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起义通电上签完字之后，令在场的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董其武却来了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随手抓起一个小茶碗，“啪”的一声反扣在自己签名的下方，站起来走了。刹那间，三四十名绥远党政军的头头脑脑们全都盯着那只小茶碗发愣。

1948年的中国大地，烽烟滚滚，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解放了西安、上海等大城市，战局更是瞬息万变。解放军发起对西北各省的战斗后，广州政府更犹如惊弓之鸟，讨论是否应当从新疆撤兵。

争论的焦点又是归结到两个方面——主撤派说，若不撤，久则溃变；撤，则内地增兵，有裨于军事。

主守者认为，边疆与内地人心不同，撤兵必须连政治一起撤，即抛弃领土。如此，将来很难恢复。

阎锡山一句话也没说，心里却把两种方法作出权衡，共产党的部队进逼太快，轻举妄动一定会输个精光。当会议结束，两种意见都作为方案留交阎锡山考虑时，阎锡山支持了“不撤”的意见。这样做，既可以不必花时间考虑撤退事宜，也可以把失败的责任推给胡宗南。

为了稳住西北众将领的心，他决定采取“银弹战术”，给各大头目一些钱。阎锡山自认为对西北熟悉，先通过对王乾元的关系，拉拢绥西的屯垦军，以空运提供武器装备和提供经费为条件，将他们编成一支5万人的军队，以河套为中心，建立“大西北反共根据地”。

拉拢马步芳就更为郑重了，先派金典戎去青海西宁，把马步芳接到广州来。对他许诺在西北的四省陕甘宁青，允许他有自行征税征粮的权力，把原来甘肃省长调离，西北变成纯马家天下。

阎锡山小心翼翼，待马步芳为上宾，没想却因为部下办事疏忽，宴请时忘了马步芳是穆斯林。

情急之下，阎锡山马上让人到广州有名的“菜根香”酒家办了一席罗汉斋作晚宴，以图弥补。

可惜事态已无法挽回了，加上那时广州天气很热，马步芳身体又胖，无时无刻不满身大汗，气喘如牛。结果，下午与阎锡山谈话结束后，毫不给阎锡山面子，连晚饭也拒绝吃，立即驱车前往机场，径自飞回西北去了。

阎锡山急坏了，命令金典戎立即带上几十万银圆跟着去西北，安抚一下这个西北王。

北平的傅作义已经归顺共产党，紧接着傅作义又派心腹王克俊等去绥远鼓动手握兵权的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三巨头密谋起义。阎锡山急了，这些人全都是他晋绥军的老班底，他对他们的情况了如指掌，在眼下一定得先稳住董其武才行。阎锡山马上请他内阁中的不管部部长徐永昌带上自己和李宗仁的亲笔书信，飞去归绥(1)面见董其武，劝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不要被傅作义**，要坚守阵地，最好能争取已经失足的傅作义再“迷途知返，起义归来”。

阎锡山竭力想为“党国”保住驻扎在绥远，虽系傅作义老班底却并未宣布随傅起义的这一支军队。而如此大任，就落到了与晋绥军关系深厚的徐永昌肩上。

与阎锡山一样，徐永昌也是一个笃定会载入中华民族的辉煌史册中的一位重要人物。

1945年9月2日，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将星闪耀，盟国与日本这里举行受降仪式。中国政府的代表正是时任军令部部长的陆军上将徐永昌。徐将军郑重地在日本投降书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留下了一段掷地有声的受降感言：“今天是战败者与战胜者都应该深刻反省的一个重要日子！每一个在这里签字的国家代表，也必须回想过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

徐永昌，字次宸，生于1887年，山西原平县沿沟村人。此君头脑清醒，目光敏锐，为人重情义，责任感强，无论在军界还是政界都游刃有余。从1927年3月率国民三军投归山西，到1937年3月前往中央任职，徐永昌在山西度过了10年时光，历任绥远省政府主席、晋绥警备总司令、第33军军长、山西省政府主席等职。

阎锡山对徐永昌器重有加，不仅委以重任，而且他们的私交也很深。阎锡山左右的追随者中，在西安事变之前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省府秘书长贾景德，另一个就是徐永昌。在徐永昌归晋之前，孙楚曾向徐永昌转达阎锡山的原话：“与有人格的人做朋友是光荣的”。徐永昌曾经在寓所宴请阎锡山以感谢他释放被扣押的国民第二军军长岳维峻(2)，席间，阎锡山告诉徐永昌：“15年来，我还从来没有在督军府外吃过饭。”

徐永昌归晋后，战功卓著，殊荣累累，以此来报答阎锡山的知遇之恩，这其中，对阎锡山帮助最大的就是中原大战中的“全师归晋”。1930年3月，阎锡山、冯玉祥联名发出倒蒋通电，全国反蒋的大小军阀纷纷响应，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中原大战”爆发，参战的15万晋绥军成为反蒋阵线的主力，沿津浦线、陇海线进入山东、河南等地作战。在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不甘屈服的冯玉祥、汪精卫还想做困兽之斗，但精于算计的阎锡山为保存实力而决定通电下野，中原大战宣告结束。

兵败如山倒，反蒋阵线陷入一片混乱，冯玉祥麾下的诸多将领先后向蒋介石投降。晋绥军此时已是四面楚歌，蒋介石的大军咄咄逼人意在缴械，一封封劝降书飞向晋绥军高级将领，昔日的盟友石友三、梁冠英截留了晋绥军粮秣并准备反戈一击，曾经并肩战斗的友军鹿钟麟、孙连仲拒绝借粮，河南的红枪会不断发起袭击，并将俘虏的散兵缴械活埋。

早在1930年初太原战云密布之时，徐永昌就曾力劝阎锡山不要发动战争，并请辞军事指挥之职，然而，在阎锡山成为众望所归的反蒋领袖，全国大小军阀代表云集太原的喧嚣之中，众多唯阎锡山之命是从的晋绥军将领们能够保持清醒头脑的屈指可数。现在，面对险恶的形势，徐永昌以军人的节操和责任感慨然道：“我受命而来，当全命而归！”他收起蒋介石亲笔写来的劝降信，指挥部队有组织地交替掩护撤退，踏上了危机四伏的漫漫归乡路。徐永昌早在战事初起之时就在黄河两岸预备了几百条民船，他的远见卓识挽救了晋绥军。

晋商的诚信精神也在晋绥军和徐永昌身上也得到了体现。在粮饷缺乏的情况下，徐永昌仍不忘在撤退前夕归还在当地的欠款，在诸多西北军将领一次次背信弃义的情况下，徐永昌仍然坚守并实现了“二集团军（即西北军）有一人未过河，三集团军（即晋绥军）决不过河”的诺言。

10月13日，徐永昌率军渡过黄河后，经河南修武兵分两路回到山西陵川，只有担任掩护任务的周思诚师因行动迟缓被中央军缴械。在当时那种随时可能全军覆灭的情况下，晋绥军能够以基本完整的建制退回山西，不仅是民国军事史上的奇迹，更成为阎锡山日后东山再起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