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为祝贺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表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广州20多个社团举行“反共救国宣传大巡行”。50辆宣传车，从中山纪念堂出发，经汉民路，再到东较场，一时间，阎锡山好像成了国民党的栋梁之材、党国中兴希望所在。

自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以后，蒋介石和阎锡山片刻不得消停，设在丰镐房机要室里的7部电台和长途电话彻夜工作，给他们送来的不是喜讯而全是噩耗。

就在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同一天，攻打太原的解放军也下达了总攻击令，对太原城外各据点工事发动大规模进攻。阎锡山闻报后立即给“五人小组”发报说：“你们只要努力支持一个星期，我就一切都有办法。”

同日，当阎锡山接到王靖国关于太原守军整营、整团，整师向解放军投降，城外据点丧失十之八九，城内局面已不可收拾的报告时，他当即下令警宪人员对政治犯实行大屠杀，并命令特工人员集体自杀。

4月21日夜间，待在溪口的蒋介石得知京沪江防战略屏障的江阴要塞7000官兵起义，顿时惊魂失魄，大骂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该杀。

阎锡山听到这一消息，面色剧变，连声称怪，惶惑不解。

而此时南京城里的李宗仁等国民党当局高层要员听到江阴失守，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突然爆炸，个个惊慌失措，面如土色。

4月22日晨，蒋介石与阎锡山同往宁波机场，阎锡山与随行人员连南京也顾不得回了，径直去了上海。4月23日，刚到上海的阎锡山便给太原“五人小组”发电，命令太原守军集中城内大炮，轰击北门外所有工厂，但“五人小组”还没来得及布置下去，解放军便已攻占了北门。

就在从宁波前往奉化溪口的路上，阎锡山心乱如麻，人坐在车上，心里还在盘算着如何才能守住太原。

可是他一到溪口，就接到了梁化之的电报：“共军开始攻城，北门已陷敌手，太原难保。”

阎锡山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他不断让人通过电台与太原联系，为梁化之打气，要他坚持几天，他会马上派飞机接他来南京。可是，太原机场已被解放军的炮火控制，飞机根本无法接近。

4月24日，阎锡山看到五妹阎慧卿的绝命电后，泪水滚滚而下。

两天后，阎锡山乘飞机到达广州。

阎锡山到广州后，好像是换了一个人，他精神焕发，频频接受记者采访，出现在各种会议上，发表对时局的看法。他住的地方也是宾客盈门。

阎锡山在所有的讲话中，论调只有一个，就是“集中全民力量，坚持反共战斗”。阎锡山知道，这个时候，只有鼓劲，不能泄气。只要有斗志，国民党或许还有生存的希望，要是失去了斗志，大伙将必死无疑。

蒋介石则率一大帮幕僚立即飞赴杭州，在笕桥航空学校会客室里当着从南京匆匆赶来的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大发雷霆，臭骂汤恩伯未能坚守江阴要塞，致使江防崩溃。

汤恩伯被骂得狗血喷头，大汗淋漓。

就在这间不大的会客室里，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提出要成立由他担任主席的“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以作为总揽党政军权的最高决策机构。

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后，李宗仁对让他当这个“代总统”本来就不满，而今又要成立由蒋当主席的“中央非常委员会”，分明是要把他当成一个傀儡，这更令他怒火中烧。

行前，白崇禧便向我建议说：“今后局势，如蒋先生不愿放手，则断无挽回余地。你应乘此机会向蒋先生明白提出，蒋、李二人只能择一负责领导政府，以期统一事权，而免拖泥带水！蒋先生既已引退下野，应将人事权、指挥权和财政权全部交出。”

我说：“这正是我的意思。”

4月22日晨，我们分乘专机三架飞往杭州，蒋先生已在笕桥航校等候。我们抵达之后，大家面色沉重，心情非常悲愤。

我首先向蒋先生说：“你当初要我出来，为的是和谈。现在和谈已经决裂，南京马上就要失守，你看怎么办？”

蒋先生说：“你继续领导下去，我支持你到底，不必灰心！”

后来他又撇开众人，领我到另外一间房里继续商谈。我说：“你如果要我继续领导下去，我是可以万死不辞的。但是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

蒋先生说：“不论你要怎样做，我总归支持你！”

蒋先生说话的态度，真是诚挚万分。我如对他提出任何要求，他都会一口答应。此时南京已危在旦夕，国之将亡，我们当国者的心境实有说不出的辛酸。在这种情况下，蒋先生既然一再说明，全盘由我负责，我如逐条列举要他答应交出，反嫌小气。我本人一向是个不为已甚的人，所以也只能轻描淡写地提出。这是我不能破除情面的弱点。(1)

然而，话音未落，蒋介石马上就用行动将自己的口头承诺戳破了。李宗仁提出发动第二次国共和谈的建议立即遭到蒋介石断然否定，李大为恼火，忍无可忍，当面与蒋争吵起来，结果弄得无果而终，彼此不欢而散。

谈话结束之后，白崇禧随即飞返汉口，何应钦坚决约我同去上海。我说我应该回南京去看看。我怕的是南京撤退时，我如不在场坐镇，或许要发生抢劫现象，那我们就更对不起人民了。

4月22日傍晚，我从杭州返抵南京时，四郊机枪之声不绝，首都已一片凄凉。平日最繁华的通衢大道，如中山路、太平路等地商民全部关门歇业，街上行人绝迹，只有少数部队在做撤退的准备。城防部队和市民听说代总统仍在城内，人心尚称安定，军队纪律亦佳，绝无败兵掳掠的事发生。

当晚京沪卫戍总司令汤恩伯奉召来谒。我问他战局现状如何，汤说敌军已迫近城郊，本晚或可无事，但务必请代总统至迟于明日清晨离京，以保安全。

在此同时，我派往北平的和谈代表章士钊、邵力子等人竟联衔来电劝我于共军入城时不必离京，如嫌南京不安全，不妨径飞北平，中共当待以上宾之礼，竭诚欢迎。我知道我的和谈代表在城破国亡之时，决心向共党靠拢了。责他们临危变节亦属徒然，遂将电文掷去，未加理会。

入夜，南京四郊炮声隆隆，机枪声尤密，我知道共军正在加紧进攻城外据点，我军亦在掩护撤退。遂解衣而卧，一夜辗转反侧，未能入寐。4月23日清晨，汤恩伯又来电话，催促起飞。盥洗既毕，略进早餐，乃招呼总统府侍卫长李宇清备车往明故宫飞机场。

车抵机场时，汤恩伯和首都卫戍司令张耀明已在机前迎候，专机马达亦已发动。我与汤、张略谈，便进入座机。飞机旋即升空，在南京上空盘旋两周。斯时东方已白，长江如练，南京城郊，炮火方浓。驾驶员特入机舱请示飞航目标。我说，先飞桂林。飞机随即转翼向西南飞去。从此，南京就不堪回首了。(2)

4月22日，这一年已经65岁的阎锡山从溪口飞到上海，住进西摩路口山西驻沪办事处，一边四处奔走，与部分撤到上海的中央诸公商议恢复大计，一边用电台遥控着太原的战事。

4月24日是国民党政权全面崩溃的一个重要日子。就在解放军冲进南京总统府，降下青天白日旗后的几个小时，解放军前锋已抵近上海，与汤恩伯部展开激战。阎锡山在他下榻的地方，已能听见隆隆炮声。

守将汤恩伯在广播里信心满满地宣称：“我们的大上海，要成为攻不破、摧不毁的斯大林格勒第二！”

同样是24日，国民政府在长江以北的最后一块守地，被国民党的媒体称作“赤海孤岛”的山西省太原市，历经数月血战后，也终于被解放军攻克。至此华北地区已尽数解放，国民党政权手中握着的，只剩下摇摇欲坠的半个中国。

此时的中国，一半在欢呼，一半在逃难，这就是1949年中国出现的短暂写照。

这一天，阎锡山一早醒来便预计到太原的情况大不妙，因为，各电台相继中断了回话。

不得已，阎锡山命话务员呼叫大同。

此时大同尚在阎军之手，由大同军事总指挥于镇河率领暂编38师、3个保安团、教导总队、雁北支队以及其他地方武装共约18000兵马防守。

大同叫通后，于镇河报告说他那里的消息也被解放军封锁，对太原方面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

正在这时，在3月里成立的何应钦内阁中担任国防部部长的徐永昌从南京飞抵上海，一进门就气急败坏地嚷道：“南京、太原都丢啦，上海也保不住了，赶快走吧。”

阎锡山非常清楚，防守太原的部队全军覆没，自己已经成了一名光杆司令。他心情难过极了，泪水模糊了老花眼镜，停了好一阵才说：“那就走吧。”

阎锡山与老友徐世昌匆匆赶到虹桥机场，正要登机飞往台湾，一名在机场负责的军官找到阎锡山，请他立即到办公室接蒋总裁打来的电话。

蒋介石要阎锡山立即前去广州、桂林探看情况。

蒋介石之所以要阎锡山来办这趟差使，有他的考虑。一是阎锡山现已离开太原，成为局外之人，阎与蒋、桂两系之争没有什么关系，比较“超脱”。二是虽然阎锡山过去与蒋介石有过种种矛盾，甚至反目成仇，兵戎相见，但自抗战以来尤其是日本投降以后，两人之间合作得还算不错，除了在军事上反共的上呼下应，密切配合外，在政治上，阎锡山也给了蒋介石很大的支持。

阎锡山与徐永昌台湾也不去了，立即飞到广州，住进了东山东园招待所（今铁路文化宫），本来为太原失守闷闷不乐的阎锡山，此时却活跃起来。他与广州方面的国民党要员见面后，也接见广州记者，又会见美国驻穗副领事石泰柯、记者罗保生。5月1日的“中央纪念周”上，阎锡山还做了一场报告。

李宗仁突然飞回桂林，也令时在广州的行政院长何应钦、国防部长白崇禧颇为不安。他俩虽然清楚李宗仁不来广州，是因为蒋介石在杭州会议上否定了他继续与中共和谈的意见，李才采取这种撂挑子的做法来出一口恶气。但“代总统”不莅穗理政，总不是回事，况且又是在国是维艰的情况下。为了打破僵局，必须找人从中斡旋，迅速请李宗仁“回朝主政”才是。

对于阎锡山抵穗的目的是什么，何白二人也并不清楚，但他们觉得若能请此公出面从中斡旋，倒是最为恰当。因为在杭州会议之前，阎锡山曾偕居正飞往溪口，代表李宗仁向蒋介石要求引退，于是何应钦即刻用电话分别征求阎锡山与居正的意见，并请二人出面进行斡旋。

阎锡山赴广州之前，蒋介石在电话中虽然并未向他交代什么具体任务，但阎认定蒋之用意本来就是为了让他在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充当鲁仲连的，自然就满口答应下来。

情况紧迫，事不宜迟，当天（5月1日）晚上，何应钦即在国民党中常委临时会议上提出请阎锡山、居正去桂林请李宗仁莅穗亲政的建议，经讨论临时又增加了司法院副院长李文范同去。

5月2日，阎、居、李三人由白崇禧陪同飞赴桂林，下榻于榕湖畔的桂庐。广西省长兼桂林绥靖公署副主任黄旭初在省政府宴会厅宴请阎锡山一行，李宗仁也在宴席上与阎锡山等人见面。

李宗仁后来回忆道：“居、阎、李三人皆是党国元老，早年追随中山革命，也可说是民国缔造者之一，如今眼见大好河山陷落，心头抑郁，非言可喻。阎锡山于民国元年即任山西都督，治理山西垂40年，如今被中共逐出山西。太原城内巷战时，尸填沟洫，阎锡山说来，情感激动，竟至老泪横流。他劝我以国家为重，速赴广州，领导反共。居、李二人亦以此相劝。他们三人对蒋先生历来的作风，均感不满，对我处境万般同情。我便坦白地告诉他们，蒋先生幕后不放手，我绝无法亦无此能力领导，只有急流勇退之一途。三人都说，他们来桂之前已得到蒋先生的保证，说5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希望李代总统领导下去。”

“德邻兄，”饭后，阎锡山摆开了说服的架势道：“我们是专程来促驾的。德邻兄有所不知，自从南京失陷……”

“诸位的好意我心领了，”李宗仁叹口气道：“你们都知道，蒋先生处处跟我作对，我无法放手工作。”

“是啊，”居正深表同情地说：“蒋先生历来的作风，我们心里清楚……不过，德邻兄应以国事为重……”

“对于德公的难处我们肚里有数……”李文范也劝道，“不过，广州政府现在群龙无首……”“是的，是的，”阎锡山说：“我们临来时，何院长再三致意，请德邻兄无论如何要以党国为重……”

“各位有所不知，”李宗仁叹道：“各位的意思我全清楚，不过，蒋先生在幕后掣肘，我实在无法领导，我只有急流勇退……”

“不，不，”阎锡山抢着说：“此次来桂林前，蒋先生再三向我们保证，五年之内决不干预政治，希望代总统大胆领导。”

“是的，是的，”居正、李文范同时补充道：“总裁说了，五年之内决不插手政治……”

李宗仁摇头苦笑：“各位都知道，蒋先生的话，一向是说了不算数的。不瞒各位说，这类保证我听得多了。去年在竞选副总统时，他已再三保证，可是结果怎么样？”李越说越有气：“有时候他竟然把我当成乡下的阿木林！”

三位元老面面机觑；“不会吧！蒋先生脾气是有点犟……”

“各位的好意我心领了，实在是……”李宗仁苦笑叹气。

5月3日，蒋介石再次“增兵”，又派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朱家骅与海南岛军政长官陈济棠飞来桂林相劝。陈、朱二人皆说，蒋先生已决心将军、政、财大权全部交与李代总统，他绝不再在幕后操纵。阎锡山也自告奋勇挺身而出，向李宗仁承诺愿亲赴上海敦促蒋介石交出大权。

此时的蒋介石正待在吴淞口外“江静”号军舰上指挥汤恩伯防守上海。

李宗仁清楚，阎、居、李、朱、陈5人先后抵桂是想敦促他急赴广州亲政，而这肯定也是蒋介石的意思。早就受够老蒋掣肘的李宗仁难得地尝到了一回斗争的甜头，同时也认识到作为代总统，决不能逆来顺受地听任蒋的摆布，该坚持的还得坚持，该强硬时就得强硬。他索性来了个“乘胜挺进”，写了一纸书面意见，于5月3日交给阎锡山。阎锡山看后觉得其中的言辞太尖锐，对蒋介石的刺激性太强烈，而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和李品仙等将领却坚持这个书面意见。言辞不激烈一点，蒋介石不会受到触动。经过再三协商，双方妥协后，最终形成了一个《李代总统同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委员桂林会谈记录》。

李宗仁明确地向蒋介石提出了6条要求：

第一，关于指挥权者：力求扭转军事颓势，国防部应有完整之指挥权，蒋先生不得在幕后指挥；

第二，关于人事权者：全国官吏任免，由总统暨行政院院长依据宪法执行之，蒋先生不得从幕后干预；

第三，关于财政金融者：中央金融、企业等机构，概由行政院主管部会监督，任何人不得从中操纵，中央银行运台存储之银元、金钞，须一律交出，支付军政费用；

第四，关于行政范围者：各级政府须依据宪法规定，向总统及行政院院长分层负责，不得听受任何个人指导，在穗之政府机关，应率先奉行；

第五，关于党政者：国民党只能依普通政党规定，协助指导从政党员，不得干涉政务，控制政府；

第六，关于蒋先生今后出处：希望蒋先生暂时出国赴欧美访问，免碍军政改革。

李宗仁还向阎、居、李三人承诺：“只要记录上所列意见得到蒋先生合理的答复，我就马上去广州。”

当天中午，《李代总统同居正、阎踢山、李文范三委员谈话记录》打印了三份。一份由李文范转交国民党中常委，一份由居正交给行政院长何应钦，一份由阎锡山直接交给蒋介石。

临行时，白崇禧与黄旭初对阎锡山恭维备至，对他寄以厚望。

阎锡山却苦笑着摇摇头说：“兄等皆为聪明绝顶之辈，你们广西帮坚持的这6条意见，恐怕很难让老蒋点头。”

5月3日傍晚，居正与李文范同机飞返广州，阎锡山则单独飞往上海，将“谈话记录”送呈仍滞留在吴淞口外“江静”号军舰上的蒋介石。

果不其然，蒋介石看到“会谈记录”后火冒三丈，大发雷霆，当即让何应钦转告李宗仁，首先是请李速到广州主事，尽快收拾残局，并声明他本人绝对无意复出，对调整人事、调动军队和运用金银等问题，则表明一切应交主管部门依法处置，自己绝不过问。

果不其然，蒋介石对李宗仁愤恨莫名，一边翻阅“谈话记录”，一边愤愤说道：“李德邻好大的胃口，也不怕把肚子撑破了，漫天要价，想敲我的冤大头。这不是在趁火打劫吗？他想和共产党讲和，就千方百计逼迫我下野，如今和谈失败了，又来撵我出国。国尚未亡，为什么就迫不及待地要逼我出国亡命，此事实难从命！”

阎锡山劝道：“今日之下，切忌分裂。我看不如敷衍敷衍，免得事情不可收拾。”

“怎么敷衍？”蒋介石愤恨道：“要我答应他的全部要求？”

“当然不是，”阎锡山道，“不过，总不能闹僵。今日之下，一切只好忍耐点……”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李德邻打错了算盘！他想讨好美国人，拆我的烂污？以为这样做就是迎合了美国的‘革新路线’？我看他这是白日做梦罢了！”

阎锡山很尴尬，讷讷说：“不会，不会……”

“我同共产党打交道，还要讲个面子。和平谈判嘛，可以。但要‘对等的和平’和‘光荣的和平’，绝不要低三下四的和平。对共产党都这样，难道他李德邻比共产党还厉害？”

阎锡山道：“话是这样说，但李德邻到底不是共产党，今天的局面空前危急，如果闹僵，华中地区再一丢，这……总裁！小不忍则乱大谋，我看还是忍耐一点吧……”

“好吧！”蒋介石总算稍微冷静了一下些，觉得阎锡山的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先答应下来再说，“这样吧，辛苦阎长官再去桂林，对李德邻说，他的意思我知道了。对于他的一切要求，我全力支持，请他放心。你告诉李德邻，姓蒋的决不会捧他上台后再拆他的台，让天下人笑我。”

“我多跑一趟桂花林无所谓，可李德邻的意思是，”阎锡山吞吞吐吐道：“是不是，是不是请总裁给他一个正式的答复？”

蒋介石一声冷笑：“还要我正式答复？哼！归根结底，他到现在也仍然不相信我！”叹口气道，“好吧，那就让经国代我起草一个正式答复给他就是了！”

蒋经国起草的答复非常巧妙。答复信一开始，蒋介石就表明“本人无意复职”，“请李代总统立即往临广州，领导政府”。对李宗仁的6条意见，蒋介石的答复是：

一、总统职权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

二、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至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一切出纳收支皆依常规进行，财政部及中央银行部册具在，尽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无理干涉，妄支分文。

三、美援军械之存储及分配，为国防部之职责。引退之后，无权过问，部册罗列，亦可查核。至于枪械由台运回，此乃政府之权限，应由政府自行处理。

四、国家军队由国防部指挥调遣，凡违反命令者应受国法之惩处，皆为当然之事。

五、非常委员会之设立，为4月22日杭州会谈所决定。当时李代总统曾经参与，且共同商讨其大纲，迄未表示反对之意。今李既欲打销原议，可自请中常会复议。

六、若谓中正不复职即应出国，殊有重加商榷之必要。中正许身革命40余年，只要中国尚有一片自由之领土，不信中正竟无立足之地。在溪口，曾对礼卿兄言，前次他们要我下野，我自可下野，现在若复迫我出国亡命，我决不忍受此悲惨之境遇。今日所怀，仍复如此。且在过去，彼等主和，乃指我妨碍和平，要求下野。今日和谈失败，又加我以牵制政府之罪，强我出国。中正为一自由国民，不意国尚未亡，而置身无所，至于此极！中正自引退以来，政治责任已告解除，而对革命责任仍自觉其无可逃避；故德邻兄凡有垂询，无不竭诚以答。但绝不敢有任何逾越分际干涉政治之行动。

阎锡山明白这趟差使是两头不落好的事情，从上次去桂林时李宗仁的态度来看，他的6个条件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是决不会去广州的。而请不到李宗仁赴穗，就辜负了蒋介石对他的厚望，倘若两赴桂林皆无功而返，他在中常委面前也就把老脸丢光了。所以他当即表示：“我可以去，但我担心的是此行极有可能撕破总裁和德邻之间的最后一页历史。请总裁代为电达汉口白长官，务请白崇禧同时到桂林，以借重周旋。”

蒋介石点头应道：“行，我马上给白崇禧打电话。”

第二天（5月5日），阎锡山带着蒋介石的这个“答复”，飞到了广州。5月6日，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推阎锡山、朱家骅，陈济棠三人携带蒋的“答复”去桂林迎李宗仁去广州。

5月7日，阎锡山与朱家骅、陈济棠再飞桂林。

在飞机上，阎锡山仍然忧心忡忡地对朱家骅、陈济棠说：“李公得不到满意答复，决不会痛快到广州；请不到李公赴穗，就完不成蒋公的使命。两头不讨好呀！”

岂知到了桂林后，结果却完全出乎阎锡山的预料。

原来，先于阎锡山从汉口飞到桂林的白崇禧此时经过反复斟酌，已经改变了主意，力劝李宗仁“以去穗为好”，理由是“只有德公在，蒋介石便无东山再起的借口”。

白崇禧对李宗仁太了解不过，此话的确是一语破的，抓住了问题的核心。而蒋介石致李宗仁的信中，除了拒绝把已经运到台湾的黄金白银文物运回，其余条件其本答应。他还在信中承诺：“完全同意一切权力交出，5年之内，亦不复过问政治。”甚至前所未有地放低身段，以乞求的口吻希望李宗仁姑念此时此出境无颜面见“友邦人士”，望能准其居留台湾。

再加上阎锡山苦苦相劝：“德邻兄要求6件事，老蒋已允诺5件半。虽信中对兄有所责备，不过发点牢骚而已。老蒋毕竟是我们的党魁，发牢骚就让他发好了。对我们发点牢骚，比把话藏着掖着更让人放心。对兄的责骂，不免让你受到些委屈，望兄万不可耿耿于怀。”

此时手握重兵，对李宗仁影响最大的白崇禧也从旁相劝，李宗仁终于答应次日即往广州亲政。

阎锡山没想到事情竟然如此顺畅地得到了解决，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朱家骅与陈济棠也十分高兴，马上电报广州翘首以盼的何应钦：明日10时起飞，李代总统返穗，准备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