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30日，解放军在老百姓的夹道欢迎声中进入重庆，在歌乐山中的白公馆、渣滓洞出现的那惨绝人寰的一幕，让胜利者们震惊不已，当即责成西南公安部，抓捕所有制造这一惨案的凶手，将他们绳之以法。

钟铸人、张界、刘志钦、杨进兴、漆玉麟、宋玉成、徐贵林，一个个军统杀手的姓名，被列入了“追残敌小组”的名单。

保密局西南特区行动总队的副总队长钟铸人在军统内部被称为“行动老手”，可见此人实为罪大恶极之徒。

“行动”一词，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对搞爆破、逮捕、暗杀、绑架的统称。

在军统“行动”这一特定的业务圈里，钟铸人的确是名声显赫。他是四川威远县人，1934年在成都读书时便加入了“复兴社”，在军统内算得老资格。1936年入军统局庐山龙隐寺特训班，曾参加蒋介石在牯岭的外围警卫，被定为优秀“行动人员”，推荐到军统上海区第一站，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侦查大队任队员、书记官，在上海滩专事绑架、暗杀等特务勾当，1936年底担任蒋介石、戴笠在上海宏恩医院（今华东医院）住院期间的外围警卫。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在河南开封召开军事会议，钟铸人随戴笠在会议厅外绑架了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24日晚，钟扶韩从武昌囚韩的楼上下到大门走道转弯处，跟在后面的中训团办公厅副主任陈芝良从背后连开两枪，钟将中弹的韩复榘放到地上，见韩呻吟不止，尚未断气，便命令警卫刘安连开三枪使其毙命。1940年钟到重庆出任军统特务总队直属中队长、行动室主任，除担任蒋介石黄山官邸便衣警卫外，还亲自率领特务队员在白公馆旁的后山坡上杀害了4名“囚犯”，从广阳坝机场押解罗世文、车耀先、郭秉毅、汪导予到望龙门看守所，和季缕一道在神仙洞绑架民革领导人李济深（解放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秘书；在小龙坎汽车站、遗爱祠军统四处无线电总台，逮捕了打入军统电讯总台的冯传达、张蔚林、张露萍……等人。

钟还在望龙门22号开办“特种技术训练班”，刽子手熊祥、王少山、刘志钦都是他的门生。

1949年11月1日，人民解放军二野主力从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的千里战线上发起总攻，一举突破国民党的川黔防线，11月11日相继解放川东门户酉阳和黔江。

蒋介石继8月之后于11月14日第二次从台湾飞抵重庆，连夜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川东和重庆防务。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也来了，他和台湾的一批特务骨干，空运来的杜长城的爆破大队，加紧部署对重庆和云、贵、川、康的特务潜伏，游击和对重庆城的大爆破，以及对在押政治犯大屠杀的计划与行动。

毛人凤命令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组建一支专门从事破坏、屠杀的特务武装“保密局西南特区行动总队”，吸收大量从上海、广州、汉口等大城市逃来重庆、有两年以上特务经历的职业特务充当队员。老牌职业杀手钟铸人就是被徐远举“慧眼相中”，出任副总队长的。

11月27日，綦江、江津两近郊县解放，毛人凤决定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监狱的政治犯实施大屠杀。这天，钟铸人一面派行动总队队员从四处抢来大小车辆11部，自己亲自跑到民生路33号保密局重庆办事处领得活动经费黄金20两，准备与解放军顽抗到底。

28日晨5时，天刚蒙蒙亮，担任21兵工厂（现长安机器厂）破厂总指挥的张振武（此人系行动总队总队长）率领几十名行动队员，乘一辆大卡车和一辆吉普车朝牛角沱方向驶去，余下的行动队员由钟铸人率领，荷枪实弹分乘大卡车驶抵老街“慈居”，准备执行行动任务。

15分钟后，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二科（侦防工作科）科长雷天元、保密局西南特区二科（行动科）科长龙学渊率行动组副组长熊祥、组员王少山等刽子手，到渣滓洞监狱执行完“11·27”大屠杀任务回来。刽子手们一跳下车，龙学渊一眼就看到待命执行动动任务的钟铸人，他把钟喊到一起去找徐远举，一边还埋怨道：“你们不来帮忙，害得我们到现在才得200多人弄完，子弹都打了4箱，行动员全打红了眼，上车时把两个准备带回老街释放的人，也稀里糊涂地打死在上车的路口。”

徐远举听了雷天元、龙学渊关于渣滓洞监狱大屠杀经过的报告后，起身命令钟铸人：“你马上带行动总队队员到现场把渣滓洞看守所烧掉，要不共产党来了一定会拍照宣传，丑化党国的形象。路口那两具尸体也要处理干净。”

在旁的龙学渊拿出100块银元递到钟铸人手中作为赏银。

钟铸人转过身来就命令行动总队组长冯振清、许耀祖带领10多名队员，带上几桶酒精，乘坐一辆大卡车到渣滓洞去执行任务。

立即赶到渣滓洞监狱，连尸体带房屋一把火全烧它个灰飞烟灭。这一厢刚把任务布置下去，那一厢徐远举又在叫钟铸人进去。徐命令钟将二处地下室看守所还剩下的5名案犯立即处置掉。

雷天元递上打开的卷宗，徐远举边翻边在5人的姓名上划圈，划完对钟铸人提醒道：“弄到后门防空洞内就地处决，尸体要处理好，不要留给共产党拍照。”

钟铸人派肖光炯带人去执行屠杀任务，剩下的行动员一部分四处去抢汽油、酒精和汽车车备件，准备撤退，一部分到米亭子银元黄金黑市抢劫黄金银元。那真是光天化日之下以政府的名义活抢人，行动员们将黑市包围起来，所有贩子口袋里的金银全部被洗劫一空，弄得来满街一片鬼哭狼嚎。

深夜10点，钟铸人率领行动总队队员乘汽车到嘉陵新村毛人凤公馆，协助总队长张振武破坏21兵工厂。

29日夜里11点多钟，21兵工厂大板桥炸药库爆炸，刘家台、简家台一带房屋倒塌，尸横遍野。

钟铸人和张振武不顾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破厂后步行到华蓥山打游击”的指示，在牛角沱集合起队伍，坐上抢劫来的汽车，一窝蜂往小龙坎、山洞方向逃去。

12月1日一大早，在兵荒马乱的遂宁街上，钟铸人遇见正奉命赶往重庆领取枪支弹药的国民党成都稽查处侦查大队长李才干。李鼓动张振武、钟铸人把队伍拉到成都去，不要到华蓥山受廖宗泽的指挥。他们接受了李才干的建议，准备到成都后向毛人凤面陈游击计划。

下午两点，行动总队的80多人沿遂（宁）简（阳）公路流窜。在安居坎，他们又封官又许愿，收编了当地袍哥武装2000多人，枪500多支。在乐至县城，他们抢了盐商的5000多斤盐巴。12月3日他们到达成都近郊的龙泉驿，毛人凤命令他们并入国民党“川康人民反共救国军”第三纵队中将司令周迅予手下，钟铸人任第二支队副司令，开赴总岗山建立游击根据地。

9日，钟铸人率领一支队伍离开成都向彭县进发，当进入灌县县境时，准备起义的邓锡侯部59军拒绝任何国民党军队过境，进山，钟铸人只得率领队伍转退回成都，编入胡宗南成都防卫总督察处，钟被任命为督察长。在4天时间里，钟铸人亲自带领督察处行动组包围了玉纱街刘文辉公馆，监视刘的部下行踪，防备起义。

14日，成都防卫总司令盛文派兵与钟铸人的行动组一起查抄刘公馆。刘宅护卫人员紧闭大门。盛文派来的部队用无后坐力炮向大门轰击两次，洞开大门，刘宅护卫争相逃命，钟铸人率行动员与盛文部下进入查抄，缴获许多黄金、珠宝，银元，鸦片及其他贵重物品。

钟铸人感到大批金银细软带到身上反成了包袱，索性将其送给到成都才认识几天的一位刘姓妓女。

24日晨，钟铸人率部撤到金堂县大同村，为了表示效忠党国的决心，钟铸人在这里下令炸毁了乘坐的汽车，徒步向赵镇方向行进。26日晚到金堂县康家渡时，队伍陷入解放军重重包围，四面楚歌。打到第二天凌晨，钟铸人率领余部换上早已准备好的便服落荒而逃，当逃到姚家渡河边时，他们个个已疲惫不堪，刚和衣躺下，便听得猛地一片声大吼：“举起手来，缴枪不杀！”

钟铸人与67名行动员全部落入解放军之手。

1950年7月21日，钟铸人这个“行动老手”从成都政训班被押解到重庆白公馆西南公安部第二看守所。

1951年1月22日，最高检察署西南分署提起公诉，重庆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钟铸人死刑，立即执行。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驻下半城望龙门的军统特务5团就称霸重庆，当时老百姓乃至国民党的“军中之王”宪兵，谈起“望龙门的”就心有余悸。有一次，特务与宪兵在望龙门轮渡码头打架，双方拉开架势准备大干一场，后因空袭警报突然拉响，双方才急忙躲进防空洞没有打起来。事后，宪兵队被调到铜梁县整训，而肇事的特务却一点事都没有。特务团行动员刘志钦和徐贵林（渣滓洞监狱看守长）、熊祥（西南长官公署二处行动组长）、王少山（西南长官公署二处行动员），心毒手狠，残暴恶煞，是一伙杀人不眨眼的职业杀手，被称为军统“四大金刚”。

刘志钦身高1·8米，膀粗腰圆，一脸横肉，面目可憎，抗战时其随警察总队撤到重庆，先在张家花园总队部当警卫，后被军统特务团头子看中，调他到囚禁政治犯的魔窟“军统重庆望龙门看守所”当看守。经过军统举办的“国术技击特训班”的深造，练就一身擒拿格斗、绑架暗杀的全套特工技能，在“技击训练班”结业后，即被挑选到集中营蒋家院子囚室，专门看管叶挺将军，后来成为西南长官公署二处雷天元手下最得力的杀手。

这个生性凶残，嗜杀成性的特务鹰犬，是重庆“11·27”大屠杀的大刽子手之一。1949年11月14日，他参与对江竹筠等人的集体屠杀，他用左轮手枪连杀5人，屠杀结束后，他回城里苍垃街“无锡饭店”（解放后改名颐之时）设宴庆功，且得到100块银元的奖励。

刘志钦常在夜间出入工厂、学校搜捕革命人士和爱国青年工人、学生，他曾到胜利大厦广告社逮捕高岚、到野猫溪逮捕周志远等3名进步教师，为镇压土湾豫丰纱厂工人罢工，他率领特务逮捕了女工皮晓云和牛筱吾，均送入渣滓洞看守所关押。

大屠杀后，刘志钦随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副处长杨元森，乘上特务游击武装“四一”部队的卡车，携带一部特务电台，向广安县逃窜。到了广安县城，“四一”部队只剩下70多人，他们又弃车向蓬安县山区流窜；当这伙亡命之徒走到周口停下来准备弄饭吃时，被紧追而来的解放军打散。

刘志钦趁机逃脱，在路上又聚集了10多人向仪陇县溃逃。到了仪陇县城，他投靠兵工署警务处处长廖宗泽临时拼凑起的“独立师”，妄图上华蓥山中打游击。但途中又被胡宗南的87师收编，刘志钦又随87师的残兵败将落荒而逃。当这支败兵12月30日逃到三台县一渡口正准备过河投奔河对岸国民党驻军时，对岸的国民党残部宣布起义，并阻止他们过河。刘志钦一伙如丧家之犬，扭头又逃，刚逃到离三台县城70公里处的柏树乡，就落入了解放军的包围圈，只有缴械投降的份。

狡猾的刘志钦以自己是87师的上等兵身份，蒙混过关，领了一块银洋被遣散后，又掉转脑壳往遂宁县方向跑。1950年1月3日，他又碰上了西南长官公署二处警卫组长、刽子手漆玉麟和看守组长黄声扬等，他们结伙坐上一只木船逃到合川县。刘志钦走到当时的江北县两路镇就单独溜走了。他只有一个落脚点可以藏身，那就是离重庆15公里的江北农村唐家沱岳父家。这个走投无路的恶棍猜出测偏僻的乡村不会有人认识他，于是，便像幽灵似的摸到岳父家，藏匿了下来。

1950年1月，14日夜，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二处侦察科科长刘祥纶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刚刚收到的急件（编号3b414）情报，上面写着：“据群众举报，渣滓洞大屠杀的凶手之一刘志钦今天下午已经潜回唐家沱岳父家……”

刘祥纶立即召集二野保卫部转业到地方来的侦察员刘二挺、和郝志鹏，研究缉捕方案。刘祥纶科长详细介绍了刽子手刘志钦的罪恶和有关情况，估计这个凶恶的特务可能身藏武器，他们当夜就周密地细致地制订出了缉拿“金刚”的办法。

唐家沱位于朝天门码头沿长江东下，入铜锣峡口的一个水码头附近。刘藏匿在远离江边码头的偏僻山村，要到那里须先乘木船在寸滩码头上岸，再步行4公里乡间小路。

第二天一大早，两位便衣侦察员随着一位中年“向导”，在朝天门码头雇了一条“中元棒”（一种小木船）顺江而下，时值隆冬，江风凛冽，江流急迅，小船在江涛中颠簸前进。舟行一个多小时后靠上寸滩小镇码头。上岸后，他们沿着江边羊肠小道向山村进发。对于追捕刘志钦，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的部署是：一要快，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不给他喘息之机；二是当地公安部门和村乡密切配合，以防狗急跳墙而拒捕或逃掉。

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逼近山坳里一个单家独户的小院子。小院门虚掩着，底楼无人。

“向导”推门进去喊了一声：“刘大哥在家吗？”

只听楼上传来一阵细碎的声响。紧跟着飞下来刘志钦的回应声：“老四，快上来坐。”

“向导”老四在前，身着蓝布长衫的刘二挺和郝志鹏一手撩起长衫前摆，一手插进口袋紧握上了膛的手枪，紧随老四登上了楼梯。

只见靠墙的床沿上，坐着一个头缠白帕，一身农民打扮的彪形大汉，他神情惊慌地望着上来的两位陌生人，还未等大汉回过神来，刘二挺和郝志鹏已把他夹在了中间。

公安人员如此神速，刘志钦怎么也没想到，他昨天下午才惊魂未定地躲到这里，这么快就被公安人员发现了。他耷拉着脑袋，故作镇静地说：“本人昨天下午才回来，正准备到贵部去自首。”

刘二挺顺水推舟：“那好啊，就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刘志钦沿着朝天门、民国路被押进老街“慈居”这不久之前的特务巢穴，此事很快便在朝天门、苍坪街一带茶馆里传开了，茶客议论说：“解放军身上都装有个红本本，特务、反动军官的地址上面都有。老街军统二处的大歪人刘志钦，逃出去当土匪刚在老丈人家落脚，就被解放军抓住了。”

1950年4月18日，重庆市军管会在纪功碑（解放碑）前召开公审大会，昔日虎狼成性不可一世的军统“金刚”刘志钦，刚被押出石板坡监狱就浑身发抖，脚都抬不起来了。在群众愤怒的口号声中，刘犯被押赴储奇门江边刑场枪决。

1958年2月13日，鸡年的腊月二十五，时近年关，车站、码头挤满了回家过年的旅客。

重庆市朝天门四码头，三个分别是河北、山东、重庆口音的年轻人，急匆匆地登上了东下的客轮。他们不是归家的游子，而是前去缉捕原国民党西南特区长官公署二处中校行动组长、重庆“11·27”大屠杀刽子手漆玉麟的侦察员。

湖北武汉、湖南株洲、江西萍乡，轮船、汽车，三位侦察员昼夜兼程，马不停蹄……

数九寒冬，萍乡县安源镇九荷村，从一幢一楼一底四间一厢的新屋里，走出一个50出头的老头。他叫宋玉成，背犁牵牛，向田畈走去。人们从这房子建筑和正堂挂着的三张劳动模范奖状，自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是一户勤劳致富的人家。

大年三十，三位侦察员与萍乡县公安局领导、侦察员一同商定了逮捕漆玉麟的方案。

正月初一，三位侦察员和安源镇派出所沈所长来到九荷高级农业社，周密地作出部署。

初二的早晨，九荷高级农业社的男女老少，穿着一新，邀伴结伙，从四村八院来到高级农业社门前大坪里。九荷村治保主任王祥云和劳动模范宋玉成也结伴而来。十时许，农业社主任宣布团拜仪式开始，老表们相互热烈祝贺之后，公安人员登台宣布：宋玉成，又名漆玉麟，化名高文斌，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中校行动组组长……

“啊！”在场的乡亲们，情不自禁地发出了惊讶声。

与此同时，两名侦察员已经将漆玉麟控制起来。

1931年，宋玉成改名漆玉麟，由武汉三大叛徒之一、军统局行动科长、堂侄宋惠和（化名周大烈）荐送，从武汉到南京参加中统前身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大叛徒顾顺章主办的训练班受特务训练后，第二年便到豫、鄂、陕剿共司令部第三科当特务员，开始了职业特务生涯。

1933年，漆玉麟到国民党保定行辕调查科，参与破坏河北保定共产党组织，逮捕共产党员马玉龙等56人，并将马玉龙杀害。后又参与破坏河北容城县共产党组织，逮捕共产党员陈金波等3人；10月又参与破坏石家庄、元氏县等共产党组织，逮捕了元氏县党组织负责人周某某。

1935年4月，漆玉麟随国民党中央参谋团入川到重庆，任重庆行营办公室调查科特务员；1939年1月，任军统局重庆特区（渝特区）调查科特务员，9月，任国民党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社侦组长；1944年后任军统局特务总队望龙门看守所行动员，国民党别动军警卫组长、代副官。在此期间，漆和特务到綦江、内江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还阴谋趁抗日将领蔡廷锴在重庆珊瑚坝飞机场下飞机时进行暗杀。

抗日战争胜利后，军统特务机关出于镇压民主运动的需要，调漆玉麟到军统沙磁区任侦防组长；1946年7月后，历任重庆绥靖公署二处警卫组（行动）组长、侦防大队二中队中队长、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警卫组中校行动组长。在此期间，他干了许多镇压民主运动的罪恶勾当：1947年3月间，漆玉麟率特务头目强行闯入德兴里《新华日报》办事处，抢劫文件，强行抓走报社工作人员49人。六一重庆学生运动，漆玉麟率警察、宪兵，到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逮捕共产党员、进步学生汪盛荣等9人，后又率特务到綦江汽车配件厂逮捕共产党员王某某和民主人士李荫枫。1948年4月初，地下党中共重庆市委和其主办的《挺进报》遭破坏。6月10日，漆玉麟带着叛徒冉益智前往川东万县、涪陵一带，破坏中共川东工委组织，逮捕江竹筠（江姐）、李青林等13位共产党员。7月8日，又带叛徒两次去广安、破坏共产党川北工委组织，逮捕共产党员马正恒等和进步人士共13人。11月又率特务到营山县逮捕了该县党组织负责人王敏等6人；在荣昌县城逮捕了中共重庆沙磁区负责人刘国志与未婚妻曾紫霞；随即又赶往合川逮捕中共重庆工委负责人王厂果（未获），将其怀孕的妻子左绍英逮捕。1949年初，漆玉麟又率特务前往成都，逮捕中共川康工委负责人蒲华辅、副书记华健等数十人。漆因破坏地下党有功，多次受到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嘉奖，获得奖章、奖金。

1949年9月初，云南民主运动高涨，蒋介石密令镇压。漆玉麟随徐远举乘飞机到昆明，阴谋暗杀民革中央委员杨杰将军。后又同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一道，共同指挥了震惊全国的昆明“九·九”整肃，查封报社，逮捕进步人士杨清田等240余人。

重庆解放前夕，1949年10月28日，漆玉麟在大坪刑场公开枪杀了陈然烈士。11月7日，漆玉麟与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科长雷天元、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行动员熊祥等在原中美合作所造时场研究商议，决定将中美合作所电讯总台岚垭作为执行密裁计划的地点，并做好警戒、挖尸坑的准备。14日，漆玉麟率刽子手将江竹筠、李青林、王敏等42位志士分8批杀害。

漆玉麟这个恶贯满盈的军统职业特务，在近20年的罪恶生涯中，参与逮捕和杀害了数以百计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重庆解放前夕，漆玉麟当上了由军统死硬分子仓促组成的“四一”部队副支队长兼警卫大队长，以邻水、广安、仪陇为主，准备在川北开辟反共游击根据地。谁知走到盐亭县，前方便传来了仪陇解放的消息，惊慌失措的“四一”部队警察队的一个警察，枪走火打伤了漆玉麟的左腿。在盐亭县柏树场，“四一”部队被解放军追击围歼，打得落花流水，腿部受伤的漆玉麟也成了解放军的俘虏，被送进了潼南伤兵医院。

漆玉麟在伤兵医院里治好伤后，冒充文书宋世元被资遣。他怀揣骗取的释放证和回家的路条，和特务黄声扬、章佳惠一起，犹如三只丧家之犬，徒步从潼南走到江北县。漆玉麟连安顿在江北县农村的老婆娘家的妻小都不敢去看一眼，三人便从重庆唐家沱坐木船顺长江而下。

在巫山黄声扬老家躲藏了两天后，漆玉麟心想：村里人只知道我叫宋玉成，不晓得我叫漆玉麟，中国这样大，共产党是查不出来的。

于是，他拿定主意回老家栖身。他和章佳惠坐木船到了宜昌。在宜昌，漆一人搭上了到汉口的轮船。在轮船上，他遇到了从重庆外逃的国民党重庆市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二组组长严守三，两个心怀鬼胎的家伙，低头擦身而过，连招呼也不敢打一个。

轮船到汉口，漆玉麟又立即改乘到湖南株洲的火车。

腊月20，株洲宋家桥贺家段上青塘农民，正喜气洋洋地忙碌着迎接解放后的第一个新春。傍晚，地主宋其成家突然闯进了一个40多岁的中年汉子。

“四哥！”

宋其成听到陌生人的声音，骤然一惊。

“我是宋玉成啊！从重庆来。”漆玉麟急忙提示道。

“啊，玉成……你怎么一个人，你老婆孩子呢？”

“他们都回重庆乡下我老婆娘屋里去了，我这次是孤身一人，千里迢迢前来投奔你啊……”听漆玉麟的口气，看到他这栖栖惶惶的神情，宋其成心中立即明白了几分。

春节刚一过，农村开展了征粮剿匪运动。政府工作人员经常到地主宋其成家催粮。漆玉麟感到老家不是久留之地，于是由堂兄宋其成介绍，认识了江西萍乡九荷村回来探亲的农民贺桂生。

“贺哥，我家里兄弟不和，想跟贺哥去江西找工作。”漆玉麟递上一张路条，恳求道。这张路条是前几天漆到长沙15区和平乡找当乡长的远房舅子帅仁祥开的。

元宵节后，贺桂生带着身材魁梧、皮肉白嫩、着整洁长袍的一个外乡人，出现在九荷村打铁炉前，拜托他的一个朋友收留此人在九荷村暂住些日子。

村民们最初对这个外乡人投以好奇的目光，但很快，大家便对这个叫宋玉成的人有了很好的印象。宋玉成帮贺桂生的朋友当长工，他对人和气，肯帮助人，干活又卖力，挖土、种菜，菜出土后就担到安源镇上去叫卖，煞是个菜农的样子。

宋玉居虽然卖力地干活，但人们还是看出这老倌不是正宗的庄稼汉，而是跑过大码头的角色。

“老表，看你这架势，原先不是干这活的吧？”村治保主任王祥云问。

“老表你真有眼力。解放前我在长沙当茶房、拉黄包车，现在革命了，没得人坐黄包车了，我也就没得活路干了。屋里内客（老婆）死了，与哥哥一家又不和，干脆出来自立门户。”宋玉成报上早就编好的一套自己的身世。

群众怀疑宋玉成来历不明，1951年土改时，人、户分田要有原籍证明，宋玉成通过帅仁祥开了一张假证明：“兹有本乡第6组农民宋玉成一名，于1949年赴安源一带当雇工。该民确系良善，并无非法等情，特给证明，敬希查明准予注册。”因而得到村农会小组的认可，分得一块宅基地，并被介绍到安源老街参加摊贩业卖蔬菜。

1953年初，土改复查。土改工作组明确告诉宋玉成，没有迁移证，不能落户。宋玉成又到长沙，找到帅仁祥，办了一张迁移证，在九荷村分得四分半水田和一间房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