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来，阎锡山一肚子心事，没有兴趣游一游“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这次大功告成，便到桂林风洞山、独秀峰玩了个痛快。当招待官员请他题词时，他豪气满怀地写道：“跟不上地球自转的表是废表，跟不上时代进步的人是废人。”

8日上午，不辱使命的阎锡山和李宗仁等分乘“追云”“自强”两架飞机一起飞回广州。李宗仁住进静慧公园里的迎宾馆。

事后，阎锡山对随员们说：“当今的中国人终归得听老蒋的，若不，就得听毛泽东的。”

8日下午，阎锡山等乘机回到广州，7时50分汽车经过矗立在灯火阑珊中的海珠大桥，阎锡山诗兴大发，吟出两句感伤的骚体诗：“钢骨水泥兮，合作坚牢，孤雁南飞兮，哀鸣嘐嘐！”

后来贾景德为劝李蒋合作，将“孤雁”改做“劳燕”，“哀鸣”改做“孤鸣”，再加一句：“大川利涉兮赖此宏桥。”诗中以“桥”为载体，其实将阎锡山比成协调蒋李之间的“宏桥”。

经贾修改润色后的阎诗其实不如原作。“孤雁南飞兮，哀鸣嘐嘐”，短短两句，把一个战败出逃者的茫然凄苦的心境发泄得淋漓尽致。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阎锡山心中喻作“合作坚牢”的钢骨水泥大桥，竟然很快就在以他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被逐出广州之际，被国民党军队给炸掉了！

大爆炸开始于1949年10月14日下午4时。最先遭到爆破的是白云机场跑道以及黄埔各仓库。随后爆炸的还有位于石牌的最大的军火库、黄埔海军基地等。最震撼人心的是海珠桥的爆炸。

海珠桥的爆破行动是由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广州卫戍总司令李及兰直接指挥的。据一些老广州回忆，海珠桥上的炸药已经安放很多天了，开始时，市民有点恐慌，但见炸药安放在桥上多日都没有动静，也就松懈起来不当一回事了。当时，海珠桥的两端都有国民党的“国防部技术兵团”守卫，一般人无法接近炸药安放处。

10月14日下午约5时许海珠桥爆炸前，有一辆吉普车由河北经海珠桥开过河南，车上四人衣着极为整齐。其中两个穿新西装，两个穿黄军装。这四人在桥上布置完毕后，即乘原车返回河北。14日下午5时50分，堆放在海珠桥中间及各桥墩上的一百箱TNT黄色炸药被引爆。爆炸威力巨大，仅10分钟之后，海珠桥就被全部炸毁了。

被炸毁后的海珠桥分成三段，中间一段沉入江底，南北两段则插入水中。爆炸那一刻，大桥的钢梁、钢条、石块等在空中飞舞，砸烂无数民居瓦顶。其中，有两条1米多长的钢条飞落在距离海珠桥二三百米以外的虎标永安堂大厦门前。永安堂大厦那些十分坚固的门窗都被震碎，大厦内有数人受伤。附近民房店户门窗就更不用说了，全部被震碎。永安堂斜对面3层半高的中原行大门铁闸被爆炸的冲击波严重扭曲损毁。附近鱼市场的瓦面被全部掀起。直至晚间7时30分，海珠桥附近长堤一带仍被浓烟所笼罩。

此外，在这次爆炸中，泰康路、一德路计有5幢民房被震塌；河南路有3幢民房被震塌。死伤百余人，江面上沉船无数……长堤五仙门发电厂的电线被全部炸烂，无法发电，以致全市除第四区（东山一带）有军部电力厂供电之外，其余各区全部停电，漆黑一片，市面陷于死寂状态。

14日晚上8点，东堤弹药仓库爆炸，随即发生大火，爆炸之声在大火中连续不断。

于是有人写了篇挖苦讽刺的小文章，把阎锡山的《游海珠桥有感》改成：钢骨水泥兮，合作不牢。丧家之犬兮，劫数难逃！登在了报纸上。

当时南京和太原失守不久，阎锡山来广州的心境确似“南飞孤雁”。他明白，山西失去之后，暂时只能仰蒋介石、李宗仁的鼻息过日子。可是蒋李意见不合，已经冲破了长江天堑的解放军南下神速，他眼看这岭南江山早晚难保，广州迟早不免失守。到那时，这南飞的孤雁又不知到哪里再找落脚栖身之所了。

果然，从这年4月末到10月中，阎锡山在广州待了不满半年，蒋李合作，偏安海隅的梦幻很快就破灭了，解放军的炮火又逼他匆匆离去。

阎锡山虽然受蒋介石重托东奔西走，这时仍然没有实际职务。在广州东山招待所住了一个多月，那座别墅式的小平房只有两房一厅，带一个丁字前廊。大房是阎锡山住，张逢吉等一帮随员住小房，其余一批晋籍军官都挤在客厅。为了方便，他干脆在太平路的东亚酒店三楼开了几个房间，安顿随员休息。这批人也常用阎锡山的名义，在东山招待所开饭，最多时达到80人，弄得招待所啧有烦言，称阎锡山的部属为“难民”。

但这时的蒋介石活得似乎很自在，5月7日起，乘“江静”号离开上海复兴岛，到普陀、舟山、定海，其实为了更好指挥上海、华南两个战场，后来在澎湖列岛的主岛马公岛居住，蒋经国则留在汤恩伯身边督战。

国民党大厦将倾之际，因受太原失守时梁化之一批将领及阎慧卿等点火自焚强烈刺激的阎锡山，却整天想着在此党国艰危之际，如何激发出国民党员“反共救国”的热情，即便不能力挽狂澜，也要与共产党做最后一搏。

阎锡山不负蒋介石重托，成功促请李宗仁抵穗主政，使他在国民党中声望大增。

5月1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举阎锡山、吴铁城、李文范、吴忠信、白崇禧、王宠惠、陈济棠等7人成立小组委员会，研究加强团结的计划。

阎锡山马上行动起来，经过一番紧张筹划，他提议组建“中国反侵略大同盟”。阎锡山这个计划很快得到蒋介石的赞赏，广州为此出现一片忙碌，民社党、青年党等也活跃起来，大帮晋籍的官员也都簇拥在阎锡山身边，摇旗呐喊，上下呼应。

此间的阎锡山忙得不可开交，他白天会客，夜间请人起草“宣言”，再电令两位仍在上海的部下，立即将太原存在上海的一大笔款子寄到广州，作为“同盟”的活动经费。以后，凡是在广州的晋籍官员，待一天就发一天的津贴。东亚酒店的餐厅，三天两头就是阎锡山请客，宴会一个接一个。

5月26日，广州中山纪念堂人头攒动，三四百名党政军高级官员来到这里，召开“中国反侵略大同盟”成立大会。

主持的是民社党主席张君励，致开幕词后，就介绍阎锡山是这次大同盟的发起人，还说阎锡山在与共产党作战的太原战役中，坚守孤城一年的“空前战绩”，成为守城名将。

到阎锡山起来讲话时，他大大地发挥说：“我们定心想想，我们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开这个会？我们真痛心，我们是在失去东北、丧失了华中、失掉了江南一部，南京撤守，危急存亡，千钧一发的今天，在南海滨的广州开这个会。我们今天在场的同志，是要以战斗的姿态，紧密的团结，坚决的奋斗，抵抗残暴共党的南侵，以扑灭共党侵略全中国的火焰，并粉碎其赤化全亚洲侵略全世界的阴谋！……”

阎锡山大胆提出“集中全民力量，坚持反共战斗”口号，把“反共”作为主调，欲把广州变成第二个太原。

然而，美国人却把他弄得很是难堪。

就在阎锡山的“中国反侵略大同盟”成立的第二天，美国《时代》杂志的扉页，刊登出阎锡山在太原时的一张照片：阎锡山穿着戎装，坐在办公桌前，左手拿着毒药胶囊（笔者注：杂志注明是“氰化剂”）。下面说明是：“誓与太原共存亡的阎锡山将军现在安然无恙地活跃在广州政坛上”。

杂志在广州的书报摊上随处可见。

本已“赋闲”的阎锡山四处奔波，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党国要员“精诚团结，反共救国”，搞得风生水起，颇有影响。而执政的李宗仁虽然回到了广州，但过去的各种矛盾依然存在，并且呈加剧之势。他遇到的第一个棘手问题，就是行政院长何应钦于5月20日撂挑子不干了。何之辞职，也是实出无奈，因为在财政上政府已极度困难，当他向蒋介石提出立即将运台黄金白银运一部分回大陆予以接济的请求时，却遭到蒋的断然拒绝。更令他忍无可忍的是，在军事上，他本已与白崇禧部署好守江西的作战计划，不料胡琏竟直接遵照蒋介石的密令，退守潮汕地区，以保存实力。继而，刘安祺也视国防部长白崇禧为无物，擅自将其统率的兵团从青岛撤往海南岛。何应钦连电北调，均抗命不从。汤恩伯也难以守住上海，宋希濂更擅自将全军撤往鄂、川边界的恩施，致使常德、芷江一线门户洞开。

何应钦清楚，在此情势下，他再费心机，也是枉然，于是干脆向李宗仁递了辞呈。

李宗仁急了，他担心行政院长的职务空缺太久会动摇军心民心，于是向中常委提出，由居正继任。中常委当即同意提交“立法院”依法表决。可由于居正是桂系遗老，遭到CC系和黄埔系的强烈反对，加之“立法委员会”出于对李的失望和受蒋介石的控制，表决时，居正以一票之差而未获通过。

迫于蒋的压力，李宗仁思前想后，迫于无奈，只得于6月1日，推出阎锡山任“行政院长”。

“国民政府”迁到广州后，在全国军事溃败声中，广州内部的政潮亦有增无已。首先使李宗仁感到困难而疲于应付的，便是何应钦“内阁”于6月间辞职以后，新“内阁”继任人选的问题。

李宗仁晚年回忆道：

首先我想到居正。居氏是党国元老，为人正派，敢作敢为。对蒋先生的态度一向不亢不卑，非阿谀奉承之辈所能及。撑持广州危局，居氏实是比较理想的人选。居氏如组阁，则蒋氏不易在幕后违法操纵。此外，蒋、居之间尚有一段不愉快的历史。据居告我，民国二年年“二次革命”前，中山先生派他出任山东民军总司令，蒋先生曾活动想到居氏司令部任参谋长，为居所拒绝，不克如愿。嗣后，民国十八、民国十九两年全国反蒋运动进入**时，居亦尝有反蒋论调，深为蒋先生所忌，一度被软禁于上海。故当我提居正继何，蒋先生即授意CC系立委设法阻挠。同时居氏本人对组阁并无兴趣。他向我建议说：“现在既已行宪，何不找民、青两党的领袖来担任行政院院长？”他主张在张君劢、曾琦、李璜等人中遴选一人。我说曾、李等人资望似嫌不够，君劢具有资望，但他未必肯干。居说：“我去找他谈谈。”张君劢那时住于澳门，居遂秘密去澳访张。张君劢闻言大惊，力辞不就。居、张正商谈间，李璜适来访张，也说君劢干不了。居正知不可相强，便回来了。我又力劝居氏勉为其难，居正也答应了。但是对立法院的同意问题，他本人则未做丝毫活动。我认为立法院对居氏组阁当无异议，亦未加注意。孰知我于5月30日向立法院提名居氏，竟以一票之差未获通过。此时，支持居正的桂籍立委韦永成、张岳灵二人正自香港启程来穗开会，他们以为投票时间在30日下午，不意大会在上午投票。他二人如果早几个钟点抵穗，居正就可以一票超过半数而组阁了。

居氏落选后，陆军总司令张发奎等主张再提名，更有一部分立委主张电召白崇禧返粤，组织军人内阁。此二建议皆未被我采纳。第一，我不愿坚持己意而贬抑立法院，致损“法治”的尊严。第二，我认为白崇禧在前方指挥是最适当的人选，不宜内调。最后不得已，乃改提阎锡山。阎锡山于太原即将被围之时，只身入京，后随政府南迁。阎善于观风转舵，素以手腕圆滑著称。以他出掌行政院，自为蒋氏所喜。所以一经提名，立刻便得到立法院的绝大多数同意而正式组阁。(3)

“国民政府”撤退到广州以后，仅仅就职两个半月的“行政院长”何应钦辞去了职位，成为中华民国历史上又一位短命的“内阁长官”。李宗仁提名国民党元老居正组阁，却因一票之差未获“立法院”通过。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谁也不愿在这个时候再趟政坛浑水，更何况要夹在蒋介石和李宗仁之间，仰仗两人的鼻息过日子，此时还有谁，有资格和能力来坐“行政院长”的位子呢？蒋李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阎锡山。

而此时阎锡山的态度呢？他是趋之若鹜，还是躲之唯恐不及呢？。

阎锡山的侍从医官张增庆在晚年给后人留下了这样的记述：

何应钦刚刚辞去行政院长，李宗仁提名居正继任，居正虽是国民党元老，但一贯以老好人著称，立法院开会时，立委们叫骂甚多，结果，居正以一票之差落选了。

阎锡山得知居正落选的消息，急忙躲到贾景德公馆。贾景德曾多年任阎锡山的秘书长，抗战开始后调任中央铨叙部长。阎锡山走时嘱咐我们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他的去向，阎锡山深知可能让他收拾残局，匆匆遛去，这正是他老谋深算之处。不久，陈立夫、于右任突然造访，要见阎锡山，我们推说不知道他到哪里了，他们把我们住的房间都查了，也不见阎锡山的踪影。他们要查看长官逐日活动安排登记表，张逢吉说：“现在战乱时期，早就不安排了。”他们急得直跳脚，并威胁要追究我们贻误党国大事之责。最后我和张逢吉商量以后，如实告诉了他们，他们什么也没说就驱车赶往贾公馆。

陈立夫、于右任是奉蒋介石之命敦劝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的，阎锡山坚辞不过，只好勉强从命。经立法院投票，阎锡山以空前高得票出任了行政院长，并立即着手组阁。但在国防部长人选上，李宗仁提名白崇禧，蒋介石要他任命何应钦，阎锡山左右为难，最后自兼了国防部长。(4)

躲在贾景德官邸中的阎锡山与贾和徐永昌有这样一段对话。

阎锡山问二人：“这行政院长是否做得？”

贾景德笑笑说：“这是入阁拜相，主宰朝纲，位极群臣，统帅百官之职，送到眼前，哪有不做之理？”

徐永昌却摇摇头，叹了口气说：“咱们手无寸铁，挤在蒋李的夹缝里，明天的广州不就是昨日的南京，一旦江山易手，你不就替蒋李受过，成了断送大陆江山的千古罪人。”

听了这些话，阎锡山低头思索了一下，脸色显得尴尬，过了一会儿又自我安慰地说：“他们放心让我组阁，正因为我手无寸铁。如今，我只能算一个他们请来的大夫，开出对症的药就算尽责了，至于病人是否肯服药，就不是大夫能过问的了。党国既有期望，老夫也就勉为其难吧。”

阎锡山同时也清楚老蒋虽然“下野”，可大权仍然牢牢地控制在他手中，连李宗仁这个代总统也要甚没甚，甚事也办不成，更何况行政院长？要有所作为，必须立即面禀取得老蒋的支持才是第一要旨。恰恰这时候他的继母在台湾去世，便借奔丧之机，6月2日飞赴台北，在草山行馆与蒋介石一番长谈后，蒋介石允诺支持，阎才放心了。

1949年6月3日，广州召开立法会议，结果以200票赞成对50票反对，通过了阎锡山组阁——这也是中华民国6个月内的第三届内阁。

得知立法院通过阎锡山为行政院长，在台湾的蒋介石次日也发表谈话，公开表示支持。

有蒋介石支持，阎锡山接见记者时显得雄心勃勃，提出要争取军事胜利，要稳定金融，要提高士兵和公务人员的待遇等等。

6月6日，为祝贺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表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广州20多个社团举行“扩大反共救国宣传列车大巡行”。50辆宣传车，从中山纪念堂出发，经汉民路，再到东较场，一时间，阎锡山好像成了国民党的栋梁之材、党国中兴希望所在。

组阁名单中，有蒋介石不同意被刷下的，也有本人不想干的，到12日，李宗仁终于发布了名单——

院长阎锡山

副院长朱家骅

内政部长李汉魂

国防部长阎锡山（兼）

参谋总长顾祝同

外交部长叶公超

财政部长徐堪

交通部长端木杰

教育部长杭立武

经济部长刘航琛

司法行政部长张知本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白云梯

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戴隗生

不管部长徐永昌

秘书长贾景德

阎锡山回广州的第三天，何应钦还没有移交，就先借恤孤院路的贾景德寓所，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他的施政方针。如政治上，转乱为治，转危为安，政府机关要整饬吏治，廉洁奉公、勤俭节约，还要改革货币，抑制物价，安定国民生活。

有位记者问：“此时正值大局动**，人心惶惶，多谓先生组阁系跳火坑？”

阎锡山答道：“不错，所以我亦感到真所谓‘其愚不可及也’，但国家危难，老夫当本‘谋其事之所当为，尽其力之所能为’，以图匡救我中华民族于不坠。”

当有问到与共产党的关系时，阎锡山大声说：“过去政府屡次与共党言和，而共党屡谈屡打。今后政府决不再考虑与共党言和，坚决领导全国军民戡乱到底。”

当记者问到中共南下的战局等问题，阎锡山一概以“非常时期，事关秘密”为借口不予回答。

其实，在人心涣散的情势下，他甚至想请冈村宁次代募10万日本兵来华作战。

6月13日，就职典礼在广州励志社行政礼堂举行，全体人员就职宣誓。

会毕，阎锡山发表就职通电，其中说：“公务员的守法尽职，为法治的根本，违法失职，其咎维均，不当为而为是违法，当为而不为是失职。”

但5天之后，李宗仁问他，国事处理如何，阎锡山无可奈何说：“束手无策，坐以待毙八字，是描写历史的陈迹，我以为现在尽合此八字。”他这句话不是乱说的，当时的政府，一切无数字，一切无专责，所以才有此哀叹。

行政院办公地点在中华北路（即今解放北路）兰园迎宾馆（今广东省政府迎宾馆）南楼，院里的北楼就是李宗仁居住和办公的总统府。两楼虽有隔墙，但有月洞相通。

这天，阎锡山第一次进兰园谒见代总统，他带了一份电稿，准备请代总统过目，才当几天的行政院长，已经觉得力不从心。想来想去，还是感到应该还是请蒋介石复出，可以为政权找条出路，也可以为失败推卸责任。电文中，请蒋介石“莅穗主政”。

李宗仁立即在电文上签名。

其实他也清楚，阎锡山这位新内阁，一定会调兵遣将、筹钱筹粮，但没有蒋介石的点头，一分钱也调不动，所以被迫请蒋介石“莅穗主政”。

6月16日，电文发往了台湾。

阎锡山面临的问题首先就是财政。几十万军队在前线节节败退，正如6月24日的中常会上，财政部长徐堪所说，月支军政费用要4500万元，而政府总收入才1000万元，蒋总裁批准从台湾库存拨出1200万元，剩下的2300万元无法弥补。

有人问：“广东关税每月就有1500万元，但走私严重，实际收入太少，财政部为何不想办法？”

徐堪说：“走私漏税的人，都是地方上的实权派，还有政府里的特权人物，财政部对付不了他们。”

“你说的‘实权派’、‘特权人物’，到底是谁？”吴铁城问。

徐堪也不怕，说：“就是中央两大系统的特务。”

阎锡山加插一句：“这些人只服从他们的‘组织’，就是蒋总裁的手谕也不能直接生效，谁管得了他们？”

会场一时鸦雀无声，不知是在思索，还是为这政权的末日悲哀。

阎锡山想，是应当发行民国史最后一种货币——银圆券的时候了。

6月24日，阎锡山出席一个监察委员会的茶话会，致辞时提道：“过去我们的收支适合是靠法币和金圆券的发行，等于是开空头支票——纸票一失信用，财政立刻就面临山穷水尽的境地。按3月份的财政报告，我们实际收入的总数，仅仅是预算收入的百分之四……”

下面一片哗然，交头接耳，虽然还是很敬佩阎锡山的坦率。

银圆券终于在7月2日出笼了。同时，公布阎锡山的《改革币制令》。三天后，行政会议又公布发行公债。然而，市面情况并不看好，广州市民并不相信银圆券，而只相信港币和银圆，发行不到一个月，许多人要去兑银圆，但因为储备少，只有通宵排队，以至从7月27日起，银圆券要“限制兑现”，结果又重复金圆券的老路，广州重新变成港币的天下。

阎锡山的银圆券的路子也断了头……

阎锡山在广州政府的几个月，作为行政院长和国防部长，没有调过一兵一卒。他常躲在东山的庙前直街，炮制各种“扭转时局”的文件。

1949年6月20日，阎锡山在住所里埋头起草一份文件《扭转时局案》。这是他到广州后一份重要的文件，提议后方几个省成立“反共救国军总司令部”，由省主席兼任总司令云云。可是，刚开个头，电话铃响了，国民党中央秘书处来催，立即去参加中央常委会。

一进广东“绥署”二楼的会场，参谋次长萧毅肃正在发布军队转移情况的报告。完了之后，立即遭到吴铁城、马超俊连珠炮般的责问：既然西安的胡宗南、宋希濂调去了四川，而上海的汤恩伯调去了福建，青岛的刘安祺又远调海南，那么，从湘南到粤北，只剩白崇禧区区3个军，怎么能保卫华南？怎么能保卫革命根据地广东？几个尖锐的问题，引得下面大片窃窃私语。

见阎锡山到了，大家静了下来，也想听听他的高见——毕竟他头上还戴着一顶国防部长的帽子。

阎锡山没法发言，他这个“国防部长”是挂名的，他也有一肚子的不解。

好在“参谋总长”顾祝同出来解围了：“军队的部署和调动，一向由总裁决定，国防部、行政院和总统府，都插不了手的。”

一句话，把问题说得“明明白白”，大厅里顿时便静下来了。

回去之后，李宗仁脑子里还不停地翻滚：是的，既然阎锡山一个兵也没有，靠这个“国防部长”保卫广州也是白搭，干脆让白崇禧来当好了，好歹他手中还有几十万兵马。

李宗仁知道，白吉尔在穗秘密会见白崇禧时，答应只要白崇禧部进驻广东，美国太平洋舰队将负责供给全部军需补给。这点在他看来是摆脱蒋介石的操纵，自己来保卫华南的难得机会。

但是要调白崇禧部队到广东，第一个拦路虎是阎锡山。于是李宗仁又想方设法要阎锡山把国防部长职位让给白崇禧。鉴于上次中常会上提出时怎样也得不到蒋介石的允许，这次就想让阎锡山自己提出辞职来。李宗仁为此动员了邹鲁、郑彦棻出面劝阎锡山，但均被阎锡山一一拒绝了，并且说：“这是党国对我的信任，我不敢辞让，如果代总统下令撤我，我这行政院长也坚决拒绝副署。”

李宗仁又想起徐永昌深谙此事的利害，又为阎氏所信任，于是求徐永昌劝阎锡山。但阎锡山仍不改变原意，并让徐永昌转话给李宗仁，说这是关系国运隆替的大事，振振有词地说：“若我兼国防部长必灭亡，换人或灭亡或不灭亡，我愿辞职；或者我兼亦亡，换人亦亡，或我兼或可不亡，换人亦或可不亡，我亦愿辞职；假如我兼亡得慢，换人亡得快，我就不辞。”

李宗仁从徐永昌听说了这番大道理后，仍不死心，又请贾景德忠告阎锡山，请阎锡山从事实上考虑：当了国防部长，指挥不动老蒋的兵，自己又无兵垫底，将拿什么来和人家战斗？如果改由白崇禧出长国防，不但自己有兵，而且在两广的多数军政头领也能服他，国际上又有人支持他。这何乐而不为？

阎锡山当即让贾景德转告李宗仁说：“我兼国防部长是蒋总裁的意旨，如果要我辞去，也必须先经蒋总裁的认可。”

阎锡山给李宗仁的这勺闭门羹，切断了白崇禧出长国防部和布防广东的道路。从此，国民党再没有得到过美国的任何支援。

阎锡山此举倒并非争霸兵权。因为他从组阁之日兼长国防部起，始终没调遣过一兵一卒，一切军事部署都由顾祝同直接请示蒋介石决定；有特殊情况时，蒋介石径自调兵遣将，国防部事先都一无所知，所以说阎锡山占着国防部是霸权，恐非事实。他只是想维持蒋介石独断军事的现状，以示忠心于蒋介石而已。

李宗仁面对不进油盐的阎锡山，无奈之下只好直接给蒋介石挂电话，提出动议，虽然如此这般说了一通，不料蒋介石一口回绝了。李宗仁终于明白，老蒋见有实力的就不会买账。况且白崇禧还是桂系，更不会让他和自己穿一条裤子。

(1) 摘引自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之《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 摘引自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之《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 见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之《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 摘引自《跟随阎锡山飞离太原后》，张增庆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