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苦笑说：“总统，你和蒋先生共事多年，难道还不知道蒋先生做事向来不顾法统？他如果看重法统，也不至有今天了。现在汤恩伯已做了福建省主席，我们反对也反对不了，说出去反而有损政府威信。你已经忍耐很多了，这件事我劝你还是忍耐算了。”
当国民党军主力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蒋介石反动政权全面崩溃时，美国政府也在费尽踌躇观察中国大陆的形势。南京解放时，大使司徒雷登没有撤走，还待在南京静观战局。同时，又派克拉克到广州开馆，与李宗仁联系。司徒雷登的行为，引起国民党要人的担心和猜疑，害怕美国会突然承认共产党。但事实是，当司徒雷登所有的试探都进行过之后，发觉与中共合作的可能性很小，才于8月2日离开中国。在他返美途中的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此时中共也对此发表6篇评论予以驳斥，其中5篇出于毛泽东之手。
广州政府中，多数官员对美国越来越表示担心，但阎锡山并不相信。第二次政务内阁会上，他说，“美国要承认共产党政权，谈何容易？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毕竟是水火不相容的。”
其实此时的美国国务院内，同意一旦中共掌握政权，立即予以承认者不在少数。
朱家骅给予反驳：“那可不一定。只要于美国有利，什么共产不共产，反正死活好坏都在中国，离美国还远。”
外交部长叶公超汇报，英国提出台湾交由联合国托管。
阎锡山说：“交联合国托管倒是个好办法，只是代管的主要领导者应当是中国人。”
虽然无法拉到司徒雷登，但阎锡山已经通过陈纳德，与克拉克搭上了线。当然，阎锡山也知道，美国对蒋政权也有诸多不满，特别是艾奇逊国务卿，在《美中概要》的书信中，提出一些事实——从日本投降到1948年底，美国向中国军援10亿美元，经援10亿美元，但国民党属于“世界上最无能的领导”（美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巴大维评论），况且，蒋介石把美国预定给予支援的军备运往台湾，使李宗仁无枪无钱，所以，美国不再给予支持。
对于美国的白皮书，阎锡山越想越气愤，与美国多年的交情，竟然在共军的炮火中一击即溃。他马上让外交部长叶公超，起草一份《关于美国政府发表白皮书的声明》，行政院在讨论这份文件的时候，阎锡山说，要加上：“美国援华，实际上是美国出钱，中国出人，合伙打共产党……让我们在前线卖命，还说我们无能。他们有能耐，不妨自己来参战。美国人提出要托管台湾，我看只要他有那能耐，不妨连大陆也一并托管，只要保证不被赤化。”
叶公超惊出一身汗，连连说：“阎院长，这可不行！这种说辞是不合外交辞令的。”
最后，还是按外交部的意思，起草好一份文件，提交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通过。送到台湾给蒋介石最后审定的时候，蒋介石还是给否定了。
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阎锡山找叶公超再改，还要尽量用外交辞令。最后，这份声明说：“无论美国如何决策，中国政府本自力更生精神，艰苦奋斗到底。”
一肚子的气没地方出，阎锡山心里的话没说完，所以，又写一份《对美国发表白皮书的感想》，提道：“艾奇逊国务卿既承认中共造乱是苏联策动，我们中国今天进行了战争，即不是中国内战，而是世界反侵略的前哨战。若赤化了中国，一定会赤化东南亚和印度。（美国）在我们节节失败中给我们精神以极大打击，等于落井下石。”
这份文件给于斌(1)看到，于斌说，还是慎重一些，删除了部分内容，译成英文，拿到香港印刷了100本，交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转送外国朋友。
8月13日，吴铁城应麦克阿瑟的邀请，到日本去会谈。这时美国对蒋的态度，是国民党里每个人都非常关心的。大势虽去，但美国如能携手，还说不定有咸鱼翻生的时候。因此，都希望吴铁城能谈出些成果。
吴铁城见到麦克阿瑟，美国人一开始就把话挑明了：美国不再援蒋。但对广州政府还抱有希望，美国会通过7500万美元援助中国一般地区。广州如能坚守6个月，美国物资则可以源源不断而来。吴铁城立即把带去的文件拿出来，这是阎锡山指责蒋介石守点、守线的战略失误的记录。
麦克阿瑟看后说：“阎锡山先生的意见很好，我们热切希望广州政府，能拿出保卫华南的有效方案来。”
吴铁城回广州的时候，给阎锡山带来商震的问候。商震是中国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更重要的，是带来麦克阿瑟总部里一位高级专员、德籍犹太人卫西琴的照片。卫在中国山西办过学校，送照片证明他还记得阎锡山。
卫西琴还说：“麦帅对阎先生在广州主持国防十分关注。”
阎锡山怎么也没想到，他的老朋友卫西琴居然成了麦克阿瑟将军的高级幕僚。
也不知是否自我麻醉，国民党里有人又开始陶醉了：阎锡山空中有陈纳德，海上有白吉尔，麦克阿瑟身边有商震，还有卫西琴，国际后台够硬的了。
陈纳德的飞虎队中，一名队员到广州才没几天，因为争风吃醋，在东山枪杀了另一个同伴，他是驾驶“雷诺原子笔大王”广告机的航空员。广州公众对此反应强烈，纷纷要求依法严惩凶手，飞虎队从此撤到了香港。
白吉尔是美军太平洋舰队的总司令，与阎锡山有一些交情。8月17日，白吉尔从香港来到广州，秘密会见白崇禧，向他保证：只要白的部队进入广东，美国负责全部军需。阎锡山一听高兴万分，立即赶去白吉尔下榻的地方，可惜晚了一步，白吉尔已经回香港去了。
当然，美国还是支持国民党政府，在新中国成立第三天，美国宣布，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而阎锡山在广州政府的几个月，作为“行政院长”和“国防部长”，却没有权力调动一兵一卒。
7月1日，国民党政府制定《全面（反共）作战计划》，以重庆为军事枢纽，以台湾为作战基地，进行光复行动。6日，阎锡山又拉拢陈纳德重新成立飞虎队，帮助政府进行与共产党的战争。7日，借“纪念七七抗战”，阎锡山借蒋介石、于斌等98人的名义，在广州发表《反共救国宣言》。7月12日，行政院又公布《反共公约》，规定百姓五家连坐，互相监督和检举。阎锡山还起草了一份《保卫华南、西北案》的文件，还没来得及拿出到中常委讨论，蒋介石突然在7月14日来到了广州，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在梅花村陈济棠的旧官邸，不断接见国民党要员，还劝大家“不要悲观，刻苦奋斗，定可获得胜利”，还召集一连串会议。在15日的会上，蒋介石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名义通过议案，设立一项法外机构叫作“中央非常委员会”，由中常会选他做主席，李宗仁做副主席，张群、阎锡山、吴铁城、吴忠信、陈立夫等为委员。洪兰友、程思远分任正、副秘书长。这完全是蒋介石先生为加强对党政军的直接控制，而特地设置的叠床架屋的机构。
李宗仁对蒋介石此举深感痛心，可为了顾全大局，又不便与蒋介石公开龃龉，只得隐忍了事。但是，长期跟随李宗仁的程思远，虽然忝列“中央非常委员会”副秘书长之位，却是看破红尘，心灰意冷，表现得万分消极，萌发了大难临头各自飞之意，参加了一两次会议之后，便携家人悄然离开广州，前往香港居住。
16日上午，蒋介石先到黄花岗祭扫烈士墓，又到中常会做报告，介绍他几天前访问菲律宾，与季里诺总统讨论组织亚洲反共联盟的经过。问起访菲目的，蒋介石直言不讳：“因为美国已不支持我，所以要联合亚洲各国。”
在下午开的会议上，蒋介石又提出“非常委员会”要成立西南、东南两个分会，西南主席为张群，东南主席为陈立夫，他还到大德路海军联谊社发表反共演讲。
在蒋介石此次滞留广州期间，他也曾移住黄埔岛上“东征烈士墓”西侧山岗上的一幢小楼。为了他偶尔小住，小楼要重新加大发电量，在墓的东侧租用马路边一家杂货铺，由广州电厂供电课配电股安装两台汽车头柴油机，蒋介石首次来的时候是傍晚，天下着小雨，他下了军舰转乘驳艇，在烈士墓前码头登岸。
蒋介石到来后，当然有许多问题要处理。阎锡山向他诉苦，谈到自己眼下无米下锅的困境，蒋介石似乎都一清二楚。随后的两天中，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会。
阎锡山终于拿出了他的《扭转时局案》，洋洋数万言，政治、经济、文教等无所不包，恰恰体现“当大夫开药方”的精神。虽然已经在“行政院内阁会议”讨论过，表决过，这次才在非常委员会提交，但太冗长，委员会只决定“原则上通过”。
没过多久，李宗仁最担心的事情果真发生了，蒋介石作出的“5年之内，亦不复过问政治”的承诺很快便成了一句空话。蒋介石不仅要“过问政治”，而且还要对中央大权做更进一步的积极控制。
根据“中华民国宪法”，“行政院”按既定计划推行政务，“总统”的职权只是在各种法令颁布之前盖印副署而已。而如今蒋介石妄自恢复一党专政，设置“非常委员会”为超越一切的最高权力机关，将“宪法”束之高阁。“政府”一切措施必须先经“非常委员会”议决通过，方为有效。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兼任“非常委员会”主席，无异于恢复一人独裁的把戏。如此一来，李宗仁更觉无事可办，所以在7月底决意出巡一趟，避开广州这块是非之地越远越好。
李宗仁首先飞到衡阳与白崇禧晤谈一番后，于正午续飞福州。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率大批文武官员和各民众团体代表在机场欢迎。李宗仁与朱绍良同车入城，全城各机关、学校、团体代表以及部分民众均伫立大街两旁欢迎，旗幡招展，乐声震天，盛况空前。
晚间，朱绍良在省府设宴为李宗仁洗尘，所致欢迎词，尤恭维备至，对李的招待亦极周到。李宗仁一向是轻车简从，所到之处向例不愿铺张，朱绍良对他的欢迎实出他之意料。尤其因为朱是蒋介石的心腹，深恐朱绍良热烈招待自己而引起蒋介石对朱绍良的不满。
李宗仁在福州住了两夜，与朱绍良亦数度长谈，他深恐招蒋介石之忌，对军国大事多不涉及，不过对时局的悲观，则时时溢于言表。
7月28日李宗仁乘原机飞往台北。台湾省主席陈诚率领文武官员和各团体代表暨仪仗队不下千人，在机场列队迎接。李宗仁下机后，只见金光闪耀，军乐齐鸣，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场面隆重肃穆，前所少见。
李宗仁与趋至机前迎接的陈诚及高级军政官员一一握手寒暄。
待检阅仪仗队结束后，陈诚说：“德公，可否先到机场休息室小憩？”
李宗仁道：“不必了吧！”
陈诚微笑说：“蒋先生在里面等你！”
李宗仁一听不禁大吃一惊！赶紧随陈诚向休息室走去。
李宗仁和陈诚一进休息室，蒋介石便起立相迎，与李宗仁握手寒暄片刻。旋互相道别，蒋介石自回草山寓所，李宗宗仁则与陈诚同车驶入市区，学生与市民列队欢迎，极一时之盛。
当晚，李宗仁宿于台北第一宾馆，暗想这一天的欢迎场面，必出于蒋先生的授意，其实李宗仁并不看重这等繁缛的礼节。翌日下午，遂赴草山作礼貌上的拜访，蒋介石留他晚餐，并邀其下榻于草山第二宾馆。外界谣传李宗仁台湾之行是为与蒋介石开谈判而来的，第一要蒋先生在军政大权上放手，第二要把蒋介石已经运到台湾的黄金美钞运回大陆去。其实李蒋二人根本未涉及这些问题，因为李宗仁深知谈亦无益，他俩只是约略分析一下中共今后的动向，又说了些无关宏旨的应酬话而已。
李宗仁对朱绍良的暗自担心很快便成为现实。8月中旬，朱绍良突被蒋介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非法撤去了福建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之职。
事实经过尤为离奇滑稽。在李宗仁巡视台湾之后不久，汤恩伯忽衔蒋先生之命飞往福州，在机场上打电话给朱绍良，约其来机场相商要事。朱绍良即驱车前往机场相见。汤恩伯遂取出蒋的手令，上称朱绍良已被撤职，遗缺由汤恩伯接替。朱绍良接阅手令大惊，声称当同回省府赶办移交。汤恩伯说不必了，促朱绍良即时登机飞往台湾，简直和绑票一般。汤恩伯便在福州发号施令，做起福建省主席来。
此事的发生，行政院与总统府毫无所知，真是荒唐绝顶。嗣后福建省政府有一职员离职来穗，阎锡山和李宗仁才知此事的始末。
不久，蒋介石派一秘书周宏涛飞往广州，要阎锡山在行政院政务会议中追认这一既成事实，任命汤恩伯为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向李宗仁报告此事，并问如何处理。
李宗仁心中怒火如焚，嘴上却说：“蒋先生今日在宪法之前只是一介平民，以平民之身随便撤换政府的封疆大吏，成何体统？况且，蒋先生如要在幕后干预行政，尽可向行政院建议。今政府事前既毫无所知，事后却要追认此既成事实，实在太不像话。政府不应自毁法统，承认汤做主席。”
李宗仁暗忖，朱绍良原本是蒋的心腹，此次何以受到如此突然而难堪的处置呢？最大的可能便是朱绍良在7月26日招待自己太殷勤了。蒋介石是个多疑而睚眦必报的人，心胸极狭，朱绍良偶一不慎，便由心腹股肱转眼之间变成仇雠了。
阎锡山苦笑说：“总统，你和蒋先生共事多年，难道还不知道蒋先生做事向来不顾法统？他如果看重法统，也不至有今天了。现在汤恩伯已做了福建省主席，我们反对也反对不了，说出去反而有损政府威信。你已经忍耐很多了，这件事我劝你还是忍耐算了。”
后来阎锡山便在行政院政务会议提名通过，做了一些追认的手续，把任命状送至国民政府文官处来盖印。秘书长邱昌渭向李宗仁请示，李说：“暂时把它搁下去。”
所以这张任命状留在总统府中有六七天之久，阎锡山又来疏通，才盖印发出去。这就算是堂堂中华民国的总统对一介平民蒋介石的无言抗议。
两个月后，又发生了别一桩令李宗仁感到更加紧气愤的事情。他一片好心地请蒋介石吃饭，不料却被蒋介石视做了“鸿门宴”。
蒋先生访问菲律宾后再次来到广州，依然住在梅花村陈济棠的旧官邸里，而且住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有时中央非常会议开会，由于双方心结太深，李宗仁与蒋介石彼此都感觉无话可说。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看在眼里，为设法冲淡这一尴尬场面，就向李宗仁建议，要李宗仁出面请蒋介石吃个饭。
李宗仁认为学者入仕的朱家骅在当时的党人中算是比较识大体的一位。他有时还肯为大局着想，不囿于小圈子的单纯利益。为着维持“银元券”，他曾两度飞台，向蒋力陈运一批银元来穗。此举可说纯为大局着想，远非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所能及。此次他劝李宗仁请客，其用意不过想弥补李与蒋之间的隔阂，也是一番好意。
李宗仁说：“骝先兄（朱家骅字），客我可以请，蒋先生喜欢不喜欢我就不知道了。”
朱家骅说：“蒋先生一定喜欢，一定会到的。”
他解释说，蒋先生生活太严肃了，平日只吃一些简单的宁波菜。此次到广州来，也应该尝一下“食在广州”的广州菜啊。
这天晚上的宴会名义上是李宗仁总统请客，其实全由朱家骅去具体操办。客也是朱家骅去请的。到了晚间，李宗仁便去迎宾馆宴请蒋介石，并约阎锡山、童冠贤、孙科、何应钦、徐永昌、陈立夫等党政军高级官员作陪。
迎宾馆在广州城内靠西，蒋介石则住在城东的东山住宅区。到了那一天，沿途布满便衣队，蒋介石带着大批卫士，穿过广州闹市来迎宾馆吃饭。李宗仁的住宅向来只有两个卫兵，兼司传达。蒋来之后，他的卫士竟将迎宾馆重重包围，如临大敌，让李宗仁既惊诧，又气愤，窃思老蒋时时自炫是人民的领袖，到处扈从如云，未免与“人民”相去太远了。
这晚准备的是广东菜，依照蒋介石的习惯是中菜西吃。在蒋的许多随员中，李宗仁看到蒋经国在里面不停地对身边人指指点点忙个不停。到入席时，却不见蒋经国前来吃饭。
李宗仁问蒋介石：“经国呢？他为何不来吃饭？”
蒋介石说：“不管他了，我们吃我们的吧。”
终席未见蒋经国出来，李宗仁心里颇为诧异。
事后，李宗仁才听到他的副官说，蒋经国率了一大群随员一直守在厨房里，厨师做任何菜，用任何配料，都经他们检查过。出锅后，又须经他们尝过，始可捧出。李宗仁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蒋经国在监厨。他显然怀疑李宗仁要对他父亲下毒手！
此次我请蒋先生吃饭，原是一番好意。无奈蒋生性多疑，更因惯于暗算他人，深恐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故授意经国严为防范，致造成类似“鸿门宴”的紧张场面，使我有啼笑皆非之感。(2)
当广东全境失守已成定局之时，李宗仁检讨战局，实愤懑不堪。深觉蒋介石如稍具良心，局面不会弄到如此之糟，溃败不会如此之速。蒋介石见广州岌岌可危，决定离粤回台北。9月中旬的一天，就在蒋介石决定飞往台北的前一天，李宗仁特地打电话约蒋介石单独谈话。蒋介石乃约他到梅花村他的行馆晤面。该私宅是一座大洋房，四周有围墙环绕，另有数座小洋房在四周拱卫，为随员及卫士的住宅。李宗仁抵达梅花村之后，蒋介石在门厅恭候。李下车后，由蒋导引至二楼一间大客厅内坐下，侍役奉上茶水即退下楼去。
偌大的屋子里，就剩下了中华民国的总统和国民党的党魁四目相视。
此番，饱受蒋氏压制的李宗仁是有备而来。待二人坐定后，他对蒋介石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来对你谈话。”
李宗仁之所以要郑重提出这一句，是因为他太了解蒋介石独裁专制数十年，平日所见所闻都是一片奉承之态，阿谀之言！只有他教训别人，断无人敢对他作任何箴规，更谈不到疾言厉色地教训他了。这次他自思或是与蒋最后一面，然当今之世，论公论私，他都是唯一可以以教训语气促其反省的人。所以他首先搬出国家的最高名器来压抑蒋介石舍我其谁妄自尊大的心理，而服服帖帖地静听自己对他的指斥。
在蒋先生默坐静听之下，李宗仁便把对方过去的过失和罪恶一件件地数落给他听。
李宗仁说：“因为国事已至不可收拾地步，不得不畅所欲言。你过去每把事弄糟了，总是把责任和过失推到别人身上。例如东北‘剿共’的失败，徐蚌会战的全军覆没，你说是军队不听你指挥；又如发行金圆券，引起全国经济恐慌，人民破产，自杀成群，你不躬自反省，反责备人民不拥护你的经济政策；再如你纵容特务，滥捕学生及爱国人士，引起舆论指摘，你不自疚，反说是本党同志不听你话使然……凡此种种，真不胜枚举！”
接着，李宗仁又检讨蒋介石在政治上造成的过失。他痛斥道：“你主政20年，贪赃枉法之风甚于北洋政府时代。舆论曾讥评我们为‘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其实，此种评语尚是恕辞，因北洋官僚政客对舆论抨击尚有所畏忌，而我国民政府则以革命旗帜为护身符，凡讥评时政的，即诬为‘反动分子’，以致人人钳口，不敢因片言惹祸。你对此情形竟亦熟视无睹，明知故纵！记得在南京时，魏德迈特使曾在国府饯行席上痛诋中国官员贪污无能。他作为一外国官员公开侮辱我政府，实不成体统，时与会众人中，竟有当场掉泪者，不知你亦有所闻否？究作何感想？”
接下来，李宗仁又提到蒋介石在自己秉政之后幕后掣肘的情形，说：“你此番已是第三次引退，你当时曾对张治中、居正、阎锡山、吴忠信等人一再声明，5年之内绝不过问政治。此话无非暗示我可放手去做，改弦更张，不受你的牵制。但事实上你的所作所为却完全相反。不仅在溪口丰镐房架设7座无线电台，擅自指挥军队，且密令京沪卫戍司令汤恩伯亲至杭州逮捕浙江省主席陈仪，并派周岩接替。嗣到台湾之后，复命汤恩伯到福建挟持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离闽，擅派汤氏代理福建省主席兼绥靖主任。凡此皆属自毁诺言、目无政府的荒唐行为！”
李宗仁越说越激动，更进一步解释道：“即使不谈国事，专从你的自私心而言，你所宠信的汤恩伯也属宠非其人。因汤氏曾受过我指挥，我知之甚详。论品论才，汤氏任一师长已嫌过分，何能指挥方面大军？汤的为人，性情暴戾，矫揉造作，上行下效，所部军纪**然。抗战期间，河南民谚曾有‘宁愿鬼子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的话。”
李宗仁还举例以说明汤恩伯的暴戾。抗战时，某次汤恩伯自河南叶县乘汽车往界首视察，因雨，乃自洛河改乘小轮船东驶。启碇时，船身碰及趸船，稍为震动，此亦常事。不意汤氏竟大发雷霆，饬该船公司经理前来责询，在大骂奸商之后，竟拔出手枪将该经理当场击毙。一时传遍遐迩，叹为怪事。斯时李宗仁驻防老河口，听人言及此事，犹以为汤恩伯纵暴戾，当不致任性若此。然言者谓，彼时汤恩伯的总参议沈克在旁目击，可为证明。后来李宗仁在北平行辕任上，某次沈克便道过访，李宗仁偶尔想起此事，以问沈氏。沈克叹息说，他那时以为汤总司令不过装模作样，持枪恐吓而已，谁知他竟认真开枪，轰然一声，对方已应声倒地。沈氏想抢前劝阻，已来不及了。沈克并说在抗战期间曾追随汤氏数年，类此任性杀人之事已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言下不胜慨叹之至。李宗仁就以这个小例子向蒋说：“像汤恩伯这样的人，你也倚为心腹，能不坏事！”
蒋介石默坐听李宗仁历数其过失时，面色极为紧张尴尬。当李宗仁有所责问时，他只是唔唔诺诺，讷讷不能出口。可是当李宗仁说完汤氏这段故事时，蒋介石面色反显和缓，并问沈克现在何处。原先李宗仁曾预料，以蒋介石的个性与历史，在他严厉教训之下，必定要反唇相讥，与自己大闹一番。最后蒋介石竟含笑向李宗仁道歉说：“德邻弟，关于撤换福建省主席朱绍良一事，是我的错误，请你原谅。”
于是李宗仁也只好说：“事情已经过去，我也不会再记在心上了。”
这时李宗仁心里忖度，以蒋介石唯我独尊的一生，今天受到如此严厉的诘责，居然能容忍，不至咆哮和反唇置辩，可能是因为自己一开始便声明以国家元首身份对他说话之故。蒋介石专横一生，目无法纪，此次或能因自己一言而悟及国家尚有名器，非他一人所得而私也。
李宗仁见其低首认错，遂不再多言，起身告辞，蒋介石也跟随下楼，送李宗仁登车而别。
(1) 于斌：黑龙江兰西人，1946年4月，梵蒂冈教皇任命于斌为天主教南京总主教。1948年，于斌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主席。天主教辅仁大学在台复校后首任校长。
(2) 见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之《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