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国民党内部蒋、汪合流，阎锡山东山再起，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中原大战的失败使阎锡山不得不吸取教训，重新回到保境安民、发展经济的老路上来，但在这一过程中，施政理念与工作作风上的差异，使阎锡山与出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的徐永昌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分歧日趋严重。

1934年11月8日，蒋介石携宋美龄、孔祥熙等人飞抵太原。蒋介石一生曾4次访问太原，每一次都与徐永昌有着密切关系。蒋介石第一次访晋期间，徐永昌多次设宴接待蒋介石，并与之商议山西经济建设等问题。蒋介石前往太谷孔祥熙家做客的两天中，徐永昌也全程陪同。蒋介石器重徐永昌的才干与为人，早有将其罗致麾下之意，不久，他就向徐永昌提出到中央任职的建议。在阎锡山扣留了两份调令之后，1937年3月，徐永昌最终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的任命，从此正式脱离山西，进入中枢参赞戎机，此后又先后出任军令部部长、陆军大学校长、国防部长等职务。

对于那个时代的山西统治集团而言，如果由阎锡山主政，徐永昌掌军，无疑是一个绝佳的组合。然而，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即使他们能够解决个人性格与权力制衡上的种种矛盾而继续合作，那个动**的时代也无法提供一个坚实的舞台，也是历史的必然。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山西人，桑梓情深，岂能随着一纸调令而割舍？在投归山西前的军阀混战年代里，徐永昌就曾经三次拒绝攻打山西。离开山西后，身在中央的徐永昌利用他的影响，屡屡为山西、为晋绥军助一臂之力。阎锡山与徐永昌在工作中的分歧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私交，徐永昌因此成为阎锡山与中央的联络人。阎锡山有求于蒋介石的重大事项得不到解决时，都要请徐永昌疏通；蒋介石需要了解阎锡山的意向时，也派徐永昌前往。后来在阎锡山的老部下、晋绥军旧将傅作义、董其武相继起义前夕，阎锡山又请徐永昌多次奔波往返，以图扭转局势。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2月22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接见原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副总司令邓宝珊等，为绥远和平解放做准备。毛泽东指出：“有过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不用兵了。可以先放一放。绥远问题可采取‘绥远方式’解决。”

“什么是‘绥远方式’？”傅作义不解地问。

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解释说：“‘绥远方式’就是不用军队作战的一种方式，它既不同于天津，也不同于北平。先划一条停战线，让董其武将军先做内部的工作。同时，派个联络处，把铁路接通了，把通邮、贸易搞起来，并逐步统一货币，加强文化交流和宣传。然后再看董其武将军他什么时候觉得可以举行起义，就什么时候起义。傅先生你也可以先派些人去，协助董其武工作。过段时间你也可以去看看你的老部队，对董其武的困难，你去了也可以替他解决解决。”

傅作义连声说：“好，好。我们一定遵照主席的指示办。”

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正式对“绥远方式”加以详细阐述。他说：“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随后，傅作义派出阎又文等3名代表，与中共方面派出的3名代表举行和谈，双方经过两个多月的讨价还价，一波三折的谈判协商。6月8日，终于签订了《关于绥远划界、交通、金融、贸易、派遣驻归绥联络机构等具体问题的协议》，史称《绥远和平协议》。华北人民政府根据《协议》，随即责成绥远省委抽调人员在丰镇成立了联络处，华北人民政府驻归绥联络处由中共绥远省委城工部部长潘纪文兼任联络处处长，鲁志浩任联络处主任。联络处下设两个组：铁路工作组与银行工作组。

7月11日，鲁志浩率26人先行抵达归绥打前站，6天之后，由潘纪文率领的第二批工作人员100多人同抵归绥，落实《绥远和平协议》的工作。

中共联络处的人员进驻归绥后，董其武当即同他们亲切会见。联络处驻在新城西落凤街6号的一幢房院里，银行工作组驻在绥远省银行，铁路工作组驻归绥市火车站。他们随即开展了工作。当人们看到街上出现了身穿灰色制服的共产党干部，说明绥远解放指日可待，莫不喜形于色，奔走相告。同时，也说明绥完的起义已经完全明朗化，进入成熟阶段了。

在解放军最早授衔的几十位上将中，有一名国民党军的起义将领，那就是当时的绥远省主席、省保安总司令兼第69军军长董其武。他戎马一生，在抗战中战功卓著，被国民党授予中将衔，又于1949年率部起义，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绥远方式”。作为傅作义麾下大将的董其武，在民国军事将领中可谓出类拔萃，其人生重要关头的传奇经历，也颇值得回味。

董其武其人恋旧，忠诚，所以傅作义起义后，国民党方面曾经对他寄予厚望，希望董其武能够率领绥远守军西撤，与马鸿逵共守宁夏。

按说，傅作义与董其武的关系如此深厚，傅作义已易帜，国民党方面为何还对董其武寄以这个希望呢？主要原因就在当时国民党的行政院院长阎锡山身上。董其武本是太原学兵团旧人，对阎锡山十分尊崇。甚至，阎锡山还存有通过董其武，再把已经投共的傅作义争取回来的打算。再者，绥远的另外两员大将孙兰峰与刘万春，也都是阎锡山的老部下，虽然后来跟着傅作义与自己分道扬镳，但作为旧主发句话，他们多少还是能听进去几分的。

现在有文献讲傅作义在北平起义后依然存有首鼠两端的思想，材料多来自当时被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紧急派到绥远与傅作义、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晤谈的徐永昌。

当时傅作义的条件根本不允许他回头，在绥远他的主力部队只有董其武的69军、刘万春的111军和独七师以及几个骑兵旅（22军是邓宝珊的），只有4万兵马，这一点兵力到了国民党军中也是杯水车薪，他回头没有资本。

而且，事先签订的和平协议中有明确的条款“地方全部解放区化，部队全部解放军化”“部队以团为单位开出北平接受整编”由此可以看出，傅作义同意起义的时候，有很明确的主见，根本不存在事后反悔，“首鼠两端”的问题。

1974年春，傅作义在政协举办的“2·28”座谈会上发言时说：“北平和平解放，当时我就认为我做了一件正确的事，25年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我做的确实是一件最正确的事！”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傅作义到绥远董其武那里阅兵讲话，徐永昌再次坐着飞机到绥远做他的工作，他要真有和共产党分道扬镳的心思，完全可以不担任何一点风险地与徐永昌坐飞机跑了。事实上傅作义专程赶到绥远，是遵照毛泽东在西柏坡时说的“过段时间你也可以去看你的部队，对董其武的困难，你去了也可以替他解决解决”这一重托行事。

傅作义亲赴绥远给董其武撑腰，是绥远起义的关键一步。所以，国民党方面让傅作义回头，无非是幻想而已。徐永昌自己回广州向阎锡山复命时也说：“本来我是去拉傅宜生回头的，不料却让他给我讲了一番大道理。”

徐永昌放出傅作义“首鼠两端”，欲重归国民党旗下的虚言，不过是当时对国民党政权鼓舞士气的一种策略性宣传而已，事实并非如他所说的那样。

因为对董其武充满期望，所以傅作义在北平起义后，阎锡山立即派人去归绥，告诉董其武可以自己再编一个军，军费由阎负责。

然而，好意刚刚传达，阎锡山对董其武忽然冷淡下来，不但多编一个军不再提起，而且干脆断了绥远的薪饷，调整绥远军政布局，取消归绥指挥所，试图将董其武架空，用孙兰峰，刘万春代替其掌兵。

这时，董其武还没有进行起义的实质活动呢，广州方面何至于如此忽冷忽热？

事后才知道，问题出在国民党第9兵团司令石觉身上。傅作义在北平起义，并没有把事情做绝（这件事中共高层也表示了谅解和配合），而是把石觉，李文等在北平的国民党嫡系将领礼送回南京。

但是，千不该万不该，石觉的部队居然在北平起义前一天发动了一次兵变，试图推翻傅作义，破坏北平的和平解放。当时傅作义在城里的嫡系兵力只有两个师，差点儿被石觉掀翻了桌子。其间解放军曾问傅作义要不要增援，傅作义说我自己的事自己能处理。果然，在国民党军中论打仗能打得过“七路半”的并不多。

“七路半”是对华北傅作义部队的一种独特称呼，意思是虽然傅作义不是八路军，和真正的八路军也就差那么一点儿了。这个称呼，最初来自日伪，因为傅作义的部队作战比较积极，一些战术作风类似八路军。傅作义在抗战期间比较亲共，1938年他曾大量接受共产党员入其部队工作，借鉴其政治工作和作战方法。此外。大概是因为傅军从上到下作风简朴，傅作义本人布衣粗食，在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中比较罕见。从正统的国民党官员眼里看来，这就有点儿像共产党八路军了。杜聿明曾经在国防部高参郭汝瑰家看到一个有洞的沙发，于是猜测郭汝瑰是共产党，原因是国民党里面没有这么朴素的。这样一来，傅作义所部被叫做“七路半”倒也情有可原。

这一仗打到天亮，兵变最终被镇压下去。如此一来，石觉只好到傅作义那里负荆请罪，请求原谅了。傅作义对他倒也宽厚，温言抚慰，依然按照计划用军用飞机送走石觉。

在1949年江山易手的那个特殊时代里，类似的事情并非傅作义一人干过，没过多久，云南的卢汉设下鸿门宴，将前来动员他与国民党中央采取一致行动，与解放军对抗的张群连同李弥、余程万、沈世延、沈醉等几十名国民党驻滇的高级将领与特务头子一网打尽。然而，1949年12月11日，就在《云南日报》登出卢汉率部起义的通电和李弥、余程万、沈世延、沈醉等人拥护起义的通电，广播电台不断播放沈醉几个人的讲话，号召部下放下武器，响应云南和平解放的当天中午，卢汉在未通知中共方面的情况下，竟然派卫队将张群和随员送往机场，让张群一行乘英国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到香港去了。与此同时，又用汽车将李弥、余程万、沈世延等人送过了中缅边境线，只把沈醉、徐远举一帮罪大恶极的军统特务头子关起来，解放军进城后，又交给了军管会。

卢汉向陈赓、周保中等解放军高级将领如此解释：“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数次向老蒋发密电，说我心存二心，要求暗杀我，都是张群在老蒋面前保了我，几次救了我的命，要没张群保我，我这条命早就没有了，哪还有今天起义的成功？就算我率部起义，投向光明，但也绝对不能做恩将仇报的事！你们说对不对？”

陈赓、周保中二将军同样没有批评卢汉做得不对。

巧不巧，就在傅作义仍然决定将组织兵变未遂的石觉时放掉的时候，董其武却从绥远飞到了北平。一来，直奔居仁堂见傅作义——他知道北平起义了，要傅作义指示绥远该怎么办。

其实，早在3年前董其武出任绥远省主席的时候，他就已经猜到傅作义内心深处有些什么想法了——那时的傅作义，便已与他有过一段“大逆不道”的深谈。

1946年11月，董其武接到担任绥远省政府主席的任命后，特意到张家口东山坡“张垣绥靖公署”去向傅作义辞行……

傅作义踱到窗前，沉默了片刻，忽然回过头来问董其武：“其武，咱们为谁打仗？”

这突然发问，使董其武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如何回答，只是两眼直勾勾地望着他。

傅作义走到自己的爱将跟前，注视着董其武又加重了语气问：“其武，其武，咱究竟为谁打仗？”

董其武看他的表情很严肃，却摸不透他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但又不能不回答，思忖了一下说：“咱们的口号不是替人民服务，为国家负责，要求政治上民主，经济上平等吗？”

傅作义说：“是的。我们的口号是这样的，可是，咱们究竟为哪种人服务哩？为什么样的国家负责哩？政治上是不是民主，经济上是不是平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