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业瑞——历史不应该轻易地遗忘这样一个必须大写的名字！

他不是共产党员，也非共青团员，并未参加任何组织，家道殷实，不乏吃穿，却在自己的家里利用收音机收听解放区的广播，与同学毛晓初一起把解放区的消息油印成传单，在各地散发。他负责收听广播，编辑消息，毛晓初刻印钢板，印制传单，他们之间的消息传递被国民党邮检人员查获，郑业瑞与毛晓初不幸被捕，关押在白公馆看守所。

他为什么要这么干？我们可以从他留下的诗词中找到答案。

1948年25岁的郑业瑞从浙江辞职回到重庆时，写了一首《浣溪沙》“月暗星残叹曙天，河东河北换人间，何事哀鸿遍江南？西风不禁红旗卷，吊民伐罪挥长鞭，不扫狼烟誓不还！”

国民党完了，共产党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中兴之像，民心决定江山，郑业瑞把自己心中的那一票，投给了共产党。

“11·27”大屠杀之夜，郑业瑞与毛晓初、罗广斌等难友从白公馆死里逃生，然而21年后，他却被自己人押上刑场，公开枪决。

1945年，22岁一脸阳光的帅小伙郑业瑞在自己的照片旁边题了一首诗：莫道鸟生一介，胸怀壮志凌云，风流潇洒气超群，人称少年英俊；发愤习文讲武，慷慨评古论今，踪迹天涯请长缨，要将苍龙缚定。

志向之宏大，境界之高远，全在诗中。

1998年3月，厉华带着重庆烈士陵园调查组，专门前往万县了解郑业瑞的情况。

在万县农科所大门前，厉华等遇见几个农科所的老职工，厉华问他们认不认识郑业瑞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哪个不不认识郑所长啊，那是个最关心我们工人的好所长！”

当得知郑业瑞的遗孀已移居梁平县城后，厉华一行又立即驱车赶往梁平。郑业瑞的妻子余淑芸见到厉华一行人时，这位74岁的老人表面上显得很平静，但是看得出她是尽量在控制着自己内心的激动和那难以言说的委屈之情！

厉华走进她家里的时候，看见阳台、屋里摆放了几十盆铁树，不由惊奇地问：“你怎么养了这么多铁树啊？”

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回答说：“铁树一年四季都是青的，它有骨气，有志气，不怕严寒，不怕酷暑。”

谈话便从铁树开始。

余淑芸：我从20年前就开始种铁树，在我仁贤那边还有许多。老郑他解放前给我讲过，铁树是一种个性突出，不怕严寒酷暑，四季常青的植物。我的个性很像它，不怕压力，不怕打击。

问：你和郑业瑞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余淑芸：我和老郑是1947年在南京结婚的，他是四川江北县（现重庆市江北区）人，谈吐不俗，志向远大，对我很有吸引力。我从重庆师范毕业后在学校教书，和他结婚后就没有工作了。老郑大学毕业后在浙江渔业物委员会工作，后因我父亲生病才回到重庆的。在重庆家里他经常利用收音机收听解放区的广播，并且与原来的同学毛晓初一起印刷传单，还商量办了个《中国民主》月刊。后因老郑把编辑的月刊通过邮寄时被国民党邮检特务查获，他被反动派抓走了。解放后，他要求搞农业，从重庆来到了万县农科所。

郑业瑞的儿子郑洪从柜子里翻出他父亲亲笔写下的“狱中杂记”给厉华等人看。虽然因为年代久远，纸张已经发黄破损，但是对厉华等人来说，这无疑是一分太难得太珍贵的历史资料！

郑业瑞被捕当天的情况可以从“杂记”里看到：

5月27日下午3点钟我从楼上写好一封待发的信拿下来，因为早两天就得到些不好的风声，所以未敢亲自把信送出去寄发，随手搬了一根凳子在大门边坐下来，拿起一张报纸，正准备看，一个全身美式便装的中年人走进门口，毫不犹豫地向着柜台走去，并且用客气的口吻问坐在柜台里的人，“郑先生在家吧？”

我情知不妙，但又不好示意柜台里的人，叫他们答应我不在家，莫得法，只得脸背着那位怪客，用镇定的步态，取出口袋里信大踏步地走出去，明知逃不出魔掌，但也只好做最后的冒险。果然就发现门口左右都站得有不少的人，甚至连街对面的巷子口，街上和街心都有些穿西服、穿长衫和香港衫、美式军装各色装束的怪家伙，总有十五六个，都像等到骨头吃的野狗一样，用不正常的眼光盯着我的行动。我并没有停下来，继续向前走，望着停在五六公尺远近的一辆人力车，打算坐上去。迎面一个怪东西走近身来，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用熟识者的语气说：“郑先生，几时回重庆的？”

我装出一副很老实的样子回答：“先生你认错了，我不姓郑，我姓李。”

“哦，你不是郑先生，不见得吧？好，同我进去谈谈。”他现出了狰狞的本相，用眼睛左右示意，另外五六个怪物围了上来。

我被他们夹在中间，重又回到了屋中，先进门那家伙正在威胁店中一位职员，要他马上交出郑业瑞，看情形，被捕是绝对难免了，不愿再让别人为我吃苦，必须承担起地狱的苦难。我知道这苦难的期间还相当长，所以临行时要求带几样随身应用衣物，可是未有成功，就这样穿着一套单薄的衣服，在十几个特务的挟持下，在门口一大群好奇者的凝视下，离开了储奇门行街11号。

出凯旋路经中山路左营街，进了警备司令部的大门转弯倒拐地被带进一间楼上的大厅，一群特务也跟着进来，议论纷纷地望着我，发出胜利者的狞笑。

其中一个半讽刺半得意地怪物对我说：“郑先生，你来了呀？我们这样多求驾的人脚都跑跛了哟。”

我没有理他。

另一个跑去打电话，听声音是打给二处的，打完了，他便发出命令，要原来抓我的人马把我送到石灰市稽查处看守所去。

到石灰市的途中，碰到一个老同学，本打算托他把我被捕的消息带给另一些人，但特务们阻止了我和他的谈话。

走进看守所的大门，就发现从第三间牢门探出个头来的毛晓初君，我们彼此都不免会心一笑，“倒是有个熟人了。”我心里想。先左狱卒的办公室内被遍身搜查了一通，钢笔、手巾、裤带、皮鞋带和口袋内仅存的一块钱通通被缴光，然后被押进“第三舍”，正好和毛晓初关在一起，我们装着不认识，未打招呼，等狱卒锁好了牢房离去之后，我们才很机警地谈起来。

毛晓初是两天前在重大被捕的，已被刑讯过一次，他告诉了我一些受讯的经验，教给我如何应对，如何忍受非刑，我感谢他，但增加了心头更多的恐惧。不到来分钟，另一个像猴子一样的狱卒走近牢门来，听说是“所长”，他似乎是特意来“拜会”我，用魔鬼一样的眼光盯着我和毛君，像是发现了秘密。果然，他一开口便骂：“真是糊涂虫，为什么把他们关在一间屋里？”说毕很神气地走了过去。原先押我进监牢的那个狱卒走过来开了牢门，把毛君提出去关在隔壁一间牢房内，并且向同牢的难兄宣布，不许任何人同我讲话，否则给带上脚镣。这一来我便连开口的余地都没有了。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床”边……

大概5点钟光景，狱卒来开了门放我们到牢门外的天井上吃饭，一个姓刘的难友好意地帮我找到一只破碗和一双筷子，并且我多吃点，原因是明天上午要11点钟才得有早饭吃，可是我的天，那算什么饭啊，又黑又脏，又霉臭，看着就叫人发愁，何况一点菜都没有，心里又不好受，怎样能够“多吃”呢？我简直一口也没有吃下去。

饭后放风，半点钟，难友们都紧张地抓住这一点时间，在小得可怜的天井中来回地踱着步子呼吸着比较清洁的空气，只有我一个人倚着牢门，垂头丧气地想着这个遭遇。收风时，狱卒把所有的人都锁进牢房，却把我带进牢房旁边的屋子中，命令我等候审讯。在那里，我见到一大堆铁链、脚镣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刑具，起初我有些恐怖，心里跳动得非常厉害……

大约在深夜10点钟左右，一群特务狗子进来了，他们其中一个点燃一盏青油灯，在夜风的吹拂下，油灯闪动着，像鬼火，像孤萤，他们真会布景、变戏法，把人间变成地狱，这样逼真，这样彻底。围绕着一张死灰色的旧方桌，三个狗子坐下来，像是“法官”，果然，坐上席那位开始对我讯问，他瘦个子，长脸，全身美式装备，每句话都要夹个把英文字，似乎用这个来表示他受过美国爸爸的真传。一开始，他便问我姓名、住址、身世，我随便应付了他一套，说我是个做药材生意的，其他什么也不懂。这样的答复当然他不会满意，于是咆哮如雷，命令站在我旁边的特务动手，一个人抓住我的头发，另一个人扭转我的手臂，马上就被放倒在地，棍棒兼着拳足，从头到脚的每一块肌肉都尝到了痛苦的滋味。然而，真正痛苦的滋味还在后面呢！这才仅仅道完了开场白。由于遍身上下都负伤，我倒在地下没有起来，美式装备的特务却假惺惺地叫两个小狗子把我拖在旁边一把椅子上，并且开始向我说教，内容不外乎是：他们的本事大，我的一切他们都一清二楚，要我自己说是“考验”一下而已。又说什么年轻人不能误入歧途，不能执迷不悟，自讨苦吃等等。最后拿出一个所谓关于我的材料的卷宗来，其中一件是我写给重大一个地下报纸的稿件——蒋介石的祸国殃民罪状。特务们特别把它取出来给我看，因为那稿件我未签名，所以我矢口否认我与稿件的关系，他却气愤地拿出几件包括我给毛晓初的信和我们的相片等等，穷凶极恶地问我还有何说。

我冷冷地回答：“既然知道何必多问？”

他却开始向我进一步的进攻，要我“交出组织”，取3分钟答复。旁边的特务也帮腔助威。

我利用这分钟的时间来判断这些材料落到特务手里的缘故和我被特务盯上的直接原因，我料定，百分之九十和毛晓初被捕有关，不是特务在他住处搜查到这些东西，就是他作了叛徒，后来毛君告诉我特务逮捕他时普搜过他的住所，我还未从这个问题的思索中转过脑筋来，特务却狂吠起来，有的骂，有的吵，有的说早就超过了3分钟，有的说我至死不悟，美式装备向我发出最后通牒，问我究竟交不交代？我答应他没有什么交代的，这句话惹疯了这群狗，其中一个把我连椅子推倒在地，我猜想必定又是一顿拳打脚踢，可是却出乎意料地变了花样，他们搬来两根长板凳，其中一根仰面朝天地叠在另一根上，用铁链把一端连在一起，两个特务把我的双手按进两根长凳之间，每个指缝中，插进一根铁筷，然后一个特务用力压凳子另一端，10个指头在两张凳子中间被压得“吱吱”地响。但特务意犹未尽，又站在凳子上用力踩，终至10个指头都被压得肉烂骨裂，鲜血淋漓，钻心的疼痛使我晕了过去……

在白公馆半年的拘押，对郑业瑞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锻炼，因这里他第一次接收到共产党的教育。而在此之前，虽然也和毛晓初等自发性地参加了一些进步的革命工作，但对革命的认识并不深，甚至没有认识，把革命当作个人报仇雪恨的凭借或者个人扬名显姓的一条出路而已，即便是在被捕后硬抗过了几次严刑拷打，但这与其说是革命斗争性的表现，还不如说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支持，看到当时革命胜利已是指日可待，根据当时的情况判定自己是不能活着出去的，与其卑躬屈节而死，不如挺过去留下个“千古扬名”。

但是，在白公馆这座“火热的革命熔炉”，他却很快变成了一个自觉的革命者。

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到白公馆被关押在第二室，同室的有陈然、刘国志，、王朴、谭谟、罗广斌、毛晓初、顾建平、任可风、李自立、邓兴丰、涂孝文、李文祥等共12人，后来又进来杜文博、周居正二人。同室的同志不断地给我帮助，给我讲革命的理论，而且有计划地指导我阅读了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通史》，邹韬奋的《我的奋斗》，蔡仪的《艺术编》。每天我们都有正规的学习时间，甚至整风文献上的一些文件，也凭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整理出来学习讨论，这些对于我既是新鲜的也是宝贵的。大屠杀前夕，我向罗广斌和刘国志表示过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保存的郑业瑞自传中，他详细地地记录了自己被捕前后的情况，以及他亲身经历的大屠杀的情景：

1949年11月27日，蒋匪特务在白公馆、渣滓洞看守所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屠杀从下午开始，先是杨进兴等将关在楼上的黄显声将军骗出枪杀，晚饭后即成批地将各室同志提出在墙外挖好的尸坑旁枪杀，每批四五人，这时白公馆的伙计李育生利用送饭的机会，把他打听到的今晚要将关在白公馆和渣滓洞两处的同志全部杀害的消息告诉我们。当第一批同志被提出时，白公馆不约而同地唱起了《国际歌》。

刘国志同志在出牢门到刑场的路上高声朗诵着“我们死而无愧”的诗歌，其余的同志全流着眼泪高呼口号，而杀害同志的罪恶枪声也在不停地狂吠，这枪声、口号声、歌声，组成了革命胜利前夕的交响曲，这些声音，使每一个屠杀我们的刽子手发抖发颤，这些声音却使我们每个同志激动得燃烧起来，脱险的同志都可作证，我们当时没有半点儿畏怯，我们有的是愤怒的仇恨。谭沈明同志指着指挥屠杀的杨进兴大骂：“你这至死不悟的屠夫，任你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你捉回来，人民决不会放过你，终有一天要抽你的筋，剥你的皮！”而这个强盗却故意先用刀子害了谭沈明许多刀，然后再开枪打死。

当大群特务在渣滓洞杀人放火的时候，我们在白公馆的同志得到争取过来的特务杨钦典的帮助，打开了牢门上的铁锁。我们的同志分成两组，由罗广斌和我任组长，他开路我断后，冲出了白公馆的大门，但还未到篱笆边就遭到马路上的哨兵的射击，小组失去联络，只好分散突围。我向着歌乐山的方向爬行，在半山遇见另一冲出的同志王国源（民革党员），与他一道继续前进，天拂晓时爬到了杨公桥后面的小山上，在一户农民家中身了几个钟头，换下囚衣，洗净了血迹，经南开中学后门逃到重庆大学，途中又遇见逃出的杜文博同志，于是我们三人冒险向重大一年看来比较和善的女同学自介情况，请她帮助，幸好这个同志不是坏人，她把我们藏在基督教青年会内的小室中，并给我裹伤，（我头部轻伤）。第三天重庆解放，我们才算完全脱险。

厉华等人对余淑芸的采访还在继续进行。

问：听说你也是因为郑业瑞的问题申诉而被打成过反革命？

余：老郑担任农科所所长后，带着所里的科研人员走遍了万县的山山水水，为此他写道：“人间歧路知多少，试向桑田问耦耕。”他还带领科研人员到浙江、广西、东北三省学习考察，老郑把在各地考察的情况与万县各地考察的情况加以比较，针对在学习考察中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坚持认为苏联专家的意见不一定正确，他给四川省农业厅的领导写信，要求加强对农业实验场的重视和支持，结果1957年的时候被打成右派，并且由万县农科所下放到梁平农机站。我在为老郑写申诉材料时，把忠于毛主席的“忠”字误写成了“终”字，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文革”中，说老郑为自己右派翻案，就被革委会宣判死刑公开枪毙了，我连判决书到现在也没看见过一眼。

余淑芸拿出几张照片给厉华等人看，那是郑业瑞脱险不久重返白公馆、渣滓洞看守所拍的，一生喜欢作诗的郑业瑞还在其中一张照片上写了一首《脱险抒怀——寄调西江月》：报国不计凶吉，革命忘却身家。任凭深仇记心间，不见共产不罢。恼恨蒋贼凶残，荼毒歌乐山前。血海深仇记心间，誓把魔爪斩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