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上司一连串的问话，董其武心中翻江倒海，却没有作答。

傅作义又踱了一个来回，问道：“我们有多少好朋友，有学识，有地位，都向共产党那边跑，这是什么道理呢？”

董其武说：“人家看见南京政府党派分歧，腐化无能。”

傅作义又问：“有多少青年学生也往共产党那边跑，这是什么道理呢？”

董其武答：“青年学生是要求进步的。”

傅作义若有所思地踱到屋中央，郑重地对董其武说：“蒋先生有意让咱们到北平去，你怎么看呢？”

董其武沉思了一下回答：“干脆不去。”

傅作义问：“为什么哩？”

董其武说：“让我们到北平去，是想让我们担当华北的责任。我看，咱们不去给他担当这个责任。”董其武所以如此回答，是董其武当时还存在地方实力的旧思想，认为要先把察绥两省的事搞好，局势如何发展，三两年或可看出个水落石出。

傅作义听了董的这番话，又沉默不语地踱了起来，看得出，在他深沉的目光中，流露着一丝隐忧。

董其武看傅作义再也没话要说，便立起来告辞，傅作义点点头，董其武便推门走了出来。

傅作义是习惯于独自思考的。遇到问题，他总是在屋里院外踱来踱去的，从各方面去考虑。当他有了比较成熟的腹案时，他才分别向身旁的人发问，来修正和补充自己的腹案。他事前如果没有考虑成熟，一般是不会作声的。但是，他这次与董其武的谈话却有些违反他的习惯。很显然他经过一番痛苦思考，似乎矛盾还很多，没有得出成熟的答案，便征求部属的看法了。董其武对傅提出的问题，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反映又比较迟钝，那些匆促而又很不具体的答复，是解不开傅作义头脑里的矛盾，也不能为他分忧解愁的。对傅作义的这一席“大逆不道”的话，显然董其武是不能无动于衷的，从傅作义的办公室出来，董其武很长时间都在思索……

1947年秋，身在绥远的董其武听说蒋介石亲到北平，当面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总”总司令，担负华北方面五省二市的军政责任，别人都纷纷打电报向傅作义表示祝贺，唯有他不但没有拍发电报，反而内心里替傅作义焦虑不安。

董其武想，傅作义的部队官兵，行政干部人数不多，人才更少，维持察绥两省尚可，担当整个华北，则力所不及。而且傅部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何厚爱于他？对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政府官员，傅作义岂能得心应手，随意驾驭？只不过因为蒋系部队节节败退，处处碰壁，东北岌岌可危，华北摇摇欲坠，蒋介石抓耳挠腮，权衡再三，只好拖着傅作义到华北支撑危局。这种情形，傅作义未尝不了如指掌。

傅作义出任华北“剿总”总司令后，有一次在北平西郊半壁店“剿总”司令部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董其武也从绥远飞过来参加了。会后返绥之前，在西郊傅作义的官邸，傅、董二人又关起门来谈了很久。

最后，傅先生把身体向前倾了一下，以颇为沉重的语气对董其武说：“其武，今年是咱们的生死关头。”

董其武关注地说：“已经走上这条路啦，走到哪里算哪里吧。”

傅作义踱到窗前，向远处出神地望着，沉默了片刻，像悟出一条真理似的说：“不要紧，走人民的道路就是生路。”

这句话既像是安慰董其武，又像是自我安慰。实际上是傅作义很长时间思考的结果。在蒋政权的乌云笼罩下，军事上将骄兵堕，失城陷地；政治上官贪吏污，结党营私；经济上民生凋敝，罗掘俱穷。傅作义目睹着这些近乎绝望的事实，而双肩负着万钧重压，不能不思考未来的路该怎样走下去。傅作义与董其武的谈话，虽然董其武当时缺乏深刻的理解，但已经感觉到傅作义内心明显地产生了极其复杂的矛盾，正在萌发着变化的新芽。

董其武对国民党的不满，在很早以前便埋下了种子。给他最强烈的刺激是1940年“五原大捷”之后，董其武以暂4军军长的身份应召去重庆报告“五原大捷”的情况。第一次见到参谋总长何应钦时，何说：“你们五原战役打得很好，不过，你们的武器太差，这次可以给你们补充大部分美式装备。”

董其武听了满心高兴。

不料几天后第二次见面时，何应钦突然问董其武：“在大青山的共产党领导人是唯？”

董其武一愣，说：“我不知道。”

何应钦勃然变色，厉声说：“怎么？你这个高级将领连这个都不知道？”

董其武说：“我确实不知道，以后注意吧。”

在要回前线，向何应钦辞行时，何应钦说：“现在国家很困难，武器只能暂时给你补充一部分。”

当即交给董其武一张领取武器的凭单，董其武双手接过一看，心顿时猛然往下一坠，仅仅是轻机枪27挺，步枪300支！

董其武后来回忆说：“我很难过，怎么所谓‘补充大部分美式装备’，就是这么点东西呀？”

让他更难过的事后在后面，等他回到招待所，与他住在同一间寝室的胡宗南所属的第16军军长董钊高兴地拿出一张领武器的凭单给董其武看，全军的武器装备全部换成了美国货，差点没把他当场给气晕过去！他这个刚刚参与打了“五原大捷”的有功之臣，还赶不上一枪不放，长年专门紧盯着延安的胡宗南的“中央军”。

董其武心想，上面这样厚此薄彼，大概因为我们是只打日本人，不打共产党的杂牌军的缘故吧。

1949年1月21日夜，董其武从广播里突然听到傅作义与中共达成和平协议，宣布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他虽然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但这一天真的来了，仍感到有些突然，又惊又喜，既兴奋又不安。

在北平围城期间，董其武曾两次向北平“剿总”司令部通话，都不是傅作义本人接的，而是他身边的高参，一次是王克俊（华北“剿总”司令部秘书长兼政工处处长），一次是阎又文（华北“剿总”司令部秘书兼政工处副处长，中共秘密党员）。他们告诉董其武，傅老总很忙，心情很不好，让董其武听候安排，牢牢掌控部队。此外，便不再说什么。

这时候的董其武表面镇静，内心却有些惶惶然，这时他最想了解的就是北平和平解放后的详情，随即向傅作义官邸打电话，要求傅作义派架飞机到绥远，接他到北平看看。

22日，董其武飞到北平，立即赶到中南海居仁堂见傅作义。

傅作义一见董其武的面就说：“我现在忙得来焦头烂额，你不好好待在绥远，跑来干什么？”

董其武说：“正是这样的时候，我才要来看看你。”

傅作义说：“你来也好，我把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给你说一说。”

傅作义从他这一年的11月初去南京参加军事会议说起：

那时候辽沈战役刚结束，傅作义奉召去南京参加政府召开的军事会议，研究徐埠会战的部署。傅作义一到南京，看见到处已是鸡飞狗跳，人心惶惶。

在那样的形势下，蒋介石想抓紧傅部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蒋介石对傅作义自然是优礼有嘉，特派蒋经国和何应钦代他到机场迎接。傅作义下榻后，何应钦与傅作义密谈，称奉蒋委员长之命，转达两件事：一是蒋介石已内定，调傅作义任东南军政长官，所有军队完全交由傅作义节制指挥；华北的军队主动南撤。何应钦表示，在上一条的前提下，请傅作义对即将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要讨论的作战方案，提出自己的积极意见。

此后，蒋介石邀傅作义到他的官邸，参予小型高层秘密会议。一开始，蒋介石把陈诚、熊式辉大骂了一顿，把丢掉东北的责任，全部推到二人头上。接着马上换了一副面孔，对傅作义表示慰勉有加。随即把何应钦向傅作义转达的意见，又亲自向傅作义说了一遍，并相信傅作义决不会辜负他的重托。

傅作义当然明白蒋的用意，又不能采取断然拒绝的态度，当即向蒋介石郑重地作了如下表示：一、华北局势并不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悲观绝望；二、对扭转华北的危局还有办法；三、南撤方案，非万不得已时不宜实施，因为，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东南是偏安，历史教训值得考虑。

傅作义后面几句话深深打动了蒋介石，他当即表示尊重傅作义的意见。

傅作义对董其武说：“我回到华北后，虽然在公开场合一再说：要遵蒋的命令，力挽华北局势，但从内心却认定南京政府已经丧尽军心，丧尽民心，绝不能再靠这个政府来统一国家，复兴民族。如果我们再参加内战，就无以对国家，无以对民族。再者，北平是中国的文化古都，一打起来势必造成极大破坏，要落千古骂名，我傅作义决不能干这样的事！所以，我就让大女儿冬梅通过和中共中央已经接通的关系，给毛泽东去了电报，请派南汉宸或其他代表来北平商谈和平事宜。”

董其武虎地站起来，激动地说道：“老总，北平的结局直接关系到绥远的命运，不管形势如何变，我向你保证，老总走什么路，我就走什么路！”

傅作义说：“北平和平解放我是拼着三个死：一个是，和共产党打了那么多年的仗，不谅解的人可能要打死我；二是，特务可能随时要杀害我；三是，咱们内部不了解情况的人也有可能要打死我。”傅作义接着又说，“我也不是不能走，蒋先生先后派了蒋纬国、郑介民、徐永昌等来平，软硬兼施地劝我率大军南撤。蒋纬国还带来了蒋先生的亲笔信，说什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我都拒不接受。同时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也飞来北平，劝我抛开中国政府，直接接受美援，他保证美国海军全力支持我。我当即义正词严地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中国人自己办得了。’”

傅作义又说：“其武，你回去告诉咱们的干部，在抗日战争时期，我把大家的家属送到兰州、宁夏去是可以的嘛，现在呢？不要看目前共军控制的地方还小，照眼下这样形势发展下去，要不了多久，全国都要姓共了，家属再往哪里送都不是办法。除非你有很多钱，把家属送到外国去，否则没有你的立足之地。”说到这里，傅作义加重了语气说，“现在的局势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是人民的要求，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

“走人民的道路”这句话，傅作义不止一次地讲过。这次是以更加郑重地语气重复地讲的。此刻我从他的实际行动中理解了这句话的含意。并得到明确启示。

这时，我马上急切地询问：“既然如此，北平和平解放的条文怎么没有提到绥远呢？”

傅作义说：“绥远问题等我见到毛泽东之后再定吧。”

我眼巴巴地盯着他说：“我多年一直随您做事，对您是言听计从，您怎样走，我就怎样走。可是，绥远情况相当复杂，不可拖延，应尽早安排。”

傅先生点头表示同意，他接着又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光是几句话就成的。要认真做好准备工作，要给大家讲明道理，认清利害关系，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全体官兵的前途，为了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必须走人民的道路！”

就这样，经过我和傅先生这一次长谈，绥远的去向——坚决跟随傅先生走人民的道路，就定下来了。对我来说，剩下来的只是通过什么方式达到目的的问题了。(3)

就在董其武飞到北平的当天晚上，傅作义在西郊官邸设宴，既是为董其武接风，也是为石觉饯行。于是，3个各怀心事的重量级人物就坐在了同一张桌子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