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助组和初级社阶段，宋玉成总是积极劳动，热心公益事业，而且逢人便说：“现在比解放前好一万倍，我们穷人硬是翻了身哟！”

1954年，他盖起了一楼一底的新房，经邻居介绍，又和已被镇压的安源煤矿恶霸把头赵海涛丢下的寡妇王顺兰成了家。

1955年宋玉成带头参加农业社，第二年成立九荷高级农业社，由于村里平时哪家盖屋修房，哪家有事人手不够，宋玉成都热心义务帮助，换来了好人缘，加之他又能识文断字，所以被推荐担任生产大队会计，评为农业社乙等劳动模范。

解放后，重庆市公安局将缉捕、惩办“11·27”大屠杀凶手，为死难烈士报仇列入了重要工作日程，也相继抓捕了杨元森、张少云、杨丘山、徐贵林等一批刽子手。但是从他们口中，均未能挖出有关漆玉麟、杨进兴等人的情况。

1955年4月，市公安局追残组派出两名侦察员，辗转追捕漆玉麟到仪陇、遂宁、盐亭县，以期能发现其行踪。原“四一”部队成员陈钢供称：“漆玉麟从盐亭逃跑时，化了名叫宋世元。”

在押的原重庆市警察局刑警队麦公傅、李文远交代：“‘四一’部队被打散后，在遂宁看到漆玉麟拐着左腿，估计他那以后就已经经回到湖南老家了。”

九荷高级农业社治保主任王祥云一天见镇上有个骑自行车的人来到宋玉成干活的地边，蹲在田埂上和宋说了一会儿话，后来，宋玉成接过自行车，在田埂上骑了起来，引得在地里干活的乡亲们拄着锄头看稀奇。在众人羡慕的目光和恭维声中，宋玉成也显得洋洋得意。

王祥云想：旧社会这里的农民，连自行车都没有见过，哪还会骑？他又联想到：宋玉成收工进门，老婆必须茶到水到，吃饭碗筷到，洗脚、洗澡，一切准备周到，居家派头也完全不像个穷苦人。

1957年，帅仁祥从长沙来到很少有来客的宋玉成家，动员宋回株洲到公安机关自首。不几天，宋玉成向王祥云请假回老家，说有些重要事情要向原籍公安机关交代一下。

“中国所有的公安机关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有什么事情向安源镇派出所交代也一样，何必花路费，耽搁生产呢？”王祥云稳住宋玉成。

第二天，王祥云与宋玉成到镇上挑粪，路过镇派出所门前，便动员宋进去找派出所的人谈谈。宋玉成随王祥云进去，找到了王所长。但是，宋玉成只交待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历史，对自己的罪恶只字不提。

7月19日，派出所从帅仁祥口中了解到宋玉成解放前曾在重庆市干公事这一线索，向重庆市公安局发出调查函。

8月28日，贺桂生、宋玉成来到安源新街聂玉和缝纫店做衣服。

抗战时在重庆军统特务机关做过事的聂玉和十分惊奇。他把贺桂生叫到一边，低声问：“这人我在重庆见过，他不是叫漆玉麟吗？怎么从重庆跑到安源来了？”

“他叫宋玉成，不叫漆玉麟，你莫看错了人。”贺桂生说。

聂玉和赶紧打幌子说：“哦哦……那恐怕是我认错人了。”

等二人一走，聂玉和立即跑到派出所向王所长报告：“现在住在九荷村的宋玉成原名叫漆玉麟，过去在重庆二处是抓共产党抓出了名的人物。他现在改名换姓，很可能是政府捉拿的重大罪犯。”

宋玉成的原形已显现出来。王所长一面布置力量对宋玉成进行监控，一面向县公安局汇报。1957年12月，县公安局向重庆市发去调查函，索要宋玉成的照片。

宋玉成、宋世元、漆玉麟、多影叠合，这个潜藏八年之久的军统行动组长的狰狞面目终于暴露。

1949年重庆磁器口“11·27”大屠杀后的第二天，三百多个丘八装、摩登服混杂的男男女女，似兵非兵，似民非民，从市区曾家岩水码头挤上木船，逆嘉陵江而上。

到了兵荒马乱的合川县城，这伙人便打出了“四一”部队的旗号。虽然这帮人都是军统中的死硬分子，但局势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谁都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他们是因为欠下了太多的血债，害怕解放军来了向他们清算，才不得不拖家带口，纠合在一起，作这无奈的逃亡。

离开合川后，他们吵吵嚷嚷、稀稀拉拉地向川北徒步行军。可是，一路上，身为这支队伍政工处处长的张界则默不作声。此人40出头，戴一副金丝眼镜，心里正盘算着个人的一本经……

在广安县城，张界把自己的老婆、“四一”部队妇女大队长邓德华和小孩安置在川军旅长杨纪元家中，单身一人随大部队继续往遂宁方向开拔。部队到达离盐亭县城还有大约大公里的一处地势险要的隘口，突然听到一声大吼：“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

众人抬眼一看，不禁魂飞魄散，只见两边山岩上忽地立起一彪人马，无数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们。

残兵败将们本已毫无斗志，更加之大多数官佐妻儿均在身边，怎敢作困兽犹斗，只得乖乖地将枪扔到地下。解放军的这支野战部队为完成自己预定的作战任务，根本无法处理这一路上随处可俘的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只能将其缴械后遣散。

“我是独立师副官赵明，这是我的武器。”张界改名换姓，缴出身上的手枪，骗得了一张写着赵明姓名的被俘人员遣散证，反而增加了他的安全系数。

赵明来到一户地主家中，用身上的黄卡其布军装换得一身庄稼人的破旧衣裳，摘掉了金丝眼镜，用泥土擦拭脸膛、手脚暴露在外的部分后，才徒步又往广安赶去。

到得广安，得知老婆已带着孩子回重庆大姨夫邓某家去了，次日天不亮，他又马上坐下水船赶回重庆。黄昏时分，刚解放的重庆市区街头，行人稀少，赵明见四处无人，才钻进大溪沟邓姨夫家，见到了老婆和孩子。第二天蒙蒙亮，赵明便带着老婆孩子坐上一只到宜昌的木船，到宜昌后，又转乘客轮到了沙市。

“到家了，我们怎么说？”轮船靠近沙市时，邓德华焦急地悄声问。

“到家后先同岳母和大哥商量好，请岳母出面对左邻右舍和派出所说我女儿回来了，她以前的男人张界早已得病死了，在重庆结的第二道婚，第二个男人叫赵明。解放了，生活没办法，只得来投靠我们。就说我过去是‘四一’部队的副官，我这遣散证上也是这样写着的……呃，不行！”赵明马上改口道，“这样说不行，‘四一’部队是军统精英分子组织起来的队伍，共产党一查就会查出我的真实身份。就说我过去一直在重庆做香烟生意好了。”

于是，赵明一家就在沙市江卖街20号岳母家隐藏下来。1950年夏，当家作主的沙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心中有冷病的赵明顿感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他心里明白，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湖北的国民党32师当中校军法处长时，曾犯下了屠杀新四军被俘干部20多人的罪行，杀人偿命，参加屠杀的当事人会坦白交代，当地的群众也不会忘掉他的，对这笔血债，共产党绝对不会不追查，公安机关清查起来，他还能有活路么！于是，赵明对老婆说：“沙市不是久留之处，我们还是尽快离开这块是非之地吧。”

第二天，邓德华拿着自己过去教过书的证件，编造了一段历史，来到失业人员登记处被分配到江陵县菱湖小学当教师。

过了一段时间，邓德华见学校缺老师，便顺水推舟地向学校领导推荐。“张校长，学校不是缺老师吗，我男人解放前教过书，字也写得很好，可以来代课。”

于是，赵明当上了这所小学的代课教师。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赵老师解放前颐指气使、作威作福惯了，这种恶劣作风在生活中随时暴露了出来。他动辄打骂学生，训斥村民。群众纷纷向乡干部反映赵明不像老师，加上他俩的教学水平很低，赵老师又拿不出当过教师的任何证明，不久他们夫妇就被辞退了。

1951年2月21日，毛泽东主席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全国城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赵明和邓德华回到沙市的第二天，派出所户籍警查户口，做贼心虚的赵明吓得心惊肉跳。户籍警刚一出门，他便向邓德华提出：我不能在沙市久呆了，得马上离开，否则事情败露，便是死路一条。若回南京江浦老家，那里的邻居、亲戚只晓得我叫张宝兴，没有人晓得我在四川做的事情。他看了看邓德华的脸色，宽慰说，那里离上海、南京近，国民党反攻大陆，一旦在沿海登陆，我就马上出去接应，等到国军光复的那一天，我会来沙市接你和孩子的。

邓德华明知这是骗人的鬼话，但是，她肚子里也在敲着自己的算盘：张界在江浦老家还有一个大老婆，一山难容二虎，自己当然不能跟着去。张界待在沙市，目标太大，弄不好军统面目暴露，肯定会拔出萝卜带出泥，暴露自己在“四一”部队当过妇女大队长这码事。便顺势答应了下来。

接着，赵明到派出所办了一张到南京鲜鱼巷的迁移证。

赵明刚在南京鲜鱼巷亲戚家往下想探探风声，当地派出所的民警便来盘查赵明的历史根底。他见民警问得很详细，第二天就溜回了江浦县建设乡老家。

抗战胜利后，张界的大老婆余盛萱得知丈夫早已在重庆另纳新欢的消息后，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不久便和本村的地主王德春勾搭成奸。

张界怕村里的人看见自己，便故意等到夜深后才进村。因不了解家中情况，他连门也不敢敲，看见卧屋窗口透着朦胧的光亮，便摸着黑从院墙上翻进去，却没想碰见王德春与余盛萱正睡在一张**。

张界大怒，拿起板凳便向王德春头上砸去。

王德春早已从余盛萱口中听说过张宝兴的底细，第二天便去向政府报告国民党军官张宝兴昨夜偷偷回到了家里。当地政府马上派人去把张宝兴抓进伪职人员集训队管制起来。在集训队期间，张宝兴坦白了自己1933年在国民党江浦县党部当干事，1935年到陕西眉县国民党县政府当第一科科长这些当地群众都知道的历史问题，至于后来当军统特务的罪恶历史，他编造了一套谎言加以搪塞。

1952年，张宝兴被当地政府判处管制。

1957年秋的一天，江浦县公安局接到被管制的地主分子王德春的一封检举信：“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从管制分子张宝兴的老婆嘴里得知，张宝兴还有一个名字，叫张凌翔，解放前在重庆军队机关里做过事，还是个国民党的官。”

江浦县公安局立即将张宝兴的照片和有关情况寄往重庆市公安局，请求协查此人。

在重庆市公安局档案室里，有一宗案卷是这样记载的：“张界，又名张凌翔，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中校侦讯股长。据徐远举等在押人犯供称，张界曾主持审讯陈然、许建业、王朴等一批革命烈士，其中对江竹筠还亲自用竹签子行刑。1948年至1949年间，他代表西南长官公署到万县、梁平、合川、武胜、岳池巡回审判革命人士。1948年7月，张参与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复兴关杀害许建业等烈士的行动。由于侦讯《挺进报》案有功，由少校晋升为中校。1949年10月28日在大坪又参与杀害王朴、陈然等烈士，任监斩官。1949年云南昆明‘九·九’大逮捕后，张界率田光辉等特务前往参与过对400多名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审讯。11月24日，国民党特务在磁器口松林坡杀害江竹筠、李青林等42位革命烈士时，张界负责验明正身、摄影上报备案的工作。解放前夕，张界随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副处长杨元森到川北打游击，迄今未捉获归案。”

公安机关将张宝兴的照片交有关群众和在押人员识别，肯定张宝兴就是未捉获归案的军统特务张界。

1958年11月4日，江浦县公安局局长朱建华批准对张宝兴执行逮捕，这只三窟狡兔终于原形毕露，被押回重庆归案。

当白公馆的大屠杀已快落幕时，渣滓洞的大屠杀才刚开始不久。

雷天元、龙学渊与熊祥、王少山等刽子手坐吉普车赶到渣滓洞，立即在办公室召开会议，向看守和警卫连官兵布置屠杀任务。

晚上8点过后，看守李福祥拿着名单，将刘石泉、邓惠中等24人分3批押出，由熊祥、王少山与西南长官公署警第5连连长宋朝贵带兵押往松林坡枪杀。

雷天元见屠杀行动已经按计划进行，便和龙学渊等又一起回到张秉午家中一面等候完成任务的消息，一面喝酒吃饭。

到夜里11点多钟，电话突然响起。雷天元抓起来一听，是徐远举打来的。原来，徐远举已经从罗广文部情报处长林茂口中得知解放军已经打到南泉，司令官罗广文下落不明的消息后，便马上打电话给雷天元：渣滓洞的警卫部队28日一早就要撤走，渣滓洞的事天亮前要办完。越快越好，事不宜迟。

惊恐万分的雷天元扔下话筒，立即和龙学渊重新赶到渣滓洞看守所。在半途上，雷天元还找何铭要了4箱（2000发）子弹。

在看守所的办公室里，雷天元命令将所有未决的犯人全部集中关押在楼下的牢房中，用卡宾枪、机枪进行扫射，以最快的方式进行屠杀。

凌晨一时许，李磊从办公室跨出来，装模作样地在坝子上向着各间牢房破口大骂：“他妈的，要来接收白天又不来，深更半夜地怎么移交嘛！楼上的人都下来，让那些龟儿子来点。”

徐贵林带着看守将楼上的男犯集中到楼下17室，女犯集中在楼下8室后，李磊便逐一把监房门锁上。

这时，警卫连三排长刘建中已在兵房外面紧急集合起全排人员，说：“共党已经打到南岸罗家坝，奉上司命令，连长召集我们排长开会，今晚要把关在这里的共党分子全部处决，原来准备分批拉出去杀，现在来不及了。大家都拿卡宾枪、机枪打，越快越好，慢了谨防大家都跑不脱。”

接着士兵们就在监舍门口各就各位，由公产管理处人员编成的交警总局直属大队7中队的十余人也在监舍外就位。

徐贵林一声哨响，扫射就开始了。

当时大屠杀的具体指挥者之一、渣滓洞看守所看守长徐贵林在被俘后，则对屠杀经过作了避重就轻的交代：

“11月27日半夜，雷天元和龙学渊、熊祥、王少山同特区派来的5个人到渣滓洞来，由李磊交给我一张纸条，叫我提出两人后，当时由雷天元将他二人送出所外放走的。雷天元回来后就向李磊说：‘徐处长刚才打电话告诉我，共军已经打到南温泉了，天亮前我们必须全部撤走。再分批分案地搞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对余下的人就在房里处理，打完后把房子烧了，要快些。’当时由雷、龙俩人与李磊叫警卫连宋连长来商量，叫他派十几个人带卡宾枪进行屠杀。另外叫他派兵放火。当时为了集中处死，我就把楼上的犯60多人调到楼下房间里来，调完我就回屋去整理行李，由龙学渊带来的熊祥等人及警卫连派来的刘排长带来的兵十余名，回到各房门口去枪杀集中在屋里的人。由刘排长鸣哨为号，大家一齐开枪扫射。枪响有数分钟后，熊祥来叫我，他说恐怕有的人没有打到，叫我将各房的门打开，让卫兵们进去填炮补枪。当时我就吹哨子集合看守人员去开门。我同看守和龙学渊带来的人分别到各房内去检查并补枪后，李磊和我们带着行李到煤二厂门前集合，后由警卫连派兵将所内的房子及所外的营房一同放火烧起……”

读者想必希望了解小说《红岩》中的这只“猫头鹰”，是怎样落入人民的法网的。

春分时节，菜花飘香。重庆南岸弹子石裕结纱厂厂区内，40岁开外的纱厂托儿所叶兰英所长，正利用纱厂厂休日，串门走户收集潜藏的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情报线索。这是因为头一天她刚参加了弹子石公安18分局召开的由各单位负责人参加的治安联防会议，会上，公安局的同志着重提醒参会者尤其要注意发现磁器口大屠杀的刽子手，而且还把杨进兴、徐贵林、熊祥、王少山这一帮刽子手的简历做了介绍，把他们身穿美式军装时拍下的照片给大家传看了一下。还说，如果发现线索，请马上打电话直接向二处情报科报告。

这时，叶兰英忽地看见一个30出头的彪形壮汉，草帽遮颜，挑着一挑飘儿白菜从家属区一角钻了出来，还不时地扭头后窥。叶所长见这大汉挑担子的样子不像是卖菜的干人，也不像是黄泥巴脚杆（庄稼人），而且又显得鬼鬼祟祟的，不由得感到有些好奇，便走上前去，想看个明白。

“嘿，飘儿白啷个卖？”

“150元（旧人民币）一斤，末牛（没有）少。”菜贩子答道。

一听是河南口音，叶大姐更加警觉起来。“我买一把。”她借着看秤的机会靠拢去，看清了菜贩的尊容。……呀，这人好面熟啊！叶大姐心中一惊！顿时有了印象，这不就是昨天的会上公安局的刘同志介绍的那个杀人魔王‘猫头鹰’吗！她真是又紧张又高兴，灵机一动，摸摸口袋：“啊，钱忘记带了，我马上回屋去拿钱，你稍等一下。”

叶大姐走进一个朋友家，叮嘱朋友的孩子马上出去暗中跟随菜贩子，然后出门去付了钱。

一会儿，叶大姐就弄清楚了，这位有着河南口音的菜贩子就住在附近的惠工村57号。

叶大姐立即打电话向公安部二处情报科报告：“我发现有个卖菜的男人很像是公安局要抓的国民党刽子手‘猫头鹰’，他住在弹子石惠工村57号。”

布控、调查迅速展开，警民编织的侦捕猫头鹰之网急速收拢。

1950年3月2日深夜，尚在睡梦之中的‘猫头鹰’被我侦察员按在了**。

公安部二处情报科根据各方面的情报和从渣滓洞监狱脱险同志的辨认，证实这个菜贩子就是原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渣滓洞看守所的看守长徐贵林。

徐贵林，本名徐天德，河南安阳郭里村人，生于1919年。1939年参加国民党学兵团，1940年随内政部第1警察总队到重庆，编入军委会特务第5团当班长。特务5团的前身是军统特务总队，是称霸重庆的特务武装。特务5团一部分驻军统望龙门看守所，人们习惯叫望龙门的。这伙人掌红吃黑，估吃霸赊，连国民党宪兵都不敢惹他们，群众当然只能敬鬼神而远之。徐贵林是望龙门特务队的有名打手，被列为四大金刚之一。1945年1月调到巡察总队警务组当组员、分队副。1946年5月调到军统白公馆看守所当看守员。这年8月18日，他在军统警卫组长程永明的率领下，和杨进兴一起将罗世文、车耀先杀害于松林坡戴公祠车房前。1947年3月，徐贵林被调到重庆行辕第二处警卫组当组员，1947年12月15日，调第二看守所（渣滓洞）当看守长。由于他杀人不眨眼，用刑如恶煞，残酷迫害革命人士出了名，号称大力士，恶号“猫头鹰”。关在渣滓洞看守所的新四军战士龙光章以及彭汝中、吴学正等革命烈士，就是被徐贵林折磨死的。此人反动透顶，一次，狱中难友肖中鼎准备对他进行策反，他非但不接受，反而公然叫嚣：“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就是共产党打到磁器口来了，老子还是照杀不误！”

重庆解放前15天，徐贵林亲自先后4人一批地将江竹筠等30几位烈士从监狱舍提出，由张界、李磊验明正身制作笔录并签名后，押到电台岚垭，由雷天元、龙学渊、漆玉麟等刽子手集体杀害。

11月27日上午，徐贵林到五灵观一号开完准备制造大屠杀的会议后，回到渣滓洞看守所，当晚就布置看守员和看守兵，谎称要转换监狱，将26位犯人分批交给雷天元、龙学渊带领的二处刽子手熊祥、王少山等7人秘密处死。11月27日深夜，徐贵林又指挥看守将关押在楼上的革命人士集结到楼下监舍。然后随着徐贵林一声哨响，熊祥、王少山等刽子手和看守所警卫连的刘排长等几十名匪兵，就一齐执行集体大屠杀。一阵射击之后，徐又一声哨响，带着看守员赵正清等，挨次打开监舍门逐一检查，对未及中弹和中弹未死的烈士继续开枪杀害。

东方欲晓，徐贵林向看守员、看守兵和卫兵高喊：“各位辛苦了，每位赏银元一块！”

随后，他便洗劫了革命烈士的财物，点火焚烧监舍后，一窝蜂离开了渣滓洞。

11月28日清晨，渣滓洞看守所上尉所长李磊率徐贵林和看守员、看守兵到小龙坎准备和解放军打巷战、打游击。10点来钟，他们搭上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副处长、“四一”部队（四月一日为戴笠确定的军统组织建立纪念日，“四一”部队为国民党崩溃前夕由军统中的反动死硬分子匆匆成立的一支武装力量）司令杨元森的车队，经江北、邻水向广安方向流窜。到了广安县境内的回龙乡，徐贵林和李磊、事务员邓凯、看守员戴仲文便瓜分了洗劫渣滓洞烈士的3只金戒指、5只手表和7支钢笔等财物，然后继续流窜。到南部县后，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科长、“四一”部队军务处长徐信元的率领下，徐贵林和二处、警察局刑警处的游击武装50多人，编入了胡宗南部76军80师。这伙人在三台县柏树乡被解放军一举围歼缴械。当时，解放军因不了解这伙人的底细，用对待一般俘虏的办法把他们资遣了。

1950年元旦，徐贵林只身潜回重庆南岸弹子石惠工村57号岳父王德功家。11日开始，他挑起菜担子，走背街串小巷卖起了小菜，顺便察看一下社会上的动静。他满以为弹子石这远郊区是不会有人认出他来的。

3月22日，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向公安18分局下达了逮捕徐贵林归案的电话指示，当晚，猫头鹰就被绑进了18分局。

3月31日，徐贵林从第18分局看守所被押解到市区石板坡监狱关押、侦讯。在监狱中，他拒不交代具体罪行，还指使同舍的案犯徐兴中伪造供词。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公安人员进一步搜集徐贵林的罪证，4月27日，渣滓洞脱险志士刘德彬向公安机关递交了关于徐贵林特务的情况的书面材料，紧跟着蓝又耕、徐树森等8位脱险志士被请到石板坡监狱分别进行辨认。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肯定，此人就是渣滓洞监狱里的看守长“猫头鹰”。

5月4日，西南公安部二处张若千处长、程诚副处长在向刘明辉部长、中共重庆市委的报告中提出对徐贵林拟请批准执行枪决，以慰烈士英魂。5月16日，中共重庆市委书记、重庆市军管会副主任张霖之在报告上签下了“准杀”二字。同月18日，重庆市警备司令部在解放碑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宣布重庆市军管会对徐贵林等执行枪决的命令，并押赴刑场，立即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