识，将其调到中央前敌委员会任警卫营长。部队南下广东时，李鸣珂奉命率部在蜈蚣岭阻击敌人，激战了三天三夜，敌人未能前进一步，保证了我军安全转移到了潮汕地区。事后，周恩来亲口表扬李鸣珂“打仗骁勇，指挥有方”。

潮汕失败后，李鸣珂到了上海，中央军委任命他为中央军委特科队队长，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1928年，李鸣珂奉周恩来委派，回四川任省军委书记，领导武装革命。李鸣珂在主持四川省军委工作期间，在艰苦恶劣的条件下，为党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他策动了瞿联承旅两个团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独立师第1旅”；领导、协助邝继勋率全旅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1路总指挥部”；3次领导了涪陵驻军郭汝栋部起义，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2路游击队”。这一系列武装斗争，给了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国民党21军政训部主任戴弁，是蒋介石派到四川监视川军，镇压革命的军统特务。中共四川省委决定除掉这个家伙。李鸣珂亲自带着几个特工人员，潜伏在戴弁住处附近，伺机将其击毙。

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士兵运动委员的易觉先叛变了，被敌人委任为上校参谋、侦缉队队长。易觉先常带着一帮便衣特务，往来于重庆、成都各地，破坏党的组织，追捕党员和进步人士。李鸣珂决定为党除害。这时，党中央任命他为红6军军长，有同志劝他赶快离开重庆赴任，免遭易觉先的毒手，但李鸣珂坚决表示：“杀了易觉先再赴任”。

李鸣珂带着特工队员邓文书、汪治国，到处寻找易觉先的踪迹。1930年4月18日，李鸣珂等与叛徒易觉先及其带领的特务相遇，易觉先惊叫：“抓住李鸣珂！”话音未落，李鸣珂已抬腕连发两枪，将易觉先击毙。一时间惊动了敌人，大批军警齐出，全城戒严，搜捕李鸣珂等。战斗中，邓文书牺牲，汪治国脱险，李鸣珂被捕。在狱中，李鸣珂从容地给同志们和妻子留下遗书，鼓励他们将革命进行到底，不久慷慨就义。据当时重庆《国民公报》报道：“内有一犯，年三十余岁，八字短胡，毫无惧色，沿途大呼“共产党万岁”口号，如登讲演之台，闻系共产党著名首领李鸣珂。”

李鸣珂牺牲后，张志和即资送李妻和长子政文回老家，生活上给予妥善安排，并将烈士次子李瑜珊收养，与弢英一起生活多年，由小学、初中直至1946年高中毕业后，才将李瑜珊送到重庆交周恩来同志，由八路军办事处转送延安学习工作。

1946年3月，朱德总司令会见了刚刚来到延安的李瑜珊，并为瑜珊泼墨题词：“父是英雄儿好汉，父子相继要使工农把身翻。”

瑜珊到延安后更名从珂，解放后在河北省军区工作。

1951年9月30日，李鸣珂长子李政文被选为烈属代表赴北京参加天安门国庆观礼，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

曾于抗战中任第30集团军72军政治部主任的中共地下党员汪道余，在成都被捕后，家属生活困难，张志和马上承担起照顾老母、兄弟、儿女共6人的全部生活责任，直到抗战胜利后，全家返回原籍安徽南陵。

钱壮飞烈士的遗孀和儿子钱江，也在张公馆居住多年。钱江后经周恩来派人送往延安，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后导演了《中华儿女》《光荣人家》《白毛女》《林家铺子》《以革命的名义》《革命家庭》《洪湖赤卫队》《阿娜尔罕》《东方红》等影片，成为新中国第一代著名电影艺术家，全国人大代表。

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牺牲后，其妻周敦婉（四川省江津县白沙镇人，中共地下党江津县委首任书记）改嫁时任省军委书记、后成为国民党军统大特务的文强为妻，随文强去了湖南长沙。所遗子女，也由张志和资助生活费。

1949年，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后，数十万残敌拥挤到了成都平原。党中央分析，蒋介石胡宗南、王陵基必然会逃往西康，再由云南入缅甸，或向西藏、印度逃窜，指示张志和，要川盟在四川、西康即做准备，组织地方力量予以阻击，不让残敌安全南逃。必要时，还可动员西康民间武装进入成都平原，协助解放军和各地人民武装消灭蒋、胡、王军队。张志和接受任务后，考虑到要达成这一目的，必须做好三件事：第一是消弭西康军民的对立；第二要使军民团结；第三要使军民共同走上革命道路。因为，1946年春，西康省人民曾爆发武装起义（史称“天、芦、宝、荣事件”），同刘文辉作对。刘文辉虽用和平手段平息了这一波及全省的事变，但并未根本消除军民间的对抗情绪。朱世正是系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年仅29岁，“天、芦、宝、荣事件”平息后，刘文辉委任他担任国民党西康省保安司令部雅、荣、汉联防总队长。但朱、刘之间仍有隔阂，互有戒心。朱急于另谋出路，看到国民党已兵败如山倒，朱世正又一次乘乱而起，串联了雅安、荥经、天全、宝兴、芦山各县武力，被推举为总司令，号称革新派，率众与刘文辉对峙，势力已相当强大。

而当时的刘文辉经中共、民盟、民革多年工作，已经决定起义。

对此，张松涛在《我参加西康民盟武装斗争》一文（未刊稿）中回忆到：“1948年6月中旬，我从香港带回中共华南局负责人连贯、民盟张澜、民革李济深，以及朱蕴山、杨杰给刘文辉的信件。6月下旬，经张志和约请刘文辉，安排在陕西街72号张宅会面，当时张志和同志在座。我向刘文辉转达了香港各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并将几封信件当面交给了刘文辉。李济深还专门写了密函绢条，要我交给张志和。

此密函绢条现由张弢英保存，其内容如下：

志和吾兄勋右：别来匆匆又将3载，至念。张、张两兄转港具道吾兄领导革命，努力不懈，至佩贤劳。独裁政权的总崩溃即在目前，唯川康地居重要，一篑之功，乃在于此，至盼与自乾（刘文辉字）、晋康（邓锡侯字）、耿光（即杨杰，民革西南执行部负责人）诸兄策定进步计划，迅付实施。外交方面，此间可负全责，余由松涛兄面详，专此敬颂筹祺。

深上　8、29

因此，帮助刘文辉消除武装对立面，自然成了张志和的首要任务。

1949年8月25日，张志和在王陵基处探得蒋介石已在前一日飞到重庆的消息后，立即同刘文辉的参谋长杨家桢同车前往西康。张志和到雅安后，刘文辉告诉张，起义后西康军政人员跟他走毫无问题，他现在唯一担心的，是西康各地的袍哥武装。焦点人物，就是新冒出来的荥经袍哥舵把子朱世正。

朱世正的突然崛起与鸦片紧密相关。

1946年，刘文辉派保安大队司令张禄宾率1000多士兵到荥经禁烟，被年仅28岁的反刘总指挥朱世正(6)一举歼灭。1947年朱世正又纠集天全、芦山、宝兴等袍哥武装5000多人向刘文辉的地方政权发起大规模武装攻击，一度攻陷天全、芦山，逼近雅安，此事被称为有名的“雅属事件”。

刘文辉最终被迫改剿为抚，委任朱世正为西康省保安司令部雅、荥、汉联防总队上校总队长，但朱世正并不信任刘文辉，对刘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在雅安民间拥有极大声望的袍哥武装舵把子朱世正，即成了张志和主要的工作对象。这时，恰好有荥经县民盟盟员赵锡骅前来毛遂自荐，说朱世正与他自幼有同乡同窗之谊，私交极深，他可以出面去拉朱过来。张志和大喜，即请赵锡骅去完成这一工作。赵锡骅回到荥经，先与朱世正最尊敬的老师黄汝杰联系，将黄汝杰发展为民盟盟员，再由黄汝杰与他共同出面做朱世正的工作。不久，朱世正也加入民盟。

张志和得知朱世正入盟的消息后，致函与他，要朱世正约集该部首脑人物，由他前去讲话。朱世正同意，并将时间定在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一天，地点在他家乡荥经县天宝山寨子里，那天到会的民间武装大小首领有400多人，全都带着短枪保镖。张志和向他们讲解了世界大势、中国当前局势，说明民间武装应当从事民主革命，团结起来配合解放军消灭蒋、胡、王残余军队才有出路等问题。全体倒会人员表示服从民盟领导，听从指挥。但张志和并不放心，旋即将他们中间威望较高、势力较大的人物挽留下来，由他分别与之谈话，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如此三天后，他们才各自回去准备。

张志和并邀朱世正前往雅安与刘文辉见面，冰释前嫌，朱答应同往，终于与刘文辉言归于好，使西康内部安定下来。”

此后，张志和继续与刘文辉商谈如何进一步策反川康军队，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蒋、胡、王军队的各种措施，以及如何改造24军和改善军民关系等问题。两人决定，刘文辉速返成都负责领导策动邓锡侯、潘文华及川康军队、绅耆、地方知名人士、民众团体，配合解放军解决反动军队。张志和则留在雅安，抓紧武装群众的工作，相机对流窜入西康的国民党军进行阻截。

后来，在西康战役发起后，张志和与24军参谋长杨家桢一道协助24军代军长刘元瑄阻击胡宗南军的作战，并通过王少春领导的电台，每日数次向周恩来直接报告战况。

张弢英至今仍保存着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拍给他父亲的紧急电报原件。全文如下：

张志和并转刘、邓、潘三先生第二野战军刘邓

来电转如下：

恩来巧亥

军委：我先头17军与10军已于铣日攻占乐山青神，正向西发展，战果待报。11军12军今（筱）日可到达新津、彭山之岷江东岸地带。

特此专告。

刘伯承　邓小平

张志和在1952年给政务院参事室的“自传”中写道：“我在当军阀时（师、旅、团长），尽管没有直接剥削过人民，干过那些卑劣贪污的事，但仅凭当时一个旅长每月3000元的津贴，师长5000元的津贴，这样积累好些年我就存了二、三十万银元的财富。自然，这些钱的来历，还是从剥削人民来的，因此我思想上一直认为应该还给人民，所以抗日战争前、抗战期中，以及解放战争中，我历年从事团结抗日和平民主运动、反蒋革命工作，所有开支经费，总是尽其所有，我的个人家业，已全部献给了革命事业。”

即便如此，江津起义却仍然给张志和造成了难以洗涮的污垢。张澜曾提名张志和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却遭到一些不可能了解张志和工作性质而只看到其表面的同志的强烈反对，并导致负责西南军政工作的邓小平（或用“一位主要领导人）”写下：“张志和在江津起义中的行为，古今皆不能容。”的批示。幸亏毛泽东、周恩来了解张志和在秘密战线上为革命所做出的特殊贡献，张才因此担任了政务院参事、民盟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时光流淌到了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1957年，一计“阳谋”，弄得全国风声鹤唳，50万“右派”落花流水，知识分子人人自危。8月3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该报记者纪希晨的报道《四川的右派群丑》。报道说：

“材料证明，章罗联盟为独霸被称为民盟‘发祥地’、‘根据地’和‘大阵地’的四川，早在解放前就已经作了部署和准备。刘邓大军渡河以后，他们认为‘国共南北对峙’局面下，正好大有可为，为达到在‘三分天下’中‘割据西南’的目的，民盟右派分子潘大逵、范朴斋、张志和、张松涛等，根据章伯钧的扩充实力搞军事投机的指示，除拉拢大批袍哥（即哥老会）地主恶霸特务入盟（如川西15个县668人中，有一半以上是地主袍哥特务），同时还在川北、川南、西康等地收编袍哥、土匪，建立反动地方武装，阴谋与人民争天下，企图抗拒解放军向川康进军。拥有3000多袍哥土匪，到处抢劫群众的土匪头子朱世正，被他们委任为民盟西康省委的主任委员。解放后，这些反动武装纷纷发动反革命暴乱。民盟中央委员张志和亲自发展的伪保安团长王德全首先叛乱之后，朱世正等匪部也都参加了叛乱。”

真是字字充满杀机！

当时经过张志和深入天宝寨做工作，才同意支持革命，阻击国民党军队的朱世正、王德全等袍哥武装首领，西康解放后全成了“袍哥土匪”“反动地方武装”“地主恶霸特务”。配合解放军作战的行动，变成了“抗拒解放军向川康进军”的反革命罪行。

这一错案的严重后果是：1950年“镇压反革命”时，在西康省荥经县错杀了109个民盟领导的起义有功人员；另有36人于服刑中死亡，共计145人冤死，近千人受株连，遭管制；所有这些被关、管、杀人员两代家属子女均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

34年后的荥发（1984）25号文件称：“经复查，解放前夕民盟地下组织，为配合迎接西康解放，在中共地下党支持参与下，派张志和、彭迪先等盟员负责争取国民党西康保安司令部，雅、荥、汉联防总队队长朱世正率部起义。并在起义后对人民做了有益工作。但解放后，对他们没有按照党的政策作起义人员对待，更为严重的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又把这支部队错误地定性为‘以张志和为首来荥经勾结地主、土匪组织的，暴乱性质的武装组织’”。

解放后在历次运动中，除这支队伍的军事人员外，其他参加策反起义的政治工作人员均因株连而被残酷处理，有文书档案可查的有51位。

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张志和当年为党立下的旷世奇功，到了1957年，竟然变成了他从事罪大恶极的反革命活动的证据！

张志和的不白之冤还不仅仅如此，在“反右运动”中，他被扣上“右派”帽子揪了出来。

而且，还有一个活生生的“历史证人”永远也不能原谅张志和。1930年9月7日深夜，她亲眼看见张志和“屠杀”了那样多的起义士兵，并将她与她的同志判刑入狱。她发誓要为死难的烈士们报仇。

她，就是不久前从江津调到省政府文史馆担任馆员的曹泽芝同志。

《江津县志·人物志》载：“曹泽芝（1905——1974年），女，又名曹诚。江津县吴滩乡人。1926年下半年，在江津女子中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初，赴武汉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又是江津选派四川省妇联的早期代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8·1’南昌起义，失败后辗转上海、香港、湖南、四川等地进行地下活动，后与党失去联系。19年，在江津驻军举行的‘9·3’兵变中，任行动委员，起义失败被捕。后秘密为党做统战工作。解放初期，军粮紧缺，她率领民间武装在油溪镇截获国民党军5船大米，押赴重庆支援人民解放军。江津县人民政府成立后，主持公安工作，后调四川省文史馆任研究员。1974年1月28日病殁于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

1957年底，曹泽芝一到成都，没想竟会与张志和狭路相逢！曹泽芝怒不可遏，马上向组织反映了她亲眼看见的张志和在江津“9·3”兵变中犯下的“滔天罪行”！

在那样一种特殊的政治气候下，再加之许多同志对张志和的历史本来就有看法，他理所当然地被当作屠杀起义士兵的元凶揪了出来。

可怜张志和面对活着的历史见证人的检举揭发，百口莫辩，只有仰天长叹……

历史，往往充满了误会而且染着斑斑血迹与泪痕。

1975年初，长期遭受“四人帮”迫害，刚刚恢复自由的李一氓和中央情报总署副署长王少春前往北京辟才胡同国务院分给张志和的宅院，看望生病的张志和。这是他晚年最感欣慰的一件事情。数月后（该年10月），张志和在北京死于车祸，终年81岁。1979年改正“右派”。1980年彻底平反，落实政策，1981年2月1日，骨灰移放八宝山革命公墓。

1983年，中共四川省委川委函（1983）51号文件姗姗迟来，文件认为：“……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又把这支起义部队错误地定为‘以张志和为首来荥经勾结地主、土匪组织的’、‘暴乱土匪性质的武装组织，并决定对中队长以上人员均以土匪骨干论处’。这就混淆了历史的功过是非，以致使参与策反起义工作的一大批民盟成员、中共地下党员和其他进步人士受到株连和影响。这实属一个错案，省委同意予以平反。”(7)

20余年如一梦！

198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了朱世正在任雅、荥、汉联防总队长期间率部起义的事实。撤销了1954年对朱世正判刑15年（因朱世正不服判决，被关押了25年才得以释放）的处理决定，宣布按起义人员对待。并对朱世正、王德全二人作了政治安排（分别为省与地区政协委员）。

张志和、潘大逵、范朴斋、张松涛等人的右派问题，属于错划，均已先后得以改正。张志和的骨灰，已于1981年2月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但，张志和的在天之灵，并不能因此而得到彻底的安慰。他的已成垂垂老妪与老翁的女儿张弢英、女婿金拾珊，在给笔者的信中多次谈到，最令他们遗憾的是，父亲在江津起义中的表现，迤今仍未作出公正的评价。甚而还有人坚持认为后来为张志和平反，仅是因为他在策反川康高级将领起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故而对他残酷杀害45名起义士兵的罪恶免予追究。有人还说，已经让他的骨灰安息在八宝山中，血食千秋，歆享革命的香火，不就已经充分证明历史对他还是公正的吗？

长眠于九泉之下的张志和倘若得知这一系列身后事，真不知他当有怎样的感觉了？

今犹健在的朱世正老人，对当年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张志和刻骨铭心，永不能忘！2007年8月15日的《雅安日报》发表了陈显波与陆睿采写的文章《袍哥江湖的乱世传奇》，二位记者写道：

从朱家祠堂故地出发，往铜山上走半把个小时，就是天凤和宝峰两乡的交界之地。

“那石碑就在上面。”为记者带路的朱子游说道，遥指一个孤零零的山丘。

举着伞一步一滑地爬上山丘，绿草丛中，立有一块石碑，上书“父亲张志和之墓”落款是“女张弢英，婿金拾珊”。

“那块碑，是我代志和远在北京的后人立的。”朱世正对记者说道。

记者问：“你为什么要在碑上署张志和女儿张弢英的名字？”

朱世正回答说：“我和志和是好朋友，也是我革命的领路人，他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代他的后人为他立碑，我认为是我纪念好友的最好方式。”

张志和去世后，骨灰保存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朱世正说：“对于志和老友，我希望他长眠在这铜山上，因为在这里，他让我这个袍哥舵把子懂得了进步，把我变成了一个革命的同盟者！我到北京参加完张志和的葬礼后，就告诉他的女儿张弢英和女婿金拾珊，我希望带志和部分骨灰回到我的家乡，回到我们并肩战斗的地方，以后我死了，就埋在他旁边，到阴间还做好朋友。”

记者感慨道：“你与张志和相处的时间并不太长，却愿意生前逝后与张志和做朋友，甚至愿意做他的后人。这种友谊，真是让人感动啊！”

朱世正感慨万千地说道：“早先我们未见面时，就听地下党和民盟同志谈起志和的情操与为人，对他已生敬佩。志和初来天宝寨，我对他是又感激又敬重，几番长谈，一见如故。以后共同战斗，更是磨炼出了我二人的默契和友谊。1957年，听说我被当作‘反革命’关进监狱时，志和毫不顾忌我的身份，专程从北京为我家里送来200元钱，那个时候，200元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说到这里，朱世正咳嗽起来，他努力地压了压情绪，“而志和，就因为这200元钱，受到了更严重的处分。”

说完这句话，一生在刀尖上闯**的朱世正眼中禁不住流下泪来……

(1) 笔者注：原名李德孚，后背叛革命，成为国民党特务

(2) 笔者注：项鼎（1903—1982）原名苏幼农，又名苏爱吾，四川省邻水县人。大学文化程度。早年参加革命。1948年5月任华北邮政总局局长，1949年国共南北通邮谈判时任中共首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邮电部第一任邮政总局局长，是新中国参加万国邮政联盟会议的第一位代表。

(3) 笔者注：于渊（1895-1949），号邦齐，四川省射洪县人。江津兵变失败后被开除党籍，于1932年经张澜介绍加入民盟。1949年12月7日，于渊等34名革命志士被枪杀于成都西门外12桥。

(4) 笔者注：邹风平曾任四川省工委书记，在省委恢复前代行省委职责。延安整风时因不堪羞辱毒打上吊自杀.

(5) 笔者注：文中张志和生平经历根据江津党史办相关资料写成，参阅了张志和1952年写给政务院参事室的“自传”，以及由张志和之女张弢英和女婿金拾珊提供给笔者的资料。二老今犹健在，住北京。

(6) 笔者注：朱正世，1918——。荥经县人，1939年毕业于中央军校，1943年冬参加湘西战役，1944年参加衡阳保卫战，均立战功。抗战胜利回乡后深孚众望，遂成袍哥武装舵把子。1957年被关入抚顺战犯改造所，25年后获释平反，享受离休干部待遇，今犹健在。

(7) 此省委文件由张志和之女张弢英和女婿金拾珊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