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9日临近午夜时分，“慈居”内外依然是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十分忙碌，门外大小汽车一长串，大约有三四十辆。

从28日中午后开始，所有接到撤离命令的二处人员都陆续带着家眷与行李赶到慈居报到待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提箱背包，愁容满面，麇集在办公室、过道上、庭院中，慈居忆变成了一座难民营。

为免遭地下党武装的袭击，徐远举和处里的几名头头早在两天前便将家眷接进了慈居，招待所不够用，便在办公室里打起了地铺。整个慈居已实行了临时的军事化管理，吃饭、就寝、熄灯、起床都听号音行动。

30日凌晨2时左右，徐远举与奉命负责领导潜伏工作的副处长李修凯交待完工作，心情沉重地道别后，带着副官卜正纯和卫士郭仪云到副官室去领武器。徐远举挑选了一支美造强力式快慢机手机，子弹300发，美制纯钢匕首一把。卜正纯与郭仪云也各领了一支手提式冲锋枪，子弹各1000发，柯尔特手枪各一支，子弹各200发。还领了两只急救包和两箱手榴弹。武器应有尽有，不少家眷或出于途中安全考虑或出于好奇，也都领了武器，正在紧急操练，临阵磨枪。睡下的老人们也全都是和衣而卧，彻夜不眠，随时准备动身。

这时徐远举想到要带饮水，叫郭仪云拿着5只水壶去开水房灌满开水，又叫卜正纯检查汽车油箱，发觉油箱未装满汽油，心里很生气，斥责卜正纯竟在紧急关头如此粗心大意，不负责任，立命他去保管室领回汽油。除油箱加满外，还将3个预备油箱灌满汽油，同时又加了刹车油、机油才算做好长途行车准备。

待一切准备就绪以后已是30日凌晨，虽是隆冬季节，但好在是晴天，薄雾之中红日冉冉升起，倒真是个出远门的好天。

刚吃完早餐，集合号就吹响了，这是整队出发的信号。大家跟在徐远举后面鱼贯而出，到大门外上车。这时各车均已发动，引擎声震天动地。打头一辆是李磊、熊祥的开路车，后是大卡车，上面站满警卫营一个排的武装士兵，车顶上架了一挺重机枪，上了子弹转盘。兵车后面是几辆辎重车，后面是徐远举的一辆中吉普车，紧跟其后的，则是装满家眷的一长串大卡车。殿后的又是一辆装满武装士兵的大卡车。

7点钟左右，车队出发了，这时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沉重的，祈盼菩萨保佑，途中不要和解放军遭遇，能够平平安安地到达成都。

沿途散兵游勇极为混乱，市区街道两旁的商店早已关门停业，显然是怕遭抢劫。昔日的繁华顿成一派凄凉。

为了对付意外情况，徐远举早已命令卜正纯将吉普车的车篷放倒成了敞车，便于观察情况，也便于射击。

二处的军官们在出发前都已经换上了士兵服装，徐远举的少将服装早已脱去，防备失利被俘后好隐瞒身份，而且为预防意外还带着一包便衣，由郭仪云拿着寸步不离左右，随时可以换上装，成为老百姓。

路上虽然拥挤，堵车不断，好在还算平安。两天后，车队终于驶进了成都。

徐远举把大队人马带到保密局设在成都娘娘庙的办事处临时安顿下来后，又换上将军服，亲自驾车将耿静雯和两个孩子送到陕西街72号、老朋友张志和的公馆中（现四川省劳动人事厅大院）。

张公馆是坐落在成都闹市区一条幽静小巷中的豪华巨宅。门房见是熟悉的徐远举一家人到来，赶紧通报。迎接徐远举的却不是张志和，而是张夫人李琏芳。

李琏芳告诉徐远举，张志和前些日子已经到雅安去了。

徐远举听后心中顿时一惊，作为大西南的情报首脑，他不仅知道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川军高级将领靠不住，还早就知道张志和是一名秘密的共产党员，而且是有资格与周恩来直接联系的高级红色特工，但是，出自他对张志和的感激之情，他一直把有关张志和从事秘密活动的情报压下了。

徐远举此时万万想不到的是，新中国建立后，张志和还会以政务院参事的身份，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看望他和王陵基等老朋友。

毫无疑问，徐远举登门未能见着的张志和，算得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须得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

1930年9月7日夜，血战之后的江津县城一派死寂，地处城中心衙门口的县政府（今江津市公安局）内外笼罩着肃杀森严之气。大门外，武装士兵林立，院内，汽灯将大坝子照得大亮堂堂。台上高踞着几名全副武装的军官。台下，是准备杀人的荷枪实弹的士兵。

随着担任军法官的第4团团长魏镛的口令声，在起义战斗中击毙师部副官长张伯卿和2营营长王文德的3名士兵被剃光头发，剥得一丝不挂地架了上来。所有起义失败后被捕的士兵和中共江津地下县委的同志被押上坝子等待处死和陪杀场。敌人先把那3名光头**的士兵反绑在木匠用的“马凳”上，再将“马凳”连同士兵一道立起。然后，用凿子、手锤在头顶打洞，塞进用煤油浸泡过的棉纱“点天灯”，以祭奠张伯卿、王文德的亡灵。

随后，大屠杀开始了。被俘的士兵5人一批被拖出来，接连不断地遭到枪杀。坝子上骨肉飞溅，血水横流……中共江津县委的龚秉仁、龚尉农、曹泽芝，则被押来站在一边陪杀场。

在共产党人的斗争史上，大屠杀的场面屡见不鲜。可是，发生在江津的这一次屠杀的背景却是绝无仅有，因为高坐在大堂上监斩的当地最高军事长官张志和，本身就是一名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目睹自己的同志被杀害，此时此刻，他却无力营救。

张志和，原名清平，字志和，以字行。1894年出生于四川省邛崃县一个地主家庭。清末考上四川陆军小学堂，1912年离川前往北京清河镇陆军第一预备学校学习，两年后又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期，与刘文辉、邓锡侯系同班同学。1925年应刘文辉邀请担任川军总司令部参谋主任，执掌刘的机要。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刘文辉派张志和作为全权代表前往武汉，表示响应革命，刘部遂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4军。在武汉期间，张志和与吴玉章、郭沫若、李一氓等川籍人士往来密切，并由他们介绍结识了李汉俊、董必武、林伯渠、邓演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等人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常与之交谈，阅读他们给的进步书籍，开始接触马列主义，革命意识渐增。大革命失败后，许多贪生怕死之徒见风转舵改换门庭，而张志和却在白色恐怖下毅然参加了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四川省委派到他的部队中搞兵运工作的洪仿予，即洪沛然，建国后在纺织工业部工作）。

1928年初，刘文辉任命张志和担任24军暂编第1师副师长兼第2混成旅长，师长由刘文辉自兼。第2混成旅由重庆移防江津后，中共川东特委军委书记李鸣珂直接与张志和联系。省军委的工作，也得到了张志和的大力协助。张在江津城内小官山创办了一个“志和图书馆”，购进大批马列著作与进步书刊，积极在士兵与群众中宣传革命思想。张还通过军委派到他部队里搞通联工作的李崇实，给李鸣珂送去了10支手枪与3000发子弹。

张志和虽然对革命事业满腔热忱，但是，作为一个有着丰富军事经验的军官，他却态度鲜明地反对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发动武装起义。他曾向省委派到他部队里负责党的工作的杨云樵表示，没有广大民众的配合，士兵起义必败无疑。当省委在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影响下仓促组织的遂（遂宁）、彭（彭山）起义连遭惨败后，张志和通过杨云樵将一份提案提交给省委，提出，他在军队上层作掩护，军支的同志在下面发展党员，团结教育士兵，然后将骨干力量派往四川各军阀部队，发展组织，积蓄力量，等到时机成熟，再行举事。

遗憾的是，省委研究张志和的意见后，却对他产生了怀疑，认为他如今官当大了，怕起义影响他显赫的地位，政治上已不可靠。更为荒唐的是，为了避免张志和成为起义的障碍，省委决定趁张志和奉刘文辉之召回成都开会之机，在江津突然举行武装起义。而在此之前，省委已将赞同张志和观点的杨云樵调到重庆，另派狂热地支持武装起义的李克俊(1)前往江津，担任张部军支书记。

1930年8月28日上午，省委负责人罗世文在重庆通远门外“嘉尔登茶社”秘密召见项鼎和于渊，向他俩交代任务，立即前往江津与驻军军支书记李克俊接洽，尽快组织士兵起义。起义成功后即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1路军，由于渊任军长，项鼎任党代表兼苏维埃主席。

项鼎在任川东特委书记时领导过张志和。于渊号邦齐，行伍出身，官至川军杨森部少将旅长。万县“9·5”惨案时，他系万县卫戍司令，因亲自率兵登木船痛击英舰“嘉禾”号而成为名震全国的传奇式英雄。

罗世文交代完任务，将项鼎、于渊送至观音岩方握手告别。项、于二人当下一路疾行，至晚便赶到了江津北岸与县城一江之隔的中渡街，地下县委龚秉仁、龚慰农与曹泽芝3位同志已在此等候。

29日夜，在江津县城对岸德感坝曹泽芝同志舅舅家中，召开了第一次联席会议。会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县委书记龚秉仁和项鼎争执起来，龚认为江津目前根本不具备起义的条件，县委总共只有4名党员，团员多一点，也不过5、6名，没有群众基础，起义万难成功。且以少数兵力与刘湘的数万大军抗衡，行几千里路去会师武汉，前途凶多吉少。项鼎反复说服也不奏效，最后只好以组织名义来压服龚，严肃地说：“党的决议，你究竟执行不执行？”龚秉仁只好表示服从，并答应地下县委尽一切力量协助。

于渊在相继听了军支和地方的同志介绍情况后，明确表态，这次起义必须撤销。他认为这样的行动无异于把革命士兵往敌人的虎口里赶，他不能干这样的蠢事。

项鼎激动得不能自制，与于渊争吵起来，措辞尖锐地谴责于渊临阵脱逃，革命意志不坚定，并断然表示，起义计划决不能更改，省委的任务必须守成。

于渊迫于无奈，只好答应组织服从，但决不担任起义总指挥。

项鼎马上批准，改任李克俊为起义总指挥，并成立了起义行动委员会，却将对起义态度消极的县委书记龚秉仁排斥在外。

会议决定：9月5日起义。

不料，起义计划不慎泄露了，敌人立即采取了防范措施。张志和离津赴蓉后，部队被反动的第4团团长魏镛（该团全体驻扎在江津城区内）控制。魏镛下令各驻地部队将所有武器收缴起来，分别封存在各驻地的武器库里，派人严加守护。晚点名后，士兵的衣服裤子集中保管，每人仅留一条裤衩睡觉。同时派人进驻邮局，检查来往信件。风云突变，空气紧张万分，准备起义的士兵中出现了恐慌的情绪。

面对如此险恶的局势，9月3日上午，起义行动委员会在县城东门内“郭家公馆”曹泽芝家中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于渊再次提出，起义决不能贸然发动，蛮干只有失败，甚至会把军支与地方党的力量全赔进去。结果是，于渊遭到了项鼎更为严厉的批评。紧急会议最后决定，起义提前到当晚电灯亮时举行。

可是，却因为出现了偶然的情况，打乱了预定计划，使起义提前爆发了。

这天下午，驻军机枪连在大西门外坝子上操练，因为要示范，才发了两挺捷克式轻机枪。李克俊得知这一情况时已经是下午4点钟左右，因机枪连连长池树森是进步军官，赞同起义，李当机立断，带领李崇实、江国勋从城中师旅部赶去，在机枪连池树森等人的配合下夺取了机枪。得手后方知，只有一挺能用，另一挺没有撞针。

震惊全川的江津士兵起义，就靠着这一挺用着虚张声势，一挺用着实战的机关枪开始了。

激战至半夜时分，这场仓促发动的武装起义终告失败。

大搜捕中，100多名起义士兵和下级军官被捕。地下党的4名党员中龚秉仁、龚慰农以及左腿中弹的曹泽芝也落入敌手。

刘文辉得报后，把张志和叫到他家中训斥了一通，埋怨张志和平时纵容共党，姑息养奸，以致酿成今日之乱。并要他火速赶回江津，严厉处置。

张志和回到江津，团营长们顿时就把他包围了，逼着他把关在牢中的100多名造反官兵和江津地下共产党的人全部枪毙。

此刻张志和高坐在大堂之上“监斩”，他想到此事的前前后后，内心的复杂、痛苦、以及愤忿之情可以想象……

枪声不断地响着，被俘起义士兵5人一批接连倒在了血泊之中。地下党的同志则被押来陪杀场。

当第9批士兵被押上来时，张志和看到里面有师部录事李崇实和江国勋。

刽子手举枪欲对他们射击时，两人向着张志和大喊起来：“副师长，救命啦！”“副师长，我是李崇实啊！”

张志和再也坐不住了，沉下脸喝道：“把李崇实、江国勋给我押到一边，我要亲自审问处置，抓出他们的后台！”

当夜，魏镛与参谋长兼江津县长刘中生杀害了48名起义士兵，又把其余被俘士兵的脸上刻字，涂上蓝靛，驱逐出境。地方县委的龚秉仁、龚慰农、曹泽芝均被判处1年至6个月有期徒刑。

在张志和的鼎力相助下，李崇实、江国勋得救了。出狱后，他俩曾三次去找张志和。第1次去师旅部时，周副官给他们一张纸条，上面写着：1、立刻出境，不准在此逗留；2、凡是亲友熟人，半年内不准通信；3、已垮的组织暂不恢复。第2次，他们在晚上12点以后去了张志和公馆。张与他们见了面，批评他们莽撞行事，给革命造成不可挽回之损失，并抱怨省委将他视作外人，在他的部队里举事，竟然避着他这个共产党员。第3次去，张志和给了李崇实50块银元，江国勋30块银元，要他们尽快离开江津。

江津“9·3起义”失败后，省委根据脱险回去的项鼎(2)、李克俊的汇报，认为起义失败的原因，一是张志和思想右倾，政治上不可靠。二是于渊临阵脱逃，放弃指挥。省委做出决定，将张志和、于渊二人开除出党。

不久，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上，将江津起义作为教训，严厉谴责了张志和与于渊(3)二人。

笔者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史书上理当重重地镌刻下“张志和”这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名字。

江津兵变失败后，共产党开除了张志和的党籍，刘文辉则削去了他的统兵大权，但因两人私交甚笃，遂将他调回成都，改任四川省兵工厂总督办。

1934年初至1935年春，张志和前往印度、新加坡、埃及、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波兰、苏联诸国考察，深感“眼界洞开，颇有收益”。

为了了解日本，他又去日本考察了近半年，与住在千叶县的郭沫若过从甚密，并从经济上给郭以帮助。回国后，去两广，向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胡汉民介绍日本情况，鼓动他们积极抗日，并说服他们将“反蒋抗日”的口号改为“抗日民主”。后者表示接受第一点，不接受第二点。胡汉民态度尤为强硬，将口号改为“抗日反共”。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不久，李一氓突然来到成都，对张志和说，毛泽东极想见他一面，望能即刻去延安。

听到这一消息，张志和悲喜交加，悲的是他被开除出党并被党中央机关刊物点名批判的经历；喜的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负责人的毛泽东，居然会专门派李一氓同志来成都请他赴延安——这不仅是荣誉，更让他感动的是信任啊！

张志和与李一氓坐飞机到西安后，在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在武汉久别的林伯渠。林老为他安排了专车，而刚刚从南京监狱释放出来的张琴秋与前往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贝特兰这天早晨也与他同时出发，却只能安步当车，这让张志和十分过意不去。

到延安后，张志和被安排住在外交部招待所。除张闻天、任弼时、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袖分别亲切会见他外，不定期安排他参观了各机关的学校，在此期间，毛泽东让李一氓先给张志和一本用连史纸印刷的有关红军在江西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战史以及第5次反围剿失利的教训的材料给他阅读。张志和也托李一氓送给了毛泽东两部书，一部是他和陈静珊出资在上海创办的辛垦书店翻译出版的克劳塞维茨大将著的《战争论》，和他著的《现代战争论》。

9月21日傍晚，李一氓通知张志和，毛泽东约他当晚面谈。

晚饭后，李一氓陪同张志和来到凤凰山中央机关驻地。进得毛泽东窑洞后，李一氓便离开了。毛泽东与张志和虽是第一次见面，却亲切若老朋友。两人对坐在茶几两边，茶几上摆有茶点招待。“主席一面同我谈话，一面喝着白酒，吸着香烟，态度随和亲切，胜似家人骨肉”。

毛泽东认真地听着张志和的谈话，认为重要的，马上在一个白纸本上记下来。最使张志和感动的是，当谈到1936年在上海创办辛垦书店，他曾以“李凡夫”为笔名主编过《研究与批判》杂志时，毛泽东居然马上从书架上找出了一本《研究与批判》！

张志和向毛泽东谈了他毕生的重要经历，唯独避开了因江津起义被开除出党这一段历史。谈话进行到凌晨，毛泽东毫无倦意，最后，毛泽东交给张志和一项重要的秘密任务。他说：“你莫看蒋介石现时对我们还好，这是靠不住的，将来他一定会打我们的，而我们的一些同志却被这种假象所迷惑。蒋介石与各地军阀是有矛盾的，你与四川军阀的关系最深，刘文辉、邓锡侯都是你在保定军校的同学，又一起共事多年，私交甚笃，你应该去策动他们。第一步要影响他们不要做蒋介石的忠实走狗，不要认真与我们作对，只是随便应付一下；第二步要争取使他们在今后的国共战争中保持中立；第三步呢？当然最好把他们拉到我们这边来共同革命。志和同志，这项工作很重要，中央对你是寄有厚望的。”

张志和感谢中央对他的信任，但他同时又向毛泽东倾吐了他不愿意回四川过军阀生活的心情，要求留在延安工作。

毛泽东说：“白区党的组织已多被敌人破坏，我们眼下正力图加强秘密战线的力量，而四川，以后肯定是最重要的地区。以你在四川军政上层的地位和关系，是我们最理想的人选。留你在延安，岂不是抑长扬短了么？”

听毛泽东这样一说，张志和只好放弃了留在延安的想法，说：“那我就遵照主席指示，努力去干吧。”

天色破晓，毛泽东送张志和出了窑窑洞、院子，叮嘱他事关重大，一定要注意保密，而且在政治上一定要保持灰色。

10月20日，张志和参加了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纪念大会和陕北公学的开学典礼。与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并排坐在主席台上，而且在这两次会上，他都应邀发表了演讲。

离开延安前，毛泽东还送了张志和一张自己的照片，亲笔题字称他“志和同志”，落款是毛泽东。

回到成都后不久，毛泽东果然派邹风平同志(4)到成都传达党中央的指示：恢复张志和的党籍，今后在张曙时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

1938年春，第7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在武汉突然逝世，川省盛传是被蒋介石派特务毒死的。蒋介石派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川军各部以曾任过刘湘老师的王陵基为首群起反对，声言拒绝国民政府迁川。中共中央认为大敌当前，川军反蒋实不利于抗日救国，指示张志和劝告王陵基反蒋实为亲者痛仇者快之举，动员王陵基率川军出川抗战。张志和做了大量工作，终于说服了王陵基。

王陵基同意出川抗战后，即请张志和做代表去重庆，与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商妥，将王部改编为第30集团军，王陵基任总司令，开赴江西作战。王并请张志和出山，担任该集团军总参谋长，与他共挑重担。张志和征求党组织意见，张曙时写下一函，要张志和去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向周恩来亲自汇报此事。张志和即赶到汉口，与周恩来、叶剑英见面，待向毛泽东去电请示后，同意张志和出任30集团军总参谋长一职。

川军武器窳败，在瑞昌与敌一接触便遭重创。王陵基受到蒋介石“撤职留任，以观后效”的处分后，意志十分消沉。张志和恪尽职守，积极协助王陵基指挥作战。当麒麟峰战况激烈时，张志和与王陵基各在火线指挥战斗。在日军连续数日的疯狂攻击下，川军伤亡惨重。王陵基动摇了，在电话中命令张志和率军后撤。张志和大惊，从公私两方面痛陈利害，晓以大义，要他血战到底，抓住时机将功补过，倘若再退，必将遗臭万年，“即便战死，也不愧为中华民族之千秋英烈”。在张志和强有力的鼓励下，王陵基终于下定决心死战，并将预备部队悉数投入，最终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将敌阻于武宁以东，未能陷我长沙。麒麟峰之战转败为胜，成为当时重大新闻。王陵基也由戴罪之身一变而为民族英雄，处分自然也随之撤销了，并且受到褒奖，出尽了风头。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与政治部第3厅厅长郭沫若亲到武宁前线慰问劳军。郭沫若在《洪波曲》中写到了这次慰问的经过，以及他与老友张志和在火线重逢的情况。

装备、素质均落后于中央军的杂牌队伍也能打败日本人，这就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蒋叫戴笠派人去调查，得知该部“战地军官训练团”曾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作为主要的训练教材，并查明负责训练团的是张志和，遂怀疑张是共产党员。

蒋介石密令王陵基让张志和离开部队，王感到左右为难，抗令，他不敢；执行，于情于理他都说不过去。一者，张志和是他恭请出山的，并且在麒麟峰一役挽救了他，使他由懦夫摇身一变成了英雄。二者，张志和与延安方面有关系，请来有共产党背景的军官到军官训练团担任教官等情形，他早就知道，不过这并不影响他的利益，所以睁只眼闭只眼，从不过问。

怎奈老蒋这次催逼得紧，王陵基无法推诿，只好将内幕如实向张志和说了。张志和得知情况后，方想起毛泽东当初叮嘱他“政治上保持灰色”的重要性，正因为忽略了这一点，才酿成今日之被动。

张志和只好离开部队，回到了成都。

1941年，张志和奉周恩来的指示，参加了中国民主政团大同盟。这一期间，除了参加民盟的活动，张志和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了争取保定军校的两位老同学，刘文辉、邓锡侯，以及另一位重要人物潘文华身上。他介绍邓初民、马哲民、黄松龄、张友渔等同志先后为刘文辉讲授政治经济学及国际形势等，以提高刘文辉的政治认识能力，使其免受蒋介石的愚弄、利用。他还安排刘文辉在重庆机房街吴晋航家中与周恩来第一次秘密会见。从那以后，刘文辉与中共的关系，也就由一般联系进入了实际配合的阶段。刘文辉、潘文华两处可直接与延安通报的秘密电台，也是张志和向周恩来报告后派去的。设在雅安刘文辉军部的电台，由中央派去的王少春夫妇负责，一直工作到刘文辉宣布起义，历经八年而未遭军统破坏。

张志和做的是秘密的革命工作，过的却是令革命者深恶痛绝的奢侈生活。他那坐落在陕西街72号的张公馆（今四川省劳动人事厅大院）如同一个精巧雅致的大花园，每天总是宾客不断，名流汇集。每日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他出门不是私人汽车便是专用包车，频繁地与达官贵人们往还酬酢，或玩牌，或吃酒，或跳舞，或打猎。家中分别雇有西餐大厨与中餐大厨，就连革命阵营中许多不知内情的人，也视他为典型的反动军阀。

张志和对此也十分厌倦，有一次，王明、吴玉章、林伯渠赴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回延安路经重庆时，张志和在家中尽地主之谊，席间，张志和郑重地向他们提出不愿再过这种腐化生活，想到延安为党工作。三人一致认为，再难找到具备他这样条件可与川康高级将领接触的人选，不允所求，嘱他应继续在川工作。

张公馆门前车水马龙，院里鱼龙混杂，连后来成为军统大特务，当时在西昌行营情报处任处长的徐远举每到成都，也必去张公馆走动，既能吃喝玩乐，也能借机结识许多上层人物。那时的徐远举，不过30来岁，瘦高个子，眉浓眼狠，鼻梁也高，来时常穿未带肩领章的美军重磅黄咔叽军便服，腰围金灿灿子弹带，斜吊着一支大号左轮手枪。张夫人李琏芳对他却不客气，见了他那副样儿，就当着其他客人的面对他吼道：“徐远举，你是到我家来耍的嘛，做起那副凶神恶煞的样儿干啥子？安心把客人都给我吓起跑嗦？赶快给我收捡起来！”

挨了骂，徐远举还得笑嘻嘻地答应着，赶紧把手枪和子弹带取下来，放在一边。

徐远举结婚时，带着新娘耿静雯来成都度蜜月，也住在张公馆里。耿静雯的父亲是大革命失败后被蒋介石杀害的革命烈士，她本人为蒋介石西昌行营主任张笃伦收养，人长得十分漂亮，也很有气质，徐远举被她迷得神魂颠倒，为她把湖北大冶的老婆孩子全抛弃了，很费了些功夫才把耿静雯追上手。

对这桩婚姻，李琏芳却不以为然，她曾愤愤地在女儿张弢英、女婿金拾珊(5)面前说道：“这姓耿的也太没出息，老汉被蒋介石枪毙了，她妈还身披黄表在大街上喊过冤哩，现在她就忘了杀父之仇，嫁给徐远举这样的人了。”

而张志和对徐远举，自然会表现得“慷慨大方，热情关怀”。徐远举在张志和面前，也显得格外的谦恭。即便是在他后来高升委员长重庆行营2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手握生杀大权后，依然视张志和为父执，优礼有加。

张志和常去重庆，当面向周恩来请示汇报工作。为了保护张志和，这样的见面必须是秘密进行的。而且每一次都是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进行，时间大都在深夜里。

而张志和一到重庆，徐远举准会知道，并敬张若上宾，亲自跟在张身边周旋服侍，请吃饭，请跳舞，请看戏，请打牌等。只有到了深夜，张志和才去与周恩来见面。见面地点一在临江门《新华日报》营业部的楼上，一在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事先约好张志和先坐着自己的汽车，到指定地点后，马上换乘周恩来派去接他的汽车。

其实，以徐远举的精明，以他所控制的西南四省庞大的特务系统，他对张志和多年的地下活动，不会毫无觉察的。而张志和最终能安然无事地活到解放后，委实是因为他人所不及的地位与社会关系所致。

比如，1947年5月，蒋介石撕毁和平协议，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同时，还在国统区大搞法西斯统治，向“政治异己”全面开刀，把大批共产党员和民主党派人士投进监狱，大开杀戒。张志和身为川盟主要负责人，自在当杀之列。而省主席邓锡侯一得到风声，马上派他的副官长刘雄抢先一步将张志和与川盟的其他几位负责人范朴斋、潘大逵等“抓进”厚生农场“软禁”起来，每日好酒好肉款待。国民党特务机关来要人，则遭严词拒绝。

再如，1948年，蒋介石任命江西省主席王陵基为四川省主席。王由南昌回成都赴任后，曾到陕西街72号告知张志和夫妇一项机密情况，王陵基说他回川就职前，蒋介石在南京召见他时曾向他亲授密令，要他一到成都即将张志和秘密处决。

张志和与李琏芳闻此言不禁惊出一身大汗，猜不透王陵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谁知王陵基却对张说：“志和兄，你想我两个这么多年的交情，我对你哥子下得了这种黄么？不够朋友的事，姓王的是不会做的。”他又对李琏芳拍着胸口说：“大嫂，你放心，我和志和是生死之交，情同手足。只要我在四川一天，天王老子也不敢动你男人一根汗毛的！”

有意思的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中央政府开始特赦国民党战犯。但王陵基、徐远举等人还需留在功德林监狱继续改造。组织上为了做好续留战犯的思想工作，稳定他们的情绪，特地邀请了一批民主人士去探监。

担任国务院参事的张志和也去了。

三位昔日的老朋友相见于狱中，忆及往事，自是感慨万分，也煞是亲热。徐远举告诉张志和，那时张志和每次去重庆，他其实完全知道他是来与共产党秘密联系的，但是，出于私人情谊，他却采取了睁只眼闭只眼的做法。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旧式军人，张志和也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与人生境界。他在家乡邛崃县城独资捐款20万银元创办了后来颇负盛名的敬亭小学、敬亭中学，以优厚待遇延揽优秀人才到这两所学校任教，并且不惜重金聘请最好的建筑设计师规划校园和校舍。后来又与吴景润、陈静珊、吴中英在成都西胜街创办了被誉为“陕公第二”的协进中学。学校的领导人和教学骨干力量都是中共党员和进步民主人士，如谷醒华、丁华、胡一哉、沙汀等。在他们的教育影响下，许多学生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领导民众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不少学生陆续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队伍。一些革命前辈和烈士的子女也都在协进求学。如朱德的大女儿朱敏，钱壮飞烈士的儿子钱江，李鸣珂烈士的儿子李瑜珊等。

军政要员、各界名流云集的张公馆里，也是革命烈士后代的避难地。

李鸣珂烈士的儿子，就长期生活在张公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