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歌乐山大屠杀之夜，年近花甲的尹子勤也是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军统特务刽子手杨钦典的帮助下成功逃出了人间魔窟白公馆的志士之一。

尹子勤生于1890年，系四川省武胜县人。他生前对自己的一生有过这样的评述：“任军职三十余年，在本国境内未开银行、未修洋房、未购一亩土地、未杀害爱国人士，未危害工农，未破坏组织、未牵连同志。为反对蒋介石独裁坐了三次监。”尹子勤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此后多年戎马倥偬，曾在许崇智与蒋介石手下任高级参谋。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尹子勤在上海、北京从事反蒋活动，上海淞沪抗战后，日军在六三花园庆祝天长节，尹子勤更是干出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

1932年4月，自1月28日中日淞沪战争开始以来，日本陆续派出12万陆军前往上海参战，经两月战事，中国方面已在两星期前败至昆山二线，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全权代表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谈判签订《中日淞沪战争停战协定》。可是中国政府的全权代表郭泰祺并不屈服于日本的军事力量，对日方的要求据理力争，尤其对“距上海市市30里内不准进驻中国军队”一款颇有异议。而对日本政府来说，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东京大本营指令，对中国政府提出的条件决不做任何让步！

4月21日上午，日本陆军省次官、关东军司令兼驻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从上海东北郊江湾镇日本驻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出发，前往北四川路日本领事馆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商量后决定，在4月29日“天长节”（日本天皇的生日）这天，上海的日本侨民照例要举行庆祝，日本派遣军可趁机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一个象征性的军事活动，组织陆、海、空三军大阅兵，既能显示大日本皇军的赫赫军威，又可给谈判桌上的中国代表施加压力。

当时，虹口公园一带属于“公共租界”范围，由美、英、日、德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管辖。租界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工部局，总董事长由美国人斯特兹·特克尔担任。

这天下午，天空阴云密布，下着倾盆大雨，村井冒雨驱车来到工部局会见斯特兹·特克尔，告知日方决定4月29日“天长节”举行盛大阅兵庆祝活动。当然，村井并没有透露举行阅兵式的真实用意。

斯特兹·特克尔心里早已明白日方意图，直言不讳地问道：“总领事先生，贵国是不是想以此显示军事优势，威吓中国政府，从而可以在谈判桌上少费点口舌？”

村井矢口否认。

斯特兹·特克尔神情严肃地说：“总领事先生，自‘一·二八’贵国和中国军队开火交战以来，中国民众对贵国可谓深恶痛绝。现在，战争已届结束，失败的是中国，按理，贵方应当理智，不要再刺激中国民众。遗憾的是，贵国却偏偏要搞阅兵式庆祝以显示武力。我作为总董，有责任提醒阁下，这种刺激有可能激起一种暴力反映，导致发生不良事端，希望阁下郑重考虑。”

对于斯特兹·特克尔的劝告，村井不屑一顾，他站起来，傲慢地回答：“总董先生，我们已经着手做庆祝活动的有关准备了，所以事实上已来不及做任何更动了。”说完，微微鞠了一躬，说声“告辞了”，便扬长而去。

村井的傲慢和固执，激怒了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全体董事，当天傍晚，总董事长召开在沪中外记者招待会，向新闻界披露了日本方面的企图，明确表示反对炫耀武力的庆祝活动，于是，日本侵略军的阴谋大白于天下。

日方一看情势不妙，三个头目——白川义则、重光葵、村井——再次进行紧急磋商，决定一切照原计划进行，为了防备万一，又决定“天长节”那天只准许日本人、韩国人进入虹口公园，中国人一律不得入内。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就在日寇决定蛮干下去的同时，在法租界桃园里40号一幢老式石库门房子里，两位中国志士正在密议制订捣毁“天长节”庆祝活动的计划。这两位中国志士一位叫王亚樵，安徽合肥人，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担任过合肥革命军司令、安徽副宣慰使等职。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蛰居上海，广收门徒，秘密从事反蒋抗活动。1932年1月28日中日淞沪战争爆发，数小时后，王亚樵即召集门徒，宣布成立“抗日义勇军”，自任司令，领导3000部众协同19路军抵御日寇侵略。不久，被迫辞职。4月停战后，“抗日义勇军”正式划入19路军编制，成为19路军补充团。王亚樵便隐居在法租界桃园里40号寓所，密切注视着中日谈判情况。这天，当他获悉侵华日军将于4月29日“天长节”在虹口公园举行阅兵庆祝活动时，十分震怒，拍案大骂，决定组织一次铁血行动，捣毁“庆祝活动”会场，惩治日酋。而与他密商的另一位中国志士，正是尹子勤。

当时虹口一带，驻有日军陆、海、空三军十余万人，还有不少宪兵和便衣特务。王亚樵和尹子勤要在戒备森严中实施铁血手段，具有相当难度。日本方面关于“只准日本人、韩国人进入会场”的规定，便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王亚樵与尹子勤特请挚友郑抱真（郑抱真解放后任安徽省副省长，1954年病逝）密议，共同商定，请当年支持辛亥革命的朝鲜独立党人士帮助，到时利用韩国人的身份混入虹口公园会场，伺机行动。

郑抱真即前去通知居住在上海的朝鲜独立党领导人，约定4月24日下午6时在沧州路东方饭店会晤，面议大事。

4月24日下午6时，一辆云飞车行的“雪铁龙”轿车载着三个朝鲜人——57岁的金天山、30岁的安昌杰和26岁的尹奉吉——前来与王亚樵的代表尹子勤会晤。他们受朝鲜独立党负责人安昌浩的派遣，以执行捣毁“庆祝会场”任务者的身份来到东方饭店。

在一个预定的单间里，尹子勤与三名朝鲜义士见面了，他微笑着说道：“敝人尹子勤，是王亚樵的拜兄，今奉王大哥之命，代表他来和三位先生相晤，面谈捣毁‘天长节’之事。”

这三个朝鲜人中，金天山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传奇人物，专搞锄奸行动的行家里手。他的冒险职业是从1896年开始的，这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朝鲜的京城汉城，烧杀掠抢，无恶不作。一个名叫士田的日军大尉，肆无忌惮地闯进王宫，奸杀了王后，引起朝鲜全国上下的极大愤怒。金天山暗暗认准士田大尉的模样，尾随至黄海省安岳城，徒手击杀之。此后亡命江湖，伺机杀死日军官兵，曾数次被捕，越狱逃脱。1909年，金天山来到中国，在哈尔滨协助安重根暗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1911年参与暗杀日本驻朝鲜总督寺内。不久，他改名金九，隐居上海，其间上海发生过几桩与日本人有瓜葛的人命大案，据说都是金九所为。这次朝鲜独立党首脑安昌浩（安重根之子）接到王亚樵的要求后，决定派金天山率领两名助手去虹口公园执行暗杀任务。金天山受命之后已潜入虹口公园去观察过地形，订出了一套详尽的方案，因此这会儿只喝了一杯酒就开口对尹子勤说：“尹先生，金九等既奉命行事，必全力以赴，请您转告王亚樵先生，请他尽管放心，4月29日定能马到成功！你们只需办两件事情：一、准备一颗不超过二斤装绍兴酒酒瓶体积的烈性炸弹；二是准备四万银洋，作为我们三人事成之后逃往国外的生活费用。”

尹子勤见金天山把握很大，点头道：“我代表亚樵兄向三位先生致谢，炸弹我们马上去准备，保证4月29日以前交给你们；银洋已经备下了，现在就可以支付。”说罢，从皮包里拿出空白支票，填上四万元数额，递给金天山。

大事谈完之后，宾主四人吃了点酒菜，起身下楼，各自回归住所。

尹子勤与王述樵赶回桃园里40号，向王亚樵报告了会晤的情况后，王亚樵当即找来兵工爆破专家张玉华，向他下达了制造白金炸弹的任务，并当场拨出用于购买白金的一笔巨款，交由尹子勤去具体操办。稍后，朱庆澜也为此次行动捐款1500银洋。

4月28日上午，张玉华带炸弹来向王亚樵交差。这颗小小的炸弹，内装一公斤美制TNT炸药，外壳银光闪闪，炫人眼目，既可以投掷爆炸，又装有定时装置，能延时爆炸。当天下午，尹子勤把炸弹送往法租界霞飞路宝康里42号金天山处。

4月29日，天气晴朗。一清早，旅沪日侨便在自己的商号、住所门前悬旗结彩，有的还贴出了恭贺天皇生日和庆祝战争“胜利”的彩纸标语。上午7时开始，身着节日盛装的日本侨民手执三角形绸质太阳旗，兴高采烈，三五成群地涌向门口搭着松柏牌楼，四周遍插彩旗的虹口公园。

出于安全考虑，白川义则大将命令数百名宪兵和海军陆战队士兵在虹口公园附近站岗警戒，严禁中国人靠近会场。

8时许，接受邀请的各国驻上海外交使团客人陆续来到北四川路日本领事馆，重光葵公使和村井总领事亲自出马接待。

9时正，各式各色轿车组成庞大的车队载着宾主上百人驶出领事馆，前往虹口公园。

参加阅兵式的日本军队于8时30分自驻地江湾镇开到虹口，整队集合于北四川路日本小学的操场上。

8时40分，身穿戎装的白川义则大将在卫士的簇拥下骑马来到现场。9时15分受阅军队开赴虹口公园。这时，早已恭候在大门口的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军乐队高奏《君子代》《欢迎曲》和《胜利曲》。

受阅军队全部进入公园后，担任警戒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面前出现了三个男子。他们中两个年轻的身穿藏青色西装，头戴鸭舌帽，手拿三角小旗和茶杯。一个年长的身穿日本陆军军官制服，光着头，手里提着一只热水瓶，热水瓶的提手上斜插着一面太阳旗。那两个青年见士兵冲他们目不转睛地打量，嬉皮笑脸地嘀咕了几句日语，年长的向青年人瞪了一眼，不高兴地“哼”了一声，两个青年连忙闭口。这时后面又来了七八个男女，三人和他们一起，从容不迫地通过了岗哨。

在门口警戒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做梦也想不到，这三个人就是奉命前来捣毁庆祝会场的朝鲜独立党人金天山、安昌杰、尹奉吉。金天山提着的热水瓶里藏着那枚白金炸弹，他和安昌杰身上还各掖着一颗甜瓜式炸弹。当时，在沪日本人参加集会时都喜欢自带热水瓶和茶杯，因此岗哨对金天山手中的热水瓶毫不在意，放他们进了场。

虹口公园内有一块面积很大的空场地，正好用作举行阅兵式的场子。临时搭设的主席台分检阅席和外宾席。检阅席上站着公使重光葵、总领事村井、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中将、居留民团行政委员会会长河端、居留民团行政委员会书记长友野等日本文武官员。外宾席上站着各国使馆武官、总领事及商人。日军第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在台下指挥。

10时正，白川义则下令开始检阅。阅兵总指挥植田谦吉跃马而出，指挥日军操演。参加这次阅兵式的日军部队计有：炮兵一团、步兵三团、重炮山炮各一队、坦克车一队、铁甲车一队、运输兵一队，共计一万余人，都是从各部队里挑选出来的精锐，武士道精神十足，在阅兵场上整整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退下。之后，白川义则和植田谦吉下马登台，在海军军乐队的伴奏下唱日本国歌。歌声刚刚落下，天空响起了飞机的轰鸣，18架战斗机飞临上空表演特技飞行。

主席台上，白川义则和众官员们一起饶有兴趣地仰头观望。金天山、安昌杰、尹奉吉三人进入虹口公园后，立刻向主席台靠近，其时白川义则不在主席台上，他已下台准备登马检阅部队，身边站着几名卫兵。金天山见难以下手，朝安昌杰、尹奉吉二人使个眼色，把“热水瓶”递给尹奉吉，示意二人分两个方向散站在主席台边的人群中。尹奉吉站在主席台正面，位置正好对着检阅台。当白川义则登上主席台，抬头仰观空军特技表演时，他心中一阵狂喜，机会来啦，他毫不犹豫地抡起“热水瓶”，用力向主席台上掷去。

“轰——！”一声巨响，压过了头顶上飞机引擎的轰鸣声。其时正是中午11时30分，检阅台上的日本要人被炸得血肉横飞，鬼哭狼嚎。内中，白川义则的面部、颈部、手足受伤一百多处，重光葵的右腿被炸断，村井的腹部和右足遭重创，植田谦吉被炸断了左臂，野村中将的右眼球流出，河端的肠子流出肚外……几乎无一人幸免。少顷，在凄厉的警报声中，一辆辆轿车载着受伤的文武官员冲出虹口公园，分别向平凉路日本兵站医院、北四川路福民医院、日本海军医院等处驶去。

5月7日下午2时，白川义则大将毙命于日本兵站医院，消息传出，上海人民莫不拍手称快！

白川义则，日本爱媛县人，19岁毕业于陆军大学，在长达4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先后曾担任过副联队长、师团参谋长、旅团长、师团长、陆军省人事局长、陆军大学校长、陆军次官、关东军司令、上海派遣军司令等职，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为日本统治阶级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的毙命，日方当然不肯善罢甘休。

4月29日炸弹爆炸后，在场担任警卫的日本宪兵立即切断了虹口公园内外交通，不许一人一车进出，当场拘捕了8个嫌疑者，投掷炸弹的尹奉吉也在其中。由于尹奉吉投弹时身边有许多日本人，被认定是主犯。金天山与安昌杰趁炸弹爆炸会场出现的片刻混乱逃出虹口公园，最后金天山一人逃走，安昌杰却在马路上被日军逮捕。两人均遭严刑拷打，逼他们交出同伙和后台，尹奉吉与安昌杰坚贞不屈，最后被日本人剖腹活祭白川义则。案发当晚，法捕、安南探员又开赴朝鲜人居住的拜伦路实施搜捕，拘捕“嫌疑犯”安正广等12人。5月3日到7日，又有数名朝鲜人被捕，其中包括两名朝鲜独立党成员。日本军方还扬言，搜捕将持续下去，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

朝鲜独立党领袖安昌浩见日本人狗急跳墙，担心会有更多的无辜群众死于非命，立刻与王亚樵、尹子勤秘密会晤，商量出一条移花接木之计，命令金天山照办。这时，金天山按照王亚樵预先的安排，已被尹子勤送到十九路军补充团团部藏身，由团长余立奎负责严加保护。

5月9日，金天山向上海市邮电局发出一封信函，内附英文打字文件一份和一张五寸照片。文件题为《虹口公园炸弹案之真相》，照片上是怒容满面的金天山，手握一枚炸弹，背面写着一行小字：摄于炸弹案前三天。文件长约二千字，文中，金天山以第一人称介绍了自己一生的冒险生涯，阐明与日寇势不两立的政治主张，并详细介绍了自己策划和实施虹口公园炸弹案的全过程，把全部责任揽在自己和已经牺牲的尹奉吉和安昌杰身上，叫日本宪兵队有本事去找他报仇。文末署名金天山。

邮电局当天将文件和照片送到《申报》报馆，报馆立即将文件译成中文，连同照片，于5月10日以《虹口公园炸弹案之一函》为题向社会披露。

这时日本宪兵队里已经抓捕了不少朝鲜人，严刑拷打，毫无口供，现在见了金天山的“公开信”，如梦初醒，马上组织侦察追捕。可为时已晚。

尹子勤在其自传中写道：“我与金九（金天山）始逃苏州，再逃香港，金九不久去美国，我则返广东。”尹子勤在广东与同学陈兴融活动李济深、陈铭枢联合粤、桂、闽三省出兵讨蒋，建议夹击广州后再行北伐。因被胡木蓝告密，尹子勤被逮捕关押，直到抗战爆发才被放出来。

出狱后，尹子勤经同学叶挺介绍与叶剑英相识，在叶剑英推荐下尹子勤出任华北抗日第九路司令兼特派员，在康泽的指挥下与日军作战。尹子勤对康泽（抗日游击总指挥）手下进行的抗日工作有这样的评价：“干部只知道要钱，游而不击。每月到天津领经费六万元，往来旅费耗去七八千元，饷款支出，意见不一，进展困难，十个月游击工作，苦痛万分。”

1938年尹子勤辞职转去上海，与被陈立夫的中统派往上海任除奸总队长的独生儿子尹懋萱（化名詹森，成功暗杀汪伪特工机构负责人李士群的老师、青帮大老季云卿而被报上称为“独行大侠”）会面。正当尹子勤按国民党军委“返渝听用”之命准备绕道云南回重庆时，突然接到蒋介石侍从室密电，要他“协助除奸工作完毕后返渝。”

尹子勤在自传中写道：“儿子懋萱奉电云‘奉总裁面谕，加入伪汪精卫政权充任总队长。相机完成锄奸任务。’况抗战锄奸系为民族救亡，岂敢违命。每日与吴绍澍、尹懋萱集议，在倭寇虎口内冒险工作。上海车站烧毁倭寇弹药车三列、苏州外垮塘以地雷炸毁列车四辆，炸死倭寇军官六十余人，儿子懋萱率兵游击，在常熟白茅口被捕，我亲率三百人冲进倭兵连部，将懋萱救出，倭兵全连缴械。”

原国民党高级特务（中统系）胡均鹤在一份材料中写道：“1940年，因为汪精卫伪政府成立后，为了要搞一些汪伪的上层情报，因此陈立夫认为尹子勤有王辑堂和周佛海的关系，可通过他打入汪政府，所以尹接受任务后，先到华北找王辑堂，这样王将尹介绍给影佐（汪伪政权的日本顾问），由此尹就进入财政部和特工总部。”于是，尹子勤定期对汪政权的情况通过“专报”派人亲送重庆，同时尹子勤也按照陈立夫的指示向汪政权提出一些建议。

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对尹子勤打击很大的事情，由于军统派往上海的抗日人员毛森、万里浪、林之江等被极司菲尔德路七十六号“汪伪特工机构”抓捕后，把尹懋萱的真实身份作了举报，1940年6月12日军特务机关立即将尹子勤、尹懋萱父子逮捕，结果尹懋萱被处死，尹子勤则交给汪伪政府，汪精卫将他关押到抗战胜利后才放出。

抗战胜利后，尹子勤为子申冤，得罪军统，又再次入狱。由此，他对国民党的反动、腐朽有了刻骨铭心的认识。他在自传中详细地记录了这段历史：“倭寇投降，淞沪接收，戴笠匪帮毛森、万里浪等，昔日当汉奸头目，危害抗日分子，胜利后充任京沪司令部第二处处长，变成抗战功臣，大捕汉奸，接收敌伪物资，私自变卖，大发横财，汽车洋房无数，且骄气凌人。陈立夫、朱家骅到沪，假南京大戏院招待殉难同志家属，并成立蒙难同志会，我亦被邀到场，因无车钱步行，亲见毛森、万里浪等乘汽车而至，我一恨儿子惨死，衣食无着，毛、万诸汉奸仍然权威赫赫，二恨蒋政权忠奸不分，是非颠倒，愤气攻心，明知攻击匪特要吃亏，为伸张正义，为与众烈士及儿子雪恨申冤计，不顾一切，在会场起立高声质问陈立夫：“毛森、万里浪等人昔日可以捉抗日分子，现在可以捉汉奸，职权是谁人所赋？”

尹子勤一带头，各烈士家属也群起攻击，上海光复后担任副市长的吴绍澍充任会场主席，自然暗中支持尹子勤等人的行为。群情激愤之下，毛森、万里浪等狼狈逃走。陈立夫宣布呈请政府解决。尹子勤带头攻击毛森、万里浪的情形，民国30年10月12日上海《申报》《铁报》记载甚详，均一致支持尹子勤，指责政府不应袒护汉奸。吴绍澍也在各种场合竭力呼吁社会各界支持尹子勤，招致戴笠忌恨。

10月24日，吴绍澍与朋友周世安在同车返回吴官邸的途中，有一辆轿车对驶而来，两车相交时，对面车中突然有人用驳壳枪向吴绍澍射击。吴绍澍长期从事暗杀除奸工作，极其机警，近在咫尺，却是毫发无损，周世安却因此被杀身亡。

尹子勤于当月28日夜里被军统便衣绑架到淞沪司令部稽查处，关押半年，从未审讯，直到戴笠摔死，吴绍澍证明尹子勤‘为抗战子亡、身囚、家破’等情形，尹之家属也向各机关控诉，淞沪司令部才将他移交军法处审讯三次。

法官问他：“你儿子被日寇宪兵枪决，为何偏偏不杀你？”

尹子勤答：“狱中之苦，让任何一个被囚之人渴望早死为幸，倭寇不杀，并非我尹子勤贪生怕死。”

法官又问：“坐监五年，你为何不设法逃生？’

尹子勤答：“日本人看管极严，逃跑无非白日做梦，再者眷属老小八口，与重庆政府脱节，亲友不敢往来，旅费无处筹措，你要是处在我的位置，又当如何？”

旁听席上记者、听众大哗，情绪明显倾向尹子勤一边。

尹子勤反问道：“法官先生，我被抓半年，今日才第一次审讯，请问自己究竟所犯何罪？”

法官道：“你平日毁谤政府，攻击领袖，有伪职嫌疑。”

尹子勤道：“如有毁谤、攻击、伪职等罪，请提出具本事实，毛森身任日寇宪兵队队长，害死有名有姓的抗日分子百余人，为何不逮捕法办？”

法官云：“毛森任伪职时捉的是共产党，并未捉抗日分子。”

尹子勤答：“我的儿子尹懋萱是毛森、万里浪出卖的，共产党与政府联合抗战，危害共产党，迫害共产党，难道不算是危害抗日分子吗？”

法官词穷，“从此不讯”。

幸亏陈立夫尚有天良，再加之吴绍澍与尹懋萱同负锄奸责任，共同出生入死，自是极力营救。在强大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将万里浪、林之江等28名军统投敌汉奸公开枪决，尹子勤则被移送上海法院审讯两次，最终无罪开释。

尹子勤被匪奸诬陷，冤禁14个月，惨痛至极，稍有良心者，为其悲惨遭遇酸鼻痛心，释出半月，吴绍澍时任中统上海地区负责人，中统与军统不睦，他与尹子勤之子谊笃，遂向尹引见陈立夫，并劝尹加入中统，以便解决他全家生活。尹子勤招致旷古奇冤，早已看破红尘，以年老体衰多病谢绝，吴绍澍继后面劝三次，尹答自古以来只有儿子荫父亲的恤，没有父亲袭儿子爵的事。并表示“以后永不往还”。

1948年1月1日，李济深在香港正式成立民革总会，在民革秘书长郭春涛的动员下，早已宣称看破红尘的尹子勤又跳回到三界之中，毅然参加了民革组织，并在上海秘密从事反蒋工作。同年5月，根据民革组织的安排，尹子勤随杨杰返回四川开展地下工作。6月，尹子勤回到家乡武胜县，时值川东地下党领导的武装起义正在武胜、岳池、广安等地举行。起义失败后，大批农民武装起义人员被国民党逮捕，尹子勤联络乡中耆老多方予以营救，被捕人员除少数送往重庆关押外，大多数人员在当地被营救释放。为此，尹子勤遭到特务的监视，并差一点遭到暗杀。尹子勤不得不化装逃往成都。

1949年7月，尹子勤又到重庆，与杨杰商量武装起义之事，不幸于8月25日被西财政长官公署行辕二处特务逮捕，转往白公馆看守所关押。

脱险后，尹子勤回到家乡，始在武胜县政府做征粮、肃匪工作，后任川北行署参事、四川省政府参事室参事。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尹子勤被划为极右分子，受到了撤销参事室参事、开除民革党籍、监督劳动的处分。1960年于贫病交加中郁郁死去。1982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对尹子勤被划为极右分子的问题进行了复查，经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批准的复查结论为：……现决定将原划尹子勤为极右分子的处分结论予以撤销。建议‘民革’撤销开除‘民革’党籍的处分，并恢复其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