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擦了擦眼睛，“今天惩办你。使我伤心掉泪，但我不能以私害公。至于你的家，你的孩子，有我接济，你不要有顾虑！”提到家，想到老婆孩子，李服膺哭了，无语。阎锡山向周围点了一下头，走了。李服膺明白，生的希望完全破灭了。

阎锡山当然知道老家与他仅一河之隔的徐向前，他俩不仅有名份上的师生之谊，还曾一桌觥筹交错，谈笑风生。阎锡山主晋8年后，创办了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并系首届名誉校长。而徐向前恰恰是这所学校里的一名学生。那时叫徐相谦，参加革命后才改名为向前。

当徐向前成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时，阎锡山却在与蒋介石的军阀混战中连连败北，不得不悄然下野，逃往大连，在日本人的保护下过起寓公生活。在此期间，他通过山西出版的各种报纸和全国性的《大公报》等，了解到所关心的许多问题。也从杨爱源、赵承绶等五台部属的口里，得知了东冶镇永安村前清秀才徐懋淮的儿子徐向前，在鄂豫皖指挥红军把蒋介石的王牌部队打得落花流水。平时自命不凡的乡党将领们绘声绘色地向阎锡山描绘了徐向前的战法和战绩，感叹晋军中绝无如此奇才。

阎锡山听了半信半疑，连自己都不是蒋介石的对手，这个与自己喝一条河水长大的同乡后生，竟能把蒋介石的嫡系大将陈调元、厉式鼎、汤恩伯打得落花流水？他不禁自言自语道：“莫非咱五台还真冒出个天才军事家？”

虽是政治上的敌人，阎锡山也不能不对这个叫徐向前的同乡后生产生了几分敬佩之意，禁不住对将领们说道：“我倒想什么时候见见这个徐家娃娃，和他攀谈攀谈。”

1937年9月，徐向前和阎锡山果真见面了，而且就在他们共同的家乡山西。当时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确定联共抗日，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徐向前出任八路军129师副师长，而阎锡山也乘蒋介石无力西顾之时在山西重整旗鼓，恢复和巩固了其“山西王”的地位。徐向前跟随周恩来，在山西太原、大同等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阎锡山的几次重要的谈判活动。

周、徐与阎锡山的首次会面是在太和岭口。这里是当时的抗敌最前线，阎锡山精心谋划的忻口战役即将打响，关键时刻为了提振军心士气，阎锡山不顾左右劝告，坚持把他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行营设在了太和岭上。

得到中共方面的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彭雪枫正赶来拜望自己的报告，从不讲究穿着的阎锡山难得地穿上了上将礼服，腰间还佩上了蒋介石送他的一柄短剑，他带领众随从从东梁的小院步行到西梁的村口路边等候。他平时的穿着打扮虽显出一种道家风度，但难免露出“土气”，这天戎装披挂，也就着意显现出一个战区司令官的威武英姿。

八路军已全部开进山西，阎锡山希望山西的守土抗战能形成一个崭新的局面。听说周恩来等共产党高级将领要来，他是满心欢喜的。在日军节节进逼，晋绥军已显出败象之际，他很想听听周恩来的高见。他以前曾和周恩来有过接触，周恩来的智慧、性格、谈吐和优雅的风度令他信服。尽管他不大佩服别人，包括蒋介石，但他佩服周恩来。

两辆汽车停在太和岭口西梁的路边，从第一辆车里下来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和彭雪枫，第二辆上坐着第二战区长官部派出的警卫人员。

阎锡山笑脸相迎，逐个与来客互致军礼并握手。

徐向前初见阎锡山，并未向比他大了18岁的司令长官敬军礼，而是毕恭毕敬，上前深深鞠了一躬，言道：“阎公，我是省立师范的学生，你兼过省立师范的校长，我们有师生情分，当以师生之礼相见。”

徐向前第一次知道阎锡山的名字是在1911年。当时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归来的阎锡山，被任命为山西新军第86标标统的时候，徐向前还只有10岁。五台县永安村的私塾先生告诉他，太原是全国第四个响应武昌起义的城市，年仅28岁的阎锡山被推举为山西都督。

8年之后，徐向前第一次来到省会太原，成为山西省国民师范的学生。而这所学校的创办者，正是年轻的山西都督阎锡山。在国民师范学习的两年间，徐向前多次看到阎锡山光顾校园并以校长的身份训话。

山西省国民师范学校是阎锡山为了普及山西教育事业、维护其统治而创建的，但这所学校后来却成了革命运动的摇篮，先后走出了徐向前、薄一波、程子华、王世英、李雪峰等一批杰出的共产主义者。

从国民师范毕业后的徐向前，在阎锡山的老家，五台县河边村的川至小学任教——这所学校同样也是阎锡山创办的——如果不是因为传播进步思想被学校辞退，他或许一辈子会在这个山村小学教书。

1924年，徐向前考入黄埔军校，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尽管在考入军校的同时成为一名国民党党员，但徐向前最终在风云变幻的**年代里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而威震一方。时隔近20年后再次相见，徐向前已经不是讲台下默默无闻的一介学子，而是谈判桌前多谋善断的共产党代表。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的辉煌战绩，也早已使阎锡山熟知了徐向前的名字和履历，他对这个曾经的学生极为欣赏，曾说过“政治上靠薄一波，军事上靠徐向前”这样的话。

阎锡山很高兴，很热情，对自己的学生大加赞扬，并表现出一副积极抗日的姿态。

对于徐向前，阎锡山的心情颇微妙。五台老乡里——而且不是一般的老乡，两家只隔着一条滹沱河——出了个徐向前，打遍了半个中国，名声在外，但就是不为他所用。

他曾经对不少部下说过：“徐向前缺少粮弹，蒋介石剿了他几年，都没剿垮，你们要多加留意。”

他们一行说笑着，步行来到设在东梁的2战区行营。从安全考虑，会谈在一孔隐进山崖很深的窑洞里进行。

张逢吉吩咐侍从们给客人倒上热茶，每人面前又放一包炮台牌香烟。阎锡山不喝茶，他的面前放着一只绛紫色的小泥壶，里面盛着热米汤，渴了他就抿一口；平日里他也极少抽烟，有一个时期，为了防止风湿病，曾用长杆烟袋吸旱烟，烟叶内配有苍术、沉香等中药，但不久他就不抽了。今天也许是高兴，他抽出一支烟，截成两段，将其中一段点着，轻轻吸了起来。

这次会谈主要围绕三个内容。一是坚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二是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作战地域和方针问题；三是八路军的薪饷和补充问题。会谈还算顺利。

阎锡山介绍说：“我们要搞阵地防御战，从南起娘子关，经龙泉关、平型关沿晋绥东部省界及北部外长城一线，筑有绵长的国防工事，我们要依托这些工事守土抗战。”

周恩来说：“百川先生，我们建议不要单纯死守这些关口，而应主动出击，实行侧击和伏击，来破坏敌人的进攻计划。”

阎锡山边思考边点头。

周恩来：“我们打算将115师开到五台、灵丘地区，配合友军布防平型关一带，在侧翼待机歼敌。司令长官有什么意见吗？”

阎锡山沉思片刻，表示同意。他说：“关于贵军的物品补充，二战区可以解决，并负责将贵军迅速运送到平型关东面的涞源、灵丘一带。”

正因为阎锡山秉持“中”的哲学思想，他能主动地从中共各方面汲取长处。他看到了旧军的弱点，认真组织班子研究了中共“党指挥枪”的办法与经验，得出结论：“军官能力的军队不如政治能力的军队，政治能力的军队不如主义能力的军队。”

于是，阎锡山依靠以薄一波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筹建新军“青年抗敌决死队”，并效仿八路军的建军制度，在新军中普遍设立政委制。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山西军、政部门撤至临汾。他仿照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提出了“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口号，仿照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制订了“山西民族革命十大纲领”。当时延安有个学校叫“抗大”（抗日军政大学），阎锡山在临汾也成立了一个“民大”（民族革命大学）。

一句话，那时候的阎锡山，延安怎么干，他就跟着怎么干。

薄一波在《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对这段岁月做过生动描述，其中不乏微妙之处。如他说服阎锡山释放关押在太原的300名政治犯，让那些爱国有为的青年恢复自由之身，加入抗日阵营中来。

著名记者范长江1937年2月有过一次太原之行，所撰写的《塞上行·太原印象》中记述：“我到太原的时候，正旧历正月十五前后，一切旧式的游艺组织，如秧歌、高脚、社火、梆子戏等，都一起搬了出来，热闹非常。但是这些旧东西，却完全换了新的内容。一种有组织的力量，支配这些东西，他们唱歌和演戏材料，或是已经成为抗日救亡题材，或者夹入许多抗战的唱歌和口号。这种做法，普遍到全省。”

此间，阎锡山提出“守土抗战”的主张：“以反侵略反畏缩的意义，站在整个国家责任的立场上，纯论是非，不顾成败”，“不能等准备的力量足以抗战时再抗战，也不能把一件件事情都做得赶得上人家了，能和人家列强并驾齐驱了，然后把自己已失的土地收复回来”，“只要这块土地上有一个人，也该守土抗战”。

他提出的对日“实行持久战”“宜在有利之地形与之作战”和八路军的实践不谋而合。

而且阎锡山还有感人之举，他手下的将领傅作义在绥远与日本人展开激战时，阎锡山以继母陈秀卿的名义，将父亲留下的遗产87万银圆捐给前线。“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晋绥军将领、学生、商人随即争相效仿，纷纷解囊。

凡此种种，包括摒除党派之见起用共产党人，放手让薄一波发展壮大牺盟会，表现出他的政治胸襟，是他真心抗日的举动。山西当时成为陕北之外的又一个抗日中心，吸引了许多爱国志士纷纷前来参加抗战，报效国家，与阎锡山的开明紧密相关。

阎锡山在太和岭上盛宴款待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彭雪枫，作陪的有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阎锡山特工系统首脑梁化之和山西省政府秘书长贾景德三人。

酒至半酣，为使气氛更显融洽，阎锡山半开玩笑地对周恩来说：“周公来山西也真会选人才呀，把我的五台同乡、又是我的学生带来与我会见谈判了。你这次来山西，除了商谈合作，共同抗日，再没有别的用意吧，可不要带向前来挖我的墙脚呀！”说罢，又向徐向前笑了笑。

周恩来说：“百川先生开玩笑了，我这次和向前一块来，是因为他是山西人，要他给我带带路。同时，向前又是百川先生领导的二战区129师副师长，以后就是你的部属了，特来拜会长官的。今后，还请阎公多多关照。”

阎锡山说：“我阎百川，可不是个不通情理的老头子！”又面向徐向前道，“亲不亲，家乡人。向前小弟，你我老家是隔条河的近邻，我准备派朱参事（笔者注：朱点，徐向前原配妻侄）陪你回家看看。你回去问问令尊大人，我有没有对不住他们的地方？我可不是蒋介石，他除了派军统的人到你家问这问那，还特别提醒我注意你徐向前的行踪哩！”

徐向前明知他这是睁起眼睛说瞎话。前不久，刘伯承师长背着徐向前，派自己的警卫班长王泉云去看望徐向前的父母，还给徐家里送了400块大洋。他知道这些年来，父母为他遭了不少的罪，国民党军统的人，还有阎锡山手下的爪牙常到家里去找麻烦，骂人不算还乱砸东西，把母亲也给活活气死了。但此时此刻，国家大事为重，他也就笑着客气地说：“我了解校长的为人，承蒙校长多年来对向前家人的关照。眼下军情紧急，以后有时间再回去吧。”

这次交道，令阎锡山对周恩来颇为佩服，事后他对薄一波说：“周先生对抗战前途看得非常清楚。”又赞：“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

在雁门关视察地形时，周恩来与阎锡山有过这样的对话。

“如果日寇攻到这里，你准备怎样打？”周问。

“我拼了老命也要保住山西。”阎锡山答。

半个月后，的太原会战中，林彪、聂荣臻指挥的115师在平型关打了一个伏击战，取得八路军抗战以来第一个胜仗，也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歼敌并首次胜利的战斗——尽管它无力扭转中国军队在整个太原会战的被动局面，无法改变对日作战的一连串失利及太原的沦陷。

在全面抗战初期，阎锡山打日本人是绝不含糊的。

1937年秋天，仅仅是由他精心谋划的太原会战，便由大同战役、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娘子关战役、太原保卫战一系列战役组成。

如果有人问，抗日殉国的第一位最高级别的将领是谁？毫无疑问，是29军中将副军长佟麟阁。如果有人问抗日之中，最早因为临阵脱逃被枪毙的高级将领是谁？十有八九都会往韩复榘身上想。但事实是，最早被杀的却是阎锡山属下晋绥军的61军中将军长李服膺。

李服膺，字慕颜，山西崞县（今原平市）兰村人，这个人倒确实不是等闲之辈。早年由阎锡山“钦点”送往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在那期间他同第5期步兵科的商震、徐永昌、张荫悟、楚溪春、杨澄源、杨爱源、王靖国、傅作义、孙楚、李生达、陈长捷、郭宗汾等人过从甚密，人称“十三太保”，而且被誉为“大哥”。毕业时他又将其中张荫梧、楚溪春、李生达、傅作义等人才直接拉回山西为阎锡山所用。后来山西省主席赵戴文爱其才干，收他为义子。保定系的唐生智也是其同班同学，甚至何应钦也和他私交不错。不过，人无完人，而且，官做大了人也会有变化。他在太原曾因一夜输掉14万大洋而轰动省城，据说这个纪录一直保持到该币种退出流通无人能破。

抗日战争前，李服膺率第61军驻防于平绥铁路沿线天镇、阳高、丰镇和兴和等地，修筑国防工事。

1937年8月底，东条英机率领的关东军察哈尔兵团各部及伪蒙军两个骑兵师，从绥远东部攻到晋北要隘天镇城墙下。天镇地处晋、察、绥三省边界交会点，西南60多里是阳高县，再往后100余里便是大同，而大同是同蒲铁路起点，若天镇一失，则山西门户大开，侵华日军南下可直接杀向太原。

9月1日，驻扎在山西天镇，归第7集团军傅作义将军节制的第61军军长李服膺收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电令，“在原线坚守三天，拒敌西进。”

在这种措手不及的情况下，阎锡山为了阻止日军向山西挺进，制定了一个大同会战的军事计划，李服膺的主要任务是在天镇，阳高等地设防，拖延日军进军的时间，然后沿平绥线步步抵抗，将日军诱至大同外围，靠傅作义的第7集团军和杨爱源的第6集团军围而歼之。

阎锡山一面令李服膺先坚守三天，另一方急调傅作义第35军、王靖国第19军、赵承绶骑兵第1军赶赴大同，以期在大同一带与日军决战。

强敌压境，受命于危难，李服膺内心里也从来没有这么翻腾过。他深知此战若败不仅关乎山西百姓生灵涂炭，而且对整个华北乃至中原战局都有影响。不过李服膺当时更多考虑的是对阎锡山个人负责，从排长、连长一直升到军长，知遇之恩不可不报。至于自己的身家性命，估计他压根儿没考虑过。轮谁死也不会轮到军长吧。

李的具体部署是以独立200旅的400团占据盘山制高点，依靠修筑的国防工事阻击日军，然后再以第101师的3个团依次占领盘山以北罗家山、李家山、铁路两侧到北山瓦窑口之线阵地，由101师师长李俊功负指挥天镇第一线作战之责。第399团负责天镇城防，401团驻守天镇外，而军司令部与独立200旅旅长及其414团则驻守阳高，这样61军以4个团在盘山设为第一道防线，其他3个团则相继驻守在天镇，阳高一带作为纵深防线。

从军事部署来看，李服膺并没有大的过失，只不过在罗山一带所修筑的所谓国防工事，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这几乎是全军公开的秘密。据说李服膺曾私下埋怨阎锡山在战前拨款买的材料根本不足，钢筋和水泥都不到十分之一，到底是上头克扣钱款还是部下自己拿了贪污了，这谁也说不清，总之，能守住3天就阿弥陀佛了。

从古至今，贪污在中国都是难以治愈的顽疾，没法避免，当年蒋介石曾发50万给宋哲元在京津一带修筑工事防止日军的袭击，可钱一转到部下手里，就被瓜分得一干二净，这恐怕是蒋介石和宋哲元都没能想到的。

身为一军之长的李服膺当然不是怕死之徒，战前为鼓励全军士气，他曾发出《告全军官兵书》，其中说道：“值此国家民族存亡关头，我辈军人，御侮守土，责无旁贷，希望全军官兵精诚团结，同仇敌忾，英勇抗战，不怕牺牲，完成抗日战斗任务。”

还别说，李军长的这个铿锵有力、慷慨激昂的通告，还真起到了提振士气的作用。

从9月2日起，日军第15旅团，混成第2旅团分别至天镇的永嘉堡和史家堡一带。战斗从9月3日黎明打响，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集结重兵，对李家寨、罗家山等外围主阵地展开全面围攻。中国守军遭到敌机低空轰炸和扫射，并遭重炮轰击，阵地几乎被夷为平地。一个上午中国军队的工事就被几次摧毁，前后联系被敌火力遮断，伤兵送不下来，补给和通讯无法进行。

侯存祥回忆道：“从城外传来的枪炮声一直不断。大人孩子都不敢出门，躲在家里。但房子被震得一直在抖，不断往下掉土。我看见晋绥军伤兵被不断地运回城内，我姑姑家就有伤兵安置。大概是缺医少药的缘故，伤兵们都疼得大喊大叫。”

尽管如此，守军仍殊死抵抗，顽强守住了阵地，敌我双方都死伤惨重，其中426团和401团分别在大桥和红石牙山阵地各歼敌200多人。

终于熬过漫长的一天，但是没有撤退的命令。事实上也不能撤，一退就是阳高，再退是大同，等于是引狼入室。李俊功师长只得命令各部利用夜间抬伤员，运送弹药补给，重新修筑工事，继续坚守阵地。他们期待三天时限一到，援军就会出现。

4日清晨，李服膺觉得自己好像刚刚合上眼就被叫醒，参谋长送来阎锡山电令，“续守三天，掩护大同会战。”

1日接到阎锡山电报命令让守三天，现在三天刚到，又让再守三天，阎长官的话，变得也实在太快了些……李服膺苦笑了一下，摇摇头。

电话响了，是李俊功。

李师长报告说：“鬼子又开始进攻了，大约有两千来人，主攻方向是李家寨、罗家山，还有他娘的飞机。”

李服膺一字一句将阎锡山刚刚发来的电报念了一遍，然后说，“你我都清楚，拼死也得再守三天！”

电话那头稍一迟疑，然后咬牙切齿地说，“是！军座！”

425团在团长李在溪的指挥下坚持了三天，全团9个连，死了3个连长，5个受伤，只有一个是完好的，1300名官兵伤亡过半，阵地一度被日军占领，后在131旅旅长杨维桓的督促下反攻，虽没有全部收复阵地但也暂时稳住了阵脚。

阎锡山得报后急命王靖国第19军在聚乐堡一带布防，支援天镇，同时致电蒋介石求援。蒋介石回电云：“敌攻大同时，当由平汉，津浦两方面令卫立煌部同时反攻策应，以收复津平，察省也。”

9月5日、6日，日军动用飞机、坦克、大炮、装甲车和步骑兵3000多人开始进攻天镇主阵地。进攻中，除了飞机轮番轰炸外，残忍的日军竟然使用了毒气弹。驻守盘山的400团奋起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全团阵亡800多人，伤者更多，在无外援的情况下，人心先散，队伍溃退下来。

400团一溃，立即给另外驻守盘山的3个团带来消极影响。

战至6日夜，第二个三天的限令又过。阎锡山既无新的指示，又没有派一兵一卒上来增援，战况危急万分。

时任第61军第101师第201旅少校参谋的贾宣宗受命趁黑夜去各团联系，检查伤亡情况。

7日中午，贾参谋在盘山庙附近找到400团团长李生润。当时敌我正拉锯争夺主阵地，两人看着刚夺回阵地的高宝庸营在敌人一阵猛烈的重炮轰炸后无一生还。李团长一面收集部队准备恢复主阵地，一面派人请求增援。但是贾参谋知道各部均已伤亡过半，后方又没有预备队，战局怕是难以扭转了。

7日夜，军长李服膺下令全线后撤，天镇城只留399团防守。这是经请示傅作义后作的决定，因为即使全军覆灭，天镇外围阵地终究难保，而阎锡山毕竟没有撤退的命令，天镇城还得死守。

这样一来，留在天镇的只剩下了张敬俊的399团这一个团的兵力。

9月8日，日军开始进攻天镇城。日军为探明虚实，先派了几十人先头部队率先进入天镇，他们以为中国军队全都争先恐后地逃跑了，万万没想到还有一个399团一千多官兵还未走，这几十人正好被399团“包了饺子”。张敬俊下令杀了这些鬼子不算，还把几十颗血糊糊的脑袋砍下来挂在城楼上。

这样的做法对日军来说无疑是极具震撼力的，日本人迷信，认为头被砍掉了，魂就投不了胎了。日军恼羞成怒，集中军力对天镇展开了疯狂的报复性进攻，先派飞机对天镇城垣进行猛烈轰炸，然后在重炮和毒气弹的掩护下，派坦克和装甲车轮番冲击。几番冲击均被守军击退。

当时，紧靠北城门居住的侯存祥和老乡们都藏在“避弹洞”（驻军指导老百姓挖的防空设施）里，探出头就能看见“贴着膏药”的日本飞机在扔炸弹。虽然只剩一团人马孤守，但守军仍然士气高昂。在战斗间隙，城内百姓能清晰地听到有激励士气的歌声从城墙上的驻军阵地传来。

日军连攻三天三夜，每日从晨至晚，不断进攻，阵前遗尸无数。十里边城，烟火遮天蔽日，喊杀声、枪炮声、飞机轰鸣声不断，在日本人的疯狂进攻下，这座小小的城池居然奇迹般的屹立不溃。连北平、天津都没放在眼里的鬼子实在想不通这个道理，无奈之下弃天镇而绕道转攻阳高。早在盘山激战的时候，李服膺就把指挥部撤出了阳高，与指挥部人员一道转入天镇城西的村庄指挥作战，因为阳高实在无险可守，城墙又年久失修，守阳高的是414团白汝庸部，他在与日军经过一天巷战之后，官兵200人战死，为了保存实力，遂撤出阳高。9月11日，阳高失守。日军攻下阳高后，复又掉头回攻天镇。

眼看后路被截，李服膺下令退出天镇。

命令一到，已经杀红了眼的399团将士无不跺足捶胸，不愿弃城后撤。当时仅8岁的侯存祥清楚地记得，驻在他家院内的士兵曾为此失声痛哭。无奈军令如山，11日夜，守军从西门含恨撤出，并将平绥路各桥梁全部炸毁。12日，天镇陷落，晋北屏障顿失。

日军没能重创或者全歼399团，就把怒气撒在尚未撤走的中国老百姓身上，烧杀强奸，无恶不作，造成了2300多人被残杀的天镇惨案。此事披露后全国舆论哗然，据说还惊动了南京的蒋介石，此事也给李服膺后来被杀埋下了伏笔。

61军在向雁门关撤退途中，一路上怨声载道。有的悲，“大同形如空城，哪里有会战的迹象。我军这次无谓牺牲，千把兄弟的命算是白送了。”有的恨，“把咱们孤零零地搁在那里，既无坚强工事，又无接应的援军，两次盲目限令，最后置之不理。这样指挥抗战，牺牲部队，真是儿戏。”还有的骂，“叫咱做国防工事，又不给材料工具，就知道克扣工资津贴。奶奶个熊，这明明是拿咱们当肉弹顶铁弹哩。”

甚至有高级军官建议，由于这次无谓牺牲，损失过重，即使撤回雁门，也战守无力。不如利用在这一带十数年人地熟悉的条件，采取分头游击的方式，先行就地整补，再定以后行动，这样，对全局战况也有好处。

李服膺说，“这样做，怕让人误会。咱不做阎先生不放心的事，不做对不起他的事。”

平心而论，这一仗打得确实窝囊，伤亡惨重，对不起跟了自己多年的弟兄。既无援军帮助坚守，又没组织起会战，不知道做了个甚。而且最后还是没接到撤退的命令就垮了下来，总是有点不安。不过，两次限令守6天，咱顶了11天，也算对得起阎长官了。有电报为证，谅他也无话可说。

李服膺的想法跟后来历史的发展本来应该是吻合的，只是意外地在某些关节点出了岔子。首先是雁北国土沦丧引起了国内舆论哗然，有记者报道说，抗战伊始，盘山、天镇、大同、丰镇、兴和、集宁等地的国防永久工事，尚未竣工，南京参谋本部城塞组拨给太原绥靖公署的国防工事费，真正发下去的不多。言外之意，这一大笔经费是落入了阎锡山的私囊。为平息媒体的攻势，阎锡山只好电令李服膺来雁门关岭口行营开军长会议，人一到就先拘捕关押起来，视情况再作处理。

正当李服膺率部撤退到广灵以西地区，经应县向雁门关撤退途中，忽然接到阎锡山召开军长会议的电令。李服膺以为是开作战检讨会，正好他也想向阎锡山说明情况，日军在天镇搞屠杀，全国震惊之余也在责怪负责守卫的61军，不战而逃的说法更强加于61军的头上。李服膺根本就没想到他此去一去不复返。他李服膺是谁啊？他在晋绥军人缘极好，连傅作义、王靖国、赵承绶、郭宗汾这帮大将军都得叫他一声大哥呢，况且他已经按阎锡山两次电令要他守6天，他已经死打烂缠地顶了11天才退下来，还能把他怎么样啊？于是，他骑上战马，带着少数随从，起身去太和岭口报到。

李服膺到达太和岭口行营后立即被捕，在太原被交付军法审判。

据庞小侠回忆，1937年10月8日夜里11点左右，阎锡山在现在的山西省人民政府当时的太原绥靖公署里端坐大堂之上，亲自审讯李服膺，两边分别是宪兵司令张达三，原绥远公署副官长李德懋，审判官谢濂，军法官张克忍以及十余名陪审官，还有李服膺的义父，山西省主席赵戴文。大堂外，宪兵警卫林立；大堂内，公案上点着6支蜡烛，气象森严。

李服膺由宪兵押进来后，阎锡山全副戎装，慢步地走到主审官的座前坐下，与向他鞠躬行礼的李服膺对望了一下，随便摸了摸桌上的案卷，对着李服膺厉声喝道，“你无故放弃阵地，罪该处死！你应该知道军法森严，不得玩忽。”

李服膺正待为自己辩护，阎锡山站了起来，眼角淌下泪水说道，“从你当排长起，一直升到连长、营长、师长、军长，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但是你却对不起我。第一，你做的国防工事不好。第二，叫你死守天镇、阳高，你却退了下来。”

说到这里，李服膺一脸不服地说，“我有你的电报！”

阎锡山一拍桌子喝道，“你胡说！”稍微停顿一下，阎锡山擦了擦眼睛，又说，“慕颜，今天惩办你，我也很伤心，但我不能以私害公。至于你的家，你的孩子，有我接济，你不要顾虑！……你还有什么话，可以跟竹溪（谢濂的字）说说。”

提到家，想到老婆孩子，李服膺哭了，无语。

阎锡山向周围点了一下头，走了。

李服膺明白，生的希望完全破灭了。他把帽子摘下来，重重地往地上一摔：“那就动手吧，那还等甚哩！”

阎锡山走后，警卫营的人就带着绳子去捆。谢濂喝住了，说那只是个样子，于是没有捆，只把绳子搭在脖子上。

张达三低声问李服膺：“有对家里说的话没有？”

后者摇了摇头，没说话。

审判官念了预先写好的判决书，随后，这位早已被革职的军长就被押向汽车。李服膺迈开大步往前走，居然像是去视察部队。

张达三说，“慕颜，你不要着急。”

汽车向大教场开去。

庞小侠后来回忆说：“我是值日官，没有去。枪毙李服膺的人是警卫营的连长康增。他回来说，下汽车以后，张达三和李服膺往前走，没走到放棺材的地方，张达三往旁边让了让，我就用山西造的大眼盒子，一枪收拾了他。时间是阎锡山从太和岭口回来以后没有几天。”

李服膺死后，中国各大报纸无不称阎锡山是“挥泪斩马谡”大加吹捧一番。阎锡山反而扭转了开战后舆论对其负面报道不利的局面。

就在李被枪毙两个多月后，李服膺的同窗好友唐生智镇守南京，守不住，他也溜了，在南京未及撤走的数十万难民和俘虏遭到了日军野蛮的屠杀和**，遇难人数是“天镇惨案”的百倍以上。可唐生智只是撤了职，比李服膺要幸运多了。

李服膺被杀后，曾遭到不知内情的人们痛斥，但却堵不住知情人的嘴巴。时为第二战区参谋长的楚溪春气愤地抱不平，他说：“慕颜死得太冤枉了，这件事是不得人心的。”

当阎锡山抓捕了李服膺后又要去抓捕在盘山战斗中死里逃生的400团团长李生润时，200旅旅长刘覃馥气愤不已，冒险掩护李生润逃走，并把李团长留下的“盘山战役”和“阵前日记”收藏起来，准备到国民党中央控告。

61军213旅旅长杨维垣，从天镇撤下来辗转到太原驻防时，不顾阎锡山的忌讳，亲率全旅官兵佐属乘坐军用卡车到李服膺墓地献花祭奠。

11月8日太原沦陷前，阎锡山早已逃到临汾。阎锡山令晋绥军文宣队排演话剧《枪毙李服膺》以继续蒙蔽天下，威慑官兵。一次在陈长捷部（61军全体残存官兵编入陈部）演出此剧时，李服膺部下一名叫倪保田的排长跳上戏台，脱下军装指着身上的伤疤高喊：“说老子们不抗战，这身上四五处刀伤枪疤是怎么来的？莫非是狗咬的？”当他讲到他们400团冲锋陷阵死伤八九百名官兵时，台下顿时群情激愤，官兵哗然，乱作一团。后来阎锡山怕事态扩大，便下令停演此剧。

李服膺死后，第61军的高级将领深知阎锡山生性诡诈，唯恐遭到暗算，便纷纷逃走。副军长贾学明、军参谋长刘全声、师长李俊功、旅长刘覃馥等都不辞而别，相继脱离晋绥军，投到了蒋介石麾下。