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遭到蒋介石和共产党重创的阎锡山，为了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势力，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了正与他的部下在战场上交手的日本人……双方的密使一来二去，阎、日之间很快便有了“默契”。

被日本人打得溃不成军，节节败退的过程中，阎锡山有过骑着毛驴撤退的经历，也曾在路经古战场时触景生情，赋诗抒怀：夜向吉县行，昕水百余经。行人身半湿，残冰伴稠星。

全面抗战爆发后，阎锡山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率先与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礼迎八路军入晋，他领导下的第二战区，成为当时四海皆知的“模范战区”。海外各地的爱国华人华侨、国内有志青年都积极投身于山西、参加共产党人薄一波带着“山西帽子”领导的“牺盟会”等抗战组织。他先后主持绥远抗战，组织大同战役、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太原会战，歼灭倭寇无数！即便进入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他也只是派人把阖家老幼送到四川成都躲避战火，自己则坚持留在临时大本营克难坡，与抗日官兵们共度危艰。

可就这样的时候，突然在背后狠狠捅了他一刀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蒋介石。

中原大战过后不久，阎锡山虽然和蒋介石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特别是两人的表面文章做得都还不错，使局外人感到他俩配合默契，已无隙可言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阎锡山公开打出拥蒋的旗号，而内心则视蒋为虎狼，时时警惕，处处设防，不敢有丝毫懈怠。

而蒋介石也的确视阎锡山为政治上的异己，总是处心积虑地想把他搞掉，使晋绥这一大片“阎氏独立王国”，真正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即使是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也没有忘记与阎锡山的较量。终于在1938年冬，蒋介石突然从背后向阎锡山狠狠地捅了一刀，成功地拉拢阎锡山手下的头号大将傅作义弃阎投蒋，使绥远省从此脱离了阎锡山的统治，缩小了阎氏的势力范围。

中原大战阎锡山大败后，通电下野，避居大连，阎锡山离晋前的两三天，特召集晋绥军所有军长以上主官会议，宣布徐永昌以晋绥警备总司令的名义，负责晋绥两省治安。

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帮了蒋介石的大忙，蒋介石遂委任他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将黄河以北军政事务统统交给张学良料理。张于是名正言顺地整编了阎锡山留下的晋绥军，最后确定将晋军步兵编为4个军：第32军，军长商震；第33军，军长徐永昌；第34军，军长杨爱源；第35军，军长傅作义。

同时任命商震兼任山西省主席，傅作义兼任绥远省主席。

阎锡山出走大连，受命主持晋绥两省治安的徐永昌面临着的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与商震、杨爱源两位阎锡山的心腹一样，他的工作做得也是十分到位，事无巨细，均以电话电报征询阎锡山意见。而相较之下，坐拥绥远的傅作义就显得差“差一些”——老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识忠臣”，失意下台之人，对这个问题尤其敏感。

“九一八”事变以后，阎锡山东山再起，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重新统治了晋绥两省。阎锡山认为让傅作义掌管绥远，总使他不太不放心。1936年，阎着手整编晋绥军，撤销了傅作义的第35军73师师长的兼职，由他的亲信刘奉滨出任师长。此外，为了削弱傅作义的实力，阎锡山把第35军72师留在了山西，并对该师师长李生达施以恩惠，让其俯首听命于自己，拒不接受傅作义的指挥。这样，傅作义名为第35军军长，实际他能够调动的军队仅仅只有孙兰峰的211旅和董其武的218旅。即便如此，阎锡山仍然认为傅作义掌控的兵权太大，又相继从211旅和218旅中各抽调一个团回山西，留给傅作义这个军长的不过是区区4个团的兵力。

以傅作义的聪明，他当然清楚阎锡山的良苦用心。可是，作为下属，他除了忍耐，别无他策。

1936年冬，绥东抗战即将开始，傅作义一再提出绥远无兵可用，难御强敌，要求阎锡山给予体谅和支持。鉴于情况紧急，阎锡山只得将调到山西的两个团归还建制，开回绥远。

绥东抗战取得胜利后，傅作义为阎锡山脸上贴了金，但阎锡山对傅作义的忌意却更大了。因此，将傅作义调到身边，以就近控制。待到全面抗战爆发，当日军从张家口长驱西侵，危及绥东时，傅作义一再请求回绥远指挥作战，保卫疆土，而阎锡山却总是冠冕堂皇地说：“多有倚重参赞戎机，留在身边可供随时咨询。”一边对傅曲言搪塞，另一面，他又派心腹赵承绶前往绥远，代理绥远省主席。其用意已十分明显，就是要取代傅作义在绥远的政权和军事指挥权。

次年秋，忻口战败，娘子关失守，日军进逼太原城。

关键时刻，傅作义挺身而出，愿守太原。

阎锡山大受感动，决定把73师和101师的建制划给傅作义的第35军。

可是，傅作义未能守住太原，这就惹怒了阎锡山，决定新账旧账一起算，为此阎锡山电请南京政府将傅作义撤职查办。他甚至还电告蒋介石，说傅作义驻防晋西北，与共产党、八路军打得火热，还说傅作义的第35军已经成了“七路半”，离八路军就差半步之遥了。

自来精明过人的阎锡山，万万没想到自己拱手送到蒋介石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938年冬天，蒋介石在陕西武功召开军事会议，傅作义应召出席。

会议期间，蒋介石对傅作义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在“御前独对”时不仅大加抚慰，而且封官许愿，提出第一要提拔重用他，第二要给他扩军编制，准备把他的第35军从第二战区划归到第8战区序列，移驻绥西的后套一带。

傅作义对阎锡山的所作所为，早有觉察，觉得长此以往，总有一天会栽在阎锡山手里，早就动了改换门庭的念头，此刻一听蒋介石的话，自然是感激不尽，对蒋说了许多感恩戴德的话。

如此重要的事情，蒋介石竟然根本不与阎锡山打招呼，当即下令任命傅作义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绥远省主席，还特批第35军除101师外，另外扩编新编第31师、新编第33师。

阎锡山得知这一消息，怒气攻心，当着高干们的面大骂傅作义背信弃义。骂傅之余，他更加痛恨的则是蒋介石，觉得蒋介石太狠毒了，玩了一个小花招，竟把他的一员大将，两师兵马，全部武器装备夺走了。更令他痛心疾首的是，经此变故，使他失去了一个省的地盘，从辛亥革命起，他就是晋绥两省的最高统治者，又是晋绥军的最高统帅。可从此以后，他就只能在山西一省发号施令了。

蒋介石的这一刀刚刚过去，元气刚得恢复，不料第二年，阎锡山又干了一桩抱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事。他于1939年利用蒋介石在全国发动第一次反共**的机会，在山西制造“十二月事变”，企图将对自己阳奉阴违，骨子里却只唯八路军总部和延安马首是瞻的山西新军（决死队等）、牺盟会以及所有进步组织、抗日民主政权消灭，然后再配合国民党中央军把八路军赶出他的势力范围，继续维持他在山西的独裁统治。阎锡山原想借口取消政委制，对新军中的共产党动手，但事与愿违。不料偷鸡不着反蚀米，薄一波等人先下手为强，把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的4个纵队中的阎系军官礼送出队，将队伍一呼隆带走，全部编入了八路军序列。在晋东南，晋城、高平、沁水、阳城、陵川、浮山等县陆续被蒋介石的中央军所控制。更为重要的是把整个晋西北丢了。他在全国失去了山西是“统战模范区”的美称，把为他增添无限抗日光彩的牺盟会、决死队、战动总会一手推到了对立面。他的嫡系部队61军、19军、独8旅，尤其是骑1军等部损兵折将，一蹶不振。第6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孟宪吉等战败后也先后弃官抛印改换门庭投靠了蒋介石，赵瑞、杨诚等被俘后摇身一变投敌当了汉奸。蒋介石不仅趁火打劫，还在粮饷、军火武器上卡他的脖子，一有机会就要派中央军进入他的防区兴风作浪，名为支持，实为蚕食。堂堂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所统辖的军队仅有几万人，能供其粮草钱财的县份也只有寥寥几县，而且大都是人烟稀少、地瘠民贫的山城小县。

接连遭到蒋介石和共产党重创的阎锡山，为了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势力，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了正与他的部下在战场上交手的日本人。而此时的日本已经与中国打了两年多，中国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取得了重创日军的不小胜利，使日军付出了官兵伤亡和经济上的重大代价。日本政府清楚对中国想速战速决已不可能，为了尽快结束这场战争，日本急切希望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对日妥协，甚至投降。与此同时，日本特务机关和已叛国投敌的汉奸想方设法拉拢他们认为可以同流合污的中国军政大员、地方实力派、失意政客，诱其叛国。他们认为此时的阎锡山已经让蒋介石和共产党弄得走投无路，正是引诱他上钩的最好机会。

双方的密使一来二去，阎、日之间很快便有了“默契”。

1940年11月里的一天，时在克难坡上的阎锡山把时任第7集团军总司令的赵承绶叫到他的办公室，对他耳提面命了一番。

阎锡山说：“目前咱们的处境很不好，蒋介石要借抗战的名义消灭咱们，不发给咱们足够的经费，也不给补充人员和武器，处处歧视咱们，事事和咱们为难。共产党对咱们更不好，到处打击咱们，八路军在山西各地有严密组织，把老百姓都拢过去了。如果日本人再打咱们，那就只有被消灭。咱自己的人也不稳定，宜生（指傅作义）已离开咱们，陈长捷也在动摇。青年干部“左倾”的都跑到延安去了，右倾的跑到蒋先生那里做官赚钱去了，胡宗南在西安就专门拉咱的干部。咱们如果想在中国求存在，非另找出路不可。存在就是真理，只要能存在住，以后怎么转变都可以。如果存在不住，还能谈到其他事业吗？抗战固然是好事，但又没有胜利把握，就是打胜了，没有咱们也不行。权衡情况，目前只有暂借日本人的力量，才能发展咱们自己，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也是咱们唯一的出路。日本人也想依靠咱们，前些时派来过一个人，在克难坡住了几天，我已叫迪吉跟他到太原，和象乾（苏体仁字）、西樵（梁上椿字）他们研究研究，看有没有机会和办法。现在他们接上头了，叫我派代表去太原。我认为现在公开派代表去太原，还不是时候，所以约定派人先在孝义白壁关村和他们会见。我想别人不可靠，你去最合适，你和西樵、象乾他们很熟，可以通过他们协助接头。”

阎锡山两眼看着赵承绶，好像等待他的回答，见赵承绶耷拉着脑袋没有说话，便接下去说：“你这次去，主要是商量四点，也就是四句话，即‘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前三句对日本人无害，他们也希望这样做，会同意。第四句可能有争执，一定要争取做到。如果内政不能自理，老百姓就不会相信咱们，不跟着咱们走，咱就不会有力量，那就谈不上和他们合作了。这四句话，前三句是咱迁就他们，后一句也要求他们迁就咱一点。如果要让咱像汪精卫那样，我是绝对不干的。”

接着又告诉赵承绶几点具体要求，要赵承绶迅速安排前往。

赵承绶虽然思想上很矛盾，但还是带上自己的参谋长续志仁，换上便衣，秘密地到了孝义县白壁关村。

第二天，汪精卫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任命的汉奸省长苏体仁与汉奸梁上椿陪同日军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少将到来，他们也都身着便服以遮人耳目。抗战以前，赵承绶与苏体仁、梁上椿都是阎锡山的部属，彼此相当熟悉。抗战以后，这还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见面。

苏体仁私下向赵承绶探询阎锡山的态度：“老总这次下决心真诚和日方合作呢，还是应付一下？如果只是应付，我好想应付的办法来配合老总。如果真诚合作，就认真安排。”

赵承绶按照出发前阎锡山和他谈话的大意，对苏做了说明，并向苏探询日本方面能不能拨给些粮款以及武器弹药等。

苏体仁说：“看情况，只要老总能早日通电脱离重庆，进驻太原和孝义，这些事是可能办到的。”

赵承绶又探询：“日方是否有合作诚意？”

苏体仁说：“日本人是想依靠老总的，华北方面的局面，只有老总才能撑起来。只要老总能回太原或者到北平去，华北方面就会稳定下来。问题就看老总怎样做了。”

赵承绶依照阎锡山事前嘱咐的话对苏说：“老总进驻孝义或太原，目前时机还不够成熟，条件也不够充分，得一步一步地来。”

赵承绶和楠山秀吉会了面。会谈时，赵承绶把阎锡山提出的“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理论，照阎锡山的嘱咐说了一番，又要求日方先给山西军队装备30个团，所有武器、弹药、服装、粮饷以及兵员，均由日方供给。

楠山口头上完全答应，并说：“只要阎阁下诚意合作，一切都好办。”但又说，“须待阎阁下回太原后，再商议决定。”

会谈结束后，楠山和苏体仁等马上离开，赵承绶也立即返回克难坡向阎锡山做了交代。

紧接着，日军便主动把孝义县属的兑九峪、胡家窑、高阳镇等据点，让给阎锡山，由阎锡山的骑兵军派部队驻防。从此，阎、日间的接触更加频繁。

1941年3月，阎锡山再次派赵承绶到孝义白壁关和日方举行第二次会谈。这次赵承绶带有骑兵军军长温怀光和续志仁，而日方则只派出了专门负责与阎锡山联系的一个叫宫内的中佐。

温怀光参加这次会谈，是阎锡山特别指定的。

日本人派宫内参加会谈，一面是代表山西派遣军，但主要是为了解决驻汾阳的若松旅团和阎锡山骑兵军的所谓协作问题。由于事前早已谈妥，所以会谈时间不长，也没有什么仪式，双方发表意见后，迅即达成口头协议。大意如下：

一、日、阎双方必须消除敌对行为，互相提携，共同防共。前线部队彼此友好往来，互派人员联络，不得发生冲突。

二、离石——军渡（黄河东岸）公路以北地区，对共军之进剿，由日军负责；离军公路以南，汾阳、孝义以西地区，由阎军负责。必要时，双方可以实行“会剿”。

赵承绶要求日方把孝义城让出，宫内表示自己同意，并答应向太原军部请示后再作最后决定。

宫内要求温怀光派高级军官到汾阳城内和日军“联欢”，并且说：“欢迎温阁下亲自带队来。”

赵承绶和温怀光都表示：“如时机成熟，可以去汾阳。”

1941年6月间，日军果然把孝义城让给温怀光的骑兵军。

这时，阎锡山生怕温怀光应付不了局面，要赵承绶把第7集团军总司令部也由隰县移驻孝义城，赵承绶也到孝义城指挥一切。

阎锡山对赵承绶说：“这次对方把孝义让给咱，共产党可以直接打咱们了。他们为了师出有名，肯定会大力宣传咱和日本人妥协、投降，对咱很不利。但这个县可以征到不少粮食，一县可抵晋西四五个县，还可以伸展到平遥、介休边上，这又对咱非常有利。温军长很难应付这个局面，你到孝义去，一定要督促温军长赶快先把孝义城郊防御工事修好，立于不败之地。外围阵地，一定要在八路军炮火打不到城墙的距离以外，选择地形修筑。你去后要赶快征粮，征得越多越好。”

两个月后，阎锡山给赵承绶拍来电报，说与日方交涉已办妥，对方要求派一能代表他的人到汾阳签字，阎锡山让赵承绶代表他前往。

8月11日，赵承绶带上温怀光、续志仁、齐骏鸣（骑兵军参谋长）、赵瑞（骑1师师长）、刘迪吉（阎锡山的心腹，负责与日方沟通的密使）、白太冲（曾在阎锡山手下任过区长，后降日，为日军策反阎不遗余力），由孝义城出发，故意放风到前线侦察地形，骑马向孝义、汾阳两县城中间的田屯镇驰去。

在距离田屯镇不远时，一行人钻进路旁的高粱地里，脱下军装，换上事先准备好的长衫马褂。刘迪吉、白太冲先进入田屯镇内，赵承绶几个高级将领也随后跟进。日方派两个校级参谋到村外迎接，白太冲一一做了介绍，匆匆进入村中，分乘日方备好的汽车，驶入汾阳城，住在日本旅馆。

苏体仁、梁上椿前一日已从太原赶来，在旅馆候迎。

晚上，赵承绶和苏、梁商谈签字问题，这两个大汉奸十分高兴，还一再给赵承绶打气。

赵承绶问他们：“日本人能不能在签字后立即拨给武器、弹药、粮食和款项？”

二人异口同声回答：“当尽力而为，务必设法早日办到，希望老总也能早日通电。”

苏体仁还说日方希望赵承绶和温怀光在签字仪式上穿国民党正规军服、佩带军衔，以示郑重。

赵承绶推托说：“国民党那些东西在抗战一开始就丢光了，现在哪里去找得到？如果一定要我们穿军装，那就只能穿现有的晋绥军的灰布军装出席。”

由此，赵承绶联想到日本人可能要在仪式中照相、拍电影，将来做宣传材料。因此，要求苏、梁两人向日方说明，请不要在仪式进行中拍照、拍电影。苏、梁答应回去即向日方转达。

从苏、梁口中得知，日本方面十分重视这次签字仪式，特派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田边盛武中将前来主持。同来的还有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少将等人，都住在若松旅团司令部。

1941年8月12日上午9时，赵承绶和温怀光两人身着晋绥军的灰布军服，续志仁、齐骏鸣、赵瑞等着便衣偕同苏体仁、梁上椿，由日方茂川、土田两个佐级参谋接至汾阳县城的日军若松旅团司令部，和田边盛武、楠山秀吉、若松等正式会见。

上午10时，阎、日汾阳协定签字仪式开始。会场上悬有日本的太阳旗和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会场是日方布置的，事前赵承绶等啥也不知道，任由对方摆布。

田边、楠山、若松、宫内以及土田、茂川等人，均身着日本军服，全佩军衔，腰挎军刀，着白手套，首先进入会场，端坐在上首正面，昂首挺胸，板着面孔，摆出一副战胜者的姿态。赵承绶和温怀光、续志仁、齐骏鸣、赵瑞、刘迪吉、白太冲以及苏体仁、梁上椿进入会场时，日酋等坐在那里，动也未动，由其参谋人员按指定座位引导入座。日本随军记者多人，马上开始拍照片、电影，还准备有录音机。

赵承绶一见着急得不行，赶紧以目示意苏体仁、梁上椿，要他们劝阻，这两个汉奸却只向他微笑着摇摇头。赵承绶无法可施，只好任其拍照。

仪式开始，田边盛武首先拿出侵华头子冈村宁次的指派书，赵承绶也拿出阎锡山的指派书，两方互相交换。田边盛武看见赵承绶的指派书仅寥寥十几个字，摇着头看看赵承绶，表示不满，赵承绶也不加解释。日方无法，只好按预订程序继续进行。田边和赵承绶分别在用中、日文打印好的所谓“停战协定书”上签了字。赵承绶签的是阎锡山的名字，盖上阎锡山的印章，另在下边签上“赵承绶代”字样。

仪式完成，日酋起立和赵承绶握手，说了几句客气话，还碰杯喝了一口香槟酒，才分别退出会场。

回到旅馆，赵承绶十分懊丧。首先，日方以战胜者自居的高傲态度，使他感到受到极大侮辱。赵承绶是个一向高傲自居、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惯了的人，今天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的最大侮辱，心里自然十分不痛快。第二，明知道这是一个卖国条约，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上面，虽然用了一个“代”字，良心上仍然自责，无以**。第三，日方大拍照片和电影，必然要大肆宣传一番，马上就会臭名远扬，千古骂名也从此落下，今后有何面目见人。可是，当他和苏体仁、梁上椿谈到不该拍照时，这两个死心塌地地大汉奸还和他开玩笑，说什么：“我们的照片比你的多得多了，吃猪肉还怕腥吗？”

真是无耻至极！

这个卖国的《日本军与晋绥军基本协定》内容很具体，日方为了收买阎锡山，把他提出的所谓“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几句话作为“原则”，放在“前言”当中，并决定“阎、日双方彻底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亲善友好，共同提携，实现东亚共荣”。其具体条款如下：

一、日方实行条款如下：

1．日方给予阎方步枪5万支，轻机枪5000挺，重机枪500挺，并配给一个动员额的子弹；

2．日方给予阎方军费（国币）2000万元，另给阎本人机密费700万元；

3．日方供给阎方军队给养及一部装备；

4．日方先拨给阎方能新成立50个团的壮丁及全部武器、装备，尔后根据形势发展，再继续拨给50个团的壮丁和武器、装备，以充实阎方力量；

5．日方将雁门关以南全部山西地区的政权让渡阎方，由阎方陆续派人接管，初步接管晋中各县及晋南临汾等县，再逐渐接管其他各县；

6．日方将山西境内同蒲（宁武以北除外）、正太（娘子关以西）两铁路管理权让给阎方（这一条因有争执，后来日方答应“共管”）。

二、阎方实行条款如下：

1．本人即刻通电，表明脱离重庆政府，发表“独立宣言”；

2．本人第一步先进驻孝义，待日方将晋中各县政权交让后，进驻太原，接管雁门关以南政权，扩充力量，再进驻北平，和“南京政府”“合作”，或担任“南京政府”副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3．尔后根据形势发展和需要，阎可以组织“华北国”；

4．阎方营以上部队，必须聘请日本人担任顾问及指导官；

5．阎方将通往陕西的黄河渡口小船窝（吉县境内）让给日军驻守。

除书面协定外，还有口头协议，阎方先在汾阳县城设立办事处，其办事处人员由日方发给特别通行证，可以通过孝义、汾阳间日军哨所，以便经常联系。

举行“签字仪式”的当天晚上，田边和楠山，在赵承绶等人住的那个日本旅馆举行宴会，双方参加“签字仪式”人员和苏体仁、梁上椿都参加。日方一变其在“签字仪式”时的高傲态度，极力表示和赵承绶等阎方人员“亲近”，并赠送伪联币25万元、法币75万元及布匹等给赵承绶一行。

赵承绶这次在汾阳共住了三天，由日方派汽车送至田屯镇，又骑马回到孝义，随即去克难坡向阎锡山亲自报告。

阎锡山听了报告后，点头表示满意之外，察觉到赵的情绪有点懊丧，鼓励赵锡山要“忍辱负重”，还说：“日本人就是这样，办公事时候，态度总是严肃认真，私人接触，又显得十分和蔼、客气。”

阎锡山要赵承绶赶快回孝义，尽快先成立汾阳办事处，人选由赵决定，必须按照协定条款先向日方催要东西，特别是先要武器。阎锡山还说，“要想办法成立太原办事处，以便办理履行细则。”

赵锡山回孝义后，即派第7集团军总司令部中校参谋杨向山和白太冲到汾阳筹备，正式成立办事处。此后，日方曾先后给过阎锡山步枪1000支，由骑1军派车于夜间从汾阳拉回，补充各师团。另外还给过一部分粮食，主要是高粱，用民间大车拉到兑九峪等地。

这时，日、美和谈之说，正哄传一时。阎锡山认为日、美必然会和，罗斯福可能牺牲中国，迁就日本，蒋介石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先和日本妥协。阎锡山的高级幕僚大都附和他的这个说法，只有孙楚一人认为日、美必战，日本必败。阎锡山根本不理睬孙楚的意见，深恐美、日妥协，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再扩张后抛弃掉他。因此，更积极与日方加强勾结。但另一方面，他又怕一下子拿捏不稳，所以也不得不观望一下，看看日、美和谈的结果如何，再作下一步打算。

到了1941年10月，阎、日双方又在太原举行了为充实“汾阳协定”中有关“防共协定实施细则”的谈判。10月初，赵承绶、续志仁到太原，在东典膳所一号成立办事处。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岩松义雄与赵承绶正式会见。继而由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与赵承绶会谈，并于10月中旬签订了《防共协定实施细则》。其主要内容为：

1．日方分批拨给阎锡山壮丁5万名（由原先承认的10万减至5万），步枪10万支，适当配备训练人员及弹药。

2．日方第一批拨给阎锡山步枪2万支。阎锡山收到后由吉县移驻隰县。

3．日方第二批拨给阎锡山步枪3万支。阎锡山收到后由隰县移驻孝义。

4．日方第三批拨给阎锡山步枪3万支。阎锡山收到后，通电反蒋，由孝义移驻太原，将吉县小船窝渡口移交日军进驻，阎军由晋西向南同蒲沿线移动。

5．其余步枪2万支，按需要由日方一次拨给之。

6．双方进行物资交换。

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调往南洋作战，遗缺以日本贵族出身的花谷正少将继任。这个花谷正更是时刻以战胜者自居，趾高气扬，盛气凌人。

花谷正一再表示：“阎锡山要想从日本军手里得到‘汾阳协定’中规定的东西，必须先通电脱离重庆，才能办到。”

这时，赵承绶在太原已经住了3个多月，看到不会有什么结果，又憎厌花谷正那种凶神恶煞，居高临下的样子，就想早离开太原，经阎锡山复电同意，决定先回克难坡向阎锡山当面报告。

赵承绶正准备离开太原的前几天，侵华日军头子冈村宁次认为事态发展太慢，专由南京飞太原亲自布置。冈村宁次到太原的当日，日方即通知赵承绶去会见。

赵锡山由给他临时做翻译的杨宗藩（苏体仁的女婿）陪同，到东华门19号日军司令部见了冈村。

冈村说：“请你赶快告知阎先生，我们日本方面，是要和能代表中国人的人合作。阎先生是华北老将，我们考虑再三，最好和阎先生合作。阎先生是辛亥革命以后在华北的第一个人物，华北人很拥护他，我们既决定和他合作，就一定支持他。我是代表日本政府的，我答应的事，决不会有问题。我们既能把华北交给阎先生，就要让他有力量能维持华北治安。请阎先生放心，不要先斤斤计较一枪一炮。我们和阎先生合作，对阎先生有好处。阎先生留学日本时，我们就认识。现在时机对阎先生有利，请你转达我的意思，万勿失去机会。并请代向阎先生致意。”

赵承绶答应：“我不久就回晋西去，一定把你的意思转报。”

回到驻所，赵承绶立即把这一情况详细电告阎锡山，马上得到回电：“他不放心，咱可是有诚意，应赶快履行‘汾阳协定’条款，拨给人、枪。咱必须尽快武装起力量，才能拿起华北；没有力量，连山西也拿不起，哪谈得上拿起华北。向他直接交涉，可能得到解决，努力为之。”

当晚，冈村宁次在东华门19号举行宴会，邀赵承绶参加，一再表示“希望和阎先生真诚合作”，还送给阎锡山高级将校呢衣料一件，西服衣料几件，要赵承绶转给阎锡山。冈村虽然极力对赵承绶表示“客气”和“诚意”，但赵承绶通过在太原3个多月的观察，知道日方玩的是什么把戏。而且阎锡山的复电还和往常一样先要东西，冈村宁次则是希望阎锡山先投降，双方条件仍有差距，一时不会谈成。赵承绶没有把和阎锡山往返电报的内容告诉冈村，仍然说“回晋西去一定把贵方意见详细转报，请放心”。

第二天，冈村宁次就匆匆飞走。赵承绶、苏体仁哪里知道，冈村宁次这次到太原，确是专为早日促成阎、日“合作”，主要原因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调到南洋去的较多，在华兵力不敷分配，急于想把阎锡山完全控制在手中。

几天以后，赵承绶离开太原，回到阎锡山在晋西的根据地——克难坡，“太原办事处”则交给梁延武、曲宪南负责。

赵承绶解放后在回忆录中说道：

我在太原住了3个多月，除了和日本人联系以外，从未和没关系的人来往，更不轻易到其他地方去。连住在太原的老岳母，也没看过一次。怕的是泄露出去，遭人唾骂，更怕八路军地下人员探知情况。想洗个澡，也是在夜间坐上汽车到苏体仁家里去洗。有一次要看牙病，镶牙，也只好趁夜间秘密到日本牙医那里就诊。做这种见不得天日的事，只有像鬼一样的活动。做汉奸的滋味，我算尝到了。(1)

太平洋战争一爆发，阎锡山就采取了观望态度，也不急着和日本人联系了。而这时候的日本从侵华部队中抽调大批兵力到南洋去作战，急切要求有个更有力的汉奸替他们统治华北，防止真正抗日的八路军乘机反击，收复失地。因此，急于要阎锡山就范，威胁、利诱兼施，压迫阎锡山早日上钩。日本一面于1942年4月间派梁上椿到克难坡，向阎锡山送“觉书”，促阎锡山早日表明对“汾阳协定”的态度；一面派飞机轰炸克难坡，并以较多的飞机轰炸阎锡山在黄河渡口小船窝附近修建的钢丝木板桥。二十几架飞机，三次投弹百余枚，只炸毁两股钢丝绳。阎锡山则是一面向其部下宣扬，要准备进行“大保卫战”，坚决保卫抗战根据地，以虚张声势；一面又要派赵承绶再次到太原去再和日方商谈。

阎承绶对赵说：“延武应付不了局面，你再去一次，看看情形究竟如何。”

为了能快点到达太原，赵承绶带上续志仁，从乡宁县骑马先到日军占领的河津城，又坐军用小飞机到太原，仍住新民街12号办事处。次日会见花谷正，他气势汹汹地说：“你来了，好！你能代表阎锡山吗？我看你代表不了他。阎锡山诡诈多端，把中国人骗遍了，还想骗我们日本人吗？我看你还是回去的好，叫阎锡山亲自来吧，我们非和他亲自谈不可。”

无论赵承绶怎样替阎锡山解释暂时不能来太原的理由，花谷正也毫不理睬，要赵承绶马上回去转告阎锡山，他必须尽快与阎见面。

花谷正的态度如此强硬，让赵承绶一时没了主意，一面急电阎锡山，一面向苏体仁探询究竟。

苏体仁对他说：“日本人确实急迫想要和老总合作，还是要老总先表示态度。日本人决不肯先拿出东西来，他们实际也没有那么多东西，要求一下子拨付，恐有困难。”

赵承绶摸到一点底，加上花谷正那种态度，也就不想在太原多待下去，赶紧回到克难坡向阎锡山交代。

阎锡山听完以后不以为然地说：“他们不要你当代表，你就回来好了。”接着又说，“日本人什么也不给咱，想叫咱脱离抗战，这可不行。你想，咱到太原去，什么也没有，他们再把力量撤到太平洋去，叫共产党直接打咱，咱力量不够，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咱可不能这么干。”

对日方要求和他见面一事，没做任何表示。

日方见阎锡山对亲自会谈无甚表示，就继续通过苏体仁、梁上椿胁迫阎锡山，声言要用重兵进攻晋西。又经梁延武、刘迪吉往返磋商，最后阎锡山同意亲自出马和日方会谈。但又考虑到自己不能去太原或汾阳，叫日本人到晋西来，又怕风声太大，不敢公开这样做。最后选定在山西省吉县南几十里的一个山村，举行会谈，日方同意了这个地点。

这个村庄距阎、日双方防线各30华里，这个村子原来有个名，可阎锡山十分迷信，认为这次与日方会面，很危险，把这个村改名为“安平”，又在“吉县”境内，是个“吉庆平安”之兆。

阎锡山从克难坡到吉县城后，特意召集了一次高级军事会议，扬言要进行“大保卫战”，还下达了“谁后退就军法从事”的命令。其实，他到吉县城来，是专门为了准备“安平会议”。军事会议一结束，他就在下榻处接待了秘密从太原到吉县的苏体仁、梁上椿，密商与日方见面的事。

安平村庄的居民，几天以前就被阎锡山派军队扬言要在这里“打大仗”，胁迫全部迁离了。

1942年5月6日，天还没亮，阎锡山率领我和王靖国、吴绍之（阎锡山的秘书长）、杨贞吉（阎锡山的一个特务头子，敌工团总书记）、苏体仁、梁上椿等人，由其警卫总队保护，由吉县出发，前往安平村。

到安平村后，阎锡山在为他布置好的房子里休息。

不久，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官岩松义雄、参谋长花谷正、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十三、驻临汾的清水师团长清水中将、特务头子林龟喜和高级参谋人员到来，也是先到准备好的休息室休息。旋由苏体仁、梁上椿陪同阎锡山到日方休息室会见，苏体仁一一做了介绍，阎锡山和日酋分别握手，岩松义雄立即送给阎锡山一份“白皮书”，日方随军记者纷纷拍照。

阎锡山事前最怕这一手，曾再三打招呼不允许拍照片和电影，但事到其间，只得任人摆弄。

接着，举行正式会谈，双方进入会场，日方坐在一边，一字排列，岩松坐在中间；阎锡山进入会场，面对岩松入座，赵承绶，王靖国、吴绍之和苏体仁、梁上椿分别在阎锡山左右侧，杨贞吉没有参加。这时，日方照相机、电影机、录音机一齐开动，阎锡山除了苦笑，无可奈何。

会议开始，阎锡山首先发言，大讲其所谓“相需”的谬论，大意是“亚洲同盟是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亚洲人愿意推日本做‘盟主’，我本人也拥护日本做‘盟主’，但日本人必须领导亚洲人做愿意做的事情，才能当好这个‘盟主’。中、日合作是互相需要，要本着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原则办事，尤其是内政自理更要紧，否则中国人民就会对合作有考虑。请日方表明对中国究竟将采取什么方针”等等。阎锡山每讲一段，由苏体仁的女婿杨宗藩翻译一段，占的时间很长。

日本人听得不耐烦起来，花谷正说，“我们是来开会，不是来听讲演。”岩松义雄不等阎锡山把话全说完，就接过去发言，大肆宣扬一番日本在太平洋方面的胜利，促阎锡山立即“觉悟”，早日通电履行“汾阳协定”条款，希望阎锡山认清当前形势，相信“大东亚圣战”有必胜把握，要阎锡山立刻脱离重庆政府，参加“大东亚共荣圈”，勿再犹疑。并表示如果阎锡山马上表示态度，可立刻交付现款300万元，步枪1000支。至于“汾阳协定”里所答应的一切，可以陆续交付等等。

岩松的发言，由日本人大岛翻译。岩松的态度虽不那样气势汹汹，但也盛气逼人，完全是战胜者口吻。我偷眼看看阎锡山的神情，他还是那副老相，无甚表情。他早已料到日方会让他马上表示态度，立刻就说：“凡事都要有个准备，现在一切还没准备妥当，通电还需要相当时日。最要紧的是力量，如果日方能把‘汾阳协定’中答应的东西先行交付，装备起力量来，能对付了共产党的攻击，就可以推进到孝义去。”

花谷正听到这里，极不耐烦，蓦地站起来说：“珍珠港一战，美国被日本一下子打垮，蒋介石更不在话下，阎阁下和日本合作，对你自己有利，也正是时候，观望没有什么好处，最好马上跟我们回太原去。”花谷正说话时，气势更凶，口说手比，旁若无人，弄得阎锡山十分难堪。

我再偷眼看看他的神情，这下子有点慌神，眉头皱起来了。这时气氛十分紧张，会议很难继续下去。苏体仁建议“暂时休会”，双方各暂回休息室休息。

这时，杨贞吉得到报告，发现在日本人来的路上，有许多骡马向安平村前进。杨认为是日本人开来炮兵，立刻把这一情况向阎锡山报告。

阎锡山搓手摇头，十分惊惶。正在着急，他的警卫总队长雷仰汤报告说：“赶快走吧，这房子后边有一条小道可以出去。”

阎锡山边点头边站起来，雷仰汤和阎锡山的侍从立刻扶着他由小道逃走。

继续开会的时间到了，日方进入会场，却等不来阎锡山。我假意去催，回来说“长官已经走了（其实我早已知走了）”。

日方十分气愤，岩松对我说：“你们阎长官太无理了，我们会给他惩罚的。”接着宣告中止会谈。

日方立刻要动身，我和苏体仁、梁上椿又送到村口，岩松又改变了态度，比较和蔼地对我说：“今天会谈不成，以后有机会再谈。我们对阎长官绝无恶意，请你告阎长官放心好了。”接着，收拾会场。这时我才看到来的骡马，驮的是一些步枪和木箱（事后知道是几百万伪钞）。送走日方，我和苏体仁、梁上椿也返回吉县。

我把岩松义雄的话告诉给阎锡山，他没甚表示。

几天以后，苏体仁、梁上椿又回太原去了。苏体仁曾对我说：“这一下恐怕事情难办了。”

“安平会议”以后，日本人把阎锡山和岩松义雄握手的照片印成传单，用飞机在西安等地散发。阎锡山驻西安的办事处处长黄胪初把捡到的传单寄给阎锡山。阎锡山在克难坡每天早上举行的朝会上，公开向他的部下否认这件事。但后来（时间记不确）有一个“中外记者考察团”到克难坡向阎锡山提出这个问题时，阎锡山无法抵赖，只好承认和日本人见过面，但矢口否认和日方有勾结，更不承认通敌叛国的账。

日军为了“惩罚”阎锡山在“安平会议”中逃跑，趁阎部34军在汾南地区抢征夏粮时，由临汾的清水师团调集兵力，向该军全面进攻，34军军长王乾元受伤，45师师长王凤山阵亡，部队纷纷溃逃汾北山区。日军仍扬言要进攻吉县，阎锡山更慌了手脚，连忙写信给岩松义雄，说什么“希望你们不要把同情你们的人当作敌人”，日军这才停止进攻，但不久又在孝义地区围攻骑兵军的“征粮”部队，骑1师师长赵瑞、骑4师师长杨诚同时投敌。(2)

阎锡山在日军大举侵华并占领大片国土、无数同胞惨遭屠杀、各族人民正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国难当头之际，身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军政大员，虽然一方面领导战区军民坚持抗战，打了大同、忻口、平型关、娘子关、太原等一系列虽败犹荣，可歌可泣的战役，但另一方面，为了保存实力，保住“山西王”的地位，阎锡山又暗中与日伪军朋比为奸、认敌为友，倒行逆施。尽管他并没有像汪精卫那样公开投敌，但阎锡山与日军达成的“汾阳协定”本身和对部分“协定”的执行，已给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完全丧失了国家尊严和民族气节。

在中国共产党严肃忠告、部属极力反对和蒋介石的牵制下，阎锡山最终未敢降日。

对阎锡山长期与日寇、汉奸来往、进行密谈、签订“协定”等洽降活动，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多次对他提出正面忠告。受中共中央之命专门做山西省上层统战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樊耕农等也做了大量工作。

杜任之在《我所了解的赵戴文老先生》一文中说：“早在1941年6月，阎锡山就与日酋岩松义雄信使往，暗中磋商，拟定条款，准备投降日本了。当时党中央指示我们地下特别小组说：‘阎锡山是个军人，他要公开投降日本，会比汪精卫等人有更大的危害，我们必须坚决拖住他，不许他公开投敌。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必须坚决完成。’我首先去找阎锡山的谋臣策士、山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二战区政治部主任赵戴文说：‘抗战开始，你曾经公开表示不做亡国奴，坚决死守太原，与城共存亡。那时，你名声显赫。现在会长要回太原，也就是要去当汉奸。这样，他就会遗臭万年。你是不是同他一起回太原？’赵戴文立即说：‘我是有民族气节的人。我绝对不回太原当汉奸！要回，他回去，我的坟墓就在黄河边。’”

杜任之说：“这当然很好！你决心不回太原，很有中华民族的气节；他回太原当了汉奸，就成了民族的罪人。你和他共事多年，就忍心看他陷入罪恶的深渊吗？你得想办法拉他一把，不要叫他走那条路。”

杜任之还对赵戴文说：“你还是把干部们的思想情况向阎老总说说，大家都不同意他这样干。别看有些军政人员现在跟他磕头盟誓。要真回太原，保管落个君不君，臣不臣，众叛亲离。”

杜任之等人还以各政治团体的名义，用不同笔迹写了多封警告信投入“密报箱。”这些警告信阎锡山都要“亲阅”，因此，这给他增加了很大压力。

阎、日妥协消息逐渐透露后，阎锡山内部哗然。一些高级干部纷纷请赵戴文代表大家向阎锡山询问究竟。赵戴文向阎锡山陈述了一般舆论，并坚决表示个人不赞同的意见。阎长时不语。

赵戴文说：“今日一打失败，仍是成功。不成功退往河西，也是成功。要回太原当下流汉奸，你如何吃得下？”

阎锡山问：“你的意见如何？”

赵戴文说：“我也反对。”

阎锡山动了气说：“我如果投降，你怎么办？”

赵戴文说：“我一定跳黄河而死，决不跟你再回太原！”

内部舆论，特别是赵戴文这样一些高级官员的态度，使阎锡山不得不认真考虑，如一意孤行，将使自己陷入众叛亲离的绝境。

阎锡山与日寇的密谈也引起重庆蒋介石方面的警惕和关注。蒋介石曾派军令部长徐永昌、诠叙部长贾景德到山西会见阎锡山。阎锡山强调“二战区的环境恶劣，补给困难。”蒋介石答应清理欠饷，增加军费，兵源、物资都可酌情予以补充。但要召回与日本的谈判人员，停止对日谈判。阎锡山对蒋介石的意见阳奉阴违，一方面电召赵承绶返回克难坡，一方面又将梁延武等人留在太原，继续与日军保持接触讨价还价。但为了保持与重庆政府的关系，阎锡山也不得不有所顾忌，不敢贸然投入侵略者的怀抱。

(1) 摘引自《中华文史资料文库》之五，赵承绶撰：《我参预阎锡山勾结日本活动的情況》。

(2) 摘引自《中华文史资料文库》之五，赵承绶撰：《我参预阎锡山勾结日本活动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