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保存的B类档案211卷中，有特务宋世杰的亲笔供词：

“在重庆‘9·2’大火以后的一个多礼拜，张明选处长对我说，奉到杨森的密令，将其侄女杨汉秀密裁，并说杨是抗大毕业的，以前就由军统逮捕关押过，后来由她伯伯杨森保释出去，并让她住在自己的家里，可杨汉秀出狱后不听杨森的招呼，居然在杨森的公馆里秘密从事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所以杨森很生气，这次要大义灭亲，把她解决了。张明选叫我们先行将其逮捕，再商议密裁办法。领受任务后，我们决定中午出发抓人，并准备吉普车二辆，并派督导股长钟恕、第三股长宗慎云、看守所长项正邦、二股股长我负责专案。我则挑选了我股里的刘怀琦、黄雪中、谢春浓、杨玉书参加这个专案小组。到中午时，张明选考虑到是到杨森家里去抓人，怕我们捅出娄子，不太放心，遂亲自率领我们乘车到杨森的住宅中二路渝舍（今重庆少年宫）中一座山坡上的小洋楼里去执行逮捕。到达后，张明选让我们在车上等着，先由他带着刘怀琦一道进去洽询。过了一会儿张明选和刘怀琦出来，说杨汉秀不在家，到街上去了，并说已经和杨森约好晚上再去办理。她住的房间和四周环境刘怀琦已经观察了一下。杨森家的人全都通了气的，只瞒着杨汉秀一人，她跑不掉的。

“到晚上11点左右，仍由张明选率领我们前往，进入杨公馆后人员散开，将杨汉秀所住的小洋楼警戒，然后由刘怀琦敲门进去，带着黄雪中、谢春浓直奔杨汉秀卧室，将门喊开，就把她逮捕了。等杨汉秀一押上车，我们马上回处。当晚就由我和宗慎云、钟恕在办公室里审讯杨汉秀，问她是否从事共党活动？‘9·2’火灾是哪个主持的？是哪个放的火？她一概说不晓得。我们就把审讯结果告诉张明选。张说不必问了，杨森在电话里讲得很明白，他要大义灭亲，叫我们把她处死，我们就商量处置的办法吧。钟恕说弄一只小船在半夜里载到长江中心把她勒死后丢进河里。我说最好用汽车载到郊区，在车上把她勒死然后找荒地埋葬。张明选采纳了我的意见，确定就在第二天上午办理。

“第二天上午，先由钟恕、宗慎云、刘怀琦、杨玉书先驾车去重市西郊沿成渝公路从金刚坡过去，在巴县与重庆交界路旁的一座碉堡内选择好掘坑，然后派刘怀琦返回处里通知我，我就押着杨汉秀出发了，是分乘的两部车，一部是张明选的小轿车，开车的是他的司机郝□□，杨汉秀戴着手铐，蒙着头坐在轿车内，两旁坐的是项正邦与谢春浓。我和黄雪中、刘怀琦坐吉普车在后随行押着，由刘怀琦开车子。在快到达碉堡前，项正邦与谢春浓就在车内用绳子把杨汉秀勒死，抵碉堡后，就由车内抬出放在坑里。刘怀琦用手相机拍了照，然后我们就用土掩埋上，完毕后回处里复命……”

杨汉秀烈士（1912——1949）女，四川广安人，中共党员，1949年9月被捕，9月23日殉难于歌乐山金刚坡。

杨汉秀，别名杨稚华，又名杨俊，在延安时期化名吴铭，1912年出生于广安龙台寺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其父杨淑身，字懋修，大革命时期曾在杨森的国民革命军20军第9师任师长。伯父杨淑泽，字子惠，别名杨森，是四川五大军阀之一。杨家拥有12000挑田土（近3000亩），是广安最大的官僚地主。

1926年杨汉秀随父亲部队驻扎在万县时，深受党代表朱德的喜爱，朱德经常抱她逗她，并给她讲一些浅显的做人的道理，这对她后来毅然背叛家庭，投身革命有一定的影响。1936年，杨汉秀随家庭教师朱一帆到重庆，从此，经常与地下党员陈联诗等接触。次年，她又到成都，经朱一帆介绍到地下党领导的《星芒报》当校对。1939年，杨汉秀从成都去延安，半年后，才绕道去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找到了朱总司令，朱德将她安排在八路军总部工作。1939年杨汉秀随朱德到延安，参加了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入党。抗日战争胜利后，进行国共合谈，当时在延安的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王维舟把杨汉秀介绍给周恩来副主席，她于1946年9月随周副主席回到重庆。由于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发动了内战，杨汉秀一下飞机就遭到特务的监视，她在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住了一个晚上，便转到渠县农村从事地下工作。下乡后，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把佃户组织起来，以练团防和打太极拳的名义，培训地下武装，还把自己陪嫁的3000挑田土卖了，购买枪支弹药，用以支援华蓥山游击队，或作革命斗争的活动经费。

1947年3月，渠县伪警察长漆旭怀疑她和延安有联系，把她抓起来送往成都，关在将军衙门政治犯监狱，后因找不到真凭实据，王陵基不得不下令取保释放。杨汉秀出狱后，革命意志全愈加坚定，把7500斤黄谷和一些棉絮及两支枪产给地下党，支援华蓥山游击队，还经常往返于重庆、渠县之间，为筹集枪支和活动经费而奔忙。

1948年秋，川东地下党在华蓥山地区发动武装起义失败后，罗广文四处搜捕共产党员和起义群众，杨汉秀在渠县无法开展活动，又回到重庆，就在同年9月，杨汉秀第二次被捕，关在歌乐山下的渣滓洞监狱。

杨汉秀在狱中非常关心难友，常把家里送去东西全部分给难友们共享。她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一次，她对到狱中看望她的儿子赵在民说：“你不要怕，不要哭，妈妈不怕死。妈妈死了，你要知道妈妈是被国民党害死的，是为广大受苦受难的穷人的解放死的。我希望你成为一个进步的，革命的青年！”

她在敌人面前机智勇敢，敢于斗争，善于于斗争。她经常组织同室难友开联欢会，唱歌跳舞，弄得看守们狼狈不堪。

杨森在族内亲人的央求下，不得已于1949年4月将杨汉秀保释出狱，接到杨公馆中住下，责令她不准再参与共产党活动，并提出送她到美国去生活，但遭到杨汉秀义正词严的拒绝。

重庆“9·2”火灾发生后，杨汉秀以其亲眼看见之事实，当面斥责杨森并揭露国民党妄图将此重大事件的责任嫁祸于共产党的险恶用心。两人吵了起来，杨森恼羞成怒，命令刑警处处长张明选将杨汉秀秘密逮捕关押，随后又下令将其处死。

1999年4月5日，杨汉秀的女儿李继业来重庆歌乐山革命英烈纪念馆参加清明祭扫活动，厉华等在办公室对她进行了采访，当话题从妈妈谈起的时候，李继业饱含着热泪说道：“每个人都有妈妈，可是我的妈妈是谁？她在哪里？为什么不要我了？这一切在我年幼的心中，一直是个解不开的谜。我记得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学。有一天，与邻居小孩玩时发生了矛盾，突然，她们喊道：‘你是抱的娃儿’。我一下子愣住了，我怎么会是别人抱养的孩子？那我的亲生母亲是谁呢？我不知所措，仿佛掉进了冰窟里。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心想，一定是小伙伴们为了要制服我，胡乱编造的谎言。但是，从那以后，她们总是用这样的话来攻击我，却从来没有用这样的话去对付别的孩子。我只好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因为我相信它确实是真的我没有看见过我的妈妈！我家左邻右舍住的全是解放前的老邻居，他们都认识我的亲生父母，自然对我的情况很熟悉。平时大人们在议论我的时候，被身边的小孩听见了，就成了他们攻击我的炮弹。从此，屈辱、自卑笼罩了我，因怕别人骂我是抱的娃，只好处处忍让，尽量不与别人发生争执。表面上，我给别人的感觉是既开朗又活泼，但我内心深处却埋藏着不易被人察觉的痛苦和忧伤。我想问养母，我究竟是不是他们抱养的孩子？我的妈妈又是谁？可是，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我不愿捅穿这层包着的纸，怕从此打破家中的宁静与和睦。平时，我在养父母面前装穿着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在外面如果受到委屈，晚上就躲在被窝里偷偷哭泣。那时，我感到好可怜，因为我没有地方可以倾诉。有一天晚上养母听到了我的哭声问我时，我只能用刚刚做了一场噩梦来搪塞。

“直到1961年我小学毕业，老师拿出履历表让我们填，其中就有一栏是否烈属。我拿笔首先就把烈属这栏划掉了，老师说我是烈属，让我把烈属这栏填上。老师的话把我惊呆了，以前，只知道我不是这家的亲生女儿，可是，现在又说我是烈士的后代。我那时虽不太懂事，但烈属的含义还是能明白的，我心中就像打翻了五味瓶，真是什么滋味都有，高兴与悲伤并存，高兴的是，我的身世之谜终于揭开了，悲伤的是，我做梦都想有一天能见到的妈妈，却永远也见不到了。就在那年的暑假，班主任老师、教导主任来到了我家，养父母终于将我的身世告诉了我。其实，我的情况邻居、学校、派出所都知道，以前，他们怕我年纪小不懂事，所以一直瞒着我。

“我出生在于1948年5月4日，妈妈在重庆中央医院生下我，由于我是早产儿，生下来就像只小猫一样，妈妈说我长得很精灵，红红的小脸蛋又像五月里刚刚成熟的果子，妈妈就亲昵地叫我果儿。在生下我不到两个月时，妈妈急着要回渠县去参加龙潭武装起义，不能带我同行，因此给我请了一个奶妈，由于奶妈只有18岁，妈妈不放心，又请邻居（后来的养母）抽空帮忙照顾我。妈妈怕离我而去引起别人的怀疑，她对养母说：‘我要回老家去收租，由于天太热，我不能带小孩去，大概要一个月左右才能回来。’那时大家都知道她很有钱，但究竟是干什么的却搞不清楚。所以，妈妈以回去收租为借口离开我，大家都不会起疑。当时，妈妈和爸爸用的都是化名，妈妈叫杨稚华。妈妈离开我回到渠县后，即给养父母写了一封信，署上了她的真名杨汉秀，遗憾的是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而事隔多年后，他们竟将我妈妈杨汉秀错记为杨益秀。知道妈妈是烈士后，有一天，我偷偷地跑到烈士陵园，希望能找到妈妈的名字，那时烈士的名单存列在墓左侧的房子里，我翻来覆去地找了几遍，也没找到杨益秀三个字，我又仔细地看了所有的陈列内容，也没有找到杨益秀这个名字，我怀着失望与忐忑不安的心怀离开了烈士陵园，一路上我想得很多，由于没有找到我妈妈的名字我幻想着妈妈牺牲的消息只是误传，因为火烧渣滓洞后，家人曾去清尸，一直没有找到妈妈的遗体，我又怕妈妈是叛徒，所以才榜上无名。难道……这一个个疑团，当时只有13岁的我实在无法解释清楚，不知道该问谁。从那以后，我怕别人问我的身世，自己也从不提起。

李继业还对谈道：“鉴于地下斗争的特殊性，养父母知道我父母的事情很少。他们知道我妈妈是杨森的侄女这一重要线索，也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不敢告诉我，怕我出去乱讲会受到株连。直到1972年我调回重庆工作后，了解到一职工的父亲解放前在渠县时曾见过我的妈妈两次，他还认识一个曾给我外婆家护院的人。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激动得浑身发抖，话都说不出来了。他一见我便说我长得像我妈妈杨汉秀。可是我坚持说我的妈妈叫杨益秀不叫杨汉秀，我还请他回去打听杨森是否还有一个侄女叫杨益秀。他说：‘据我所知，杨森只有一个侄女是从延安回来的，重庆解放前夕在渣滓洞牺牲的。’他回到渠县了解了一些情况后，来信请我亲自到渠县去一趟。1976年春节后，征得养父母的同意，我在厂党委开了一张介绍信，便踏上了寻亲之路。”

李继业先后到渠县、成都等地，找到地下党的老同志熊扬、陈云龙等，还有母亲生前的朋友及解放前给外婆家中护院的人，由于她模样、身材长得很像她母亲我，所以，无论走到哪里，都得到了热情的帮助，有的老同志甚至说她走路的姿势和样子都像她妈妈。在母亲的一个战友家中，李继业第一次看见了妈妈的照片，那种复杂的心情，没有这处经历的人是不容易体会得到的。她带着这张照片回到重庆，为了证实她与照片上的人是否母女关系，她对养母谎称没有找到妈妈，并装出很不在意的样子拿出妈妈的照片给养母看，没想养母一见照片就叫了起来：“哎呀，这就是你亲妈妈呀，你从哪儿找到了她的照片？”这时，李继业一颗悬着的心才总算放下了。在渠县这些老同志的热心帮助下，很快就找到了他的亲生父亲、哥哥和姐姐。那一年，她都20岁了。

问：“你参加了1977年发现你妈妈遗体的收殓工作，请谈谈当时的经过是怎样的？”

李：“直到1977年，我们才知道了妈妈牺牲的准确地点和被杀害的经过。那年夏天，据歌乐山的农民反映，解放前夕，在金刚坡碉堡中发现一具戴手铐的女尸，烈士陵园派人调查核实后，请专家进行骨骼鉴定。又根据特务的口供，确认牺牲的烈士就是我的妈妈杨汉秀。有一天，通知我们亲属与烈士陵园、民政局的同志一道，到妈妈殉难地去挖掘清理遗骨。这一天我终生难忘，几十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我的妈妈，因为妈妈离开我时我还不到两个月，而妈妈牺牲时，我还不到一岁半。当我得知要去清理妈妈的遗骨时，心中异常激动，几乎不能控制自己。一路上，我在心里默默地叨念着：‘妈妈呀妈妈，你知道吗？你的女儿今天终于找到你，就要见到你了，你再不会一个人冷冷清清的躺在荒郊野岭了。妈妈，你知道吗？你最最放心不下的小女儿，就要来到你的身边了！’由于妈妈是被仓皇弃尸，当时只浅浅地埋了一下，几十年来任凭山水冲刷，妈妈的遗骨已经剩下不多了。我们按照烈士陵园曾来调查过的同志指点的位置，用手在泥土中小心翼翼地扒着、找着，经过仔细辨认，才找到一些碎骨头。我轻轻地拿着妈妈的每一块骨头，小心地放在我手里拿着的纸口袋里。我把口袋放在我的胸前，感到妈妈和我贴得那样的近，仿佛把我搂在了妈妈的怀里。多少次，希望妈妈牺牲的消息不是真的，期望妈妈有一天能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多少次，希望能与妈妈在梦中相见，又有多少次因为想妈妈女儿在梦中哭醒。我默默地念叨着：‘这些，妈妈你都知道吗？女儿多么希望能得到妈妈的爱，多想喊你一声妈妈呀！’我知道，世界上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儿女？又有哪个儿女不爱自己的妈妈呢？正是为了千千万万的儿女不再失去这种爱，我的妈妈才英勇地献出了她年轻的生命。年幼的我，从此失去了人世间最宝贵的母爱。但是，我们感到更多的则是自豪，为有这样一个好妈妈而感到无比骄傲。1980年11月25日，在歌乐山烈士陵园，党组织为我的妈妈举行了隆重的遗骨安葬仪式。

“妈妈自从参加革命后，历经了许多磨难和严峻的考验，也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对待，但她从不气馁，对党对革命事业的追求永远是那样的执着。她对待同志、战友总是那么热情宽容，帮助别人十分慷慨，对待困难又那样乐观，从不叫苦。妈妈牺牲后，由于地下党是单线联系的，直接与妈妈联系接头的川东临委书记王朴同志也牺牲了，妈妈的真实情况很少有人知道，虽然妈妈在1950年第一批就被认定为革命烈士，但长期以来却寂寂无闻。1957年，哥哥从妈妈的遗物中，找到了一张吴铭同志见周副主席的介绍信，上面有王维舟同志的印章和周副主席的两处亲笔批字。至此，才推断出延安的吴铭，就是牺牲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杨汉秀，这个谜才终于解开了。原周副主席的秘书龙潜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特写信将我妈妈的情况做了介绍和说明：‘关于吴铭烈士，确系周副主席在延安经我介绍到交际外金城同志处，利用美军观察组的飞机随他一起到的重庆。那时想利用她同杨森的关系，派她去做地下工作。’而且还确认：‘吴铭同志是共产党员，表现好，所以才派她去做地下工作，后来牺牲在渣滓洞。’”

问：“你的身世是无法选择的，对你母亲所从事的事业你能够理解吗？”

李：“虽然妈妈曾经默默无闻了几十年，不为人知，但是党没有忘记她，人民没有忘记她。她背叛自己的剥削家庭，选择共产主义革命这条道路，我想绝不会是她一时的冲动，或者有什么功名之求。她有救国、救民、追求真理的革命斗争精神。假如，她不去革命，我可能现在有一个很富有的家庭；假如，她不去延安，她可能会有很多的产业留给我们；假如，她那时候按杨森的安排去了美国，我现在恐怕也是一个华侨子女……但是，她什么都没有留给我，毅然地抛去了一切荣华富贵而冒着杀头的危险去干革命，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从我个人本能的情感来说，从小失去母爱确实感到非常难过，我确实不愿意没有妈妈！而我的母亲在人们不理解她、怀疑她，甚至受到不公正对待时，都没能动摇跟党走的决心。她的精神得到人们的称颂。妈妈虽然离开我几十年了，但她的精神却永远地激励着我，成为我做人的准则。妈妈为革命献出了成百上千两黄金，虽然没有给我留下分毫，但她给我留下的精神财富，却使我取之不尽用之不完。要说遗憾，也有，那就是我今生没有聆听过妈妈的声音，哪怕是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