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武后来回忆：“石觉的脸色极为难看。”

石觉回去，当然会把在北平碰上董其武的情况向层峰报告，于是，“董其武在北平帮助傅作义筹划起事”的消息不胫而走。

阎锡山素来疑心重且小气，听了这样的报告不断董其武的饷，倒是奇闻了……

阎锡山断了绥远的接济，没了粮饷的董其武十分艰难。绥远人少地荒，部队到了春天还没有单衣，没办法，只好把棉衣的棉花取出来，充作夏季军服。官兵每月的菜金只有两元。向广东政府催要饷项，却是没有回音，只是连电董其武离开绥远前往广州“开会”。

这种“会”哪个敢去开？要说董其武当时怎么算也还是国军编制，就冲阎锡山断粮这一手，不造反也要给逼反了。

就在这个重要的时候，与共产党方面的接洽却出了问题，绥远重新倒向国民党出现了一线希望。

这就是发生在1949年5月的“刺杀共产党谈判代表案”。当时，中共派驻归绥的负责人潘纪文的处理略显过激，引发了双方的信任危机。

这时候，阎锡山见缝插针，派与绥远将领素有深交的徐永昌与时任空军副总司令的王叔铭赶来绥远劝说董其武率部西撤。

作为蒋的高级幕僚，徐永昌忠告于蒋介石：“阎先生其实相当爱国、勤俭、能深思，充其量他不过是委员长众多政敌中一位，而绝对不可能是卖国者。卖国者不能合作，政敌是可以合作的。从他肯大把花钱于公家这一点上看，阎先生亦是比较清廉的，若是别的军阀，公家的钱，他永远拿不完，而且都是拿到自己家里去，绝不会再拿一点到公家。所以由很多方面来看，你不但有与阎先生合作的必要，将来他很可能还会有帮你的时代。”

徐永昌在1932对蒋介石说过的这番话对阎锡山来说极其重要，可以说奠定了蒋介石以后与阎锡山多次合作的基础。

此番肩负阎锡山的重任飞到绥远后，徐永昌担心有不测之事发生，故不到绥远省的省会归绥，他与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乘坐的专机飞到地处河套的陕坝（现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陕坝镇）降落，再派飞机到包头把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一并接来，劝诱董其武等往西撤，并以封官许愿、金钱收买等方式进一步拉拢董、孙、刘，以达到破坏绥远和谈的目的。

时至今日，徐永昌手中也无甚拿得出手的牌可打，居然对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说出“国民党还有很多在缅甸训练的军队，还没有拿出来”“日本国际志愿军组织了几十万人”这样的昏话，完全是被局势挤兑得无可奈何了。

可是，国民党方面也是操之过急，华北的中统特务头张庆恩也从北平来到绥远，向特务作布置，他们有的带着电台，有的渗入各支部队。有的组织不明真相的人在街头游行示威，沿路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还一路高喊：“傅作义出卖了北平，董其武又要出卖绥远！”“打倒傅作义，打倒董其武！”等口号。

7月11日晚上，特务组织一帮暴徒竟然砸了董其武的喉舌《奋斗日报》报馆。董其武下令严查，最后查明是258师政治部主任赵元德受特务煽动，带领30余名士兵干的。

中统和保密局的特务形成合力，不遗余力地企图破坏绥远的和平起义。张庆恩甚至亲自出马，策动111军军长刘万春干掉董其武，拉队伍西撤。他们没有意识到傅作义部将领之间的感情深厚，彼此抱团，疏不间亲。刘万春虽不赞同起义，但政治态度的不同，并没有使他对董其武起杀心，反而是友情占了上风，他不仅未对董其武下毒手，反而向董其武密告其阴谋，让董其武提高了警惕。

这时，广州的国民党政府，以董其武的儿女亲家郭寄峤(4)的名义派了飞机来绥远，要接董其武去兰州，和西北几省长官会晤。你不是不愿意去广州吗？兰州总可以吧，那里也不是广州能说了算的。董其武开始也同意了，而且人已经到了机场，可一路上左思右想，就在临上飞机时又陡然改了主意，君子不立险地，这个兰州不去也罢。

不料，这一改主意却产生了令人咋舌的效果。当天，那架原定董其武乘坐的飞机在会宁失事，全员死难，其中包括董其武派往兰州催给养的第32兵站分监部分监张良弼。

临难不死，董其武真是幸运！

因为盛传保密局的特务要“干掉董其武”，这起空难不免让人疑惑。

紧接着徐永昌和王叔铭飞到陕坝，派一架美国人驾驶的小飞机前往包头接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3巨头前去会晤。

徐永昌是傅作义多年的好友，当傅先生任第35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主席时、徐永昌是第33军军长、山西省政府主席，二人交情甚笃。王叔铭和孙兰峰是山东同乡，又在陆军大学将官班同期学习过，徐永昌和刘万春有过一段上下级的关系。他们来后所采取的诡计是对董、孙、刘三人分别谈话，进行拉拢。

当时孙兰峰对起义持观望态度，刘万春则是明确反对。

会晤时，徐永昌先是把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的信交给他们三人。信的内容大意是：宜生兄以和平方式解决北平问题，是形势所逼。北平解决，绥远突出，于你们不利。为全国大局着想，你们应将部队西撤，同宁夏?甘肃?青海联合起来，巩固西北。这有利于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请次宸（徐永昌）?叔铭前往和你们研究。

董其武对徐永昌说：“我们感激代总统亲切关怀，部长和总司令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同意主力西撤，不过，我们跟随傅先生多年，不便自作主张，将代总统的关怀转告他知道，看傅先生有什么意见。”

徐永昌见他们三人意见一致，只好说：“你们向宜生请示也对，宜生对代总统是拥护敬佩的，想他不会不同意的。”

之后，徐永昌又分别同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单独谈话。

事后，据刘万春回忆，徐永昌与他单独谈话的内容是：“你们应该想到你们本身力量有限，单独同共方谈判，他们不会重视你们。因为死了一名共方工会代表（笔者注：指王士鑫），就撤走谈判代表，这就说明共产党轻视你们。因为北平解决，你们绥远孤立，在地理上你们处于共方的东面和南面的包围中，殊为不利。为避免不利，可将主力西撤，在包头以东地区暂留骑兵部队协助绥东?绥南各县维持行政权，扩充各县保安团队，绥北有孙兰峰的骑兵，这样部署，主力部队西撤也不致影响绥远的安全。”

单独谈话后，徐永昌正式宣布董其武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孙兰峰为第9兵团司令官，刘万春为第9兵团副司令官。此举，实质是夺走了董其武的军事指挥权。

离奇的是见面后，载着董其武、孙兰峰和刘万春的飞机再次出了严重事故！

结果，三员大将军表现各异，董其武屹然不动，孙兰峰怒目圆睁大骂老天，刘万春以一个敏捷的武术动作扑到地板上一动不动等死。

幸亏美军驾驶员身手不凡，技高一筹，在关键时刻采取了正确的做法加油门而不是收油门，飞机才能抬头撞进一个土围子，冲塌了几十间平房，碾死碾伤了几十口老百姓，而没有低头坠毁。3位将军无一幸免，都受了伤，不过全都是脑震**，并无大碍。

与此同时特务开始在归绥等地造谣，说董其武受了重伤，绥远国军马上要开赴宁夏等等。

这一来，绥远高层纷纷认定这次空难是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捣的鬼，对广州那边的绝情寒了心。原本动摇的人心，又倏地转向了北平。

直到今天，国民党情治系统，不论中统和军统的旧人都不承认与这两次空难有任何瓜葛。逻辑上说，就算想将“反叛之心已暴露无遗的”董其武杀掉，也不能把“忠于党国的”孙、刘二员大将搭进去呀，三巨头要是全见了阎王爷，谁带兵西撤呢？

以上说法不无道理，但这两次空难实在太巧了，任何人处在董其武的位置上，也难保不做此想。

董其武晚年回忆说：

7月间，南京政府派军令部长徐永昌(5)和空军总司令王叔铭(6)，乘飞机抵达绥西陕坝。事前他们打来电报，让我和孙兰峰、刘万春在包头等候，派小飞机到包头接我们到陕坝见面，我心想这是南京在日暮途穷的情况下，作最后的挣扎罢了。他们来也好，我当然也有我自己的主意，正好要他们给补给。原来叫我到南京、广州去，见了面才能解决补给问题，我坚决不去。现在他们来了，见了面了，他们解决不解决？

见面后，徐、王仍是劝我们把部队西撤，甚至荒诞地说：“将来撤至缅甸才是英雄，就是最大的胜利。”

我回答说：“北平解放和绥远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停止了绥远部队的一切补给呢？这不是要困死、困散我们吗？我们部队是吃过苦的，要困死、困散我们是妄想！”

徐一听马上说：“这是误会。”

我说：“要我们部队西撤可以，但是几个月的欠饷得如数补发；因为部队的士兵、下级军官多半是绥远当地人，总得安安家吧。”

徐永昌当即答应说：“我们回去后研究你们部队的补给吧，但是你们的部队要向西撤。”

谈完话后，徐、王就回去了，我们又乘小飞机回包头，飞机起飞时出了事故，我头部受了点轻伤。后改乘汽车返包后，再改乘火车返归绥。(7)

当时的绥远省与察哈尔省实为一体，均掌控在对傅作义忠心耿耿的董其武与孙兰峰手中。

孙兰峰，字畹九，出生于1895年，山东省滕县人，18岁开始军旅生涯，后入黄埔军校，历任阎锡山部连长、营长，后在傅作义部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军长，国民党第十二战区骑兵总指挥，第11兵团司令官，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张垣警备司令，第9兵团司令官。

孙兰峰将军作战勇猛，性格暴躁而强悍，是个旧军队中常见的粗人。但是，“粗中有细”，他的一些言语举止常常颇有深意，令人读后有一针见血之感。

孙兰峰的山东籍贯在傅作义集团中算是个另类，因为傅作义是山西人，傅作义集团中的绝大部分中高级将领也都是山西、陕西和绥远人。山东人只有孙兰峰一个。因此，每当孙兰峰遇到什么不痛快、不高兴的事情，火暴脾气就发作了，就跑到傅作义的司令部去大喊大叫，“我老孙什么都对，就是籍贯错了一个字！”

周围的人哈哈大笑，傅作义听见了一笑置之，也不生他的气。

孙兰峰一直是傅作义的部下，素以“勇冠三军”著称，作战中跛一足，人称“傅作义的两只虎——孙兰峰，董其武”。这两员大将在傅部从长城抗战到最后和解放军的绥远对峙可谓无役不与，配合默契亲如手足，但据傅部老人讲其实两个人的气质大有区别。董其武沉默坚韧，足智多谋，善于指挥步兵，有儒将美称；孙兰峰脾气暴躁，作战凶猛，善于指挥骑兵，老部下说起他来有一句顺口溜，叫做“孙兰峰，急火星”，充分显示了他的性格。

在抗日战争中，孙兰峰率部参加了著名的长城抗战、绥远抗战、五原战役。抗战胜利后，任收复热河、绥远、察哈尔先头部队司令。

孙将军晚年回忆道：“绥远起义是北平和平解放的继续，是傅作义先生对我和董其武启发帮助的结果。我在傅作义部下任职30多年，还在傅先生当团长的时候，我就跟他当连长。北伐战争时，傅先生带着他的那个师和一个炮兵团向涿州挺进，那时我是他的营长。1933年长城抗战时，我是他的团长；1936年绥远抗战时，我和董其武是他的旅长。七七事变以后的全面抗日战争期间，我和董又都在傅先生的领导下，历任师长、军长等职。在多年的患难相处、生死与共中，我们和傅先生之间形成了深挚的情谊。我是一个行伍出身的军人，傅先生在各方面给予我的启发和帮助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在政治上我一向是以傅先生的意见为依归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傅先生错误地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我也跟着他走上了这条歧路。傅先生到北平后，让我以第11兵团司令官的名义负责察哈尔省地区日常的军事。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平津战役后，傅先生让我防守张家口。当时我们防守人员中任何人都料想不到这场战斗的结局是什么，但我还是执行了傅先生的命令。解放后傅先生一再对他的部下讲，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把大家领错了道路。然而，除了傅先生，我们这些人也是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和深感愧疚的。”

当北平和平解放时，孙兰峰已经为解放军所败，率残部从张家口退到绥远，兵团司令部驻扎于包头。与董其武一样，他也是从广播中听到这一消息的，没有从傅作义那里直接得到过任何的介绍和解释。究竟北平和平解放是怎样一种局面，他感到难以捉摸，内心中一会儿为傅老总懊悔，懊悔他事先对于应付可能出现的战争形势缺乏明确的决断；一会儿又觉得根据傅老总的长期经历，他毕竟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家，他决定北平和平解放自然有他一定的道理。

此后，有一些傅作义的老部下，陆陆续续从北平来到包头。孙兰峰在与这些人的交谈中发现大家的情绪都比较消沉，一个很大的问题袭上他的心头，傅老总在北平的行动难道不是投降吗？当然，投降也有性质的区别。向人民投降是好事不是坏事。但当时他根本还认识不到这种程度，而且更不愿把“投降”两个字与他崇敬的傅老总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自然也不愿与自己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根据大家的谈话给予他的印象，他甚至对傅作义的生命也担心起来了。

就在思绪纷乱、心神不定的时候，从北平窜来绥远的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和军统特务头子史泓，轮番来找孙兰峰。他们说：“傅先生上了共产党的当，把几十万大军和武器都交给了共产党，自己却让人家把他当作大战犯软禁起来了。将来得什么样的结果，还不一定。死不了就算好的。我们实在为傅先生可惜。傅先生过去是抗日名将，在国内外都是有声望的人，这一下投降共产党，落了个降将的头衔，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们实在替他惋惜。希望孙长官深明大义，万不可再蹈傅先生的覆辙。”

傅作义决定和平起义，主动放下武器交出北平城的时候，孙兰峰不在北平，而是带领部队远在包头。傅作义率部起义的消息传到绥远后，孙兰峰心中大不以为然，甚至对傅老总的这一决定大为不满。

孙兰峰在解放后的回忆文章中还写道：“当我得知傅作义先生和平起义、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后，心中很不以为然，开始时还认为傅先生坐拥重兵却不战而降，自毁了半世英名。”

孙兰峰于是对“起义行动”采取了一种类似于消极抵抗的态度，不愿合作，而是以生病为理由躲进了军医院。

为了促使这位得力的老部下改变态度与立场，傅作义下了大功夫，这年6月，傅作义专门派王克俊前去包头做孙兰峰的工作。

不料孙兰峰听了王克俊的来意后竟然说：“在我对局势还没有判断清楚以前，我不能轻信任何人的话，也不能轻易表态。你既然来啦，住上一两天就回去吧！不过我提醒你，千万不要到部队中去，因为部队中的情况很复杂，有些部队不完全听我的话，我对你的安全负不到保护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