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在建立庞大的特务系统时，为了控制手下的特务，制定了严格的纪律，规定凡是参加了军统的人员，必须先写一份详细的自传，填写一份名目繁多的履历表，宣誓时，面对蒋介石威风凛凛的大元帅像，桌上放一本《三民主义》、一支手枪。誓词是：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严守秘密，如违誓言，甘愿受最严厉之处分，□□□谨誓。宣誓后，监誓人、宣誓人均须签名盖章，誓词归档保存。

参加军统后，戴笠规定不得发给任何证明文件，只是在人事部门和工作单位具名而已，并且从此不得离开军统，也不得请长假或辞职，戴笠把这称为生的进来，死的出去。一旦参加军统，人就被训练成为杀人的工具，为了控制手下人员，他建立了庞大的监视网络，互相监视。

但是尽管这样，军统内部也并不是铁板一块，特别是戴笠死后，军统内部郑介民、唐纵、毛人凤三人为争夺军统大权，互相倾轧，内部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到了解放战争后期，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国民党统治的垮台成为必然，一些中小特务不得不给自己寻条后路。当时被称为两口活棺材的白公馆、渣滓洞监狱，有几十名看守人员，其中像绰号猫头鹰的渣滓洞看守长徐贵林、绰号猩猩的所长李磊、事务长邓凯，以及号称狗熊的看守员李福祥和曹登甫，白公馆的看守长杨进兴，均为军统骨干人员，思想一贯反动，手段十分毒辣，纯属怙恶不悛、不可救药之徒。

然而深入鉴别，也有少数看守人员，或是因为生活所迫，误入魔窟，虽沾上反动宣传的灰尘，毕竟中毒不深；还有些本身就没有加入军统，在蒋家王朝行将就木之际，他们再无心为濒临死亡的反动派垫背，通过狱中难友的帮助，他们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为难友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在重庆歌乐山革命烈士纪念馆里，展出的胡其芬烈士的《最后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蓝先生此次见你时，定将里面的情况，对政治犯处理的消息，组织上的准备，以及盼望我们在这里进行的事项，详细告知，不日他将离开，不能再带你的回信给我们了。”

胡其芬烈士在信中谈到的蓝先生，就是时年23岁，在渣滓洞监狱担任看守的黄茂才。

1995年和1998年，厉华因工作关系，两次和已70多岁、时任四川荣县政协委员的黄茂才接触。黄先生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显得相当斯文、和善，使人怎么也不能和那些面目可憎的军统看守联系起来。厉华请他详细地谈了当时渣滓洞监狱中的情况。

黄茂才，四川省荣县人，家庭贫苦，父亲种地主刘老太爷家的田，刘老太爷的儿子刘重威时任川康绥靖公署稽查处副处长，在成都颇有权势，红黑两道都吃得开。黄茂才初中毕业后，因家贫辍学，去成都求刘重威介绍工作，先是在刘家当杂役，后由刘引荐在稽查处特务通讯队作司书负责造报表册、缮写文件。1947年8月，稽查处裁撤后并处重庆绥靖公署二处。黄茂才即来到重庆，在二处管档案，不久派往太平门邮检组，因不懂吹牛拍马的功夫，以无成绩表现，又无邮检技能为由，1948年5月，被列入裁员名单，经稽查处同来的赵科长说情，才改派渣滓洞作看守员。

到渣滓洞之前，二处总务课课长安国华训诫他说：“渣滓洞是专门关共产党重犯要犯的地方，你要认识清楚，共产党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这些人狡猾得很，关在牢房里，个个也都是笼中老虎，你到了渣滓洞后一定要严格看管，不许他们串通案情，要分别放风，不许走漏消息。军法无情，若要查出包庇袒护犯人，你这颗脑袋就保不住了。”

到了渣滓洞后，所长李磊发给他一支左轮手枪和30发子弹。并再次警告他：“这不是一般的监狱，既作看守，就得严格执行监视，不许他们交头接耳，发现情况，要随时向我和徐看守长报告。”

黄茂才初进渣滓洞时，为了挣表现，对难友们非打即骂，十分凶恶，但时间一久，他发现这些人并不是像上司说的那样可怕，相反说话做事都表现得很文明。他们之中有很多是作家、记者、教授、大学生，言谈举止很有水平，互相之间也很友爱。尤其是像江竹筠、曾紫霞（小说〈红岩〉中的孙明霞原型）这样的大学生，怎么能够同杀人放火的匪徒画等号呢？由此，他对长官的训示不由得产生了怀疑。带着这样的想法，他对政治犯虽仍心存戒意，但并不像初来时那样凶了。而且，他还感觉到听这些满腹经纶的人摆龙门阵很有教益，比和那帮不学无术的看守们闲聊有意思多了。从此后有事无事，他总爱和难友们待在一起。长期的监狱生活，给难友们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黄茂才身上的细小变化，难友们都注意到了。

一次，黄茂才到各监舍查房，女牢的曾紫霞就问他：“小黄，听口音你好像也是川南人吧？”

黄茂才回答：“我是荣县人。”

曾紫霞高兴地说：“我是内江白马庙人，算得上是小老乡了。”

黄茂才说：“唉，真没想到能在这里碰见过个小老乡。”

曾紫霞说：“你家每年能收多少石租谷呀？”

曾紫霞等人看到黄茂才刚来就是上尉，家里肯定有钱有势，或者是在军队里有靠山。

不料黄茂才听后竟长叹一声，苦笑着回道：“要收百十石租子哩，可惜那是东家刘老太爷的。我老汉命苦，只能给人家当长年。”

随后，黄茂才便把自己的身世和盘托出。他还谈到他14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他和祖父去向刘老太爷讨点地埋父亲，被刘老太爷恶言拒绝。谈到白发苍苍的老祖父跪在地上叩头求人时，不觉已是泪水滢滢，呜咽失声。

曾紫霞、江竹筠等人对黄茂才深表同情，决定策反黄茂才。难友们彼此暗通消息，注意他的一举一动。

此后，在他值日的时候，男牢的何雪松、陈作仪、成善谋都尽量找机会，通过问长问短、聊家常，有意识地和他接近，女牢的曾紫霞、江竹筠进一步关心他，通过给他织毛衣、做鞋垫，使他认识到共产党员并不是敌人宣传的洪水猛兽，也不是他上司说的笼子里的老虎。

长时间的接触后，黄茂才也逐渐地敞开了心扉，与难友们坦诚相谈。

一次黄茂才巡查囚室时向曾紫霞、江竹筠等人诚恳地表白说：“我这个人从不捧上压下，更不想整人害人，当这样的差，只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说实在的，我在这里，也不过是个随时都可能被开销的人。”

曾紫霞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他说：“小黄，你本来是个好人，但是你现在已经陷进这坏人窝子里来了。不过，我看你还算是个坏人中的好人，还可以转变过来。”

江竹筠趁势开导他：“小黄，你还年轻，你家里也是给地主当长年的，你总该知道，现在的社会上有很多的穷苦人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受有钱人的压迫，这种制度太不合理，所以共产党才要领导人民起来当家做主，所以也才有那么多的老百姓都愿意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曾紫霞说：“你要是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人，就应该为国家为劳苦大众的利益着想，不要做危害人民利益的事，只要你多做有益的事，人民夺取江山掌握大权后，是会谅解你的。”

李惠明也说：“现在解放军到处打胜仗，国民党肯定长不了的。我们共产党有政策，只要你现在少做坏事，多做好事，今后共产党胜利了，还会奖励你的。”

一次，曾紫霞悄悄塞给黄茂才两张小纸条，黄茂才躲到外面的林子里打开一看，一张是江竹筠写的，内容是：“小黄，你还年轻，有好多事都不晓得，现在社会上穷的穷，富的富，将来要实行耕者有其田，工厂资本家再不能欺压剥削，工人要当家做主人。你要懂得共产党的政策……。”

曾紫霞给他的纸条上写着：“小黄，你要好好争取多做好事，共产党是不会忘记你的，将来政治上我们可以成为朋友。”

日久天长，水滴石穿，通过大家的循循善诱，黄茂才终于表示愿意为革命做一些工作。而且，他也的确开始在他的职权范围内给难友们提供一些方便。比如，每次轮到他当值日看守时，不但尽可能地延长放风时间，处处给难友们方便，就连楼上楼下互相递条子，他也总是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从而支持、掩护了狱中的革命活动。

江竹筠、曾紫霞还教他，当着李磊、徐贵林的面要对难友们凶恶一些，要学会保护自己。以后他学会了装两面派，见李磊、徐贵林来查房时，便故意对难友们骂骂咧咧的，有时还动手打人，做出一副与共产党不共戴天的样子，李磊、徐贵林之类的家伙一走，他马上取下戏脸壳，恢复友好姿态来对待难友们。

曾紫霞、江竹筠见时机成熟，便决定请黄茂才办点事。

第一次是曾紫霞要黄茂才带一封信出去，交给市中区一家银行的刘姐。信中当然不是什么机密，曾紫霞在信中告诉刘国志的姐姐刘国淑，她和国志已经从城里的第二处看守所转押到歌乐山了，她在渣滓洞，刘国志在白公馆。黄茂才一口便答应下来了。

恰巧第二天轮到黄茂才休班，他搭巴县汽车从磁器口到七星岗，再转朝天门附近的一家银行。

在重庆城里，只要是佩戴上行辕二处证章的人，很是吃得开，连军警宪特都不敢过问，看电影、坐车也不买票，可以畅通无阻。

黄茂才下车后在会客室里等了一会儿。

刘姐被杂役叫出来后，黄小声问她：“你就是刘国淑吗？”

“是的。你找我有什么事？”

“曾紫霞托我给你带来一封信。”

第一次任务得以顺利完成，黄茂才非常振奋。而女牢的难友们对他的关怀，也使他感觉到从未有过的温暖。江竹筠还亲手给他织了一件毛线衣。投之以桃，报之以李，黄茂才也尽力照顾她们。一次，黄茂才还把所里分的肉悄悄地送给生病的难友徐以速，使徐的营养得以改善，身体很快恢复了。

有一天，渣滓洞突击搜查牢房，黄茂才随猫头鹰徐贵林来到楼上六室，在陈作仪的枕头下发现了一张摘录报纸新闻的纸条。在此关键时刻，黄茂才趁徐贵林没注意，悄悄把纸条揣进裤袋，掩护了难友。

1949年8月，解放战争形势大好，狱中的难友们考虑迅速着手进行警卫连的转化工作。

一天，黄茂才当值日，春节到来之前，李磊、徐贵林和其他特务不在，难友们通过黄茂才把后山警卫连的邬连长找进牢房内院，由陈作仪、何雪松出面进行谈话。两位同志晓以大义，希望邬连长认清形势，等时机一到，便起义投诚。几天以后，又选择了一次放风的机会，让黄茂才再度把邬连长找进来，由韩子重、刘石泉继续做工作。邬连长对难友们的指点、开导表示领悟，对革命事业表示同情，但以此事非同小可，一旦事败，定遭杀头之祸而婉言谢绝。难友们见邬连长思想处于犹豫之中，正欲继续做他的工作，不料几天后，邬连长便被调走了。策反虽未成功，但黄茂才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得相当不错。

1948年12月，新四军战士龙光章，不堪徐贵林的虐待，在狱中病逝，难友们决定为他举行追悼会。筹备追悼会的时候，难友们欲书写挽联，扎制花圈，苦于没有纸笔，黄茂才设法将纸笔墨砚秘密地送到牢房里。

何雪松的妻子莫凌志，在丈夫被捕后，贫病交加，稚子弱女，嗷嗷待哺，处境相当困难。通过黄茂才两次传书带信，莫凌志一家才在刘德惠（因许建业失误而被捕，后牺牲于渣滓洞大屠杀）妻子的接济下，度过了贫困危机。

曾紫霞的同班好友况淑华（解放后在西安市科委工作），是重庆大学医学院的学生，也是地下党员，况淑华的上级领导是中共沙磁北碚区领导小组长刘康，黄茂才按照曾紫霞的嘱托，以进城休假为名，多次奔波于中一路协合里4号和重大女生宿舍，将一封封秘密信件面交况淑华，直接沟通了狱内党员和狱外组织的联系。

渣滓洞是不允许囚犯会见亲友的，可是黄茂才利用自己的身份，巧妙地安排了地下党员李玉钿（解放后在四川省妇联工作）与她弟弟见面。他还进城给江竹筠捎回寄养在狱外的儿子彭云的照片。狱中的难友们争相传看，尤其是江竹筠激动得热泪盈眶，悲喜交加。

一年半的时间里，黄茂才为难友们送了上百封信，同时还用自己的或难友们的亲戚朋友资助的钱买书报带进监狱，除《新民晚报》《大公报》《国民日报》《中央日报》等外，还带进《社会发展简史》等进步书刊和药品等物。

黄茂才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难友们的信赖，江竹筠曾给黄写过一张这样的纸条：“小黄，你的行动已经证明你有了很大的转变，我们都替你高兴，希望你一如既往为我们多做事。将来人民的新政府一定会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1949年春节到来之前，一天放风时，值日官黄茂才像往常一样在院坝里来回踱步。

忽然，身后轻轻传来一声轻唤：“小黄。”

他回头一看，是曾紫霞，便警惕地看看左右。

曾紫霞悄声说：“难友们想在春节那天搞个联欢活动，庆祝一下，派我来同你商量。”

“庆祝啥子？”

“庆祝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胜利呀！国民党马上就要垮台了，能不高兴吗？”

黄茂才想了想，告诉曾紫霞先不要声张，等他弄清楚了李磊和徐贵林春节那天回不回家。如果他们中有一个留在所内，这事就肯定办不成，如果两人都不在，他争取那一天能当班，这事就成了。

除夕这天，李磊和徐贵林两人都进城回家去了。黄茂才果然争取到了大年初一当班。所长、看守长一走，他这值日看守便成了所里的最高主宰。

初一这天上午，黄茂才跑上跑下，把楼上楼下所有的牢房门全部打开了，宣布过年放假一天，大家在监狱内自由活动。

很快，一间间牢房门口都贴上了春联，女牢门前贴的是“洞中才数月，世上已千年”，楼一室贴的是“歌乐山下悟道，渣滓洞中参禅”，楼二室贴的更有意思“看洞中依然旧景，望窗外已是新春”，横额是“扭转乾坤。”

紧跟着，大家都汇聚到了院坝上，互相抱拳鞠躬拜年。还有好几个人拿起脸盆敲得当当响，更给联欢会增添了欢乐的气氛。女牢的江竹筠、曾紫霞、杨汉秀等人用彩色被面披在身上，扭起了秧歌，还唱起歌来：

解放区的天，

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难友们的联欢直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尽兴而归。

其间，黄茂才一直守在监狱门口，阻止他人入内。狱外站岗巡逻的警卫连的士兵见有值日官坐镇监视，也就不加过问。

但这事第二天一早就被李磊知道了，他把黄茂才叫进办公室，拍着桌子大叫大嚷：“谁叫你准犯人在监狱里唱歌跳舞的？如果今后再这么胡闹，小心你的脑袋！”

由于黄茂才经常与曾紫霞接触，看守中竟传出了这样的流言，说黄茂才是被这位年轻漂亮的大学生囚犯给迷上了，单相思。甚至连不少不知内情的难友也持有这样的看法。“文革”中，曾明霞也因此遭受了许多磨难。

1949年11月20日，也就是大屠杀开始前的一个星期，黄茂才被视为不可靠分子遭到资遣，告别了一年多以来朝夕相处的难友们。难友们与黄茂才的心情一样沉重，黄茂才离开渣滓洞那天，他（她）们趴在风门口默默地注视着他，眼里含着惜别之情，为这位忠诚的朋友送行。

半个世纪后的1999年金秋时节，已经74岁的黄茂才被重庆电视台邀请赴渝，在该台的金牌栏目龙门阵上与傅伯雍（“11·27”大屠杀渣滓洞脱险志士、身中两弹未死）、刘康（当时沙坪坝、磁器口党的负责人）聚首，三位古稀老人，面对现场和屏幕前的千万观众，回首往事，热泪滂沱。

原来，黄茂才被资遣时，狱中党组织曾给他一封信（即胡其芬烈士的《最后的报告》），让他到沙坪坝某处找某人，此信不仅通报了狱中的警卫情况，希望外面的地下党组织武装力量趁国民党溃乱之际里应外合以施营救行动。并且特意嘱咐组织上见信后安排送信人蓝先生今后的生活。

可是，黄茂才把这信送到时，那秘密交通点的一位妇女见他穿着国民党的黄皮子，害怕中圈套，由于过于警惕，始而不允他进门，继而见信后便进了屋，许久没有出门，好像把黄茂才忘记在了走廊里。

黄茂才在门外呆了一会儿，不愿给人添麻烦，便径自离去，到储奇门码头登上轮船，回到了荣县老家。

刘康见信后，回头再寻找黄茂才，已是难见其踪影了。

黄茂才回到荣县老家，依旧以务农为生。1951年镇反运动开始，黄茂才被荣县公安局收审。他一五一十地讲了自己的经历。听说黄茂才曾在渣滓洞当过看守，审查人员大吃一惊，脸色立即严厉起来。“什么？你在渣滓洞那样的人间魔窟里干过？你必须老实交代，你在那里面干了些什么罪恶勾当？”

“我说的全都是实话，我与江竹筠、曾紫霞、何雪松都有联系，冒着被确砍脑壳的危险帮共产党送过许多信，办过许多事。”

“他妈的，渣滓洞、白公馆的特务都是反动派严格挑选出来的，你这种死心塌地反对共产党的家伙还会帮共产党的忙！江姐早就被你们杀掉了？你们在渣滓洞、白公馆杀了我们那么多的共产党员，你居然还想来卖乖讨好！”

“啪！”黄茂才脸上重重挨了一记耳光。

“你老实讲，你在‘11·27’大屠杀中杀害了我们多少革命烈士？”

“冤枉！我是在大屠杀之前的一星期被资遣的……”

“你狡辩！把资遣证拿出来看。”

“搞丢了。”

实际上是镇反运动开始后，黄茂才害怕别人拿到他过去在国民党军队里干过事的证据，悄悄烧掉了。

“当时国民党到处抓丁和我们共产党打仗，还会主动放你这个特务走？瞎扯蛋！”

就这样，黄茂才被罚跪、鞭打，最后在重压之下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一、参加过重庆渣滓洞“11·27”大屠杀；

二、被组织派回家乡做潜伏特务。准备破坏电厂。

根据黄茂才本人的交代，既有历史，又有现行，荣县人民法院准备召开公判大会，判处黄茂才死刑。

1953年7月19日，黄茂才一家老小听说第二天县法院要开公判大会枪毙黄茂才和其他4名反革命分子。全家人哇地一声就哭开了。

第二天一大早，黄茂才的妻子杨淑芳和她的弟弟饭也顾不上吃，就扛着张竹席急匆匆地忙着赶往县城去收尸。

半道上，看见黄茂才的幺公黄大元也去县城。他的脸色很难看，慢吞吞地对他们说：“黄茂才有可能判成无期徒刑”。

两人一听，稍微地松了口气。

果然，在当天的公判大会上，那4个反革命分子被枪毙了，法院以年纪轻，交代好，判处黄茂才无期徒刑。

原来，黄大元是乡农会主席，参加了这次公开宣判前的审判工作。县法院的人问黄大元：“黄茂才在地方上的罪恶有多少？”黄大元如实相告：“他从小读书，稍大点就到外面做事去了，在地方上没有做过坏事。”就这么一句话，居然保住了黄茂才一条性命。

1955年1月18日，黄茂才因表现好又改为15年徒刑。1962年8月28日，内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又以服刑中有立功赎罪表现予以减刑两年。1964年，黄茂才刑满释放回家，但头上仍戴着反革命分子的黑帽。

由于小说《红岩》与电影《烈火中永生》加上歌剧《江姐》在全国人民中造成的强烈影响，人民在崇拜许云峰、江姐、成岗、刘思扬等英雄形象的同时，对所有在白公馆、渣滓洞干过事的国民党军警的痛恨，是恨不能啖其肉，剥其皮、碎其骨的。正因为如此，黄茂才在“文革”中再一次受尽折磨，多次被毒打得死去活来。

1978年12月党的11届3中全会后，黄茂才不服原判，多次向荣县人民法院申诉。面对这起时间跨度大、历史背景复杂的案子，荣县检察院的检察官们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核实工作。而且，通过他们的努力，终于找到了健在的曾紫霞。

1981年初秋时节的一个傍晚，黄茂才身着浅蓝色中山装，脚穿黄胶鞋，头戴一顶褪了色的军帽，手上提着一个布包，来到了成都华西医科大学的校门前。

他四下踯躅张望了一会，才走到传达室窗前，胆怯地问道：“同志，请问曾紫霞、曾先生是不是住在这里？”

“你找曾教授？”传达打量着这位土里土气的老人。

“啊，她现在是教授了？”黄茂才脸上露出了笑容。

在传达的指引下，黄茂才来到了曾紫霞的家中。

“你是……？”岁月沧桑，曾老已经认不出当年那位年轻的看守员了。

“我姓黄……啊啊，你认不出我了么？我是黄茂才呀。”

“黄茂才！”曾紫霞愣住了，满是皱纹的脸颊上颤抖得厉害，好一阵，才惊喜地叫道，“你是黄茂才，唉呀呀，我的表哥呀……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么？”

解放后，他们都生活在四川，可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彼此间却是音讯渺无，无法往来。此番劫后重逢，那种欣喜与激动，真是无以言表。

曾紫霞是在黄茂才被资遣之前出狱的。曾紫霞真正的身份没有暴露，在叛徒看来，她不过是刘国志的女友罢了，而且年轻、不懂事，所以没有加害于她，再加上党组织与刘国志家族的多方活动营救，1949年8月15日，曾紫霞终于获释出狱。出狱后，她马上按照事前的约定给黄茂才写了一封信：“表哥，你14日中午到国府路8号来找我，有要事相商。表妹。”

到了14日，黄茂才应约前往。在大门口，黄警惕地看了看四周，轻声说：“这儿不好，目标大，还是到我一个朋友家里去安全些，就在国府路附近的一条小巷子里。”

以后黄茂才又到过国府路两次，传出狱中情况，带进地下党的指示。曾紫霞还向黄茂才介绍党的政策，提供进步书籍给他看。一个月后，因工作需要，曾紫霞被组织上调往成都。没多久，黄茂才收到了一封信：“表哥，情况有变化，我已回成都去了。表妹。”

从此，黄茂才与曾紫霞的表兄妹关系就这样定格了下来。

“文革”中，造反派们把曾紫霞揪出来批斗时，造谣说她在人间魔窟渣滓洞关押期间，曾与特务看守员讲恋爱，即缘出于此。

当曾紫霞教授与农民黄茂才在成都华西医科大学的校园里重逢，谈起这件事的时候，两位饱经沧桑的老人都开心地发出了纯洁而真挚的笑声。

也正是这一次的重逢，曾紫霞才了解到与黄茂才分别后这几十年间，他所遭遇的种种磨难与不公正的对待。曾紫霞教授既愤怒，又内疚，堂堂共产党，怎能作言而无信、忘恩负义之辈！既然当年自己与江竹筠、李青竹、李惠明等共同向黄茂才许下了庄重的承诺，既然黄茂才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承诺才敢冒险为狱中的难友们做了那样多的工作，那么，这样的承诺就一定要兑现！非但自己应当样去做，她相信如果江竹筠、李青林她们还活着，也一定会这样去做的。

这位经历了生死考验的老共产党员诚恳地向黄茂才谈到了共产党这些年走过的弯路，谈到了毛主席晚年发动**犯下的严重错误，一片好心反倒给全民族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也谈到了江青的“3·15”讲话。江青在这次讲话中信口雌黄，说“川东地下党全烂掉了，没有一个好的”。正是这些挫折、错误，与江青的讲话精神在四川造成的种种恶果，促使罗广斌、郑业瑞等脱险志士饮恨而亡，死不瞑目（罗广斌有本书有专述，而郑业瑞曾任万县农科所所长，“文革”中在万人大会上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验明正身，立即押往刑场枪决。三中全会后虽然平反，但是却给他今仍健在的妻子余淑云和儿女们的心灵上造成了永难愈合的创伤）。

十年“文革”休提起，提起泪满江河啊！

为了使黄茂才几十年前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帮助狱中共产党人的壮举能够得到承认，为了尽快地替饱受磨难的黄茂才求得一个公正的对待，曾紫霞不断地打电话、不停地写信，邀约当年曾经在渣滓洞关押过的田一平（曾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仲秋元（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刘德彬（小说《红岩》作者之一）、张坤璧（宁夏回族自治区教委干部）、李玉钿、况淑华等人，联名给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呈递材料，反映黄茂才在渣滓洞监狱当看守期间冒死帮助难友的种种情况，并表示均愿为黄茂才证明。

四川省委统战部于1981年9月24日发出通知：黄茂才在重庆渣滓洞看守期间，为我地下党同志做了许多好事，当时是担了很大风险的。建议安排黄茂才为（荣）县政协委员，每月发给生活费30元。

那时的30元，足够开支一个人每月的基本生活费用。三天后，荣县人民法院宣布黄茂才无罪。

只有在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环境里，人的感情也才能正常起来。历史也印证了一句老话：好人总归有好报！成为老百姓的黄茂才从此后在荣县老家当农民，与老伴杨淑芳过着清贫而宁静的日子。

在重庆电视台的龙门阵直播现场，数以千万计的观众、包括笔者从屏幕中看到了傅伯雍、刘康、黄茂才三位白发老人重聚一堂话当年的动人情景。

解放前夕重庆地下党沙磁区的负责人刘康在听完黄茂才的遭遇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上前紧紧抱住黄茂才失声痛哭道：“我对不起你呀！黄老弟，假如我们当年的那位秘密交通员工作细致一点，假如那一天你受了冷遇不慌着去坐轮船回家，假如当时我们能够及时地找到你，你这一辈子，哪儿会受这么多苦哟……唉，可惜的是，历史不能假设啊！”

黄茂才同样也是老泪纵横，激动地说道：“我黄茂才虽然受了不少苦，可是，想想这几十年，想想十年“文革”，蒙冤受屈的人还少了么，连刘少奇主席、彭德怀元帅、贺龙元帅那样的大人物也都被整死了，连罗广斌那样有名的人物也死得不明不白，我一个国民党的丘八能活到今天，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共产党能够自己纠正前人包括毛主席他老人家犯下的错误，能够为这样多受到冤屈的同志落实政策，这就证明了共产党的英明、正确、伟大！”

那一刻，笔者也是泪水涟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