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一点也没有凯旋的大将军理当有的威风。他此时的打扮与他在克难坡时绝无二致，看上去就像个上了年纪的步兵伙夫头，身穿普通士兵的土灰布军衣，脚蹬布鞋，身上没有佩带任何表明军阶的标志。

1945年夏天，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已经结束，日本在中国战场也处于苦撑阶段，眼看就要支撑不下去了。阎锡山此刻最担心的已经不是日本人，而是已经在战火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八路军。于是，他瞅准时机，动了勾结日寇，夺取抗战胜利果实的念头。而此时的日本为了避免投降后受同盟国对它的束缚，也急欲利用中国封建军阀，提出日本单独向中国投降的意见。而势力在山西盘根错节的阎锡山，无疑又成了日本人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人选，大本营于是命令华北方面军参谋长高桥坦尽快与阎锡山接洽，请阎锡山作日、蒋之间的桥梁，从中周旋。

高桥坦接受命令后，立刻由北平飞抵太原，偕同山西派遣军参谋长山冈道武、翻译大岛、大汉奸梁上椿等，乘汽车到达孝义县的瑶圃村，与阎锡山会见。

会见时，高桥坦说：“日本不久即宣布投降，但希望避开同盟国家，直接向中国投降。阁下能否代表日本，向蒋介石先生说话，承担这个桥梁工作？如肯代说，或可成功，成则有利，不成对阁下也无任何损失。”

不料，老谋深算的阎锡山却提出一个让日本人都感到匪夷所思的主意，他说：“现在形势急迫，而重庆与山西相距甚远，如以电报相商，未能言之详切，恐误大事。如亲身前往，又为时间所不许。同时，蒋介石系中国的元首，又有中、苏、英、美同盟的关系，不能不顾国家的体统，单独接受日本投降。老夫的意见是，你们最好采取‘寄存武力’的办法。”

“寄存武力？”山冈道武闻所未闻。

“对，寄存武力。”阎锡山见自己的主意引起了日本代表的高度重视，遂缓缓说下去，“即日本军队只改番号，仍可保有现有武器。因为我是最前线的战区最高指挥官，虽无权代表国家接受日本投降，但在作战当中被我打败的日本军队，我有处理的责任，也有改编这些部队的权力。因此，最好让在华北所有的日本军队都向我投降，我以战区长官的名义，分别改编，给予暂编番号，呈报重庆政府备案，重庆政府对此便无可奈何。即便同盟国家提出疑问，重庆政府也可将此项责任推在我的身上，如此去做，彼此都有好处。我固为我打算，亦为日军设想，本来必须缴械投降的军队，获得保存武力，岂不万幸？”

高桥坦听了阎锡山这番话，深感吃惊，因完全没有料到阎锡山有如此一说，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好说：“阁下如此设计，我个人觉得很好，但我是个军人，只能依据命令商谈。阁下的这种意思，我只能请示天皇裁决，如果认为可行，再继续商谈。”

8月9日，日本政府向同盟国发出乞降照会。

阎锡山于当晚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仓促拟定了进军计划，翌日便派部队向太原进发。当晚，他向驻在浮山的赵承绶发电，命其速返太原，和日军商讨接收事宜。他叮嘱赵承绶回到太原后，千万不要以战胜者自居，一者可取得日军好感，再者可安定汉奸心情，这样，抢夺政权，才能顺利进行。

“三颗鸡蛋上跳舞”这一指导方针和具体的执行，至少对阎锡山来说是取得了最大的成功。与蒋介石、八路军、日本人时而刀枪相向，时而暗送秋波，如此煞费苦心地跳来跳去，果真让他和他用自制的劣质枪炮武装起来的晋绥军不但生存下来，壮大起来，而且熬到了日本投降的这一天。

不过，这一天对他这个第十三受降区的中国受降主官来说，却一点也没有大将军凯旋理当有的威风。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孝义行营人员和樊庄村民敲锣打鼓放鞭炮，欢庆八年抗战胜利。

阎锡山虽然知道日本投降已是必然之事，但看到部属们如此欣喜若狂，同样也高兴万分，激动得在院内踱来踱去，有时听听广播，有时走进作战处询问部队调动部署情况。

晚上，参谋处送来进军时散发的传单，草拟稿中说：“阎司令长官率十万大军收复太原，解救三晋水深火热人民。”

阎锡山提起笔来，轻轻点了点，将“十”万改为“三十”万，徐徐说道：“沦陷区人民，只知过去的阎督军，不知后来的阎长官，十万哪有三十万的声势。”

8月17日，赵承绶所部与沿途日军合作，迅速由临汾向太原方向开拔。赵承绶则先期赶到太原，与日本山西派遣军司令澄田睐四郎商定：日军驻防原地，拒绝八路军受降。

早在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之前，侵华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和参谋长山冈道武就已经产生了赖在山西的想法。他们认为阎锡山掌控的山西从来就没有真正接受过中华民国政府的管辖，无论在政治、经济抑或地形、资源方面都具有脱离中国而独立存在的基础，“如果战后日军残留山西，与控制山西的阎锡山势力相结合，把山西置于独立体制之下，是完全可能的”。

具体出面运作此事的是日伪时期的山西省政府顾问辅佐官城野宏，而希望借助日军实力抢夺抗战果实的阎锡山，也迫切希望日军能留在山西，帮助他对抗共产党，维护他的统治。所以当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阎、日双方便迫不及待地将日军残留山西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代表阎锡山与城野宏秘密谈判的，是阎锡山的五妹夫梁延武。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第二天，太原日军便接到南京日军总司令部的命令，着日军不可向八路军投降，必须以武力守住原有阵地，以等候南京方面所派受降官的到来。澄田中将根据这一精神，旋即命令山西各地日军只向阎锡山所部投降，八路军如强行接收，则坚决抵抗。

8月21日，国民政府将全国战区划分为15个受降区。第十三受降区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为受降主官，办理投降地点为太原。

8月23日，阎锡山得到赵承绶前锋楚溪春部已经开抵太原城郊的消息后，即率孝义行营人员从樊庄乘汽车到达介休城关，住进梁家巷一座大宅院里。

介休当时还驻扎着日军，城内城外不时看见日军骑着高头大马往来奔驰。

阎锡山到介休后，便电告太原日军军部，他系战区最高受降主官，要回太原受降。日军接电后，派其第1军参谋长山冈道武和参谋伊藤，带日军500人乘铁甲车到介休迎接。

24日阎锡山车至介休火车站，因得知邬城至平遥间铁路被八路军分段破坏，阎锡山大怒，却也无奈，只好又悻悻折回介休。

阎锡山将铁路被八路军破坏一事电告太原日军，澄田立即派出工兵部队和工人前往突击抢修，至8月29日，才将全线修复。

29日上午，阎锡山和行营人员又重赴介休火车站登车。一个中队的日军被派来保护阎锡山的专列。日兵耀武扬威地坐在月台上，看到晋绥军士兵军装破烂，并把阎锡山在晋西乘坐的轿子、人力车、小汽车往车厢里抬时，发出一阵嘲笑，表现出对晋绥军的极度轻蔑。

不过，日军虽然看不起中国军队的装备和素质，但只要见了中国军官，他们便会自行立正敬礼。

阎锡山所乘火车至介休义安站后，前面铁路又遭八路军破坏。日军随即开来10余辆军用卡车，请阎锡山坐入驾驶室内，由日军司机开车，行营人员也分乘日军卡车，同抵平遥，再换乘火车前往太原。

车出平遥，又闹出一段笑话。专列行进中，突然发现铁路左方有军队行动。

火车即刻在荒野中停下。

阎锡山的侍从长张逢吉赶紧抽出驳壳枪，带着几十名侍从爬到车厢顶上严阵以待。

阎锡山问参谋长郭宗汾：“八路还是我军？”

郭宗汾回：“我也不清楚。”

阎锡山又气又急，遂派人登上车顶以信号联络，也未弄清，满车人都紧张万分，不知所措。

这时日军参谋伊藤，挎着东洋军刀，神气十足地走入阎锡山的车厢，对阎锡山进行安抚。并命令随车日军立即下车，抢占有利地形，保护阎长官专列。足足折腾了半个多小时，后经日军骑兵联络侦察，始悉是阎锡山的左路军在铁路沿线警戒保护。

一场虚惊，始告结束。

8月30日晚8时左右，太原街市电灯已一片通明。太原老百姓知道阎锡山今天凯旋，倾城而出，夹道欢迎，从火车站通往晋府的大街上全是涌动的人流和旗幡。他们在日本人的铁蹄下受了整整8年的熬煎，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的身上心上伤痕累累？现在，幸存者终于盼到了胜利的一天！

阎锡山的专列驶入太原车站时，时任汪伪政权省长的王骧，与先后担任过伪省长的苏体仁、冯司直，以及警务厅长苏盛江等数百名大小汉奸在站台上摇旗呐喊，列队欢迎。

太原日军几十名师团长、旅团长、联队长也全副戎装，肃立在站台上恭迎。

此时，令所有汉奸和日本人深感意外的情景出现了，阎锡山一点也没有凯旋的大将军理当有的威风。他此时的打扮与他在克难坡时绝无二致，看上去就像个上了年纪的步兵伙夫头，身穿普通士兵的土灰布军衣，脚蹬布鞋，身上没有佩带任何表明军阶的标志。大部分汉奸过去都在阎锡山手下当差吃粮，知道他原本身材不高，但8年不见，此时看上去已经明显苍老憔悴了许多。虽然军帽遮住了头发，但他那两撇标志性的八字胡，却明显地灰白了许多。

两名贴身侍从小心翼翼地把已经过了花甲之年的阎锡山从火车上搀了下来——这肯定是中国15个受降区中，最不注重自身与国家形象的受降主官。

接着，阎锡山换乘汉奸为他准备好的敞篷吉普车，在沦陷区民众的夹道欢呼声中，在无数面拼命舞动的旗幡中，穿过大街，缓缓向晋府驶去。

阎锡山记得很清楚，他是1937年11月4日夜间离开晋府的，车队载着他和部分军政高官轻车简从，沿晋西公路，连夜取道交城，直奔临汾。虽是深夜，城内所剩市民也如潮水般向环抱太原的东西两山逃奔，哭声、喊声、咒骂声沿途可闻。数日之间，偌大的太原古城变成了凄凉恐怖的世界。他撤离4天后，日本人便占领了太原，到今天已经整整8个年头过去了。当晋府熟悉的歇山式巨大门楼出现在他视线中时，他才蓦然发现，鼻梁隐隐有些酸涩。

次日，伪政府大小汉奸和赵承绶、楚溪春等率先率部进入太原的晋军将领，又在省府大礼堂举行盛大的“欢迎阎长官大会”。

阎锡山登台训话，出语惊人，居然说：“这8年来无论行者（撤往晋西坚持抗战者），或是居者（留在太原当汉奸者），都一样受苦，一样有功，诸位万勿自划鸿沟，互相隔离。”

阎锡山出此言，也有难言之隐。当时山西伪军的总兵力，远远超过了日本人。作为主政之人，他不能图一时痛快，把这么多军队统统推到敌人的阵营里去。

阎锡山回太原主政的第三天，便在晋府东花园内北厅书斋接见了日军战犯城野宏。

历经上千年风雨沧桑的晋府，自北宋时期便成为山西的最高权力中心、决策者的府第，也是阎锡山自登上督军宝座后的官邸之所在。

而作为古色古香的晋府建筑群落一廓的东花园，有着浓郁的中国古典园林风格，院落中荷池假山、亭台楼榭一应俱全，处处雕梁画栋，美不胜收，浑然一座精美绝伦的宫殿。精致曲折的彩绘雕栏走廊，将南厅、北厅、高耸其间的勤远楼，以及几进跨院相互连通，更显示出东方贵族超凡脱俗的典雅。屋子里，却是西式装饰和国外进口的暖气设备。

抗战之前，这里就是阎锡山的家。日本人打进太原后，城野宏便搬了进来，当自己家似的住了8个年头。如今，昔日的主人胜利归来，城野宏就只好乖乖地搬走了。

同在晋府东花园住了很长时间的阎锡山和城野宏，在留下他俩深深印迹的地方见面，让城野宏心里很不是滋味。尤其是他进去时一眼看出，屋里的摆设和他住在里面时一样，原封未动。

时年36岁，身材瘦削白净，带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穿着笔挺薄西服，看上去像个文质彬彬的中学教师的城野宏，此前名义上是汪伪山西省政府的顾问辅佐官，实际上所有汉奸都须看他的脸色行事。苏体仁、冯司直，王骧三名先后出任汪伪省长的大汉奸，无一人敢不唯他的马首是瞻。

阎锡山请城野宏坐下，用日语客气地说：“城野君，现在日本战败了，不妨与我推心置腹谈谈，今后你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啊？”

城野宏在统治大半个山西的时候与阎锡山的私人代表梁延武进行过几次极度秘密的谈判，但还从来没有与阎锡山直接见面交谈过。他见这位率领大军凯旋的中国将军一点没有胜利者的傲气，而且形象也大为改观。城野宏看过阎锡山许多照片，过去他蓄着两撇孙中山似的浓黑的八字胡，一脸凛然与威气。而现在，八字胡变成了灰白色，揭去军帽的秃顶泛着红润光泽，只有光脑袋的两侧还吊着几络干枯的白发，穿的又是一袭月白色的竹布长衫，看上去与山西乡间的一位慈眉善目的冬烘先生并无二致。

更让城野宏感动的是，阎锡山竟然用日语与自己说话，这更让他增加了一种亲切感，遂挺直身子，以军人的直率坦言道：“我必须承认当前的事实，我们的祖国已被别国军队所占，我们现在已成为亡国之民。但是，日本不是一个可以永久被人支配的国家，我们总有一天会重新站立起来。贵国现在是战胜国了，必然会取代日本成为亚洲的新领导。为了脱离欧美列强对亚洲的控制，我热切期待，贵国以及尊敬的将军阁下，将来能够支持我们日本的复兴。”

阎锡山点着脑袋，轻轻抚摸着八字胡，慢条斯理地说：“本人也有和城野君同样的想法，贵国之败，败在政治而非军事，我相信，日本作为失败者的地位只是暂时的。今后的问题是，如何再次寻求中日合作，共同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

城野宏很清楚，阎锡山口中所谓的北方威胁，是指赤色苏联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他更加明白的是，阎锡山所要寻求的“中日合作”，是担心他的杂牌部队不是八路军的对手，惧怕一旦八路打来会守不住山西，所以就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而最简单的策略，就是把山西境内已经投降的日军收为己用。

但接下来，阎锡山并没有谈收编日军的事，而是大谈他准备实施的“兵农合一”与“物产证券”两项制度。“兵农合一”是对传统征兵方式的改革，他打算从农村征得兵员后，分配给他一块土地，由村民代耕，作为维持军人家属的生活所需，使当兵的人无后顾之忧。而“物产证券”则是指用山西的矿产及农产资源作担保，发行仅限于在山西境内流通的纸币。

阎锡山最后对客人说：“我打算以此主张主理山西，你经营山西多年，希望你能依此原则，帮我出些主意。”

初次见面，阎锡山对城野宏印象不错，认为这位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法学系的中年人，仪态见地都很有修养。

日本投降时，驻扎在山西的侵华日军除了大同的驻蒙军一部外，主要是总计58000余人的华北方面军第1军。在第1军的序列中有一支引人注目的部队，它就是以元泉馨少将为旅团长的独立步兵第14旅团，这支驻扎于潞安的日军拒绝向八路军投降并卷入了上党战役。而“残留日军”，主要就来自于第1军，元泉馨后来则成为“残留日军”的最高指挥官，他的职务是山西野战军副总司令，而澄田睐四郎、山冈道武等人则以阎锡山高级顾问的身份出现。

在日军残留山西过程中，澄田睐四郎、山冈道武、元泉馨三名高级将领，以及第1军参谋岩田清一少佐、独立步兵混成第3旅团高级参谋今村方策大佐等一批军人是积极的参与者，日伪山西省公署顾问辅佐官城野宏、山西产业会社社长河本大作等非军方身份人士也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军衔不高、资历不深的岩田清一，在一些日本军官眼中还“乳臭未干”，但却因为职务的便利而一度取得“残留日军”的实际指挥权。河本大作，因为参与策划刺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而知名，这个狂热而顽固的军国主义分子后来成为太原日侨的精神领袖。阎锡山方面，负责残留日军运作的，主要是“山西省政府秘书长”梁延武和第2军军长赵瑞，梁延武的另一个身份是阎慧卿的丈夫，也就是阎锡山的堂妹夫。

城野宏担任的新职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合谋社”军事组组长，属于阎锡山任命的中国方面的正式官员，合谋社的办公地点设在新民公园池畔万字楼内的“日华俱乐部”。

万字楼在战时是日军将佐和汪伪政权高级干官员的聚集享受的场所，算得太原城中最为豪华之地。城野宏觉得“合谋社”这名字实在有些新奇，便问阎锡山派来与他接洽的梁延武是何意思？梁延武说：“这是阎长官亲自取的名，意思是中日双方有志之士合谋建设山西及抗拒共党。”

在上世纪那个波诡云谲的乱世，命运是最不可捉摸与掌握的东西，大人物如此，小人物亦然，甚至连没有生命的建筑，也不得不以无言的沉默接受时局的磨难与捉弄。阎锡山在决定修建万字楼的时候，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原本拟作图书馆的这座雕梁画栋、古色古香、流光溢彩的建筑日后的经历和命运。1937年，万字楼竣工，然而，子明图书馆尚未开馆，太原已沦陷，这个原本应该书香四溢的地方，成为日本人和汉奸的高级聚会场所“日华俱乐部”。1945年，日本投降，阎锡山返回阔别8年的太原，满目疮痍的山河亟待收拾，内战的爆发却迫在眉睫，上党传来激烈的枪声，子明图书馆的开放依旧遥遥无期，万字楼又成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合谋社，合谋社下设军事组、经济组、总务组、文化组，这是一个为了留用日本人而专设的机构。正是在这一机构的运作下，才有了所谓的“蚂蚁部队”。

城野宏每天都要到万字楼办公，策划改编日军残留部队成为一支新的劲旅是阎锡山交给他的最重要的任务。

初期，我对于这些日军从天皇的部队变为阎锡山的雇佣兵，其战志、战力及团结如何获致，大感怀疑，因为建军的本质，牵涉到政治和技术，单是把一批军队留着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设法把日本的政治、宣传、生产机构、娱乐机构、文化教育机构及艺术人才留下来，但怎样才使他们留下来，就成为我的工作之一。

我的宣传果然奏效，引起一般留在山西省的日人的共鸣，各种人才纷来“合谋社”报到，共勷大计，其中有炸死张作霖出名的前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此人在张作霖事件之后，因“对某重大事件负有责任”，被迫退出陆军，转任“满洲铁路局”理事，“九一八”事变后，他成为“满洲煤矿”的主帅人物，后来又被人踢出，那时他的陆军大学同学岩松义雄出任第1军司令，驻扎山西，便邀他出任山西产业会社的社长，一直到日本投降。

山西产业会社前身是日本占领山西期内，接管阎锡山遗下的所有重要工厂和矿山的军方机构，把经营所得利益，交给第1军，军方则以这些利益作为特务工作费，进行对中国方面的不可告人活动。河本过去与阎锡山有一面之缘，他对于我们进行把日军留在山西一事，举起双手赞成，他说：“这样对我们大大有利，因为一个中队的日军便可在中国横行阔步，有一个师便可控制华北，有日军做后盾，便可充分开发山西的资源。”

河本对留在山西既有兴趣，便把制铁厂的主任技师等重要干部挽留下来，自己也成为山西产业会社化身的西北实业公司总顾问。这个总顾问事实上是主宰者，他只是把山西产业会社时代的“社长室”牌子换上了“总顾问室”。

有一个名叫指田的日本军属，奉命和阎锡山手下的特务头子梁化之合作设一“资源调查社”，名为调查资源，实际专门搜集中共情报。

最后而又最大规模的编组，则是年末以“特务团”名义，把留在山西省的日军组织起来。

在“特务团”司令部名义下，有9个步兵团，此外尚有特科队、医院等共约1.5万人，大概相当于一个师的实力，并以此一个师为基干，再发展为其他以日人为军官，以汪政权遗下的中国军旧部为队员的队伍，初期打算兵力是6万人。

1946年1月，山西的日军司令到北平去，向日本的华北方面军联络部报告山西大部分日军不愿返国之事，那边认为，天皇的命令本来是要全体日军复员，但中国方面既然要留住这些军队，日本方面是战败国，也就没有意见。留晋日军以原任114师团长三浦三郎中将为总司令，太田少佐为司令部参谋，各方面准备就绪，即日成立。(1)

城野宏使出浑身解数，劝说名义上已经成为战俘的日军官兵，以及在华日侨继续留下来为阎锡山当雇佣军。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本《日本人的处境》的小册子，进行宣传鼓动。

城野宏从日本人的角度出发，印发传单，向留在山西的各阶层日人进行劝说：“日本已被盟军占领，主权丧失，成为被征服国家，前途只有三个可能性：第一是美国化，在美军占领下，政治上被脱胎换骨，经济上命脉被握，文化上殖民地化，终有一天成为夏威夷第二。”其次是苏联化，在战后混乱与疲弊中，民众势必“左倾”，接受共党**。第三是独立之路。我们反对前两者，期望第三者。为了加速日本独立，复兴祖国，促使占领军早日撤退，我们留在山西，与阎锡山合作，是达成这一目标的最佳方法，因为战后美苏势必对立，第三次大战难以避免，到那时我们留在山西的日军，便成为日本复兴军的先头部队。

“为了使日本尽快恢复独立，完成日本的复兴，在希望美国占领军能够尽早撤离本土的同时，日本必须将主要的经济资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是日本复兴的道路。我们留在山西暂时协助阎锡山，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留在山西的军队，将作为重建日本军队的先遣部队，高举迅速复兴日本的旗帜而战！”

城野宏要求日本人“卧薪尝胆，为复国而残留”。他甚至派人到河北和北平，煽动那里的日本人前来山西。在城野宏的鼓动下，太原、北平、天津、石家庄、青岛等地的一些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医务人员、普通日侨甚至僧人等非军方人士也残留在了山西，总数超过了15000人。

阎锡山回到太原几天后的一个上午，在省政府大礼堂对奉召而来的数百名日本官佐、日侨代表、各个株式会社的头头脑脑发表演讲。

最令日本人高兴的是，阎锡山宣布：“本人希望你们留在山西，与当局合作，凡留下来者，本人不仅给予生命财产之完全保障，在经济上，也将给予优裕之待遇。”

紧跟着，阎锡山的五妹夫梁延武和苏体仁驱车到坝陵桥“大日本帝国华北派遣军第1军司令部”，与城野宏、岩田就如何秘密收编日军各项事宜进行谈判。

谈了5天，双方达成4项条款：

一、凡自愿留在山西之日军官兵，须先向原属部队申请复员，脱离日本军籍后再加入归由阎长官指挥的新的日军部队。

二、所有留用之日本军人，全体给以军官待遇，并照原来军阶连升三级。

三、服务合同为期两年，期满如愿返日，一切由阎长官负责代办。

四、一俟对日交通恢复，将协助办理申请各日人家属来晋居住，或汇款返日接济家人生活等事宜。日人如愿与中国人结婚，甚表欢迎。

8月30日夜，阎锡山召集汪伪政权首脑王骧、苏体仁、冯司直等开会，决定由王骧向各地汪伪政权、地方武装发布密令：严禁向八路军投降。

当晚，还委任苏体仁为高级顾问，王骧、冯司直为高级参议。

阎锡山把澄田睐四郎、山冈道武、今村、城野宏、岩田等日本将军级战犯聘为高级军事顾问，特别是委任板井少将为太原市警备司令，更让太原人民侧目。抗战胜利后，太阳旗依然在太原上空招摇过市，竟长达半年之久。利用投降的侵略者对战胜国人民堂而皇之地执法，实乃旷古奇闻！

这段时间，太原日侨、朝侨的店铺和房产都被查封接收了，哭天喊地的男女老幼被赶出他们的住房，关进了日军以前用来关押抗日军民的集中营。长期骑在太原市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优等民族一下子变成了无国无家的可怜虫。失去自由的他们只能在愁眉苦脸和眼泪与叹息声中饱受煎熬。茫茫的前途，未卜的命运，再加上饮食的粗劣，疾病和创伤折磨着他们和孩子。这当然不是中国军人的错，要怪，那就只能怪当初把他们推进这场战争的日本军阀。

中国没法待，日本又让美国大兵占着，就算回去也只能落个当亡国奴的份。日本人昔日的优越感**然无存，大都渴望着尽快为自己寻到一道护身符。家中有女初长成的日本侨民就得着了先机，在阎锡山光复太原最初的几个月里，豪门大户的公馆门前常常出现喜气洋洋的迎娶场面。那是阎锡山手下的文武高官，争着抢着在纳日本年轻女子为妾。

而首先开端示范，引领这股风潮的正是太原市长白志沂，警察局长师则程紧随其后金屋藏娇。至于梁延武，更是广揽群芳，香窟满太原，“五妹子”即便知道，也拿他这花花公子毫无办法。

不仅仅是日本少女嫁给中国官员，这一期间，也有几十个太原女师的学生嫁给了日军军官。

1946年1月，阎锡山始而采纳曾任青岛市警察专员的日人古屋的建议，给残留日军挂上“山西铁路护路总队”的招牌，投入和八路军作战。不久又更名为特务团。到了1947年秋天，阎锡山又将特务团并入刚刚组建的山西野战军。赵承绶任总司令，原日军驻长治旅团长元泉馨少将任副总司令。阎锡山为掩人耳目，命令残留日军中的中高级指挥官各取一个中国名字，元泉馨的中国名字叫元全福。今村的中国名字叫晋树德。而在南京国民政府的表册上，籍贯为广东新会的少将军官李诚，就是不太喜欢穿军装，总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个学者的城野宏。

(1) 摘引自《残留日军军官城野宏自述：保卫山西——日籍部队戡乱作战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