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1月27日临近午夜时分，杨进兴一伙杀手上了歌乐山顶后，见逃跑的人如洪水滚滚，根本不可能搞到汽车，只好裹在人流里往成都方向徒步前行。当走到一个叫土地堂的地方时，大家又累又饿，便坐下来歇歇脚。

这时，看守们又议论开了，我们一没有经费，二没有武器，军不军民不民的这么远的路怎么走得通、我们这样瞎闯，没准会碰上共军，我们杀了那么多人，要当了俘虏可就没命了。

吵嚷一番后，大家又改变了主意，决定先回白公馆，然后进城去二处看情况。

杨进兴又带着大家掉转头，下山重返白公馆。这时外面的警卫排已撤走，一间间兵房空空如也，但白公馆的灯还亮着。

杨进兴刚上大门前的台阶就大声喊：“杨钦典，杨钦典！”连叫了几声，没人应。

大家进得大门一看，院子里也不见一个人影。看守们到伙房煮了些东西吃后，在光板**睡了一下，天还未亮，便经童家桥，到磁器口码头，乘28日清早的头班船进了重庆城。

杨进兴等人进城赶到老街32号二处后，马上又参加了一次屠杀共产党人的行动。28日下午，周养浩接到杨森对新世界饭店关押者的杀人签批后，令徐善谋：限令当天处决完毕。并特地强调尸体要处理好，不能让共党来了后拍照宣传。徐善谋将批文和名单交保防处行动组长廖雄执行。

廖雄原是交警1旅5中队中队长，11月份才调到保防处当行动组长，感到刚上任不久，又无大批处决犯人的经验，加上解放军已经攻占南温泉花溪河、五洞桥南面一带，国民党政府人员都已纷纷逃往成都，行动组人手短缺，便向周养浩请求派刚刚从白公馆带着手下跑来的杨进兴协助。下午4时许，周养浩召集廖雄与行动组书记金刚、行动员马相时，和临时加入进来的杨进兴在新世界饭店底楼看守所的库房内开会，讨论屠杀计划。由于时间短，解放军又兵临城下，大家都显得很慌乱，有的提出就在新世界防空洞内处决，但又怕枪声大作会惊扰前线的军队，误认为后院起火，是解放军的突击队已经打进城里来了。有的提议押到化龙桥、小龙坎一带的防空洞里密裁，但也怕造成同样的误会。最后，周养浩决定，29日一早在白公馆附近执行，会后，周养浩即通知乡下留守人员负责挖坑准备埋尸。

第二天一早，交警直属大队7中队黄光书等7名队员奉中队长陈国清、副中队长王跃彩之命赶到新世界饭店。廖雄派杨进兴和黄光书、王跃彩、李家骅、马相时先到屠杀现场布置。廖雄和看守所长王汝璧点名并指挥人上绑。

王欺骗犯人说：“法院今天开庭审判你们的问题，大家都给我放规矩点。”随即把艾仲伦、黄细亚等32名犯人押上由稽查处朝天门检查所稽查员饶振帮和麦育平从两路口街上抢来的一辆大客车，由交警和饶振帮、麦育平等押解。廖雄和杨进兴则坐吉普车殿后。

汽车进入原中美合作所大营门后，经过白公馆，来到苹果林旁边的松林坡马路口，王跃彩前来招呼停车，并对廖雄、杨进兴密语：“尸坑已经挖好，行动组已在山上待命。”

廖雄即令第一批先押解10人，几分钟后又令将其余22人排成两路纵队往山上走。顷刻之间，枪声大作，弹雨血雨横飞，32人全部殉难于松林坡上。

红了眼的杨进兴身背弹夹，腰别3支手枪，一口气杀了6人。然后再经他和马相时逐个检查补枪后，由押解人员拖尸入坑。还没有来得及填尸坑，突然从南岸方向传来了隆隆的枪炮声，特务们大惊失色，惊慌失措地爬上汽车逃往市区。到了新世界饭店，廖雄向周养浩复命后，这伙人便爬上了原车顺着成渝公路向成都逃去。三天后，这伙人中的大多数如杨进兴等都加入了国民政府警卫司令部警卫团。

应该向读者交待杀人如麻的杨进兴的下场了。毫无疑问，杨进兴算得是军统职业杀手中的佼佼者。他长得身高体壮，眉浓眼狠，经常穿着美国重磅呢料军便服，腰中缠着一圈金灿灿的子弹带。屁股后面斜吊着大号左轮手枪。此人系浙江宣平人，生于1917年，1940年参加军统，1941年调重庆任军统望龙门看守所特务队看守。从1944年开始，杨进兴当上了军统头目戴笠的便衣警卫、侍从副官。1945年9月，叶挺将军从湖北恩施被押到重庆后，第二次被囚禁于军统乡下蒋家院子，杨进兴便负责管押叶挺将军。戴笠摔死后，杨进兴调到军统重庆白公馆看守所当行动员、看守员，后升任看守长。杨进兴因愤用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而恶名远扬。在并不太长的人生中，据他被俘后交代，他亲手杀害了三百多名革命志士，欠下了难以还清的血债。

1946年8月18日，杨进兴与徐贵林等4名刽子手从白公馆看守所挟持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上了吉普车，将罗、车二人杀害于松林坡原戴笠的停车房前，浇上6加伦汽油焚尸后将遗骸埋在车房后的松林里。

1947年9月13日，杨进兴以到南京安排工作为由，将革命志士尚承文、朱念鲜、张占鳌骗出白公馆看守所，押解到杨家山中美合作所气象站下面的一是房子内，用电刑杀害。当杨进兴见其中两人尚未气绝时，竟如疯狗一般拿起十字镐，把两人的脑袋啄得脑浆四溅。随后便抢走了尚承文身上的一支派克笔。

1948年7月29日，在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中被捕的韦德福越狱逃跑被抓回，杨进兴又将他枪杀于松林坡。

1949年8月25日，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奉蒋介石密令，将杨虎城、宋绮云两家六口人押回重庆密裁。9月6日傍晚，杨进兴用匕首杀害了杨虎城将军父子，又赶到原戴笠警卫室杀害了宋绮云。

解放后，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结束了，一大批作恶多端、拒不登记自首的反革命分子被捉拿归案，依法受到了严厉的惩处，可是，在重庆“11·27”大屠杀中欠下血债的刽子手仍有少数下落不明。尤其是杨进兴，更为脱险志士和死难者亲属切齿痛恨，抓不到杨进兴，死者难以瞑目，生者万难心安！

整整四个年头又过去了，没有一点关于杨进兴的线索，重庆市公安局于1955年春成立了追残敌小组，集中精干的侦察员组成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个小组，张开大网，分兵出击，深挖猛追。追残敌小组各路干警，深入全川乡镇，进入各地关押案犯的大小监狱寻找线索，但是，直到年底，杨进兴这个凶残狡猾的刽子手仍然渺无踪影……

他究竟是死了，还是活着？杨进兴还活着。1949年12月5日，杨进兴逃到成都后的第二天，在成都观音巷成都大饭店接受了徐远举布置的潜伏下来打游击的任务，领得了一1165块银元的活动经费，怀揣着成都警备司令部通行证和与特务接头的介绍信，一行18人朝川北华蓥山方向窜去。途经三台、绵阳到射洪县时，汽车抛锚了。正在这时，听溃兵说解放军已经打过来了，众特务连汽车也来不及修，就在双溪镇过河如鸟兽散四散逃命……

12月11日中午时分，在川北南充县到岳池县的大道上，匆匆走来三位肩扛滑竿的农民。他们是南充县青居乡馨盘和平三村的汪大才、滕明清、滕明忠。当三人走到永安乡红岩湾时，迎面碰上了两男两女，那三十出头的男子，身高1米8以上，眼横眉浓，腮帮子上吊着两砣横肉，穿一身黄呢子衣服，手腕上戴着一块外国游泳表。那女人一头烫发，外穿一件红色呢大衣，不时用公鸭般的嗓子嘀咕着。这对男女身后，一个跟随模样的年轻人，身背一只口大底尖的山丘背篼，怀抱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

“嗨，抬滑竿的丘二（帮工）！”那三十出头的男子冲着治理整汪大才等人话音未落，便立刻改换了神态，客气地说，“三位兄弟，我堂客、细娃来不起了，做件好事，帮忙抬到前面永安场。”

他结结巴巴地说着带有浙江尾音的四川话，顺手摸出了六角生洋。

路上，那两男两女饿了，请滕明清帮他们买点吃的。可解放才一天的永安场，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满街乱窜，家家户户都关门闭户的，老百姓大都跑到山上躲兵灾去了。

滕明清见买不到食物，便提议说：“到我家煮稀饭吃，吃个热烙。”

“小兄弟，你家有多远？”

“不远，就在前面山脚下的嘉陵江边上。”

那三十多岁的男人沉默了一阵后，转身对那年轻女人和跟随低语了一番，那跟随独自背着背篼向后转，顺原路走了。然后，那男人领着女人和女孩来到了滕家。

在做饭和吃饭的过程中，那男人一面打听当地的风土人情，一面介绍起自己的身世。饭后，他便提出想在滕家暂住几天，等路上稍安宁些再走，先付5升米的房租，伙食照实算。老实巴交的滕明清见对方媳妇拖娃带崽，说得可怜兮兮的，就答应了下来。

次日，那男的摸出两块银元，托滕明清打酒割肉，请村上保长许绍兵、甲长滕义和邻居滕明忠等7人坐了一桌。

吃喝间，那男人叙述了他的身世。

“我叫杨大发，是广安县代市场人，6岁那年父母双亡，跟随做生意的叔父杨济生到江苏无锡，给人当放牛娃，10岁开始，靠卖饼子度日。12岁那年到浙江金华做小本生意，卖水果、香烟。民国22年到重庆南岸做水果生意，民国30年与田德俊结婚后，到江北县当过土木石工的包工头。民国32年失火房子被烧了，只得带着堂客到成都后子门街做水果生意糊口。现在成都兵荒马乱的，只得回老家做庄稼。一想到离家二十多年，家中无房、无土、无先人，再想而今眼目下，沿途棒老二（即土匪）又多，在射洪的路上，我们的两只箱子都遭抢了，走路提心吊胆的，所以打算在这里暂住一些日子，等到清静了再离开。”

杨大发把自己的辛酸史说得来哽哽咽咽，眼泪直淌，全席人无不为之动容，便都同意他在村里暂住些日子。

几天后，杨大发夫妇换上了土布衣服，杨大发还主动要求跟汪大才、滕明清、滕明忠一起抬滑竿。抬滑竿时，杨大发总是抢着当后手。汪大才称赞他说：“老杨这人肯卖力气，吃得苦。”杨大发则笑嘻嘻地说：“这莫得啥子，力气用了还会长，做人嘛，先要吃得亏，才和别人打得拢堆，你说是不是？”

正月间，杨大发到华蓥山庙子里烧香回来，用20块银元押金佃下滕明华的5挑田土定居下来。接着，他又在村上找了一家姓杨的认了家门，带着堂客和女儿，认了一家干亲家，一家娘亲家。

在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动动中，村上开会，不论刮风下雨，白天黑夜，杨大发从不迟到早退。在诉苦会上，杨大发积极发言，主动参加斗争，对地主恨之入骨。全村分胜利果实时，他把分得的四斗粮食，拿出一半捐给村农民协会。他经常天不亮就下地做活路，大雨下雪的日子，别人在家休息，他照常出工。他地里的草铲得干干净净，粪坑积得满满当当，粮食年年增产。互助合作运动中，村里人选他当上了互助组长。在组里，他总是找笨重活路干，还常帮组员做活路。修公路时，他挑土运石，几次把筐绳担断，被评为筑路模范。粮食统购，他晒干风净，在大热天踊跃送粮到仓库，他领导的互助组首先完成公粮任务，受到乡上表扬。政府推广包谷单株密植等先进耕作技术，他带头种植。村上办夜校，杨大发夫妇俩带头报名参加，两个月时间就认了300多个字。

每当荣誉落到杨大发头上时，他总是表现得非常谦虚。

日久见人心，尽管杨大发有这么多好的表现，但渐渐地还是露出了马脚。他刚来青居乡馨盘和平三村的时候，村上就有农民看见他出手大方，家里的伙食也比一般农民开得好得多，怀疑他原先不是干人（即穷人）。

1953年8月，全国进行第一次普选时，青居乡普选办公室向县公安局反映：青居乡三村的杨大发，自称祖籍是广安县代市场人，经发函调查，代市场原籍未查到此人。

南充县公安局侦察股副股长和一名侦察员赶到青居乡三村，他们以县普选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身份深入群众，开展调查，搜集线索。

滕明忠反映：解放那年的正月初五，（1950年2月21日），杨大发约我带路去华蓥山庙子里烧香，走到岳池县新场时，杨大发突然改变了主意，说他一个人可以去，要我回来。我回家对杨大发的堂客田德俊说：“华蓥山里的棒老二多得很，老杨一个人去，我担心他不安全。”田德俊却说：“没来头，华蓥山里头他的朋友多得很。”

正月二十日，杨大发又约我到岳池县去卖灯草，挑到离三村100多公里的南部县去卖。有一天，在南部县住老鸦岩陈老板的栈房。我们身上无现钱，想拿灯草抵房钱，陈老板不依，杨大发火冒三丈地说：“也亏得是解放了，要反转去些年头，老子随便打个招呼，叫你生意都做不了！”

汪大才反映的情况则更为重要：1952年8月，杨大发夫妇在坡上掰嫩包谷时发生争吵。开始杨大发又凶又恶，可当田德俊戳背脊骨说：“你跟我歪啥子？把你的历史背一下，现在人民政府到处捉特务，你敢不敢到乡上去坦白？”杨大发马上就变得来哑口无言。

1952年12月，杨大发曾拿了一个一钱多重的金戒指到南充卖了16万元（旧币），不久又把田德俊的红呢子大衣拿到南充去卖了4万元。

滕明清反映：这里解放那天，杨大发跟着我们一路来到三村，杨大发穿的是黄呢子衣服，手上还戴着块手表，田德俊头上烫了发，住进村后听见有人说她是披毛鬼，才改梳了一个和当地婆娘一样的“饼饼头”。

老农民胡德清反映：我和杨大发同在一个互助组，又是隔壁邻居，有一次听见隔壁杨大发对堂客气冲冲地说：“依得老子过去的脾气，早就杀掉他妈的几个了。等着吧，将来还是我们的天下！”

村干部则反映：杨大发的象棋下得很好，他帮哪个抱膀子（即帮忙），哪个就赢。他不识字，可记性特别好，夜校老师教一个字，他认得一个，还讲得出这个字的意思，很快就认到300多个字，当上了学习模范。平时杨大发讲话知书识礼，有板有眼，不像是个睁眼瞎子（即文盲）。村上开会，他讲得头头是道，上头下来的干部都喜欢他。

农村调查结束后，侦察员清理检举材料，发现1951年川北党校学员滕志远（小学教师、国民党员）的一份检举里写着：“解放那天，我家青居乡三村来了一对陌生男女，第二天请了保甲长吃饭后住了下来。我父亲是地主，又是邻居，那男的常来关心安慰我，还约我和他一起做生意（未成）。南充“五·五”暴动（中统特务胡伯洲为首组织中国国民党四川省救民义军三个团两千余人，1950年5月4日、5日在南充县附近芦溪、东观等40多个乡镇暴动，失败后胡率残部缩回老巢凌云山。我解放军于5月5日夜包围凌云山，6日晨分兵4路发起总攻击，彻底粉碎了暴乱。此事件被称为五·五暴动）时，他在河边对我说，他原在抗日沦陷区和西南长官公署当差，解放前一点才跑到川西，成都解放时准备坐飞机到台湾，因情况变化，全组18人乘车到华蓥山，途经蓬溪时川北解放，各人分散走路到华蓥山。他还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国民党不久就要转来重坐天下。”

为识这位模范贫农的真面目，侦察员两到青居乡和平三村，结合普选，组织合作社，推广合理密植等工作，和农民同吃同住，继续开展调查研究。

永安乡邮政代办员罗克卿反映：1952年底，杨大发寄信给重庆田德俊的娘屋人，说在成都做生意不成，现在南充县青居乡安了家，分了田地，得了一个女儿。回信交南充县南溪罗克卿收转田德俊。

侦察员趁杨大发不在家，登门找田德俊谈互助组转合作社的事。摆谈中，田德俊说出她的老家在江北县洛碛镇，母亲田映贞尚在世。

侦察员立即到赶到江北县洛碛镇找到了已经73岁的田映贞。田映贞说：“田俊德是我兄弟田万顺的女儿，9岁父亲死后就抱给我做女儿。18岁与桂花村胡金结婚。一年后跑到重庆，与泥水匠戴福游结婚。过后又改嫁给一个听说在大溪沟国民政府里做事的人。两口子结婚后只回来过一次，那男人姓杨，叫啥名字我都记不得了。直到去年从南充来了一封信，我才知道田德俊嫁那男人叫杨大发，信上说她眼下已经在南充安了家。”

田德俊的原配丈夫胡金说：“田德俊跟人跑了后，我们就断了联系。”

在重庆市总工会提供的档案里查到了戴福游，但他已在1952年病故。

侦察员到在重庆市公安局掌握的西南长官公署二处、重庆卫戍司令部名册中，未发现杨大发的线索，访遍重庆烟摊、卖水果的摊贩，都说不知杨大发、田德俊其人。侦察员又赶到成都，查实保密局派十八名特务到华蓥山打游击一事确实。但这18个人中并没有叫杨大发的。

侦察员回头再访洛碛镇，进一步了解田映贞的家庭情况：丈夫敖炳章已病故，大儿子死后，媳妇叶德芳改嫁不知去向，二儿子敖保三和女儿敖其华，经访问所谈杨大**况，和田映贞所谈大同小异。

访问在田映贞家帮工多年的雷开云，雷说：“我过去多年帮敖炳章开擂房，敖死后仍与田映贞有往来，田德俊最后嫁的男人来过一次洛碛，我听人说那人在重庆卫戍司令部做事，威风得很，腰杆上别手枪，提起手铐子到处捉人。”

时在重庆磁器口小学当老师的滕志远证实：在川北党校学习时，检举杨大发的情况属实。种种迹象与线索表明，杨大发很有可能是个隐藏的特务。南充县公安局决定智取杨大发的照片，找在押的特务识别。

两名侦察员三到青居乡，要宣传农业初级社青林社的先进事迹。他们身背照相机，拍了青林社肥滚滚的耕牛，新制的农具，茁壮的禾苗，又照了不少社员的人头像。

“唉，杨大发，你是和平三村的模范社员，你也来照一张嘛。”照相的人热情地叫他。

“你看我周身都是稀泥巴，咋个好意思照相？今天你们先照，等几天我换套干净衣服再照。”杨大发婉言谢绝了。

第二天，社长召集社员大会，宣布说：“青林社评上了全区先进合作社了，需要照一张全社集体像，参加县上的劳模大会，社员一个都不能缺席。”

杨大发夫妇没法再推，只好和大家照了一张集体相。

1955年2月9日，南充县公安局的侦察员带着杨大发的照片和调查材料来到了重庆市公安局。

“此人极有可能就是白公馆监狱看守长杨进兴。”市公安局追残小组老陈比较了杨大发的照片和杨进兴穿美军上装的照片后说。追残组立即派出侦察员对这张照片进行辨认。

此时被关押杨家山看守所的徐远举、周养浩等军统特务头子睁着眼睛说瞎话，看了照片后均摇头说：“不认识，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

但是，原白公馆看守所的老炊事员陈紫云夫妇、警卫顾有德、军统局收发股长邓培新和军统分子陈威等人，以及白公馆脱险志士罗广斌、李荫枫、郭德贤等看了照片后，都肯定地说：“这人就是原白公馆监狱的看守长杨进兴！”

1955年6月16日，重庆市公安局追残组派出吴国成、申俊章等四位侦察员，来到南充县青居场六区区公所，定下了携魔妙计。晚上，村长敲了敲杨大发家的门，大声武气地说：“杨大发，明天早上你到银行换贷款条子，顺便把村里的几把椅子带到区公所去。”

第二天上午9点20分，杨大发经过七八里路的跋涉，满头大汗地挑着几把椅子走进了区公所的大门。

“杨大发，你到办公室来一下，有件事情要找你谈谈。”区干部模样的县公安局侦察员向他说。

杨大发跟着区干部跨进了办公室。

“听说当初你负责那个互助组搞得很好，我想找你谈谈你是咋个抓的？我们有个材料需要这方面的东西。杨大发，你请坐嘛。”区干部指着靠墙的一条矮板凳客气地对他说。

这时，另一位区干部已经走到了杨大发的旁边，趁杨大发蹲下身子屁股还没有挨着板凳的一刹那，区干部猛地一掀，将杨大发掀了个四脚朝天。重庆市公安局的4名侦察员飞速从后门冲入。“不准动！”话音刚落，两只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杨大发，另外两名侦察员一齐扑上前去，将杨大发捆了起来。

“你们……凭啥子抓我？”

“黄显声将军的游泳表呢？”

“我不晓得啥子黄显声！”

“杨进兴，你不要再狡辩了！你的根根底底，我们已经了解得一清二楚！”

远在重庆的市公安局领导听说抓到了杨进兴，非常高兴。当即由程诚副局长设计好预审杨进兴的方案，并且着重指出，杀害罗世文、车耀先二烈士的凶手徐贵林已于1950年5月18日在解放碑宣布执行枪决，杨丘山也于1951年在雅安县枪决。这两人均系死硬分子，至死也没有供认杀害两位烈士的罪行。目前，杨进兴是唯一还活着并捕获的凶手，程诚副局长向预审员张先创下令，暂时绕开其他，以杀害罗世文、车耀先二烈士为突破口，今晚务必要把杨进兴的嘴巴敲开。

早在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就曾经提出了释放全国政治犯的要求，其中指出姓名的有张学良、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等。罗世文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新华日报》成都负责人，车耀先是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人，他们是1940年3月在成都国民党制造的所谓春荒暴动中被捕的。

面对毛泽东提出的名单，蒋介石顾左右而言他，并随口说罗世文、车耀先二人早已处决。戴笠为掩盖真相，立即密电周养浩指示他将罗、车二人改用张世英、田光祖的化名，隔绝与外界的接触。1946年7月1日，军统局改名国防部保密局，7、8月间，息烽监狱、重庆望龙门看守所撤销，犯人移渣滓洞保密局重庆看守所。保密局遵蒋介石密令，责令司法室主任沈维翰、息烽监狱主任周养浩，将罗世文、车耀先等70多名共产党人、进步人士，陆续从贵州密解重庆渣滓洞监狱。特务深知罗、车二人在四川的关系极多，害怕他二人的消息传出去，将他二人关押在重禁闭室，连放风的自由也没有。

重庆解放后，为了侦觅罗世文、车耀先的下落，公安机关从调查白公馆、息烽监狱的变迁入手，压缩寻觅范围。据查，白公馆看守所所长侯子川调任北平看守所长后，由丁义质继任；1946年春，改由张少云代所长，7月，加派杨丘山任副所长兼行动组长；9月，张少云去职，由丁敏之为主任军法官兼看守所长；1947年春，又相继由张鹄、陆景清任所长，并改行动组为看守组，由杨进兴任看守长，周铁生为驻所法官，负责审讯工作。

据西南公安部第四处工作人员刘丕光介绍：在白公馆看守所从未见过罗世文、车耀先。刘是1937年“7·7”事变后成立的东北抗日联军秘书长、总指挥代表，1938年后任东北联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1941年被军统以通共罪逮捕，被关押在白公馆，1942年3月被押往息烽监狱。在狱中他与罗世文、车耀先、黄显声、宋绮云等关系很好，并认识了很多共产党人。1946年8月他被移到白公馆看守所，1947年春由东北元老莫德惠、刘哲、万福麟等向蒋介石说情保释。

据白公馆驻所法官周铁生供述，他的确没有审问过罗世文、车耀先等人。

初步调查证明：罗世文、车耀先已在1946年8月前后被杀害。

对于屠杀罗世文、车耀先国民党反动当局是作了周密布置的，曾任军统局本部少将副主任秘书，后随程潜在湖南起义的张严佛提供的材料中写道：

“1946年8月，我接到由蒋介石批准的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副局长毛人凤签署的密电，饬将关押在白公馆的罗世文、车耀先两人秘密制裁，并将尸体灭迹，摄影具报。接到密电后，我即召集军统重庆结束办事处秘书丁敏之、司法课长郭文翰及保卫组长侯桢祥、警卫组长庞世科、白公馆看守所所长张少云5人商量在歌乐山松林坡戴笠原住所下面的坪场执行，方法是用绳索勒杀，然后用木柴、汽油焚尸灭迹。木柴、汽油等物由侯桢祥负责；执行由庞世科负责，派定适当的人员；对白公馆到松林坡一带周围要派出武装及便衣特务队员严密警戒；执行时，禁止任何人在该地区通行，或任何没有任务的特务人员前往观看，必须保持绝对秘密；执行杀害后，将罗、车两人尸体各摄一单人照片，然后焚尸；尸体焚化后，由侯桢祥负责将坪场打扫干净，不得留下任何痕迹。同时，指派丁敏之、郭文翰、侯桢祥、庞世科四人共同负责现场指挥，其余必须人员，由侯、庞、郭等在白公馆看守人员及其警卫人员中自行调派。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就是执行杀害罗世文、车耀先的刽子手之一。将罗世文、车耀先杀害之后，丁敏之、郭文翰备文报告了南京保密局郑介民和毛人凤。”

1950年9月24日，曾任白公馆看守所长的张少云从贵阳被押解到原中美合作所的梅园西南公安部嘉陵大队驻地，在众多军统特务参加的坦白会上，张供述了如下情况：

“1946年8月中旬，南京保密局电告重庆结束办事处：对罗世文、车耀先密裁毁尸，切不让共党知晓。16日，保密局重庆结束办事处主任张严佛在乡下造时场召集办事处秘书丁敏之、司法课长郭文翰和我开会商议密裁办法。会上，我提议用假开释去南京的办法秘密杀害；郭文翰建议将两人的头首和身体分开掩埋；丁敏之提议用汽油焚尸灭迹。8月18日，郭文翰率领原军统警卫组组长程永明、白公馆看守所副所长兼行动组长杨丘山、行动员杨进兴、徐贵林，先将罗、车骗到我的办公室，由我宣读开释后送南京交共党当局的假命令后，刽子手便将身背水壶的罗世文、车耀先挟持上吉普车；随车带了6加仑汽油。杀害的具体地点和具体经过，我因没有到现场，不清楚。”

晚上11点，囚车开进了石板坡监狱，杨进兴一下车便被押进预审室预审。程诚副局长一直在审讯室隔壁房间里倾听审讯情况。经过7个小时的短兵相接，在打掉幻想，网开一面，一桩桩、一件件事实面前，杨进兴终于供认了杀害罗世文、车耀先和杨虎城、宋绮云两家的具体经过。

预审员：“在松林坡停车场杀害两个共产党员的情况怎样？”

杨进兴：“由罗家坝军统局军法科打电话给望龙门程永明（行动组长），程派我、杨丘山（行动副组长）、徐贵林，还有个照相的。我们开了一部车去。车子到渣滓洞把他们提出来，我和徐贵林（行动组员）一个打一个。他们当时喊了两声共产党万岁，喊了之后就打，我用左轮手枪打了腰部两枪。后来程永明、杨丘山指示我们用汽油烧了。是下午两点钟打的……”

7月31日，预审员和两位公安战士押着杨进兴来到松林坡原戴笠停车房后面的松林里，经杨进兴指认，挖出了罗世文、车耀先的遗骸和两只水壶。

1958年5月16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召开宣判大会，判处杨进兴死刑，验明正身，押赴刑场立即执行。

执行的公安战士出于对杨进兴的极度仇恨，故而将子弹在鞋底擦烫后塞入枪膛，以此增加爆炸力，子弹射出，杨进兴脑袋爆裂，脑浆四溅……

罗世文、车耀先的忠骸暂存放于市公安局追残组，以法医鉴定和查证核实后，他们的遗骸在车场前修墓安葬，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了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