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此番来京，李宗仁让他住进了大汉奸周佛海的官邸。

周公馆位于颐园路6号，是一栋豪华的圆柱式3层楼房。此楼房四面有玻璃窗户，采光极好，四周环境主体为花园，围墙四隅有平房，有哨所。李宗仁赐予阎锡山占用后，阎才由以前来南京时临时下榻的慈恩寺办事处搬入。当时，在阎锡山身边的，有军事高参杨玉振、参事卢芷馥、刘兴斋，侍从长张逢吉、机要秘书原馥庭、侍从医官张增庆等人。另在山西省驻京办事处的，有阎锡山派驻南京的军事代表、太原绥署副主任杨爱源，处长方闻，第66师师长萧阴轩，第8集团军总部副参谋长高志海及挺进2纵队司令白映蟾等人。

阎锡山人在南京，心却仍念念不忘太原。到南京后即与杨爱源、杨玉振、此时任何应钦内阁军令部部长的徐永昌研究派飞机接阎慧卿来南京一事。电致太原“五人小组”，很快便到了梁化之和吴绍之共同联名的如下回电：“洪沟飞机场已被共军控制，飞机无法降落。慧卿是助产学校校长，又是妇女会理事，组织上又是基干，若让她离开，必然会影响军心士气”等等。

其实，阎锡山接阎慧卿到南京的电报，梁化之等一直瞒着阎慧卿，并未让她知道。而这位五妹子，心中还总是惦念着阎锡山登机前的允诺：“我一到南京，即来接你。”

阎锡山到南京后，除每天通过电报对太原“五人小组”进行遥控指挥外，首先叫留在南京的山西籍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到“行政院”“国防部”要粮、要饷，并要飞机空运到太原。

阎锡山通过无线电话与太原通话，不是说南京已答应派两个师增援太原，就是说英、美海军已决定参加南京保卫战和上海、武汉保卫战，还说陈纳德的飞虎队已组织起来，日内即飞太原解围等等，以此来为被困部属打气，以安定军心，鼓舞士气。

3月31日下午4时，李宗仁在南京“总统府”召开茶话会，招待留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外地驻守南京者，除白崇禧因是李宗仁智囊而留驻南京参会外，阎锡山既非李宗仁之亲近人物，又非留京人员，他的到会使到会者对其行踪议论颇多。难怪4月5日阎锡山给白崇禧打电话时，当阎锡山谎称山西形势还好，太原坚守万无一失时，白崇禧回说武汉平静无大战。而当白崇禧问阎锡山太原兵工厂是否继续生产时，阎锡山说继续生产炮弹，但经费奇缺，迫切需要100万银圆，求白崇禧设法接济，阎锡山可以炮弹供应白崇禧，白崇禧却回答说待向李代总统商量后再说。其实，白崇禧早已对阎锡山的信用发生了动摇。在白崇禧看来，山西处境不妙，太原、大同、榆林被围困，阎锡山只身逃来南京，索要百万元巨款很可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因而并未轻易答应。

4月11日晚上，李宗仁亲赴颐园路6号，交给阎锡山一封他致蒋介石的亲笔信，托阎锡山辛苦一趟，将此信送往奉化溪口。

阎锡山见李宗仁一副余怒未息的样子，忙问出了何事？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为何自己不能前去溪口与蒋面谈，而要他这个局外之人掺和进来。

李宗仁气冲冲说道：“老蒋最不可恕的干预，便是破坏了政府的江防计划。老蒋原非将才，东北及徐、蚌二役可说是他亲自指挥垮了的。当时我和白崇禧力争，徐蚌之战应本‘守江必先守淮’的传统原则作战，而蒋不听，硬要在徐州四战之地与共军作战，卒至一败涂地。此次守江，虽已属下策，但是我们究有强大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为共军所无，若善加利用，共军亦未必可以飞渡长江。无奈老蒋无意守江，却要守上海一座死城。执行他这错误战略的，便是他最宠信而实际上最脓包的汤恩伯。”

他们二人都和蒋介石打过仗，都是中国政坛上的人尖儿，都太懂政治，过去说到蒋介石时大抵心照不宣，点到即止，让对方自己去领会言外之意。而这次阎锡山发现不同了，李宗仁是声色俱厉，溢于言表，一副“深宫怨妇”的模样，分明受蒋的伤害太甚。

阎锡山拿出老大哥的样子，息事宁人地说：“坐下说，坐下说，以天下为己任者，须练就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的心胸气魄才行。”

李宗仁坐下，愤愤道出原委。

原来，两天前，国防部召开江防紧急会议，事前曾由该部作战厅厅长蔡文治中将拟就守江计划，开会时提出供讨论。此次会议由参谋总长顾祝同主持，出席者有各级将领蔡文治、汤恩伯等人。李宗仁与何应钦也应邀列席。

首先由蔡文治提出江防计划。大意是说，江防军主力应自南京向上下游延伸。因为这一段长江江面较狭，北岸支流甚多，共军所征集预备渡江的民船多藏于这些河湾之内。至于江阴以下之长江江面极阔，江北又无支流，共军不易偷渡，可以不必用重兵防守。此一方案，何应钦、顾祝同和李宗仁都认为十分妥洽。

但是汤恩伯却大不以为然，声言这方案大违总裁意旨。他因而另提一套方案，大体是把李宗仁江防军主力集中于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据点，集中防守。至于南京上下游，只留少数部队以为应付，简言之，便是守上海而不守长江与南京。

蔡文治认为这是自杀方案，在战略及战术上均属下策。无奈汤恩伯是掌有实权的江防总司令，他的防地上自湖口，下至上海，40余万大军都在他一人节制之下。汤恩伯坚持他的集中兵力坚守上海的计划，并说：“这是总裁的方案，李宗仁必须执行！”

蔡文治说：“就战略、战术来看，我想不论中外军事家都不会认为放弃长江而守上海是正确的。现在代总统、何院长、顾参谋总长都同意作战厅拿出的这一方案，为什么你独持异议？”

汤恩伯说：“我不管别人，总裁吩咐怎么做便怎么做！”

蔡文治说：“总裁已经下野了，你还拿大帽子来压人，违抗参谋总长的作战计划。如果敌人过了长江，你能守得住上海吗？”

汤恩伯此时恼羞成怒，完全失去常态，顿然在桌子上一拍，大声嘶吼道：“你蔡文治是什么东西？什么守江不守江，我枪毙你再说，我枪毙你再说！”说着，把面前的文件一推便冲出会场，扬长而去。

蔡文治气得发抖，一边把文件往公文包里收，一边脸红脖子粗地大骂：“他妈的，这还能干下去？这还能干下去？老子不干了，马上辞职，马上辞职！”

李宗仁望着何应钦、顾祝同二人，一声苦笑说：“何院长，顾老总，这局面如何收拾？”

何、顾二人也苦笑着说：“总裁不答应，谁能有什么办法，只有看着这江山垮呀！”

李宗仁当时便想汤恩伯只知道蒋先生，把他这代总统完全不放在眼里，简直不成体统。要阻止共军渡江，首先要把汤恩伯撤职，但是汤氏手握重兵，何应钦、顾祝同又不敢吭一声，李宗仁当然也无法撤换他，只好眼睁睁看着他胡来。

李宗仁对阎锡山说：“在如此严峻的情势下，我觉得老蒋如果继续在幕后牵制下去，就必然会同归于尽。如果我要挽回颓势，则必须请他马上放手。所以，我于昨夜写下一信，务必请你辛苦一趟，带往溪口与老蒋面商。”

阎锡山自然不愿意在此国事艰危之际看到党国高层如此对立，也乐意当一回和事佬，当即便答应去溪口跑一趟。他当仁不让地说：“德邻兄与老蒋的关系，谁出面调解都不合适，只有我去最恰当。”

李宗仁说：“我这封信，是我让程思远替我写的，可以视为我给老蒋的最后通牒。李宗仁抽出信，选紧要处念了起来，“眼下和谈正在进行，结果未可预卜，倘若和谈一旦破裂，战端重启，则宗仁断难肩此重任。宗仁愿隐身求去，以谢国人，未尽之意，托阎百川、居觉生（居正的字）两先生代为面达。”

阎锡山说：“你这不是逼老蒋彻底交权吗？”

李宗仁说：“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他再四处伸手，八方发令，把局面搞得一塌糊涂，我本人唯有立刻引退，以免贻误国家大事。”

李宗仁为角逐统治中国的最高权力，长期与蒋介石争斗厮杀，所以议论起蒋的为人，自是入骨三分。

余怒未息的李宗仁谈到当下一团糟糕的军事情况，甚至说了一句：“老蒋统兵、治政的本领均极低能，但使用权谋、运用诈术，实为天下第一。你不是他的对手，我更是自叹弗如！”

阎锡山抱怨说：“昨晚童贯贤（笔者注：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请我吃饭，听他说现在白崇禧和何应钦也闹翻了，还说根子在你身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一听这事，李宗仁更来气了，提高声调说：“我让何应钦撤了顾祝同和汤恩伯，马上把老蒋背着我运到台湾的黄金和武器装备运回大陆，交给政府使用，他一样也不敢做。我批评他这个行政院长为人太懦弱，只图当好好先生，不敢承担责任。他不服，反唇相讥说：‘你们不怕同蒋介石闹翻，我却不能这样做！’白崇禧骂他，是在替我打抱不平。”李宗仁叹了口气又说，“何应钦真像个童养媳，他在老蒋这个恶婆婆跟前，时刻胆战心惊，吓得发抖，不单白崇禧看不下去，黄旭初也公开批评他。”

阎锡山连连摇头：“共产党百万大军都压到长江边上了，你这个政府首脑还在和国民党党魁斗来斗去，这仗还怎么打？我看这南京城迟早也是保不住的。”

4月12日，刚从溪口回南京不久的阎锡山，再次飞往溪口拜望隐退在家“休息”的蒋介石。

浙江奉化溪口镇是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的故乡。蒋介石有很强的家乡观念，发迹后虽戎马倥偬，政务繁忙，但来家乡的次数依然很多。得意时回乡，荣宗耀祖；失意时回乡，谋划再起；生日回乡，名曰“避寿”；清明回乡，祭扫祖宗。正由于蒋介石频频回乡，所以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多曾来溪口“朝拜”。

而在此之前，阎锡山已经三次到过溪口。

阎锡山第一次到溪口是1937年4月中旬。4月14日，蒋介石的同父异母胞兄蒋介卿出殡。蒋介卿系在1936年12月中旬闻其胞弟在西安“遇难”受惊，心脏病发作而死。出殡时，蒋介石正好在溪口治疗“西安事变”中越墙逃跑留下的腰伤，遂亲自主持其兄丧事。这样，小小一个浙江省府委员的葬礼，惊动了国民党许多军政要员，纷纷南下，到溪口送殡，其中就有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控制山西军政大权的“阎老西儿”。

出殡前一天，溪口镇上车水马龙，蒋氏门前冠盖如云。蒋家账房唐瑞福负责签到。据他回忆，前来送殡的国民党要人有林森、居正、阎锡山、冯玉祥……他生前曾经对笔者描绘过接待这些要人的情况。他说：“有些人曾经看到过照片，一见面就被我猜到名字。林森长须飘胸，冯玉祥身材魁梧，阎锡山留有八字胡，他们身边都前呼后拥，目标特别明显。这些国民党大员大部分被安排在蒋介石兼任校长的武岭学校住宿，冯玉祥不喜合群。住在镇西头武岭公园里的中国旅行社内。”

阎锡山第二次到溪口是在12年后的1949年2月17日。

据蒋经国那天回忆记载：“2月17日，阎百川先生到溪口来，我奉令接他上妙高台过夜。他同父亲谈其今后党、政、军务改造的意见。”

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孙科，由于在“和谈”和“迁都”两个问题上和代总统李宗仁发生尖锐冲突，孙内阁改组势所必至。蒋经国的日记继续写道：“父亲当时的主张，李宗仁既有意调换孙院长哲生，与其另找人选，协调府院，倒不如釜底抽薪，由李宗仁自行决定其行政院院长的人选，使彼能完全肩负责任。此时李宗仁对于行政院院长的人选已属意于何敬之。”

1949年初的冬天，肯定是蒋介石心中最为寒冷的一个冬天。前线失利的消息如刺骨的北风阵阵袭来，国府内部对于战与和的意见不一，蒋介石被视为和谈的最大绊脚石，最终被有美国人撑要的李宗仁取而代之。

这段时间里蒋介石心情之恶劣，从侍卫官翁元的回忆中可以清楚看到。

我也是在溪口头一回领教老先生的脾气。

记得有一次，老先生住在坟庄（笔者注：蒋母墓庐），侍卫官和警卫主管睡在老先生房间外的一间小房间里，另外还有一个副官晚上紧挨着老先生的房门睡，以备蒋半夜里临时呼唤时，能够很快应答。

那天半夜，老先生睡到半夜，就被一种声音吵醒，辗转反侧，左翻右翻，老先生怎么都睡不着，一气之下，老先生冲出堂屋，原来是睡在门外的副官有夜睡磨牙的习惯，而另外一位侍卫官，则是一入睡就会打鼾。老先生不分青红皂白就开口咆哮：“你们这些混蛋全都给我滚蛋！吵死人了！”

从这天以后，只要是轮到这二位侍从人员值夜，就寝时，一定记得在自己的嘴巴里塞一条毛巾，不让自己的鼾声和磨牙声，再把情绪不佳的老先生，从睡梦中吵醒。(8)

因口音问题，蒋介石也常常为人误解，曾有一位打了败仗的高级将领官员来向蒋介石汇报时，因陈述过多，且不断为自己开脱责任，蒋介石气得拍桌怒喝：“强辩！娘西匹，强辩！”

蒋介石说的是带奉化口音的国语，“强辩”与“枪毙”同音。这人一下子吓得掉了魂，跪下大呼：‘校长饶命！校长饶命！’边呼，还边痛哭流涕。蒋介石瞠目结舌，大惑不解，待弄明白对方为何如此，不由哭笑不得，挥挥手，斥他去了。

第三次下野的蒋介石回到了家乡奉化溪口，或许此时，只有故乡的山水，能够给他带来些许温暖。

按照蒋经国在日记中的记述，蒋介石对于个人进退出处，其实早有打算。选择退的原因，是意在“打破半死不活之环境”“另起炉灶”。

南京总统府内，代总统的位置交给了李宗仁，但身在溪口的蒋介石，仍旧是国民党的总裁。在故乡游山玩水之时，蒋介石心中无时无刻不在为时局处境做着盘算。在正式下野前一刻，蒋介石将上海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白银抢运至台北、广州、厦门三地，又发布人事命令，以陈诚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张群出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提前做了一个全盘的布局。

3月20日左右，情况有变，李宗仁想让国民党元老、司法院长居正组阁。居正曾是蒋介石的老上司。1916年6月，国民党人在山东建立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居正为总司令，蒋介石在其手下任参谋长，时间不长，而且也混得不太得意，同年秋即回上海。蒋介石不愿提这段历史，在《武岭蒋氏宗谱》上对这件事是这样写的：“北上观察政局，秋回沪。”因此，蒋介石不愿让居正当上“行政院长”，特电滞留在上海的阎锡山来溪口密商对策。

于是，阎锡山便有了第三次溪口之行。

1987年12月14日，美洲《中报》报系集团董事长、中介通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傅朝枢先生前往溪口访问，谈到阎锡山第三次溪口之行的详细情况。

傅先生原籍江西，早年在上海读完大学，由其岳父（阎锡山留日同学）介绍，给阎锡山当侍从秘书。1949年随同阎锡山去台湾，后转入新闻界，曾任《台湾日报》董事长，离台后在香港地区、美国办《中报》及杂志。傅先生于1949年春随阎锡山来溪口。他回忆说：“1949年春，阎锡山停留上海，蒋介石从溪口打去电话，邀他速来溪口，有要事相商。阎锡山到溪口时，蒋介石执礼甚恭，亲到武岭门外迎接。阎锡山下车后，二人携手同行，径赴蒋氏故居丰镐房。步入院子，我们这些随员，包括蒋经国、俞济时、沈昌焕和我等，都被留在门外。阎蒋入室，先是抱头大哭，对眼前败局十分悲痛。然后二人密商要事。这件要事，当时阎锡山守口如瓶，只字未吐。直至到了台湾，在一次晚饭后洗脚时，阎锡山才把详情透露给我。核心内容原来是商量行政院长孙科下台的继承人选问题。阎锡山说，当时，蒋介石得悉李宗仁将拉居正出台，居正早年位在蒋介石之上，不好驾驭，就邀阎锡山密谋，阻止居正组阁。两人想出一条妙计，命陈立夫以头颅担保，贯彻执行。蒋介石对陈立夫说，如果居正当选行政院长，你拿脑袋来见我。”

结果居正果未入选，何应钦于3月24日继孙科出任行政院长。

傅先生跟随阎锡山多年，对阎锡山了解颇深。他说：“阎锡山工于心计，曾经向蒋介石献了很多计策，有的被采用了，有的未被采用。我第一次见他，他问我多大年纪，我回答23岁。他说，你在我身边当秘书，年纪太轻，难以服众。从今天起，你的年龄改成26岁。”

说到这里，傅先生拿出台湾身份证，说：“直到今天，我身份证上填的年龄仍然比实际大3岁，因为国民党是不允许随便更改年龄的。”

1949年4月6日，阎锡山从溪口回来后，在南京首都饭店接见十几位外国记者。记者招待会上，阎锡山集中谈了两点意见，一是主张备战谋和立足于战；二是警告美国政府尽快援助，以免错过时机。

阎锡山的记者招待会举行在他从溪口见蒋介石归来之后，事前显然得到蒋的授意，旨在代蒋介石发表“声明”。

4月1日下午3时，南京派出的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住在六国饭店。晚上6时，中共代表周恩来设便宴招待。在宴会上，周恩来告诉张治中等6名国民党的和谈代表，请他们转告李宗仁，不要再留恋蒋介石，蒋介石搞的是假和平，要团结一切力量向人民靠拢。周恩来保证，和谈期间解放军不过长江。和谈后，不管谈得成或谈不成，解放军肯定都是要过江的。

过了两天，毛泽东又见张治中，见面就说：“谢谢你1945年在重庆时给我的热情接待。”

1945年8月27日，张治中代表国民党当局去延安迎接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毛在重庆期间，张治中把他在上清寺的公馆桂园让给毛泽东办公住宿。周恩来出面请蒋介石派专机从延安接江青来重庆“治疗牙病”，也是张治中一手安排的，这也是江青首次以中共第一夫人的身份公开亮相。非但如此，周恩来还在张治中的寓所为毛、江二人补办了盛大的婚礼。正因为毛泽东在此入住，“双十协定”也在此签订，桂园现在也就成了与红岩村、周公馆、白公馆、渣滓洞齐名的一个红色传统教育基地。

然而，几经修改的“和平协定”最后修正稿，送到溪口蒋介石手中时，蒋介石拍桌大骂：“文白（张治中的字）无能，丧权辱国！”

据30年代曾任蒋介石侍从秘书的汪日章回忆说，蒋介石对阎锡山很讲究方式。一次，蒋介石叫汪日章送一份报告给阎锡山。这份报告是有人对阎锡山的工作提了一些建议，其中也有一些批评之辞。由于报告由汪日章转呈给蒋介石，所以汪日章了解具体内容，就提醒蒋介石是否把其中的批评文字删去，以免引起阎锡山的不快和误解。蒋介石笑笑说：“我已经把这些文字删去了。”即此一例，也可反映蒋阎锡山之间十分注意对方心态。

那一次来，蒋介石对急于返回太原指挥作战的阎锡山说：“太原是国家一隅。若国家不保，太原亦无法保存，希你多留南京，做团结工作。”

阎锡山回答说：“我长期待在山西，对中央太生疏。”

蒋介石说：“对中央生疏恰恰是你的优势，生疏才无成见，你的话，名方面均容易接受。”

这番对话之后，阎锡山明白他只能留下来了。而他此后在国民政府中将要扮演的角色，也在此时埋下了伏笔。

而眼下再次前来，已经是阎锡山的第四次溪口之行了。

阎锡山此番来溪口，蒋介石对他依然像上次一样热情备至。专机在宁波机场降落后，蒋经国已在机下迎接，随即转乘小车前往溪口。这次蒋介石住在溪口雪窦寺妙高台。车队到达庙门前，蒋介石早已恭候在门外，握着阎锡山的手，一同步入禅院之内。

妙高台又名晒经台，“妙高”是梵语“须弥”之意译。刘编《金山志》载：“妙高台在伽蓝殿后，宋元佑僧佛印凿崖为之，高逾十丈，上有阁，一称晒经台。”

奉化县志载：“妙高台位于浙江省奉化市(9)溪口飞雪亭西约500米，又名妙高峰、天柱峰。海拔396米。顶上有坪如台，名妙高台，约350平方米。东西南三面均是峭壁，云雾四合，如置仙境。云雾初开，凭栏四眺，爽风迎面，松涛盈耳，近峦远岗，仪态万千；台下亭下湖嵌镶群峰间，波光岚影，别有风情。宋代楼钥有《妙高峰》诗：‘一峰高出白云端，俯瞰东南千万山，试向岗头转圆石，不知何日到人间’。”

蒋介石直截了当地对阎锡山说：“我知道李德邻是让你来逼我出国的。前些时候张文白已经来谈过此事，我让他明确告诉李代总统，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海外就不行！下野后我是中华民国的一个普通国民，在中国的土地上哪里都可以居住的，何况是在我自己的家乡。”

他这几句话把阎锡山的嘴巴封得严严实实，只好把这问题搁在一边，先说别的话，不过既然已经来了，且先住下再慢慢谈吧。

两天时间里，这一对难兄难弟住在同一所禅院里，早晚起居都在一起，同宿同食，嘘寒问暖，颇有些同甘共苦、共度时艰的意味。

时移景迁，化敌为友在蒋阎二人身上得到了最好的验证。在政坛上同样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曾几何时，他们还是不共戴天，在战场上杀得你死我活的的仇敌。

白天蒋介石陪阎锡山游山逛水，其余时间就是谈话。上午谈，下午也谈，吃饭谈，游山也谈，晚上围炉也谈。这两天中，真是无话不谈。

当蒋介石问阎锡山对当前的和谈有何看法时，阎锡山说：“共产党开出的条件是难以接受的，即便接受了，以后也难以解决实质问题。李宗仁搞的和谈，我看是绝对不会成功的。”他还向蒋介石表示，和谈一旦破裂，他将拥戴蒋介石重新出山，力挽狂澜。

在此之后，阎锡山又两次飞往溪口与蒋介石密商国是。

(1) 摘引自《我在蒋介石身边的日子》，翁元口述，王丰笔录，中华书局，1994年版。

(2) 摘引自《艾奇逊回忆录》第13章。

(3) 摘引自《政坛回忆》，程思远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 张治中字文白。

(5) 孙科1891～1973，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字哲生。孙中山之子。曾任考试、行政、立法院院长等职。1949年去美国，以种菜为生。1964年由美国至台湾，任“总统府”高级咨议、“考试院院长”，但只是木雕泥塑偶像。1973年9月20日，孙科在台北逝世。举行葬礼时，蒋介石未参加，仅让宋美龄去露了一下面，亦算是对孙家的一个交代和礼遇。

(6) 摘引自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之《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牍社，1980年版。

(7) 摘引自《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

(8) 摘引自《我在蒋介石身边的日子》，翁元口述，王丰笔录，中华书局，1994年版。

(9) 1988年10月13日，奉化撤县设市，以原县行政境域为市行政境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